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选本的日本化阐释及其对中晚期日本汉诗创作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选本论文,晚期论文,唐诗论文,对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的发展命运往往是由历史决定的。每一种文体都在写作的实践中流转，呈现出某种演进的节律，生长出年轮似的肌质。日本汉诗亦是如此。由于它的相对于中国诗歌的继发性，它的风尚流转往往不是诗人各自为阵的探索的“竞合”，而是通过选本的集结和提倡，进而群起模仿的蜜蜂效应来实现的。中国的文学选本传入日本、跟日本的文学传统结合后，对日本汉诗创作形成的影响，就是对这种文学规律的极好开示。中晚期的日本汉诗坛对《三体唐诗》、《唐诗选》等唐诗选本的接纳、阐释和重新建构，体现了外来影响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资源的存在，并且反映了日本汉文学对中国诗风的追随和抵抗，以及日本文学主体意识的逐步崛起。
一、《三体唐诗》、《唐宋千家联珠诗格》和《唐诗选》
日本汉诗发展到五山时期，寺院的禅僧取代皇族及宫廷文人成为汉文化在日本传承和传播的主导力量，这必然导致诗风的改变——汉诗创作开始追求一种新的范式，效仿的对象从白居易一人扩展到杜甫、李白、刘禹锡、中晚唐诗人和宋代诗人以及多种风格的诗，其中宋代的苏轼和黄庭坚受到了特别的尊崇，因为他们不仅是当时的一流诗人，而且还与佛教特别是禅宗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二人都跟当时的名僧交游甚广。因此，作为早期日本汉诗模仿对象的《文选》和《白氏文集》的地位必然要被新的诗文选本取代，《三体唐诗》和《古文真宝》以及先后出现的《诗人玉屑》、《瀛奎律髓》、《唐宋千家联珠诗格》等就充当了这样的角色，其中尤以《三体唐诗》和《唐宋千家联珠诗格》最为流行。
《三体唐诗》（约成书于1250年）原名《唐贤三体诗法》，又称《三体诗》，由南宋周弼选编，选167位唐代诗人的七言绝句173首、七言律诗150首、五言律诗201首，每体各成一卷，共三卷。南宋灭亡后，元代出现了释元至（号天隐）和裴庾（字季昌）的两种注释本。因为所选诗篇只限于七绝、七律和五律三种诗体，所以称为“三体”，三体之下又分若干“格”：七言绝句分为实接、虚接、用事、前对、后对、拗体、侧体七格；七言律诗分为四实、四虚、前虚后实、前实后虚、结句、咏物六格；五言律诗分为四实、四虚、前虚后实、前实后虚、一意、起句、结句七格。由于编者论诗分格，所以排列顺序不按诗人时代的先后，而以格的顺序编次。这对当时越来越多想学习汉诗创作的日本人来说无疑是具有入门性质的教科书。实际上，中国的知识阶层在南宋时期也有了显著的扩展，读诗、写诗的人数不断增加，学习诗歌创作的需求也相应增长，《三体唐诗》本身就是为了适应中国诗歌向大众化方向发展的新情况应运而生的。
作为一部为了适应时入学习唐诗的需要而选编的唐诗选本，《三体唐诗》鲜明地反映了南宋以来诗坛上反江西诗派、崇晚唐诗学的观念，晚唐杜牧的诗共有17首被收录，位居《三体唐诗》之首，但诗集中没有选录李白和杜甫的诗歌，大概是因为李白的律诗佳作并不多见，七绝成就虽高但难以模仿学习；杜甫的律诗固然代表了唐代律诗的最高成就，但他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的特点正是宋诗的门径，江西诗派又以杜甫为祖。《三体唐诗》还一反江西诗派对诗人“学问”的过分强调，大力提倡对诗歌本身艺术性的追求，特别强调诗歌创作中“虚”与“实”的辩证关系，强调诗歌的主旨在于寓诗人的情思于景物之中：
其说在五言，然比于五言，终是稍近于实而不全虚，盖句长而全虚，则恐流于柔弱，要须于景物之中而情思贯通，斯为得矣。①
强调“情思贯通”乃诗歌创作的根本，而虚与实的互相渗透、水乳交融是诗歌创作的重要原则，其目的在于提高诗歌的诗性和美感，这从某种程度上契合了日本民族的审美情趣。
宋、元之际于济、蔡正孙编集的《唐宋千家联珠诗格》（二十卷），成书于1300年，是一部研究宋、元之际诗学发展的重要文献，也是一部融选本、诗格及评点多种批评方式为一体的重要的诗学著作，但是此书在中国元代以后已经亡佚，中国的书目题跋对这本书的著录极其罕见，郭绍虞先生的《宋诗话考》中考述蔡正孙的著作时也没有涉及此书，不过韩国和日本还有多种这本著作的翻刻本，流传非常广泛，影响也很大。《唐宋千家联珠诗格》专门论述七言绝句，所标诗格达300种之多，而每格又都举唐宋诗人的诗歌为例，并附有评释。这种编排体例使它既具有诗学著作的性质，又带有诗歌总集的特征。《唐宋千家联珠诗格》所标诗格绝大多数着眼于用字，因为这部诗格本为童习诗歌者而编，所以作为初学者入门必经的途径，从字句入手应该是有实用价值的。其所举的诗例，除了唐宋名家的作品之外，也较多地收录了当世诗人的作品，尤其是宋末遗民诗人的诗作，这些诗人虽然不见于志传，也无专集流传，但他们的诗便于学习和模仿。正因为如此，《唐宋千家联珠诗格》在日本汉诗创作主体由寺院僧侣转变为一般知识阶层，即日本汉诗开始向更为广泛的人群普及时发挥了重大作用。
而到了江户时代，日本汉诗诗风在荻生徂徕②的倡导下，由沿袭宋调又转向重新崇尚唐音。荻生徂徕认为“六经”为中国圣人之学，而朱子的《四书》孕育着心学，实质上是老庄之学，所以他主张掌握古文辞，从而理解“六经”中记载的圣人之道。以他为代表的学派，也就称作“蘐园学派”或“古文辞学派”。这种复古的要求促使他竭力推崇明代诗坛、文坛“后七子”领袖之一的李攀龙（1514-1570年，字于鳞，号沧溟），因为李攀龙所选的唐诗可以说是明代“前后七子”号召的“诗必盛唐”复古主张的最直接的体现。
《唐诗选》由李攀龙编纂于明代末年的1600年前后，但由于李攀龙曾编过三十四卷《古今诗删》，而《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八十九《古今诗删》提要指出：“流俗所行，别有攀龙《唐诗选》。攀龙实无此书，乃明末坊贾割取《诗删》中唐诗，加以注释，别立斯名。”因此后人认为《唐诗选》是明末书商以其中的唐诗部分为基础编纂而成的。然而，据同是“后七子”的王世贞《艺苑卮言》言，《唐诗选》由李攀龙的友人徐中行等人校订刊核，王世贞为其作序，真实性应该无可怀疑。更重要的是，《唐诗选》反映了李攀龙诗论的主要观点，这也正是它在日本大受欢迎的原因。
《唐诗选》选128位唐代诗人的诗歌465首，和《三体诗》在规模上大体相当，而且两者都是唐诗选本，但是它们的编纂方法以及入选诗歌的着重点却有着明显的不同。首先是诗体。和《三体诗》只选七言绝句、七言律诗和五言律诗三种相对应的是，《唐诗选》的七卷由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五言排律、七言律诗、五言绝句和七言绝句七种诗体构成，它们几乎囊括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所有形式。其次是所选诗人和诗歌。《三体诗》作者167人中只有55人的作品入选《唐诗选》，而这55人的诗歌作品中，也一共只有29首诗是被两种书同时收录的，也就是说，即使有作者在两种书中都被入选，被选的诗歌也不尽相同，可见两书的选编标准是有很大差异的。《唐诗选》收录最多的是杜甫的诗歌，共51首，其次是李白的31首，他们的诗歌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巅峰之作。所以从模仿学习的意义上来说，《唐诗选》未必是最合适的选集，但是如果不从自己创作的角度，而单从阅读和欣赏的需要出发考虑的话，那么七种诗体具备，并且选编了李白、杜甫这样的大诗人的《唐诗选》就要比只有“三体”的《三体诗》更容易受到广泛的欢迎了，而这正好适应了江户时期日本知识阶层构造的新变化。
二、唐诗选本的日本化阐释
日本文化是在与多种外来文化的接触中培育起来的，它在大量吸收外来文化中的优秀部分的同时，又与外来文化保持着适当的距离，形成了非常独特的文化个性。从历史上看，他们对于外来的中国文化首先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热情，并且原封不动的照搬过来，然后开始与外界隔离，将引进的东西在内部进行消化、吸收和改造、创新。有日本学者将这一特点概括为日本文化特有的对外来文化的“摄取醇化”的功能：“将所有外来文化中优秀的部分赋予日本的生命，以日本国民的血液作为其营养元素，使其生成发展。”③事实上，任何文化在接受外来文化时都是有所选择和取舍的，这种选择和取舍往往出自本土文化的需要，出自由于本土文化长期积淀而形成的独特的审视角度。
日本汉文学的发生、发展和衰弱正是日本这种独特文化个性的一个缩影。为了摆脱汉文学的贵族气息和适应市民社会、商业社会的需要，日本对上述唐诗选本进行了种种本土化的阐释。
《三体唐诗》各种注释本的作者往往以自己的学识和见解，对所选名家名诗进行另类解读和阐释，如诗僧雪心素隐对杜牧的《山行》就有自己与众不同的解释。杜牧任湖州刺史期间，遇到过一位过去的红颜知己，可她其时已经嫁作他人妇，并且生有两个孩子，《唐才子传》对此有过描述。日本的僧人便把这段逸事和《山行》联系了起来，认为如果将年轻时的那位女性比作仲春二月盛开的鲜花的话，那么此时的她就可以算得上是美艳绝伦的枫林红叶，所以才有“霜叶红于二月花”的由衷赞叹。否则面对枫叶，一贯具有“悲秋意识”的中国封建文人是很难产生美感的。这样的联想我们确实闻所未闻，这样的解释也不免牵强附会，但是将抒情性的文字叙事化，将抽象的情感具体化，也许正好适应了当时越来越多阅读汉诗的普通日本人的欣赏口味，正好适应了日本文学表现“私”的情感和生活的传统，它们使中国诗歌更加日本化、普及化了。
随着五山时期禅僧们对中国诗歌口语化的讲解以及日本印刷事业的发展，为了更加适应汉诗大众化的要求，江户时代还出现了森川许六（1656-1715年，名百仲，别号五老井、菊阿佛等）的《和训三体诗》，完全从初学者的角度对《三体诗》中的每一首诗都进行简单明了的日文注解，而且注释的方法颇为特殊——以原诗为题材，经过作者的联想和发挥，用“俳谐”这样一种日本文学的形式重新表现出来。森川许六本身是一位俳谐、汉诗、绘画皆通的上层武士，在江户幕府任职时曾与日本最为著名的俳句大家松尾芭蕉（1644-1694年）过从甚密，是松尾芭蕉晚年的门人。而中国古典诗歌经过这种从语言到表现形式的“和化”，不再是那么遥不可及和高不可攀，堂而皇之地走进了更多日本人的生活之中。如果从文体的角度来看，虽然每种文体都有其内在的规定性，但文体之间并不是绝对不可通约的，只要存在“会通的可能性”，文体就存在变异和创造的可能，经俳句解释的汉诗可以说就是一种新的文体变异方式，中国诗歌的经典范本为日本汉诗提供了这种变异的参照系。
同样，为了适应更广泛的阶层阅读和欣赏唐诗，进而学习汉诗创作，日本学界对《唐诗选》也进行了日本化和普及化的种种尝试，《唐诗选唐音》、《唐诗选字引》、《唐诗选掌故》、《笺注唐诗选》、《唐诗选国字解》以及《唐诗选画本》等书籍和字典相继出版刊行。其中《唐诗选唐音》因为用假名逐字标注每一首诗的中国读音而畅销，此事虽然发生在荻生徂徕去世后，但是却实现了荻生徂徕一贯倡导的汉文要直接用中国音读的主张；还有为每一首诗注出韵脚的普及性读物，甚至还有在诗歌每个字的四角标注圆圈以表示平上去入四声的做法：圆圈在左下角表示这个字是平声，在左上角表示上声，右上角是去声，右下角是入声，等等，使《唐诗选》不仅具有可供欣赏的作用，还为更多的人学习汉诗创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在众多与《唐诗选》相关的出版物中，从汉诗的普及和大众化的角度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嵩山房出版的《唐诗选国字解》和《唐诗选画本》这两种读物。嵩山房是日本出版界专门出版汉籍的老字号，直到明治末年一直由小林新兵卫家族世代经营，《唐诗选国字解》和《唐诗选画本》都经继承家业的第四代新兵卫小林高英之手出版。如上所述，《唐诗选国字解》作为汉诗学习的教材多次再版，使《唐诗选》名声大噪；《唐诗选画本》于天明八年（1788年）初次出版刊行，其后50年内又经多次重版，影响广泛。《唐诗选画本》将《唐诗选》的每一首诗都配上书的二页大小的图画，在画的空白处题上相应的诗，诗的右边再标注出日语的假名，给人的感觉虽然像是在画作上添加了诗作为点缀，但是这种图文并茂、将精英文化转化成大众文化的新尝试，却使更广泛的日本民众得以接触到中国诗歌的精华，体味到高雅文学的魅力。它们在文学、历史、出版等众多领域具有的独特价值一直延续到现在，尤其是在出版文化向视觉化、大众化、通俗化的方向发展方面，体现了这本书策划者的独特思考。而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种做法正体现了日本文化对外来文化的一贯态度——先全盘接受，然后进行本土化的改造。而小林高英本人也是一位具有相当汉学修养的出版家，曾经以汉籍出版专业店第四代传人的身份为许多汉籍出版物作过序跋，还在《唐诗选画本》刊行两年后，写作出版过《唐诗选和训》，用日语对《唐诗选》中的诗歌进行简洁明了的解说。可以说日本汉诗在江户时代能够发展到顶峰，与小林高英等“儒商”的努力也是紧密相关的。
三、唐诗选本对中晚期日本汉诗坛的影响作用
中国古典诗歌无疑是古代中国诸种文学样式中最早完备、最早发达并且表现形式最优美的体裁，作为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的直接产物，日本汉诗是用汉民族的文字和文学样式创作的，日本人在创作汉诗的同时也接收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全部观念形态，必然地要从全面移植汉民族诗歌表现的观念和方法作为起点，追随汉民族诗歌发展的步伐。而中国的格律诗不仅仅是一种文体、一种形式上迥异于其他文体的文学样式，而且还有一系列的文化和道德“格律”隐含其中，例如“思无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等等，作为“后学”，日本汉诗免不了“亦步亦趋”的阶段。然而，我们还应该看到和承认，日本汉诗的作者和读者都是日本人，而其面临的生活场景也是日本，因此，汉诗必然在这种日本文化的语境中发展变化，演变成为适合于日本民族审美情趣的“日本的汉诗”。对中国唐诗选本本土化的种种努力和尝试，既适应了幕府统治集团大力提倡儒学的国家意识形态，呼应和配合了儒学的日本化进程，又使汉诗这一外来“品种”的文学样式更符合日本民族的审美习性，从而更为广泛地普及到了一般知识阶层甚至平民百姓中，终于迎来了日本汉诗万紫千红的江户时代。
在日本，如果要说被读得最多的汉诗作品，恐怕谁都会首先提及李攀龙的《唐诗选》，但这种情况主要是在江户时代中期以后，而如果把研究的目光再往前推进一些，我们就会发现，在更长时间范围内给予日本汉诗以影响的，也许还是《三体唐诗》。因为从室町时代到江户时代中期，为数众多的日本人都是专攻《三体唐诗》的，和刻本的《唐诗选》问世后，人们才转而将学习《三体唐诗》放在其次的位置上，但这两种书都使汉诗更深更广地渗透到了日本人的生活中，为汉诗的普及作出了贡献。正如日本学者指出的那样，这两种书无疑是日本“从室町时代到江户末期木版印刷的年代里，被多次重印的超级畅销书”④。
《三体唐诗》编成后不久的14世纪初，释元至和裴庾的两种注释本便先后传入日本，日本很快有了此书的和刻本。室町时代，在当时学术和印刷中心的京都的各大寺院中，又有了多种版本。日本学者调查发现，在代表当时日本最高学术水准的京都五山禅寺留存至今的书籍资料中，有许多是记载当时的学问僧讲课内容的“抄物”。这些“抄物”中，既有为数众多的“写本”（抄写、誊写本），又有经过印刷而流传的“刊本”（印刷本），而这些“抄本”和“刊本”中，数量、种类最多的便是《三体唐诗》和《古文真宝》，其中《三体唐诗》又占据首位⑤。当时日本汉诗人的读书喜好以及《三体唐诗》等选本的受欢迎程度由此一目了然。
《三体唐诗》是随着江湖诗人、市民诗人群的兴起而出现的有关诗学入门方面的教科书，而选编上的独特之处又更加方便了读者入门学习，同时《三体唐诗》细致准确的艺术分析，重视直观妙悟的感性把握，又和日本文学的传统十分吻合，所以传入日本以后受到五山时期僧侣尤其是初学汉诗者的极大欢迎，当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翻版和注释本，如义堂周信、村庵灵彦和雪心素隐分别著有《三体诗抄》，都是对《三体唐诗》的注解，它们都非常适应汉诗初学者的需求。“近岁少年丛偶学诗文者，狭而《三体》、《真宝》，广而苏、黄集而已，至如《文选》，则束阁而不读焉。”⑥先前被推崇备至的《文选》此时已经被束之高阁，《白氏文集》虽然深受日本人喜爱，但70多卷的篇幅又让很多初学汉诗的人望而却步，故从平安时代末期起就有更多的人喜欢读《千载佳句》、《和汉朗咏集》那样令人轻松愉快的读本，而“本朝之泥于文字者，学诗则专以《三体唐诗》，学文则专以《古文真宝》”⑦，确实可见当时诗坛对《三体唐诗》等唐诗选本的追崇。
《三体唐诗》在日本失去其权威地位，是在江户时代中期李攀龙的《唐诗选》风行于世之后。但是明治二十五年（1892年），森槐南的《唐诗选评释》出版，与此相对应，第二年野口宁斋出版了他的《三体诗评释》，由于这两位在当时汉诗坛二分天下的著名人物的分别推崇，使两本诗集在日本汉诗发展史上具有了重要的地位。“凡是要读汉诗的日本人，恐怕没有人没有读过这两本书。而且，这两本书的流行，对日本印刷、出版的历史也给予了深刻的影响。”⑧当然，两种书的影响作用是不一样的：“论时间之长，是《三体诗》；而要论影响面之广，当属《唐诗选》。”⑨日本的汉学者也常常对这两种书进行比较研究。
《唐诗选》也是成书不久便传入日本，日本立刻就有了内容几乎完全一致的刻本《唐诗训解》⑩。《唐诗选》虽然流行于江户时代中期以后，但却是在日本享保九年（1724年）由荻生徂徕的弟子服部南郭(1683-1759)考订的和刻本《唐诗选国字解》刊行之后才大行其道。这本书重印达20次，印数近十万部，表明当时汉诗创作已经出现了民间化的倾向；另外这本书的封面上还往往印有“不许翻刻，千里必纠”等字样，也从侧面说明了这是一本在商业上有利可图的畅销书。《唐诗选》的命运在300年前的日本江户时代就几乎已经演绎了现代出版界时常出现的现象：出版伊始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但由于某个契机却突然大受欢迎而被书商竞相出版，一时纸贵。
纵观日本古代文学史，既有菅原道真编辑的《新撰万叶集》（893年），又有大江千里奉敕编纂的《句题和歌》（894年），以及藤原公任编撰的《和汉朗咏集》（1012年）等集子，它们创造性地将汉诗（包括唐诗和日本人所作汉诗）与和歌并列编辑，形成了鲜明的跨文化特征，新的“版式语言”象征着汉诗、和歌“符号地位”的此消彼长。同时，在日本诗歌史上，几乎每一时代都有相当一部分汉诗作者是双语诗人，他们同时兼及和歌或者俳句的创作，这种跨语际书写的实践，使汉和两种文学与文化的基因得以无缝对接与混生。日本对唐诗选本的本土化阐释，是属于不同文学体系的汉文学与和文学既互相对立和竞争，又互相补充和完善的过程，其目的和结果是使汉诗演变成为一种既符合中国诗歌的既定规范，又与日本人审美情趣逐渐接近的特殊文体，一言以蔽之——同化即异化，异化即同化。
总之，中国的文学选本在东传日本之后，对日本汉诗的创作和编纂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从日本汉诗的历史发展来看，每一时期诗风的形成，都有一种选本作为写作典范；诗风的转变，也往往靠选本为之推波助澜。”而且，“站在汉语文学圈的范围内来考察域外文学，也同样会看到选本的实际影响，远超过任何一种文学批评的专书。”(11)其实，何止是“诗风”的形成和转变，选本体现的文学自觉意识和文学观念对日本汉诗的影响作用以及日本人对于汉诗这种外来文体认识上的发展变化都与此相关。我们可以从中窥见的，是日本汉诗的发展轨迹，以及不同时期的日本汉诗在美学上的不同偏好和独特的关怀重点。而这种“美的偏见”(12)的形成，又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日本汉诗每一个发展阶段都充分吸取了中国文学丰富的养料，并且融合了中日文学的双重传统。
注释：
①《三体唐诗》卷二之二论七律四虚。
②荻生徂徕(1666-1728)，名双松，字茂卿，徂徕为号。日本江户中期著名儒学家。先崇尚朱子学，后高举“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旗，开创日本古文辞派，与前期的朱子学抗衡。
③〔日〕金子彦二郎：《平安時代文学と白氏文集》，日本東京培風舘，昭和十八年版，第1页。
④⑤⑧⑨⑩〔日〕村上哲見：《漢詩と日本人》，日本講談社1994年版，第149页，第153页，第149页，第149页，第191页。
⑥〔日〕林鹅峰：《鹅峰林学士文集》，日本ぺりかん社1997年版，第407页。
⑦〔日〕林羅山：《三軆詩古文真宝辨》，见《羅山先生文集》卷一，日本東京史绩会編，平安攷古学会发行，大正七年版，第301页。
(11)张伯伟：《选本与域外汉文学》，载《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12)柯庆明：《中国文学的美感》，〔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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