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二难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高等教育大众化问题，关系到我国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的发展规模、发展速度和发展模式的选择。本文就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若干问题谈几点意见。
（一）高等教育入学率：大众化的量化标准——前景预测
美国著名高等教育史学家马丁·特罗以18～21岁适龄人口接受高等教育比例为标志，将高等教育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英才教育阶段，即高等院校仅能容纳15%以内的适龄青年；第二，大众化教育阶段，即高校能容纳15%到50%的适龄青年；第三，普及化教育阶段，即高校能容纳50%以上的适龄青年。这一划分通常被作为国际通行指数，用来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之一。根据这个标准，我国显然处于英才教育阶段，那么，从高等教育入学率的提高速度看，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前景如何呢？
刚迈进90年代时，我国高等教育入学率（以下简称入学率）为3.7%；到1995年，我国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在校生总计为547.7万人， 约占适龄人口的6.5%。根据这个规模，高校在校生年增长速度为3.5%。以适龄人口6.3%增长率计算， 我国实现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间列表如下：
时间 在校大学生18-21岁人口 在校大学生占
数(万人)数(万人)
适龄人口比例
1995547.7a8426a 6.5%
2000650.5b8125a
8%
2010917.6b8636a 10.6%
20201294.4b
9180b 14.1%
20301825.9b
9758b 18.7%
注：a参见《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远景规划》
b作者测算
从上表的预测表明，在理论上或者说在理想状态下，我国在2020年左右就可接近大众化高等教育的门槛。这也是目前国内通常使用的论证方法。但是，国内目前通常使用的入学率与国际通用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入学率不具有可比性。目前我国各种资料（包括本文上述列举资料）所统计或预测的入学率包括了所有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的在校生。根据成人高校招生政策规定，入学不受年龄限制，因此成人高校在校生入学时有大量超过21岁的人口；根据我国普通高校招生规定，考生年龄上限可到22岁，下限没有规定，那么普通高校在校生中有部分入学年龄超过21岁的人口和不足18岁的人口。如果以这批学生占20%计算，则我国大众化高等教育的速度可列表如下：
时间在校大学生数
18-21岁在校18-21岁 适龄大学生占
(万人) 大学生数(万人) 人口数(万人) 适龄人口比例
1995 547.7a 438.2b 8426a 5.2%
2000 650.5b 520.4b 8125a 6.4%
2010 917.6b 734.1b 8636a 8.5%
2020 1294.4b1035.5b9180b 11.3%
2030 1825.9b1460.7b9758b14.97%
从上表推算可以看出，我国至少要到2030年才能在既定的条件下迈进大众化高等教育的门槛，而事实上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还要受许多内外因素的影响，我国高等教育能否以这一速度和规模发展还有待于对各种因素的综合分析。
（二）办学主体社会化：大众化发展模式——尚未成熟
高等教育大众化不仅是发展规模和速度问题。从各国走过的高等教育大众化道路来看，它实际上还有一个发展模式问题，主要表现为办学主体的多元化。也就是说，大众化的高等教育问题存在这样一个过程，即由国家包办高等教育为主转变为以全社会办高等教育占一定的比例。
大众化高等教育首先表现为一定的入学率，即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趋于大众化，那么接受高等教育就不再是少数精英的特权，而应该趋向机会均等。正是在这种全球性的机会均等理念支配下，许多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将高等教育发展到大众化阶段。但是，创造更多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使接受高等教育的适龄人口趋于大众化，仅仅依靠政府办学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我国，“穷国办大教育”，如果完全由政府办学，那么高等教育永远是精英的特权。可以这样说，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与办学主体的社会化是相互表现的，没有高等教育办学主体的社会化就不可能有大众化高等教育。从已经进入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国家来看，除公立高等教育外，社区办学和私立高校都比较发达。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高等教育办学主体社会化和由此营造的入学机会均等程度也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内容和标志。
我国高等教育办学主体社会化状况和发展趋势总的来说不容乐观。首先，我国高等教育长期以来由国家和政府创办的格局至今依然如故。目前社区办学仍很不规范，大多背靠普通高校以营利为目的；企业办学尚在理论探索阶段；民办或私立高校虽然从70年代开始出现，但步履维艰，到1995年底，经国家承认学历文凭的只有18所。因此高等教育办学主体社会化仍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其次，我国传统上是一个集权国家，在公立高校中，国立（指中央各部委所属）高校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又长期居于主体地位。在这次高教体改的大潮中，不少部委属高校改革条块关系，下放到地方，国务院除教育部外，其它28个部、委、行、署今后都将逐步放弃办学职能，实现高等教育“以区域为中心，为区域经济服务”的良性发展，从而初步形成我国高等教育办学主体地方化——社区化——社会化的发展走势，它符合高等教育服务于社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国际大趋势。但同时这又仅仅是形式上的，大批地方化了的高校，仍然吃着中央的饭，要将自己定位于走社区化发展的道路必须有一个较长的适应过程，必须从专业设置、培养规格、办学方向等方面进行改造和调整。事实上，许多本来就是地方性的高校，也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瞄准清华、北大这样的学府，总是希望自己能成为综合性、高层次、研究型大学，何况刚下放办学主体的高校，因此我国要实现地方化——社区化——社会化的办学模式不是短时期能够实现的。
（三）通识化教育：大众化培养目标——有待形成
美国的高等教育早已越过精英教育阶段，也跨越了大众化的教育阶段，70年代的适龄人口入学率已达50%以上，而进入普及化阶段，因此高等教育的重心及真正的专业教育已经上移到研究生教育层次，本科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研究生教育的基础性教育，故而表现为通识教育。适应社会需求的专业教育则由社区学院进行对应性很强的职工教育。日本也进入了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其本科教育具有明显的通识教育的特点，专业教育则由短期大学、高等专科学校等实施对应性很强的职业技术教育。我国高等教育处在精英阶段，除了适龄人口入学率不足15%以外，其重要标志是高等教育发展主体是本科教育。由于研究生教育还很薄弱，1992年只占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总数的4.5%，1997 年全国研究生在校生数17.64万，只占普通高校在校生总数的5.3%，5年只增长了0.8个百分点，研究生教育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可能取代本科教育而成为高等教育的重心，本科教育也不可能主要作为研究生教育的基础性教育，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条件将本科教育由专业教育转变为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并重，更不可能转变以通识教育为主。相反，由于高校的容量与中等教育规模相差悬殊，1997年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数为317.38万，只占全国高中阶段在校生总数2404.99万的13%，使得大量的中等教育承担起专业教育的任务。据资料显示，1995年我国中等各类职业学校（含中专、中师）在校生占整个高中阶段在校生总数的57.2%，招生数占58.3%；1997年在校生数比例上升到64.7%，招生数上升到64.2%，使得初级中等教育大量地成为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基础性教育。当然，这种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高比例存在，除了高等教育规模有限外，它还与我国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较低有直接的关系。
从上述我国高等教育与美日比较的情况来看，我们对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同阶段还应作如下性质的规定：第一，当高等教育处于精英化阶段时，本科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心，并且本科教育只能以专业教育为主，专科教育和高职教育则基本属于专业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和受高等教育入学率的限制，中等教育同时也承担着大量的职业技术教育任务。第二，当前高等教育发展到大众化阶段时，高等教育的重心逐步上移到研究生教育；本科教育转变为专业教育与研究生的基础教育并重，即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并重；与社会经济科技水平发展相适应，专科教育和高职教育成为专业教育的主力军，中等职业教育则逐步失去存在的必要而萎缩。第三，当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时，高等教育的重心和真正的专业教育上移到研究生教育阶段；本科教育主要成为研究生教育的基础性教育，即主要表现为通识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失去存在的根据而被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完全取代，中等教育成为完全的基础教育。
从上述以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关系为标志来看，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未可乐观：一是从研究生教育逐步取代本科教育的重心位置，本科教育逐步成为研究生教育的基础性教育来看我国的办学能力和发展水平、占高校中绝大部分的一般本科院校的办学实力、研究生教育的规模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难以达到大众化阶段的，即使在高等教育相当发达的京、沪等地区，也同样如此，这是由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和科学技术水平所决定的，各类人才接纳的能力也限制了高等教育重心上移的速度。二是在一个不短的时间内高等职业教育不可能成为专业教育的主力军。一方面，根据我国高等教育结构的状况，本科教育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专业教育的主力军；由国家为主办学的机制、多元化办学主体刚刚起步尚不成熟的状况决定了专科教育和高职教育的发展速度达不到取代本科而成为专业教育的重心地位。另一方面，我国适龄人口众多和高校容纳能力的矛盾仍然不能有很大改观，即使所有的高校都用来办高职教育，也无法取代如此庞大的中等职业教育，因此中等职业教育仍然是专业教育的一支重要方面军。同时我国在相当长时期内由企业技术含量决定了也还存在大量中等职业人才的岗位。
（四）提高国民素质：是动力，时机未到
在现代社会里，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掌握和运用科学技术的劳动者素质成为生产力中最关键的因素。高新技术的发展、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现，越来越多的劳动者不再直接从事简单的物质生产，而是从事创造性的脑力劳动，人的智力和科学技术含量在生产力发展中高达60%以上，表现出对劳动者素质的高要求，使得劳动者素质实际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根据《1995年国际竞争力报告》，中国的国内经济实力居世界第12位，国民素质居第40位，其中教育结构居第45位，劳动力状况居第46位，这两项指标几乎是被评价的46个国家中排位最低的。另据国际权威评价机构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1996年对46个国家和地区（包括美、日等发达国家，也包括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国际竞争力的评价，列表如下：
总排位中国国际竞争力26
经济增长GDP增长率 1
竞争力排位国内投资增长率 1
工业增长率 2
服务业增长率
2
国民素质20-24岁人口高校入学率 45
竞争力排位公共教育经费人均支出
45
有竞争力的高级管理人员 45
人力资本开发程序
40
公司培训
40
从上表看，在我国国际竞争力的上述两例统计中，凡涉及国民素质的指标均居最末几位。
面临21世纪的机遇和挑战，中国要实现现代化，最根本的是要提高综合国力，改变劳动者素质与我国综合国力其它指标数不相称的状况，提高我国人口职业结构中智力型人口比例，提高我国劳动者素质，实现科教兴国。这一切都呼唤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这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形成巨大的压力。但是这是否意味着我国大众化高等教育时机已成熟呢？事实上，劳动者素质的低下和高级人才紧缺不仅是制约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速度的原因，同时它又是现实生产力水平和经济欠发达的结果。经济的发达既刺激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刺激人才的需求，又为提高劳动者素质和人才的培训提供了机遇与条件，形成经济实力与劳动者素质的良性循环。而经济的落后则抑制着人才需求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因为社会对劳动者的要求总是由社会的生产力各要素中技术含量决定的。我国社会经济呈东中西梯度发展和中心城市点状发展状态，广大的农村和中、西部大部分处于次发达和欠发达地区的劳动者素质偏低，这正是我国劳动者素质总体上偏低的根本原因，这些地区的人口和土地占70%以上，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占很大的比重，对高级人才的吸收和消化能力远远不如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
事实上，大学生年复一年就业，基本上是为城市、为东部地区补充人才，改变劳动者素质结构，而广大的农村和老少边穷地区目前尚无法消化，也无力储蓄应有的人才。因此，当代表东部沿海地区和中心城市的声音呼唤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我国欠发达和不发达地区对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更迫切的不是高等教育大众化，而是中等教育的普及化。
（五）来自中等教育的压力：是刺激，又是制衡
高等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系统中的终端层次，必然要受到教育系统内部各层次的影响和作用，这些作用最后总是表现为对高等教育形成一定的压力。当前，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最大压力是随着中等教育普及程度的提高，居民对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越来越大，高校招生录取人数与每年的高中毕业生人数形成的巨大落差，迫切要求加速发展高等教育规模。
根据研究，1985年我国国民教育在20个大国中， 小学入学率排第5位；中学入学率为第14位；而大学入学率为第18位，基本处于最后，与中小学形成较大反差。1990年我国与世界平均入学率相比，小学——世界平均99%，中国103%；中学——世界平均50%，中国38%； 大学——世界平均18%，中国3%，同样表现出高等教育的差距。
根据国家教委计划建设司统计，1997年全国普通中等学校高中阶段毕业生总数为652.19万人，当年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招生人数为100.04万人，录取率为15.3%；1997年初中毕业生总数为1463.3万人， 当年高中阶段招生人数为721.62万人，录取率为44.3%。因此，在我国，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后，能有幸接受高等教育的只有6.7%， 这个比例是太低了。随着我国基础教育的普及化，中等教育的不断扩展，中学毕业生大量的增长，这种高中毕业生数与高等学校招生数的巨大悬殊，给我国的高等教育形成越来越大的压力：一方面，大量高中毕业生翘首高校，待月西厢，一考定终生，千军万马涌向独木桥；另一方面，高等学校容量有限，无奈红娘，一道分数线，使成才天堑难变通途。于是每年的高考牵动千万老百姓的神经，可怜天下父母心，送子女入考场，望眼欲穿，令人泪下。在这种情况下，迫切要求高等教育在规模上以一种相当快的速度发展，改变大批事实上是优秀的高中毕业生痛失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状况，成了不但是高教界的呼声，而且成为时代的热点。从这一角度说，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提高适龄人口的入学率，不仅是迫在眉睫的社会需求，也是接受高等教育机会均等的要求。
但是如果站在理性的高度看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关系，我们不但应该承认两者之间既相互促进，同时又应该看到两者之间的相互牵制。高等教育的增长，在我们这个穷国办大教育的条件下，必然要以中等教育勒紧裤带作为代价。我国的教育投资到目前为止仍然以政府为主，其他渠道所占比例很低，在教育资源既定的条件下，有限的资源必须在初、中、高三级教育中合理和有效的分配。当前我国发展教育和提高国民素质的重点在于“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而我国高等教育生均公共教育经费支出相对于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水平已经偏高，公共教育资源在高等教育阶段相对密集，这一问题10年前就已严重存在，根据资料显示，1997年时，我国小学生人均经费不到50元，中学生近两年130元，大学生为2000多元，三者比例为1∶2.7∶50， 而美国三级教育生均经费比例为1∶2.9∶4.36，日本为1∶1.46∶5.7，显然要合理得多。因此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是在保证基础教育前提下进行的，是在保持教育资源合理分配的条件下实现的，而我国发展高等教育是以基础教育“紧衣缩食”过日子为代价的，这一状况到目前并没有太大的改观。依照我国的这一比例，培养一个大学生比培养一个45人的小学生常规班所花经费还多。在我国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任重道远，在1997年初中生升学率只有44.3%的情况下，教育发展的继续倾斜在高等教育一端，其所带来的教育资源失衡是十分令人担忧的。因此在公共教育资源相对密集于高等教育的情况下，过早地发展大众化高等教育是不适宜的。
从高等教育自身发展来看，高等教育的物力和财力资源在我国主要由政府承担。1996年我国财政性高等教育经费支出1671.7亿元， 占GNP的比重为2.44%，生均经费远低于国际平均5.1%（1991年）的水平， 远远满足不了要求，即使到2000年财政性高等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有较大幅度增长，也会被高等教育的规模发展所抵消，生均经费难以提高。大规模的高等教育和低水平的教育投入如果再有所加剧，将会普遍带来教学科研设施不齐全、设备低劣、公用经费紧缺、图书资料陈旧等低水平办学条件，则很可能会造成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与低质量相伴随。不但如此，在经费发展水平有限、公共教育资源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如果为满足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不适当地扩大规模，则原本就紧缺的教育资源将不得不平摊给更大的受教育群体，这样做的结果将是造成高等教育的贬值。
（六）实行高等教育成本收费：是途径，但非坦途
当今，让学生适当负担教育成本已成为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趋势，我国也逐步实行收费制度，但由于收费较低，对高等教育提供发展的趋动力有限。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些学者提出实行成本收费，这确实是解决政府承担高等教育投资能力的重要途径。但是，有些学者以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家庭消费结构的变化趋势和承受潜力为依据，认为这是满足高等教育需求增长，增加高等教育经费总额，提高国家办学能力，实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有效渠道，这便值得思考。从理论上说，我国财政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显示出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明显向个人倾斜，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负担系数、我国经济较发达地区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中教育消费比例也明显偏低。这些都为实行高等教育成本收费的潜力提供了乐观的依据。但是，我国从总体上说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相对不发达，在家庭消费结构中，还不能摆脱以衣食为主的结构。下表为1996年我国沿海城镇居民消费结构：
单位：百分比
食品 衣着 住房 卫生 教育 其中: 交通通讯 其它
学杂费
全国平均 48.6 13.5 3.2
3.7
5.2
3.6 5.1 20.7
北京 46.6 14.8 2.6
3.8
4.8
2.7 4.5 22.9
天津 51.3 12.2 2.5
3.0
4.9
2.5 5.3 20.8
上海 50.3
8.7 1.5
2.2
4.2
2.4 6.9 26.0
江苏 51.0
12
2.8
2.3
4.5
2.9 5.8 21.6
浙江 46.9 11.5 3.1
4.3
4.3
2.6 5.8 24.1
广东 47.3
6.8 5.5
3.6
5.5
4.2 6.3 25.0
注：国家统计局《中国物价与城镇居民家庭收支调查统计年鉴—1997》，第204～223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年。
从上表看出，即使在我国比较发达的地区，居民消费结构中教育支出也是偏低的。那么提高教育消费比例的前景如何呢？第一，从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看，能够增加教育消费支出的潜力主要来自食物支出的比例降低。根据我国目前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潜力有限。以江苏为例，根据江苏省办公厅公布的资料，1996年江苏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为6564元，农民平均纯收入为3029元，以职工与农民比例为3∶7计算， 江苏城乡居民的年纯收入水平为4,089.5元。以我国家庭人口的负担系数为33%计，则一个家庭的总收入约8,179元。1996年全国高校生均事业费为5,956.7元。生均公用经费为2,604.36元，江苏高校生均事业费为6,200.71元，生均公用经费为2,994.9元，江苏生均教育成本以生均事业费计算为6,200元。而江苏居民消费用于食品的只有3,179×51%＝4,171.3元。即全家人一年不吃不喝，也无法承担高等教育生均成本。以收入水平偏高的上海为例，上海职工1996年平均年工资11,418元，则家庭总收入为22,836元，上海居民家庭收入用于食品消费的则为22,836×50.3%－11,486.5元。而上海1996年生均事业费为12,745.85元。显然， 任何一个家庭也无法从口中省出全部食物转向教育投资。第二，从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趋势看，有以下几个因素严重制约了国民对教育的投资能力。一是教育消费水平只提高0.72个百分点，也就是说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用于食品消费的比例降低，而降低的部分不可能全部转入教育投资，其它消费支出必然会同时增长。二是随着国家从1990年福利分房改为实行货币分房制度后，国民的消费结构变化必然大幅度转向住房支出，很大程度上要使不少居民尽其毕生积蓄购买商品化住房，这一消费结构的变化趋势将大大削弱国民承受教育支出的能力。三是近年来出现了大量下岗职工，涉及到数千万家庭，不少家庭的收入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收入降低的问题，使得食物消费比例呈上升趋势，教育支出比例无法提高。
从以上论述可见，实现高等教育成本收费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是双向的。一方面是由学生分担部分成本，增加社会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提高国家高等教育的办学能力，可以加快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另一方面，无力承受高等教育成本的家庭，这部分家庭比例是很大的，包括绝大多数农民、城镇中下等收入职工、边远地区及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将不可避免地遏制这一部分人中优秀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从而形成新的“马太效应”，使得原本需要通过发展高等教育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反而形成高等教育的新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