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流亡到寻求真理之路——布莱希特笔下的“老子出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路论文,笔下论文,老子论文,真理论文,布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516.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22X(2012)06-0120-05
0.引言
1933年2月，面对希特勒政权的步步紧逼，德国著名作家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毅然抛下殷实的家产和丰厚的收入，走上了艰难的流亡之路。在长达14年的流亡生涯中，他一面以辛辣的文笔作为投枪匕首，通过戏剧、诗歌来直接控诉纳粹，歌颂反法西斯斗争，一面借助历史镜像，从历史、艺术、哲学的层面对流亡与斗争进行深刻反思。(叶隽，2010：90-91)其中，他1938年流亡丹麦时创作的《老子流亡路上著〈道德经〉的传奇》(Legende von der Entstehung des Buches Taoteking auf dem Weg des Laotse in die Emigration)不仅因其与道家文化的紧密联系而备受中国学者的关注(张黎，2007：28-38)，而且也在德国享有盛誉，被德国学者誉为“20世纪最为优美的德语诗歌之一”(Knopf，2001：299)。那么，颠沛流离中的德国诗人为何会对两千多年前一位东方哲学家的经历产生兴趣？布莱希特笔下的“老子出关”又是如何与德国作家对自身流亡道路的思考融为一体的？
1.“老子出关”的变迁
布莱希特与老子结缘可以追溯到1920年。这年9月，22岁的布莱希特与朋友进行了一场争论，资本主义社会的物欲横流及其所导致的一战悲剧使年轻的布莱希特对欧洲式的“进步观”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他这种否定态度让朋友联想到了老子的道家思想。布莱希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他给我看《老子》，老子与我是如此高度一致，以至于他惊诧不已。”(Brecht，1975：66)从此，道家学说中朴素的辩证思想开始源源不断地进入布莱希特的作品。在1923年创作的《城市丛林》中，布莱希特就写下了“柔弱之水，将山脉卷走”。1932年在排演高尔基的《母亲》时他又写道：“她们必将胜利，就如同溪流中永不停歇的流水，终将掏空挡路的岩石。”在1938年的《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和1940年的《四川好人》中，布莱希特更是把《庄子》中的寓言与情节融合得丝丝入扣，令人惊叹地两次借“用材遭伐”的典故点明了作品主题。(卫茂平，1996：480-481)在他钻研道家思想的同时，老子出关的故事也一步步进入了他的作品世界。1925年，布莱希特首先在短文《礼貌的中国人》中写道：
老子青年时代就开始教导中国人生活的艺术，而以耄耋之年离开了他的国家，只因人们没有理智的行为愈演愈烈，智者的生活日益维艰……在边境上，一位关令迎了上来，请求他将自己的学说笔录下来。老子生怕礼数有缺，于是满足了他的心愿。他为这位关令将自己平生的经验写成了一本薄薄的书，书写好后他才离开了自己出生的国家。中国人用这个故事表达了对《道德经》诞生的敬意，而他们至今还在照此生活。(GBA，19：200)①
我们知道，尽管老子曾在洛阳担任过周朝的柱下史，为周天子管理图书档案，但有关他的可信记载仅有《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的寥寥数语。1911年，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出版译本《老子道德经》时把《史记》中有关老子出关的记载原原本本地介绍到了德国，并配上一幅描绘关令尹喜向老子行礼的中国画作为插图，这番图文并茂的介绍无疑给布莱希特留下了深刻印象：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史记·卷六十三》)
对比《史记》与布莱希特的短文，我们很容易看出，德国诗人在这里将自己对中国人的印象融入“老子出关”的故事，表现出一种对“礼仪之邦”的敬仰，同时也借机表达了自己对德国同胞轻慢诗人学者的不满。而等到1938年，当身处流亡困境的布莱希特再次面对他所熟悉的“老子出关”时，诗人所关心的已不再是中国人的彬彬有礼和对学者的尊重，而思考的是与其自身经历息息相关的主题：流亡。主题的更迭也直接导致了标题的变更：《老子流亡路上著〈道德经〉的传奇》。布莱希特对这首后来成为流亡文学代表作的诗作十分珍视。其实早在1938年5月他就已完成初稿，此后进行了精心的修改，1939年才发表在莫斯科出版的《国际文学》杂志上。在收藏于柏林布莱希特档案馆(BBA)的诗作手稿上，人们至今可以清楚看到，即便是在已经十分工整的誊印稿上也几乎没有一行不曾留下诗人反复修改的痕迹。而参观者在肃然起敬的同时，也不由得深深体会到当年激荡在诗人内心中的复杂感情。这首共13节的叙事诗是这样开头的：
当他年逾古稀，身体羸弱，
期盼宁静之心，复又涌动，
但因国中善良，再度衰弱，
邦内邪恶，再度逞凶。
大师系上鞋子，踏上旅途。
(GBA，12：32-34)
将这段诗歌与《礼貌的中国人》加以对比可以发现，老子出关的原因从“人们没有理智的行为愈演愈烈，智者的生活日益维艰”升级为邪恶逞凶、善良重衰，对历史背景的重新演绎折射出布莱希特自己流亡国外的根本原因——德国纳粹的猖狂一时。在这里，从1926年起就开始系统研究辩证唯物主义的布莱希特还将一种唯物主义历史观加入了对“老子出关”背景的描述：在最初的手稿(BBA，346：95-98)中，布莱希特每一节诗歌前四行都使用了“五五七五”的抑扬格韵律，但在修订中却不惜破坏格律的统一，亲手在第一节的第四行加入了“再度”(wieder einmal)两个字。这一修改耐人寻味，它不仅凸显出一种天道往复、循环不息的思想，同时也提醒着读者以一种辩证的观点去冷静看待他们所处的时代：历史是在以一种螺旋式的方式曲折前进，邪恶势力猖獗一时也曾在历史上多次出现，但乌云终究会过去。布莱希特认为这种历史观对革命宣传十分重要，他在1935年发表的《书写真理的五重困难》(Fünf Schwierigkeiten beim Schreiben der Wahrheit)中写道：因为统治阶级希望一切维持不变，所以革命作家“特别强调事物流逝性，这种观察方式是鼓励受压迫者的良好手段”。(GBA，2：87)布莱希特这段从革命斗争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不由得令人想起不堪忍受流亡痛苦、1942年与妻子双双自杀于巴西的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他在遗书中就曾绝望地写道：“在我自己的语言所通行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沦亡、我精神上的故乡欧洲业已自我毁灭之后，我再也没有地方可以从头开始我的生活了。……我向我所有的朋友致意！愿他们在漫长的黑夜之后还能见得到朝霞！而我，一个格外焦急不耐的人先他们而去了。”(茨威格，2009：177)布莱希特在诗作中不惜牺牲原本堪称完美的韵律来强调历史发展的曲折性，无疑就是为了鼓励茨威格这样的流亡者不要丧失希望，而要看清黑暗终将过去，黎明即将到来。
诗中更为有趣的是布莱希特在第二节中为老子所配备的行装：
打点行囊，取他必备，
所要不多，也需这那，
像那烟斗，晚间常抽，
一本小书，不时要读，
白白面包，只需寥寥。
布莱希特描绘的老子装入行囊的这几件东西颇为耐人寻味。因为烟草原产于美洲，传入中国大陆已是16世纪末的事情，老子所在的春秋战国时期自然不会有烟斗。但烟斗却恰恰是布莱希特流亡时不离左右的东西，他甚至还为自己所钟爱的烟具写下过《烟斗》(Die Pfeife)一诗，戏称诗人按“规则”应被一无所有地赶上流亡之路，但他如今却破坏了这一规则，因为“那小烟袋和老烟斗/将来还能为他贡献很多很多”。(GBA，12：109)同时，中国虽然是最早发明造纸术的国家，但春秋时期人们所阅读的“书”还是写在竹简木简上，根本不会有什么“小书”存在。而面包更是远离中国人的生活，布莱希特对“白面包”的不合时宜自然是心知肚明，他在构思《四川好人》一剧时就曾为扮演中国人的演员在舞台上是吃“面包还是米饭”的问题大伤脑筋。(Brecht，1973：126)综合这些要素，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布莱希特表面上是在刻画“老子出关”的故事，实际上却是将自己隐身于老子形象背后(Detering，2008：70)，而这首诗歌对“老子出关”的传奇化演绎也正是他反思自身流亡经历的结果。那么，布莱希特又是如何一步步将历史上的“老子出关”与他对现实的思考融为一体的呢？
2.“谁战胜谁”与“柔弱胜刚强”
在《老子流亡路上著〈道德经〉的传奇》第3—8节中，布莱希特凭借自己出色的想象力为老子与关令尹喜的会面设计了一段精彩的情节：当老子来到一处“巨岩夹道”的关隘时，一位关令拦住了去路，例行公事地询问：“有没有贵重东西上税？”面对税吏的提问，拙于言辞的老子只回答了两个字：“没有。”而为他牵牛的书童却在旁边补充道：“他教过书。”这个回答意味着老教书匠不会有什么钱，不过同时也暗含了一种歧义：对书童而言，在这个乱世中，这位年高德劭的学者所拥有的智慧同样也是一件珍贵无比的东西呀！这一暗含的歧义激发了关令的兴趣，因此诗中的关令“心中一喜”，随即追问道：“他(老者)可有收获？”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不是追求宁静遁世、生活在象牙塔中的老哲学家，而是布莱希特添加的一个小人物——活跃在老子左右的小书童替哲学家给出了答案：
柔弱之水，日复一日，
奔流不息，战胜强石，
刚强居下，你定懂得。
这段诗句所依据的正是贯穿《道德经》中的“柔弱胜刚强”思想，更准确地说，是来自于第78章中的“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和第76章中的“强大处下，柔弱处上”。但布莱希特在此为“柔弱胜刚强”加入了两个先决条件：一是“日复一日”(mit der Zeit)，二是弱水要“奔流不息”(in Bewegung)。同时，斗争的对象也不再是普通的岩石，而是变成了“强大的石头”(den m
chtigen Stein)。时间、运动、实力等元素的加入体现出布莱希特对道家思想的批判性接受，他以“柔弱胜刚强”的朴素哲学思维为出发点，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视角进一步融入其中，使之更加具有科学性和实际可操作性，并具有了成为一种革命斗争思想的可能。因为读者很容易联想到广大革命者所要面对的貌似强大的法西斯敌人。“弱水”对“强大石头”的反抗和它所取得的胜利无疑提醒着那个时代的正义力量：对法西斯反动派的斗争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场持久战，只有不断坚持斗争并假以时日，表面柔弱的流水才能最终战胜强大的岩石——法西斯反动派。
再来看诗中那位关令。当他骤然听到这充满智慧的话语时，似乎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直到老子和书童将要消失在松林之后时，他才回过神来，赶上去追问道：
你那柔水，有何奥妙？
……谁战胜谁，
我虽税吏，亦想明白。
“谁战胜谁”这个问题背后隐藏着极其丰富的话语，也是点明关令身份的关键所在。这个问题今天看似平淡无奇，然而当年却与一场惊天动地的斗争紧紧联系在一起，对那一时代的共产党人而言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重大课题。而提出这一问题的正是伟大革命导师列宁。1921年10月，面对国内外反动派对苏维埃政权的疯狂反扑，列宁在题为《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的讲话中明确提出：
全部问题就在于：谁跑在谁的前面？资本家如果先组织起来，他们就会把共产党人赶走，那就什么也不用谈了。必须清醒地看待这些事情：谁战胜谁？……必须清楚地了解斗争的这个实质，并且使广大工农群众清楚地了解斗争的这个实质：“谁战胜谁？谁将取碍胜利？”(1987：186-187)
列宁为捍卫新生苏维埃政权而反复强调的“谁战胜谁”由此成为以后几十年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的核心问题。布莱希特笔下的关令显然也正在思索革命导师所提出的问题，渴求得到答案。因此，当他听到书童充满智慧的话语时，立时就领悟到其中所蕴涵的力量——那正是自己冥思苦想而不得的答案所在。他不能容忍老子这样的知识分子继续将真理紧锁在象牙塔中，只为追求自己的宁静生活而一走了之，却让他这样期待真理指引的人继续苦苦等待。因此，布莱希特最初在手稿(BBA，346：96)中安排关令说出了这样一句话：“你若知道这些，就需将它教给我们。”而在定稿时，诗人却将它改为更富于感情色彩的话语：“快快给我写下！就叫书童笔录！/这般玄机奥妙，岂可如此带走！”关令迫不及待的心情顿时跃然纸上。
如此一来，《道德经》成书的原因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史记》和《礼貌的中国人》中，久仰老子大名的关令尹喜礼貌地向老子提出请求，请他在归隐之前将学说留给世人，而老子同样出于礼貌答应了这一请求。在《老子流亡路上著〈道德经〉的传奇》这首诗中，关令却是出于对真理的渴望，向掌握知识的哲学家提出了学习的请求。而老子也并非简单地出于礼貌才留下自己的著作，而是经过了谨慎的观察和思考才答应了对方的要求。为了说明这一点，布莱希特在打印稿(BBA，346：95-98)上特地贴上了一张纸条，加入了下面5行诗句：
老者回头，打量来人，
袍钉补丁，足无敝履。
一道皱纹，深印额头，
飞黄腾达，绝无他份，
老人低语：“你亦欲知？”
从关令穷得无鞋可穿，衣服上打着补丁可以看出，他虽身为官吏，却并非统治阶级的代表，更与仕途上的飞黄腾达全然无缘。更准确地说，他同样属于社会底层的受压迫者，是劳苦大众可以团结的对象。因此，关令对“谁战胜谁”的思考绝不是出于剥削的目的，而是因为他站在受压迫者的立场上产生了对真理的强烈追求。而老子正是基于他对关令的这一观察，才决定在离开故国之前将自己所掌握的真理传授给需要它的人们，用《道德经》这本智慧之书来回答“谁战胜谁”的问题。这样一来，“柔弱胜刚强”的思想就创造性地与列宁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思考结合在了一起，使具有千年历史的道家哲学成为照耀新时代革命斗争之路的火炬。更进一步说，它对于正在苦苦思索流亡文学出路的革命同志们来说意味着一盏新的指路明灯，它不仅给予了受压迫者必胜的信心，同时也指出走向胜利必须经过坚忍不拔的持久斗争，而猖獗一时的法西斯最终必将被革命洪流所战胜。
“谁战胜谁”与“柔弱胜刚强”两者的结合所反映出的其实正是布莱希特自己对道家思想的创造性接受。我们看到，在最初接触到老子出关的故事时，布莱希特注意到的只是中国人对老子的尊敬和他们对礼貌的重视，随着诗人自己如同诗中的老子一样被迫带着简单的行装离开故土并在流亡中一步步成熟起来，他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中国哲学家的流亡并不是一种逃亡，而是另一种形式的斗争，体会到“柔弱胜刚强”思想对革命斗争的巨大意义。最终，道家思想与他对革命道路的长期思考有机地结合了起来，成为了他激励反法西斯斗争和倡导流亡文学的思想武器。
3.从“流亡之路”到“寻求真理之路”
老子哲学思想、无产阶级革命、反法西斯斗争三者的结合最终使布莱希特笔下的“老子出关”发生了质的飞跃。老子的流亡之路不再仅仅是一条追求“自隐无名”、与世无争的归隐之路，而是变成了一条走出书屋、传播真理的传奇道路，流亡也不再意味着逃亡，而是成为革命作家寻找真理、传播真理的契机。
对“老子出关”素材的革命性加工背后隐藏着布莱希特对德国流亡文学的深入思考。1935年，布莱希特在《书写真理的五重困难》一文中写道：“在今天，谁要是想同谎言和愚昧做斗争并写下真理，必须至少克服五重困难”。它们包括“书写真理的勇气”“认识真理的智慧”“把真理变为可以运用的武器的艺术”“判断真理在哪些人手中发挥作用的能力”和“在这些人当中传播真理的计谋”。(GBA，2：74)我们在《老子流亡路上著〈道德经〉的传奇》中出现的3位人物身上恰恰可以看到：书童具有“书写真理的勇气”，他在诗中通过唤醒关令对生活经验的认识(“……你定懂得”)，勇气十足地将“柔弱胜刚强”作为不可否认的真理宣讲出来。而关令则有“认识真理的智慧”，如果没有他慧眼识珠，追求清静无为的老子势必就此归隐，而后人也就将无缘读到《道德经》。同时，真理在老子那里只是被封锁在象牙塔中，正是这位关令将老子思想中所蕴涵的真理与“谁战胜谁”的革命思考结合起来，才使“柔弱胜刚强”最终可以成为运用于革命和反法西斯斗争的思想武器。因此，布莱希特专门将全诗最后一节献给了这一常被忽视的人物：
一份感谢，亦应归于关令，
智者智慧，也需有人求索。
是他，求得智慧硕果。
而老子的功绩也并不仅仅在于他是《道德经》的直接作者，值得关注的还有他“判断真理在哪些人手中发挥作用的能力”，正是有了他审慎的观察和英明的决断，凝结他毕生智慧结晶的作品才有了良好的归宿，成为震古烁今的哲学名著。
由此可见，《老子流亡路上著〈道德经〉的传奇》一诗不仅隐含着布莱希特自己的流亡经历，同时也凝聚着他多年以来对寻求真理、书写真理的思考。诗人的意图异常明显：他要借两千多年前一位中国哲学家被迫走上流亡之路，但是却在流亡路上传播真理、创造辉煌的例子为流亡国外的无数德国文学家、思想家树立一个光辉的榜样，使他们看到流亡并不是一场人生的悲剧，相反知识分子可以由此走到人民中去，走到广大需要真理指引的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中去。流亡之路最终同样可以成为进步学者寻求真理、书写真理、传播真理、赢得人民尊重的光辉道路。
1942年，布莱希特还在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借“老子出关”和诗人李白、白居易等遭到放逐的例子(谭渊，2011：107)阐释了德国流亡文学的意义：“亲爱的卡琳，……就凭你对真理的热爱和对不公的愤怒，要是你没有流亡我才会感到惊奇呢。……据我所知，中国诗人和哲学家习惯于走上流亡之路，就像我们的人进入科学院一样。那是如此普遍，很多人都流亡过多次，但那却似乎是一种荣耀……”。在信的末尾，布莱希特以一种大无畏的气概写道：“而我们所处的时代对斗士而言是何等优越的时代。理性何曾在哪个时代中有过如此机遇？再没有任何时代比这更为值得去斗争了”。(GBA，23：9)由此可见，在布莱希特心中，像“老子出关”一样流亡他乡早已不再是什么人生悲剧，相反已成为他心目中锤炼自己、赢得不朽声誉的宝贵契机。因此，布莱希特借“老子出关”表达了自己的志愿：他要通过在流亡路上的文学创作，通过与人民大众的合作将反法西斯斗争不屈不挠地进行到底，最终将他的流亡之路变成一条辉煌的“寻求真理之路”。
4.结语
布莱希特在为诗歌命名时，特地选用了《老子流亡路上著〈道德经〉的传奇》这样一个长长的标题。“传奇”(legende)与通常所说的“传说”和“故事”有着很大区别，它在欧洲文学史上主要被用来歌颂古代英雄，特别是宗教故事中的圣徒。这一命名不但折射出布莱希特对老子的尊崇，而且也透射出一种对流亡异国的进步人士的鼓励——他们拒绝与法西斯合作、毅然选择流亡的经历有朝一日同样也会成为后世尊崇的传奇故事。正是凭着这种信念，凭着老子等先贤榜样的鼓励，凭着对“柔弱之水，日复一日，奔流不息，战胜强石”的信心，布莱希特非但没有在漫长的流亡道路上沉沦下去，相反却达到了自己文学生涯的顶峰。他不仅铸就了德国流亡文学的光辉成就，最终也使自己的流亡之路成为了具有传奇色彩的“寻求真理之路”。
注释：
①文中凡引自Bertolt Brecht所著Werke：Groβe kommentierte Berliner und Frankfurter Ausgabe一书的，均只注明GBA卷数和页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