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国学热”的兴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兴衰论文,国学论文,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国学，一个充满歧义的词汇
从清末到本世纪30、40年代，中国曾出现过一股势头不小的“国学热”。国学一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何谓国学？据《辞海》解释：国学犹言国故，指本国固有的学术文化。然而在近代，国学曾被界定为中学、旧学、国故学、国文、孔学、六艺之学、汉学、支那学、国粹、国渣等等。它是一个为人熟用却又充满歧义的词汇。正所谓“此二字虽日日腾于人口，而究之其确诂何若，则几于无人能言之。”（闻宥：《国学概论》，《国学》第1卷第3期，上海国学月刊社编辑）
对国学根本态度的差异，是决定人们对国学的定义、地位和内容等理解不同的重要原因。据此，我们不妨将其大致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弘扬派。此派视国学为立国之本、民族之魂，认为“国学者，国家命脉之所关，元气之所存”（丁觐辰：《国学研究之方法》，《国学杂志》第6期，上海国学昌明社发行），所以国学的兴衰，关系着中华学术之前途和国家民族之命运。他们或以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分类来涵括国学，或以经学为本位，视孔孟之道为国学的骨干和精华。
第二，整理派。此派认为国学是国故学的缩写，是一门研究中国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历史上的一切，都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
第三，批评派。他们反对使用国学这一概念，因为它“本是含混糊涂不成一个名词”（《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516页）。而且这一含混概念又与孔孟儒学存在着某种联系，提倡国学则往往会带来尊孔复古的社会效果。所以他们对“国学热”采取了批判的态度。一些人（如鲁迅）在行文时，也常以国学、国粹一类的名词来指代封建糟粕。
至于国学一词的来源，也同样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国学是土生土长的、与西学相对应的概念；有人则推测国学一词产自国外，并将英文Sinology和日本的支那学定为国学一词的起源。
虽然上面只是大致的分类，但也可以看出，人们对国学的理解有着很大差异。在几十年间，人们对国学提倡、讨论得颇为热烈，却未能对何谓国学形成一个起码的认同。实际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国学热”所具有的复杂特征。
二、“国学热”发展的三个阶段。
1.“国学热”的初兴（清末—1920年）
在近代，较早地提倡国学并对这一概念加以阐述的，当属以章太炎等为代表的清末国粹派。他们提倡国学有两个特点：革命和非孔。
国粹派多是反清革命组织的成员，他们讲求国学，固然有复兴古学的目的，但更重要的还是服务于反清革命。所以他们特别强调国学与君学的对立。所谓“国学与君学不两立者也，此盛则彼衰”（邓实：《国学无用辨》，《国粹学报》第3卷第2册）。他们希望通过倡导国学，激发人们对满清专制统治的仇恨。此外，国粹派对于长期统治中国的正统思想也进行了批判。他们把汉以来的儒学尽斥为“功令利禄之学”，是君学而非国学（邓实：《国学真论》，同上）。章太炎在其《诸子学略说》一文中，更是大量引用诸子书中垢骂孔子的话，对孔学给予尖锐的抨击。
民国成立后，提倡国学者的成份变得较为复杂，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现实不满，并将问题的根源归咎于国学的沦丧。于是在弘扬国学的旗号下，原革命党人发起的《中国学报》与康有为的《不忍》杂志唱和于北京；国学昌明社推出的《国学杂志》呼应于上海。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原国粹派人物刘师培、黄侃等支持成立了国故社，创办《国故》月刊，以抵制新文化运动。此时提倡国学也有两个特点：即痛诋西学和尊孔复古。
清末国粹派虽然也有恋古自大的心态，并对所谓欧化表示过不满，但在他们眼中毕竟是君学摧残了国学。民初的国学提倡者却是把西学视为万恶之源。他们攻击自由是纵欲败道，平等是荡弃礼法，易服是弃我所长，甚至认为历法的改革也会使华字华语自断自绝，以至亡国灭种。他们认为国学即国粹，国粹就是孔学，并且断言：“今日兴国之道，必自立学始；立学之道，必自复古始”（王树枬：《学记笺证卷一》，《中国学报》第5期）。从而由提倡国学导出尊孔复古的主张。
此时的国学热尚处初兴阶段，影响尚小，所以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在反击复古逆流时，并没有将批判的矛头更多地直指国学。但他们对国学问题也是有所注意的。如易白沙就将国学定义为“中国古今学术之概括”，由儒者之学、九家之学、域外之学三部分组成。他特别强调不能以孔学代国学，“非孔学之小，实国学范围之大也，朕即国家之思想，不可施于政治，尤不可施于学术”（《孔子平议》下，《新青年》2卷1号）把对国学的界定，上升到学术民主、思想自由的高度来加以认识。
2.“国学热”的高涨（1920年—1930年）
在20年代，“国学热”达到高潮。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分别开设了国学门和国学研究院。各地出现了一批国学杂志和国学研究会之类的组织。许多学界名流此时也对国学大加提倡，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国学运动。
如果以对国学的态度，提倡国学的目的为标尺，那么我们仍可以将提倡者较为清楚地分成弘扬派和整理派两类。
第一，弘扬派对国学的提倡
此派的代表性刊物有东南大学的《学衡》、《国学丛刊》、《文哲学报》，章太炎的弟子创办的《华国》，四川国学会创办的《国学月刊》，以及由章士钊主持的《甲寅周刊》等。此派成员虽然观点不尽一致，但在思想、感情上却又不乏相同之处。简言之，就是主张尊孔复古，反对新文化运动。
弘扬派对孔孟儒学极为推崇，将其视为国学的主要内容加以提倡。首先，他们对近代以来的反孔、特别是新文化运动表示了强烈不满。他们指责反孔导致“国学沦胥”（柳诒徵：《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史地学报》第1卷第1期），声称中国近世的总病源就在于“不奉孔子之教”（柳诒徵：《论中国近世之病源》，《学衡》第3期）。已被时人誉为国学大师的章太炎也对早期的非孔公开表示追悔。其次，他们公开打出尊孔旗号，以孔学为国学。如果说沐浴过欧风美雨的学衡派还只是通过刊孔子画像，发“继承”孔学的文章来表示对孔学的好感，那么由主张清帝复辟的宋育仁主撰的《国学月刊》的尊孔，则显得更直接了当。身为四川国学会会长的宋育仁认为，振兴国学必须尊孔读经，因为“国学之精粹在经”（《问琴阁覆政务厅函》，《国学月刊》第1期）。他的国学会章程与北京孔教总会的规定竟不谋而合，所以他主动申请将四川国学会改为孔教总会的支部。其《国学月刊》不仅长篇大论地阐述孔孟学说，而且还随时针对现实大发议论。如见到女子要求走出家庭、争取参政，宋育仁就马上告诫道：女人应该“励志于国学”，恪守男主外女主内的经训（《必也正名新义·女学》，同上第10期）。
弘扬派对西学的输入十分不满，认为这正是致使国学衰微的根源。所以他们对新文化运动横加指责。新文化运动倡导白话文，他们则认为白话文流行，“甚嚣尘上，遮国学不见已耳”（章士钊：《评新文化运动》，载《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卷第440页）。他们指责新思潮的传入致使“人心病狂，而圣贤之教为士羹矣。”（余戴海：《鄙髫》，《甲寅周刊》第1卷第23号）如前所述，斥西学而尊孔道是民初弘扬派已有的特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弘扬派对西学攻击的重点也是有所变化的。此时，弘扬派对于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的流传，尤感忧虑和不满。当时社会主义思潮影响虽大，却又是流派繁多、鱼龙混杂。就是社会主义的信仰者也不免有“隔着纱窗看晓雾”的感觉。弘扬派也承认“社会主义一词歧义甚多”，然而他们偏又能够从其所罗列的一大堆所谓的社会主义中，单挑出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加以攻击。他们奉劝国人“不可作他人学说之奴隶”，免谈社会主义，少搞些“马克思学术研究会”之类的东西（参看《中国提倡社会主义之商榷》、《社会主义平议》，载《学衡》第1、12期；《随便谈谈》，载《文哲学报》第2期）。
为了扭转所谓新学横行的局面，弘扬派主张整顿学校、严肃学风，以重振国学。他们要求对学校进行改制，“且择其学风最劣者，悉予罢遣”（章太炎：《救学弊论》，《华国》第1卷第12期）。所谓改制就是恢复旧日书院，按经史子集分科，研习古代经义。他们指责废科举、设学校、废止读经，已造成“国故沦丧”的严重后果。
弘扬派在这里绝非只是在做一般意义上的学理式的探究和国学建设的构想，只要有可能，他们随时准备将主张付诸实践。在国学界影响颇大的章太炎于1925年以上海国民大学校长的身份发表演说，公开提出要把研究“国学”与反共联系起来。次年，他又出面纠集上海的反共势力组成“反赤救国大联合”，并自任干事会主席；一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章士钊在主掌教育部之后，立即开始打击白话文，并着手“整顿学风”，最终激起女师大风潮，就是一些典型的事例。
第二，整理派对国学的提倡
1919年，在《国故》与《新潮》辩驳之时，胡适在其为支持《新潮》所做的《论国故学》一文中，初步提出了整理国故的主张。1922年1月，北大研究所成立了国学门，蔡元培任国学门委员会委员长，委员则先后有胡适、沈兼士、钱玄同、蒋梦麟、周树人、周作人等。并由委员会发行《国学季刊》，初步形成整理派阵营。
整理派提倡国学有以下几个新的特点：
首先，对于国学给予新的界定。他们认为国学实质是国故学的缩写，是一门研究中国过去历史文化的学问。而国故学又比国学一词更为准确，因为国故属中性词，其中既有国粹，也含国渣（胡适：《发刊宣言》，《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有的人则认为国学一词为洋人所造，且有欠通达。他们追问道：“果然中国还有将来，为什么算学天文物理化学等等不都成了国学，为什么国学之下都仅仅是些言语历史民俗等等题目？”而且单就历史学、语言学而言，要求得学术的进步，也必须采用新的研究材料和工具，最终使所谓国学“弄到不国了”。他们强调这“并不是名词的争执，实在是精神的差异的表现”（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1分）。
其次，阐明了提倡国学的目的。当整理派的做法在客观上助长了国学热，并引来一些批评后，胡适公开声明提倡国学研究是为了“打鬼”。他认为古代文化传统中尚有许多能够吃人的老鬼，它束缚着人们的心灵，阻碍了新知识与新思想的传入。而胡适要做的则是“用精密的方法，考出古文化的真相”，“化神奇为臭腐，化玄妙为平常，化神圣为凡庸”（《整理国故与“打鬼”》，《胡适文存》3集2卷）。所以，我们今天说整理派提倡国学是就其客观效果而言，而当时他们的主观愿望则是批判和整理国学。
最后，更新了治学的态度和方法。他们认为研究国学首先要有大胆的怀疑精神，不可迷信古人，“要敢疑古”（钱玄同：《研究国学应该首先知道的事》，《读书杂志》第12期）。此外，他们还主张“整理国学非用西洋的科学方法不可”（蒋梦麟：《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第201页）。所以他们强调国学教育应侧重“养成学生以近代外国研究学问的方法来治国学的能力”（罗家伦：《致清华大学董事会报告整理校务之经过及计划》，《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12期）。他们希望国学的研究者突破“国”字的束缚，学习西方科学方法，拓展国学研究范围。在他们看来，档案典籍、出土文物和各种人类学调查资料都是新的研究材料；地质学、地理学、考古学、生物学、气象学等各种科学方法，都可当作新的研究工具。也正是由于有了新的治学态度和方法，才使得整理派不囿于旧说，有了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建树，如发起了震动学术界的古史辨运动。
3.走向衰落的“国学热”（30—40年代）
在这一时期，中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都异常地尖锐和复杂，这也使得对国学的提倡带有了一些新的特点。
第一，挖掘传统的精神资源以服务于抗战。
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许多学者都试图从历史文化中挖掘出有益的东西以服务于抗战。学术界的这一动向，在此时的“国学热”中也有所反映。如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后多次强调大学生应从传统中汲取营养、完善自我，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他还多次拜访、并最终将国学家马一浮请到浙大开设了国学讲座。而马一浮于颠沛流离的避难讲学中，还依然充满信心地断言：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最后归宿，中国是世界文化的唯一领导者（《论西来学术亦统于六艺》，《泰合宜山会语合刊》）。钱穆则试图透过其《国史大纲》一书揭示民族生命的源泉，激发爱国主义思想。他坚信：“世未有其民族文化尚灿烂光辉而遽丧其国家者”（《国史大纲·引论》）。傅斯年此时也打破了自己“考古而不著史”的戒条，写成《东北史纲》一书，从历史的角度，对侵略者所谓“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的谬论给予了驳斥。人称“新陆王派”的熊十力也力图在其古奥典雅的《读经示要》等关于儒家的著作中，阐发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意识。
在那样一个国土沦丧、文化遭劫的年代里，中国学者坚持宣讲、研究传统文化，不仅体现了他们捍卫、延续民族传统的良苦用心和爱国情怀，而且确实取得了不少的学术成果。
第二，提倡尊孔反共以服务于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一些人声称：“讲明国学以正人心，诚国家当务之急。”（《陈梅先生来书》，《船山学报》第1册。）具体方法则是提倡尊孔读经。同以往一样，此时的尊孔复古也非泛泛而论，而是有着明显的针对性。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何健曾明确表示：尊孔读经就是为了控制青年的思想，以便从根本上战胜所谓的“共产邪说”。为此，他们主张从小学起就注重读经，初中不必教外文，“以便增加国学讲授时间”（唐兆凤：《改良学校制度平议》，同上第8期）。
此外，还有人直接歌颂国民党的官方思想，指斥共产党和马列学说。有人指责陈独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甘受第三国际的指挥，“从事于猛烈的破坏工作”，并借戴季陶之口责骂国人受共产党的操纵，听命于莫斯科，是一种“亡国的精神状态”。反之，对戴季陶主义则是倍加赞赏，称其为中国文化发展的指针（钱穆：《国学概论》下，第176－187页）。30年代正值民族危机加剧，全国抗日呼声高涨，学潮不断。但有人在其国学著作中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无一言之责，却反怪共产党等造成思想混乱，酿成“学生运动的惨局”，并宣称无论是唯心论还是唯物论均不适合现代中国，唯独蒋介石的思想才是时代的产物，足以成为国人的共同信仰和一切行动事业的最高指针（黄毅民：《国学丛论》下册，第594－595页）。
第三，为日本的殖民统治服务，是日伪提倡国学的实质。
1939年1月—1940年3月，日军在华北三次发动大规模的“治安肃正”作战，华北方面军同时抛出《华北地区思想指导纲要》，提出要“根除共产势力，宣扬新民精神，以建设王道社会”（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上，第247页）。与此相配合，伪《新民报》特开辟了“国学周刊”一栏，连续发表阐发汉奸新民理论的国学文章。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亦在北京创立了国学书院，出版了《国学丛刊》。他不仅命令下属要到书院受训，而且还亲自前往授课，以示对提倡国学的重视。他们曾公开阐明自己的宗旨：“今日所谓国学者，盖指中国旧有之经史子集”，但“本栏虽为国学专栏，然非为专载旧有之经史子集”。他们强调研究国学应立于现实，“顺应东亚新秩序之建设，新政策之推行，用古书作蓝本，以圣训作范围，发为指导人民之言论”。经史子集的研究要“以合新民主义者为上”，“能以古人所言，寻出关于新民主义进展之途径者为最善，由经史子集中，觅得合于大亚洲民族之团结者尤为上乘”（《国学文稿商榷书》，《新民报》1940年3月25日）。总之，要以国学论证汉奸理论，为日本的殖民统治服务。所以在大批的所谓国学文章中，既有直接的献计献策（如关于强化治安的办法），也有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论证中日所谓的同文同种、共存共荣的合理性。
尊孔反共也是日伪所提倡的国学的一项重要内容。他们攻击共产党废弃中国的人伦道德，将从根本上毁灭中国的文化。他们声称要针锋相对，以固有道德、新民精神从根本上防止并战胜共产主义思想。为此，就必须“定孔学为国学，尊孔子为国师”，“发扬孔学，杜绝诐邪”。（陈继圣：《救国我见》，同上1938年11月18日）他们要求将中小学的国文修身等课程，全部以国学一科包括之，而四书、孝经等则为国学的主要内容，并且还要严禁白话文。他们认为如此“则正本清源，国学必有昌明之望”（刘松涛：《征文选录》，《国学丛刊》第1册）。
三、几点启示
第一，“国学热”是近代社会现实的反映，探讨它的兴衰得失，必须联系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背景。
从近代“国学热”兴衰的历程来看，提倡国学总有着现实的出发点，即使是谈经论史，也往往打有现实斗争的烙印。特别是民国以来，从袁世凯、张作霖，到蒋介石、汪精卫，都曾大造复古声势，试图借助封建传统来维护其统治。在这种背景下，国学的弘扬者大谈尊孔崇儒，不管他们有意还是无心，都已使“国学热”与现实斗争紧紧地纠缠到了一起。
正因为如此，人们在反击尊孔复古逆流的同时，也往往会对“国学热”进行抨击或表示怀疑。陈独秀、易白沙、鲁迅、吴稚晖、柳亚子、陈源、郭沫若、郑振铎、许地山等一大批政治观点、文化见解不尽一致、有的甚至尖锐对立的人，却先后在批评“国学热”上找到了共同点。他们反对“国学热”，首先是因为提倡国学带动或助长了复古逆流。他们认为提倡国学的实质是某些人想利用人们“盲目的爱国心理实行他们倒行逆施的狂妄”（《国学运动的我见》，《成仿吾文集》第145页），担心有人借含混的国学一词掩盖复兴孔教的企图。他们感叹：“国学两字，实在误人不浅”。（陈问涛：《国学之“遗老化”》，《学灯》1923年10月10日）还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孔子只是权势者手中的“敲门砖”；读经，亦不过是愚民者所用的工具。（参看《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十四年的“读经”》，《鲁迅全集》第6卷第316－317页；第3卷第129页）
是埋首于古籍将青春的时光耗尽，还是追求新知、随时准备去肩负起天下的兴亡，这是“国学热”的批评者与提倡者又一个分歧所在。弘扬派大都认为国家危亡是由于国学沦丧，所以昌明国学即可令国家起弱振衰。批评者则认为保存国粹、弘扬古学非但不能解决国家的生存问题，而且最终将使国粹自身难保，因为“不能革新的人种，也不能保古的”（《忽然想到》，《鲁迅全集》第3卷第43页）。所以当务之急是努力革新，以求生存和发展。到30、40年代，文化论战与军事较量、政治角逐交织得更为紧密。有人提倡国学，希望青年脱离现实的斗争；有人则鲜明地指出：“要批判地接受中国旧文化，决不是等于号召中国青年去读古书，整理国故”（洛甫：《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的任务》，《中国文化》第1卷第2期）。有人鼓吹复古，以服务“东亚新秩序”的建立；有人则提出要警惕反动者“利用复古主义来麻醉青年”（艾思奇：《当前文化运动的任务》，同上书第1卷第6期）。而这一时期日益激化的民族危机和残酷的政治斗争，也迫使人们必须重新审视、调整自己的人生选择。东北沦陷、华北危机，惨痛的事实重复着简单的道理：“中国固有文化咒不死帝国主义”，所谓昌明传统、学术救国无非“是要小百姓埋头治心”（《真假堂吉诃德》，《鲁迅全集》第4卷第520页）。此时人们关心的已不再是该不该讲求国学的问题，而是我们民族的生命还能否延续。投身于全民的救亡运动成为了人们的第一选择。
抗战胜利后，祖国又被独裁者推向内战的深渊。教育破产、百业凋弊；基本的人身安全失去了保障，特务的手榴弹竟在大学校园中炸响。在这种情况下，谁还能安坐书斋去研求国学问题。于是就有了一向埋头古学、不问世事的闻一多教授的拍案而起，于是就有了上万学生在烈士墓前的齐声宣誓：痛击法西斯余孽，向着民主和自由进军！
在这种背景下，30、40年代的国学虽然有名流提倡和政要支持，但它的影响仍是大为下降。况且在动荡之中，国学的提倡者们也常常是自身难保。到40年代，“国学刊物几如凤毛麟角”（《读者来信》，《国学月刊》第1卷第2期，北京国学月刊社编辑）。至于那些直接由政要和汉奸提倡起来的“国学”，自然也随着反动统治的瓦解而烟消云散。
第二，国学热由兴至衰始终充满着斗争，在文化层面上，斗争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应以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传统和新知。
弘扬派强调对西学要有所批判，对传统应给予继承，这自有其合理的因素，他们对中国文化所做的一些具体研究和阐述，也值得今人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来加以探究。然而也必须指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继承传统，而在于应以什么样的态度和方法来继承传统。是不顾已发生急剧变化的中国近代社会的现实，一厢情愿地将旧传统改头换面地充作新文化的主体，还是以科学的态度、批判的精神去大胆地改造传统，在继承中外优秀文化基础上，创造出崭新的现代文明，这才是矛盾焦点所在。
弘扬派把国学描绘成至善至美、超越时空之物，西学只能证明国学的伟大或略补国学之不足。而国学的批评者们则认为新文化建设重在创造而非因袭。他们也懂得民族文化有着自身的传统与渊源，但在建设新文化的过程中，他们更看重的还是现实的需要，因为“新学术要依学术上的问题底有无，与人间底需要底缓急而产生”（许地山：《国粹与国学》第164页）。他们主张学问无国界，提出“拿来主义”，希望青年把主要精力放在对科学文化和新知识的学习上。他们批评国学、反对复古，但并不排斥对民族文化进行科学的研究和继承。以鲁迅为例，在国学热高涨期间，他曾接连发表《估学衡》、《所谓“国学”》等一系列文章，对攻击新文化运动的国学家给予辛辣的讽刺。反之，对于整理派他不仅态度要缓和得多，而且还一度担任了北大国学门委员会的委员。他还曾应聘到厦门大学国学院，准备安心做两年的文化研究，只是因人事纠纷而未能如愿。至于鲁迅对传统认识之深刻、对优秀的民族精神的继承与光大，已是举世公认。单就文化研究而言，成书并出版于这一时期的《中国小说史略》，一经问世就被推为研究古代文学的力作。
第三，国学并不是一个单一、凝固的概念，其内涵是有所变化和发展的。
如前所述，“国学热”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特征和内容，人们提倡或反对的只是自己所理解的国学。弘扬派强调一个“国”字，把国学定义为以经史子集为骨干的固有学术，甚至将其更为狭义地理解为孔学。而人们对国学的批评及整理派对国学的重新界定，则恰是要突破“国”字的束缚，其实质是要把科学与民主引入学术研究之中，以改造、理新传统的学术。就客观而言，随着近代社会的变迁，中国古代学术的内容与结构也合乎逻辑地出现了增减与变迁，国学的批评者和整理派的主观努力，顺应并推动了中国学术的近代化进程。近代学科分类的确立，治学态度和方法的更换，研究空间的拓展，这一切所显示的正是传统学术于蜕变中的发展。这一不可逆转的过程，就是在弘扬派某些人的主张中也有所反映。如东南大学设计的国学体系包括20个方面的专史，内容比北大整理派的多一倍，而且也同样提出要以科学整理国故（《整理国学计划书》，《国学丛刊》第1卷第4期）。梁启超设想未来的国学除了包括各种专史外，还有地理、自然科学、社会现状等内容（见章士钊：《孤桐杂记》，《甲寅周刊》第1卷第34号）。
在肯定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给传统学术带来新的生机的同时，我们也有必要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传入给中国文化及其研究带来了深刻的影响。限于篇幅，我们无法详谈老一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们的努力与建树，这里只想谈谈一位正宗的“国学家”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对国学有了什么新的认识。
吴承仕，章太炎的高徒，著名的经学大师，精于音韵训诂和古代名物制度，曾在多所大学任教，并担任中国大学国学系主任。在30年代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最终加入共产党。1939年病逝。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后，他对国学的理解有了两点较为显著的改变：首先，关于研究国学的目的和治学的方法。他认为学习目的是为了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时代，进而认清自己所应负的义务和应做的工作。为此，他强调国学研究者首先要树立进步的世界观和正确的历史观（《吴承仕文录》第227页）。回顾以前走过的治学道路，他认为自己是“费时甚多而心得较少的一人”（同上第70页）。其次，在国学教育的内容上，他不仅率先垂范，以唯物史观改写了讲义，而且着手调整国学系的课程，陆续增设了陈伯达的“周秦诸子”、曹靖华的“新俄文学选读”，高滔的“西洋文学史”、齐燕铭的“中国通史”等，并将李达的“唯物辩证法”、黄松龄的“政治经济学”、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等外系的课程，定为国学系的选修课。（同上第4页）
一个已进入耳顺之年、有着高度思辨能力的著名国学家，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也并没有排斥对传统学术的研究，相反还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在研究“国学热”这段历史时，吴承仕的治学经验和人生经历，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