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华北沦陷区的新民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新民论文,沦陷区论文,华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民会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沦陷区建立的一个反动政治组织。其主要任务是：防共反共，收买汉奸，搜集情报，宣扬“中日亲善”、“大东亚共存荣”等奴化思想，推行日本的治安强化运动，镇压沦陷区人民的反抗；同时，它控制沦陷区各机关、学校、工厂、农村和各社会团体，举办各种训练班、讲演会等，推行奴化教育和欺骗宣传，直接为日本侵略政策服务。新民会是日本殖民统治的工具，给当时沦陷区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和危害。因此，揭露新民会的内幕，对了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及其罪行是有益的。
一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华北沦陷，日本为了巩固对新占领区的殖民统治，镇压华北人民的反抗，在政治上实行“以华制华”的方针，企图达到“掌握民心”、麻痹中国人民斗志的政治目的，遂于1937年12月14日，扶植一批汉奸在北平建立了华北伪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又于同年12月24日成立了一个似党非党的“新民会”组织。
新民会脱胎于伪满洲国的协和会。早在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时，日本关东军炮制了协和会的汉奸组织，宣扬“日满亲善”、“王道政治”、“民族融合”、“共存共荣”，对东北人民灌输奴化思想。华北伪政权建立后，日本华北派遣军特务部把协和会这一套组织模式搬到华北。其策划者，被称为“新民会之父”的小泽开策，也是伪满协和会的组织者之一。因而，新民会同协和会有许多相同之处。
日军的最初设想是把新民会建成为“思想教化团体”，用它来“翼赞”其伪政府，收买和安抚民心，宣传殖民思想，协助建立伪政权等，“着重于精神方面的培育”（注：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3—194页。）。到后来，为控制民众，协助日军巩固和扩大沦陷区，新民会的触角伸到各行各业、扩展为一个庞杂的组织，并承担了伪政权的行政职能，成了“政教一致、府会一体”的政府专用机构。（注：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3—194页。）
新民会在北平建立“中央”一级机构，最初的组织机构是：会长由华北伪政权行政长官王克敏兼任，副会长张燕卿，中央指导部部长缪斌，次长早川三郎，总务部长小泽开策，监察部长田中武雄，教化部长宋介等。在沦陷区各省市都设立了“新民会指导部”，部长由伪省长、伪市长兼任。下面各道、县、区、乡也都设立新民会的总会、分会和办事处。甚至各行各业、学校、团体等也都建立了新民会的基层组织。其组织系统，几乎遍布于华北各地，流毒甚广。该组织从上到下，都控制在日本人手中。在“中央”一级的新民会中，由日本军部派人参加并担任重要职务，各省、市、道、县的新民会中，均有日本人担任“顾问”或“参议”，指导新民会工作。
新民会的基层组织是分会。它把社会各阶层、各行业的人都组织起来，建立相应的职域分会、职业分会、地域分会。如城市中建立了“啤酒业分会”、“粪夫分会”、“教育分会”等。并设有被其称为“国民组织中核体”的会务职员分会。在农村，将原有的民间组织“青苗会”、“联庄会”等加以利用，组成农民分会。此外，还把各地有影响的宗教、帮会团体登记、造册，作为新民会的外围团体，形成无所不包的庞杂组织体。“到1939年末，组成分会292个，分会会员125582名。 ”（注：《华北治安战》（上），第192页。）到1942年 12 月， “分会已达到13490个（为前年的38倍）、会员达3643199人（为前年的5.4倍），本年6月起的增加比数为分会9%、会员增加了29%”（注：《华北治安战》（下），第243页。）。
由于新民会无孔不入，分布面广、成员多，加之它集民众团体与行政机构于一身，在控制民众思想和行动上确能收一时之效。人们到处可以看到它的影子。不仅如此，新民会还“具有华北治安自卫、组织国民等特殊性质”。日军赞赏它“一向是治安强化运动的核心实践团体，以该运动的共同目标‘乡村自卫’为重点，通过武装民众、训练保甲等工作，大力开展新民会的活动”。并认为“新民会的活动对于治安地区的巩固和扩大起了很大的作用”（注：《华北治安战》（下），第239 页。）。这说明，新民会不仅具有思想教化、政治经济职能，还具有军事职能。到1945年，其新民青少年团已直接持枪参加军事行动（注：北京档案馆编：《日伪北京新民会》，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42页。）。
新民会的会员入会，最初尚有一套较严格的手续，需要本人申请、会员介绍、审查批准等程序。到后来，急剧扩充人员，集体入会，统一记名造册，渐渐地也就没有了手续。由于各职业都成了新民会的分会，从属于某职业的人也就成了当然的会员。新民会的目标是日军提出的“将华北的全部居民都吸收进来”（注：《华北治安战》（下）， 第240页。）。可见日军吞并华北野心之大。“全民皆会”，新民会也就不成为“会”了。
为适应新民会急剧扩张的需要，新民会的组织机构进行过几次改组。1938年11月，新民会成立之初，组织发展缓慢，日军把它归结为新民会的“满洲色彩”，决定“洗刷满洲色彩”，制造真正的“中华民国新民会”的形象，让曾在伪满洲国政府任要职，也是协和会策划和组织者之一的张燕卿辞去新民会副会长的职务，令中央指导部长缪斌暂代副会长。派预备役中将安滕纪三郎任顾问，加强指导与控制。由伪临时政府委员长王克敏任会长，“形成名副其实的政教一致、府会一体”。
1940年，汪精卫叛国投敌，成立伪国民政府，日军为保持华北的特殊地位，决定设立“华北政务委员会”，作为汪伪国民政府与华北各省的中间机关。新民会也被迫做相应的调整。1940年3月8日，新民会在北平重新举行组成仪式，颁布了新纲领和新章程。由王辑唐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新民会会长。将日军“宣抚班”与新民会合并。宣抚班原属日军特务部，负责对日军进占地区的“宣抚”工作，它与新民会的“教化”工作一致，因而双方时常发生矛盾。同时，日军财政也日益困难，因而决定将两者合并，使新民会“更致力于宣抚教化的军事政治工作，以期确立华北治安”（注：《日伪北京新民会》，第374页。 ）。日本人的大量加入，使新民会“越发带有日本气味”。由汉奸出面，日本人退居幕后操纵的方式，已无法掩盖“名伪实日”的真象，不仅为中国民众看穿，连日本人也称其为“大日本新民会”（注：《华北治安战》（上），第262页。）。不能骗己，更无法骗人， 这真使日本侵略者苦恼至极。
二
日军炮制新民会的目的是要用它来“教化”殖民地人民。它所灌输的思想是“占领军所赶制出来的‘新民主义’”，即新民会的指导思想。它是封建文化和殖民地文化的混合物。新民会中央指导部部长，被称为新民会的“理论家”的缪斌，赤赤裸裸地表达了其新民主义的实质。他宣称“新民主义主张用文化使天下民化为一民，同时使天下之土化为一土。因为土地是天下之公物，也不是某某国家可得而私有的”（注：缪斌：《由新民主义批判三民主义》，《新民周刊》第9期，1938年。）。以此来论证日本侵略中国的“合理性”，要中国人民放弃抗日思想，服服贴贴地当日本帝国主义的顺民。这套汉奸理论，受到日军的赏识。
新民会最初的纲领共有五条：1.拥护新政权，以图畅达民意；2.开发产业，以安民生；3.发扬东方文化道德；4.于剿共灭党旗帜下参加反共战线；5.促进友邦缔盟之实现，以贡献人类之和平（注：《日伪北京新民会》，第380页。）。纲领表面上冠冕堂皇， 其实质是：第一条，所谓“拥护新政权”，“无非欲为日本军阀御用之傀儡组织强加一政党式之假面具”（注：《申报》，1938年12月23日。）。第二条，实质是协助日本侵略者独占华北市场，掠夺华北资源。第三条，是宣扬殖民地文化，向沦陷区人民灌输奴化思想。第四条，也是这一纲领的核心，以反共为旗号，扩大日本对中国的武装侵略。由于国共合作进行抗日战争，因而将“剿共”和“灭党（国民党）”并提。第五条，是妄图消除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反抗情绪，服从日本的殖民统治。从该纲领看，新民会完全秉承日本的旨意办事，是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华的帮凶。
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受其影响， 新民会的机构和纲领也发生变化。从纲领上看，原纲领的“剿共灭党”作了修改，保留了“剿共”，取消了“灭党”。这既是手法的改度，也是现实的逼迫。汪记国民政府以“正统”的国民党自居，而且成为“执政党”，这就使新民会的纲领受到冲击，不能不进行调整。同时，日军把中共作为“最危险的敌人”。强调新民会主要任务是“实行反共”，工作重点应由城市转向农村。日本华北派遣军在1941年度“肃正建设计划”中规定：“应使新民会进一步将矛头指向剿共工作。共党的地下势力是华北建设的主要敌人，使用新民会所组织的斗争力量与其对抗最为适当，但必须尽快加强其工作内容。同时，逐步由县城走向农村推进工作，使之对共党势力采取攻势。”（注：《华北治安战》（上），第367页。）显然， 日本将新民会的“剿共灭党”修改为“实行反共”，其主要原因是：第一，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开辟了许多抗日根据地，广泛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使日本的殖民统治受到严重威胁。故日本侵略者视中共与八路军为“主要敌人”，并企图借助新民会组织，切断八路军与群众的联系，扑灭华北敌后抗日运动。第二，反映了日本当局对蒋介石国民政府策略上的改变。中日战争初期，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略是“速战速决”，进攻的主要矛头是针对国民政府，企图用武力迫使国民政府瓦解或屈服。但是，在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坚决抗战的影响下，国民政府没有投降，使日本的幻想破灭。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当局对国民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新的策略方针，以各种手段向国民政府招降。日本把新民会纲领中“灭党”一词抹掉，是向国民政府作出了“准备和谈”的姿态。根据新纲领的要求，新民会不仅是奴化思想的组织，更成为日军侵华的别动队。
新民会不遗余力地为日军摇旗呐喊，日军也利用它教化渠道多，组织庞杂，为侵华服务。
新民会在中央总会设置宣传局，省市设宣传处，道县设宣传班。各级分会都要制定相应的宣传计划。
新民会成立后，立即出版了《新民报》、《新民会报》、《东亚新报》、《庸报》、《新民周刊》、《首都画报》、《青年》、《青年呼声》、《教育月刊》等报刊，大肆宣传“日中亲善”、“日满华一体化”，宣扬日本统治下的占领区是“王道乐土”、“王道政治”等，为日本侵华罪恶唱赞歌，吹捧日本侵略者是“优秀民族”，所发动的战争，是为了“创造新时代”、“建设东亚新秩序”等等，竭力掩盖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为日本侵略者助威。每当日军侵占中国主要城镇，新民会都组织集会游行，大搞庆祝活动，吹嘘日军的“战绩”，以起到“震慑”和教化的作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新民会的宣传内容，扩大到东南亚，“今天庆祝马尼拉的陷落，明天祝贺新加坡的被占领，并发起‘胜利征文’活动”（注：《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第286页。），强迫民众参加，劳命伤财，群众苦不堪言。
在宣传中，新民会动用广播、电影、游行、集会、印发传单等，组织“新民茶馆”、图书室，利用人们休闲时间进行奴化教育。甚至在剧院里，每场戏开场与中场，都由新民会员去宣讲，灌输“新民思想”，为日本侵华张目，已达到无孔不入的地步。它向鬼影一样尾随着每一个人，渗透到每一角落。人们十分讨厌它，却又无法摆脱它。但不论其如何卖力，也无法完成日本主子的“使命”。更由于中国民众的抵制，使之“思想运动均成泡影”（注：《华北治安战》（上），第194页。 ）。
三
新民会的罪恶活动，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控制学校，推行奴化教育。新民会为配合日本帝国主义的“思想战”，把沦陷区各类学校作为推行奴化教育与反共宣传的重点。首先对各类学校校长、教员进行审查和“培训”，实行恐怖政策。要求校长、教员绝对服从日本殖民统治，如发现有反伪抗日分子，立即予以拘禁，或戴上“共党分子”帽子加以镇压。新民会中央指导部警告校长们“以后对于拥护和认识新政权，及如何研究中日问题，要给青年和儿童一个正确的领导”（注：《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第286页。）。所谓“正确的领导”，就是让学生树立“亲日”思想， 磨灭反抗意识，为日本帝国主义培养忠实奴才。其次，规定各类学校，日语列为必修课，四书五经和“修身”是主要课程。历史、地理等课本中，有关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英雄的内容全部删掉。在“修身”课中，大讲“反共”思想，规定：“各校每月举行兴亚奉公日，由校长教师讲演‘共产党破坏农村、残害人民’的行为。各校利用各种纪念日集会，由各机关讲演兴亚灭共之意义。要使学生明了‘共产党破坏家庭农村’等等。”（注：《冀东日伪政权》，档案出版社1992年，第579页。 ）以此欺骗和麻醉青年学生，企图把学校办成反共阵地。
2.组织各种青年训练团体，为日本侵略者培养反华反共的骨干分子。在北平，新民会成立了“中央青年训练所”，主要招收失学的青年学生以及新民会的各级职员。1938年第一批招收200余人， 训练期为两个月。训练的主要科目有“公民课”、“教练课”和“劳动奉仕课”等。所谓“公民课”，就是“新民主义”的思想教育和反共宣传，规定学员要学习“新民精神”、“满洲建国精神”和“日本精神”，要“批判三民主义”和“铲除共产主义”等。所谓“教练课”，即军事训练，并传授特务工作方法等，由日军派人充任教官。“劳动奉仕课”，主要是为日本侵略军修筑工事、营房、道路等。冀东沦陷区的唐山地区，是新民会进行青少年训练的基地，各种训练班名目繁多，有青年训练所、青少年女团训练队、青年团训练所、农村青年训练班、政治训练班、新民突击队训练班等等。冀东新民会规定，全区20岁以上，40岁以下的人，都要训练，并穿着统一制服、佩戴青训团统一证章，乘座火车可以优待半价等，以此来吸引青少年受训。训练时间为一个月至三个月不等，训练科目同北平所实行的基本相同，详见下列表格（注：《冀东日伪政权》，档案出版社1992年，第272页。）：
唐山市新民青年团训练所课程表
（1940年6月）
课程表
科目日火水木金 土 备注
8:00-8:45日语
日语 日语 日语 日语
日语
9:00-9:45关于 新民会 关于 新民会 关于
新民
建设 建设建设
东亚 与民众 东亚 与民众 东亚
运动
新秩序
新秩序 新秩序
10:00-10:45 新民 合作社 新民 合作社 新民 侦探学
精神 精神精神
11:00-11:45 日本事情 新政府 新民歌 防共 日本
防共
之机构要义 事情
要义
12:00 午 餐
3:00-3:45术科教练
同左 同左
同左 同左
同左
4:00-4:45术科教练
同左 同左
同左 同左
同左
从以上课程表安排可以看出，日语，“亲日思想”、“新民思想”、宣传“东亚新秩序”等，是训练班的主要内容。
政治训练班主要任务是训练日伪政权中的警察、保安队、自卫队、自卫团的骨干分子，以强化保甲、搜集情报、捕审民众、配合日军扫荡等为其训练内容。
受训人中，有许多原是城里的无业游民、吸大烟抽白面的社会渣滓。参加伪组织后，竭力为日军效劳，充当汉奸，迫害民众。
除了对一般青年、伪军警骨干分子训练外，新民会总部设立了“新民学院”，专门训练各级伪政权的大小头目，被称为“新官吏养成所”。
据统计，仅北平伪中央青年训练所从1938年5月至1943年9月，“受训的有2000多人，其中80%服务于新民会，这些人多在各级新民会中身居要职，其他分别到政府各机关或军界，如伪治安部，做政治指导工作”（注：《日伪统治下的北平》，第289—290页。）。
3.强行统制消费，实行物资和粮食配售制度。由于日军大肆掠夺战略物资和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华北沦陷区的粮、油、布、盐等生活必需品严重短缺，物价不断上涨，人民生活痛苦不堪。1942年日本侵略军决定：在其占领地区实行粮食和其他日用品配售制度，此项工作由各级新民会统一办理。在农村，新民会强迫老百姓把粮食、棉花、禽蛋和土特产品一律上缴伪合作机构，然后按户按人限量供应极少量的油、盐、肥皂、火柴等物品，以此来控制人民生活。在城市，以粮食“配售”情况最为严重，大米、白面列为日寇的军用粮食，禁止一般老百姓食用；新民会所“配售”的是用各种杂粮混合一起，搀上麸皮、米糠、玉米核、橡子粉等磨成的“混合面”，限量供应市民。“混合面”质量低劣，牙碜、口感苦涩，有异味现象，“这些东西不但毫无营养，因其成份复杂，有的不免含有病菌。当时老百姓纷纷反映：吃了混合面，有的腹痛拉稀，有的大便干结拉不出来”（注：《日伪统治下的北平》，第 196页。）。就是这样的“混合面”，配售的数量也越来越少，远远不够食用，像北平、天津、石家庄、太原等城市中因饥饿致死的现象是普遍的。据统计，在北平1943年内，每天死亡者平均300人之多（注： 李新等：《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通史》，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11页。）。街头倒毙的饿殍随处可见，惨不忍睹。 新民会中的大小汉奸，通过配售制度，千方百计地榨取百姓财物，大发“洋财”，过着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
4.协助日军施行治安强化运动，在沦陷区推行屠杀与奴化、镇压与欺骗的两面政策。从1941年春到1942年冬，日军在华北共推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新民会一批骨干分子随日军活动。在所谓“治安区”（即敌占区），新民会协助日军强化保甲、清查户口，建立各级伪组织，来禁绝抗日活动。在“准冶安区”（即敌我双方争夺的游击区），新民会进行欺骗宣传，宣扬“王道乐土”和“剿共自卫”，以此来奴化群众；同时，收买汉奸，搜集情报，大搞“检举”运动，屠杀抗日志士，制造恐怖气氛，配合日军的蚕食政策。在“非治安区”（即抗日根据地），新民会直接配合日军“扫荡”，参与烧杀和劫夺。新民会的行动受到了日本军部的重视，称赞新民会经统一改组后，“机构加强，阵营一新。在军部指导监督下，以实现王道为目标，以组织华北民众为使命，迈出了第一步”（注：《华北治安战》（上），第242页。）。 日本顾问铃木美通也吹嘘新民会在治安强化运动中的“积极作用”， 他说：“ 新民会与满洲的协和会不同， 具有华北治安自卫， 组织国民等特殊性质。华北各地目前尚有很多由共军及蒋系残党设置的难以发现的据点破坏我们的工作。日军正在逐一进行讨伐，在讨伐后新民会立即进入，努力做到使该地区不再成为彼等之巢穴。今后的方针是使新民会进一步向共军控制地采攻势，以加强我方地盘。 ”（注：《华北治安战》（下），第240页。）
总之，新民会作为华北沦陷区最大的汉奸组织，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帮凶。其所作所为，受到日本的赏识，却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和伤害。
四
新民会在华北沦陷区囊括了一切社会组织和宗教团体。政会合一，势力极大。汪伪政权建立后，由于它是日本政府和军部批准建立的整个沦陷区（华北、华中、华南、蒙疆）的“中央”政权，汪记国民党又以正统国民党自居，并执政，凌驾于成立较早、地盘稳固的华北伪政权之上。这就使华北伪政权与汪伪政府、新民会与汪伪国民党之间的争权夺势斗争加剧。汪伪政府不愿座视华北的特殊地位，加紧向华北渗透。它以一个主义（大亚洲主义）、一个党（汪记国民党）、一个领袖（汪精卫）为旗帜，“统一”华北。为实现这一计划成立了汪记国民党的外围团体“东亚联盟”，力图将包括新民会在内的“各党各派纳入国民党内”。汪伪的做法，遭到新民会的强烈反对，它在华北的独霸地位不容动摇。新民会的主张实际上反映的是华北日军的意见。1941年日本华北方面军制定了“新民会扶植大纲”及“大纲说明”，反对“立即将华北一切都使之南京化了”，指责汪伪不把精力集中于华中、华南，反而进入“治安已经恢复的华北”是“避难就易”，是不能允许的。并明确表示“国民党是不应进入华北的”，强调新民会与国民党是“对等的关系”，而且“从树立革新思想的历史地位看，说新民会比国民党先进并不过分”（注：《华北治安战》（下），第52—53、54、241、243、243页。 ）。甚至认为：“不论是国民党，或是对东亚联盟，新民会都应该站在启蒙立场主动加以指导，万万不可处于被动地位。”（注：《华北治安战》（下），第52—53、54、241、243、243页。 ）这就公开否定汪记国民党政府的“中央”地位和汪记国民党的“执政”地位，还把新民会凌驾其上。有华北日军的支持，新民会更加不把国民党放在眼里，禁止国民党组织在华北地区发展。但汪伪政府毕竟是日本政府和军部策划建立的傀儡政权，对日本巩固和扩大占领地区具有重要意义，最终，华北方面军也不能不做些让步。因而汪伪政府仍能以“中央”的面貌出现在华北。为“谋求华中、华北的融洽”（注：《华北治安战》（下），第52—53、54、241、243、243页。）， 汪伪政府任命“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新民会会长王辑唐为伪全国经济委员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常务委员。1942年10月汪精卫亲率伪外交部长褚民谊等人赴北平，参加新民会1943年度全体联合协议会，新民会选举汪精卫为名誉会长。此后，几经争夺，汪精卫一度迫使反汪的新民会长王辑唐辞职，由朱深代替他的位置。但是在华北方面军的严密控制下，国民党势力仍无法进入华北，新民会仍是华北唯一的政治组织。新民会与国民党的斗争实质上反映了日军内部对占领区的控制与争夺。它们的矛盾和斗争不能超出日军所允许的范围，违背日本总的战略意图。这是由伪政权的地位决定的。
随着人员的急剧增加和组织机构的膨胀，新民会内部矛盾、派系间争权夺势的斗争也愈演愈烈。日军也不得不承认“随着组织的扩大与时间的推移，逐渐产生派系党派，丧失了清新活泼的风气”（注：《华北治安战》（下），第52—53、54、241、243、243页。）。 尤其是随着日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败退，新民会没有了昔日那种卖命精神。日军认为1942年的新民会“可算是士气最为高涨的时期”（注：《华北治安战》（下），第52—53、54、241、243、243页。）。就在这年3月，新民会总会下令停止各职业分会的活动。年底，12月24日新民会成立五周年之际，新民会顾问宋介公开呼吁“消除派系党派观念，以建会当初那样的团结和意志来发扬新民会精神”（注：《华北治安战》（下），第52—53、54、241、243、243页。）。这正反映了新民会内部大小汉奸、 新老汉奸、汪派与反汪派之间的斗争之激烈。新民会所标榜的“钢的组织、铁的纪律、干的精神”已荡然无存。随着日军的战败，衰败的迹象日益明显，不可避免地陷入瓦解的境地。
1943年3月，日军在各战场连连失败。 日系人员大部从新民会中撤出，调往前线，只有少数人留任顾问。1944年3月，因经费困难， 《新民报》被迫停刊，新民会内部许多人已对日军必败深信不疑，态度日趋消极，有的已暗中与国民党联系，为自己寻找后路。到1945年初，新民会已陷入半停顿状态。4月， 伪国民政府主席兼新民会名誉会长陈公博到华北“巡视”，为新民会会员打气，也无济于事。随着日军的彻底战败，失去依托的新民会也“树倒猢狲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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