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世界文学中三位现代作家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时期论文,中国论文,作家论文,世界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外来文化的汇入，对中国人的政治观和社会发展史观，以及文学艺术的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给了我们不同层次和不同方面的启示。西方的极富想象力的描绘未来世界的著作，如《第三次浪潮》、《生存之路》、《世界面临挑战》等未来学也对中国人的思想和认识产生了极大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仍在继续。
广博的外国新文化、新思想一旦与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相结合，就必然会产生极为丰富多彩的艺术作品，使中国文坛充满勃勃生机。下文将着重介绍世界文学中三位现代作家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影响，他们是原苏联当代文学中的道德——自然哲理流派的小说家钦吉斯·托列库洛维奇·艾特玛托夫、奥地利已故现代派文学始祖之一的弗朗茨·卡夫卡、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
一、浓厚的东方文化色彩：艾特玛托夫与中国文学
艾特玛托夫生于1928年，5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他的中篇小说《查密莉雅》等曾获苏联国家奖和列宁金奖。《白轮船》和《一日长于百年》等作品曾多次荣获苏联文学奖，并被翻译成70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他的其它优秀作品有中篇小说《早来鹤》、《花狗崖》，以及长篇小说《断头台》等等。艾特玛托夫自己最喜欢、最满意的作品是《别了，古利萨雷》、《白轮船》、《花狗崖》和《一日长于百年》。在前两部作品中，他的构思是“为了捍卫道德的纯洁性，必须与精神空虚、消费主义、物欲主义及其它不良现象作斗争”，关于《花狗崖》，艾特玛托夫说：“我希望促使读者思考的是人的道德的主要价值和责任感，即一切能够使人称其为人的东西。”在《一日长于百年》一书中，作家凝聚了他的“全球性思维”，其实质在于使每个人都关心别人的命运，关心人类的命运，希望全人类共同幸福，和平相处。艾特玛托夫的理想是让未来者将会说：“我是地球人，这个星球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兄弟姐妹。”为了表现自己的理念，他使用了一贯的多元化的表现手法，尤其是使用了大量的隐喻和多层次的描写以及多层次的结构，使作品折射出了丰富的、深邃的思想意蕴。这也正是艾特玛托夫文学思想与艺术表现的双面闪光和相互映衬的巧妙之处。他善于吸取民间文学的传统，把神话故事、民间传说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并以洋溢的诗情去描绘与叙述，使其作品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特色，使其小说具有强烈感人的抒情色彩。他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现实生活的作品所流露出来的卓越的艺术个性，对我国新时期文坛一批崭露头角的作家有着强烈的影响，如张承志的《黑骏马》就飘荡出了艾特玛托夫作品中的那种舒缓悠扬的旋律；张贤亮的《河的子孙》、《肖尔布拉克》等作品在结构上也借鉴了艾特玛托夫的《别了，古利萨雷》和《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他的《绿化树》亦有受其影响的痕迹。艾特玛托夫在《断头台·母狼的心愿》中揭示的是人与狼的冲突，他把自己的全部同情给予了狼，即指人蜕化成比狼更加凶狠的动物，而狼则是无邪的受害者。在张炜的小说中也表现出了类似的主题，如《三想》里名叫“咪咪”的母狼在失去了它的小狼仔后，对人的至高无上产生了怀疑：“人的至高无上是他们决定的，而这种决定的不合理性从根本而言就在于他们忽视了太阳和土地，天下的一切生物都应是平等的。”而《梦中苦辩》则是对杀狗者缺乏同情心的残忍行为所发出的抗议：“屠杀吧！与大自然界的一切生命对抗吧！这一切的后果只能是更可怕的报复。”《海边的风》则是关于人与自然宣战所导致的苦难与饥饿，最后能够拯救人们的仍旧只能是大自然。小说最后以饥饿的人们向海边涌去，表明了人们最终又回归大自然的意向。
张炜借小说中主人公的梦想描绘了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乌托邦世界：“人与人，人与动物，人与植物，男人与女人，互相之间不可说谎，不可背弃，不可欺骗，不可侵犯，如果这类事情发生了，那么飘飘落下的粉绒绒的雪花沾到他脸上、手上，立刻化为乌黑的汤法，渍入皮肤，永远洗不掉。”他的新作，长篇小说《九月寓言》则重点表现了农民与土地的密不可分的本质性联系。小村人单纯、古朴的生存方式，展示出了世界存在的原初结构，即天、地、人、神四者的统一。小村人的艰辛困顿生活实质上是一种顺应自然，乐天知命的淳朴的田园生活，如小说中一位农村少女肥的内心独白：“踏不透的夜色，藏下一切的夜色。肥恨不得将自己融入其中。昏昏沉沉的大地啊，铅一样沉的大地啊！象吃了长睡不醒的药一样的大地啊。”小村人对土地真有着母亲般的依恋。正如艾特玛托夫在他的小说《大地母亲》中写女主人公托尔戈娜向大地的乞福那样：“我说大地，你把我们所有的安放在自己的胸怀上，如果你不给我们幸福，那么你为什么要做大地？而我们又何必要生在世上呢？我们是你的孩子。大地，给我们幸福吧，让我们成为幸福的人吧！”作家们的这些描写无不说明了他们对农民的理解，懂得农民与大地的依存关系。所以“艾特玛托夫提出的口号是‘与土地和水共同创作’，张炜提出的口号是‘融入野地’，他希望将自己化入一棵树，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紧紧地抓牢泥土，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精神得到一个简单、真实和落定”（引自耿传明：《张炜与俄苏文学》）。他们都用诗一般的语言表明了自己的心志，展示出了人与自然不应对立和分离，呼吁重建“天人合一”式的人与自然的新型的和谐关系。
艾特玛托夫的创作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已走向更加开放、思想内蕴更加深邃、表现手法的多元化，即哲理化、抒情化、象征化。正因为艾特玛托夫艺术思维的现代化，才使其作品放射出了异彩纷呈的炫目光芒，才使中国作家深受苏联文学的影响。
二、超现实主义艺术的融汇：卡夫卡与中国文学
弗朗茨·卡夫卡（1883—1924）是出生于捷克布拉格的犹太人，是世界著名的德语作家，也是对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影响最大的重要现代派作家之一，被誉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鼻祖，辞世后人们对他的评价越来越高，称他为“现代的莎士比亚”。卡夫卡一生虽然短暂，却经历了一个极其苦难的黑暗时代。他亲眼目睹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浩劫——第一次世界大战，因而对社会的认识和对人生的体验极为深刻。他写作非常勤奋，但他生前发表的作品却很少。耐人寻味的是他生前曾留下遗言，托付挚友布罗德把他的全部遗稿烧毁。但布罗德非常珍视他那些用心血铸就的不朽的卓越文稿，并把他保留着的全部手稿整理出版了。最初，卡夫卡的那些作品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但自30年代末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那些传世佳作的深刻内容和不朽的宝贵艺术价值才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当时，许多西方人把卡夫卡奉为杰出的预言家，认为《审判》、《城堡》等作品中主人公的命运就是西方许多人的共同命运，似乎自己也像他们一样生活在一个陌生的、不可理喻的世界中，人们不能也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说不定什么时候灾难就会降到自己的头上来。于此，许多西方国家在五六十年代掀起了一股卡夫卡热。
卡夫卡的文学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他的小说中。他的小说贯穿着强烈的批判精神，尤其是他通过孤独、苦闷、恐惧的小人物形象，深入地发掘了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人的异化现象。他的“异化世界”曾经轰动西方文坛，许多文学批评家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去进行探讨，特别是在他那些作品中表现出的非理性主义的影响最为明显。他的代表作是三部长篇小说《美国》（1927 ）、 《审判》（1925 ）和《城堡》（1929），可惜它们都是未完成的作品。短篇小说有《判决》、《地洞》、《变形记》等。值得特别重视的是，卡夫卡的超现实主义怪诞笔法对中国新时期的“伤痕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不少作家从他的《变形记》中得到了有益的启迪，如王兆军的《不老佬》中的主人公就是采用超现实主义的变形笔法创造出来的。作品的主人公叫史光辉，已54岁了，身体仍为小儿幼童模样，而头脑却成古董老朽状态，因而绰号为“不老佬”。作品用正常人的眼光去演绎他那变形的“非人”的形象，从而使其通体圆立，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变了形。
韩少功的《爸爸爸》也是一篇受卡夫卡超现实主义手法影响的变形文学作品。主人公丙崽被描写成一个智力仍停留于幼儿感知水平阶段的痴呆人形象：“眼目无神，行为呆滞，畸形的脑袋倒很大，像倒竖的青皮葫芦，以脑袋自居，装着些古怪的物质。吃饱了的时候，他嘴角沾着一两颗残饭，胸前油水光光的一片，摇摇晃晃地四处访问，见人不分男女老幼，亲切地喊一声‘爸爸’。要是你冲他瞪一眼，他也懂，朝你头顶上某个位置眼皮一轮，翻上个慢腾腾的白眼，咕噜一声‘×妈妈’，调头颠颠地跑开去。”丙崽这个永远穿开裆裤，智力和身高不随年龄增长的痴呆儿，这个如同虚幻神话传说中喝毒药也死不掉的怪物，可以说他的一切都变了形。
莫言《透明的红萝卜》中的小黑孩，他的心智和身体形象是常人化的，但其具体行为方式却带有某种变了形的神秘古怪性。他天生不怕冷，不怕烫，从不与人对话，只知道近乎机械地干活；他像一个精灵，在飘逸的大自然中闪射出人类生命的强力。但他所展现出来的怪诞色彩却显示了一种神秘的思辨哲学的气氛。
阿城的《棋王》、《树王》、《孩子王》、《树桩》、《卧铺》等作品中的主人公也都显得异常独特，从王一生到肖疙瘩，都是一些忠厚得近乎痴呆，缄默得近乎愚顽的人物形象。他们蓬头垢面，表情僵硬，不善言辞，性情孤僻；他们不像忧虑派笔下的人物有那么多的苦闷和忧愁，也不像民族文化派笔下的人物生活得那样洒脱、自在，更没有原始生命派笔下的人物能征服一切的强者的精神力量。他们缺乏强烈的自我意识，缺乏外在的欲求和内心的抵牾。他们散漫、和平、知足，荣辱不惊，达观无忧，以静为动，无为而又无所不为，如棋呆子一样，一生除了吃饭时活在世上外，几乎整个地活在棋里。活在世上不吃不痛快，“何以解不痛快，唯有下象棋”。表现出了人们生存意识和生活方式的异化。
宗璞的小说《我是谁》，写的则是一位大学女教师，她那颗善良而柔弱的心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无情的迫害，以致不知道自己是谁，甚至恍惚认为自己就是“牛鬼”，就是虫豸。人们灵魂和肉体的自我毁灭首先导源于精神的彻底崩溃，害人者完全颠倒了是非，被害者又因残酷的精神折磨摧毁了自信，从而导致对客观事物的曲解。在那非人性的“文革”时期，可以说这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小说揭示这种现象，则是从另一个角度更深刻地揭露了“文革”的荒谬性和残酷性。作者在小说中展示出的是一个近乎于疯狂的人临死前表现出了多重的、复杂的、痛苦的心灵历程，通过采用闪烁跳跃、动荡不定、迂回曲折的意识流手法，成功地描述了一个人在自杀前的种种意识和潜意识的表现。作者指出：死的经验是“从没有人向后来者描述过”的，然而作者却以整整一部小说的篇幅去描述了女主人公人性深处潜意识层的相反情感的抵牾，充分显示出了她心灵的反抗、孤独、苦闷、恐慌、自咎、挣扎……。躲藏在潜意识层的东西，只有在人的心灵受到最严重的考验与摧残的时候才会涌入意识层，并不畅快地、断断续续地、或有克制地流露出来。
宗璞的《蜗居》则是另一篇充满了象征意味的变形小说。人的背上长出一个蜗牛的硬壳，人也像蜗牛那样行动。这样的想象与构思也正好与卡夫卡的《变形记》相似。
三、反映幻景和现实相融的感受：马尔克斯与中国文学
哥伦比亚著名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生于1928年，他的代表作《百年孤独》曾荣获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
马尔克斯极喜欢流传在民间的魔幻故事。他出生的哥伦比亚加勒比地区存在着丰富的文化形式，它的历史充满了魔幻，如非洲黑奴带去的魔幻，西班牙、瑞典、荷兰和英国的海盗带去的魔幻。在人民中间也有源远流长的讲故事的传统，他的祖母和外祖母都擅长讲故事，而且想象力很丰富，因此他也特别喜欢听外祖母讲的故事。民间魔幻故事的影响，在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
他年方18时就打算写《百年孤独》。他说他写这部长篇小说的初衷是要为自己童年时代的全部体验寻找一个归宿。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该小说描写了当地的政治、历史、神话、传说、宗教、习俗，形成幻景与现实相融的错综复杂的宏伟艺术画面，反映了加勒比海沿岸某一小国百余年来的历史，企图让读者思考拉丁美洲百年孤独的原因和打破这种孤独状态的途径。从某种意义而言，这部小说也是作家对其以前文学创作的一个总结，主要以过去一些作品中曾出现过的虚构的马贡多为背景。
《百年孤独》描写了一百多年间布恩地亚家族7代人的命运， 通过7代人的生活反映了他的国家和拉丁美洲的历史变迁。 小说没有大量引用具体的史料，作者感兴趣的是从历史发展中提取一个问题，即“孤独”。作者曾经说过：“与其说马贡多是世界上的某个地方，还不如说是某种精神状态。”“孤独”是被作为一种社会性的精神特征来反映的，之所以造成社会性孤独的原因是多重的：没有心心相印的感情交流导致的嫉妒，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而产生的冷漠、疏远感，群众的愚昧、不觉醒……。
在艺术手法上，《百年孤独》充分展示了魔幻现实主义特色。魔幻现实主义的意义就在于探索反映现实生活的非常规手段，展示出一个变了形的魔幻世界。小说最后一部分成了一面魔镜，面对那面魔镜，读者的感受似乎也被魔幻化了。作为本世纪60年代以来崛起于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马尔克斯不但从西班牙文学中汲取养分，也从印第安传统文学中汲取营养，因而大大加强了作品的民族色彩，使魔幻现实主义成为当今世界民族主义文学潮流中的一个令人瞩目的、富有传奇色彩的分支。这种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对我国新时期的许多作家，尤其是对青年作家影响不小。如广西有些壮族作家标榜“百越境界”，以魔幻现实主义为借鉴。又如西藏的扎西多娃等作家对魔幻现实主义也怀有极大的兴趣，以至他们在《西藏文学》月刊上提出了“西藏魔幻现实主义”的口号，以加强文学民族性的表现。这种影响在韩少功的作品中，以及郑万隆的新作——描写兴安岭少数民族的“异乡异闻”的系列小说中都有较深的印象。
韩少功在1985年以后的小说创作中，写了不少“魔幻”或“神秘”的现象，如《归去来》中那种不可解知的“陌生的熟悉”；《诱惑》里于空溟中对妹妹的呼喊；《爸爸爸》里绿眼赤体的蜘蛛，好淫丧身的毒蛇，偷吃胭脂的老鼠，大如书页的蝴蝶；《女女女》中天人感应的地震与所向披靡的鼠流；《会心一笑》里睡梦中的杀人凶手与受命复仇的红头蜥蜴；《鞋癖》里惨遭横死而复现于闹市、显迹于墙壁的父亲，三百年前失去双足的众冤魂与母亲无可救药的嗜鞋癖，以及房间里器物无端发出的声响与破裂；《北门的预会》里“土里出金，河里流血”的暗示；《人迹》里好吃辣椒的岩匠的儿子如何变成了爱笑黑熊等等。
在郑万隆的一批“异乡异闻”小说中，情节过程常常是残缺不全的，结局也未必都能打上完整的句号。在他小说中的那些石头般的男子汉与性格刚烈的女人时常都是身世不明。然而他那些小说却勾勒出了异乡之谜，不可逾越的道德准则，人的尊严与英雄气概，勇悍与蛮横，坚定与保守等的紧密交织。作者不愿交待的那些空白，也成了深山老林执意不向外人透露的秘密。他那些小说与其说是充满魔幻情节，倒不如说是更像一批残损的碑石，正是那些碑石的质地坚硬、形态残缺才产生了巨大的魅力。
王蒙的《布礼》、《蝴蝶》、《杂色》等也都有马尔克斯作品的侧影。《布礼》是王蒙所写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它描写了一个受冤屈、遭伤害者的心灵历程，一个充满苦痛、孤独，不被人理解，得不到同情，因而心滴着血的、长达20余年之久的苦难历程。它凝聚了作者自己30余年的经历、感受和思考，特别是被错划为右派的当时，以及其后的20余年的艰辛经历，具有其它任何作品难以趋及的高昂价值，负有一种巨大的掀动感情和净化灵魂的力量。主人公钟亦成始终不渝地对党、对人民、对共产主义理想怀有坚定不移的信念，这种信念又化为火一般的工作热情，并贯穿于整部作品的始终，构成了作品的主旋律，成为钟亦成性格中最光辉的核心。他虽然被党、被社会、被人们误解、遗弃，被剥夺了为国家效力的权利而又受苦蒙难，但仍旧矢志不移，信念不改，本色不变，奋力拼搏。为了强调这一点，王蒙在作品中三次插入与灰色影子的辩论。有的评论家认为灰色影子是钟亦成思想的另一面，即钟亦成自己的影子；但有些人认为灰色的影子具有很大的幻想与象征意义，是一种经历了多年浩劫之后的仍在社会上到处弥漫、并已深深渗透于许多人灵魂深处的一种情绪。和灰色影子的辩论，是发生在灵魂深处的沉沦与向上的变幻、冲突、抵牾。
王蒙《蝴蝶》中的主人公张思远，因种种政治原因使他周围的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失去了妻子、儿女，甚至失去了自己过去的“老张头”，像丢了魂似的。无情的生活逼使他扭曲了人性，失掉了灵魂。该作品就以张思远从寻找灵魂开始，至灵魂失而复得为结构的时空框架，涵纳了主人公一生中数度畸变的深重苦难的人生历程。王蒙一向认为：“出自心灵深处的歌，才能拨动读者心灵深处的弦。”所以他常常有意地把自己的经历、体验、感受写到作品中人物形象上去，给作品涂上真实感人的主观色彩。
以上三位外国作家所代表的世界三大文学潮流在我国新时期文学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并非偶然，而是与我国新时期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格局中所处的地位、所承担的历史责任、所赖以发展的内在社会结构、所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等密切相关的。
文化的进步和文学的进步，总是不断在历史的纵向与横向的交汇点上去寻找自己民族的创新位置。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世界三大文学潮流的汇入，我们自然应当热情欢迎它，展开双臂拥抱它。同时中国的文学也应当置身于国际文化的大潮中，置身于世界文学的新格局中，并从中去选择、发展、壮大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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