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引发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山下乡论文,知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5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带领全国人民医治战争创作中，遇到了中小学毕业生升学和就业的难题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年，全国小学毕业生就达260多万人， 要继续升学者有83万余人，而初中所能容纳的应届小学毕业生有限，只能想尽各种办法再增招18万余人，即便如此，仍与要求升学者的数目相去较远。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山东省率先采取了应急措施：积极挖潜，增加班次，并提倡社会办学，接纳一部分人继续学习。同时，动员一部分高小毕业生回乡参加生产劳动。山东分局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解决小学毕业生出路问题……如不及早采取措施，认真地加以解决，年复一年，会使我们长期被动，并酿成许多恶果。”中共中央于1954年1月7日转发了山东分局的报告，指出：“……山东和其他几个地方的经验，都证明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不仅解决了他们的出路问题，同时对推动互助合作化运动和改进农业生产技术，都能发生积极作用，这对农业的社会改造和提高农业生产是有好处的。”
当时，中央已经注意到农村劳动生产力素质较低与互助合作化运动的矛盾，而动员大量的不能继续升学的高小毕业生回乡参加生产劳动，正是解决这一矛盾的良药。
据教育部统计：1954年高小毕业生人数约429万人，加上1953 年不能升学的在内，估计将达500万人以上。如将1955年至1957 年的计算在内，今后4 年高小毕业生的人数估计将达1700 万余人。 初中只能吸收500万人升学，还剩余1200万人不可能升学。 一些大城市不能升学的初中毕业生曾经酝酿过搞请愿活动。因此，初中毕业生的升学问题成为更加引人注目的问题。教育部在向中央的报告中说：“目前动员与组织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去从事工农业生产所遇到的困难，主要是……轻视体力劳动者的剥削阶级思想从中作梗……这一事实也暴露出中、小学教育工作中一个严重的原则错误……没有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很多教师仍有轻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的剥削阶级观点。”教育部把出现工作被动的责任推给了中、小学教师，而中共中央在批转教育部的报告时则指出：问题的根子还在教育部，“中央教育部应在这方面进行公开的自我批评”。
然而，经过做思想工作自愿到劳动生产第一线的中、小学毕业生并不多、不少人仍希望能有机会加入到下一年的升学队伍中去。
1955年，合作化运动在毛泽东的倡导下进入飞速发展时期。7 月31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他告诫在场的各位书记：“领导不应当落在群众运动的后头。而现在的情况，正是群众运动走在领导的前头，领导赶不上运动。这种情况必须改变。”为了配合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形势，8月11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必须做好动员组织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作》的社论，特别指出：“新中国成立时间还短，还不可能马上就完全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农业生产对于中、小学毕业生容纳量是十分巨大的，现在需要量很大，以后的需要量更大。”要求各地青年组织积极地帮助他们转到农村参加生产和工作。这是第一次比较明确地向广大知识青年提出下乡的号召。
这年9月初，毛泽东读到《彰武县第三区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供销合作社和信用社会计互助网》一文，发现农村合作化需要大量的财会人员，他提起笔在这篇文章上写了一段批语：“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9月4日，中共许昌地委农村工作部编辑的内部刊物《互助合作》上，刊登了一篇题为《郏县大李庄乡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这篇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兴趣，他继续发挥上述观点，挥笔批下了在后来的许多年中广为宣传的名言：“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参考。其中提到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对于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马上做出了反映，在《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特别写上了一条：“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在这里首次出现了“下乡上山”的概念，但是这里面并不包含“接受再教育”的内容，它的出发点，首先还是解决就业问题，其次则是使广大青年到农村去，利用自己掌握的知识做一番改变农村面貌的事业。
到1958年，由于“大跃进”运动的兴起，工交等行业和基本建设突然膨胀，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不仅可以吸纳城市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同时还在农村招募了部分工人，就业似乎已不成问题，动员中小学毕业生上山下乡的工作也就暂时停止了。从1954年到1958年，下乡的知识青年只有15000多人〔1〕，这个数字与历年来就业的中小学生相比，仅占百分之零点几。
“大跃进”运动受挫，进入三年困难时期，有2600万人被精减下放，中国形成第一次人口倒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再次提上中央的议事日程
由于“大跃进”的失误，使中国的国民经济进入困难时期，为了消除“大跃进”运动带来的消积因素，中国进入全面调整阶段。
调整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大力压缩盲目扩大的基本建设规模，大幅度精简城镇人口。在“大跃进”运动中，成千上万的农村劳动力如潮般地涌向城市，1958 年全民和集体所有制单位职工人数比1957 年增加了2000万人，到1960年，全国职工人数近6000万人，与之相伴的是农村户口的实用性纷纷迁入城镇，三年内吃商品粮的人口猛增3000多万，给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市造成巨大的压力，致使交通、住房、教育、食品供给等状况日趋恶化。
1961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 根据“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困难，决定大力压缩城市人口。国家主席刘少奇在一次讲话中指出：非农业人口搞多了，农民养不起这么多人，所以非减少不可。“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中心的问题，就是要坚决缩短工业战线，延长农业战线和轻工业战线，压缩城市人口下乡”。1961年共下放城镇人口1300万，粮食销量减少40亿斤，精减职工872万人， 工资总额减少了15亿元。
196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作出了《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要求全国城镇人口应当在1961年末的1.2亿基础上， 再减少2000万人。
在此形势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又成为宣传部门的一个重要话题，被作为精减职工的前奏。1960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上刊登了回乡知识青年邢燕子的事迹，并配发了社论。社论指出：成千上万的机关工作人员、工人、毕业学生、复员军人走向农村，“农业战线的实力大大加强了，支援农业的规模空前地扩大了”。与宣传舆论相配合，歌颂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当农民的豫剧《朝阳沟》等文艺作品被褒奖，下乡知青邢燕子、董加耕、侯隽、张韧等人被树为全国青年学习的楷模。
1963年3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做出决定， 为了控制城镇人口的增长，准备在今后15年左右时间内，每年动员和组织城镇上百万的青壮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到1963年6月，全国共减少职工1887万人， 减少城镇人口2600万人。毛泽东闻知此事后兴奋地说：“我们中国人民，我们的广大干部，好呀！叫做两千万人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不是共产党当权，哪个党能办到？”这句话一样适用于五年后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中国的经济刚刚走上好转的轨道，毛泽东又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上山下乡被称为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重要途径，涂抹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60年代，正是中国和国际上的多事之秋，在对外关系上，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日趋恶化，中国与美国的对抗因越南南方战火的扩大而加剧……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之后，按照毛泽东的思路，把阶级斗争和防止修正主义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4年6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忧心忡忡地提出：中国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为了防止中央出赫鲁晓夫，毛泽东提出了接班人的五条标准。特别是在毛泽东提出“反修防修”的理论之后，接班人的问题就更成为热门话题。1964年5月4日，《人民日报》为纪念“五四”运动，发表了题为“知识青年要和工农群众变成一体》的社论，社论中除了要求广大知识青年做“祖国第一代既会写写算算，懂得科学知识，又会使用犁把锄头，农业机械的新型农民”，还对广大知识青年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既有高度的社会主义觉悟，又有现代科学文化的新一代的农民、工人、士兵，新一代的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就是我们要培养的新型接班人，他们不仅将成为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成为领导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基层干部，并且从这支队伍里，会涌现出各种人才，成为各个岗位上的骨干和各级领导干部的无尽源泉”。这些标准，无疑向广大知识青年展示了一个美好的前景，对于那些充满幻想，满怀政治热情的青年更具有吸引力。河北束鹿县有一个下乡知识青年，因在社员大会上大讲要当好接班人，使村党支部书记极为恼火，认为这个毛孩子刚下来就想接老子的班，为了不让这个知青具有接班的政治资本，干脆让团支部开除了这个知青的团籍。此时正值“四清”运动搞得如火如荼之际，农村有点权势的人不仅对工作组心存畏惧，而且对知青也心怀芥蒂，“干部怕下乡青年揭底子，会计怕下乡青年接位子”，因而多方设法排挤、冷淡下乡知青。1964年5月9日，中共中央曾批转了《团中央关于参加农业生产的知识青年受到歧视、打击、污辱的四份材料》，要求各级党委认真纠正知青在农村受到的各种不公正的对待。
到1965年8月，10年来累计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突破100万人大关，9月25 日《人民日报》为此指出：“它是推动党的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逐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大事；它为我国知识青年开创了一条最广阔的革命化道路。”
从50年代起，毛泽东就不断地对教育制度提出质疑，并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要求；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讲：“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梁、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怎样交换，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我曾对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十几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从这段话中，已经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出毛泽东的“再教育”思想。
红卫兵运动兴起，“文革”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也被卷入了运动，继之而起的返城风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
1966年5月16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通知（后称“五·一六”通知），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966年5月29日， 清华附中的十几名学生悄悄地聚集在离学校不远的圆明园废墟上，宣告载入中国史册的“红卫兵”诞生了，他们的誓言是：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从此，数千万被狂躁心绪驱动的红卫兵，挥动着《毛主席语录》冲出校门，散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他们高举破除“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旗，将“火种”撒向全中国。
与城市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很快被卷入红卫兵运动。随着揭批不断深入，不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开始怀疑上山下乡政策，甚至认为上山下乡也同“修正主义路线”有关。一位知青后来回忆说：“当时在广东，许多红卫兵的小册子……收集了刘少奇关于上山下乡的讲话，所以我们认为这一定是刘少奇的政策……我们要回省城，向全社会提出这个问题，还要弄清这到底是不是刘少奇的路线。1967 年1月，全国各地知青组织代表汇聚北京，要求回城，参加城市的文化大革命。还有人策划成立全国性的知青组织。为了对知青返城问题加以制止，中共中央于1967年1月11 日发出通知警告说：知青返城是受了坏人利用，其发展的结果可能带来性质的变化。2月17日，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下发了《关于处理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外出串连、请愿、上访的通知》，号召广大知青“响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积极返回本单位，参加夺权斗争和农业生产”，对于“以种种借口长期在城市逗留”的知青，命令他们立即返回原单位，撤销所有的联络站。对于犯错误的知青给以改正的机会，对于从事破坏活动的要依法惩办。一个星期后，北京市公布了一个全国性知青团体的名单，宣布它们为非法组织。
红卫兵历史使命终结，为上山下乡运动再次吹起号角，毛泽东抓住时机，号召广大知识青年到乡下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文化大革命”逐渐发生了角色易位，1967年1月以前， 大专院校红卫兵是运动的主角。以上海“一月风暴”为标志，“文化大革命”开始由红卫兵时代转向工人时代。此时，中共中央内部的斗争已经有了分晓，1月13日， 刘少奇郑重地向毛泽东提出：承担路线错误的主要责任，辞去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党的副主席等职务，带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此时在中学红卫兵中，多数红卫兵组织已经名存实亡，一些人对“文化大革命”产生了怀疑。清华附中的卜大华于1966年12月写了《向中央文革质疑》和《向江青同志质疑》的大字报：“怀疑有一个人，非常残暴，想把所有的老干部都踩下去”，“担心会出现斯大林时代的大疯狂”。马甸中学出现了“万万岁刘少奇”之类的当时称之为“反动”的口号。育才学校的一位学生说得更深沉，谁正确谁不正确，“十年以后看”。
在这样复杂混乱的情况下，北京部分红卫兵（以干部子弟为主体，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的父母或被打成“黑帮”，或被打成“走资派”，或“靠边站”）组成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把矛头直接指向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他们中有不少人被捕。中学的红卫兵运动走入了低谷，许多人游荡在社会上，有些人干起了打、砸、抢的勾当。
1967年3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社论，同时发表了毛泽东的一段最新指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号召所有的中小学生都回到学校，进行教育革命。3月25日， “首都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到会祝贺。这标志着中共中央将红卫兵运动引入正轨。
一些中学生对文化大革命中无休止的争斗已经感到厌倦，1967 年7月，北京二十五中高三学生曲折（这是插队时改的名字）发出了一份创办“红卫兵大学”的倡议书，两天之内，就有300余人报名参加。 他们按照“文革”时期特有的思维方式分析问题，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认定自己的阶级属性是没有进行彻底思想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此不可能构筑无产阶级的教育阵地。”由此推断：“要取得创建新型大学的资格，必须实现思想革命化，而要做到这一点，只能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于是，他们以五六十年代下乡的知青为楷模，希望能到“广阔天地”中去干一番事业。但正式决定“上山下乡”时，几百人只剩下了10个人。他们向北京市劳动局汇报了上山下乡的计划后，得到热情的支持，经联系，他们被安排到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插队落户。10月9日，他们来到当年接受毛主席检阅的天安门广场， 在上千名赶来送行的同学、朋友和有关领导面前，面对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庄严地举起了右手，宣读了他们的誓词：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遵照您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伟大指示，迈出了第一步，我们将循着这条革命大道一直走下去，走到底！永不回头！
10月11日，《人民日报》赞扬了他们的革命行动。视为“文革”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先声。
几乎与“红卫兵大学”成立的同时，毛泽东于7月13 日深夜登上了南行视察的专列，一路上，毛泽东对“文革”以来发生的许多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特别是如何着手结束这场亲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
在毛泽东看来，能否顺利地结束文化大革命，最关键的是如何解决红卫兵的问题。随着各地夺权斗争的深入，不少地方的大专院校、中学和群众组织武斗接连不断，死伤时有发生。为了稳定局面，毛泽东决定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武斗的重点大专院校及中学。7月27日，由数千名工人组成的“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 为了抵制“工宣队”进校，“井冈山兵团”头头蒯大富命令红卫兵对赤手空拳的“工宣队”进行袭击，致使“工宣队”6人被杀害，731人受伤。毛泽东听说此事后震怒，马上召见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于7月28日凌晨3点至8点，进行了长达5小时的谈话，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训斥，最后警告他们说：“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8月18日，《人民日报》为纪念毛泽东第一次检阅红卫兵两周年， 发表了题为《坚决走上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社论，要求红卫兵更加坚决地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坚定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而在毛泽东的各项指示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再教育”理论。
“再教育”理论的由来——由于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误解，导入重体力劳动轻脑力劳动的误区
1956年1月， 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做出了一个基本判断：“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肯定了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起到的作用。但是这个基本判断很快就被毛泽东所推翻，1957年3月， 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了纠正“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说法，毛泽东特别强调：“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主要社会成员是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在同年发动的反右派运动中，中共中央专门下达了《关于在工人、农民中不划右派分子的通知》，这样划右派的目标便主要集中在知识分子身上。为数50余万的右派，其正式的称谓是：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早在1939年，毛泽东曾分析说：“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但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他断定：“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之一，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者。”经过十数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实践及建国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洗礼，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反而从小资产阶级上升为资产阶级，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了。
毛泽东一直主张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到工农中去，与他们打成一片。1942年5月， 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谈起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经过同工农在一起并熟悉了他们之后，“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毛泽东以个人的经历论断：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因此他不断地对中国的教育制度提出质疑，向广大青年和知识分子发出到工厂、农村去的号召，并将“右派”分子有计划地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进行劳动改造。1958年4月， 毛泽东在东湖会议上讲：“对知识分子我们已经封了他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封了他们在斗争中迷失方向而且动摇，那他们还有什么资本呢？”5 月发表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著名论断。这里的“卑贱者”指工人、农民，“高贵者”指知识分子，表现出毛泽东对体力劳动者的赞美和对脑力劳动者的蔑视。
1962年，中共党内在如何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毛泽东开始考虑接班人的问题，而在与美国的对抗和与苏联的论战中，毛泽东对青年一代越发感到担忧：“在比较安逸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将做出些什么来？……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革命，继续向着共产主义发展，另一种可能是青年人否定革命而干坏事。”这种忧虑又联系到了教育制度，他认为，中国的学校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专了政，在这样的学校中青年学生受到了毒害，不能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为此，他提出：“培养革命后代，一定要让他们到实际斗争中去锻炼，养成敢想、敢说、敢闯、敢做、敢革命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通过的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指出：“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教育革命的深入，毛泽东提出了“再教育”理论
1968年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为《红旗》杂志写的“编者按”，毛泽东指出：“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在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9月12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的评论员文章，对“再教育”进行了诠释：“为什么叫再教育？因为过去接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现在接受的是无产阶级再一次的教育，这是一层意思。还有一层意思：过去是在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下，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育，现在则是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由工农兵给他们再教育。”此外，文章还对“再教育”的内容和途径做了说明：“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教育知识分子，使他们改变过去从资产阶级教育中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这就是再教育的内容。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则是再教育的根本途径。”不仅知识分子需要“再教育”，面临的大批需要安置的城市无法安置的知识青年更需要“再教育”。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个指示的发表，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
毛泽东为什么在知青上山下乡问题上要特别强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呢？
毛泽东来自农民，对于农民有深刻的了解，他又非常同情农民、爱护农民、乃至过高地估计农民，不仅将农民作为民主革命时期实际上的主力军，而且将农民看作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基本的力量。尽管他也批评农民，但在总体上是肯定的。因此，他在农民与知识分子、知识青年之间，始终把农民视为教育者，就连他的儿子毛岸英从苏联留学回国后，他要求毛岸英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拜农民为师。要儿子以农民为师当然有深远的意义：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对美国记者斯诺说：谁能赢得农民，谁就能赢得中国。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而“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这一点毛泽东比谁都看得清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仍将自己相当大的精力放在农民身上，试图通过“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等运动，不仅使广大农民摆脱贫困，而且也使农民在较短的时间内转变为社会主义者。尽管毛泽东也深深懂得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时时告诫人们“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但在毛泽东眼中，经过历次运动的农民，与被定为资产阶级属性的知识分子及其教育下的知识青年相比，自然具备教育者的资格。
毛泽东有很强的自学能力，从青年时代就对学校的教育方法表示反感，因此导致他不重视正规教育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特别是在错误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需要，他更加迷信于自己以往的经验，过分夸大直接经验的作用，而忽视间接经验和书本知识，甚至片面地认为只有体力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劳动，而脑力劳动则不是本质意义上的劳动。因此，将与工农相结合作为缩小三大差别和培养接班人的唯一途径。
李庆霖斗胆上书毛泽东诉说苦衷，周恩来主持专门会议研究知青工作，推出新的知青政策
当时在知青中盛传着这样一副对联：“老子有能儿返城，老子无能儿务农”，横批：“比爹”，表现了广大知识青年及其家属对于“走后门”返城的反感。为了制止这种“不正之风”的蔓延，中共中央下发了40号文件，禁止走后门当兵；12月10日，再发出44号文件，要求坚决控制职工人数和吃商品粮的人口，走后门招工入城的，必须退回。但是，不论中央如何三令五申，“走后门”依然长盛不衰。这种现象在知青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兼之林彪事件所引发的震动，以及知识青年在农村所遭到的窘况，促使人们开始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进行反思，运动初期的狂热逐渐降温，从真心实意地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转向被动式地接受现实。
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县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师李庆霖斗胆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李庆霖反映了知青在农村的情况，说他们在农村无法养活自己，“不仅生活上困难成问题，而且连个歇息的地方也成问题”。“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不去过向，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李庆霖还用了大量笔墨指控“走后门”，他说，在知青中，一部分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依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招工、招生、招干去了”。毛泽东见信后复了信：
李庆霖同志：
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1973年4月25日 毛泽东
毛泽东复信后的第四天，周恩来总理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和解决知青工作问题，特别强调一定要把上山下乡工作做好，“不能再让毛主席操心”。6月， 国务院召开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周总理带病听取了汇报，主持修改会议文件，接见会议代表，做了重要讲话。他说：不能让主席再把自己的工资寄去了！财政部门要对知青经费做预算，搞个规划，上山下乡是个长期任务。1973年到1980年下乡的人数，头四年每年150万，后四年每年100万，加起来1000万，每人补助600元，就需要60个亿。这次会议根据周恩来的意见， 形成了一个报告和两个附件。附件之一《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统筹解决问题六条办法：（1 ）切实加强各级党委对知青工作的领导；（2）切实解决下乡知青在口粮、住房、 医疗等方面的实际困难；（3）大力加强对下乡知青的培养教育；（4）坚决刹住“走后门”的不正之风；（5 ）对破坏知青上山下乡的犯罪活动做坚决的斗争；（6）将上山下乡的长远的全面规划同整个经济建设、 开发边疆和文教科研的规划衔接起来。
为了配合“六条办法”的落实，从1973年8月开始， 严厉打击迫害、摧残知青的坏人，并于11日由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联合发出104 号文件，向全国通报了判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两名奸污迫害女知青的军队干部死刑的案件。由于各地多存在占用、挪用、乱用，乃至贪污、挥霍安置费的情况，造成部分知青未能完全享用到国家拨给的专款和补助，同时开始了全国清理知青安置的工作。直到1979年，国务院知青办和财政部联合发出《关于知青经费管理使用的暂行规定》，才算形成了比较详尽具体的法规性文件。
至于“走后门”问题，在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上被说成是：“刘少奇和林彪一伙为了达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妄图毒害和争夺青年一代”而刮起的邪风。为此规定，在知青招工、招生、征兵、要经知青小组评议，征求带队干部和贫下中农的意见。
文化大革命结束，知识分子政策逐步得到落实，知识青年问题变成非常突出的问题，上山下乡运动步入尾声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6日，“四人帮”倒台， “文化大革命”由此结束。1977年12月至1978年1月13日， 为解决好知青问题，中央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知青办负责人座谈会。从1968年到1978年，上山下乡知青已达1680万人，其间又有一部分人上学、进工厂、当兵等离开农村、农场，实际在乡（场）的知青还有950万人。 这次会议后，对上山下乡政策又进行了调整，留城面进一步扩大，对返城就业的政策也适当放宽。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10月31日，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京召开，这次会议直到12月10日结束，共开了41天。在此期间，由云南支边知青开始，出现了全国性的知青要求返城的活动。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提出的六条措施，突出了解决就业和解决好知青在生产、生活等方面实际困难及对下乡知青切实加以保护等内容。会议上形成的另一个文件是《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试行规定》，共拟出了40条细则，以便落实《纪要》精神时加以实施。
继之而来的是知青大返城，除了招工招生之外，多数知青利用历年来的知青政策，寻找种种理由，费尽周折，踏上返城之路，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大概就是办理病退。据统计，仅1979年云南的8 万余名知青几乎走完，仅剩下2000余人；北大荒的知青当年走掉32万人，剩下的不足百分之二十五……
中国为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60年代正是科学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大发展的时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许多国家的经济开始腾飞，城市极大地吸收了来自第一产业的人口。然而就在此一时期，有位美国人却惊奇地发现，与世界发展趋势相反，“中国是第一个策划了人口倒流去乡村的社会”。
将波及三分之一以上城市家庭的近1700万知识青年送往农村接受再教育，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看都是一次失败的尝试，历史事实已经做出了明确的回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大中城市已经接纳了农村数千万人的剩余劳动力，到本世纪末，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将达到两亿，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剩余劳动力要流入城市，这代表着现代化过程中，人口的主要流动趋向。不将过剩的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相反却要由政府出钱将大量城市劳动力送往农村，其结果是必然扼制现代化进程。中国一定要走向现代化，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不是任何人为因素的结果。
自从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之后，中央对知识青年政策进行了调整，其中有一项重大的调整就是提高了上山下乡知青的安置费。在此之前，平均每个知青的安置费只有230—250元，1973年增长到人均500元。 有人概算，仅10年内国家共拨出安置费近100亿元，约占国家总支出的1.2%。这还不包括知青探亲报销的路费，口粮及生活困难补助，因重病及重伤给予补助的医疗欠款，每年举办的各级各类知青会议及培训班的支出，各级知青机构的列支，等等。这样巨大的开支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很难估算，能让知青自食其力吃饱肚皮就算不错。在当时这笔账只能从政治意义上去考虑，也许根本没人敢想用这笔钱去建工厂，能够解决多少人的就业问题？能够创造出多少财富？创造出来的财富又可以再建工厂，再次解决就业问题，如此滚动发展，可以有力地推动中国的工业化发展。然而，巨大的财政投入却没有带来什么经济效益。这笔账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去算都是一笔糊涂账。
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在省、市、 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提出：用经济手段解决政治问题。他建议，在减少知青下乡的前提下，将知青经费中不必支出的部分用来扶持城市安排知青就业。国务院知青办根据邓小平的意见，研究了具体落实的办法。历史有时很奇怪，当你转了一圈发现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上时，可能意味着人们的认识出现了新的飞跃。从1980年开始，利用经济手段解决城市知青就业问题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无声无息中划上了句号。8月7日，国务院知青办在《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几点意见》中说，今后知青工作的指导思想，是要从有利于解决劳动就业的原则出发，实行城乡统筹，把城乡两方面安排知青的工作逐步统一起来，要从城乡两方面广开生产门路，予以安排。上山下乡从就业问题触发，到解决就业问题结束，前后经历了整整27年时间。
当我们处在世纪交替的门坎上时，我们不难发现，上山下乡运动使中国付出的最大代价不是物质，而是人才。到本世纪末，我国现有的高级知识分子将有80%到了退休年龄，接替他们工作的有相当一部分是40—50岁曾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这些知青中的部分幸运者虽然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是由于教育中出现的难以弥补的断裂，以及过早地涉足社会与政治，使他们在科学技术方面鲜有成就，虽然，有的人在社会科学研究和文学艺术方面崭露头角，甚至成果颇丰，然而就这一代人应该给国家和社会所做的贡献来讲，是大打了折扣的。据预测，到21世纪，对各类科学技术人才的需求将急剧增加，全世界都将出现较严重的人才短缺。日本预测，到2000 年日本将缺少科技人员160 万， 到2010年缺少445万。下个世纪， 世界各国科技人员的需求量将是现在的2—3倍，竞争最激烈的将是人才竞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能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
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付出过中国这样的惨痛的代价，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全面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邓小平曾说过：教训也是财富。这句平实无华的语言，道出了中国共产党人有能力纠正以往的错误，有能力带领全国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尽管这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已是一个“迟来的春天”，但春天毕竟来了。一个能够承受磨难和接受教训的民族，必定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
注释：
〔1〕还有一种说法是79000多人，见《十年后的评说》，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3月第1版第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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