政策支持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江西调查数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西论文,实证论文,农民工论文,政策论文,数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当前，随着沿海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加快，以及中西部发展条件的改善，一部分当年的“打工仔”、“打工妹”又从城市回到农村，出现了返乡创业的新景象，引起了政府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国务院办公厅2008年发出的《关于切实做好当前农民工工作的通知》中就明确要求，地方人民政府要在用地、收费、信息、工商登记、纳税服务等方面，降低创业门槛，给予农民工返乡创业更大的支持。2008年12月28日闭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也重点强调拓展农民工就业创业空间刻不容缓。因此，如何科学引导那些已经在市场经济浪潮中开阔了视野，积累了资金，掌握了生产技术、经营管理经验与一定市场信息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对于协调城乡、区域经济发展，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际上关于政府支持对创业影响的研究成果较多，Fonseca，Paloma & Christopher[1]认为政府制定的各种政策和法律对于创业者的意愿和行为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但不同国家之间存巨大的创业成本差异，在创建企业成本高的国家中，个人成为创业者的意愿就很低。Gompers，Lerner & Scharfstein[2]认为保护投资者和知识产权以及扩大进入机会的规章制度，会对创业意愿产生积极的影响，对债权人权益的保护和执法力度的加强以及金融总体发展水平的提高，也会对创业者的创业意愿产生作用。Klapper，Laeven & Rajan[3]认为官僚主义规章制度抑制了一些欧洲国家企业进入某些行业的意愿。Blanch Flower[4]研究发现，瑞典经过显著降低公司所得税率后，个人创业意愿明显上升，并且实际采取创业行为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几乎翻了一番。Campbell，Holling Sworth & Lindberg[5]指出，公共资本化（如股票认购书的提供、直接贷款、证券担保以及基础设施发展许可等）增加了新企业的创建。Storey & Tether[6]同样认为，培训许可、利率调整、税收减免、贷款担保、基础设施津贴等形式的财政支持政策对企业创建有积极影响。
但国际上对以农民为主体的创业理论及实践研究较少，仅有少数几名学者关注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化进程中农民迁移、教育与创业关系的考查(Borjas G J，1986；Fafchamps & Quisumbing，2003)，如Fafchamps & Quisumbing[7]考察研究了巴基斯坦农村地区之后得出的结论之一是受教育更多的家庭成员更易成为市场竞争的一员（即创业者）。
作为我国特有的现象，农民工创业问题始终与解决“三农”问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国内很多学者对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进行了研究，如刘光明、宋洪远[8]通过回乡创业案例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子女教育、照料老人是诱发外出劳动力回乡创业的主要原因；输出地市场规模的扩大、创业条件的改善、政府的重视、务工收入的下降及风险增加是诱发外出劳动力回乡创业的经济原因。阳立高、廖进中、张文婧[9]等在对湖南省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改革工商登记制度、调整金融制度、实行税费减免、改革土地制度、完善硬件基础设施及提升人文环境等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对策建议。黄建新[10]利用结构化理论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行动进行了解读，认为提供政策支持，尤其是提升创业者自身人力资本是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关键。林斐[11]对安徽省百名“打工”农民回乡创办企业进行的问卷调查发现，农民工返乡创办的企业大多处于企业成长的前期阶段，这些企业在创业和发展过程中仍需要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李含琳[12]从经济学角度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进行了分析，认为创业资金不足、政策支持缺乏、文化素质偏低是农民工返乡创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朱明芬[13]则以浙江杭州为例，实证分析了影响农民创业行为的因素，结果表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家庭人口数、家庭承包耕地面积及农民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创业行为有重要影响。
综上所述，现有国内外研究成果缺乏政策支持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影响的定量考察。为此，本项目以江西为案例区，利用实地调查获取的数据，通过构建模型实证考察政策支持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作用绩效，探讨各项政策的作用大小，并对各项政策的存续价值作出科学判断，为政府制定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的优先次序提供决策参考。
二、数据来源与统计描述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自于课题合作单位国家统计局江西省调查总队于2009年11月至2010年3月期间对江西省返乡农民工进行的抽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返乡农民工所在的区域特征（包括地理位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个体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风险偏好等）、家庭特征（包括家庭人口数、家庭收入、家庭社会资本状况等）、返乡前就业特征、返乡创业政策支持特征、社会经济环境特征及返乡创业状况等方面。
调查问卷的形成过程为：首先把曾在外连续打工1年以上、现已返回家乡的具有农村户口的农民工作为调查对象；然后课题组成员通过研究讨论初步确定调查表的各项调查内容；接着于2009年10月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返乡农民工进行预调查，根据预调查的结果及调查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对调查表的一些调查内容及提问方式进行了适当调整；最后在与江西省调查总队进行讨论后确定最终调查问卷。为了保证调查数据的代表性和科学性，课题组首先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将全省各县（市）分成高、中、低3组，在每组中随机抽取5个县（市）；然后又按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将每个县（市）的乡镇分成高、低2组，在每组中随机抽取4个乡镇；最后在每个乡镇中随机抽取10个返乡农民工样本。这样，共获得了对江西省15个县（市）120个乡镇1 200个返乡农民工的调查问卷，其中有效问卷1 145份，有效率达到了95.4%。
（二）样本特征描述
由表1可知，在被调查的1145位返乡农民工中，选择“不愿意”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占35.4%；而选择“愿意”的农民工占64.6%。认为政府总体支持力度“较大”的农民工占25.9%；认为支持力度“一般”的农民工占54.8%；认为总体支持力度“较小”的农民工占19.2%。在各项支持政策的了解中，知道政府提供创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40.7%；知道政府提供创业项目支持的农民工占37.7%；知道政府提供信息咨询的农民工占46.3%；知道政府设立了创业园区或创业一条街的农民工占24.5%；知道政府提供税收减免的农民工占51.2%；知道政府提供用地优惠的农民工占36.4%；知道政府简化工商登记手续的农民工占49.6%；知道政府提供创业信贷扶持的农民工占51.2%。农民工年龄主要集中在30～39岁，占44.0%。农民工平均文化程度比一般农户高，初中和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合计占90.9%。男性农民工占绝大多数，为88.2%；已婚农民工占88.4%。返乡前务工月平均收入在1200元以下的农民工占31.4%；在1200～1800元的占34.2%；而在2500元以上的占14.3%。风险偏好为冒险型的农民工占20.7%。家庭人均纯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农民工占37.6%；而在6500元以上的农民工占28.5%。具有从事资格证书的农民工不多，只占16.1%。有亲戚担任村干部或公务员的农民工不多，只占14.5%。
三、政策支持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影响的方差分析
由于本文的政策支持变量和控制变量都是定类变量和定序变量，因此可利用方差分析(ANOVA)来初步判断各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结果表明（表2），在政策支持变量中，“总政策支持力度”、“是否提供创业技能培训”、“是否提供创业项目支持”、“是否提供信息咨询”、“是否设立了创业园区或创业一条街”、“是否提供税收减免”、“是否提供用地优惠”、“是否简化工商登记手续”和“是否提供创业信贷扶持”等政策支持变量都与“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这表明政府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支持力度越大，出台各种支持政策越多，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就越强，同时说明政府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给予政策支持的必要性。
在控制变量中，“农民工年龄为40～49岁”和“农民工为初中文化程度”2个变量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与“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无相关关系。而“农民工年龄为30～39岁”、“农民工年龄为50岁及以上”、“农民工性别”、“农民工婚姻状况”、“农民工为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农民工返乡前最近一份工作的月薪”、“农民工是否有从业资格证”、“农民工风险态度”、“家庭人均纯收入”和“是否有亲戚担任村干部或公务员”等变量都通过了方差分析的F检验，说明这些变量与“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四、政策支持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影响的经济计量分析
（一）模型构建
前面利用方差分析(ANOVA)来初步判断政策支持与农民工返乡创业之间的关系，通过方差分析得出的结论虽然明显，但笔者不能肯定前者对后者的影响的确存在，要肯定这种影响必须采用系统、科学的计量经济模型来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除了政策支持影响以外，根据前面的分析结果，造成不同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差异的因素还可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农民工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社会资本状况。
为了在控制农民工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及社会资本等条件下研究政策支持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本文构建了两个包含这些控制变量的回归分析模型：
（三）模型结果
运用SPSS17.0软件对研究区1145个样本进行二元Logistic模型处理，为了检验“总政策支持力度”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影响，首先在模型中只引入“总政策支持力度”变量和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其结果表4中模型1；其次为了分别考察各项具体的支持政策的影响，在模型中分别引入各项支持政策变量和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其结果见表4中模型2～9；最后，为了考察各项支持政策的综合影响，在模型中把各项支持政策变量和控制变量全部纳入模型进行回归，结果见表4中模型10。
1.政策支持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从表4中模型1可知，“总政策支持力度”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总政策支持力度”越大，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更强，与前面的预期一致，也和国内外大部分学者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从表4中模型2～9可知，各项支持政策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是否提供创业技能培训”、“是否提供创业项目支持”、“是否提供信息咨询”、“是否设立了创业园区或创业一条街”、“是否提供税收减免”、“是否提供用地优惠”、“是否简化工商登记手续”和“是否提供创业信贷扶持”等支持政策都能显著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意愿，但当这些政策变量都统一纳入模型中进行回归时（模型10），即各项政策综合发生作用时，发现只有“是否提供创业技能培训”、“是否提供税收减免”和“是否提供创业信贷扶持”等3项支持政策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有显著影响。这给我们的启示是：政府在制定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各项政策时，不能孤立地考察各项支持政策的作用，而要综合考察各项政策的作用绩效大小及政策供给优先次序，其中要优先为农民工制定“提供创业技能培训”、“提供税收减免”和“提供创业信贷扶持”等政策。这一结果与我们调查的实际情况基本一致，比如：当问及农民工在返乡创业过程中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时，分别有48.6%和41.1%的农民工把“缺乏创业资金”作为第一和第二选择项；当问及农民工在返乡创业过程中最需要什么支持政策时，有63.7%的农民工把“提供创业技能培训”作为第一选择。因此，政府为农民工提供创业技能培训和创业信贷扶持能显著提高农民工的返乡创业意愿，而提供税收减免能为农民工创业带来实实在在的直接效应，这与国内外许多学者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上述显著政策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号只是反映了各项政策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影响方向，其回归系数的大小并没有直接的含义。为了进一步确定各项支持政策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影响程度，还需要计算各扶持政策的边际效应。对于Logistic模型，计算第i项支持政策的边际效应的公式为：
式中：
为第i项支持政策的回归系数。从式(5)可以看出，任何一项支持政策的边际效应同样取决于所有自变量的取值情况，在对X取值的处理上，均以其平均值代入。对于连续型自变量，其边际效应可以根据式(5)计算；对于离散型自变量，则需要直接计算离散型变量取不同值时的预测概率，两者间的预测概率之差即为边际效应。根据此思路，笔者计算了各项支持政策的边际效应，结果表明，总政策支持力度每提高一个档次，农民工愿意返乡创业的概率将增加5%（总政策扶持的边际效应以模型1中的回归系数为基准计算，而各项扶持政策边际效应以模型10中的回归系数为基准计算），提供创业技能培训和提供创业信贷支持都能使农民工愿意返乡创业的概率提高10%，而提供税收减免使农民工愿意返乡创业的概率提高18%。对边际效应结果的分析表明，政府为积极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首先要重点为农民工提供税收减免政策，因为这项作用绩效最大；其次再提供创业技能培训和创业信贷扶持，以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
2.控制变量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1)农民工年龄对其返乡创业的影响存在差异。30～39岁年龄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其系数为正，但40～49岁和50岁以上年龄变量却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年龄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影响存在差异，即30～39岁的农民工愿意返乡创业的概率更大，要比30岁以下的农民工高11%（各个控制变量的边际效应的计算与各项支持政策边际效应的计算思路相同，并且都以模型10中的回归系数为基准计算）；但当年龄超过40岁以后，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不断下降；达到50岁以后，其愿意返乡创业的概率比30岁以下的农民工反而低9.8%。可能原因在于：对于年轻的农民工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其掌握和获取返乡创业资源和技能不断增加，返乡创业意愿更强，但是当年龄达到一定程度时，年长的农民工一方面由于具有相当的技能而能够获得更高的工资，其返乡创业的动力和意愿下降；另一方面，随着农民工年龄的不断增大，其风险偏好不断减弱，趋向保守和稳定，从而不愿返乡创业冒风险，这一观点与Blanchflower and Meyer[14]的观点基本一致。
(2)农民工性别是影响其返乡创业的重要因素。性别变量在模型中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其系数为正，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男性农民工愿意返乡创业的概率更大，比女性高10.4%。主要原因有以下三方面：第一，与男性农民工相比，女性农民工承担了较多照料家庭和孩子的责任，没有更多精力和时间从事创业活动；第二，从融资角度看，相比于男性农民工，女性农民工表面上让人感觉其信用程度相对较低，因而获得银行贷款的难度更大，这不利于其进行创业；第三，男性农民工更容易开展对外联系和交流，创业更容易成功，所以其返乡创业意愿更强，这一观点与Cooper et al[15]和Johannisson[16]的观点基本一致。
(3)农民工婚姻状况对其返乡创业有重要影响。婚姻状况这一变量在模型中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其系数为正，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已婚农民工愿意返乡创业的概率更大，比未婚农民工高15.2%。原因在于：对于一个家庭来讲，个人目标与家庭目标基本一致，都是寻求收益最大化，所以农民工返乡创业决策往往是由家庭成员共同作出的，是家庭成员特别是夫妻通力合作的结果。已婚农民工由于在返乡创业过程中能够得到其配偶在人力资本（例如劳动力资源、知识、技能等）和物质资本（例如资金）上的支持，所以其返乡创业意愿更强，这一研究结果与Borjas[17]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4)文化程度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有重要影响。初中文化程度农民工愿意返乡创业的概率比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民工高2.4%；而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农民工愿意返乡创业的概率则高达10.8%。其主要原因是，农民工文化程度越高，知识功底相对就越厚，见识就越多，认识和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就越强，因而越有可能返乡创业。
(5)外出务工收入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有重要影响。外出务工收入在模型中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其系数为负，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返乡前月工资收入越高，农民工愿意返乡创业的概率越小。外出务工收入每提高一个档次，其愿意返乡创业的概率就降低8.1%，其主要原因在于随着外出务工收入的提高，农民工倾向于选择相对稳定的职业，而不太愿意成为要不断面临不确定因素的创业者。
(6)农民工是否具有从业资格证对其返乡创业有显著正影响。模型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具有从业资格证的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意愿更强，其愿意返乡创业的概率高于没有从业资格证的农民工11.8%。其原因是，具有从业资格证和打工学到了技术的农民工掌握了一定的专业技术本领，更有可能利用自身所掌握的技术，从“能工巧匠”成长为“包工头”或公司法人。
(7)风险态度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有重要影响。风险态度变量在模型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其系数为正，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偏好冒险的农民工愿意返乡创业的概率更大，高于保守或中间型农民工13.6%，与笔者预期一致。而在美国国家创业指导基金会创始者史蒂夫·马诺[18]列出的12种被普遍认为是创业者需要具备的素质中，就包括“冒险”这一项。
(8)家庭人均纯收入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有重要影响。家庭人均纯收入变量在模型中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其系数为正，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家庭人均纯收入越高，农民工愿意返乡创业的概率越大。并且收入每提高一个档次，其愿意返乡创业的概率就增加9.7%，主要原因在于人均纯收入高的家庭有充裕的资金积累，减轻了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资金压力。
(9)是否有亲戚担任村干部或公务员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有重要影响。是否有亲戚担任村干部或公务员这一变量在模型中通过了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其系数为正，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有亲戚担任村干部或公务员的农民工愿意返乡创业的概率更大，比没有亲戚担任村干部或公务员的农民工高7.6%。这是因为，有亲戚担任村干部或公务员，不仅能够为农民工返乡创业及时、准确地提供各种创业信息特别是政策信息，而且能够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例如在信贷支持、税收减免、用地优惠、项目支持及创业技能培训等方面的扶持。此外，亲戚担任村干部或公务员还能为农民工返乡创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例如便于与当地公安、税务、工商等部门打交道，减少其创业的交易成本。
五、简要结论
农民工返乡创业是统筹城乡发展和推进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重要途径。农民工作为返乡创业的微观决策主体，其返乡创业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成为关注的重点。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政策支持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总体来看，政策支持力度越大，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就越强。具体来看，各项支持政策对农民工返乡创业都会起到一定的推进作用，但其作用绩效不一，其中“是否提供创业技能培训”、“是否提供税收减免”和“是否提供创业信贷扶持”等3项扶持政策影响显著。因此，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当考虑各项政策供给的优先次序，即优先提供税收减免、创业技能培训及创业信贷扶持等政策来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是当前的最佳选择。
研究结果还表明，农民工文化程度、家庭人均纯收入、是否具有从业资格证以及是否有亲戚担任村干部或公务员等因素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有显著影响，这说明积极提高农民工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素质、提高家庭收入水平及进一步丰富农民工社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
此外，农民工性别、年龄、婚姻状况、风险偏好、外出务工收入都是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的重要因素。因此，在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过程中，政府还要考虑农民工个体特征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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