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 30年代徽州的现代教育与乡村社会 *
——以《婺源第二学区庆源私立辉二小学十周年纪念刊》为例
王振忠
内容提要 婺源县庆源私立辉二小学，是徽州历史上具有现代教育意义的乡村小学之一，它的开办，是旅外徽商改造传统中国乡土社会的一个尝试，对于婺东北地方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新搜集的《婺源第二学区庆源私立辉二小学十周年纪念刊》是反映私立辉二小学创立、发展及其变迁的第一手资料，以此为基础再结合其他相关史料，对徽州现代教育与20世纪30年代地方社会之变迁作细致探讨，从中可见当时侨寓徽商与徽州社会互动频繁，而就婺源庆源而言，它与众多徽商寄居贸易的江西乐平之关系尤为密切。而庆源辉二私立小学之兴办，即与旅外徽商在侨寓地的教育实践密不可分。
关键词 《婺源第二学区庆源私立辉二小学十周年纪念刊》 旅外徽商 徽州 教育 地方社会
江西婺源县庆源私立辉二小学，是徽州历史上具有现代教育意义的乡村小学之一。此前，关于该校的盛衰递嬗，婺源地方文史学者汪发林在其《庆源村的村落文化》一文中，有专门的一小节谈及“民国时期的庆源教育”。在这篇文章中，他简要概述了庆源私立辉二小学的历史。不过，此一论述皆是根据今人的口述回忆整理而成，并未看到相关的文献资料①，因此，其主要内容尚止望及宫墙而未能窥其堂奥。
最近，笔者在皖南从事村落人文地理考察期间，收集到《婺源第二学区庆源私立辉二小学十周年纪念刊》(以下简称《纪念刊》)一册，这是反映私立辉二小学创立、发展及其变迁的第一手资料，颇为罕见，对于探讨20世纪30年代的徽州教育与地方社会，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即以该书为例，结合其他相关史料，对徽州的现代教育与地方社会之变迁，作一较为细致的探讨。
庆源私立辉二小学与《纪念刊》之编纂
根据教育界人士的报告，在20世纪30年代，包括婺源县立初级中学在内，该县计有90个学校。其中，城里有6所，乡间有84所。而在这84所乡村小学中，除了9所为县立，7所是区立，其余皆属私立小学。其时，乡村小学经费，大抵都是依靠征收毛茶捐来维持，故而相当拮据。而婺源私立辉二小学则稍有不同，它是由詹氏全族合办，其经费来源亦出自热心教育的地方人士，后者认捐了一万块钱作为建校基金，每年以其利息作为小学运作之经常性经费②，故而较之其他学校，经费颇显充裕。关于这一点，婺源私立辉二小学教师程云萍在《我的自白》中曾作过一些比较：
……有的地方，社会上一般不明事理的人，不知道学校教育的需要，更不知道学校教育和社会的密切的关系。他们往往忽视学校教育，甚至反对和破坏学校教育。有一些学校的经费来源，是靠抽收毛茶捐的。学校要向人民头上收钱，人民并不感到学校的好处，因此许多人就更加把学校看做剥削人民的机关，称之为“茶厘局”，对学校仇视起来。我到这里，知道这里并没有那种不幸的现象。这里的经费，是由地方人士自动认识了学校教育是促进地方进步的动力，募集起来的。平常地方人士也随时给校以帮助，使许多事情，办得很顺手。
诚如程氏所言，在晚清民国时期，新式学堂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并不为乡民所欢迎，这在徽州是一种颇为普遍的现象。光绪三十二年(1906)六月，歙县“呈坎潨川学堂被打”③事件，即是一个典型的案例。相形之下，由于庆源私立辉二小学之经费并不出自民捐，故而显得较为特别，其发展亦不受太多的限制。
庆源私立辉二小学原是婺源第十学区私立庆源小学，庆源是小学所在村落之村名，因该校系由全族合办，庆源这个校名，自然颇为允当。不过，因1933年婺源县教育局通令境内各学校：“凡以地名名校者，均得更改”，于是，经校董议决，改为婺源第十学区庆源私立辉二小学。这是因为该校校址位于村中的“辉二公祠”，而“辉二公”又是该族五坤——五房之始祖，所以辉二小学之校名实际上还是与“庆源”二字有着相同的意义。
《纪念刊》出版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七月，由上海爱文义路447号的新国民印书馆承印。之所以放在上海出版，除了因为沪上印刷条件更好之外，显然还与旅沪庆源人较多密切相关。根据该刊的说明，此书是私立辉二小学十周年的纪念特刊，由此推断，辉二小学应创立于1925年。全书由程云萍、詹颂吾编辑，其要目包括史略、报告、校董会、特载、论著、杂著、毕业生来稿和村政等几个部分，内容颇为具体、翔实。
矿石结构主要为粒状结构、交代结构、胶状结构、压碎结构、网状结构、文象结构等，以粒状结构、交代结构为主；矿石构造主要有块状构造、细脉浸染状构造、团块状构造、松散土状构造、角砾状构造和条带状构造，以块状构造、细脉浸染状构造为主。
从该书的编辑构成来看，程云萍毕业于婺源县立初级中学，最早在北乡凤山第二区立小学工作过半年，后于1929年被介绍到婺源私立辉二小学，时年十八岁，正值年轻有为、意气风发的年纪。根据其描述，程云萍最早是与其他人一起预备出版校刊，遂于课余由各人搜集相关材料，写作、编辑稿件。稿件编纂结束，由詹励吾带往上海印刷。但由于印刷费用过于昂贵，学校经费颇成问题，故而暂未刊行。而这些稿件，后来也就成了编写纪念特刊的参考资料。而另一位编辑詹颂吾，曾在屯溪裕堂巷70号开设信中茶号④，1935年，曾任该校教职员、后赴上海经商的詹颂吾回到婺源，他主张最好能在婺源私立辉二小学建立十周年时出版纪念特刊，此一建议很快得到校董会的同意与支持，于是也就有了这册纪念特刊。
⑥见《(新发现的徽商小说)我之小史》，王振忠、朱红整理校注，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庆源私立辉二小学与徽州的现代教育
1.徽州传统的私塾教育
根据婺东北詹氏族谱的描述，“詹氏为星江巨族，其先出自有周，自宣王支子文食采于詹，子孙因以为氏。得姓以来，载于六经子史者，班班可考。其始迁婺祖讳初承，新安倅敬公之后，仕陈，为东阳邑赞治大夫，陈末邑废，以隋大业二年卜居城北之庐源，慕黄石公之义，因号黄隐。数传而后，子孙散处如星罗、如棋布，盖纷然指不胜屈，而最盛者莫若三源。三源者，庐源、浙源、庆源也”⑤。“星江”亦即婺源之别称，而在婺源，庐源(庐坑)、浙源和庆源号称“三源”，是徽州望族詹氏的主要聚居地，当地的族内私塾颇为盛行。譬如，在上述“三源”之一的庐源(即今庐坑)，就有私塾的详细记载⑥。及至晚清，随着科举制度之废止，私塾教育受到了诸多有识之士的严厉批判。对此，詹凤祥在《纪念我的母校》一文中指出：
记得在十年以前，母校还没产生。我们的族内，只有几所私塾开设着。我自己，也曾在那私塾里经过一年半载的囚徒般的生活，光读死书，味同嚼蜡，一点味道也没有。更怎会知道文句的组织，全篇的结构呢？这种陷害少年的私塾，不要说没有使文化日渐进展的能力，竟可说是开了倒车，阻障进步。陷阱般的私塾，真是一般儿童的地狱！
最后再说本校建立十年使我族村政也得了长足的进步一些可喜的事实。因我们校董会诸同志始终不曾忘记创办人将本校的建立作为我族新生命发轫的遗言，对于兴利除弊的村政，常由本会诸同志来做中心，负起硬干实干的责任，如十六年某部份祠产之从劣绅手里拿回整理，和二十年的除毒会的成立，在最短期内肃清了本村数十年红丸鸦片的流毒，为全族保存元气消弭隐患，这都是大家知道的。我们现在希望全村父老兄弟们一致地起来合作，使我族养林、浚河，及救济孤弱诸工作，在本校二十周年时，都能一一完成，使庆源成为一良好的自治乡村，那才是我们最后的目的。
我曾进过三年私塾，《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甚至《天文》《花木》都读过——与其说是读过，不如说是扯过——可是我不能懂得他的奥妙，我不知道读了他有什么益处，我不高兴读了。先生来，便勉强鼓起劲，放大声浪，读“瞎眼书”。其实我自己也不晓得读什么。先生去，便马上离了案，学做斋，拜忏，唱曲，打架，三年功夫我学会的只有“顽”。旁的，自己姓名也写不来。啐！私塾，万恶的私塾，它简直是陷人坑哪。但是，我不解的，为什么如今还有人要相信私塾呢？难道甘心陷害自己的儿女吗？
上述的批判性言论，而今看来当然亦不乏言过其实之处。不过，当时的人们对于旧式教育相当不满，并形成了一种重要的社会思潮。在这种背景下，从晚清以来，就一直存在着“私塾改良”的诸多主张，弃塾就学、接受新式教育亦遂渐成趋势。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庆源私立辉二小学应运而生。1925年春初，辉二小学开学那天，新生济济一堂，共有百余人。根据当时人的观察，相形之下，詹氏族中学童“因家庭顽固而仍就学私塾者，仅存十分之一而已”⑦。新式学堂与旧式教育，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对此，《纪念刊》中收录有《辉二小学校歌》：
这里真好：你看四面，青翠的山峦，围绕着我们；还有那潺湲的小河，昼夜流不息。乡村里，景致真真美丽，这里更建设着，我们的乐园，辉二小学。亲爱的小朋友们，一齐来！亲爱的哥哥，弟弟，姐姐，妹妹，大家来，一齐来到这乐园里来读书、游戏和工作。我们多快乐！
“咱们村，老伴去世后，老太太（丧偶老年女性）一般不愿意再婚，如果跟自己的儿子在一起生活还凑合的话，就跟儿子、媳妇一起过。除非儿子不孝顺，再去结婚，万一重新找的老头又提前去世了，谁来管老太太。再回到原来儿子那？很难。”（C6,女，63岁）
校歌配有乐谱，状摹了学校周遭的山水胜景。从其欢快之旋律和流畅的歌词中，人们看到了迥异于私塾陈腐气息的现代小学风貌。
2.现代教育理念与庆源私立辉二小学之运作
较之私塾，庆源私立辉二小学具有新式的现代教育理念。该校的班级、教师配置颇为完备，从识字班到六年级一应俱全，所学教材计有《国文》《算术》《历史》《地理》《常识》和《自然》等。学生穿着统一的校服，毕业时叫“童子军”，要唱《童子军连歌》。《纪念刊》中收录了该校教师董次凫的遗稿《婺源教育之危机和今后补救之途径》，其中提及：
婺源除农民外，经商的却也不在少数。欲人尽其材，材尽其用，势不能偏于贵族的教育，而舍弃农民和商民的子弟。对于此问题费了长时间的研究，深知补救的方法，除缩减课程外，更须因地制宜，把他们两家的子弟，分别教授，并采用江苏的实验小学制的田间教学法，使他们对于实际生活有自动充分研究之机会！不需要的教科，尽可废去，以节省宝贵的光阴；教师居指导地位而引掖奖诱，自然用力少而收效速。商人的子弟加授商业簿记、尺牍，及各种商业上需要的知识，使他们出了学校之日，跑到店里去，马上便可以应用。所谓闭门造车，必使“出而合辙”呵！倘然把他两家各不需要的教科用死教学法去灌输，把儿童的天真烂漫的脑筋搅得麻木不仁，这是何苦来？
此处谈及课程的设置，要根据学生将来不同的实际需要，教授各异的课程。关于这一点，《纪念刊》中有对“课程设置”专门的详细说明。从此一说明来看，主事者认为，“教育的最高目的，是帮助儿童容易找得生活的出路，灌输儿童应付环境和经营生活的知能”，所以，该校的课程设置，偏重于基本学科和商业上的应用知识。庆源私立辉二小学将学生分为低级(幼稚班、一年级、二年级)、中级(三年级、四年级)和高级(五年级、六年级)三个层次，考虑到该校儿童退学或毕业后，到商店务工经商者为数最多，故而在课程上增加了珠算商业科的时间，并在校内附设了小商店，店内出售各种儿童需用的文具。举凡售货手续、账目核算，都由儿童自行轮流练习，藉以培养和历练其商业技能，并由教师监督指导。可见，该校教育偏重于实用，主要是针对儿童未来的出路，重点传授与商业相关的知识。对此，《纪念刊》在“校务报告”中进一步分析：
本校学童人数，难得增加。高级学生人数，比较更少。这原因，是受了整个的社会的支配。中国的社会，整个的，是在日渐沦向殖民地化的过程中。都市方面，虽然表面上像是在帝国主义的扶掖下，一天天的繁荣起来，可是农村方面，却在一天天的宣告经济破产。饿着肚子是不能读书的。学生家庭，为了要解决生计问题，他们不能不在子弟到了相当年龄的时候，忍心把他们的子弟从学校里撤回，改送到外面谋生去。虽然本校也有贫苦儿童，免收学费，和由校供给书籍的规定，但是，在这人浮于事，生活斗争日益强化的现社会下，早一天找得出路便有早一天的好处，这是整个的社会情形所决定的，我们实在没有力量来补满这缺陷。年龄达到相当的时候，就退学了……
本校学生，无论是毕业以后，或是中途因家庭经济关系，不得不退学的，他们往社会找出路，大抵是入商界的居多。那原因，是本地方山多田少，学生家庭职业，占最多数的，是出外经商。这并不是说，父亲出外经商，儿孙便也要出外经商，不过一方面既受了自然环境的支配，而家长们又多在外地商界做事。在商界找出路的机会，总比较容易。
上述的言论，既有对中国社会整体发展趋势之研判，又有针对婺源当地人文环境的具体分析。在他们看来，庆源当地人外出经商，既是生存条件所限，又与乡族之人脉关系密切相关。关于这一点，此处根据《纪念刊》的记载，将庆源私立辉二小学历届毕业生列为下表，以窥其培养成效。
表中的“现在状况”，是指1935年时的现状。从中可见，统共五期的毕业生人数总计32名，其中仅有4名女生，女生毕业时，年龄均偏大，个中仅1名继续前往徽州女子中学肄业，其他的3名皆无所事事(可能以嫁人为其结局)。另外，男生毕业后，多数是步入商界。其中，前往上海经商者
为数最多(计有10例)，其次是前往汉口和乐平(分别有3例)，还有的是到长沙、江苏等地经商。例如，第二期的詹馨祖，在其《在母校求学的回忆》一文中指出：
我入校读书，年方七岁，初进幼稚班，每天先生不过教我们认两个字，记几个数吧了。到八岁，进了一年级，先生教我写字，还教我几种简单的功课。九岁升入二年级，以后挨次升入三年级、四年级，功课一年多似一年，一年繁难一年，直到六年级，学校中接着教育局的公事，要我们学校里和段莘裔村学校一同会考。先生把各项紧要的功课，很热心的指教我们。会考日期到了，我们就到段莘去，会考的科目是：国语，算术，社会和自然。……这次会考，侥幸我还考取了，这是全赖教师的热心指教。毕业后在校中举行了一个毕业典礼，各位校董和教师都教训我们要继续努力。后来我还在学校补习了一个学期，各事蒙先生教诲我，现在我已经退学，向那商界的路上去努力了。
此一回忆，真实地记录了当年私立辉二小学的相关课程。詹馨祖从最初级的幼稚班读起，一直读到最高的六年级，可以说是完整地接受了私立辉二小学的教育与训练。根据上表的记载，这位詹馨祖，后来是前往汉口经商。类似的情况，应当在该校毕业生中颇为普遍。
婺源庆源私立辉二小学的创始人及其经费筹措
庆源所在的婺源东北乡，明清时代是徽州商业极为发达的地区，“举凡茶业、木业、陶瓷、布匹、丝绸、金银珠宝、典当、船运等各行业，庆源商人都参与其中。有詹福熙者，在上海开照相馆，业务扩展全国。詹福熙徒弟詹励吾，亦自己创业，业务扩展至昆明和缅甸”⑧。此处提及的詹福熙及其徒弟詹励吾，皆为私立辉二小学的特别校董。
根据《纪念刊》的记录，私立辉二小学的“特别校董”共有七人，“校董”的数量计有二十余，后者中除了祠堂或店号(如学圃堂祥记、承均堂、嘉会堂)之外，其他的皆为个体的詹氏族人。其中的“特别校董”，都是庆源村内颇为著名的徽商。例如詹福熙(1887～？)，根据《福熙自述》⑨的记载：其祖父詹兴魁在江苏崇明邦镇(今上海崇明堡镇)，与族人合伙开设了四盛南货店，后来他父亲又子承父业。詹福熙出生刚刚四个月，父亲就溘然长逝，母亲含辛茹苦地将之抚养成人。及至12岁时“往外一丢”，由其亲戚带往上海，先后在同顺昌毡毯店、三马路画锦里生元丝庄、中西药房河南开封支店、上海五洲药房总行等处学做生意及帮理店务。后在上海日商“千代洋行”担任买办(总裁)，经销照相材料，其业务遍及全国。稍后，“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詹福熙毅然脱离“千代洋行”⑩，另在上海南京路创设华昌照相材料行，经营美国柯达公司、英国伊尔福、德国爱克发及法国相关的照相材料及照相器材。在私立辉二小学开办的20世纪30年代，其业务发展迅猛，相继在成都、重庆、金华、宁波和长沙等大中城市设立分行，并垄断了整个照相器材行业。民国《重修婺源县志》卷末，记录有詹福熙曾捐洋50元。而在庆源村中，至今还有保存完好的詹福熙私宅——福绥堂，占地多达900平方米。
另一位特别校董詹励吾(1904～1982)，号半痴，又号诗禅，生于光绪三十年(1904)。其人毕业于婺源县立中学，曾在乐平经商。他最初在詹福熙手下当学徒，于上海的华昌照相材料行做会计，后自立门户，于1933年转至汉口创办了“汉口华昌照相材料行”(后改名“万昌商行”)，并在长沙、昆明、贵阳、成都、重庆等地设立分行，生意红火，遍及江南，且发展到东南亚一带
。1935年，詹励吾与其兄弟詹新吾发行了《华昌摄影周刊》(后改名《华昌影刊》)，至1937年6月出至21期，以刊登照片为主，文字为辅，结合推销照相器材，并通过发表摄影家和初学者的摄影作品，传播摄影知识
。迄今，庆源村中的敬慎堂，即其于民国年间建筑的私宅。
从以上对特别校董詹福熙、詹励吾二人生平事迹之分析来看，他们都是当时的商界翘楚，所从事的实业亦皆具有相当的前瞻性，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庆源私立辉二小学的成立背景。关于该校之由来，詹励吾在其所写的《本校十周年的沿革史略》中指出：
婺源在今年没有改隶江西以前，是皖南徽州六邑中之一县，而我们庆源就是这一县北乡一个数百户聚族而居的村落；山重水复，自昔就有小桃源之号。据族谱所载：唐代始祖来此卜迁，原为隐居不仕想过那半耕半读生活。的确，以庆源山川的秀美，居此真够飘然作出尘之想，而愿与外人老死不相往来的，但可惜后代子孙蕃衍日多，山中瘠地不够耕种，谁能真个空着肚子来做与世隔绝的隐士，于是不得不成群地出外谋生，我们这些父老兄弟就成为在外地所谓徽商的一部。
⑤[清]冯誉骥：《鸿溪詹氏宗谱·序》。
中国自海禁开放后，沿海各地的商人，大都做了帝国主义者的雇员，“徽商”就日失他的地位；资本弱小是一事，而智识的缺乏更是一个主因。我的父亲他看得很清楚，他忧虑着我们村里的子弟，将来到外地连一个普通商人的地位都挤不上去；他想做点基本补救工作，就是在村里创办一所完善的小学校。
婺源县第一次改隶江西是在1934年。文中提及，1923年秋，詹励吾之父詹蕴斋从乐平回家，正碰到詹福熙也从上海归里，两人谈论起相关的话题。当时，詹蕴斋在江西乐平经营棉布庄，曾被同业推为商会副会长，他表示，在庆源开办小学一事应从速举行，其经费则由在乐平及苏、沪两方旅外的商人各筹基金二千元及开办费若干。乐平方面由他自己负责募集，而苏、沪方面则由詹福熙负责。1924年，詹蕴斋得到詹炳辰(斗恒)的襄助，将各事筹备就绪，并聘请余翰祖、詹剑虹为该校主任教员，同赴乐平，磋商翌年春季开学事宜。1925年春初，詹斗恒、余翰祖、詹剑虹由乐平返回婺源开学。此后不久，詹蕴斋就去世了，他在临终前仍告诫：“族校成立是我族新生命的发轫，应该倾其全力加以扶持，不要辜负前人的遗志！”1930年，其子詹励吾被校董会选为校长，直到后来赴上海经商为止。由此可见，庆源私立辉二小学之创办，带有浓厚的商人办学色彩。
在特别校董中，除了詹福熙和詹励吾之外，从《纪念刊》中还可见到特别校董詹斗垣的事迹。其人出任婺源私立辉二小学的校长，后曾创办安徽旅乐商务学校。1925～1926年，他实际上还在乐平商会服务，学校则由余翰祖、詹剑虹二人负责管理。1931年，因詹励吾长期在上海从商，詹斗垣再度重出主持该校，出任校长
。
《纪念刊》卷首首列“总理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纪念刊》一书中，凡是述及中国发展总体趋势之分析，无不带有鲜明的政治理念和时代色彩。在此之后，该书还收录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两相对照，可见庆源私立辉二小学之运作，颇有践行此一宗旨的热忱。
根据《纪念刊》的记载，婺源庆源私立辉二小学的经常费用，到1927年已有不敷之势。不久，由詹午桥到上海与詹福熙等磋商，结果由上海方面增加筹募基金二千元得以维持。1929年，因班数增加，教员薪水亦稍提高，经济方面仍感入不敷出，于是，詹励吾前往乐平之后，又为该校再增募基金四千元，足成基金一万元。对此，《纪念刊》中提到：“本校经常费，除学生学费外，余皆由校董集万元基金中取息。教局每年津贴私立学校之补助费，则移作临时费、购置费之用。”1930年10月16日，当地立有“庆源辉二小学校基金碑记”，从中可见婺源庆源私立辉二小学的部分经费来源：
在该碑之“附记”中还提及，1930年10月以前，旅乐义济会另捐开办费400元，又捐历年补助费400元；詹福熙另分两次捐开办费350元；杉木会，拨来补助费1000元。1931年起，庆源旅沪协会每年补助100元。以上参与捐款者计有个人20人，各种“堂”及商店11个，还有旅沪和旅乐的会组织两个，当地的会组织一个。无论是个人还是堂、会、商店之主持人，皆是詹姓族人。其中，捐款最多的“福绥堂”，就是詹福熙的私宅；其次则为“旅乐义济会”，这说明婺源庆源私立辉二小学与上海及乐平商界的关系最为密切。
辉二小学的教育理念与庆源地方社会
虚拟网络的消极作用。当前大学生对网络的依赖严重，面对纷繁复杂的网络信息和对传统文化戏剧化演绎下缺乏理性地辨别和甄选，导致了大学生无法真正追根溯源地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增强文化自信。
在《纪念刊》一书中，除了反映庆源私立辉二小学校务的内容之外，还穿插着一些当时著名人物的言论，如教育思想家雷宾南所撰的《中国教育之新要求》，其中有“学校制度不应与普通社会互相离异”的说法。此外，《纪念刊》之“校务报告”也指出：“教育是地方文化的中心，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本校的成立，本校校务的推进，完全是地方的需要，学校和社会，是打成一片的。”这些，都从诸多侧面反映出主事者的一些思想，即学校应与地方社会互动的原则。从总体上看，此一理念也是其时庆源辉二小学教职员工的共识：“学校是地方上的学校，学校和社会，是绝对不可以隔绝，而应该随时随处取着密切的连络的。”在他们看来，学校除了办好自身的教育之外，还要注意该学校周遭的社会环境，“处处和地方合作，使学校成为促进村政的中心”，以期改造乡村社会。
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庆源私立辉二小学亦逐渐扩展其职能，在开展乡村教育的同时，也开始对庆源当地的村政产生重要的影响。根据《纪念刊》的记载，庆源私立辉二小学之校董会原先只是为管理庆源辉二小学而设，但到后来，随着其成绩斐然，受到县政府的表彰之后，该组织对于当地的村政也有了更多的兴趣。例如，庆源村中原有禁杉会，校董会的相关人员就颇感兴趣，希望能掌控此一组织，控制其经费开支。对此，《纪念刊》中收录有《前禁杉木会之议墨》：
倪二泉不敢暴露自己，在山峰后面向山顶小心观察。突然发现，狡猾的日本鬼子把单管高射机枪架在寺庙后面的山头，隔着前一个山的山顶，擦着前面山头直接射向半山腰的一连后续兵士，而一连对寺庙前面的山头发射火力，等于白费工夫。
立议墨庆源文会约族衿耆人等，缘我族章字号全业山场，向奉宪示，勒石蓄养杉木，国课民生，均有所藉。迨咸、同后，人心不古，山禁废弛至今，旧岁奉县主魏公叠谕，催办学堂，只因经费浩大难筹，因循未果。今正又复有派定师范、限定开学二硃谕前来，若不早立章程，设法承办，公同禀复，势必坐受追扰，爰集阖族公议，佥云：官出于民，民出于土。我族山多田少，非禁杉无长策。窃思禁山须藉掌养，学堂必需经费。今拟抽禁山股资，培养学堂，藉学堂余力，旁及禁山，庶几山赖学堂而成材，学堂赖山而扩大也，幸族内众心团结，众志成城。当祠招得叁伯[佰]股，名曰禁杉木会，每股酌定敷洋拾元，限十年分缴，每股每年缴洋壹元，岁共得洋叁伯[佰]元正，半为学堂经费，半为巡山资用。禀县立案，请示勒石远遵。嘉道年间旧墨，近复加订新章，演戏鸣锣，切实严禁。特愿一经公议之后，掌养者按期敷费，司理者竭力经营，毋见利而忘义，毋徇私而费公。学务幸甚！村局幸甚！欲后有凭，立此议墨五张，每坤各执一张存据。
……
光绪三十四年岁次戊申四月庆源公立高小学堂、五坤文会约等仝白。
禁山掌养树林，为传统徽州乡规民约之惯例。上述的议墨，有些是清朝嘉庆、道光年间的旧章。其中提到的“五坤”，也就是詹氏家族的五房。在庆源詹氏族谱中，就有明朝万历十四年(1586)十一月初五日所立的《五坤十九辛共保坟山议墨》，可见此类组织结构由来已久。上揭的光绪三十四年，即1908年。据此，当时村中就有庆源公立高小学堂，也是藉“抽禁山股资”，用以学堂之经费，这与徽州各地抽取茶厘作为新式学堂经费的做法颇相类似，这当然也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引发的反弹在所难免。对此，詹励吾在《本校十周年的沿革史略》中指出：
前清禁杉木会的成立，宗旨是兴学禁山，禁山培学。十八年十二月本校校董会曾呈请县政府令饬该会司理人清理移交本校校董会接收，并更名为本校养林会，由校董会另举会长接办，以日后生息所得，长为本校作扩充之用。当时已有县政府训令布告，并经校董会议决，选举管办人员在案。但迁延至今，移交接管，都没有做到。关于这事，我希望父老兄弟们，在最近的期间，皆以通力合作的精神，务使该会早成为本校校产之一，以增辟本校日后经济的收入，使校基永固。
在《纪念刊》中，有专门的“庆源私立辉二小学校养林会文件”，其中，除了收录“前禁杉木会之议墨”“前禁杉木会之规章”之外，还有1929年婺源县政府的三份训令和布告。从这些档案文件来看，从前清禁杉木会到民国时期的养林会，实际上涉及传统乡村的权力和经济，任何改变，无疑都会受到相关既得利益者的顽强抵制，因此，庆源私立辉二小学校董会之未能如愿以偿，亦在情理之中。
上述这些，都取得了颇为显著的成效。关于校董会的工作，詹励吾在《本校十周年的沿革史略》中总结说：
此外，校董会还在庆源当地组织活动，赈济贫民、疏浚河道。关于赈济贫民，1925年2月，旅乐商人詹蕴斋病笃时，对其子詹励吾交代说：“余经商一生，而余资无多，致对族中公益事，恒兴力与愿违之感！族中永济仓为公共济荒机关，余早欲输千金，置田租以附益之，今亦力有不逮！尔倘能继余志，盍俟诸异日？”1934年春，在汉口经商的詹励吾归省其母，与母亲商议后，决定成立一庆源詹氏义济会，“以阖族之力，襄理其事”。他和弟弟詹颂吾草拟了该会条例——义济会由会中司事管理，醵集基金，存于上海的中国银行，以每年所得利息，于急景残年之际，救济孤苦无告的贫民。1935年，詹励吾从汉口经南昌到上海，发现婺源民食问题严重，遂与弟弟商议，将捐给庆源詹氏义济会的二千元，拿来办米五十石，以庆源詹氏义济会之名义赈济贫民。除办米赈济外，其他的则悉数移作庆源的疏河经费，以收“以工代赈”之效。
庆源地处低山丘陵地区，“山村河道，本极狭隘，只要经过一次挟沙石以俱来的洪水，狭隘的河里，就觉得随处都是塞满了泥沙了。所以，庆源的河道，如果要使疏浚的工作，不致徒劳，则除了举行大疏浚之外，还须醵集一笔基金，按年以利息分段疏浚”。除了詹励吾的努力之外，詹福熙也向庆源旅沪协会申请，每年由后者捐助洋一百元，后来又成立了疏河干事会，定1935年为全村大疏浚年，1936年以后则按年分段疏浚。
因为进入城市生活，开阔了视野，与城市同龄人一样，具有良好的学习环境，信息获取的能力以及学习能力不断增强，对外部世界不再陌生，并且敢于勇敢地去面对、思考和学习，从而其价值观、世界观已经紧紧跟随时代的步伐，不再像上一代农民工一样胆怯、懦弱、害怕，而是直面生活中的问题、困难和挫折，不断地扩大自己的思维空间，追求自己的职业发展和人生目标。
语文教育是母语教育，有取之不尽的教育资源，有得天独厚的语文环境。引导学生在课后结合当前学习情况开展相应活动，可以极大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出黑板报，办手抄报、交流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开主题队会，读书、看报、听广播，参加文艺、体育、科技竞赛，甚至交友、谈心写日记等都是很好的举措。
除了将“禁杉木会”改名“养林会”未能如愿之外，在村政方面，庆源私立辉二小学校董会成功地完成了几个方面的工作。其一是禁烟除毒，对此，詹颂吾作有《从庆源除毒会说到庆源兴利除毒会》一文，从中可见，1921年10月10日，当地成立了庆源除毒会，除毒会附设有戒烟所，戒烟所下设文书股、宣传股、会计股、庶务股和纠察股。“戒烟所设立的期限，本来是限定四十天，总算还好，那些有数十年深瘾的人，到了期限，都已戒除断根了；至于上瘾得不久的人，在一星期至二星期之间，就已经戒绝而得了戒烟所临时所定的奖品。期限满了，同时出所。出所之后最使人觉得惊异的事，就是前之因吸烟而晏起的习惯，都一起革除了，早晨七点钟的时候，是没有一个戒烟的人还是‘高卧未起’，而夜间在十点钟以后，先前是每夜都挤满了人在‘高谈阔论’的地方，也声息全无了。他们的身体，都渐渐的肥胖起来，在庆源村里，是看不见‘鸠表鹄面’的人了。那些懒惰的人，就也一变而为勤俭，开拓荒山，垦植黍菽，是戒烟的人戒烟后的唯一出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庆源，真像是进了‘帝德于我何有哉’的太平盛世。”此一描述，容或有所夸张，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地戒烟除毒的成效。据说，除毒会让几十个已经上瘾的烟民成功戒断，成绩颇为惊人。
詹凤祥后来进入私立辉二小学读书，新旧对比，不禁感慨万千，遂有上揭的一段肺腑之言。另一位学生詹再新，在《聪明的你告诉我》一文中也回忆说：
揆诸实际，詹励吾与他的一批同好，皆受过颇为良好的教育，他们大多长期生活在通都大邑，故而自居为勇开风气的新派人物，而视乡土社会中的有力者为“劣绅”。其中可能也牵扯到不少利益纠葛，但他们埋头苦干，在乡间推广的事业，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一些方面也让村落社会颇多改观。
小 结
私塾改良以及新式学堂之建设，是晚清民国时期中国教育史上的重要问题。在当时，不少新式学堂，往往脱胎于村落中旧式的族学。例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正月在绩溪城北的三和坊原金紫胡氏家塾旧址上，创办了绩溪胡氏学校，关于它的教育理念，“以实施公民道德基础上，适当的陶冶，俾造成善人，并授以人生所必需的知识技能，养成实用人才为宗旨”
。类似于此的新式学校，大多与徽州旅外商人的支持密切相关。
对于庆源辉二私立小学，迄至今日，当地百姓仍将之称作“洋学堂”。在20世纪30年代，该校无论是办学规模还是学校设施，在婺源县境内都堪称一流，被称为“婺源东北乡最好的学校”。在《纪念刊》前部，有婺源县长刘炎所题的“成绩斐然”四字。1934年，婺源县教育局江樾在《庆源辉二小学十周年纪念叙言》中曾评价说：“庆源村人，尤能敬教好义，故其小学资产较裕，而教学亦勤，卓有声誉，今且十年于兹矣！朝斯夕斯，成绩斐然。”而从学校的创建及其发展来看，庆源辉二私立小学之成立，虽然主要是为族人的未来发展培育技能，但与此同时也应当看到，民众教育与乡村建设，实际上是一体两面的问题，校董会对村政的改革，是希望以大众化的教育力量，以达到乡村建设的目标
，这也是旅外徽商改造传统中国乡土社会的一种有益尝试。
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改良村政、兴利除弊，是中国乡村社会建设的一种潮流，庆源辉二私立小学校董会对村政的种种举措，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从该校的经费来源来看，捐款最多的是福绥堂、友于堂和旅乐义济会。其中的福绥堂为詹福熙私宅，而詹福熙主要是在上海经商。而旅乐义济会，则反映出乐平与庆源的密切关系，而这种联系，与私立辉二小学之创立，有着直接的关系。从民国《重修婺源县志》的记载来看，当时有不少庆源人活跃于乐平各界。例如，庆源人詹光溥，十二岁时弃学就商，“佣于乐城，以中信为居停器重，渐升经理，亿则屡中。……旅乐岁久，尤为商场推重，凡经理会馆，襄办保甲，组织商会，维持地方等，皆卓卓有声。又创六邑同仁会，以备停棺”
。另一位庆源人詹铨，“集股倡办乐邑布行，经营获利，名誉益彰。在乐办息，借倡商团，组立商会，承办印花。乐商公举铨商会会长”
。而在近年来于民间收集到的徽州文书中，也可看到乐平与庆源的关系极为密切
。实际上，辉二私立小学之兴办，亦与乐平的“新安旅乐小学”密切相关。对此，詹健吾在《漫谈乐平县商会》一文中指出：受“五四”运动新文化思潮的影响，各地相继办起洋学堂。1923年，江西乐平商会为顺应潮流，兴办了“新安旅乐小学”，校址设在商会后进，校长为詹斗垣，教员詹剑虹、董次凫等皆由其自婺源物色而来。新安旅乐小学完全实行新学制，课本使用教育部审定的教科书，有国文、算术、音乐、体操等课程。此一“洋学堂”，与旧式的私塾完全不同。1930年，由于江西乐平土地革命如火如荼，一些有钱人担心自己的身家性命，部分商家甚至将子弟送回原籍。校长詹斗垣和几位教师也被庆源请回去，开办了辉二小学。
由此可见，庆源辉二私立小学之兴办，与旅外徽商在侨寓地的教育实践密不可分。
①卜永坚、毕新丁编：《婺源的宗族、经济与民俗》(上册)，[法]劳格文、王振忠主编：《徽州传统社会丛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84～186页。
②程云萍：《婺源乡村教育一斑》，见《纪念刊·论著》。
③见王振声《王振声日记》，“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4辑，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第88～101页。关于此一“打洋学堂”事件，参见《补记潀川毁学情形》，《申报》1906年9月1日。
研究区位于内蒙古兴安盟境内，该地区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光照充足，雨热同期，年日照时数2 580～2 901 h。玉米、大豆等是研究区的主要农作物[13]。研究区是农业干旱易发区域，近5年内均发生不同程度的干旱情况，对当地农业生产影响很大，研究区地理位置见图1。
④此据屯溪档案馆藏1949年工商联调查表。见孙秋香、毛新红《屯溪徽商老字号名录》，黄山市徽州文化研究院编：《徽州文化研究》第三辑，黄山书社2002年版，第492页。
按照IPI评分标准，将NHL分为高危组17例（20.2%）、中危组30例（35.7%）和低危组37例（44.1%）。高危组、中危组和低危组SUVmax分 别 为 14.24±6.11、9.22±6.09和 8.24±5.00，高危组SUVmax明显高于中危组和低危组（P值均＜0.01），而SUVmax在中危组和低危组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学生默读课文，思考课文介绍了几种新型玻璃，它们各有什么特点和作用。小组合作设计一个表格，把它们的特点和作用填在表格里。
《纪念刊》除了翔实记录庆源私立辉二小学的内部运作之外，最后一部分为“村政”，涉及现代教育与徽州地方社会的诸多侧面，颇耐人寻味。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中建议，孕中期每天增加能量300千卡，孕晚期每天增加450千卡。孕妇通过饮食摄入能量，又通过基础代谢、身体活动、胎儿生长发育等途径消耗能量。为了确保胎儿发育以及附属的胎盘、羊水和子宫的正常增长，孕期应摄入比孕前更多的能量，以维持必要的体重增长。
⑦詹励吾：《本校十周年的沿革史略》，《纪念刊·史略》。
⑧汪发林：《庆源村的村落文化》，载卜永坚、毕新丁编《婺源的宗族、经济与民俗》(上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54页。
⑨见《庆源詹氏家谱》谱末，民国三十八年(1949)詹福绥堂钞本1册，上海图书馆藏，馆藏号JP464。
⑩“又一日商华员辞职”，《申报》民国二十年(1931)十月十四日。
日前，陕西省水利厅印发了《陕西省水利风景区“十二五”开发建设规划纲要》，计划“十二五”期间投资19亿元，对11个市（区）的水利风景区进行建设。
詹励吾在其所著《观酒狂斋诗录》中，有《晚过高黎贡山宿龙陵》《自仰光东归喜晤汪惠成表兄又言别》等诗，即反映了他在缅甸一带的活动。《观酒狂斋诗录》见《雁后合钞》(1947年铅印本，第1册，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复印本)。
1936年“双十节”，第六届华中运动会在长沙举办，詹励吾派出长沙分行新辟大光明照相馆摄影师多人入场，并由《华昌影刊》出版专刊，宣传国民体育、强国强种救国。后来，除经营照相材料外，还兼营棉纱、钢铁、瓷器、黄金和汽车贸易，并在香港开设有分公司。据说，及至1945年，詹励吾的总资产已达50多万美元。1946年，婺源旅沪同乡会重组，当时，詹励吾和詹福熙都成为婺源旅沪同乡会的理监事。1947年，他们二人又成为上海市徽宁会馆的董事。1948年，詹励吾还当选上海市立育才中学家长会的理事。曾任《文汇报》董事。1949年前夕，将其经营事业重心转移台湾，曾在香港与友人合资创办中国瓷业公司，经营出口贸易。1950年以后定居加拿大多伦多市，“精研儒佛之法”。1956年，曾与胡适就《虚云和尚年谱》问题有所论争。
詹励吾在其所著《观酒狂斋诗录》中，有《哭斗垣族叔祖》，见《雁行合钞》(版本同上)，第66页上。
程云萍：《我的自白》，《纪念刊·论著》。
本文从通常谓之“中国传统医学”或“民间疗法”、广泛流行于当今社会的“拔罐”现象切入，结合与之理同法异的“蛭吸”疗法，论说与比较其在不同文化体系中存在的历史、演变的过程，以及相互间可能存在的传播影响.内容丰富而有趣，体现了老一辈科学史家所一贯强调的“以史带论、论从史出”之研究方法的魅力.希望读者能够从中品味如何从某些司空见惯而被忽视的身边小事、某些已成定论而似乎不必再做深入研究的说法中发现问题；品味“传统”的精细考证，对于开展“新潮”的比较研究是何等重要.
《庆源詹氏义济会成立缘起》，《纪念刊·村政》。
《绩溪胡氏学校概况》(创办二十周年纪念)，民国十五年(1936)八月编，安徽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收藏。
关于村政建设，参见文模《从民族自救说到村政建设》，《乡谈》1935年第2期。
民国《重修婺源县志》卷四二《人物十一·义行八》，民国十四年刻本。
此前，笔者在歙县和婺源晓起村分别收集到的詹瑞荣相关信函，这是徽商在乐平从事布业经营的史料，其中也反映了庆源与乐平的密切关系。
但远离灰尘的活动似乎很难找到。说不清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滚铁环就成了村子里孩子们的主要游戏。据说，滚铁环的场地最好在平坦的路面，或坡度不大的草坡。但我们可没那么讲究，从来都不挑选场地。有时候甚至就是在放学的路上，大家一路推着铁环你追我赶地滚动着，龙潭小学门口的沙土路上“哗啷哗啷”的声音响成一片，满头大汗的孩子们跑成一堆，踏起一蓬蓬的尘灰。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乐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乐平文史资料》第7辑，1992年版，第103～104页。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近代徽州归户文书与报刊资料的整理与研究”(项目号：16JJD7700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王振忠，1964年生，安徽大学讲席教授，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潘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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