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种性、群性风险到类性风险——当代风险整体转型的人性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风险论文,当代论文,人性论文,到类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4)07-0180-06 英国著名社会理论家吉登斯从“本体性安全”和“存在性焦虑”的角度对当代风险的变迁进行了解析，其意在于表明：风险体现了人的一种特殊的生存境遇，当代风险的整体转型恰恰在深层上凸显了人类生存的一种令人担忧的命运。因此，研究当代风险问题，应该把其上升为人的现象和问题，从人的发展角度来加以把握，这也恰恰突出了社会发展哲学的理论高度。高清海先生提出：“人性问题是回避不了的，人的一切思想行为都体现着人性，都要以人性为最后的根据。长期以来由于我们不谈人性，使我们对有关人的现象如对社会历史活动的分析，常限于表层认识，缺乏深厚根基。”①基于此，本文从人性视角对当代风险的整体转型进行解析，以进一步深化对当代风险问题的认识。 一、种性自然风险和类性自然风险 种性自然风险和类性自然风险集中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无论是来自自然力的直接破坏，还是由于人对自然的破坏所引发的自然的报复，都直接表现为对个体生命的破坏，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恶性关系。自然风险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具体表现形式，它的产生原因、作用机制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发展变化，人类对待自然风险的态度和手段也在根本上反映了人类的生产力状况和自我意识水平。 人类要生存，必须首先同自然界进行物质能量交换。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构成了人类历史存在的第一个前提。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在处理人与自然的矛盾过程中展开的。由于自然界无法直接满足人类的需要，所以人类必须设法改造自然，使自然成为能够满足人类需要的人化自然。自然界总是包含着一些不确定性的因素，有些不确定性的力量会对人类的个体生命构成威胁，成为一种自然风险。这种自然风险在人与自然之间处于总体和谐状态时，只是对局部人类的生命活动构成影响，而对整个人类的存在没有影响或者影响甚微，这种自然风险就是“种”性自然风险。但是，当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极度失衡时，这种自然风险就对整个人类的存在产生影响，导致人类性的生存困境和存在危机，这种自然风险就转化为“类”性自然风险。 “种”性自然风险主要存在于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的社会阶段，主要体现了自然界物质运动的随机性、自发性、偶然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大，这样自然就越来越具有人为的特征。恩格斯说得好：“日耳曼民族移入时期的德意志‘自然界’，现在只剩下很少很少了。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类本身都不断地变化，而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可是德意志‘自然界’在这个时期中没有人的干预而发生的变化，实在是微乎其微的。”②随着人类对自然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控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也不断增强，从自然获得的物质生活资料也日益丰富，人类沉浸于征服自然的胜利和喜悦之中。但人类过于自信了，由于对自然无节制的开发利用，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严重失衡，这种失衡又通过自然力量反作用于人类，加重了自然风险的后果和程度，于是出现生态危机、环境污染、物种灭绝等。这种自然风险越来越多地具有人化的特征，与人的实践活动密切相关，当其积蓄到一定程度，就会成为一种对整个人类的生存构成威胁的风险，笔者将其称为“类”性自然风险。 种性自然风险与类性自然风险并不局限于对人类生命的威胁，也同样适用于自然界中所有物种的生命。试想，如果其他物种的生命活动受到威胁，甚至是不存在了，那么人类还能够存在吗？即使人类生命力足够顽强，能够生存下去，那么这样一个将地球搞得千疮百孔、到处都是垃圾场和动物残骸的人类，难道不是“百害之首”吗？这样的人类文明还能被称为文明吗？正如贝克所说：“西方的现代化用市场的疯狂代替了人类需要有节制的满足。现代工业文明无节制增长的模式，与地球资源的有限性从根本上是不相容的，它的生产力的扩张具有如此大的毁灭人的生存环境的潜力，最终必将导致这种文明体系的全面崩溃。”③所以类性自然风险意味着一种人类文明的风险。 当前，面对生态恶化、环境污染以及全球性的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等正在使人类面临严峻生存危机的类性自然风险，人类应该自我反省，认真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思自己的实践活动和社会发展方式。人与自然之间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关系？马克思在论及人与自然关系时指出：“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是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④这就告诉我们，人与自然之间并非一种对立关系，人与自然都是类存在的范畴。恩格斯警告人类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⑤从类生命的观点来看，人不只是自然界的一个物种，而且是与自然本质统一的类存在，人就是人的世界，包括自然。高清海先生从类哲学的观点出发指出：“今天出现的生态、环境、能源种种危机，应当说主要是由于人性的片面性发挥而造成的，它表明人还没有真正进入‘人’的境界。解决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应当主要从提高人性、全面发展人性而不是限制人性，特别是必须把人的基点从主要立足于本能生命转移到类生命，去求得彻底解决。”⑥基于此，笔者认为，类性自然风险的人性根源正在于人类局限于“物种生命”，过分强调人性的片面发展。因此，解决类性自然风险问题必须依赖人类类本性的发挥，通过人自身的发展去自觉地改变人与自然的不合理关系。 二、群性社会风险和类性社会风险 群性社会风险和类性社会风险是从社会风险所体现的社会关系的性质来划分的。社会是人与人依据某种关系纽带形成的“集合体”，社会关系的性质体现为从“群”到“类”的变化。如果从理想类型的角度考察，“群”可视为类似于动物的种群集合。伴随着人与人之间社会交往的发展，人“群”开始向“社会”转化，人也开始成为“社会人”。也正是在社会交往和社会联系的意义上，马克思才说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⑦。社会性是人的特有属性，它标志着人远离动物本性的文明程度。在社会交往和社会联系的意义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人与社会、社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反过来，人与社会、社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交往和社会联系体现人的存在和发展状态。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的发展在根本上也就是人的发展。由于人是类生命存在物，所以社会的发展最终体现为人的“类本性”的发展。人类社会发展已经经历了“群体本位”、“个体本位”两个阶段，最终要走向“类主体本位”的“自由人联合体”阶段。所以社会的发展也就是“群性”和“类性”此消彼长的过程，意味着人类越来越抛弃“小我”、“自我”、“我群”、“我族”的“群体本位”思想和个人主义的“个体本位”思想，走向自觉的“类主体”本位。虽然群体本位、个体本位最终将被彻底扬弃，但是群体本位、个体本位时代仍是人类发展必经的两个阶段，人类将长期处于群体本位和个体本位阶段。 自人类诞生起的很长时间，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为了生存，在强大自然力面前，只有组成群体，依靠群体的整体优势，才能战胜局部性的强大自然力量。虽然这种结群对于人类的生存十分重要，但群仍然是比较初级的结合。人依附于群体而生存，没有个性和自由。这种生存状态和人性发展水平形成了“我群主义”的狭隘观念，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为了生存利益陷入了无休止的争斗之中。霍布斯把这种社会比喻成“人与人像狼与狼的丛林社会”。这种群体之间的冲突对双方所造成不确定损害的可能性就是一种风险，这种风险就是由群体之间受“我群中心主义”观念的支配所导致的对人的生存和发展造成损害的一种可能性关系状态，它体现了群体之间的关系异化，笔者把这种风险称为“群性社会风险”。 群性社会风险是从人与人之间的“群性关系”出发，对局部性的群体存在以及个体生命产生破坏性影响的社会风险。类性社会风险是指从人与人之间的“类性关系”出发，对整个人类的存在产生破坏性影响的社会风险。群性社会风险和类性社会风险的划分，是与“种生命”和“类生命”的划分相联系的。从“种生命”和“类生命”的角度来看，群性社会风险主要是对局部性的个体的肉体生命活动(种生命)产生影响，类性社会风险主要是对人类所创造的无形的文化和精神财富等(类生命)产生影响。从这一意义来看，群性社会风险属于传统性风险，它与较为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以及人类狭隘的不文明的思想意识直接相关；类性社会风险属于现代性风险，它与较为发达的生产力水平以及人们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直接相关。但从后果来看，类性社会风险一旦发生，对人类就是一种致命性的打击，它将摧毁整个人类生命，包括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活动成果和精神活动成果，甚至是整个地球上的一切生命。群性社会风险则只是对个体生命或局部性群体存在产生影响，它可以消灭个体的肉体生命，至多使局部性社会消失。表面上看来，群性社会风险十分残忍，但它只是影响局部人类的生存利益，而类性社会风险则不然，在它面前倒下的不只是人类生命，还有人类的精神和文化。人一旦失去了累世创造的文化，即使地球仍然适宜人类生存，人类也将无法成为“地球的主人”。 群性风险在不同社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远古时代表现为族群之间的冲突，民族国家产生以后表现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争斗。群性社会风险在当代社会也仍然十分突出。高清海先生指出：“今天的人类仍然分成不同团伙，相互之间还在争斗不息。造成环境危机的所谓人对自然的掠夺，实质不过是团伙之间的利益争夺；至今贫富两极仍在继续分化，人与人之间难以平等相待，这也与团伙的区分有关。”⑧虽然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但局部战争、民族争端、种族歧视、宗教冲突、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依然不断，甚至愈演愈烈。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人类只是站在狭隘的群体本位立场，将自己所在的群体、组织、集团、社会、民族、国家、文化与其他的群体对立起来，而没有站在类本位的高度，超越物种生命的局限，追求类生命活动的统一。这种群性社会风险如果局限在有限的范围或地区，只会对局部群体的生命活动造成损害，但当其超越地域的限制，就可能对整个人类的生存造成威胁。在全球化时代，人类的交往关系日益密切，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强，交往手段日益高科技化，在这种情况下，群性风险就有可能转化为对整个人类的威胁，成为一种类性风险。 两次世界大战就已经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疆界，使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卷入了战争。两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原因是两个国家的利益争端，深层原因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战后，世界仍然没有摆脱“我群中心主义”的狭隘观念，分裂为两大阵营，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冷战”，双方投入了大量的物力、财力和人力用于研究、发展、生产和储存先进武器，星球大战、核竞赛使整个世界处于“核冬天”的恐惧之中。当美、苏两国公开宣称自己所拥有的核武器数量及其威力时，人类已进入核时代，这是一个人类依靠自己所创造的成果足以数百次毁灭整个人类甚至是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时代。冷战之后，联合国主持了全世界范围的核裁军行动，一些国家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和核扩散条约。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获得了相对的安全感，但是，对条约体系的信任是非常脆弱的，其本身就蕴藏着一种风险。建立在专家、条约、制度等抽象存在物之上的信任关系，是一种非面对面的间接信任。间接信任将人的情感等感性因素从中排除，一旦发生异化，关系就会发生逆转，将会造成极其可怕的严重后果。类性社会风险虽然不同于群性社会风险，但它的存在却是由群性社会风险不断积变，最终在科学技术的作用下发生质变转化而来的，所以类性社会风险的存在是由人与人之间的群性关系引发的，在根本上是由人的类本性不发展、不完全导致的。 三、全球化与当代类性风险 全球化时代，种性自然风险、群性社会风险正在向对整个人类生命造成损害的类性风险转化。人类只有走出这种自我中心主义和我群主义，站在类主体生命的高度，提升全面的类本性，才能走出这种困境。 从种性自然风险、群性社会风险到类性风险不只是量的累积，更是质的飞跃。在此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类所掌握的科学技术。人类在20世纪经历了核能科技革命、基因遗传科技革命、航天科技革命、电子科技革命，人类的创造能力得到了空前的发挥。然而就在高扬科学理性的大旗之时，人类也走向了“文明的火山口”。这些革命一方面使人类所掌握的先进科技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为人类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但另一方面也给人类带来了自我毁灭的新风险。一旦人类将所掌握的先进科技用于战争，足以摧毁整个人类生命存在，甚至是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存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扔下两颗原子弹时，整个世界都震惊了，人们惊讶的不仅是人类的发明创造能力的伟大，更是人类的发明创造成果的巨大破坏力，它大大超乎了人们的设想，这一点就连发明核能技术的科学家也没有意识到。正如贝克所说：“核物理学家们对核裂变的政治后果感到震惊之时就是这种风险社会的诞生之日。这种震惊曾导致了一场关于自身的启蒙运动，并引起了反思。”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美国和前苏联几十年的冷战期间，当人们听到两国元首炫耀自己所储存的核武器数量时，人们已开始进入沉重的核恐惧之中。当有人计算出两国所储存的核武器已足以毁灭地球几百次时，人们不禁叹言“杞人忧天”不再是反面的寓言故事，人类自我毁灭的神话随时可能在不知不觉中上演。到那时，开玩笑地说，让人死去活来折腾几百次，也只能是肉体上的生命重复，因为经过这样的一次毁灭，人类的文化生命就已经消失了。文化是人类累世创造的成果，人类可以在刹那间毁灭它，却难以在短期内恢复它，文化的消亡将意味着整个类生命的彻底死亡。 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核能虽然是一种重要能源，但是它的潜在危害力永远是人类的强大威胁。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六号机组发生爆炸，这次事件是对人类过度自信的巨大讽刺。其他像基因科技、克隆技术等，都表现出了明显的利害两重化效应，即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当代人类已经养成了一种技术化生存方式，一切都依赖于科学技术，认为只要科技发展了，一切问题会迎刃而解。人们过分沉浸于技术乐观主义之中，却忽视了科技实践所造成的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破坏，以及由科技滥用所引发的大规模风险。类性风险的凸显，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科学技术的作用。当人与人之间的利益争斗、群与群之间的钩心斗角、国与国之间的彼此争战，加上科学技术的作用，或者说将最先进、最有威力的武器派上用场的话，将是对整个人类的威胁，此时的群性社会风险就转化为类性风险。贝克指出：“20世纪是战争的世纪，大量严重的军事冲突所夺去的生命，比过去任何一个世纪都要多得多”；“两次世界大战证明，地区性冲突事件可能是全球性战争的开端。在当代，战争的工业化已经发展到十分危险的程度……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军事格局之中。这样的格局无疑是战争工业化的结果。已经扩散到全世界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具有了史无前例的毁灭性力量……全球化使战争的风险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加大了。”⑩ 当代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已经使类性风险成为人类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根本性问题，从这一意义来看，类性风险总是存在于科技较为发达的现代社会，或者说它与发达的现代性相联系。这就是现代性的两歧性，一方面现代性的发展创造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富庶的物质财富，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高度的社会风险和严重的负面效应。类性风险虽然不同于群性社会风险，但它的存在却是由群性社会风险不断积变、最终在科学技术的作用下发生质变转化而来的，所以类性社会风险的存在是由人与人之间的群性关系导致的，是人的类本性不发展、不完全导致的。因此，类性社会风险的解决，必须转变人的自我观念，发展人的全面本性，从类生命的高度来确立人与人之间的类本性关系。这也是超越现代性两歧的根本出路。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来看，基于这种风险的强度，如果自然风险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对局部人类的生命活动构成威胁，而是已经具备一种对整个人类构成威胁的可能性，甚至摧毁地球上所有生命存在物，那么这种自然风险就是类性自然风险。之所以仍然将其称为自然风险是因为它仍然是通过自然力的作用形式而损害人类。但这种类性自然风险在诱因上越来越与人类的实践活动相关，它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近年来出现的一些自然灾难已经显示了这种类性自然风险的征兆：2003年SARS风暴在很短的时间里迅速波及世界上很多国家，给人类的生命安全和生活秩序造成了严重损害，类似的还有禽流感、疯牛病、艾滋病等生物性传染病，它们都与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无节制的干预和破坏有关；1998年中国遭受百年不遇的洪灾，造成数百万计的民众流离失所，洪水泛滥成灾与人们不合理的生产方式导致水土流失直接相关；2004年席卷东南亚国家的印度洋大海啸，在瞬间就将沿岸一切建筑夷为平地，导致数十万人毙命；类似的还有近些年来频繁出现的飓风，气象学家认为这些异常气象与人类过量排放二氧化碳直接相关。这些自然灾难使人类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了大自然的强大破坏威力。在通常的情况下，自然风险即使发生也只是局限在局部范围，所以仍然是一种种性自然风险，但是，在人与自然关系极端失衡的情况下，由人类不合理的实践方式诱导，就可能形成一种对整个人类生命活动造成损害的类性自然风险。类性自然风险一旦转变为现实，将会造成整个人类甚至是所有生命物种的灭亡。 从种性自然风险到类性自然风险的转变完全是由人类的实践活动的负面效应和消极后果造成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怎样生产，人也就是怎样的。人类特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本质和特征，决定了特定的人类个体的历史的、特定的本质。“种”性自然风险虽然只是一种对局部人类生命活动构成损害的风险，但由于人类在这一阶段上长期形成了一种将人性物化的思维方式，即把人类自身只是视为同动物一样的物种，只注重生理需要的满足，而没有把自身看成一种类存在物。物种生命永远是有限的、有形的，体现在人身上就是个体的肉体生命，但类生命则是无限的、无形的精神价值生命，人类从中可以实现永恒的价值意义。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过分相信理性的力量，通过科学技术来变革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大肆向自然进军，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起来，它空前地解放了生产力，使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极大丰富。资本主义这种惟生产而生产的工业主义的、惟消费而消费的消费主义的发展模式，日益显露出其巨大的悖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的确空前满足了人类的物质财富需要，使人类获得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状态”(11)，但资本主义发展方式带来了巨大的生态危机、环境污染等全球性问题。这种工业主义、消费主义就是将人性物化、商品化，将人的需要简单等同于物质需要，所以它不断地刺激消费，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消费神话、财富神话，但它更创造了一个“类”性自然风险涌现的神话。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个人与自然之间的中介系统中，决定性的中介要素是他人的存在以及由此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系统，个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正是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调节的。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正是人类和自然环境之间的这种特殊的内在联系的本质和特征，决定了特定的人类个体的特定的历史本质。正是这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本质提供了理解和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钥匙”。马克思指出：“人同自身和自然界的任何自我异化，都表现在他使自身和自然界跟另一个与他不同的人发生的关系上。”(12)“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13)从马克思主义出发，笔者认为，种性自然风险在根本上反映了群性社会风险，群性社会风险也最终表现为种性自然风险，因此，无论从种性自然风险向类性自然风险转化，还是从群性社会风险向类性社会风险转化，归根到底都是体现了人的片面发展。从人性视角进行解析，当代风险正是一种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家园和寻求精神依归的文化家园构成全面威胁的类性风险，它产生的人性症结在于：从狭隘的我群、我族、私己利益出发而没有站在类生命的高度，单纯强调人性的片面发挥而不是人性的全面发展，强调理性的外向张扬而忽视心性的内在提升。 ①高清海先生在晚年对21世纪提出了一个深刻命题：“新世纪：‘人性革命’时代。”在以此命名的著作的序言中写就了这段文字。参见高清海《新世纪：“人性革命”时代》，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序言。 ②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51页。 ③转引自章国锋：《反思的现代化与风险社会——乌尔里希·贝克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1期。 ④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5页。 ⑤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3-384页。 ⑥高清海：《新世纪：“人性革命”时代》，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0页。 ⑦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8页。 ⑧高清海：《新世纪：“人性革命”时代》，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3页。 ⑨乌尔里希·贝克、威尔姆斯：《自由与资本主义》，路国林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65页。 ⑩转引自章国锋：《反思的现代化与风险社会——乌尔里希·贝克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1期。 (1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4页。 (1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0页。 (13)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