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机械时代”的回应——《奥尔顿#183;洛克》浅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洛克论文,奥尔论文,时代论文,机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英国作家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1819—1875)的小说《奥尔顿·洛克》(Alton Locke，1850)在我国一直受到冷落，但是西方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兴趣却一直有增无减。路易斯·卡扎米安(Louis Cazamian)和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就曾经把《奥尔顿·洛克》分别视为“社会小说”和“工业小说”的主要代表作之一。(注：分别参见Louis Cazamian,The Social Novel in England 1830—1850(London and Bost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3)和Raymond Williams,Culture and Society(London:Chatto & Windus,1959)。)20世纪70年代以后，凯瑟琳·加拉格尔(Catherine Gallagher)、帕特里克·布兰特林格(Patrick Brantlinger)和萝丝玛丽·博登海默(Rosmarie Bodenheimer)等研究者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卡扎米安和威廉斯的观点，但都逐渐把研究重心移向了《奥尔顿·洛克》的语言和叙事结构层面。进入21世纪以后，蒙克(Richard Menke)和戈特利布(Evan M.Gottlieb)分别把“文化资本”(Cutural Capital)和“文化语言”(the language of culture)等概念引入了小说的研究。蒙克提出，洛克在成为诗人的过程中所积累的文化资本(一种知识形式)决定了他必然“损害自己的政治立场”(Menke 92)。(注：本文所引英文译文均由笔者自译。)言下之意，成了诗人的洛克不可能在真正意义上对操纵“文化生产场”(the sphere of cultural production)的统治阶级构成威胁。戈特利布说得更为直接：金斯利写作的真正动机是“为中产阶级的统治寻找理由”(Gottlieb 55)，并且“向中产阶级读者提供安慰，提醒他们不用害怕”(63)。
蒙克和戈特利布的观点对金斯利公允吗?《奥尔顿·洛克》对21世纪的人类社会究竟有哪些启示?本文将在这些方面试作回答。
一
我们可以先从作者金斯利的个人成长经历和生活的时代入手来回答这些问题。根据传记的记载，金斯利一贯疾恶如仇、爱憎分明。由于他的父亲担任克拉夫利(Clovelley)教区长的缘故，金斯利从小有机会亲身感受贫民区的种种苦难，目睹工业革命带来的种种弊端。如卡扎米安所说，“在克拉夫利的经历决定了他的社会思想的主要特征”(Cazamian 242)。1844年，金斯利跟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的创始人莫里斯(Frederick Denison Maurice)结成莫逆之交，并积极投身于体现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的各种公共事业。下面这段话简明而独特地反映了他的社会观、宗教观、伦理观和审美观：“一个人在遇见丑恶现象时应该立即予以抨击，否则我决不相信他对善和美有着真诚的爱。因此，你们必须把我看成一个在上帝指引下驱逐社会弊端的人，一个对弊端穷追不舍的人——弊端不除……国难未已，我心不甘”(qtd.in Fanny Kingsley 121)。很难想象，金斯利会像蒙克和戈特利布所说的那样，用转弯抹角的方法去为残酷压迫工人的统治阶级寻找理由或安慰。
根据科勒姆斯(Brenda Colloms)所作的传记记载，金斯利在创作《奥尔顿·洛克》时“心中充满着怒火，一心想要教育世人……即把富有思想的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工人们所遭受的种种不公正待遇上来”(Colloms 112)。需要指出的是，金斯利并非简单地想要通过自己的小说来发泄心中的愤懑，而是要引起人们对工业革命浪潮下社会不公正现象的深层次思考。当时英国的社会问题已经到了极其尖锐的地步。工业革命为少数幸运儿创造了空前的财富，可是给广大平民带去的却是饥饿、贫困、疾病和死亡。狄思累利(Benjamin Disraeli，1904—1881)就曾经用“两个民族”来形容过当时两极分化的严重性。(注：详见Benjamin Disraeli,Sybil or The Two Nations(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65—66。)金斯利关心这些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忽视卡莱尔对他的影响。他的小说《奥尔顿·洛克》的副标题是“裁缝和诗人”(Tailor and Poet)，而且主人公洛克的“裁缝”身份也影响了整个故事的进展。这实际上是呼应了卡莱尔的名著《旧衣新裁》(Sartor Resartus，1833)。后者既以衣衫讽喻 历史——人类的历史就像不同服装互相更替的历史，又以衣衫暗指人类在工业化进程中所付出的精神代价，即灵魂的丧失——“世界成了一个巨大的、毫无生气的、深不可测的蒸汽机，在那儿滚滚向前……”(Carlyle 127)“假如我们需要用单个形容词来概括我们这一时代的话，我们没法把它称为‘英雄的时代’或‘虔诚的时代’，也没法把它称为‘哲思的时代’或‘道德的时代’，而只能首先称它为‘机械的时代’”(qtd.in Williams 72)。跟卡莱尔一样，金斯利也把机械化了的精神世界看成人类最可怕的危险。
金斯利生活在这样一个“简化”的时代：社会的福音简化成了“竞争的福音”，复杂的人性简化成了单一的私利性质，活生生的人简化成了可以随时拆散或组合的经济单位，道德秩序简化成了一套套干瘪的公式和“规律”，逻辑、算计、头脑的冷静和理论的清晰成了压倒一切的信条和标准，而情感、想象和理想却被放逐。这就是卡莱尔所说的“机械时代”。
二
金斯利的《奥尔顿·洛克》就是对“机械时代”的回应。前文已述及，该书的副标题“裁缝和诗人”起到了最主要的点题作用。卡莱尔和金斯利笔下的“衣服”和“裁缝”意象都包含了对精神信仰的关注——为了功利目的，由理性主义者裁剪、编织起来的世界充其量只是一层华丽的“外衣”，终究会露出灵魂丧失后的破绽和丑陋。
小说以风起云涌的宪章运动为背景。不过，金斯利在书中曾经通过主人公洛克之口明确地点明了自己写作的首要宗旨：“本书是我的思想情感成长史”(Charles Kingsley 74)。确实，《奥尔顿·洛克》在很多方面都称得上一部典型的“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
小说主人公洛克出生在贫穷的伦敦东区。以小本生意为生的父亲在他尚不记事的时候就不幸去世，母亲含辛茹苦地把他和妹妹苏珊拉扯成人。真正使洛克走上心灵探索之路的是他去一家裁缝店当学徒之后的经历。裁缝作坊可以被看作维多利亚工业社会的一个缩影：微薄的收入、恶劣的工作环境、高强度的劳作经常使工人们遭受疾病乃至死亡的侵袭。就是在这里，洛克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在人们为自己的基本生存而焦虑的时候，他最感不安的是自己“失去了方向盘”(Charles Kingsley 27)，最渴望的是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所幸的是，他遇到了爱尔兰书商麦凯。在麦凯的指导下，洛克如饥似渴地阅读维吉尔和弥尔顿等人的诗作，奠定了他日后从事诗歌创作的基础。更重要的是，麦凯还以自己对穷人的深切同情影响着洛克。他亲自带着洛克深入贫民窟体验生活，还教育他要从穷苦人的生活中汲取“诗歌的要素”(Charles Kingsley 100)。可以说，麦凯是洛克在精神探索之路上的一位启蒙老师。
洛克的另一位启蒙老师是克罗思韦特。他是宪章运动的领袖人物，在他的影响下，洛克投身了宪章运动。西方一些评论文章简单地把克罗思韦特说成是引诱洛克变成激进分子的“教唆犯”，其实他跟洛克一样，都是更致力于精神上的探索。克罗思韦特从一开始便看出了有上帝指引的改革和离开上帝指引的改革之间的区别。他告诉洛克只有“上帝不分地位和等级”，而且出身低微的人依照上帝的指引才能够变成“托马斯·卡莱尔所说的未经官方认可的英雄”(Charles Kingsley 116)。
事实上，金斯利通过克罗思韦特和洛克等人物之口传达了这样一个观点：社会改革必须服务于宗教目的。在这一点上，金斯利其实跟纽曼(John Henry Newman，1801—1890)十分相像。陆建德博士下面这段有关纽曼的评价也适用于金斯利：“……但善行必须服务于宗教的目的……匆匆投入社会改革，对精神上的痼疾和一整套值得怀疑的价值观念不闻不问，甚至姑息纵容，有可能舍本逐末，把‘民主’、‘自由’和‘生活水平’等手段等同为目的”(59)。洛克在后来的反省中，也意识到自己跟其他许多参加宪章运动的工人“错把手段当成了目的”(Charles Kingsley 118)。
离开了崇高的目的，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必然流于机械。金斯利对“机械时代”的回应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最具特色的是他从“自由”的意义入手，探赜索隐，揭示了自由外衣掩盖下高尚灵魂的缺席。这也是本文下一节讨论的重点。
三
自由的精神叩响了主人公洛克的心灵，这使《奥尔顿·洛克》也成为对自由之门的一次叩问。
诚然，从社会和政治纬度看，小说首先展现的是维多利亚社会中以洛克为代表的工人阶级争取基本生存权利和自由的斗争史。在洛克生活的时代，广大工人确实获得了“自由”，然而他们只是变成了可以自由交换、可以随时拆散或组合的经济单位。他们有了出卖劳动力或身体的自由，但是却没有丰衣足食的自由。正因为如此，洛克等人积极参加了宪章运动。他们争取的是丰衣足食的自由，以及由代议制所象征的政治自由。
然而，金斯利把这部小说界定为一部“精神成长史”，这赋予《奥尔顿·洛克》这部小说更高的价值——叩问自由的深层含义。小说始终环绕着一个核心问题：什么是自由?
小说主人公洛克在投身于宪章运动的同时，也开始了对社会改革的意义的思考。在反思中，洛克确立了这样的认识：“我所需要的与其说是外部环境的改革，不如说是内心的改革”(119)。可以说，洛克生活在一个追求外部自由的年代。当时英国的两个主要政党——辉格党和托利党，所提倡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都着眼于用外部体制或程序来确保所谓的自由。仅就公正性而论，以洛克等人为代表的宪章运动所追求的自由跟当时的两大政党以及大大小小的资本家们所追求的自由有着天壤之别，但是两者之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以外部的自由形式为特征。不过，洛克对这样的“自由”却是感到迷惘和痛苦。他逐渐认识到当时漫天飞舞的美好词语——如“自由普选权”、“自由贸易”和“新闻竞争”等——并不能给他这样的贫苦工人带来多少自由，相反还给他带来了切肤之痛。
正是为了反抗这种“自由”带来的不自由，洛克义无返顾地加入了工友们的行列，成为宪章运动中的一名积极分子。在这一过程中，他经受的最大考验是他出版诗集前面临的选择：他本来写诗是为了展现工人们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并抨击统治阶级的罪行，但是为了发表这些诗歌，他不得不同意出版商对这些诗歌进行“政治阉割”的要求。蒙克等人据此把整部小说看成金斯利对统治阶级的投降或安慰。这一观点忽视了小说中一个重复出现的细节，即洛克做出妥协后一直痛苦万分。事实上，他一直都为自己不能用诗歌仗义执言而深感内疚。他后来卷入反抗统治阶级的暴力行动也是因为他想弥补自己的歉疚之情。
《奥尔顿·洛克》的重要价值在于它挣脱了当时居主流地位的，痴迷于各种量化标准的，以外部体制的改动为旨归的思维模式。金斯利不是像蒙克等人声称的那样，要消除统治阶级对工人们争取自由的斗争的顾虑，而是提出了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工人们讨还自由以后怎么办?与此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究竟什么是自由?
金斯利在一篇题为“教会给劳动者的告诫”的文章中区分了两种“自由”：“有两种自由——一种是假的自由，即一个人可以自由地做他喜欢做的事情；另一种是真的自由，即一个人可以自由地做他应该做的事情”(qtd.in Hughes xxxiii)。金斯利此处强调的是一种悖论，或者说是一种更高境界的自由：这种自由首先意味着服从。换言之，自由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自由必须服务与一种更高的目的。陆建德博士在评论柯勒律治以及维多利亚时期思想家纽曼、卡莱尔、罗斯、阿诺德、佩特和乔治·艾略特等人时曾经指出，这些杰出人物都以“道德良心的律令”和“道德的兴味”为不容置疑的最终标准。(注：参见陆建德：《破碎思想体系的残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5—56。)金斯利所提倡的自由，也正是以服从于这种良心的律令为前提的。
在小说《奥尔顿·洛克》中，更高境界的自由的化身当属麦凯和埃莉诺。前文提到，麦凯和克罗思韦特同为洛克的“启蒙老师”。他俩都希望洛克成为人民事业的捍卫者，但是麦凯采取的方法与克罗思韦特的不同。他对贫苦工人有着深切的同情，但是他没有匆匆投入社会政治改革，其原因是他把道德修炼和心灵的改造放在了更重要的位置。他赞成洛克等人投身于争取自由的正义事业，但是他主张在投身正义事业之前先要看清什么是正义。因此他首先致力于开启人的心智，培育人的心灵。应该说，麦凯的影响为洛克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使洛克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成型的是埃莉诺。在谈到宪章运动时，埃莉诺一再向洛克强调：工人们争取普选权和其他权益的斗争本身无可厚非，但是“你们在争取这些权益之前，应该先使自己无愧于这些权益”(Charles Kingsley 407)。小说的最后一章(第四十一章)以“自由、平等和博爱”为标题。在埃莉诺的劝说下，洛克跟克罗思韦特一起踏上了移民美国的旅程。埃莉诺在为洛克送行时说：“自由、平等和博爱就在这里。先在你自己心中实现它们，然后再设法使它们变为普遍的现实。自由、平等和博爱不是来自外部，不是来自宪章和共和体制，而是来自人的内心”(Charles Kingsley 432—433)。金斯利在这里开出了一帖救世的药方，至于这帖药方究竟有多少利与弊，恐怕与本文的宗旨无关。但他通过《奥尔顿·洛克》这部小说提出了许多人类至今仍然必须面对的问题：自由来自何方?自由以后怎么办?最高境界的自由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