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变迁逻辑*
——一项基于劳动贡献率的理论研究
贾玉娇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长春 130012）
摘要： 对于社会保障与经济关系的讨论贯穿于西方民族－国家发展始终，是一项重大的国家议题。对此，不同社会保障理论体系给出不同解释，观点纷繁复杂，但从根本上讲，可以划分为资本主义语境与马克思主义语境。在资本主义语境下，分析了现代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及工作训诫理念的确立，工业化早期与中期劳动力市场的同质化特点，“典型”或“样板”就业与家庭结构日渐突出。在此结构基础上，劳动力维护与实现资本增值是一回事。随着技术革新进程加快，尤其在智能化时代背景下，劳动力市场的“排他性”或“区隔”化日益明显，依据生产贡献率形成新职业分层，工作训诫面临严峻挑战，社会保障与资本积累、增值的矛盾突出。资本主义语境下所提出的社会保障技术参数改革策略，使得西方福利国家具有了适应性特征，但是无法从根本上突破资本主义内在的生产与分配矛盾。因此，破解社会保障与经济关系的当代困境须要回归到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
关键词： 去商品化；劳动力维持；资本积累；劳动力市场
一、对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既有讨论
对社会保障与经济之间关系的讨论不是一个新话题。有时，该话题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如福利制度在经济政策、社会结构与政治结构中的变化。可以说，该话题是西方民族－国家发展进程中的一项重大议题，全面展开始于20世纪中后期的西方福利国家危机，讨论巅峰形成于21世纪初期，以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为发起背景。从目前西方各国的情况看，社会保障与经济之间的关系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了西方社会团结，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后果。那么，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蕴含着何种难以解决的矛盾呢？对此，学者们作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回应，试图解释清楚这一难题。大体上，依据讨论视角，可将学者们的观点划分为以下三种：
（一）经济学视角下的二者关系分析
古典经济学认为，社会保障可能导致福利依赖和降低经济效益；政治经济学则把福利国家的出现、发展、重组、削减与政治和经济的互动联系在一起，揭示社会保障维护某些社会群体的利益，从而维护社会稳定；工业主义逻辑认为福利国家的出现是现代工业经济发展的结果，强调社会保障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变迁所需要的手段，社会保障是服务于经济增长的，经济增长是社会保障发展的前提；权利－资源理论认为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通过政治体系和市场体系的协调得到制衡，从而保证社会福利的目标；新自由主义认为，福利制度特别是与工人就业权益保障有关的政策是经济增长的负担，通向增长和繁荣的道路是以弹性和解除规制铺就的，把收入和就业保障的扩展作为公民权利，就意味着对纯粹市场定律的有意背离；需求－资源供给理论指出，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福利国家时代的社会保障与经济的完美和谐关系变得不可维续，福利制度处于危机之中。面对这一时期的经济衰退，经济学家们形成了三种观点，第一个是“市场扭曲”论，认为福利制度抑制了市场，侵蚀了就业、储蓄和投资的动力。第二个是关注于人口老龄化长期剧变所产生的压力。第三组论断则关注新的全球经济的结果，指出其无情地惩罚了挥霍的政府和无竞争力的经济。
从下表中可以看出,在治疗后两组患者的SF-36评分、FDI评分都有所改善,但研究组患者身体健康以及疼痛情况改善效果更加显著,p<0.05,差异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
（二）政治学视角下的理论回应
此方面研究观点可概括为以下几点：揭示出决定不同社会保障与经济关系模式的深层政治结构与政治联合传统；拷问被经济学者夸大的“全球化”和“老龄化”对福利国家危机所产生的影响，深刻揭露了福利国家危机表象下掩盖的是资本主义政治共识危机，即西方资本主义抑制由经济进步而带来的社会力量发展及政治变革，力图维持传统工作伦理，维护“商品化”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分析福利国家所具有的适应性，通过技术参数改革，协调社会保障与经济之间的矛盾，大多数国家都将干预限于边际性调整，比如延迟津贴指数化、降低收入替代率、以缴费为基础（而不是以收入为基础）计算养老金津贴。
（三）社会学视角下的理论回应
研究指出福利国家社会结构呈现出与福利国家兴盛时代不同的“非标准化”特征，导致原有建制失灵，从而对社会保障与经济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具体说来，工业社会福利制度建立在同质性较强的劳动力市场基础之上，后工业社会劳动力市场的弹性与排他性特征明显；后工业社会的职业周期和生命周期差异变大，传统的由男性负担家计的家庭正在消逝，生育率正在下降，生命历程日益“非标准化”，预示着各种不同类型的需要和期待增多；不断变化的经济条件，比如缓慢的增长和“去工业化”，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极大地影响了社会保障与经济的关系。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老年抚养比迅速提高，按照既定保障规则与补助标准，福利国家维持成本大大提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颁发的2040年发展计划中指出，仅老龄化这一项就会使得医疗卫生保健和养老金支出成倍地或三倍地增长。
（四）对上述理论观点的回应与分析思路
劳动力市场既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基础，也是资本主义剩余价值得以产生的结构性保障。无论是北欧高福利国家，还是欧洲大陆福利国家，抑或是昂格鲁－撒克逊式福利国家，都建立在劳动力市场之上。自19世纪中期欧洲各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形成之后，技术革新成为劳动力市场结构变迁的重要影响因素。为此，本文依据四次工业革命进行历史阶段划分，将社会保障与经济关系的演进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
基于此研究假设，本文形成如下分析思路：以19世纪中期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建立为标志，西方资本主义统治地位全面确立，全面重塑了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关系，劳动力商品化与工作伦理、工作训诫成为描述这一巨变的维度。伴随马克思科学揭示了剩余价值与资本积累机制，并在以此为指导的革命运动的推动下，西方资本主义内部形成了劳动力商品化与去商品化，排他的劳动力市场与工作训诫维持等悖论，成为马克思观点的又一表达，引起广泛关注与讨论。其中，劳动力市场成为分析的焦点。通过理论梳理，可以清晰呈现出一幅劳动力市场由“一体”到“区隔”的变迁图景。围绕于此，社会保障与经济的价值目标开始出现分歧并难以调和。
在工业化早期，伴随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建立，一国范围之内的资本积累达到最大化，虽然这一时期尚未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但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趋势中蕴含着劳动力维持的内在诉求。在工业化中期，西方国家纷纷建立起福利国家，将工作伦理作为社会健康度量标准和规范性权利，实现了福利和工作的完美结合，社会保障与资本增值和谐统一。到了后工业化时期，社会保障与经济关系趋于紧张。曾经得到完美处理的劳动力市场的“排除”与“包容”问题，开始变得十分棘手。埃斯平－安德森指出，机能糟糕的劳动力市场对现有的社会方案造成了过重的负荷。原因在于出现了新的工作风险，即妇女、老年人、低劳动技能人群，青年人成为失业人群，他们已经难以进入由资本增值主导的劳动力市场中，尤其在技术飞快进步的背景下，一些岗位被机器、智能化设施所取代。在这一时期中，劳动力市场呈现出鲜明的“区隔”特征，即生产贡献率高的职业居于顶层，进入其中的少数劳动者成为社会精英，成为社会保障体制内的人；生产贡献率低的职业居于底层，进入其中的劳动者成为社会底层，成为资本试图推出社会保障体制的人。对这部分事实失业者或生产贡献率低者的不同价值立场和态度成为社会保障与经济矛盾的聚焦点。经济领域中的核心价值立场是维持工作训诫，惩治懒人，放松工资管制，采取低工资策略，将这部分失业者重新拉回劳动力市场或维持低生产贡献率的工作；社会保障的核心价值立场是忽略这些人对资本增值的贡献率，确保他们享有社会保障待遇。这导致有工作的穷人在主观上倾向于接受社会救助资源，而不愿从事低工资工作，从而形成贫困陷阱，这表明以美英为代表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失效，未能有效解决由劳动力市场变革而引发的问题。
《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提出“以硬件为中心”转变到“以解决实际问题应用和促进人的发展为核心”，“通过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共建共享、信息技术与教育全面深度融合、促进教育教学和管理创新，助力破解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难点问题”。“微课”作为信息技术与学科整合过程中产生的新型教学模式，利用其“短、小、精、悍”等特色，成为课堂教学的一种有效补充形式，已经在部分学校中使用并得到教师和学生的认可。
本文考察不同工业化阶段里的劳动力市场结构变迁，据此阐释社会保障与经济关系变迁，进而揭示出社会保障变迁的资本主义经济内生的必然性。同时，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生命力，回归马克思主义，成为未来人类社会的必然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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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劳动力市场变迁视角下社会保障与经济关系的历史分析
与上述研究不同，本研究的前提假设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源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生诉求。一般说来，社会力量及其对现代国家所形成的政治压力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产生的显性力量。然而，作为在19世纪中期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进而全面实现劳动者“商品化”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并不是被动接受社会保障制度介入，而是在经过近30年的全面的实践探索后，对其运行弊端进行的一次主动性回应。这一隐蔽的推动力量通常被淹没在显性力量之中。基于此假设，探讨经济发展的内生诉求与社会保障关系变迁，从而揭示出变迁的历史轨迹和发展动向，回应现代福利国家危机。
（一）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社会保障与经济
这一时期从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中期，以蒸汽机的发明为标志，开启了人类社会的“机器时代”。工厂替代传统手工作坊，在工业生产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工厂的吸引与圈地运动的共同作用下，大量劳动力脱离土地，到工厂做工成为无产者。随着自由劳动力规模不断扩大，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逐渐形成。与此同时，人的存在状态发生根本改变，集中表现在工作伦理的灌输与劳动力商品化。所谓工作伦理是一项戒律，其内蕴含的前提是人类为获得生存和快乐所必需的事物，必须去做那些被他人认为有价值并值得为此支付报酬的事情，二是除非是为了汲取力量做更多的工作，否则休息是有失尊严的事情。［1] 35在这种伦理下，工作是所有人类的普遍状态，而不工作则是反常的。对于履行工作职责的人群而言，与那些有工作能力却因为种种理由没有工作的他者来分享他们的益处是有失公平的；只有被他者承认其价值的劳动，即可以要求薪水和工资的劳动，可以用来买卖的劳动，才具有工作伦理所认可的道德价值。［1] 37所谓劳动力商品化是指自由人将劳动力出售给资本家，并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消耗其劳动力；作为回报，雇主为其发放工资，使其购买得以再生产劳动力的生活资料。由此可知，工作伦理与劳动力商品化的改造运动都是一场控制与降服的战役。在此形塑下，工作不仅是经济任务，也是一项道德任务，甚至主张任何由工作收入所支持的生活，不论多么悲惨都具有道德的优越性。然而，工作伦理在工业化蓬勃发展时期积极解决了劳动力供应的问题，但是由后文可知，伴随后工业化时代到来，机器替代人成为趋势，大量具有教育水平与劳动技能的人无法实现就业，从而引发空前的工作伦理危机。
菊糖的糖苷键是不能被人体肠道酶消化的，食用菊糖不会影响血糖水平和刺激胰岛素的分泌，因此对于Ⅱ型糖尿病、肥胖和其他血糖疾病来说，是一种重要的功能性食品[20]。此外，菊糖被认为是一种可溶性膳食纤维，通过增加排便次数和粪便量影响肠功能，提高结肠部位对矿物成分（如钙、镁）的吸收，以及促进VB的合成[22-24]，最近有研究发现，菊糖对直肠癌、结肠癌和乳腺癌有预防和抑制作用[25-26]。
由此可知，这一时期劳动力市场区隔化明显。按照罗伯特·瑞克（Robert Reich）的说法，劳动力市场形成 “符号操纵者”，“各个领域与各个层次的教育者”，“受雇于个人服务的专业人士”，以及“常规劳动者”四个分区。其中，所谓常规劳动者，是从事着那些没有“令人生畏力量”的职业的人，具有不稳定性和随时雇佣性。这些常规劳动者往往是低工资穷人或被称作“有工作的穷人”，占劳动者总数的比例不断攀升。受科技进步的影响，高薪职业的容量相比之前出现了明显的减少，因此，面对不断缩编的高薪职业，总会有一定量的劳动者被排除在外。此外，劳动力市场基于不同职业的生产贡献率形成分区。随着生产贡献率低的就业岗位增多，导致生产率整体下降。20世纪70年代以来，主要经济体的生产率一直在下降。在此之前的10年里，欧洲四个最大的经济体法、德、意、英的增长率在2.7%到4.6%之间，但是在接下来的10年里却下降到1.1%到2.7%之间，然后在1989年到1995年又下降到0.4%至1.7%之间。在互联网泡沫破裂后，1996年到2002年的增长率仅为1.4%到2.6%。［6]
劳动力市场的区隔，不仅使社会保障与经济的关系变得紧张，还使得社会保障体系出现解体风险。有迹象表明，若根据福利制度在私人养老金计划或服务方面的情况来看，富有特权的社会阶层正从福利制度中退出。如此说来，要不断改善福利项目，否则从长远来看，可能引发精英人群的流失，破坏福利制度基础的稳定性。
由此产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劳动力储备需求与现实劳动力储备供给的不匹配问题。由于这一时期处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资本家未采取积极有效的劳动力维持策略，而是采取引入外来移民的替代性策略。这一做法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劳动力维持危机所引发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虽然这一时期并未直接揭开社会保障与经济的关系，但是已经蕴有社会保障与经济关系的核心问题，并直接推动社会保障在下一历史阶段中以劳动力维持机制的形式出现。
（二）第二次工业革命与第三次工业革命前期的社会保障与经济
这一历史时期起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60年代，电力和有机化工的发明与应用成为这一时期的标志，再次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能力，制造业的生产技术得到重要改进。
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规模持续扩大，企业间的竞争加剧，那些尚未完成技术革新的企业很快倒闭，掌握了新兴技术的企业迅速发展成为垄断组织，从而为要求实行大规模集中生产的新兴工业，如电力工业、化学工业、石油工业和汽车工业的发展奠定基础。新兴工业的发展，需要形成具有相应生产能力的劳动力，必然要求劳动力质量升级。因此，在这一时期，不仅劳动力总量维持对于资本积累是必要的，劳动力质量维持对资本积累的边际效用开始增大。然而，在面对由劳动生产率提高而产生的劳动力维持问题时，一些国家采取引进外来廉价劳工的做法，试图继续延续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做法，但均以失败告终。为顺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诉求，同时结合其他政治与社会推动因素，以德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创新了劳动力维持制度，发展出与劳动力市场存续紧密关联的社会保险制度，开启了“去商品化”的劳动力维持时代，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劳动力质量与再生产能力。
(2)法律意识不强。目前互联网金融企业大多片面追求业务量，法律意识簿弱和内控制度建设还比较落后，因此会导致操作风险的产生，例如“e租宝”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高校校园网贷平台骗贷。相比传统金融，互联网上的造假成本极低，网贷申请过程中的欺诈难度极低，因此骗贷行为层出不穷，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内外勾结进行骗贷。此外，一些互联网金融理财平台会产生自融行为，自融是指平台实际控制人或关联人利用网贷平台募集资金，将资金用于自身企业的发展，或者投资平台的其他项目。自融行为超出了平台信息中介的属性，是明令禁止的行为。还有部分互联网金融理财平台利用政府监管不到位和投资人风险意识不强，提供虚假评级信息来欺骗投资人。
在经过20世纪前二三十年的失序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面临急迫的重振工业的发展任务。凯恩斯经济思想为其提供发展纲领，一方面创造劳动力市场容量，即通过规制市场，创造充分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扩大劳动力总量，提高劳动力质量，即由公共部门提供具有普遍性的基本社会服务，如教育、医疗、住房、收入保障和个人服务等，增强个体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能力。伴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劳动力市场中的 “典型”、“标准”或“样板”工作和工人家庭结构确立。在“多重因素”作用下，与之相适应并具有维护功能的福利国家体制在20世纪中期普遍确立起来。20世纪40、50年代至60、70年代被誉为“黄金时代”，其特点是各国经济在大规模稳定的制造业基础上相对持续增长，各国政府通过运用广义上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处理国家经济问题，保障充分就业。福利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满足市场不能充分满足的那部分需要——收入中断（退休、失业、疾病、残疾）和收入与需要不相适应的阶段（如对儿童资助）——以及人们普遍认可的应由国家负担的需要（像人们高度评价的服务，比如保健和教育方面）。这一时期福利与效率的最大化，要归结于相关利益团体能够承诺限制工资，以作为对充分就业的回报。因此，一个强大的社会安全网对经济的调整能力，或者更宽泛地说，对于经济增长，并没有较大的负面影响。［2]
福利国家的诞生极大地挑战了已经奉行两个多世纪的工作伦理。一方面，福利国家需要支持工作伦理作为社会健康度量标准和规范的权力；另一方面，由于宣称得体与有尊严的生活是“一种权力”，应当确保政体中的成员人人享有，而不用管他们对共同财富的贡献有多大。因此，福利国家时期的社会保障实现了把生活从“对社会有用的”——只有在就业时才可能存在的生产性贡献中区分出来，损害了工作伦理作为神圣和不受质疑的国家建设前提。由此可知，福利国家本身是一个福利与工作伦理的矛盾体，这使得二者关系成为长期争论的主题。在经过这段时期的共识后，至今都没有一个各方均可接受的解决方法。因此，留下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万一不论什么原因，无工作可做，或是有工作无法承担时，该怎么办？
没有做到拍面稍后仰的动作击球使拍面仰角过大或偏小会导致球飞行太高而飞不远或飞行很平但球不高容易被封杀。练习方法：学生击挂在上方的球时，体会拍面稍向后仰，向前上方击出，尽量将球击高，重复多次，控制好拍形角度。
（三）第三次工业革命后期的社会保障与经济
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各国纷纷寻求新的政策范式，以化解这一矛盾。总的来看，普遍采取“让人们重回工作”的做法，大体呈现出两种推动方案。一是以美、英为代表的国家强调新自由主义，而不是强调就业或经济增长的目标。在这一时期中，广义的货币主义的做法在制定政策中成了独占鳌头的范式。［3]这些国家较为谨慎地采取了放松管制、市场驱动的低工资战略。在放松工资管制的国家，“低工资”现象在无技能、无组织的工人中，以及在年轻的新参加工作的群体中表现尤为严重。在美国，由于缺乏对工资的管制，最低工资下降到仅占平均收入的38%，社会救助金 （对需抚养子女家庭的援助计划）的数值在1989年下降到24%。［4]英国从1979年至1985年，低工资穷人数量从36%上升至41%。［1] 48低工资战略滋生了在低生产力下“劣等工作”中的就业增长，即便是专职的、全年的就业，结果获得的也只能是低于贫困线的收入。［5] 26低工资的劳动力市场承受着双重危险：一方面，它使得更高的收入保护转移，比如社会救助成为必需，同时它也制造了贫困陷阱，因为低工资造成了人们不愿意去从事工作。二是与上述国家不同，北欧国家采取了依靠公共部门实现充分就业的策略，将平等与生产性的社会保障结合起来。随着北欧制造业就业稳定下滑，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减少，再加上斯堪的纳维亚特殊的平均主义工资政策，政府从一开始就明显意识到，要维持充分就业，只有依靠公共部门的服务工作。应当说，20世纪70、80年代，随着斯堪的纳维亚福利国家转向积极的劳动力市场、对社会服务的扩展，以及对性别平等的强调，才出现了真正具有显著特征的北欧——特别是瑞典——模式。
由于在这一时期中，伴随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与应用，各国经济迎来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全面、快速发展的时代。技术动力的更替与产业升级，必然造成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化。给福利国家带来的最大挑战是，技术的变化使得制造业不再能够保持大量稳定的就业，从而影响到半熟练和非熟练工人就业的稳定性，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政治利益。同时，经济全球化推动了更加严峻的竞争，增加了劳动市场的灵活性。社会保障与经济，抑或福利与工作伦理的矛盾凸显出来。
“十三五”期间完成续建城际铁路项目的投资后，还要为“十三五”开工城际铁路项目增加投资。根据规划，“十三五”计划开工的城际铁路项目为9项，其中江苏省建设里程为1 834 km，投资规模合计3 107亿元左右。若参照江苏省“十二五”期间的出资情况，则“十三五”期间新开工项目江苏省方资本金规模约在600亿元左右。
在这一时期，资本家非常清楚资本积累的主题。劳动力是财富唯一的来源，因此生产更多的东西和往生产过程中投入更多的劳动力是一码事，即 “往生产中投入更多的劳动力＝生产更多的东西＝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这一时期中的工业生产形式是与动力机械相结合的体力劳动，这一时期的劳动力市场结构具有覆盖范围最大化的特点，无论男女老少都允许做工。劳动力市场的排他性表现在身体健全者与非健全者之别。随着劳动力市场规模达到最大化，过度使用劳动力导致劳动力储备不足，产生劳动力维持危机。这一危机伴随传统社会所积累的劳动力储备在抵偿低劳动力维持与劳动力损耗差额中逐渐消失殆尽而显现。
（四）第四次工业浪潮下的社会保障与经济
在后工业时代，伴随科技飞速发展，各国开始进入明显的没有就业增长，甚至就业紧缩的经济发展阶段。从减少不熟练工人比重到无技能下降者的失业，劳动力市场接受了严峻的洗礼。具体说来，后工业经济青睐于专业性和技能性的职业，对工作职场中不熟练工人的需求大大减少。由于跨国竞争的规模和激烈程度都有所增长，使得低工资国家能利用他们的比较优势吸引有流动性的工作。同时，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群被劳动力市场排斥的风险加大。与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群相比，前者失业的可能性是后者的2.5倍，长期限于贫困的可能性则是后者的5倍。［7]除此之外，当前过剩劳动力的产生，并不完全是因为劳动力本身品质不佳，而是缺乏需求。1996年《欧洲就业调查》表明，47%的雇员在最近5年的时间里技能水平大大提高，而且实际上没有人技能下降，但是仍旧面临严重的失业危机。造成就业问题如此严重的一个原因是，在强有力的技术发展条件下，资本主义倾向于“使劳动力价格过高而退出工作”。 高工资成本（由于强制性的社会缴费）与刚性规则（如工作期限、昂贵的终止赔偿或者慷慨的社会津贴）相结合，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使得资本家认为对劳动力“再商品化”的付出已经无利可图。
但是，令资本主义纠结的是如何对待被新工业浪潮清除出去的冗余劳动力。由前文分析可知，从上一时期开始，西方各国开始采取就业促进政策，发展出了大量低技能、低工资、“非典型”、非正规的就业岗位，并大力宣扬工作伦理，积极引导人们从事此类工作。社会服务导向战略的兴起为低技能工作岗位发展创造了条件。尤其在以充分就业作为高福利支撑的北欧国家，社会服务工作比例更高。但是，此种就业策略所产生的问题同样对福利国家稳定构成巨大威胁。一方面，非正规就业的增多加深了对税收基础的破坏，另一方面，巨大的公共部门劳动力市场引发了不断上升的税收负担。当生产增长率较高时，这一体制尚能维持，当生产力或私人投资迟缓时，就会出现严重的成本问题。
在这一时期中，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区隔化格局逐渐定型［5] 9，劳动力市场排他性成为最敏感的测量指标。学术界对此有不同表述，如形成“典型性工作”和“非典型工作”，“核心职业阶层”和“边缘劳动大军”，“内部人”和“外部人”等表述。对于前者而言，以男性为主，享受着高工资、尊贵的社会权利以及强大的就业保障；对于后者而言，以女性为主体，他们或者依靠男性家计供养者的工资，或者依靠福利制度的转移支付。［8]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区隔程度的加深，使得劳动力市场无法实现更大的灵活性。“典型性工作”、“核心职业阶层”、“内部”劳动群体深深陷入对终身工作保障的依赖，强化了内部人的刚性，巩固了他们的特权地位，并通过集体组织来抵抗任何有关削弱“标准就业关系”的尝试。同时，劳工阶层变得更加分散和难以组织化。
三、当代劳动力市场区隔下的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矛盾分析
自劳动力市场形成以来，区隔、排斥与分层始终存在。由前文分析可知，大体经历了身体、劳动技能、教育水平、年龄、性别与生产贡献率的区分历程。在当代，伴随技术发展与经济结构变化的加快，劳动力市场的区隔化特征鲜明，极大地挑战了建立在就业岗位高度同质化基础之上的传统福利国家体制。这一时期以职业的生产贡献率作为区隔劳动力市场的因素，在劳动力市场区隔化变迁的惯性下，呈现出身体、劳动技能、受教育水平、年龄、性别与生产贡献率相重叠的特征。职业的生产贡献率伴随工业和服务业的内部结构变化而变化。1931年霍夫曼在《工业化的阶段和类型》一书中指出，在工业化第一阶段，消费资料工业的生产在制造业中占主导地位，资本资料工业生产不发达；第二阶段，资本资料工业的发展速度比消费资料工业快，但在规模上仍比消费资料工业小得多；第三阶段，消费资料工业和资本资料工业的规模大体相当；第四阶段，资本资料工业的规模超过了消费资料工业的规模。其中，重化工业内部的结构变化过程为，从以原材料和基础工业为主逐步升级到以高加工度和技术密集为主；服务业内部的结构变化为，传统服务业（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和交通运输仓储业）占服务业的比例呈现下降趋势，邮政通讯、金融保险与社会和私人服务行业占服务业的比例则比较稳定，房地产服务业的比例呈现上升趋势。在此转变过程中，经济增长率大幅下滑。
依据劳动生产率及其产生的生产或资本积累贡献率的高低形成职业分层，与此相对应，劳动力市场呈现分化区隔的结构特征（见下图）。
图1 劳动力市场区隔图
由图1可知，掌握核心劳动技能的高薪职业人员与掌握需求性劳动技能的中等收入从业人员，处于传统的福利大厦之中，那些新出现的、劳动形式具有“弹性特征”的低工资从业人员则处在低工资与基于家计和资产调查的社会援助的夹缝之间，成为最大利益受损者。从发展趋向上看，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不断削减失业和残疾人津贴，以及采取将养老保险待遇与积极工作相挂钩的严苛措施，诱使贫困者对低工资工作感兴趣，从而使低收入职业从业人员规模持续扩大。那么低收入工作的人群是否可以经过再培训上升到高收入区域呢？这显然是一个悖论，因为现代经济增长和就业率的提高是南辕北辙的，换言之，技术进步以替代和消除劳动力来衡量。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英美对接受救济者的谴责，并将贫困完全归因于内在原因是矛盾且荒谬的。
掌握核心与需求性劳动技能的劳工阶层在社会生活中担当一种角色，对社会做出了有用的贡献，因而也期待得到相应的补偿；下层阶层的人们处于流动的状态，每个位置都是暂时的，原则是服从与变更。他们站在或被置于发展阶梯的底部，期待着向上攀爬；底层阶层，这一阶层中的人们处于劳动力市场之外，没有机会也没有需要被重新认可，人们没有角色，对其他人的生活没有什么有用的贡献。这明显降低了对“去商品化”劳动力维持制度继续发展的需求，即当劳动力不再是财富的唯一来源时，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降低，从而大大降低发展“去商品化”劳动力维持制度的积极性，甚至认为不断扩大的社会福利破坏了社会公平。因此，社会保障与经济对立关系背后的问题是，对生产／资本积累贡献率低甚至没有的人群的权力排斥。力图维持“工作伦理”的低工资策略非但不能解决问题，还会加剧社会分裂。从社会保障与经济之间的矛盾来看，是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体现，再次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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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C91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862X（2019）03-0141-007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www．jhlt．net．cn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东亚乡村振兴的社会政策比较研究”（18ZDA119）
作者简介： 贾玉娇（1982—），女，吉林四平人，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
（责任编辑 焦德武）
标签：去商品化论文; 劳动力维持论文; 资本积累论文; 劳动力市场论文;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