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分工取代自给自足的演化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给自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6X(2009)07-0031-08
一、引言
在古典经济学中，劳动分工与贸易一直是一个重点研究的经济问题。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绝对比较优势学说[1]，到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相对比较优势学说[2]，都在说明劳动分工是如何提高劳动效率，贸易是如何增加财富的。但是在马歇尔(Alfred Marshall)之后，边际分析大行其道，劳动分工由于无法在此框架之内被解释清楚，所以逐渐地淡出了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视野。[3]这种情况持续了几百年，直到杨小凯等人提出了以超边际分析为基础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之后，分工与贸易才重新成为经济分析的重要内容。[4]
新兴古典经济学在解释劳动分工的出现时，是以专业化生产会导致劳动投入的边际产出递增为基础的。在此前提下，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的个体会选择最优的生产方式（自给自足或是专业化生产）。当作为外生变量的“交易成本”符合一定条件时，理性的个体会选择专业化生产，于是劳动分工就出现了。这一分析方法无疑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但同时也有不足之处。首先，作为外生变量的“交易成本”，其内容尚不明确；其次，上述分析只适合分析孤立的个体行为，在从个体推广到整体时，会遇到障碍。由于新兴古典经济学在处理从个体推广到总体的问题时，仍然沿用了主流经济学的逻辑，于是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代表性个体选择了专业化生产，那么社会上所有的个体都会选择专业化生产并进行相互间的交换，于是整个社会就出现了可持续的劳动分工。笔者认为，这样的分析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在此过程中，起码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一个是“分工的协调问题”，一个是“自给自足策略的风险占优问题”。
分工的协调问题是指，假设整个社会只有两个人、两种产品（例如衣服和粮食），那么当所有社会成员在从自给自足的生产状态跳跃到专业化生产时，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两个人选择了同样的产品进行专业化生产（例如都生产粮食或都生产衣服），结果两人要么都被冻死了，要么都被饿死了，劳动分工无法持续。在意识到存在如此的风险之后，个体有可能在事前不选择劳动分工，从而使得这种先进的生产方式无法存在。该问题最早是由“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另一位发起人黄有光先生提出的，因此又可称为“黄有光问题”①。新兴古典经济学至今没有在自己的框架中给予解释。
自给自足策略的风险占优问题是指，在一个两种产品、三个人的社会中，如果只进行单次、随机博弈，那么即使其中有两个人进行着协调成功的专业化生产，即一人生产x，一人生产y。如果第三个人同时生产两种产品，那么这个自给自足者也可能得到更高的期望收益，于是自给自足的策略会成为更好的选择。
上述问题的存在意味着人们对于劳动分工取代自给自足所面临的困难与解决的方法，认识得还不充分。而本文的目的就是从演化博弈的角度出发，试图填补上述空白。
二、从自给自足到劳动分工的演化博弈分析
由于本文使用演化博弈的研究方法，所以先对该理论的特征做一个简介。与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不同，该理论不要求微观主体具有高度的理性，只要求其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即可。首先，在演化博弈论的视角下，“好的策略”并不是个体理性分析的结果，而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即，在生存压力下，那些采取“好策略”的个体会得以生存，而采取“不好策略”的个体会被淘汰，于是逐渐地大多数成员都采用“好的策略”。其次，主流经济学（包括新兴古典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都是首先研究代表性个体的行为（新兴古典经济学研究的是代表性“双人体”），然后将n个个体行为进行简单的叠加，从而得出整体的结论。按照这一逻辑，新兴古典经济学对“劳动分工”出现的描述是：当社会由n个人组成时，在各项条件满足时，n个人会同时从“自给自足”的状态跳跃到“劳动分工”的状态。但从演化的角度看，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取而代之，演化博弈论的逻辑是这样的，在初始状态下，所有的社会成员都采用自给自足的策略，但是有一天，劳动分工的“思想病毒”开始侵入这个社会，在一定条件下，“劳动分工”这个变异策略会比原有的自给自足策略更“优秀”，于是，劳动分工的“思想病毒”就会逐渐感染更多的人。本文就是研究在什么条件下，“劳动分工病毒”能够感染所有人。
本文的分析过程分为两部分，一是解决劳动分工的协调问题及其解决方法；二是研究自给自足策略的风险占优问题及其解决方法。
（一）分工的协调问题及其解决办法
分工协调问题就是在劳动分工的前提下，如何才能避免出现两个生产者专业化生成同一种产品的局面。首先，可以把上述问题转化为如图1的博弈。
图1 分工的协调问题
在图1中，ε与B分别代表不同策略下，双方的收益情况，要求B＞ε。
在该博弈中，存在两个“严格的、对称的纳什均衡”，分别是：（专业生成y，专业生成x）以及（专业生成x，专业生成y）。根据演化博弈论的结论可知，这两个均衡一定是“演化稳定均衡”。换句话说，演化的力量将驱使为数众多的生产者选择不同的产品进行专业化生成。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结果呢？其实道理很简单②：当研究对象从两个人扩展到N个人时（可设N＝2n），会有一个本质的不同，如图2、图3所示。
图2 两人社会图
图3 四人社会图
在两人社会中，个体A只能与个体B进行贸易往来（如图2），而一旦个体数量变为4个时，每个人可以有3个可交易对象（如图3）。以A，B，C，D4人为例，开始时大家都随机地选择专业化生产的对象，生产出来之后再寻找交易对象进行交换。那么当只有一个人生产x时（假设这个人为A），其他人都选择了产品y，那么结果是，A与他遇见的任意一个人都可以进行商品交换，而剩下的两个人则再怎么寻找也无法找到可以进行交换的人了。如果这两个人因此而死亡了（不是冻死就是饿死），那么最终整个社会正好一半人生产x，一半人生产y。当然此时社会总人口下降为两个人。如果交换失败的后果不至于严重到导致个体死亡的地步，那么趋利避害的本能必将驱使这两个失败者改变原有策略。可想而知，这样的调整过程必将是：最终，一半社会成员选择生产x，另一半社会成员选择生产y。在这种状态下，通过寻找，每个人都会最终找到和自己“般配”的交易对象。
（二）如何从自给自足演化到劳动分工
黄有光问题虽然解决了，但那只是在所有社会成员都已经选择了劳动分工的前提之下才会有的结论，但人类社会不会一开始就处于这样一种状态。所以更为一般的问题是，社会如何从以自给自足为主的生产方式逐渐演化为以劳动分工为主的社会生产方式？在这个过程中，会遇到什么问题？解决的方法是什么？为此，需要建立更一般的模型。
1.建立原博弈模型。首先，假设一个由n个人组成的社会，整个社会只生产两种产品x和y。每个人都是分散决策，于是每个个体在面对“生产什么”这个问题时就会有三种选择：自给自足（同时生产x和y），专业化生产x，专业化生产y。于是在n个人的社会中，每种策略都有一部分人在采用。
另一个重要假设是，这里描述的是一个原始社会，这体现在还没有一个能够有效传递价格信息的“市场”出现。所以，所有的人都在“盲人摸象”，两人之间的博弈可以看作是从n个人中任意挑出的两人进行的。而博弈的收益情况见图4。
图4 自给自足策略的风险占优问题
下面是对图4的说明：
(1)当双方都采用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时，双方的收益（或者说是效用水平）是A。
(2)当两人同时采取专业化生产的策略，并且碰巧选择了不同的产品进行生产时，通过交换，双方都能够从分工中获得好处，具体的收益（效用）大小为B。要求B＞A。
(3)当两人同时采取专业化生产的策略，但碰巧选择了同样的产品进行生产时，由于双方无法进行贸易交换，所以无法从分工中获得好处，在此情况下，双方获得的收益（效用）都是ε，并且要求0≤ε＜A。
需要说明的是，在这里，ε的大小实际上代表了两种商品之间的替代性和互补性的程度。当ε＝0时，意味着两种产品之间没有任何替代关系，完全是互补关系。因为当二者缺一不可时，只消费其中任何一种产品时，都无法产生效用。当ε＝A时，说明生产并消费一种产品和生产并消费两种产品结果是一样的，所以这意味着两种产品之间具有完全替代的关系，没有任何互补关系。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分工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应该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因此，这里要求不能有ε＝A。
(4)当一方采用专业化生产，而另一方采用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时，可能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双方不进行交换，此时采用自给自足生产方式的人获得的效用值仍为A，而采用专业化生产的一方无论生产哪种产品获得的效用都为ε，0≤ε＜A。另一种情况是，双方之间有交换存在。显然在该状态下，双方依然可以从贸易中获得好处。即，与没有贸易时相比，双方的情况都要有所改进。当然改善的程度并不一样，所以这里假设，采用自给自足一方的效用水平为A+e2；采用专业生产一方的效用水平为ε+e1。
显然，理性的人会选择后一种情况，所以本文将后一种情况直接写进了博弈矩阵。而这个处理是本文结论的一个重要前提。
(5)上述处理方法还隐含着另外两个假设：1)不同的个体对相同产品的评价是一样的，而且生产能力也是一样的，所以产生的收益都是对称的；2)假设交易只在两人之间进行。
为了问题阐述的方便，可为上述博弈的收益赋予具体的数值，结果见图5。
首先，设X＝
表示全体社会成员中，分别使用这三种纯策略的人占总人口的比重；那么任意一个个体在这样一个总体中，随机地遇到一个对手进行博弈，就好似遇到一个使用混合策略的对手，而他本人则使用一种纯策略。
“复制子动态”就是研究随着时间的推进，使用各种纯策略的人占总体的比重如何变化。而每一类比重的变化则遵循如下微分方程：
又可计算：
由图6可知，有两股力量贯穿整个演化过程。一个是趋向于专业化分工的力量，一个是趋向于自给自足的力量。当初始状态处于三角形△A12的区域时，第一种力量占主导地位，整个社会将达到“自给自足与社会分工共存”的均衡状态，即A点代表的状态。但是这个均衡并不是稳定的均衡，一旦有某种干扰使得状态偏离到△A12区域之外，则整个社会将收敛到“自给自足”的稳定均衡，即“定点3”所代表的状态。
虽然上述分析是建立在具体的数值基础上的，但结论具有一般性。无论具体的收益数值是什么，该博弈都存在两个均衡，而且自给自足始终是一个稳定的均衡。唯一不同是，如果分工的好处是非对称的，那么A点的位置将不在“中线”上，或者偏左，或者偏右。
有趣的是，只要分工的好处是对称的，那么无论分工的好处有多大，内点均衡都将是(1/3，1/3，1/3)。
由上述分析可见，虽然劳动分工可能给分工者带来更多的好处，但由于这种好处的获得还需要依赖于其他个体的选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自给自足的策略“风险占优”于专业化生产的策略。根据佩顿·扬(Peyton Young)的理论可知，“风险占优”均衡是“随机稳定的”，即在演化的过程中，即使不断有随机的冲击出现，该均衡还是会在大部分时间里出现。[6]所以劳动分工要想取代自给自足成为社会的主流生产方式，仅仅有“伴随交换的专业化生产要优于自给自足”的条件是不够的。
当然，这个认识并不是什么新的发现。杨小凯等人早已指出，决定分工水平的因素有两个，一个是专业化生产带来的好处；一个是交易成本的大小。但问题是杨小凯并没有说明这个“交易成本”的内容是什么③。[4]而本文的上述分析则说明了阻碍分工的交易成本，即分工者之间的协调问题和分工者与自给自足者之间的协调问题。
在做进一步分析之前，首先要把以上分析做一个总结。上述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有两个：(1)在上述模型的前提假定之下，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中，劳动分工要想出现，社会成员中变异的比例必须一次性地扩大到一定程度，超过一定的阀值。(2)即使出现了劳动分工，它也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
显然上述结论与我们观察到的情况有着显著的区别，我们看到的世界是一个稳定的劳动分工的世界，而且是一个不断从自给自足转化到劳动分工的过程。所以上述演化博弈模型及其分析显然忽略了一些重要的因素。
3.问题的解决。为了寻找原模型所忽略的重要因素，笔者认为有两条路可走。
(1)反省原演化博弈模型的缺陷，建立更贴近现实的模型。例如，在提到黄有光问题时，许多人都批评说“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原因是现实中的人在博弈之前一般会进行沟通，但果真如此吗？对此可以通过“廉价谈话模型”来研究。再比如，在前面的演化博弈模型中有一个重要的假设条件：所有参与者在每一次重复的博弈中，都是随机地遇到自己的对手，而且遇到每一个对手的概率都是相同的。这一个假设显然与现实有着很大的差异，因为在现实中，人们的交流对象大多是与自己距离较近的人。按照这一思路可使用“局部互动模型”来研究。[7][8]限于篇幅，本文对此不做展开，重点放在第二种方法④。
(2)跳出演化博弈的框架去分析人们如何消除劳动分工的风险。演化博弈论的一大优点是不再需要参与者都是非常聪明的超级理性人，但缺点是该理论中的行为主体可能过于“笨”了。毕竟演化博弈论最初是来自于生物学，其研究的对象是动物甚至是微生物。显然，如果把演化博弈论应用到人的身上时，有一点我们不能忽视，那就是人比动物要聪明。具体到本文的“自给自足—劳动分工”博弈，一开始人们也许如上述模型所说的那样，每一次都是随机地寻找自己的对手，但现实中的人们很快就会发现这样的配对方法是不行的，于是人们就会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办法就是建立某种制度。
本文所说的“制度”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既包括“社会惯例”，也包括“某种有形的机构”。关于什么是制度，安德鲁·肖特(Andrew Schotter)给出了一个定义。[9]笔者对该定义作一个转述：
在一个人群P中，当其成员为了有效地解决某种反复出现的情形Г而发展出的某种行为规范R(Regularity)时，这种行为规范只有在满足下列条件并成为人群P的共同知识时，它才成为一种制度：第一，每个成员都遵守R；第二，每个成员都预期其他成员也会遵守R；第三，如果“情形Г”是一个协调问题，那么大家一致遵守的R必须是一个“演化稳定均衡”。
具体到本文所提出的博弈，人们创生出的制度要么是用来更好地区分对手，要么是用来限制对手采取某些不利的策略，抑或者提高了某种策略的收益。这些制度包括的内容应该是非常丰富的，有待人们进一步探索，但到目前为止，笔者所发现的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制度：一个是“集市”，另一个是“城市”。而在劳动分工取代自给自足的过程中，后者扮演了更加重要的作用。
4.集市。在劳动分工的博弈中，“集市”这种制度虽然不能有效地区分参与者的身份（即并不能保证在集市中现身的人都是“专业化生产者”），但该制度能够提高各种策略的收益，而提高收益的途径是提高了博弈重复的频率。具体而言，当某人选择专业化生产商品x，而商品x又有一定的保存期限时，如果博弈重复的速度过慢，那显然专业化生产的风险就会非常高。例如每生产一次x，只能有一次“碰运气”卖掉的机会，显然，这时专业化的风险很高。但如果有了“集市”，每生产一次x，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在产品x还没有腐坏之前）进行多次的博弈。这样一来，卖出去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
虽然如此，集市仍不能保证劳动分工策略的胜出。这是因为，集市的出现提高了所有策略的收益，无论是自给自足，还是专业化生产，都会因为博弈重复速度的提高而获得更高的收益，但是这些策略之间的相对地位并没有任何改变，所以集市的出现对劳动分工战胜自给自足没有任何帮助。这也符合日常的经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偏远地区也存在着很热闹的集市。
虽然在本文的模型中，集市的出现并不十分重要，但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它的出现还是有着很大的作用。其原因是，当人们选择专业化生产时，虽然所选择的策略可能不如自给自足的策略，但是收益的提高起码可以使人们存活下去，这样有可能因为某种原因而使得专业化生产的策略得以保存下来。
另外，在这里之所以提到集市，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集市的出现促使了城市的出现。而城市是保证劳动分工的最重要的制度。
5.城市。在分析城市之前，先回到前面的图6，即使用三种策略的人群比例的运动轨迹图（或者见图7）。
图7 使用三种策略的人群比例
开始笔者猜想，在图7的线段AB上，每一点都应该是一个均衡点，因为在该线段上的每一点都能使从事专业化生产的人完美地匹配，从而分工得以存在。与此同时，那些自给自足者过着自己的生活，两种生产方式相安无事。毕竟现实中的情况就是如此：分工与自给自足的方式共存。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自给自足的比例是逐渐缩小的。但是，随机匹配方式下的复制子动态分析的结果却是分工的策略无法存活下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笔者终于豁然开朗，在现实中人们建立了一种很巧妙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方法就是建立“城市”与“农村”两种不同的生存环境。凡是确定进行专业化生产的人都聚集在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唯一需要协调的事情就是寻找与自己匹配的人。于是在城市中充满了走街串巷吆喝叫卖的人，或者等着顾客上门的商铺。而采用自给自足生产方式的人则集中生活在农村。这样两种生产方式就可以同时存在下去。而且这种地域的区分还保证了原有的总体避免“病毒”的侵入。例如在城市，有人遭到自给自足“病毒”的侵入，即突然决定采取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那么他会选择去“农村”生活，从而不会“入侵”劳动分工的总体，即不会增加“城市”中劳动分工的协调难度。同样，在农村中如果有人想进行专业化生产，那么他就会选择去“城市”，从而立刻就解决了劳动分工与自给自足之间协调的问题。
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给“城市”这个词下一个全新的定义：城市是强迫人们进行劳动分工且人为构建的生存环境。
此外，还需要强调一点。虽然城市作为一种制度其最主要功能是消除劳动分工的风险，但是城市的出现绝不会是人们为此目的而事先设计出来的。它的出现一定也是一种演化的结果。按照逻辑，一个可能的演化过程是这样的：当一个分工者经过努力终于找到另一个能够与之进行交易的分工者之后，为了以后交易的方便，这两个人会选择在相互距离较近的地方居住。按照这种思路，分工的合作者们会逐渐聚集在某一个地理位置上。随着分工规模的扩大与分工环节的增加，聚集在一起的分工者越来越多，于是城市就逐渐形成了。特别是，这个过程是一个正反馈过程，即城市的出现促进了分工的发展（这体现在更多分工者的加入，新分工环节的出现，以及更大规模的网络效应），而分工的发展又进一步促使城市的规模扩大和功能的升级。
三、总结
虽然与自给自足相比，劳动分工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但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后者取代前者却并非易事。一是因为劳动分工所产生的好处需要通过交易才能实现，而交易是有成本的。交易成本的内容，除了包含运输成本、产品保存成本，以及由于天灾人祸等客观原因导致的“违约”风险之外，更重要的是“分工者之间的协调问题”产生的障碍。二是伴随着劳动分工的发展，自给自足策略的收益也会因之提高，甚至会出现自给自足策略风险占优于专业化生产策略的局面。本文利用演化博弈论的方法揭示和论述了上述两个问题的实质。特别是第二个原因，是笔者的首创。此后，本文对现实中的人们如何解决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到如下开创性的结论：第一，“分工者之间的协调问题”可以通过优胜劣汰的竞争自动地解决；第二，人们通过建立“城市”、“集市”等制度可以成功地避免自给自足策略对劳动分工策略的“入侵”。
［收稿日期］2009-03-18
注释：
①在黄有光的一篇悼念杨小凯先生的随笔《我所认识的小凯》中透露了这样一个情节：他当面向杨小凯问了这个问题，杨小凯不悦，但始终没有给出答案。
②严格的证明可以用“动态复制”子模型进行论证，这里限于篇幅不予详细讨论。
③在杨小凯的著作中，虽然也提到了交易成本的内生化问题，但那些内容是解释企业诞生的过程中交易成本的成因问题。
④事实上，笔者也用“廉价谈话模型”与“强化局部互动模型”进行了尝试，结果都无法使劳动分工的策略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