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心理学探析——关于皮亚杰与弗洛伊德的发生论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性主义论文,弗洛伊德论文,探析论文,与非论文,心理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皮亚杰与弗洛伊德在发生论方面的一致性
发生论一词因皮亚杰学说而驰名于学术界。在皮亚杰那里，发生论是作为心理学的一种形式出现的，即所谓发生认识论。按照皮亚杰所说：“发生认识论关心的则是概念与运演在心理上的发展，也就是概念与运演的心理发生。”[①]它的基本观点是：“认识既不能看作是在主体内部结构中预先决定了的”，“也不能看作是在客体的预先存在着的特性中预先决定了的”；“所有认识都包含有新东西的加工制作的一面”[②]。“认识既不是起因于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主体，也不是起因于现已形成（从主体的角度来看）、会把自己烙印在主体之上的客体；认识起因于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因而同时既包含着主体又包含着客体，但这是由于主客体之间的完全没有分化，而不是由于不同种类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因为“从一开始就既不存在一个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也不存在作为客体而存在的客体，又不存在固定不变的中介物，那么，关于认识的头一个问题就将是关于这些中介物的建构问题。”[③]
因此，发生论是作为预成论的对立形式而出现的。皮亚杰相继分析了与发生论不同的三种预成论观点。即1.客体预成论。这种观点认为“所有的认识信息都源于客体，以至如传统经验主义所假定的那样，主体是受教于在他以外之物的。”[④]知识以及知识自身的一致是“由于现实与环境的强制因素所提供的外源信息产生的”[⑤]。人们所要做的工作就是通过经验获取这种既成的信息。这种观点还有其生物学的表述形式，即一切后天获得的成就是生物改变其原有习惯而接受环境的烙印的结果。皮亚杰称这种观点为拉马克主义。2.主体预成论，即“如各式各样的先验主义或天赋论所坚持的那样，主体一开始就具有一些内部生成的结构，并把这些结构强加于客体”。3.主客体及其中介预成论。这种观点坚持“在所有认识水平上，都存在着一个不同程度上知道自己的能力的主体；存在着对主体而言是作为客体而存在的客体；而首先是存在着在主体到客体、客体到主体之间起着中介作用的一些中介物（知觉或概念）。”[⑥]皮亚杰通过认识的心理发生和生物发生说明，这三种预成论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它们无法说明认识的形成和成长问题。所以，皮亚杰发生论的理论意义首先在于，在马克思将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发展观引入认识论，从而实现了认识论的历史性变革之后，它又以一种认识发生的学说，从心理学的具体领域以它特定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继续贯穿了这种辩证发展的观点，从而有力地冲击了西方近代哲学中颇有影响的预成论。即是说，皮亚杰以心理学的系统研究和实际的成果在认识论研究方面，确立了发生论的地位。
皮亚杰的发生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生物发生学的影响。不过，本文感兴趣并要探究的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对皮亚杰发生论的影响。因为，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发生心理学。按照皮亚杰的理解，“普通心理学如果也是在形成过程中来研究心理机能的话，也可称为发生的。”[⑦]
这里以弗洛伊德后期提出的人格理论作某种说明。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认为，人格由本我、自我和超我组成。本我是最原始的、无意识的心理结构，由遗传的本能和欲望构成。在本我中，充满着发自本能和欲望的强烈冲动，它们始终力图获得满足。因此，本我是受唯乐原则（也译作快乐原则）支配的非理性的冲动。自我是一个意识系统，代表理性和常识，接受外部世界的现实要求，再现着由外部世界积累起来的经验，根据唯实原则活动。超我是人格中高级的、道德的、超个人的方面。它是一个根据社会行为标准在父母和师长的教训下所形成的结构。它代表人内心中的理想和良知。不论是本我，还是自我，抑或是超我，都有一个发生发育的问题，都不是某种预成的东西。本我，作为人的生理禀赋和心理代表，作为本能的活动中心，是进化的产物。自我出自本我，是比本我更高级的心理过程，是人与客观现实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超我是伴随着自我的出现而出现的，它作为自我典范，是在社会活动中逐渐形成的。[⑧]
为了说明这一人格构成确是一种发生发展的过程，这里试稍加说明。
本我的本源是一种反射的器官。任何感官刺激一接触这种反射器官就立即顺着运动通道排出，消除内外刺激所造成的身体的某些紧张或兴奋。本我作为心理现象，它的形成有两个前提：一是身体的某些紧张不能通过反射运动排除，因而仅有原始反射器官是不够的；二是身体的某些紧张不能通过反射运动和外界帮助及时排泄。这两者使心理发生成为必要。本我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通过初级过程发展而来。
不过，本我排泄紧张的两个过程——冲动性活动和愿望满足——不能达到生存和再生的目的。反射和愿望，既不能解决饥饿，也不能解决配偶或其他生活必需问题。为了完成生活的使命，人必须与外界环境发生关系：或者适应环境，或者使自己成为环境的主人。这种个人与环境之间的交流需要一个新的心理系统，即自我。自我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中，为了得到更大的成功，人必须考虑实际的需要，如弗洛伊德所言，“必须根据外在世界情况行事，并且在知觉遗留下的记忆痕迹中保留外在世界的真实图象”[⑨]。这就是说，人为了生存和进化，必须按唯实原则活动，并在这种活动中（弗洛伊德称之为第二过程）产生和确立常识与理智，形成自我。如果说，本我主要是通过初级过程产生并确立自身，则自我主要是通过第二过程产生并确立自身。在第二过程中，本我的那个原本反映主观的心理系统变成了一个既反映主观又反映客观的心理系统并随着唯实原则的实施，使得主观的心理现实不断地接近于客观的外部世界，物体的意象和观念不断趋近于物体本身，发现或改变现实的行动计划也更加符合实际。自我就在此过程中发生、发育、成熟。
自我不仅在人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前不存在，而且在本我能量未转入构成自我的一些潜在活动过程之前也不存在。只有当这些潜在的倾向得到能量变成了一些新的活动过程（如辨别、记忆、判断、推理），自我才作为一个单独的系统开始其漫长而复杂的发展过程。自我的这种形成是通过认同实现的。由于本我不能对主观意象和客观现实作出辨别，因此，当它向一个物体的意象投入能量时，不能解决人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也就不能消除某些关系到生存和进化的紧张。这就需要把意象与物体分开。这种区分是认同的基础。为了获得生存和发展，关于现实的表象、观念须与现实相吻合，即与现实认同。这样，原来本我在对现实毫无概念的情况下，投入到意象中的能量被转移到对现实世界构成正确的心理表象的过程之中，逻辑思维的过程取代了愿望满足的过程，能量这种从本我向认识过程的转移，标志着自我的发生和发展的第一步。
弗洛伊德后期在自我中又区分出超我。超我可以说是社会活动的产物，毫无疑问，它更是一种后天发生的东西。关于它的形成，此处不再论及。但这并不妨碍本文从上面论述的线索中得出如下看法：弗洛伊德分析的心理现象，不论本我，还是自我、超我，都不是某种既成的东西，而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心理现象，不能归结为心理现象中的某一类，而应当从更大的范围把它看作是其他过程的发生物。[⑩]
这里，我们看到了弗洛伊德与皮亚杰心理学某种思路的相似：二者都试图以发生发展的观点解决心理认识的出现问题。从这种相似可以看到弗洛伊德对皮亚杰的影响。较之于生物发生论来说，心理发生论对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的影响更为直接、切近，前者更容易为后者借鉴、引发。
作为西蒙的助手，皮亚杰在受西蒙的委托运用勃德的推理测验测试巴黎儿童时，发现了传统心理学的一个重大缺陷，即它只看到了成人水平的认识而忽视了这一认识是从儿童、更准确地说是从婴儿的心理发展而来的。就像几世纪以前的画家往往按比例缩小成人身材表现儿童一样，人们也总是把成人的心理模式运用于儿童。结果，正如墨菲和柯瓦奇指出的，直到“十八世纪，人们几乎从未发现有什么童年期心理学。十八世纪开始把儿童放在画面上，二十世纪则已经把儿童推向画面的中心”[(11)]，把儿童推向心理学研究的中心并取得划时代成就的，是皮亚杰。爱因斯坦说，“皮亚杰把儿童心理学提到这样的高度，以至当代杰出学者们对于它的事实都怀着浓厚的兴趣”。Л·c·维果茨基也评价说：“在儿童言语和思维学说、儿童逻辑和世界观学说的发展中，皮亚杰的研究构成了整整一代。它们具有历史的意义。”[(12)]皮亚杰所以能实现这一转折，当然与前人在这一领域的开拓性工作分不开，譬如夸美纽斯、达尔文、霍尔、比奈等人的工作。但是，在这方面影响最大的，仍是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最初的研究对象并非儿童心理，而是对神经症病人的精神分析。随着医疗经验的不断积累，弗洛伊德于1887年开始对病因进行探讨。“通过探讨引起神经症的沉积的和潜隐的原因，我越来越频繁地看到病人身上性冲动与抵抗性欲之间的冲突。在致病的情境中，压抑性欲的情况已经开始，被压抑物的替代——症状已经出现。我在探讨这些情境时，被一步一步地带入病人过去的生活中，直至他的幼儿时期”。[(13)]病人身上的性冲动与抵抗性欲之间的冲突，一方面来自眼下经历的性冲突；另一方面来自早年性经验。弗洛伊德认为，早年性经验具有更大的比重和重要性。他指出，在人的成长期间，由于后来唯实原则的参与以及唯乐、唯实原则的共同作用，人的个性发展最初阶段的那些受唯乐原则所支配的愿望、情感、观念（这些幼儿期的经验几乎总是涉及性的）逐渐被压抑到心灵的潜意识深处，并且总是寻找一切可能的时机冲击着人的现实的心理活动。这种潜意识和意识、本能冲动和抵抗本能冲动之间的紧张局面，是导致精神症的根本原因。
经过这种追根溯源的研究，弗洛伊德指出：“结果我终于看到诗人和人类研究者们的一贯主张的正确性。他们认为，虽然幼年时代的大部分印象会被遗忘，但有些印象会在个人成长的过程中留下深深的烙印，甚至会形成日后患神经性疾病的倾向。”[(14)]弗洛伊德这种幼年生活对人的一生心理生活有决定性影响的思想，在《爱情心理学》一书中表达得更为鲜明。“儿童是成人之父”，诗人威廉·华兹华斯的这句话不再仅仅是诗人的灵感，而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一种思路，把对成人的心理研究追溯到他早期的经历，这几乎成为弗洛伊德的一个思想模式，它客观上推动心理学把研究的重点从成人转向儿童，转向某种发生心理学。所以，皮亚杰认为，弗洛伊德理论对原始思维的心理学即儿童心理学产生了革命的作用。正是在这种作用的推动下，皮亚杰把儿童作为自己毕生研究的对象，实现了心理学研究方面的某种格式塔变换，并提供了儿童心理认识产生的新诠释。
综上所述，弗洛伊德和皮亚杰的心理学理论不论在基本观点方面，还是在研究对象方面，都具有发生论的特征。这一特征表明，弗洛伊德与皮亚杰在心理学上承续了达尔文进化论的传统。其间的联系在于，如果说人作为高等灵长动物是进化的产物，那么人的心理认识则是发生的产物。两者具有学术范型的一致性。弗洛伊德曾不无自豪地以人的地位下跌为线索，把他的心理学视为哥白尼天体运动论和达尔文进化论之后对人的自尊心的第三次重大打击。[(15)]。
二、皮亚杰发生论的理性主义倾向
这里首先从对象、目标和方法三个方面看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的理性主义倾向。
在皮亚杰看来，认识的发生是科学认识的发生，因为只有科学的认识，才算是真正的认识。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的研究对象是科学性的认识，而不是其他意义上的认识，这一界定是经过理性主义价值观筛选的。他的发生认识论，就实质而言是发生科学认识论。如他所说：“发生认识论的目的就在于研究各种认识的起源，从最低级形式的认识开始，并追踪这种认识向以后各个水平的发展情况，一直追踪到科学思维并包括科学思维。”[(16)]后来的研究者们，如奥布霍娃也曾指出：皮亚杰的发生心理学是“关于科学知识的起源和发展的科学”[(17)]，虽然皮亚杰认为认识不起源于认识本身的某种因素，认识不预先存在于主体或客体的结构之中，但我们在他的描述中依然可以看到，科学性的因素始终存在于认识的各级水平之中，存在于认识的起源之中。这原因在于，皮亚杰是以科学认识作为自己的对象选择的。他的理性主义价值倾向影响了他对研究对象的确定、理解和把握方式。在这种影响下，1925至1929年，他把科学的基本范畴和基本观点与儿童智力发展中的范畴和观点进行了考察和比较。“皮亚杰在研究儿童心理中关于各种概念的发展时，心里就随时都照顾了与最新的科学概念（如爱因斯坦相对论）之间的关系。”[(18)]换言之，最新的科学概念影响了他对儿童心理概念的选择和规定。皮亚杰认为：“当代认识论已经越来越成为科学家自己的工作，这些科学家试图把‘基础’问题与他们的学科联系起来，……我们可以有意识地把自己限制在下述‘现实’的问题之中：知识的各种形式是如何发展的？……我们在此要讨论的正是这种发展的认识论或科学的认识论，目的在于说明儿童心理学可能在什么地方对它提供充分的帮助。”[(19)]
皮亚杰即使对发生认识论作广义理解时，也不超出科学性认识的范围。广义发生认识论的研究也仍旧是“所有科学认识的进展问题”，而不包括非理性的因素在内。皮亚杰的下述言论可以多少说明这一点：“不论它所涉及的是儿童某一方面的认识（数、速度、物理、因果性等）的发展，还是科学思想的一些相应分支中某一分支的演变，都以所研究的科学认识论中的专家们的合作为先决条件，即以心理学家、科学史家、逻辑学家、数学家、控制论专家、语言学者等的合作为先决条件。”[(20)]
其次，从皮亚杰的研究目标看，他力图使发生认识论成为一门理性的科学，即不仅研究对象是科学性的认识，而且研究结果也应当是理性化的。皮亚杰对下述美国心理学会赠给他的话是赞赏的：“使认识论成为一门与哲学分开、与所有人类科学都有关系的科学”。[(21)]在皮亚杰的内心世界里，发生认识论是以科学理性为最终归宿的。他希望关于科学认识的解释理论自身也成为一门科学。在另外的地方他又从目的与方法统一的角度表示了同样的愿望：“我们必须认识我们的共同目标‘科学的统一’……如果我们真的希望达到科学的统一，我们就必须以科学的方式来研究主体的活动”。“我们一直在尽力思考着科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换言之，我们一直致力于不靠哲学前提，只靠科学思考来建立一种科学的认识理论。”[(22)]
虽然皮亚杰表示自己不信奉实证主义的信条，但他为发生认识论的科学纯洁性，仍然呼应了实证主义“拒绝形而上学”的号召。皮亚杰认为：“为了科学的统一和哲学本身的进步，尽可能使越来越多的特定问题跟形而上学分化是有益的。”[(23)]他还论证说：“从古希腊时代的数学一直到19世纪末的实验心理学，所有科学都是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如果我们真的要以科学的统一为目标，我们就必须追踪这一过程，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24)]“认识论或科学认识的理论当前似乎也正在从形而上学中分离出来。……科学家们希望自己承担起对科学思想固有的研究过程和认识系统进行系统研究这一基本任务”[(25)]。“我们只须想想那些类似维也纳学派之类的运动以及这个学派的‘一元论’的科学概念，想想英国哲学家们的逻辑经验主义和在意大利《科学、综合与分析》杂志上的评论以及我国龚赛思的著作，我们就可以随处觉察到同一种摆脱一般哲学或形而上学哲学，走向科学认识论的趋势”[(26)]。
第三，从皮亚杰的认识方法看，他的理性主义带有逻辑主义与历史主义相结合的特点，即不仅具有自然理性，而且具有历史理性，是二者的某种结合。
皮亚杰在科学方法上受到了逻辑经验主义的某种影响。他说：“以什么方式提出问题才是科学的呢？”“有两个条件是必要而充分的。第一个条件简单说就是通过制定研究方法、公约甚至君子协定来划定研究范围，以防止纠缠那些与所研究的问题无关的其他问题”。“第二个条件，……积累经验事实，或者彻底而精确地研究自己的推论，直到所有研究者对这些事实或推论达到意见一致为止”。所以，科学的方式就是“强制的划界和强制的核实”[(27)]。与此同时，“皮亚杰决定把逻辑运算知识运用到心理学中来。他不仅运用形式逻辑的概念体系，而且运用数理逻辑，……他还把概念分类运用到心理学中来”[(28)]。以这些科学方法为基础，皮亚杰向研究知识的发生成长问题过渡：“如果我们希望建立一种真正科学的认识论，我们就必须把问题表述得能使不同的研究团体都能以同样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例如，我们“只须问‘各种知识形式’是如何成长的”[(29)]。虽然皮亚杰在此说他关心知识发生的意图是“建立一个可以提供经验验证的方法”[(30)]，显示了他受逻辑经验主义影响的一面，但他一旦研究起知识的发生成长问题，就不能不把历史理性引进来。他承认“科学思想是不可避免地提出视界的改变问题，甚至还提出了‘范型’的‘变革’问题（库恩）”[(31)]。相应地，在科学方法方面也就有某种变革：“这两种方法就是逻辑分析的方法和历史分析或发展分析的方法”[(32)]。皮亚杰对这两种方法的统一性作了详细的分析，比较充分地体现了他的方法所具有的特点。
三、弗洛伊德发生心理学的非理性主义倾向
如果说，对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具有理性主义倾向没有太大争议的话，那么弗洛伊德的发生心理学就不是那么简单。一种观点认为它的主要倾向是非理性主义的，如霍尔说：弗洛伊德“认为人身上各种非理性力量无比强大，理性力量很难战胜它们”[(33)]。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它的主要倾向是理性主义的。莱昂内尔·特里林的说法有某种代表性：“弗洛伊德思想与浪漫主义传统中的反理性成分很有几分亲缘关系，但我们也应同样清楚地看到，他的体系中并不缺少激进的理性主义。托马斯·曼在他的第一篇论述弗洛伊德的文章中，使人觉得精神分析的‘阿波罗’方面即理性方面纵然也很重要和确实值得赞许，却似乎是第二位的和甚至是偶然的，他的观点不正确。他给我们造成的印象是弗洛伊德只注意生活的隐秘和黑暗的方面。事实完全不是这样。弗洛伊德的理性主义成分是首要的，他首先是一个实证主义者”[(34)]。
为了厘清这些问题，我们对这两个方面分别作些分析。
弗洛伊德对理性因素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他试图通过理性的加工使自己的发生心理学成为一门“科学”[(35)]。他认为他所提出的无意识“对科学有现实性”，而他的目标是“以更加正确的科学方式来说明这些事实”[(36)]。弗洛伊德认为，以前心理学被认为是研究意识内容的科学，现在确认“心理过程主要是潜意识的”，那么心理学就主要是关于潜意识的科学。“对于潜意识的心理过程的承认，乃是对人类和科学别开生面的新观点的一个决定性的步骤”[(37)]。
其次，弗洛伊德坚持他那个时代所特有的理性观点。弗洛伊德曾强调：“对于精神的自由和选择，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信仰。我已经指出，这个信仰是不科学的，而应当让位于支配心理生活的决定论的要求。”[(38)]弗氏认为，因果联系是普遍有效的。“假若如此否认自然现象的因果律，就不免将科学的宇宙观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宗教观也不至于如此荒谬，因为根据宗教的教义，若非上帝所愿，即使一雀之微也不至于无因落地”[(39)]。
第三，竻洛伊德强调他的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他说：“精神分析之为科学，其特点在于所用的方法，而不在于所要研究的题材。这些方法可用以研究文化史、宗教学、神话学及神经病学而都不失其主要性质”[(40)]。他这方面的方法有以下特征：1.从对儿童和成人的临床观察中引出潜意识的假说，而后又通过自由联想的方法进行个案性实验，证实自己的假说。这种方法和当时自然科学使用的一般方法（观察→假说→实验证实或修改假说）是近似的。2.弗洛伊德并不把科学视为已证实命题的集合，而看作是理性的创造性发现过程。因此，他的方法还具有深度分析的特征。弗氏自己说：“你若相信科学只会有确已证实的命题，那就不免误解了……科学作为教条仅有极少数明白无疑的原则，它所包含的主要是有不同程度的机率的陈述。科学家有个特点就是能够满足于接近真理的东西，……能进行创造性的工作。”[(41)]这种描述让人感到似乎已经是赖欣巴赫的某种语言。3.材料与证据的主观性与个别性，正是心理科学方法的应有情形。弗洛姆曾就此强调说：一个词对于不同的人，处于不同区间的同一个人，意义不同；特定的词，对特定时间情境中的人具有特定的意义。这种表达的主观性与特殊性恰恰表现了人的客观现实性[(42)]。弗洛伊德的方法由于突出了这一特点，因而就更接近于人的科学方法。
不过，运用理性的因素于某一种学说，企图使这一学说成为一种科学，并不等于说这一学说的主要倾向就是理性主义的。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分野并不简单地在于是否讲理性，是否运用理性方法是因为非理性主义的理论形成也是讲理性、讲逻辑、成体系的（当代极端的非理性主义，如某些解构主义的表述形式除外）。非理性主义学说的根本特征在于，它在学理上贬低理性的作用，提高非理性因素的作用，将非理性因素置于根本的、决定性的地位。它主要是一种价值态度。因此，弗洛伊德的发生论虽然具有理性因素，运用了某些理性观点和方法，但就其根本特征而言，它是非理性主义的。
作出这种判断的理由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看。第一：弗洛伊德的发生心理学归根结蒂是非理性因素的发生发展过程，它的中心范畴是非理性的。具体地说，这里的非理性因素和中心范畴就是无意识或本我，而其整个理论内容就是无意识或本我的全面展开。如弗洛姆所说：“弗洛伊德理论的最富创造性和最激进的成就是‘非理性’的科学，即无意识理论的创立”[(43)]。如果以弗洛伊德后期理论表述的话，则是以本我为中心范畴的人格理论的创立，作为非理性因素，无意识或本我在弗洛伊德发生心理学中处于根本性的位置，从精神活动的发生看，无意识是原初的精神活动，意识是在无意识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从精神活动的构成看，无意识在整个精神历程中占主体地位，意识只是其大圆中的一个小圆；从精神活动的动力看，无意识是整个精神活动发生发展的能源。在人格理论中，本我处于与无意识相类似的位置。自我、自我典范——超我是在本我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弗洛伊德曾指出：“自我是通过知觉意识的中介而为外部世界的直接影响所改变的本我的一个部分。”[(44)]由此看来，弗洛伊德发生心理学的主要倾向是强调非理性范畴的决定性作用。从这点看，应当把它视为是非理性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弗洛姆也曾指出这一点：“通过把大量的意识思维贬低为欲望的合理化，弗洛伊德摧毁了理性主义的根基。由于他发现了思维与存在的不一致性，弗洛伊德不仅仅在哲学上和大众观念中削弱了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基础，而且在伦理学领域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45)]
第二，弗洛伊德发生心理学直接的价值观倾向也是非理性主义的。这里选取的核心价值问题是：在弗洛伊德人格心理学的结构中，究竟哪一部分的运作原则对人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弗洛伊德答案是本我的唯乐原则，而不是自我的现实原则、超我的理想原则或人格整体的协调原则。这种倾向性体现了他的非理性主义价值观。
弗洛伊德赞成人格结构中本我、自我与超我的协调统一，认为应当通过自我协调本我与超我的关系。这一点似乎反映了他对理性协调的某种看重。但是仔细深究他的人格模式与文化模式，却发现并非如此。弗洛伊德的人格模式与文化模式具同构性。与人格模式一样，他也希望建立一个既文明又能满足本能欲望的文化模式。但是，他特别强调：决不能“忽视文化的建立有赖于满足本能的牺牲的程度和文化的存在有赖于强烈的本能要求的不满足为先决条件的程度”[(46)]。在《文化及对文化的不满》这部著作里，“他对唯乐原则的重视尤较胜于唯实原则。他说，人生有什么目的呢？他的答复是‘寻求幸福’；他们要得到幸福，而且要永保幸福。……很明显，这里继承了英国功利主义者的唯乐说的传统”[(47)]。所以，非理性的本我原则对人而言，是更加根本的价值原则。
总起来看，弗洛伊德是以无意识或本我取代了意识的中心位置，用非理性的中心概念代替了理性的中心概念，把非理性的价值原则置于理性的价值原则之上，因而就其主要倾向来说是非理性主义的发生心理学。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16)][(20)][(21)][(30)][(31)][瑞士]皮亚杰著，王宪钿等译《发生认识论原理》，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2、16、21—22、58、21、17、18、17、17、16页。
[⑧][⑩][(33)][(34)][美]卡尔文·斯·霍尔著，包华富、陈昭余译《弗洛伊德心理学基础读本》，湖南文艺出版社19兏6年版，第23—35、36—56、21、153页。
[⑨]Sigmund Freuud,New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Transiated by Sprott,New York 1933.P.106.
[(11)][美]墨菲·柯瓦奇：《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551页。
[⑦][(12)][(17)][(28)][前苏联]奥布霍娃著，史民德译，《皮亚杰的概念》，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3、1—5、15、10页。
[(13)][(14)][奥地利]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自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44页。
[(15)][(35)][(37)][(38)][(39)][(40)][(41)]弗洛伊德著，高觉敷译《精神分析引论》，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25、311、8—9、76—77、13、311、32页。
[(18)]皮亚杰著、倪连生、王琳译《结构主义》译者前言，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页。
[(19)][(22)][(23)][(24)][(25)][(26)][(27)][(29)][(32)]皮亚杰著，袁晖、郑卫民译《心理学与认识论——一种关于知识的理论》，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26、78—79、81、79、83、84、82、85、86页。
[(36)]S.Freud,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Psychoanalysis，转引自杨清：《现代西方心理学主要派别》，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3页。
[(48)][德]埃里希·弗洛姆著、申荷永译《弗洛伊德思想的贡献与局限》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28—29页。
[(43)]埃里希.弗洛姆著，许俊达等译《精神分析的危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7页。
[(44)]弗洛伊德著、林尘等译《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173页。
[(46)][(47)]转引自弗洛伊德著，高觉敷译《精神分析引论》译序，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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