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将“科技#215;劳动”创造使用价值的思想引入新劳动价值论的探索和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论论文,使用价值论文,思想论文,科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社会再也不能忽视现代科技在促进生产力中的伟大作用
著名诺贝尔物理学奖金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在一次演讲中说，20世纪有两大历史性事件：一是科学技术广泛应用于生产，使20世纪生产力比19世纪增加了十倍至几十倍；二是中国的崛起。当然，杨振宁是着重谈中国的崛起对未来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但的确是杨振宁将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放在中国的崛起的前面。
20世纪中叶以来，新古典经济学有一项值得称赞的成就，这就是罗伯特·索洛等人将科学技术引入经济学，他们引入“衡量单位总投入和总产出的生产率指标”，又称为“全要素生产率（TFP）”。经济学就由三要素“土地、劳动和资本”，加上“科学技术”成为四要素，相当成功地解释了不少经济问题。但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学说，却依旧停留在“三要素”的水平。
当代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导致世界已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关键技术是电脑和自动控制机的发明，甚而已出现可用于作战和生产的机器人。
“1974年，在日本通产省的主持下，建成了一座多品种小批量生产的‘无人化工厂’，这个工厂生产的机械产品有50个品种，包括减速器、阀门等，每天工作24小时，其生产能力相当于每天工作8小时的400台机床。这个工厂在直接加工的车间现场作业中，已经实现了无人生产。该厂在全厂控制中心只有一人监视全厂各车间的生产情况。”①
“瑞典也建成了一座年产消毒牛奶1亿升的全自动化牛奶加工厂。在这个工厂里，操纵系统以计算机为基础，计算机根据管理中心的指令，.把信号传送给执行机械。执行机械是由操纵泵、分离机、均质机、过滤器以及运输包装机械组成的自动机器体系。这个工厂的加工车间从开始接收生奶，直到消毒灭菌后包装，已全部实现了现场无人化操作，全厂只有一个调度员负责管理全厂的生产。”②
再举一个例子：“我的孩子是软件工程师，专门从事大型软件的制作。1992年，日本的软件公司请他去交流，然后又请他参观了千叶制铁所，是个轧钢厂。千叶制铁有1.9米的轧机，轧出的钢材最宽可达1.9米。我们国家没有1.9米的轧机，我国武钢最大的轧机也就是1.7米（注：这是1992年。20年前的中国。现在国内已有1.9米的轧机。1.9米和1.7米最大的差别是，汽车用的钢材必须出自1.9米的轧机）。我的孩子参观后，高度吃惊地说，轧钢厂整个一条生产线有一两千米，空空荡荡，看不到人，全是计算机管理。而且，这个千叶制铁所‘三班倒’，连管理人员一共只有80个人！”
“我大吃一惊！生产自动化竟高到这种程度！但怎么可能连仓库管理人员才只有80个人呢？你总得记账算账吧。仓库管理是要把钢铁卖出去的！我的孩子说，他们买卖钢铁是跟计算机打交道。顾客要买20 000吨钢材，计算机会告诉你多少钱。买100 000吨，计算机又告诉你多少钱，越多越便宜。买的时候要从银行转账。只要计算机的记录表示钱收到了，计算机就会自动把门打开。你运钢材的车子就可以开进去，可以开动自动吊车把钢材吊到你的车子里面。如果你买20 000吨钢材，吊够数了，你再想超出，没门儿，计算机就不听你指挥了。大家知道，钢材是烧不掉运不走的，所以仓库管理人员极少。”
“当然，如果中国要跟日本购买100万吨钢材，那就不是和计算机谈判了，要跟经理去谈判。这就是日本自动化、现代化的情况。整个日本工业正在实现改组，将进入后工业时代。什么叫做后工业时代？就是由人员装配的时代到自动化操纵的时代。”③
马克思早就预见，“当工作机不需要人的帮助，就能完成加工原料所必需的一切运动，而只需要人从傍照料时，我们就有了自动的机器体系。”马克思还举出，“现代造纸工厂可以说是生产的连续性和应用自动原理的范例。”④其实，在20世纪30年代旧中国的上海，已开始步入自动化的历程。1940年，我曾经有机会和我的一些兄弟姊妹们参观上海阜丰面粉厂。当时该厂也已几乎全都自动化，参观时直到最后一道工序，才有少数工人操纵机器，“从旁照料”最后完成面粉包装。
据2011年8月1日的《第一财经时报》的报导，“富士康科技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在深圳出席员工联欢晚会时对媒体表示，目前富士康有1万台机器人，明年将达到30万台，三年后机器人的使用规模将达到100万台。未来富士康将增加生产线上的机器人数量，可以完成简单重复的工作，取代工人。”
现代机器人甚而已完全取代“人从旁照料”，已出现完全无人驾驶的“无人飞机”、“无人坦克”、可完全取代士兵的“无人射击手”。已经出现预测，不出10年，将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着无人驾驶能自动避免各种事故的小轿车。
当代数字通信技术的进展是十分惊人的！在电脑以及半导体技术领域，有一个摩尔定律，每18个月电脑的CPU和运转速度上升1倍，亦即其生产成本下降一半！或者说，每三年，单位劳动创造的电脑的性能会扩大4倍，6年会增长16倍。现在中国市场上的手机用量已是世界第一，而电脑技术在各种生产领域中的应用才刚刚开始。所谓“第三次”工业革命，至少还将持续发展30-50年！当代正在发生的能源革命，即“风能＋太阳能＋水能＋智能电网”的可再生能源对传统能源的革命，其核心技术其实是“数据”的传输、处理和控制。
如果人类社会的发展仅仅由“劳动”创造“价值”的话，将难以解释这些即将出现的事实。
在《资本论》在第1卷，马克思曾用“活劳动＋死劳动”创造价值的学说，推导出“劳动创造价值守恒”的定律：“不论劳动生产率如何变化，不论产品和单个商品的价格如何变化，一定长度的工作日总表现为相同的价值产品。”⑤
其实，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已“超前”地做了解释。马克思说，在未来的“更高级的社会形式中，在一定的剩余劳动时间内，社会究竟能生产多少剩余价值，将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又说，“社会的现实财富和社会再生产过程扩大的可能性，并不取决于剩余劳动时间的长短，而是取决于剩余劳动生产率和进行这种剩余劳动的生产条件的优劣程度。”⑥
把马克思这段论述引申一下，我们完全可以认为：经典劳动价值论所讨论的是劳动如何创造（交换）价值。而“新”劳动价值论就还要进一步讨论，“劳动×科技”如何创造社会财富或创造使用价值。在《资本论》里，马克思一直认为，“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⑦
在《资本论》里，马克思有很多有关使用价值量和劳动生产率的关系的论述。
马克思说，“它的价值量可能同时下降。这种对立的运动来源于劳动的二重性。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它事实上只决定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因此，有用劳动成为较富或较贫的产品源泉，与有用劳动的生产力的提高或降低成正比。相反地，生产力的变化本身丝毫也不会影响表现为价值的劳动。既然生产力属于劳动的具体有用形式，它自然不再能同抽去了具体有用形式的劳动有关。因此，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但它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使用价值量是不同的：生产力提高时就多些，生产力降低时就少些。因此，那种能提高劳动成效从而增加劳动所提供的使用价值量的生产力变化，如果会缩减生产这个使用价值量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的总和，就会减少这个增大了的总量的价值量。反之亦然。”⑧
马克思又说，“如果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不变，商品价值量也就不变。”“但是，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每一变动而变动。”“总之，劳动生产力越高，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凝结在该物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小，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小。相反地，劳动生产力越低，生产一种物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多，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大。可见商品的价值是与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与这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⑨
马克思还举出一些事实：“如果生产一件上衣所需要的一切有用劳动的生产力不变，上衣的价值量就同上衣的数量一起增加。如果一件上衣代表X个工作日，两件上衣就代表2X个工作日，依此类推。假定生产一件上衣的必要劳动增加一倍或减少一半。在前一种场合，一件上衣就具有以前两件上衣的价值，在后一种场合，两件上衣就只有以前一件上衣的价值，虽然在这两种场合，上衣的效用和从前一样，上衣包含的有用劳动的质地也和从前一样。但生产上衣所耗费的劳动量有了变化。”“更多的使用价值本身就是更多的物质财富，两件上衣比一件上衣多。两件上衣可以两个人穿，一件上衣只能一个人穿，依此类推。”⑩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还有许多章节都说过类似的意思。下面再抄一些。马克思说，“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能缩短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必需的劳动时间，从而使较小量的劳动获得生产较大量使用价值的能力。”（11）又说，“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实质上同时就是积累过程。……但是，随着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生产的使用价值——生产资料是其中的一部分——的量，还会增加得更多。”（12）马克思还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一交换价值所代表的使用价值量，……会增加。”（13）……等等。
如果将马克思上述这些话用数量关系表示出来，那就是：
单位劳动时间产生的使用价值量=单位劳动时间产生的价值量×劳动生产率或者说：
需要细致“推敲”的，是这里所说“劳动生产率”的概念的“内涵”。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要“与时俱进”》的长文中，（14）在积累的一般规律的讨论和研究中，曾经探讨过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引进的劳动生产率P的概念，也就是劳动生产率P应定义为
其中：C是不变资本，V是可变资本，而
是指总产品的“交换”价值。式（1.2）所定义的劳动生产率P，即是列宁所说，“表示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增长得较快”的“劳动生产率”。所以，在这里定义的劳动生产率P是以简单平均劳动时间为计量单位，所产生的交换价值量W的效率。而新引进的“新”劳动生产率式（1.1）所回答的是使用价值
和交换价值之间的“放大”因子关系。在这里新引进的“使用价值量=交换价值量×劳动生产率”的等式（1.1）中的劳动生产率N，应该是指由于“知识”或“科技”的进步等因素形成的使用价值量放大的效率因子。
现代机器作业，显然已由传统的动力机、传送机、工具机三种类型的机械新增加了控制机，正成为当代机械工业中的灵魂。完全有可能支配整个机器操作的是一个小小的芯片，其中却凝集了大量的现代科学知识。控制机将极大地节约凝集在产品中的劳动，极大地提高生产劳动产生使用价值的效率，从而也就是：
这里新引进的数学符号，代表着商品的使用价值量（S），以便和代表着交换价值（J）的量相区别；而脑力劳动产生的效率放大因子N，即反映着生产者直接生产效率的提高，买卖双方达成交易时也需要降低交易成本，有交易效率。
马克思曾推导过的实现生产和再生产的基本公式：
而这里新提出的用使用价值量来衡量社会财富如何积累的基本公式，现在就改写为
其中是由简单平均劳动为计量单位来衡量的剩余价值，是由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共同贡献所产生的“剩余”的使用价值，其中包括着“效率”因子N的贡献。C仍是不变资本，其中将包括引入机器体系中控制机器的知识成本。式（1.6）中的V，当然是企业所有者付给“总体工人”的工资。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考察单个劳动过程走向协作劳动过程时说，“正如在自然机体中头和手组成一体一样，劳动过程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在一起了。”当“产品从个体生产者的直接产品转化为社会产品，转化为总体工人……的共同产品”后，“总体工人的各个成员，就较直接地或者较间接地作用于劳动对象。因此，随着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15）
显然，总体工人将包括在生产线上直接参与生产劳动的工人和工程师，也包括从事生产工艺改进的研发人员、现场调度的总工程师、营销员、总经理等人，也包括真管事的董事、董事长。
上述简单生产和再生产的公式，是对于各不同生产部门都正确的公式。在各不同生产部门“i”中，反映各种具体劳动的特殊性的，由知识或科技贡献一个新效率因子
，会随着各个生产领域“i”的特殊性而各有差别。而且，使用价值“量”
和知识效率因子的大小，还和需求、商品购买者、购买单位商品凝聚的价值“量”以及商品的“数量”相关。
那么不同类型商品的使用价值量又如何计量，它们的使用价值量又能否相加呢？
二、为什么性能不同的产品或种类不同的商品使用价值量也可以有统一的计量标准
使用价值可以计量：两尺布的使用价值是一尺布的两倍；两吨钢的使用价值是一吨钢的两倍。但马克思所讨论的使用价值的“可计量性”显然只限于性质相同的同类商品。在上述引文中，马克思只说“一件上衣代表X个工作日，两件上衣就代表2X工作日”。“假定生产一件上衣的必要劳动增加一倍或减少一半。在前一种场合，一件上衣就具有以前两件上衣的价值；在后一种场合，两件上衣就只有以前一件上衣的价值。”（马克思已较严格地证明劳动创造的价值量守恒，这只是以“上衣”为特例的一种表述。）但是，从马克思来看，“更多的使用价值，本身就是更多的物质财富”，“两件上衣可以两个人穿，一件上衣只能一个人穿”。虽然马克思认同劳动生产率是“决定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也认同“有用劳动成为较富或较贫的产品源泉与有用劳动和生产率的提高或降低成正比”，（16）但马克思所讲的“有用劳动”显然是指有“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其衡量单位是“一件”或“两件”上衣，其“使用性”，就表现为可供“一个人穿”，或“两个人穿”。所以，马克思虽然也会认同在以前文章所写出的
的计量公式，但只能认为仅对相同花色品种产品适用，不能推广到类别不同的商品。更准确一些说，马克思所认同的公式还要加上一个“i”，即
其中使用价值量和脑力劳动效率因子都是和某种商品“i”物理性能直接相关的计量单位，如“一件上衣”，“一个人穿”之类。一个重大质疑是：请问，
“一尺布”+“一吨钢”=多少吨尺？！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有多处讲到社会财富、物质财富、商品总量等概念，认为这是和使用价值、商品价值相等的概念。马克思的确又用“社会财富”、“使用价值”等概念衡量工人阶级走向富裕或贫穷。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篇第1章第1节的第1句话就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的堆积’。”接下来又说：“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但这种有用性……离开了商品体就不存在。”“每一种有用物……都可以从质和量两个角度来考虑。”“在考察使用价值时，总是以它们的量的规定性为前提。”（17）马克思在后来的论述中，还有多处说，“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18）又说过，“商品作为使用价值……构成物质财富的一种特殊的要素”，（19）而“庞大的商品的堆积”显然包括“衣食住行用”等各种性能不同的商品。这就产生出一个必须回答的理论问题，这些花色品种不相同的商品的“可使用性”将如何计量，构成“占统治地位的财富”的总量又是多少？
主流经济学，或又称为资产阶级经济学，一般用“效用价值论”回答“使用性”可否“相加减”这一难题，而且发展出一整套“边际效用”理论。在通常的主流经济学教科书里，往往只谈价格，用价格衡量“效用”的大小。它们不谈或很少谈价值，实际上是用价格取代价值。马克思主义学者就将这派人士的主张称为“效用价值论”。
但是，价格和价值的概念并不完全等同。所以，不少马克思主义学者反对用“效用”来描述使用价值的“可使用性”，理由是“使用价值没有共同的抽象的质”。下面引用某些学者对“效用价值论”所做的批评。
有一本《高级政治经济学》专著，是主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们编纂的。此书有一节专门讨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其中有一段话说：
“新古典派总是在效用价值论上做文章，混淆使用价值和价值。近年来，在我国，主张效用价值论者也不乏其人。例如，有的人在肯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同时，还指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具有片面性，即没有考虑到使用价值在价值决定中的作用。而他则提出了一个新颖的思维方法，即认为各种商品的使用价值虽然不同，但如同从不同种的劳动找出它们的同质性即抽象劳动那样，也可以运用抽象力找出不同使用价值的共同的质，即他所说的‘抽象使用价值’，也即各种商品的使用价值虽然不同，但都能为一个人带来需要的满足，或者都有效用。这样，在商品交换时，既可以用抽象劳动来通约，也可以用‘抽象使用价值’或‘效用’来通约，进行量度和比较。于是，他提出了‘价值和使用价值同时在价格决定中起作用的二元论’，并由此提出了他的价值理论和使用价值理论相统一的价格理论。显然，这是异想天开站不住脚的。”
接着，此文又说，
“在一张羊皮=2斗米的交换价值等式中，除非它表明它们的价值相等同时效用也相等以外，无法说明它们的价值相等而效用不等或者效用相等而价值不等时交换价值等式如何能成立。”（20）
认真思考一下，上述批评理由并不很充足。因为使用价值也可以有抽象的“共性”。下面试论证如下：任何使用价值都必需满足人类的需要。只有“能”满足人类需要的物品，才能成为有使用价值的产品或商品。所以，使用价值“可使用性”的“共性”是满足人类的需要。“满足需要”不仅有“质”，而且有“量”。马克思就说，每个人要“穿一件上衣”。肚子饿了，成年人可能要吃三个馒头，而老人或小孩仅需吃一个馒头。
但人类不仅需要有“能满足不同需要”的商品，而且需要对“不同类别商品”的需求数计量，从“量”上计算“不同类别商品”在数量上必须满足的比例关系。
“我”干了一天活，收到一笔和劳动力“价值”相当的报酬。报酬是用来消费的，用来购买不同种类商品的“使用性”的，是用多少报酬去解决“衣食住行用”，还是用于“子女培养教育”，或者放在银行里“存”起来，这就不得不要求确定种类不同商品的使用性的“量”的“比例”关系。在西方经济学里，有一个恩格尔系数，就是专门讨论“吃”在总消费中占多大比例，用以描述人们的富裕程度和消费行为间的关系。在市场经济里，人们实际上“已”引进了一个方便而且是客观成立的衡量单位，市场价格。当然，市场价格的高低，由供求双方共同决定。
但是，批评者并不认同上述“理由”。认为不同类别的使用价值的“使用性”是用不同计量单位来测量，布可以用“尺”来衡量，米可以用“斤”来衡量。但找不到某种物理量，作为衡量商品“使用性”的共同计量单位。
其实，市场价格的衡量单位是“一般等价物”，即货币。因为这是“一般等价物”，当然就有可能用货币的“一般”性作为衡量的单位。虽然类别不同的使用价值有“不能等同的计量单位”，但不能因此就认为在“两种不同计量单位”间“就此”不能用“一般”等价物来建立量的关系。二斗米的售价可以是100元，五尺绢的售价可能也是100元。那么，人们当然可以认同二斗米的价值=五尺绢的价值，也可以认同二斗米的使用价值=五尺绢的使用价值。
但是，“效用价值论”的批评者还有一个“更”基本的批评，理由是“古典派和边际学派认为商品的有用性是来自人的消费感受”，而“感受属主观范畴”。（21）而“效用和需要有赖各人的主观感受和评价，因人因时而异，且边际效用有随数量增多而逐渐降低的趋势，因此没有统一的社会计量标准。”既然，“效用”不能有“客观”的计量单位，那么“效用价值论”只不过是随心所欲的假设！
上述“批评”，似乎有理，其实完全不能成立。
一个显见的理由是：即使效用属“主观”范畴，但未必“主观”范畴就不可以有客观标准。“主观”效用是“客观”需求的反映。“主观”可以“正确”地反映“客观”，也可以“不正确”地反映客观。“不正确”地反映，会导致没有“客观”标准；“正确”地反映当然可有“客观”标准。至于边际效用会随增量而递减的趋势，完全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边际效用在数学上属微分的概念，是效用增长和费用增长的相对比值。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相对比值会增加或减少的事实，正好说明“效用”可以计量。
现代科技，甚而已对许多“主观”感受“程度”都可以较精确地测量。“主观”感受有六大感官，“眼、耳、鼻、舌、身、意”。对这些感官的“主观”感受程度，现代科技均找出不少测量方法和测量仪器，对感官的“主观”感受程度进行科学的测量。
以眼睛的感受程度来说，有些人患近视眼，有些还夹杂着散光、眼球偏离球体，形成某种程度的椭球化。老年人视力会蜕化成老花眼，有些老人患白内障，视力模糊。但现代科技完全可对“视力”感受程度做精确测量，可用眼镜、隐形眼镜，甚而换一个水晶体进行视力校正，白内障可完全用激光去障。
再以耳朵的感受程度来说，有人患先天性耳障，不少老人出现听力下降。现代科技也完全可以对听力程度进行测量，并给予适当补偿。最近我听力出现下降，决策配一个助听器。一个性能极好、具有某些“智能”功能的助听器——由丹麦，一个小而发达的国家制造的助听器，就此装进耳朵里面！我国尚不会制造这种助听器！当前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的“老人”占人口的1/4，总人数达3亿之多！据统计，未来中国的3亿老人需要配助听器的将高达1亿人左右，约占中国14亿人口的7%。这是何等大的消费市场！仅助听器的产值就可能高达2万亿元人民币之多，而且需要有专职配套的高级医疗人员专门从事助听器验配、追踪服务等业务（注：这是“多对一”的服务，差不多要5位工作人员同时服务于每一位顾客），如以人均服务对象为600人计，为1亿的“失聪人”服务的从事专业销售的辅助配套人员就至少需要16万人！这充分表明“主观”范畴“没有客观标准”的理论，完全没有科学根据！至于客观存在的“需求”，当然也可以“计量”，否则就不会出现生产过剩，出现供给超过需求的经济危机。当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现实已对“效用”的“不可知论”做了完满的回答。
不可否认的是，需求反映到人们的主观即是效用。“效用”即“主观”对“客观”的反映，当然有一定的“主观性”。正是由于有不同人群的“主观性”存在，所以市场价格会或高或低，或大或小。但是，对大多数人群来说，在不同人群的“主观性”后面，市场价格仍有能正确反映“需求”的一面的“共性”。其“共性”的测量单位，是市场供需均衡条件下由供需双方共同决定的市场价格，或又称为均衡价格。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看，均衡价格即是劳动创造的价值的表现。只不过主流经济学往往害怕劳动创造学说会诱发公众对资本社会的质疑，因而拒绝认同！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又往往坚持批评“效用价值论”是唯心论。我认为，现在已到了统一解决这一理论上的冲突的时候了。下面试讨论这一长期困扰人们思想的复杂问题。
三、为什么市场涨落达到供求平衡条件下的均衡价格即是劳动价值论所定义的价值？
首先讨论简单商品交换。简单商品交换是两个人之间交换价值的“交换”，其计量单位是“劳动”，说得细致一点，是劳动决定的“交换价值”。但是，交换双方之所以“实现”交换，还因为交换“双方”有相互交换产品或商品的“使用性”的需求。如果交换中的一方不需要某种产品或商品，即使“拟”交换的双方对凝集在产品或商品中的劳动量的评价一致，也不会实现“交换”。为要实现交换，实际上还要引进另一假定，即甲和乙同时还认同彼此的需求程度也相等，所以才发生甲、乙之间的直接交换。当然，甲、乙间认定的交换条件可能和甲丙不同，也可能和乙、丙不同。但多数的、密集的、频繁的相互交换，必定最终会认同用某种价格表示某种商品的“使用性”和另类商品的“使用性”的相对比值，“习惯”会促使人们“认同”是一种公允的价格。这种价格的认定可以由多次的两个人之间直接交换来认定这种交换价格，当然也可以通过市场，通过不同人群间的交换来认定其交换价格。但是，市场必须保证“多元”交换的公正性。所谓多元交换的“公正性”有一个判据，即经过“多元”交换后，最后还原到“等同”于双方的“直接”交换的“量”，仍等同于简单商品交换；否则，这一市场交易就不会为人们接受和认同。
那么，为什么市场上“多数人”的多元的间接的交换还原到“两个人”之间的“直接”交换时，仍能保证“两个人”都满意的“公正性”？商品的使用价值“量”或价值“量”表现形式之一，是用“货币”表示的商品的价格。价格受供求法则支配，表现为时高、时低，或大、或小。但是在供求达到均衡的条件下，价格会凝集到某个稳定的“均衡点”。当然，在供需双方力量对比出现变动的情况下，这一均衡点的数值会有所移动；但在简单再生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各种商品的供应量和需求量均大体上维持不变，其市场价格的均衡点也将大体上维持不变。下面是摘自萨缪尔森在《宏观经济学》（第19版）第50页用供给弹性、需求弹性等概念给出的一张图（见图1）:
图1解释了为什么在供求法则支配下市场会出现“均衡点”。
所以，在“中央组织部考试与测评中心”组织一大批中国学者所撰写的《竞争上岗考试大纲》中，从劳动价值学说对市场达到“均衡点”所包含的“内涵”，有一段讨论：“马克思对劳动价值有过两种不同含义：耗费在某种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供给意义上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要使一个商品按照它的市场价值出售，也就是说，按照它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来出售，耗费在这种商品总量上的社会劳动的总量，就必须同这种商品的社会需要的量相适应，即同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要相适应。”换句话说，“只有供求均衡的社会劳动时间，才是真正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22）
我认为这段讨论是正确的，科学地分析、澄清了边际效用学者和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分歧。马克思也讨论过“均衡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说，“你们如果以为劳动和任何一种商品的价值归根到底是由供给和需求决定的，那就完全错了。供给和需求只调节市场价格一时的变动。供给和需求可以说明为什么一种商品的市场价格会涨到它的价值以上或降到它的价值以下，但绝不能说明这个价值本身。假定说，供给和需求是相互平衡的，或如经济学者所说，是相互一致的。当这两个相反的力量对等时，它们就相互牵制，彼此都不向对方发生作用。当供给和需求相互平衡固而停止发生作用时，商品的市场价格就符合它的实际价值，就符合市场价格随之变动的那个标准价格，所以，在研究这个价值的本质时，我们完全不必讨论供给和需求对市场价格的一时的影响。”（23）
在《工资、价格和利润》中，马克思又说，“如果供给和需求互相平衡，则商品的市场价格相当于它们的自然价格，即相当于由生产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来决定它们的价值。但供给和需求必定要经常趋向于相互平衡，市场价格的变动，市场价格的背离价值，市场价格的上涨和下落，都是互相抵销和互相补偿的；所以……一切种类的商品，平均说来总是按它们各自的价值，即它们的自然价格出售的。”（24）
马克思的这两段话一方面批评了边际效用学者的“庸俗性”，亦即这些学者误用供求现象来“定义”何谓价值，实际上，供求法则仅仅是给出“均衡点”的具体的数值。但另一方面，又指出千百万亿次的市场买卖，供需双方的博弈，最终必定导致市场价格出现“均衡点”。均衡点所反映的均衡“价格”的“本质”，就是劳动所决定的价值。马克思的这段话，实际上已回答和解决了边际效用学者和马克思主义学者之间的“分歧”。把测定价值的方法和决定价值的本质这两种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这就是庸俗经济学者“庸俗性”所在。有相当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利用这一“庸俗性”见解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市场经济不存在任何剥削。但是，不能因为这些学者的“庸俗性”因而拒绝承认供求弹性、需求弹性等概念是科学的概念。
但是，这里还有一个要“科学地”回答的问题。公式（1.3）其实是说，每一种商品i，都可以有
但由于上面所指出的，种类不同商品，其使用价值以及交换价值都可以用“一般等价物”来计量，所以种类不同的商品的使用价值量也可以相加、相减。如对（3.1）式的各类商品i求和，就可得到式（1.1）和式（1.5）的特例，即有
其中，劳动生产率N在这里当然就设定为1，亦即在长时期的发展中，其劳动生产率N均大体上维持不变。
容易看出，上述“价值决定市场价格”的分析仅仅是价值规律在简单商品社会里的直接应用，仅能适用于简单商品生产的社会。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在供需双方十分激烈的竞争和博弈下，就将出现的新的“可能”。
在西方经济学里，曾经较深入地讨论过一个问题：在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条件下，是否也能出现一个相对稳定的“新”的“均衡点”？
在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合著的《宏观经济学》第19版第71页，曾以1900-2008年以来的美国出现的经济快速增长为例，给出一张在不同时期的供求条件下所出现的两组“均衡点”的示意图2。
图2明确标出两组供求曲线：一组是1900年的供求曲线所决定的“均衡点”，另一组是2008年的供求曲线所决定的“均衡点”。所以，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条件下，市场经济是可以出现新的“均衡点”的！只不过这种“均衡点”是供给方和需求方通过动态“博弈”达到一种“均衡”，是一种“动态”的但仍然相对稳定的“稳态”均衡，即“stationary”或“动稳状态”下的均衡。在物理学里，“博弈”的双方在“静态”可以出现均衡；在双方都快速发展的条件下，也完全可以出现“动态”的或“稳态”（stationary）的“均衡”。
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还从美国社会的快速增长的实际数字对“均衡点”做了一个解释：（25）
“美国宏观经济这出‘戏’的最后一幕，应是自1900年以来近一个世纪的产出和价格的增长。从20世纪至今，产出量已经增长了34倍。如何解释这个长期经济增长现象？
进一步研究美国经济增长可知，20世纪美国经济年均增长率是3.5%左右。这一增长的部分原因在于，这个时期大量的资本、劳动甚至土地等投入的迅速增长导致了生产规模的扩大。同样重要的原因在于，新产品（如汽车）和新工艺（如计算机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此外还有些看不见的因素，例如管理技术和服务水平（包括生产线改进和快速交货等技术革新）的提高，也对经济增长起了重要作用。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宏观经济政策在改善商业周期的状况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宏观经济学的发现与应用，以及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重要性的肯定与局限性的思考，降低了商业周期的波动性，迎来了一个‘黄金增长’（the Great Moderation）时期。财政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的运用，使80年代、90年代失业率下降，确保了价格水平的稳定。
一个世纪以来，劳动、资本、效率的提高导致了经济潜在生产率的极大提高，表现在图2中的总供给将远远地向右移动。”
那么，怎样理解图2的“双均衡点”的本质？它们反映出何种经济的实质或经济的规律？
恩格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1891年单行本的导言里曾写过一段很重要的话：“当经济学作为科学出现的时候，它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找出隐藏在这种表面支配着商品价格的偶然情况后面，而实际上却自然支配着这种偶然情况本身的规律。在商品价格不断地时而上涨，时而下降的变动和波动中，它要找出这种变动和波动所围绕的稳定的轴心。一句话，它要从商品价格出发，找出作为调节价格的规律的商品价值，价格的一切变动都可以根据价值来加以说明，而且归结到底都以价值为依归。”于是，“结果古典政治经济学就发现了，商品的价值是由商品所包含的、为生产该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来决定的。”（26）
在马克思时代，马克思和恩格斯“找出了这种……稳定的轴心”，也就是“调节价格的规律的商品价值”。遵循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用过的如何找出“稳定的轴心”的方法，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对“动稳”状态下出现的“新均衡点”提出一个新的说明或解释？是不是可以引进一个新等式：
来解释这一在“动稳”状态下，新出现的“均衡点”呢？
图2清晰地表明，“从20世纪初至今，产出量已增长了34倍”。而由《世界经济千年史》所提供的美国经济发展的数据，同期的美国人口才增长了约3.65倍。按照古典“劳动价值论”，如果价值仅仅是由体力劳动者投入的劳动创造的，2008年美国社会增长的财富将应是1900年的3.65倍。这和真实数字相差达9.32倍（34÷3.65）！而如果人们以美国在1900年美元的“不变价格”为计量单位，也就是令（2.1）中的
，那么在2008年按每位劳动者为计量单位，知识效率“放大”因子
。
《世界经济千年史》第348页还给出一个1900-2008年以劳动时间为计量单位的美国人“每工作小时创造的GDP”约增加11.3倍的数字。如假定美国从1900-2008年其失业率大体上维持不变，或仅有小涨落，那么，人均产出量和单位劳动时间的产出量的相对比值是9.32÷11.3=0.824。注意到1900年美国已实行了8小时工作制，每周约工作6天，现在已下降到每周工作5天。5÷6=0.833，正好和9.32÷11.3=0.824相自洽。所以，计算劳动生产率更准确的计量单位，是马克思所定义的单位劳动时间。从单位劳动时间产出的GDP来看，美国产生的
。这里出现的N=11.3，就只能归结于知识效率因子的放大效应，也就是美国的单位劳动时间产出的GDP共增加了11.3倍。
上述数据充分表明马克思讨论过的“价值决定价格，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学说仍是科学的学说，只不过新出现的均衡点代表的市场价格将围绕“1900年的（交换）价值×科技效率因子N=2008年的新使用价值量”而上下波动。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这里建议的“知识×劳动”或“科技×劳动”创造使用价值的“假说”是逻辑上自恰的学说。
不难看出，在市场达到“动态”均衡条件下，按照式（3.2）进行的市场交换再“还原”到两个人之间的交换时，仍能保证“两个人”的“直接”交换，仍然“满足”“双方”都满意的市场的公正性。这又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式（3.2）是正确的公式。
也许还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是，种类不同的商品i，会出现不同的科技效率因子。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劳动生产率快速变化的条件下，各类商品的
会发生变化的程度各自不同！于是，原来处于均衡状态的均衡点也必然要发生改变，市场上的成交数量也要随之而调整。那么，在不断发生的变动的情况下，如何对使用价值量计量，就要成为还要重新讨论的问题了！
新的“稳定的轴心”是由简单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所确定的价值，再“乘上”来自知识或科技效率因子。这也就是马克思在许多文献里所讨论过的使用价值量正比于劳动生产率。但知识或科技效率因子是变动中的，它的实际数字不仅依存于技术，而且和商品出售量即成交数量密切相关。
但如果仔细研究分析一下马克思谈到使用价值量时有关论述，其“计量”单位当然仍是用“不同种类商品不同物理性能”作为计量单位。马克思在谈到劳动生产率时，也是用物理性能不同的“尺度”衡量单位劳动所制造的产品的使用价值量。但是，当商品交换的双方以购买者或出售者的身份在市场上交易时，双方都要求用“售价”亦即“价格”标志某一类商品i的使用价值量。由于供需双方所能供应和需要的使用价值量都在迅速增长之中，供需双方的“博弈”虽然也会形成市场价格的某个“均衡点”，但“均衡点”i的具体数值不仅会受到商品i的供需状况的影响，而且还有别种商品j、k、l，……和商品i之间的竞争。然而，这类使用性能不相同的商品的相互竞争的结果必定导致各不同类商品会各自占有不同的市场份额，而且都各自凝集在某一“均衡点”，其中各自凝结着在某一特定商品i中的劳动。如果用代表来自知识或科技的效率放大因子，这一“均衡点”或“稳定的轴心”表示的市场价格，显然仍满足下列关系：
如果将各类商品i的单位价格“i”乘以交易数量，就得到同类商品总价格。如果再将所有不同类商品的总价格加起来，也就是
理论上，不排除或N小于1。而且，当或N的数值在短期内迅速缩小时，某一生产部门或整个国民经济就出现衰退、萧条，甚而是危机。
但是，不论供求双方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如何激烈地“博弈”，式（3.1）、（3.2）中定义的和式（3.4）所定义的N如何快速地“变化”，但在供求均衡的条件下，“两个”人之间的商品交换过程，即使是来自快速变化的市场，来自和N值快速变化，却仍然能满足交换双方凭借市场为媒介的所实现的交换价值，仍是等量劳动交换等量劳动。当然，式（3.4）中的N，是“社会”平均的科技效率因子N，并不是某一单独生产部门中的。所以，式（3.2）和式（3.4）对式（3.1）的推广，确是相当合理的一种推广。
我们在导出上述使用价值=价值×科技效率因子N的新等式（1.1）和（1.3）等类似的公式后，这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问题原来已在学者间展开了热烈讨论。有许多学者先后提出不同解决方案。
近来，承人民大学张宇教授送给我由张宇、孟捷、卢获主编的《高等政治经济学》的新著，此书的第二篇又对近年来有关国内外学者对“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许多论述做了评述和总结，此书还特别介绍了程恩富教授等人所提出的“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互成正比变化”的理论。（27）评述者认为“该文”对“‘成正比’问题做了迄今为止最深入的讨论”，“是从近年来深化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讨论中产生的重要成果”。（28）最近，又收到程恩富教授赠送的《经济理论与政策创新》一书，其中也收录了同一文章。由于程恩富教授提出的方案和这里新建议的方案“差距太大”，所以只好争鸣。
在我们看来，程恩富教授所提出的价值和劳动生产率“成正比”的建议，完全背离了劳动创造价值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明确说，“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29）
马克思所说是十分明确的价值和劳动生产率“成反比”的理论，和程恩富教授的建议完全不同！评述者说，“问题是，要正确地……解读句中的‘同一劳动’一语，这里的‘同一劳动’既可以指生产同种使用价值的劳动，也可以指劳动的复杂程度不受技术变革的影响；……这样一来，‘同一劳动’就成了一种限定，它意味着，马克思在此假设，生产力的发展并没有改变劳动本身的复杂程度，而在这个假定下，上面这句话，就不能被用来批评‘成正比’的观点。”（30）这里所引评述者的这段话有点费解，但含义是清楚的，即支持者希望重新解释‘同一劳动’的含义，支持程恩富教授‘成正比’的方案。然而这是徒劳！就在《资本论》第1卷同一页，马克思接着又说，“但它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使用价值量会是不同的：生产力提高时就多些，生产力降低时就少些。因此，那种能提高劳动成效从而增加劳动所提供的使用价值量的生产力变化，如果会缩减生产这个使用价值量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的总和，就会减少这个增大的总量的价值量。反之亦然。”（31）其实，在《资本论》的第1卷、第2卷、第3卷有“多处”均说的是类似的意思，无法做另类解读！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以产品间的直接交换也就是简单商品交换必定是等量劳动的交换为基础的。如果假定产品甲的劳动生产率较高，产品乙的劳动生产率较低，而按照程恩富所说，“两个人”的不同产品的直接交换又是程恩富所说乘上效率因子后的“等价”交换，那么必定导致“两个人”之间的“交换”不是等量劳动的交换。这完全背离了劳动价值论最基本的出发点！其实，马克思的劳动创造价值的学说从而必定导致“劳动创造的价值”必定“守恒”的学说还有一个物理学上常用的“能量守恒定律”的“根据”。即在生理学意义上，“人类劳动的耗费”的“能量”也必定“守恒”。马克思曾说，“一切劳动”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它形成价值。”（32）所以，生理学上耗费的能量也必定守恒的推论也就成为劳动价值守恒的物理学的基础。
更有意思的是，程恩富还批评卫兴华建议的使用价值和劳动生产率成正比的假说，是把“使用价值或社会财富与价值割裂开来”，批评“这些学者的解释虽然坚持了马克思的一个理论原则，却丢掉了马克思的另一个理论原则”！其实，程恩富教授主张的价值和劳动生产率成正比的学说才真的“丢掉了马克思的另一个理论原则”，而且是丢掉了劳动价值学说最基本的原则。
需要和程恩富同志商榷的是，他对卫兴华教授也提出“使用价值和劳动生产率成正比”的假说的批评。
卫兴华教授在《关于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认识问题》一文中说，“目前，一些学者认为，国内外关于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劳动生产总值的统计，是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它实际是使用价值量的指标，或者说是反映使用价值量的价格指标，而非价值量指标。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单位商品价值成反比，但与同一劳动时间创造的使用价值成正比，在价格不变情况下，与价格的增加也成反比。”（33）
如果将卫兴华教授所写这段话和我们所写的公式（3.1）仔细比较一下，公式（3.1）实际上即是卫兴华教授所说的意思。唯一不能认同的是这段话里的最后一句话，“劳动生产率提高，……在价格不变情况下，与价格的增加也成反比”。按照公式（3.1），这里的“反比”一词应改为“正比”。因为卫兴华教授已经认同“价格”是“反映使用价值量的价格指标”，而既然认同“劳动生产率……与同一劳动时间创造的使用价值成正比”，那么，其理所当然的结论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价格的增加成正比”。不知什么原因，这里用了“反比”一词！
但是，卫兴华教授这段大体上正确的建议却遭到程恩富教授的批评和反对。程恩富说，“这种解释与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并不一致，因为无论如何含有价值的商品价格都是以它的价值为基础，是它的价值的表现形式，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在剔除了币值变动因素和非价值表现的价格之后，从较长的时间来观察，其基础仍是价值。这些学者的解释虽然坚持了马克思的一个理论原则，却丢掉了马克思的另一个理论原则。”
程恩富教授还说，“一些学者认为，价值并不是计量社会财富的尺度，而是商品交换的基础，是在两种商品相交换时，用来证明两者在量上是相等的，而不是用来衡量社会财富多与穷，因此计量国民生产总值的标准不是价值。”“这种解释是将使用价值和价值相分离，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两者不可分离，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没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不会有价值。两种商品在交换时，即一种使用价值与另一种使用价值交换时，唯一能够计量两者在量上差异的东西就是价值，因为它的实体是一种同质量的抽象劳动。可见将使用价值或社会财富与价值割裂开来，把价值视为与使用价值无关的东西也违背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前提。”（34）
其实，这样的批评是“无的放矢”。卫兴华教授明明说，“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单位商品价值成反比，但与同一劳动时间创造的使用价值成正比，这明明是说：
使用价值=价值×劳动生产率
这一点也没有“违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前提”，也没有将“使用价值或社会财富与价值割裂开来”。
卫兴华教授仅仅用“劳动生产率”为中介，用“正比”和“反比”等概念将价值和使用价值“间接”地联系起来。间接联系不等于割裂！
反而是程恩富教授认为，“价值并不是计量社会财富的尺度，……计量国民生产总值的标准，不是价值，”——这才是明确地把“使用价值或社会财富”与“价值”“割裂开来”了！
程恩富教授还批评卫兴华教授，“把价值视为与使用价值无关的东西”也“违背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前提”。但是，真正背离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前提”是所谓“价值和劳动生产率”“成正比”的假说。在讨论科学问题时，需要梳理清楚所持论据是否满足论证的基本逻辑！
由于这是“箭在弦上”，当然这里是要捍卫新提出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劳动生产率”的观点。这就不得不尖锐地反对程恩富教授的“假设”了！
但我“并不完全反对”程恩富教授所做的研究。程恩富教授曾较仔细地研究了劳动力价值的形成和转移，即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不同社会里的劳动力价值会不断增长，指出这一因素在“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中不可忽略。这也是人们在研究实际问题时所不可忽略的因素。
马克思曾指出，“较复杂的、比重较高的劳动，是……比社会平均劳动较高级较复杂的劳动，是这样一种劳动力的表现，这种劳动力比普通劳动力需要较高的教育费用，它的生产要花费较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它具有较高的价值。既然这种劳动力的价值较高，它也表现为较高级的劳动，也就在同样长的时间内物化较多的价值。”（35）
马克思还说，“在每一个价值形成过程中，较高级的劳动总是要化为社会平均劳动。例如一日较高级的劳动化为X日简单的劳动。”（36）又说，“要改变一般的人的本性，使它……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劳动力的教育费随着劳动力性质的复杂程度而不同。因此，这种教育费……就包括在生产劳动力所耗费的价值总和中。”“劳动力的价值可以归结为一定量生活资料的价值。因此，它也随着这些生产资料的价值，即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量的改变而改变。”（37）
人类社会是不断进步的社会。所谓“进步”，首先就是人类素质，也即劳动力素质的进步。高素质的劳动力自身的价值和它所创造的价值总是比低素质劳动力自身的价值以及它所创造的价值高出很多。马克思所发明的劳动价值学说从来是以“社会简单平均劳动”为最基本的计量单位。而随着社会的进步，“社会”简单平均劳动也会演化较高级、较复杂的劳动，但在发达社会里，却仍属“社会简单平均劳动”。或者说，人们在使用劳动创造价值学说来讨论、计算人类创造的使用价值，计算国民财富时，也还要看到所谓“社会简单平均劳动”仍有发达社会和落后社会的区别。
马克思在讨论国际经济问题时说，“国家不同，劳动的中等强度也就不同；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于是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阶梯，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因此，强度较大的国民劳动比强度较低国民劳动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价值。”“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越发达，那里的国民劳动的强度和生产率，就越超过国际水平。因此，不同国家在同一劳动时间内所生产的同种商品的不同量，有不同的国际价值，从而表现为不同的价格，即表现为按各自的国际价值而不同的货币额”。（38）
马克思在这里讨论的是劳动强度，但同样也适用于人类素质提高的劳动效率。现在，发达国家中已出现体力劳动为主的劳动和脑力劳动为主的劳动合流的趋势。很多战斗在生产一线的劳动者，其任务往往也只限于在“现场”敲电脑。其劳动方式已经和办公室里的劳动方式没有实质性的区别！1986年，我在瑞士日内瓦约工作一年，可以说，在瑞士“已”消灭三大差别。我们见到的体力劳动是某些“有色”人群用机器清扫大街，其最后一道工序是“放水”冲刷街道，一些散落的树叶“被”大水赶到下水口。清洁工的任务是将这些“已集中”的树叶，放到运送垃圾的车辆。但是，他们的工资收入也和我们这些教授差不多！在研究国际经济、国际贸易时，绝不能忽略各国家的“国民劳动力价值”的提高或降低带来的巨大的影响。
四、新劳动价值学说将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新观点、新理论
“科技×劳动”创造使用价值的学说和19世纪建立的“活劳动＋死劳动”创造价值的学说是并行而不悖、相互关联而又相互补充的学说。这一“新”的劳动价值论将具有以下一些优点：
第一，“新”劳动价值论完全继承了经典劳动价值论的科学内涵。新劳动价值论仍然支持劳动是创造价值唯一泉源的基本观点。只不过对使用价值或物质财富计量时，要“乘”上“知识效率因子”或“科技效率因子N”。新劳动价值说还仍然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庸俗经济学者对庸俗经济学的批评，但又充分吸取了庸俗经济学提出的供求法则决定“均衡点”的概念，指出所谓“庸俗性”主要是回避了产生“均衡点”的本质。因此，资本和土地仍然不是劳动的产物，资本和土地仅仅是生产使用价值的要素之一，原则上它们能贡献的剩余价值是“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对庸俗经济学派提出的“三位一体的公式”进行批判和批评，至今也仍然是正确的。但是，由于新劳动价值学说“多出”了“科技效率因子N”，这将为重新研究当代发达社会里的阶级关系和各种社会矛盾的变动提供了新的视角。
第二，更重要的是“新”劳动价值论为重新呼唤科技创新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给出可量化的描述经济发速发展的算式。过去，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仅计算来自“生理支出的体力劳动”所产生的剩余价值
，其计量公式是
其中C是不变资本，V是可变资本，P是古典政治经济学里所定义的劳动生产率。在新政治经济学里，由于要计入新增加的科技效率因子N，所以，新定义的剩余价值
，就要改为
=（T-1）（C+V）
（4.2）
其中，T是新定义的“全”劳动生产率，而且，（T-1）即是新古典经济学里的全要素生产率，而
T=P·N
（4.3）
这一“全”劳动生产率把原来的政治经济学里定义的劳动生产率P放大了N倍。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P的数值往往仅比1略大一点，或在1左右徘徊；现在“乘”上N，就可能放大几倍、几十倍，在探讨新剩余价值
时，这一因素不可忽略！
第三，新政治经济学为进一步深入细致分析“各类”创新理论在经济发展中作用（如熊披特提出的讨论技术进步的“长波”理论，“短波”理论等）提供了新的可能。新引进的科技效率因子N，将很容易描写“长波”和“短波”效应的影响。
对于何谓“科技”，我们更赞成的是如下的定义，“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39）而“技术是一种关于怎样组织各种投入要素，生产和使用某种产品的知识”。一个重大的猜测是，人们是否能由此建立政治经济学的“子”学科，专门讨论创新的政治经济学？
科技效率因子N包含着丰富的内涵。有来自微观层面“看不见的手”贡献的
，在N上标的“i”指不同生产部门，或不同企业，下标的“j”，指不同的企业“i”中的不同人群分工不同的工作所贡献的，而且有，
。更重要的还有来自宏观层面的“看得见的手”的宏观调控。这里包括如何从宏观上激活微观层面的各种“微观科技效率因子”，还包括宏观层面的各种各样的“宏观科技效率因子”
，如来自宏观调控的改革红利、开放红利、人口红利、政府直接投资红利……。所以，利用各类科技效率因子所贡献的大小涨落，可以深入地比较和评估各类政策措施，管理措施，技术措施，以及经营、销售等业务带来的客观效果的利钝大小和成败得失。
当然，在所有这的组合中，最为重要的是科技创新。正如邓小平多次指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40）现在我国的经济发展正面临诸多问题，呈逐步下滑趋势。有些人认为这是由于“市场化改革尚不到位”，有些人更认为是“政治体制改革未能真正启动”，还有些人认为是“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环境不断恶化”，加上“贪污腐败”等因素，致令民众呼唤的“经济结构”的调整未能有效到位，等等！
而从新政治经济学来看，各种“药方”的共同特点是：均未能弄清楚，哪些生产力才是真正合乎民众要求、适应中国情况的“真正”先进的生产力。直到现在，各级领导包括社会公众均未能弄清楚我国“经济结构”究竟应做“何种”转变？不少经济学家呼唤“在转变发展方式中实现稳增长”，“呼唤各行各业都要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问题是，中国的发展方式究竟“具体”应向什么生产领域转变？其发展方式又如何“具体”实现转变。科学从来是“具体”的科学。已见到的开出的“药方”的特点是“绕着科技走”！
新劳动价值论除了呼唤“科技”充当“发展是硬道理”的新动力外，更重要的是，新推导出的公式（1.4）和（1.6）为深入研究探讨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变提供了新的可能。首先是有可能比较深入地研究各类“二元”经济结构间又矛盾又统一的辩证关系。
早在19世纪，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2卷曾构造一个“二元”经济的发展模型，对当时经济面临的重大发展问题“如何实现工业化问题”做深入的研究。马克思将全部社会生产分为两大部类：第Ⅰ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第Ⅱ部类，消费资料的生产。也就是在经济学的研究里首先将产业划分为不同类型，研究它们在整个经济生活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及其演变，从而比较科学而严密地分析探讨了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发展的一般规律。这实际上是马克思首先开拓了结构经济学研究的先声。马克思的《资本论》第2卷在较详尽地讨论了两大部类如何实现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后，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为了从简单再生产过渡到扩大再生产，第Ⅰ部类的生产要能够少为第Ⅱ部类制造不变资本的要素，而相应地多为第Ⅰ部类制造不变资本的要素”。（41）也就是马克思已经认识到，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的第Ⅰ部类，要比第Ⅱ部类优先增长。列宁先后在两处称赞这一扩大再生产的理论为“极其重要而新颖”的理论。
二元模型的突出的优点是：（1）它比较简单。有可能在数学上严格求解。从而可以利用解出的数学公式对二元经济结构中错综复杂的关系做深入的定性的和半定量的分析和探讨。（2）二元经济的分析其实是多元经济分析的基础。在人们深入研究了各个类型的二元经济后，就有可能进一步探讨多元经济结构所遇到问题。
1955-1956年，当时共同在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共同工作的罗劲柏和我曾共同撰写了“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数学分析（一）、（二）、（三）”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指出，人们“大力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必须以接近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发展轻工业”。而如果第Ⅰ部类以尽可能的高投入持续增长，最终必定导致“生产发生了中断”。（42）原因就在于“消费资料的生产总是离不开生产资料，假如生产资料的生产被压低在一个很低下的水平上，那么消费资料的生产就只能以很低的水平来进行生产。相反，只有当人们手中掌握着的生产资料越多时，人们才能获得越多的消费资料。在每一年度的扩大再生产中，生产资料总是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用来增加生产资料的生产，另一部分用来生产消费资料。前一部分生产资料是会不断地‘繁殖’的，后一部分生产资料却被人们消费掉。这个情形正和母鸡生蛋一样，如果人们保留下来准备孵化的鸡蛋越多，那么将来所能得到的鸡蛋也就越多；反之，如果在目前把所有的鸡蛋都吃掉，那么日后就得不到鸡蛋。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那些片面地要求减低我国重工业发展速度产意见是何等地错误。从我们的计算看来，这种意见实质上不过是‘杀蛋取鸡’的政策”。（43）
遗憾的是，尽管我们那时已经得出和苏联以及我国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重大推断，但那时十分年轻毫无政治修养的我们都始终不敢宣扬这一重大结论！
直到1977年，我们才从《毛泽东选集》第5卷里读到这篇在1956年属绝密文件的《论十大关系》。毛泽东已明确指出，“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毛泽东还说，“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意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44）
虽然我们在那一时期的讨论中仍然沿用古典的劳动价值论，沿用马克思、列宁建立和发展的第Ⅰ部类生产和第Ⅱ部类生产的二元模型，也就是认为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的算式（1.6）和式（2.1）中的N1=N2=1；但由于那一时期的重工业的生产技术进步缓慢，轻工业的生产技术虽然变革较快，但既然在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均不着重发展轻工业，轻工业一直属于缓慢发展的产业，其生产技术进步与否，也就无关发展的大局。所以，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同时也是以发展重工业为主的其他国家，单一发展第Ⅰ部类的结果，必定导致“生产发生了中断”！中国是世界上人口众多的国家，其对生活用品的需求又特别巨大！1958年的“大炼钢铁”又采用了“小土群”等极为落后的古老技术，而那一时期正值“顶吹氧气，转炉炼钢”等新技术蓬勃发展时期！“大跃进”的失败，加速导致中国的“生产发生了中断”！至于苏联，直到戈尔巴乔夫下台以前，虽然曾启动所谓政治和经济的“全面”改革，而实际上仍以90%的力量发展重工业，仅以8%的力量发展轻工业。其结果是，民众最不满意的短缺经济的发展模式没有任何改变！接下来的事情是，苏联和东欧推行的苏维埃体制全面垮台！
不过，我们也不能认为发展中国家在他的发展的初期就一定不能优先发展重工业。发展中国家更短缺的是“各种”生产技术。在国际垄断集团仍然控制着国际经济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如果不能独立自主地建立起自己的经济基础，任何经济体制都不可能真正促进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没有50年代的“156项，就不会有今天出现的经济的快速腾飞”。
上述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政策出现的历史的曲折，当然就启示我们需要更系统、更周密地研究和剖析各种二元经济，深入研究科技进步在缓解或解决发展二元经济的困难及其在解决又矛盾又统一的经济结构中的作用。当今中国是“多元”经济结构的社会。而解剖“多元”经济结构首先是从解剖“二元”经济入手。
30年来，中国经济有巨大的发展，但也面临新的“转折点”。30年来，中国以无比丰富、优质而价廉的劳动力和发达国家的“高科技”相结合，因此，“中国制造”就成为风靡全球的“制造大国”。实际上，这些号称是“高科技”的产业其实仅是某些“难点”，“特点”是“高”科技，大量工作仍是装配、组合等简单劳动。中国以“改革＋开放”把“高科技×劳动”创造使用价值的“新”生产力充分释放出来了！
但中国经济也正面临新的三大困难：第一，中国拥有14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是世界人口大国。中国只有自力更生地发展农业，解决巨大人口所带来的吃穿用问题。一旦农业发生危机，世界上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弥补中国的缺失！第二，中国人口数量巨大，却面临中国的耕地严重不足。中国的人均耕地才约有1.2亩！第三，中国一方面只有数量有限的耕地，在约占可耕地面积1/3的地区又面临人均水量严重不足！中国能分到的人均用水量只有世界平均值的1/4，而中国华北等干旱地区又只有中国人均水量的1/4！虽然中国已经以“只占世界耕地的7%的面积，养活了占世界20%的人口”，而如果当代中国再要实现跨跃式前进，必将面临不可逾越的困难和障碍！
中国政府已经全部豁免了历时达2000年之久的农业税，接着又硬性规定，中国的发展将绝对不能逾越18亿亩耕地的“红线”！那么，急需占用大量土地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又如何可持续地发展？这就是当前中国即将走上新的城镇化道路所面临的巨大的难题。
这里能够提供的一种思维模式是，充分利用新提出的“科技×劳动”的新劳动价值论，充分利用新推导出来的、有可能是相当正确的公式，深入分析农村和城市“两个”市场间的二元经济，又矛盾又统一的辩证发展关系，尤其是充分发挥这一“二元模型”里新引进的科技效率因子所具有的潜力。中国的农业能否充分利用现代高新技术，走上一条统筹兼顾、协调而可持续发展的新路？
一个显见的可能是：中国将优先发展能大幅度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高效农业，大幅度推行节水农业，而完全不必过分介意推行节水农业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所带来的巨大成本。理由是：将在中国发展的以提高单产为最主要目标的节水高效农业，将大量节约广大农村占用的耕地，大量节约农业用水，大量节约落后农业生产方式所占用的劳动力。据2013年7月30日发布的社科院蓝皮书估计，“在2030年前，我国还有3.9亿农民需要市民化”，而“我国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状况不容乐观”！而一旦这些“被”技术所束缚了的农业生产力“被”解放出来，必将极大地促进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也包括同时带来的约4亿农民的“市民化”。这就需要利用新政治经济学所发展的二元模型深入细致地评估各种重大政策措施的利害得失，以及我国应采取何种重大科技措施。
中国面临的另一重大问题，是必须科学地解决中国已经面临的和平和发展的问题。有可能，中国10年后的GDP将跃居世界第一。与此同时，中国的综合国力却未必能超越世界排名第一的美国，甚而还未必超过我们的东邻——日本。这就出现如何同时实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双跨越”的难题。
一个显见的问题，中国的快速经济发展必将引起其他也要发展的国家和中国争夺资源、争夺市场、争夺发展空间。中国将以多少力量投入于国防建设增强综合国力建设？中国将投入于“哪些”必不可少、关系十分重大的高科技项目加强国防建设，捍卫世界和平？同时又充分利用这些新发展的高科技应用于和平发展中的中国经济！未来中国也可能面临“新”法西斯“狂人”的嫉妒和挑衅，挑起新的国际战争。至少是局部的地区性的冲突很可能将不可避免！我们必须做好应对这些突然事变的充分准备！
当然，当代中国还面临其他“二元”经济的发展问题。当前已在中国出现的重大问题之一，是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如何协调发展。中国的实体经济正在迅速发展之中，但确实又面临国际虚拟经济恶性发展的干扰。美国、欧洲还有日本等发达国家正谋求将2007年以来出现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转嫁到中国。而中国的部分地区，部分产业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又将相继将大量流动资金投入于某些明显未必有发展前景的金融产业或其他虚拟经济领域。而所有这些国际“关系”问题，如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国和若干资源大国的相互关系，如中俄关系、中澳关系、中加关系、中国和金砖国家的相互关系等问题，均必须建立一个能包括科技进步在内、能深入讨论这些复杂问题的二元经济模型，深入研究未来技术发展带来的可能。
中国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极易导致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高度“不平衡”。所以，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必定面临情况十分复杂的地区经济问题。例如，少数民族地区和中国内陆的经济在结构上如何互补，又如何相互促进？民族关系问题很容易“被”看成是政治问题，其实是更深层的原因，是经济问题。
中国面临的特殊重大而又必须妥善解决的区域经济问题，是台湾地区经济和福建地区经济如何协同、协调地发展？中国的台湾地区有2 300万人口，土地面积共约3.6万平方公里；福建省约有3 500万人口，土地面积约12万平方公里。台湾地区的经济比较发达，却面临发展空间有限的困难；福建属发展中地区，但在发展空间以及资源蕴藏量方面却有大量回旋余地。但是，福建地区和台湾地区都具有自然环境相近，气候资源相近、居民语言相近、生活习俗相近等重大“共性”。所以，未来的两个地区的发展必定是资源互补、技术互补、发展空间互补。这已是在未来的发展必须“具体”解决的特殊重大的“二元”经济问题。内陆地区和台湾地区关系问题也只有经济问题解决好了，政治关系问题才能妥善解决。
总之，在“科技×劳动”创造使用价值的新劳动价值学说的指引下，相信上述包括“科技进步”在内的“二元”经济结构的研究会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和发展。兹事体大！这绝不是少数“理论”物理学者所能单独胜任的工作！特此提了出来，中国的科技界，当然其中也包括我们理论物理学者、经济学界，中国的学者“群”能否携手合作，共同开拓这一待发展的科技经济学？
①刘绮菲主编：《脑力劳动计量研究》，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293页。
②刘绮菲主编：《脑力劳动计量研究》，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293-294页。
③何祚庥等：《中国能源战略思考》，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92页。
④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38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94页。
⑥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28页。
⑦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6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9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3页。这里所说的劳动生产力一词，应改为劳动生产率，在马克思时代，“力”和“率”在词意上常常是相通的。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9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9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43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95页。
（14）何祚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要“与时俱进》，未发表论文。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82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9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7-48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6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56页。
（20）张宇、孟捷、卢荻主编：《高级政治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
（21）张宇、孟捷、卢荻主编：《高级政治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2页。
（22）《党政领导干部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考试大纲》，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9年，第429-430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3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页。
（25）萨缪尔森、诺德豪斯：《宏观经济学》，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0年，第17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2页。
（27）程恩富、马艳：《马克思“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变动规律”新探》，《财经研究》2002年第9期。
（28）张宇、孟捷、卢荻：《高级政治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12年，第181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0页。
（30）张宇、孟捷、卢荻：《高级政治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12年，第182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0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0页。
（33）程恩富：《经济理论与政策创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72页。
（34）程恩富：《经济理论与政策创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72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30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30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8页。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45页。
（39）《辞海》，上海：上海译书出版社，1989年，4568页。
（40）《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7页。
（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59页。
（42）罗近柏、何祚庥《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数学分析》，《力学学报》1957年第2期，第190页。
（43）罗近柏、何祚庥《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数学分析》，《力学学报》1957年第2期，第189页。
（44）《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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