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拨乱反正与社会结构的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拨乱反正论文,结构论文,社会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曾经从邓小平拨乱反正与我国历来的治乱兴衰关系的角度、从拨乱反正经历的几个阶段角度，考察了邓小平拨乱反正与当代中国发展的关系，考察了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社会学的内在的结合点①。这里再进一步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分析拨乱反正本身包含的社会学含义及它与发展的关系。
从社会学的视角看，拨乱反正可以从“结构性调整”和“功能性调整”两个方面来作进一步分析。邓小平十分重视社会结构的问题。例如，我们后面可以看到，他在1978年多次谈到城市结构、劳动力结构、工农业结构的问题，提出“要研究一下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②，等等；同样，他也很重视发挥社会结构的社会功能的问题，多次强调要转换政府的职能，这主要涉及的是功能性的调整。他在1975年紧接着抓铁路运输后抓钢铁战线的拨乱反正的时候，曾指出：“像鞍钢这样的大企业，有管理问题，也有个体制问题。”③这里，体制问题主要是结构调整问题；管理问题主要是功能调整问题。总之，他提出的整顿既包括进行结构性调整，又包括进行功能性调整。在邓小平那里，调整也就是整顿。他在1975年9月指出：“现在全国存在各方面要整顿的问题。 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地方整顿又有好多方面，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文化教育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④
（一）作为结构性调整的拨乱反正
我们曾经指出⑤，社会结构对社会运行状态起着根本性的制约作用：良性运行必须建立在结构协调的基础上，如果结构不协调，无论怎样从功能上加以调整，也不可能使社会呈现出良性运行状态；中性运行是以社会结构部分失调，但整体基本协调为前提的；而恶性运行则与社会结构的基本失调有关。这里所说的结构协调或结构性协调，是指社会要素的联系具有较高的有序性、较合理的比例关系和排列方式、较严密的组织构成。而结构的基本失调则相应地表现为有序性受到破坏，各方面的比例关系失去平衡，呈现出畸形、无序；社会要素之间本来能够形成合力的地方，变成相互冲突、相互抵消。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部分功能是协调的，也无法摆脱恶性运行的状态。我们曾用下表表示结构和功能与社会运行的关系：
表1
运行类型
协调性
良性中性 恶性
结构的协调协调至基本协调 出现较多失调,但尚处 基本失调至
在基本协调的界限内
严重失调
功能的协调协调至基本协调 协调与不协调的比例 不协调或不稳
相近定的部分协调
结构与功能的 协调至基本协调 协调与不协调的比例 不协调或不稳
协调 相近字的部分协调
因此，我们提出，改变社会恶性运行状态，使之向中性运行和良性运行转变的基本途径是进行大规模结构性调整。问题是，大规模结构性调整的难度极大。
一般来说，社会结构一旦形成就会有某种稳定性，即有一种维持原来的秩序、组织、比例的倾向，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社会运行的惯性”。在社会良性运行的情况下，社会结构的这一稳定性无疑是好事，但是，在社会恶性运行的情况下，它就会给大规模的结构性调整带来巨大的阻力。因为，每一种社会结构代表一种既得利益的格局，就有种种维护这种既得利益从而也维护这种社会结构的利益集团。
在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社会结构严重失调，陷入了全局性的恶性运行。但是由于结构的稳定性和社会运行的惯性，结构性的调整十分困难。
邓小平在1975年复出后试行的、以“全面整顿”形式出现的拨乱反正，首先就是一种结构性调整，尽管还是初步的。要进行这种难度很大的结构性调整，邓小平提出，必须“要敢字当头”，而不能“怕字当头”，说“要找那些敢于坚持党的原则、有不怕被打倒的精神、敢于负责、敢于进行斗争的人进领导班子”，并说到他自己不怕抓辫子：“我是维吾尔姑娘，辫子多，一抓一大把。要敢字当头。”⑥正是因为坚决进行这种结构性调整，与“文化大革命”唱反调，遭到相应利益集团的政治代表、企图乱中夺权的“四人帮”的殊死反抗，导致了邓小平又一次被打倒。这一点以极其尖锐的形式充分表现了大规模结构性调整的难度。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和国家，但“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政治、思想、组织和经济上的混乱还极其严重，结构性调整的任务十分繁重，然而，由于受到“两个凡是”的阻挠，大规模的结构性调整仍然无法进行。我国社会进入了为期两年的徘徊期。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在与“两个凡是”的斗争中，作了理论上正本清源的工作，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结构性调整做了重要的准备。这同样表明，为摆脱困境，打开局面，而进行大规模结构性调整，是多么不容易。但是，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下，邓小平也没有忘记结构性调整的问题。1978年4月，邓小平在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文件时， 就联系“我们的发展领域”和四个现代化，谈到劳动力结构、社会结构等问题，指出“要研究一下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肯定有些我们是不要的，但是为工农业服务的有些领域我们是没有的。研究社会结构，开辟什么新的领域，与教育很有关系。……我们现在的结构是工农业技术落后的结构，现代化以后，这个结构肯定就不行了，构成比例肯定要变化。生产率提高了，就逼着我们改变结构的比例，实际上是农业工业化了。”⑦
我国大规模结构性调整的启动，是在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三中全会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承担起上述艰巨的使命，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从这一方面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功绩，就是冲破了上述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和社会运行的惯性，全面拨乱反正，揭开了大规模结构性调整的序幕。
关于这种大规模结构性调整的主要内容，十多年前，我们以其中的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为例，曾列表加以说明⑧（见表2）：
表2
调整前
两种公有制,"越大越公越好".
集体出工,"工分制",实质上是"大锅饭".
经济建设比例关系严重失调
经 单一的农业生产结构.
济 单一的指令性计划.
系 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
统 ……
↑ 民主、法制遭到严重破坏.
政 把知识分子划为资产阶级.
治 反右扩大化和大批冤、假错案
系 党政不分,以党代政.
统 干部结构老化.
统一为单一制度国家的设想.
军队结构不适应现代化建设.
……
调整后
公有制为主的多种经营形式、发展一部分个体经济.
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主的多种形式的责任制.
经 轻、重工业比例关系和农、轻、重比例关系趋于协调.
济 多层次的农业产业结构,其中,林、牧、渔、工副业比例增加.
系 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范围.
统 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厂长责任制试点.
↑ ……
政 社会主义民主法制逐步健全,通过了新宪法,制定了300 多项重要法
治律.
系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
统 改正反右扩大化错误,纠正大批冤、假、错案.
党政分工,党要管党.
各级班子新老交替.
"一国两制"的构想,圆满解决香港问题,并据此提出台湾问题的解决
方案.
军队进行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人民解放军将裁减员额100
万.
……
表2 中列出的仅仅是我国在经济和政治方面所做的一部分结构性调整。表中的箭头号表示系统之间的结构性调整，即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由过去放在政治领域，特别是阶级斗争方面，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正是这种以结构性调整为主要内容的全面整顿、拨乱反正，才使我们国家从不幸陷入的恶性运行中摆脱出来，开始了中性运行的历程，并逐步向良性运行的方向迈进。
（二）作为功能性调整的拨乱反正
我们知道，社会功能与社会结构紧密相连：结构是功能的基础；功能则是结构在运动中发挥出来的作用。所谓功能性的调整，就是使社会功能由失调走向协调，即使得社会各系统的活动和作用由相互配合不上、甚至相互抵消，走向相互配合、相互促进。
功能的协调在社会运行中也起着重要作用。首先，功能的协调与否是社会运行状态的直接标志。结构作为基础性的东西往往隐藏得较深，而功能则是表层的东西，可以直接表现出来。因此，要真正实现良性运行，只有结构上的协调是不够的，还需实现功能上的协调。其次，功能协调的变动不居的特点，直接反映着社会运行状态不断变化的性质。我们知道，功能作为一种活动，是经常变化的，功能上的协调也是如此。与此相应，社会运行状态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的良性运行不可能一劳永逸。社会运行始终处于平衡、不平衡、新的平衡、新的不平衡这样循环往复的矛盾运动之中，即使在良性运行的情况下也不是没有矛盾了，而只是说，有结构性协调做基础，在功能上也大体协调。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障碍的东西、不协调因素被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和最低的限度内。因此，要保持社会的良性运行状态，就要不断地付出艰巨的努力。
由于结构状态不同，功能性的协调和不协调可以有四种情况：
表3
结构 功能功能协调的性质
1结构协调 功能协调 比较稳定、持久
2结构协调 功能不协调易于协调
3结构不协调功能协调 不可能稳定、持久
4结构不协调功能不协调难于协调
回顾“文化大革命”至今的历史，凑巧这四种情况我们都碰到了。邓小平的拨乱反正作为一种结构性调整，使我国社会结构开始摆脱了不协调；它作为功能性调整，又使我国的社会功能开始走上了比较协调的轨道，是其中主要的一种。我们可以大致按照历史的顺序，简略地考察一下这四种情况。
首先是第四种情况。“文化大革命”总体上说，属于第四种情况：结构不协调+功能不协调，即结构不协调基础上的功能不协调，两者形成恶性循环。我们之所以说，“文化大革命”是全面的恶性运行，是因为它的范围波及全国，不仅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阶层，而且还涉及几乎各个年龄段的社会成员，它的深度不仅触及人们的皮肉，而且触及人们的灵魂，它的形式不仅有“文斗”，而且有“武斗”，不仅有党内斗争，而且还有全国性的群众斗群众，等等，同时，还因为在此时期不仅我国的社会结构不协调，而且我国的社会功能也不协调，也就是说，社会结构和功能全面不协调。那时，党组织瘫痪、公检法被砸、工厂停工、学校停课、交通运输混乱，结构不协调到了结构性破坏的程度，既然如此，那么这些组织机构的功能当然谈不到正常发挥。所以，那时，武斗升级、无政府状态泛滥，人际关系紧张，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这些结构和功能的不协调，是逐步积累起来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极端的程度。
其次是第三种情况。“文化大革命”中，也有第三种情况：结构不协调+功能协调，即结构不协调基础上的暂时功能协调，功能协调在某种程度上补偿了或减轻了结构不协调的某些不良后果。这主要是当时周恩来总理等领导人，在社会经济结构严重失调的情况下，在与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机智斗争中，在功能协调上做了超人的努力，减少了“文化大革命”的损失，保护了一大批干部，国民经济才没有全面崩溃。可以想象，在那种社会结构和功能全面不协调的情况下，来做那种难以触动结构的几乎单纯的功能协调的工作，需要付出多少倍于平常的精力，需要有多少常人难以具有的忍重负辱的精神！周恩来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付出、牺牲得太多太多了。周恩来总理逝世后，全国人民这样怀念他，不是偶然的。但是，这种建筑在结构不协调上的功能协调毕竟是没有牢固基础的，因而是不可能稳定和持久的。这就象头疼治头，脚疼治脚，只能治标，不能治本一样。周恩来在病危时赞扬邓小平“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⑨，这固然与周恩来一生谦虚谨慎有关，最重要的是表示对邓小平敢抓结构性调整的拨乱反正的支持。
再次是第一种情况，即建立在结构性协调基础上的功能协调。这可以在邓小平拨乱反正的成果中清楚地感觉到。在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拨乱反正中，结构性调整无疑是首要的、根本的，已如上述，与此同时，也抓了功能性调整。请注意，这只是就重要性来说的，并不是实际的时序就是这样。实际上，这两种调整是分不开的。在具体的时序上，通过功能性调整进而抓结构性调整，以及通过结构性调整再回过头来抓功能性调整，两种情况都有，这与先易后难和先难后易两者都可以一样，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有时候还有双管齐下的情况。
邓小平从影响生产秩序最大的关键——铁路运输开始整顿，进而抓钢铁工业整顿，党的领导班子的整顿、军队的整顿，这显然是通过功能性调整进而抓结构性调整。邓小平指出：“怎样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分析的结果，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解决铁路问题的办法，是要加强集中统一，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增强组织性纪律性，还必须反对派性。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⑩这里，分散主义、无组织、无纪律、派性等等都是铁路发挥其社会功能的障碍。因此，邓小平提出的解决铁路问题的办法，主要就是功能性调整，是强化管理，通过管理消除功能障碍，向管理要效益，并通过功能性调整为进行结构性调整作准备。邓小平还说到“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11)，其中的“立即见效”，一般也是指的功能性调整，因为结构性调整的见效要慢于功能性调整。而他通过解决全局问题、路线问题再来解决局部问题、具体问题，则是通过结构性调整再回过头来抓功能性调整。
但是在多数情况下，既可以通过功能性调整进而抓结构性调整，也可以通过结构性调整再回过头来抓功能性调整。在全面整顿中，邓小平十分重视抓领导班子的问题，基本上是两种办法，一种是领导班子的构成有问题的，先解决领导班子的构成问题，再来解决领导班子的“软、懒、散”问题。这显然是通过结构性调整再回过头来抓功能性调整。另一种是领导班子的构成没有问题或基本没有问题的，主要是通过解决“软、懒、散”的问题来加强领导班子。这又是通过功能性调整进而抓结构性调整。
有时是双管齐下。例如，他在提出军队要整顿时指出，整顿就是整“肿、散、骄、奢、惰”那五个字(12)。这里，“肿”主要是结构问题；“散、骄、奢、惰”主要是功能问题。
建筑在结构协调上的功能协调，是一种比较稳定、持久的协调，因为它有较牢固、可靠的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到八十年代中，在邓小平的主持下，我国调整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之间的关系，那时在生产总值中，三方面大体上各占三分之一，比例比较协调。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的共同努力下，各业功能的发挥、功能之间的也趋于协调。那些年来，工农业生产持续和稳定的增长、工农业之间的相互促进，就是一种以结构相对协调为基础的功能协调。
最后是与我们的改革有密切关系的第二种情况，即在结构协调的情况下，在一定范围内，出现了功能不协调的情况。一般地说，当人们为着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结构作出大幅度的结构调整的时候，经过调整的结构确实比过去协调了，但结构性调整所带来的社会震动，往往会使社会表面上反而处在不协调和动荡之中，一些社会成员，特别是那些改革中收益不大甚至是暂时受损的社会成员，往往产生“今不如昔”的感觉。那时，与原有结构相应的社会规范不怎么起作用了，或者不起作用了，而与新结构相应的社会规范还没有确立起来，或者还不怎么起作用，因而产生“规范真空”现象、“失范”现象，一句话，产生社会规范的混乱现象。马克思曾指出，以革命为催生剂的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是要有分娩时的痛苦，即“阵痛”的。与此相似，新的社会结构的建立，也要经历这样那样的“阵痛”。
在被邓小平称为“第二次革命”的改革开放中，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各方面体制的改革，无论是对内搞活，还是对外开放，无论是为了减少改革难度所采用的包含新旧两种体制因素在内的各种过渡性的“双轨制”，还是难度越来越大的深层次改革，我们都遇到了种种结构性调整所带来的社会震动、各种阵痛。这些都告诉我们，与其把改革设想得容易些，不如设想得困难些。在出现第二种情形时，即在结构协调的情况下，在一定范围内，出现了功能不协调的情况时，我们要着重抓功能性调整。因为这时功能性调整成为主要矛盾。当然，相对于在结构不协调的情况下抓功能性调整来说，在结构协调的情况下抓功能性调整，是较为容易的。
十分明显，这第二种情形，在形式上与第三种情形恰恰相反。上面已经说到，第三种情形是：虽然社会结构已经失调，但社会运行在表面上仍处在常态运行之中。但这两种情形的原因是相同的，它们都是由于社会运行的惯性和功能对结构的补偿作用引起的。
第二、三两种情形告诉我们，要想正确评价社会运行状态，必须用全面、发展的观点看待协调性问题。既不能在社会结构严重失调时因某些表面的功能协调而看不到潜在的社会危机；也不能在社会结构的调整符合良性运行的方向时因一时一地的某些不协调现象而否定结构调整和改革的必要性。
总之，邓小平的拨乱反正，既抓了结构性调整，又抓了功能性调整，并且灵活地该抓什么就抓什么。这也是他的拨乱反正能够成功，并且富有成效、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