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发展周期理论与中国FDI发展阶段定位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发展阶段论文,周期论文,理论论文,FDI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对外开放战略的深化、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和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的提高，我国的国际经济合作战略已经从单向的“引进来”转变到“引进来”与“走出去”并举的双向资本流动战略。国内经济与外部经济的互动关系更加复杂，二者的均衡发展问题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将“引进来”和“走出去”作为对外开放的两个方面，放在同一框架下进行研究。与之相对应的一个亟待解决的基础性问题是我国国际直接投资到底处于何种发展阶段。利用投资发展周期（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简称IDP）理论正确判断和评价中国国际直接投资的现实处境，可以为政府部门完善相关的政策体系提供理论前提，同时也有利于探索我国FDI投资大国地位的形成路径。
一、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在中国的运用
1981年邓宁（Dunning）提出了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一国作为FDI投资国（FDI流出减流入）地位与该国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具有周期性规律，呈现出阶段性特征。首先，在人均GDP低于400美元时（第一阶段），该国处于只有少量资金的流入而没有资金流出的FDI净流入国阶段，其净对外投资为零或负数。其次，在人均GDP处于400～2000美元时（第二阶段），一国资金的流入加速、流出缓慢，净对外投资额为负数，处于FDI净流入国地位。再次，当人均GDP处于2000～5000美元之间（第三阶段）时，FDI流入增长率开始下降，而流出速度加快，二者的差距在逐渐缩小，净对外直接投资额仍为负数，总体上仍属于FDI流入大于流出净资本输入国。最后，当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之后（第四阶段），资金的流入和流出在数量上比较均衡，甚至后者超过前者，净对外直接投资额大于零且不断扩大，使该国成为FDI净投资国。1998年邓宁又提出第五个阶段。此阶段的净对外直接投资额仍然大于零，但绝对值已经开始下降。与前四个阶段相比，第五个阶段受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程度大大减弱，而更多地取决于发达国家之间的交叉投资。
在IDP理论提出之后，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Rajneesh Narula（1996）通过大量实证检验证明了一国的FDI流入、流出与人均GNP之间存在系统性的相关关系。Terutomo Ozawa（1996）利用日本的技术贸易逆差统计与投资发展周期理论相对照，提出了技术发展周期的理论（Technology Development Path，TDP），对IDP理论进行了探索性的修正，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Buckley & Castro（1998）分析了葡萄牙1943-1996年间的投资发展路径，证明葡萄牙的人均净对外直接投资额和人均GDP之间存在着理论所描述的关系，验证了理论的有效性。联合国贸发会议（2006）对135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回归分析，得出了这些国家人均净FDI流出额（FDI流出额与流入额之差，Net Outward Investment，NOI）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最后重新界定了各阶段人均GDP的分界点：第一阶段为人均GDP低于2500美元；第二阶段为人均GDP在2500～10000美元之间；第三阶段为人均GDP在10000～25000美元之间；第四阶段为人均GDP在25000～36000美元之间；第五阶段为人均GDP在36000美元以上。国内学者高敏雪、李颖俊（2004）根据46个样本国家进行Panel Data回归，得出各阶段临界点对应的GDP取值，判断出中国当时处于IDP理论的第二阶段。然后对1984-2001年我国人均GDP和净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进行了二阶回归建模，并结合净对外直接投资的时间序列曲线后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存在着滞后发展，其结论认为中国理论上处于IDP理论的第三阶段，但实际上却处于第二阶段。
二、中国当前所处投资发展阶段的误解与厘正
近年来，中国的FDI流入（In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IFDI）水平一直保持在世界前列，是无可争议的吸引FDI的东道大国。但是我国在FDI流出（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FDI）方面却呈现出比较复杂而矛盾的局面。一方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起点低、历史短，投资存量不高（仅相当于美国的6.5%，英国的18.8%，法国的20.8%和德国的22.3%）；另一方面，2009-2010年，中国连续两年成为全球第五大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来源国，2010年首次超过日本，达到创纪录的680亿美元。因此，在运用FDI流入与流出判断我国的投资发展阶段时，要避免由于判断标准的表面化而陷入误区。
（一）判断标准表面化的问题
对于中国所处的投资发展周期的位置，目前存在着一定的认识误区，很多观点只简单套用人均GDP来做出判断，结果却得出截然不同的两个结论。
一方面，有些观点认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经进入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所提到的第三阶段。因为根据传统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当一国的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时将进入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三阶段即FDI流入减速而FDI流出加速的阶段。2010年我国的人均GDP达到4463美元，①借此，有观点认为中国理论上已经进入第三阶段。但另一方面，根据UNCTAD（2006）的研究结果来判断，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时才进入第三阶段，依照这一标准，中国目前尚处于第二阶段。由此可见，运用人均GDP这一标准对中国FDI发展阶段进行定位，可先后得出两个不同的结论。
实际上，仅使用人均GDP作为判断投资发展周期的标准过于简单和机械，忽视了IDP理论得出结论所运用的方法。虽然投资发展周期理论的结论中通过人均GDP来衡量投资发展阶段的结论的确能够很好地反映现实，但是具体达到多少人均GDP才能进入某个阶段是个参考的数值，受到一国的经济结构、发展战略和宏观政策等因素的影响（UNCTAD，2006）。
（二）我国投资发展周期的检验与厘正
本文将回归到该理论的基本方法，采用人均NOI来考察中国国际直接投资地位。判断中国所处阶段的关键在于人均NOI所在的U型曲线是否由向下发展的趋势转为向上发展，人均NOI是否开始稳定增加。图1描绘了1991-2010年中国人均NOI与人均GDP的散点图，并以此拟合了二次曲线趋势图。
总体上看来，我国的人均NOI与人均GDP的关系还是符合邓宁关于投资发展周期（IDP）理论模型的描述，呈现了“U”型的态势。从图1可以看出趋势线拟合了52%的样本点，该趋势线在2006年和2007年间达到谷底，随后缓慢上升。如果以人均GDP来划分，我国在人均GDP达到3200美元左右时已经进入第三阶段，与UNCTAD（2006）的划分标准（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时进入第三阶段）相比，显现出外向国际化超前的迹象。
由于二次曲线拟合优度并不甚理想，本文还尝试了四次曲线的方程对趋势进行描述。从总体上，四次曲线的拟合也体现了“U”型的特点，与二次曲线相比呈现出“先陡后平”的特点，趋势线的谷底较为平缓。从回归结果来看（图2），四次曲线的拟合程度达到了88%。在经历了2006、2007年的平滑谷底之后，2008年开始趋势线逐渐显现出上升态势，表明中国逐渐走出投资周期的第二阶段，刚刚步入第三阶段。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附近，人均净NOI出现了趋势的拐点，进入上升通道，因而3000美元附近成为划分两阶段的分界点，与前述二次曲线的分界点类似。
通过以上趋势线的回归，本文发现我国的人均NOI与人均GDP的二次方和四次方模型都验证了邓宁IDP理论中关于“U”型曲线的阐述，而且可以初步判定我国已经从IDP理论的第二阶段进入了第三阶段。虽然我国从第二阶段进入第三阶段经历了比较平缓的过渡阶段（2006-2007年），但可以看出该曲线在2008年人均GDP约为3000美元左右时从第二阶段进入第三阶段，2009年之后的表现进一步确认了投资周期的升级。
三、FDI流入与流出平衡性综合判断与中国投资发展阶段
由于IDP模型的准确性和轨迹与具体国家的特定性有关，所以不能单纯通过考察人均NOI曲线得出结论。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也指出，一些新兴国家，比如中国、巴西、印度、墨西哥、南非等国大量的FDI流入掩盖了流出的迅速增长，使得人均NOI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这些国家所处位置的准确判断。②下面我们通过FDI流入、流出平衡性对中国FDI地位的演变加以综合分析。
（一）中国作为东道国地位的演变过程
1.FDI流入量绝对规模的变化。从1990-2010年我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额从34.1亿美元上升到1057.4亿美元，21年实现了近30倍的增长，年均增长率达到了20.8%。③从1994年开始，增速基本比较稳定，保持在10%～20%之间，其中1999年和2005年出现了负增长，2000年和2003年几乎没有增长。从近年来的趋势看，2000-2010年，我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平均增长速度为13%。④
2.FDI流入量的业绩和潜力指数变化。联合国贸发会议开发的FDI流入业绩指数（Inward FDI Performance Index，IND）是指一段时期内（通常为一年），一国FDI流入量占全球FDI流入量的比例与该国GDP占全球GDP的比例的比值，⑤可以反映出一国是否吸引了与其GDP规模相适应的FDI。从表1可以看出，中国的FDI流入业绩指数近年来大幅下降，由2000年的1.33下降到2010年的0.92。与此同时，该指数在世界排名也有所下降，由1995年第18名的最高名次，下降到的最低名次为2007年的102名，说明无论是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中国引进FDI的相对规模在下降。
每个变量的分值计算如下：取一个国家一个变量的值，然后减去参与排名的国家中该变量的最小值，将得到的结果再除以这些国家中该变量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之差。一个国家总的潜力指数值就是这12个潜力指数值的平均值。从潜力指数的排名变化来看，1997-2010年间中国的排名不断上升，说明吸引外资的潜力上升，投资环境在不断改善。
将业绩指数与潜力指数相结合可以看出，2005年之前在排行榜全部140个经济体中，业绩指数和潜力指数均排在中游之前，属于吸引外资的“领先国家”（具有较高的FDI业绩和潜力排名）；然而，2006年开始，业绩指数排名下降，潜力指数排名上升，逐渐进入“低于潜力国家”（具有较低的FDI业绩和较高潜力）的行列。虽然潜力指数的排名在上升，但中国仍然没有吸收到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足够的FDI，属于吸引外资不足的情况。究其原因，FDI流入不是因为投资环境的恶化而下滑，可能的解释是中国吸引外资由注重投资数量逐渐向注重质量转变，同时国内市场资本形成能力进一步提高，对外资的依赖减少。
（二）中国作为投资国地位的演变过程
1.FDI流出量绝对规模的变化。伴随着政府支持企业“走出去”的政策力度的加大，我国企业在境外投资方面的绝对规模取得了跳跃式的发展。2003-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连续八年保持了较高的增长势头，年均增长速度达到57.6%，其中2004、2005、2006年和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速分别达到93%、123%、73%和96.7%。⑦从2004年至2008年5年间，实现了从55亿美元到559亿美元的约10倍的增长。2009年和2010年分别达到了563亿美元和688亿美元，连续两年成为全球第五大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来源国。
2.FDI流出量业绩指数变化。联合国贸发会议开发的FDI流出业绩指数（Outward FDI Performance Index，OND）与FDI流入业绩指数类似，是一国FDI流出量占全球FDI流出量的比例与该国GDP占全球GDP的比例的比值，体现某一经济体国际直接投资流出与经济规模的相适应程度。该指数能反映出包括企业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产业发展格局以及政府激励等因素在内的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竞争力。⑧
从表2可以看出，中国OFDI业绩指数从1997年的0.158上升到2010年的0.55，14年间显著增长。从2006年之前的世界排名来看，中国的排名一直徘徊在60名左右，无明显进步。近年来UNCTAD停止对该业绩指数进行排名，但从业绩指数本身来看，赶超迹象十分明显，2010年该指数达到了0.55，只用了三年的时间就比2007年（0.27）翻了一番。
（三）FDI流出与流入的差距及其趋势
一国的国际直接投资地位与FDI流出量与流入量差距的演变有关，因而本文将从绝对规模与相对规模两方面考察二者差距的变化情况。
1.FDI流出与流入绝对规模的差距。本文选取了2006-2010年间的数据比较FDI流出占流入规模比重的变化情况，并将中国放在样本国家中进行横向比较。从表3可以看出，中国FDI流出占流入的比例在逐年上升，说明二者的差距有缩小的趋势。通过横向比较可发现，中国近年来的平均值（0.44）与发达和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相差甚远，并且低于发展中国家（除LDCs）平均水平（0.53）。在金砖国家中，低于俄罗斯（0.96）、印度（0.57），而高于巴西（0.40）和南非（-2.15）。总体上来看，中国FDI流出与流入规模的差距仍然大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和2009年该比值分别达到了0.48和0.51，较2006年（0.26）和2007年（0.27）有了显著的增长，FDI流出与流入差距明显缩小，是进入下一发展阶段的有力证明。与此同时，二者的比值基本赶上了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2010年的比值（0.64）甚至超过了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0.53），中国外向直接投资的增长势头大大超过了内向直接投资。
2.FDI流出与流入相对规模的差距。如果从FDI流出占流入的比重可以看出FDI流出的大幅崛起，那么通过二者分别相对于世界FDI流出与流入规模则可以同时显示出这两个指标的发展路径。从图3可以看出中国IFDI虽然占世界IFDI的比重较高，考察期间内几乎没有增长，2010年与1997年的数值基本相同，但期间却经历了较大的起伏，是与中国OFDI差距变化的主要原因。相比之下，中国OFDI占世界OFDI的比重较低，但是在2008年开始大幅增长，是与中国IFDI差距缩小的主要原因。
四、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通过以上对人均NOI与人均GDP的时间序列趋势线的分析并辅以中国FDI流入、流出平衡性的综合判断，本文得出中国FDI发展阶段及其转折点的如下结论：
1.中国FDI处于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三阶段。经过以上论证，本文认为中国当前已经进入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三阶段。其主要理由如下：（1）根据相关文献记载的方法，分别选用二次方程曲线和四次方程曲线，对因变量（人均NOI）与自变量（人均GDP）进行时间序列的拟合。二者的“U”型关系，符合邓宁IDP理论模型的规律。从拟合优度来看，四次方程曲线能够更多的解释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进一步观察四次方程曲线，本文发现在经历了2006年和2007年的平滑过渡期后，该曲线在2008年开始显现出了初步的向上态势，预示着投资周期的转变，并且发现与之相对应的转折点在人均GDP约为3000美元左右；（2）通过分别对中国FDI流入与流出的绝对规模以及业绩指数和潜力指数等指标进行比较发现，近年来我国FDI流出上升趋势明显，而FDI流入则呈现出震荡下降的趋势，中国作为FDI投资国的地位在上升，而FDI东道国的地位在下降；（3）通过分析FDI流出与流入的绝对与相对规模差距的变化趋势，本文发现2008年开始FDI流出上升是二者差距减小的主要原因。
2.投资发展周期在缩短。按照UNCTAD（2006）的重新测算，大部分新兴工业化国家都处于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三阶段，其人均GDP大约在10000美元至25000美元之间，但本文发现中国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左右时已进入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三阶段。因而，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的起步阶段，当前中国OFDI的发展先于而不是滞后于人均GDP的发展。图4描述中国投资发展周期的轨迹，图中以中国为例进行修正的IDP曲线各阶段的临界点明显小于先前的曲线，而且其波动幅度也大为降低。投资发展周期出现新形态的原因如下：第一，在全球化背景下后发国家通过资产获得型FDI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企业所有权优势的不足；第二，后发国家开放型战略和政策措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上述两个原因都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超前发展（即超越经济水平的发展），从而导致与人均GDP相对应的投资发展周期各阶段的缩短。
（二）启示
投资发展周期的缩短说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先于而不是滞后于我国经济水平的发展。理论上，进入投资发展周期第三阶段是企业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日益上升、竞争力增强的结果。但是我国企业是在特定所有权和内部化优势较弱的背景下，凭借国家特定优势（Country-specific Advantage）进行的超前投资，因而交易成功后的整合与日常经营方面存在较大挑战。企业应努力通过“干中学”，不断积累国际化经验，提高国际化经营管理能力。
在政府层面上，中国投资管理制度建设很可能滞后于企业的海外投资行为，要求政府把握好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政策平衡，在推进投资便利化和辅助性措施的同时，进一步完善风险控制和监督工作。
注释：
①根据2010年国家统计局统计快报公布的人均GDP和2010年底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计算而得。
②UNCTAD（2006）,FDI from Developing and Transition Economies:Implications for Development,World Investment Report,New York: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③④根据中国统计局各年份统计数据计算而得。
⑤见联合国贸发会议网站：http://www.unctad.org/Templates/Webflyer.asp?docID=2505&intItemID=1584&lang=1。
⑥（1）人均GDP，反映一国经济总体发展水平；（2）近10年实际GDP增长，反映一国市场潜力；（3）出口额占GDP比例，反映一国生产的国际化程度；（4）每千个居民拥有电话数，反映一国通讯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5）人均商业能源使用情况，反映一国能源可获性大小和成本高低；（6）R&D支出占国民总收入比例，反映一国科技实力尤其是创新能力的高低；（7）接受高等教育人数占总人口比例，反映一国劳动力知识水平和相关技能掌握情况；（8）国家风险，包括政治风险和商业风险；（9）自然资源，反映一国稀缺自然资源禀赋；（10）电器和汽车零部件的进口，反映一国制造业能力；（（11）服务贸易出口，反映一国服务业竞争力；（12）FDI流入存量，反映一国未来吸引FDI的空间。
⑦根据统计数据计算，2003-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增长率分别是13.1%、92.6%、123.3%、72.6%、25.3%、110.9%、1.1%和21.8%。
⑧见联合国贸发会议网站，http://www.unctad.org/Templates/WebFlyer.asp?intItemID=3242&lang=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