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游资及其运动中的“自由与公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游资论文,公平论文,自由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伴随全球化的发展，国际游资已成为一种庞大的金融力量，在全球金融中的作用日益明显，对经济的冲击也日渐增强。国际游资的自由性在发达国家的倡导下不断强化，其公平性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国际游资背弃公平准则的自由投机，给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政治生活带来剧烈震荡。探索国际游资自由性和公平性的关系，合理保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是当今世界发展中难以回避的话题。
一、国际游资与金融危机
国际游资又称“热线”(hotmoney)。它通常作为一种短期资本，为追逐高额利润而游动在世界各金融市场之间。其特点是投机性强、流动性快、倾向性明显。它往往以某些金融运作不规范、金融监管不完善、金融体系漏洞大的国家为投机对象，通过左右其外汇、证券和期货市场行情来牟取暴利。
（一）国际游资迅速发展的原因
据统计，全世界现在国际游资15万亿美元，是一股庞大的资金力量。国际游资急剧扩大的根本原因是金融的全球化。在金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际游资迅速发展的具体原因是：
1.宽松的、自由化的国际资本流动政策，是形成大规模国际游资的重要条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依赖性增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要求更加迫切，这促使各国相继放松对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出台了各种金融全球化、自由化的政策。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放松对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这一步伐在1980年以后进一步加快，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基本取消了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汇兑管制。在发达国家的“引导”下，发展中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相继放宽对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并在90年代加速了这一进程。宽松的国际资本流动政策，加上发达国家长期存在的剩余资本，客观上促成了庞大国际游资的形成。
2.金融创新和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的形成，加速了国际游资的发展。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经漫长的发展，在20世纪末已相当成熟，它们为国际游资发挥作用提供了基本舞台。发达国家各种专项基金的涌现，要促使国际游资的膨胀。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金融创新，带来了诸如互换、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品，使各国金融市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也强烈地意识到资金融通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开始积极建设和发展金融市场，一些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市场建设的某些方面甚至超过发达国家，如智利、韩国、马来西亚、墨西哥、新加坡的股票市场深度（即股票资本化价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高于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的形成，使资本流动的全球化具有更广泛的基础。
3.电子技术的进步，为国际游资的活动提供了便利的技术手段和物质条件。新科技革命使传真机、移动电话、个人电脑、调制解调器、因特网迅速普及。通过计算机系统和互联网传递和处理信息、达成交易，为快速高效的金融活动提供了理代化手段，扩大了金融市场的覆盖范围，加强了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电子技术进步还为电子货币的发展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电子货币作为一种信用货币，无论在种类上还是在规模上都急剧发展，它不仅以支票、支付凭证、信用卡等种类繁多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已占西方各通货流通量的90%以上。
（二）国际游资与金融危机
国际游资的作用是双向的。一方面，自由的国际资本流动有力地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它通过提供出口信贷、向贸易逆差国家融通资金，突破了国际贸易的支付限制，扩大了国际贸易规模，为贸易双方带来了共同利益；自由的国际资本流动使社会资源在国与国之间得到更有效的配置，使资本得到更充分的利用，既提高了资本流出国的资本收益，也促进了资本流入国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国际游资为趋利而在国际金融市场兴风作浪，导致区域性或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给新兴国家乃至世界经济带来巨大冲击。
20世纪90年代是国际金融市场危机不断，风起浪涌的年代。1992年，英国由于过快过量引进外资使英镑大幅贬值，迫使英镑退出欧洲汇率机制，触发了全球性金融危机。1994年12月，墨西哥金融危机席卷南北美洲。1995年2月，有233年历史的英国投资巴林银行，由于下属机构经营证券投资失败而被迫倒闭。1995年3月，发生了法国里昂信贷银行危机和意大利那不勒斯银行危机。1995年8月，发生了俄罗斯金融市场危机。1997年年初，阿尔巴尼亚因实行“金融塔投资”的非法集资计划而陷入金融危机。尤其是，日本泡沫经济的破产，使日本在1995年爆发了战后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一系列金融机构走向破产。以日本金融危机为导火索，东南亚金融风暴拉开了序幕。
金融危机的诱发因素是多元的，但国际游资的炒作是其重要因素。1967年，国际游资的冲击先后使英镑、法国法郎、西德马克汇率下跌；1972年6月到1973年2月，疯狂的国际游资投机使各国货币危机不断，多数保持固定汇率的国家不得不使自己的货币浮动，布雷顿森林体系走向崩溃。同样，1992年的英镑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20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都明显地刻有投机商利用国际游资进行炒作的痕迹。
在国际游资搜寻“猎取”目标的时候，通常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国家为主要对象。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的套期保值基金在全世界翻云覆雨，主要针对的就是新兴国家和地区。20世纪80年代拉美爆发的债务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2002年7月以来拉美经济再次笼罩在金融危机的阴影之下，都是例证。
利用外资本来是发展中国家用来发展民族经济的重要手段，但过分依赖外资又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脆弱症”；而国际游资的随意自由进出，肆意炒作，更使发展中国家经济如履薄冰、险象环生。国际游资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新兴国家的热衷，是因其具备国际游资投机炒作的几个基本条件：有高速发展的经济和初具规模的金融市场，渴求大量的流动资金，且是国际游资进入的基本市场条件；有开放的金融政策，使国际游资有可能大量涌入，进而伺机炒作；金融市场发展不成熟，金融监管不完善，使其不能有效防止国际游资的冲击。20世纪90年代南亚国家与国际游资的交手过程，就是经典一幕。20世纪末期，东南亚经济一度作为世界上增长最快、最具活力的经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驱动经济增长的方法之一，就是放宽金融管制，实行金融自由化，促使金融市场在不长的时间内迅速膨胀。1993年，新加坡、香港、台湾、马来西亚、韩国和泰国这6个地区的证券市场市值已占全球证券市场总值的11%。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快、投资收益高，从而把大量的国际游资吸引过来。当时机成熟的时候，国际投机游资便揭开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序幕。
二、国际游资运作中的自由性和公平性
国际游资及其运作具有强烈的“自由性”色彩，而国际游资运作的自由性，又常常体现为与公平性的对峙。国际游资之所以肆意炒作诱发金融危机，与其运作中“自由与公平”的失衡密切相关。
（一）自由准则与国际游资
自由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旗帜，被资产阶级冠之以特定的内容，并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之后，贯穿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金融自由”，是把发达国家界定的“经济自由”延展于国际金融领域中的具体表现。
在近现代西方经济学中，众多经济学家把自由理念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与经济运作结合起来，在理论上和现实上都产生了重大影响。20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其《资本主义与自由》、《自由选择》等著作中，明确阐述了经济自由和金融自由的观点。具体提出“金融自由化”概念的，是美国学者爱德华·S·肖和罗纳德·I·麦金农于20世纪70年代初在其发展经济学论著中提出的。其主要立意，是指政府应该放弃对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过分干预，实现利率自由化和汇率自由化，以促进经济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后，私人投资急剧发展，国际金融制度和运作机制也发生相应变化，要求金融开放的呼声日趋强烈，这一社会背景使金融自由化的内容进一步扩展。1.资本流动自由化。表现为取消外汇管制，外汇可以自由地流进、流出，外资在国内的投资利润可以自由汇出，短期资本可以在国际间自由流动。2.金融管理、控制的自由化。要求取消以往为了保护本国经济和金融而采取的一系列管理、控制手段，如对外国机构在国内银行控股的限制（一般不能超过51%的控股权），对股票控股权的限制（不能超过50%），对保险公司的控股限制（不能超过30%），对金融投机的限制，等等。所有这些，都因为与“金融自由化”准则相背离而被取缔。3.金融机构自由化。要求放松对国内外金融机构的审批限制，使外资在国内设立金融机构或分支机构由许可制变为注册制，并享有国内金融机构的同等待遇。4.金融业务范围自由化。主张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可以相互渗透，银行可以从事保险业，可以经营股票和证券业务；保险业也可以从事银行业务等。
金融自由化作为发达国家金融运作的基本理念，已经贯穿在现实的国际金融活动中。国际游资运动的自由性，不过是金融自由化准则之具体表现。金融自由化的趋势和要求，客观上“哺育”了国际游资，主观上引导着国际游资的活动。可以说，没有自由性，就没有规模效应的国际游资。自由性既是国际游资产生的土壤，也是国际游资的活动特征，自由性准则和理念当然也是庇护国际游资投机的“尚方宝剑”。
（二）国际游资运作中“自由与公平”的对立
尽管从理论上说，自由和公平同为人类伦理的重要准则。但是，二者不是共生的，在特定条件下，自由的不一定是公平的，公平的也不一定是自由的。在今天的现实社会，个体的自由尚不以公平为前提，亦不谋求与公平的吻合，甚至，在某些条件下，个体自由的实现以公平的显失为代价。尤其是把个体自由放入经济领域时，这种自由与公平的冲突有时很明显。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分析经济过程中的自由和公正问题时也强调：“个人有追求自利的自由（在约束条件下），不需要经过他人的许可，也不会受到他人的阻碍。但是，必须认识到，这些权利的存在并不表明，通过自利行为来行使这些权利就是伦理正当的。”就国际游资的运动而言，自由与公平的背离同样在。国际游资是“自由”的，但其自由性并不能表现其公平性。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国际游资运作过程中自由与公平的对立，从多方面表现出来：
1.其运作目的上表现出来的矛盾。国际游资的活动目的是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在国际游资的运作过程中，“双赢”的场面不是没有，但更多的是一方的“大赚”往往建立在另一方的“大赔”基础上。当国际游资有攫取高额利润机会时，它通常是不会顾及公平性而放弃投机的。可以说，在国际游资的运作目的上，自由和公平没有放在同一天平上。从资本的本性看，投机者充分利用自由，这是正常的，但是这却可能是不公平的。大量事实说明，当国际游资操纵者携巨额利润隐身而退时，往往是其影响国的金融危机爆发日。据美国《商业周刊》报道，在美国的量子基金冲击泰国货币的时候，仅一个月时间，量子基金的纯利增长27%，是上半年的1倍。量子基金积累了巨额财富，而其行为却导致泰国乃至东南亚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
2.其“游戏规则”所显示的矛盾。由于金融全球化是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支配和主导下的金融全球化，由发达国家制定的游戏规则自然倾向于维护自己的利益。表面上看，对于国际金融活动的参与者而言，国际游资的“游戏规则”是共同的，自由是“共有”的，但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没有共同的对话平台，他们实际享有的自由就不同，得到的利益也不同，这导致同一规则下的不同后果，是事实上的不公平。国际游资的自由运动，实际是一种利益交换，在此交换过程中，发达国家拥有成熟的经验、完善的机制和健全的管理，这些是发展中国家不具备的。这意味着，按照现在的“游戏规则”，发达国家得到了大部分利益，发展中国家承担了大部分风险。由发达国家所操纵的国际游资，正是利用了它们在经验和资金上的优势，利用“游戏规则”表面上的公平，在自由的旗号下进行着实为不公平的交易，其极端表现是蓄意在一些国家掀起金融风暴以获取暴利。
3.其活动方式所体现的矛盾。在“金融自由化”的浓郁氛围中，对国际游资的限制和制约日趋减少，国际游资的活动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其中不乏花样翻新的投机手段，这些投机手段往往践踏了公平准则。单纯以经济眼光审视这些国际游资的金融运作，无可厚非：利用国际游资进行投机，依照“高卖低买”的原理来获取巨额利润，合乎经济规则，尤其是吻合了资本赢利的需要。但是，以伦理尺度衡量这些金融运作，特别是它可能或者正在导致一国的经济崩溃、社会动荡时，国际游资的“自由”运作是对公平的破坏和亵渎。
以上说明，在国际游资的运作过程中，自由与公平的失衡已经比较严重，它们构成了国际金融危机产生和爆发的一个深层原因。金融自由化的氛围和宽松的规则，为投机者提供了适宜的外在环境，公平准则的淡化削弱了资本运作的内在制约。当国际游资为牟取暴利而肆意利用“自由”时，疯狂的炒作带来的不仅有他们的赢利，还有别人的灾难乃至世界性的金融危机。
三、对国际游资之经济、道德思考
（一）国际游资运动中自由与公平的联系性
据上所论，国际游资的自由性和公平性有明显的矛盾一面，但在二者“对立”表象的背后，它们又有着深层次的内在统一。
自由与公平作为伦理和社会发展准则，有着内在的统一。从伦理学和社会发展的角度看，自由和公平是重要的伦理准则，是人类追求和向往的理想社会状态。作为行为准则，自由和公平体现了人的高尚的社会属性；作为社会发展的文明标志，自由为人们解放自我、实现公平铺平了道路，而公平的社会条件又为人们真正进入自由王国奠定了基础。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没有自由时，公平就无所体现；当公平被亵渎时，广泛的自由就是空谈。自由和公平，是人类进步的两把尺子，它们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从不同角度展示着人类文明进步的程度。
自由和公平的这种关系，在不同的领域中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在国际游资的运行过程中，它们的联系性通过它们的相互制约性表现出来。国际游资的初始目的是加快资金流动，更快地、更多地满足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在金融自由化的初级阶段，即在发达国家的相应发展历程中，它发挥过显著的积极作用。即便是发展中国家，它的早期作用也主要是正面的。但是，随着国际金融资本的扩张和影响力的扩大，尤其是国际游资释能的增强，它的负面作用日渐显现。原因之一，是一些国际游资在滥用自由的同时，将公平准则扔在了一边。当国际游资的投机活动背离公平的道德准则甚远的时候，经济的惩罚往往同期而至。
对于被冲击的一方来说，往往遭受巨大危害：国际游资的恶意炒作，使外汇储备大增大减，股市大升大降；国际游资的大进大出，冲击汇价，使汇价水平扭曲，引起外汇市场的大起大落；国际游资的蓄意运作，与各国的货币调控政策反其道而行之，削弱甚至破坏该国的宏观调控；国际资本的流动，使国内的某些社会资源或某些行业，甚至是该国的经济命脉被对方控制。所有这些都可能诱发金融危机，阻碍该国的经济发展，影响国家的政治稳定。
对于投机一方来说，“玩火自焚”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如美国的套期保值基金，当它通过在世界各地的自由流动和投机，汇回巨额利润时，美国金融管理当局没有把对套期保值基金的监管当做一回事。但是，当“老虎管理基金”和“量子基金”在祸害他国的同时自身出现巨额亏损，“长期资本管理基金”也面临严重问题，濒临倒闭时，美国金融管理当局才意识到，套期保值基金在损害别国利益的同时也有可能损害自己的利益。
（二）强化国际游资的公平性
在国际游资的运作中，自由性和公平性是共同需要的，相对自由性的发展而言，国际游资的公平性是薄弱环节，强化国际游资运作中的公平性，是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时代课题。对于国际游资的公平性的关注，可以从两个角度分解。
1.从内在要求而言，有必要提高国际游资操作者的道德水准，强化其金融运作的公平性。国际游资作为单纯的经济现象，本身无所谓道德的和不道德的。但是，国际游资的操作者是人，人是有道德分野的。操作国际游资的投机家们，在人的定位上是双重的，他们既是经济人，又是一般意义上的人。作为经济人，他们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是谋取高额利润；作为一般意义上的人，则必须受道德和法律的制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人应该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谋取利益。合法是硬性要求，是“必须”；合理更多地体现为道德倾向，是“应该”。合法，对于国际游资的操作者来说似乎问题不大，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他们熟知并尽量奉守各种相关法律的“游戏规则”。但是，“合理”则常常被国际游资的操作者有意无意地忽略。国际游资的操作者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可能利用宽容的、自由的“游戏规则”，置道德准则于不顾，铤而走险，兴风作浪。
值得注意的是，与全球化相匹配的“金融自由化”，使国际上对资本的自由流动予以极大的宽容，使国际游资的“游戏规则”吻合发达国家的牟利需求，与之配套的各国法律、法规亦对国际游资的自由不予刻意限制。这一切，使“合法”的外延十分广泛，也使“合法”不能有效地制约国际游资的恶意投资行为。如果仅仅按照“合法”（或合乎“游戏规则”），我们不能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危机“归罪”于国际游资，因为从法律的严格立场上讲它无罪可言。但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其他金融危机带来的严重社会后果，何止一般的杀人放火之罪可比？至此，它涉及的有德与无德、公平与不公平的问题，远比罪与非罪的问题更加尖锐。
当法律对投机者的行为无奈时，道德调节的空间是巨大的，关注国际游资操作者的道德素质，促使他们公平地运作国际游资，是国际游资健康运作所必须的。作为社会意义上的人，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它只能是不损害他人利益前提下的自由。当这种自由以众人的不自由和利益损失为代价时，这种自由是不道德的，必须加以限制或制裁。同时，即便是作为“经济人”，他们在承担赚钱的责任的同时，还必须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维护社会的公平和公正，并以此为尺度衡量自己的道德良心。
要求国际游资的操作者在自由牟利的同时兼顾公平，这不仅是为人准则，也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人的道德素质决定着经济活动中道德成本的大小，决定了金融活动的最终效应。当那些国际游资以公平为代价牟取暴利时，以人类共同发展来衡量的效益就大打折扣，或者呈负效益。
2.作为发展中国家，要立足自身立场，强调国际游资运作中的公平性。利益的冲突是激烈而尖锐的，利用国际游资谋求利益，现在已经不是个别私有资本的事情，在特定时期，它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利益。
目前，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活动中尚不具备与发达国家同等对话的能力，但是，强化自我保护意识，提倡国际游资运作的公平性，是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做到的。值得一提的是，强化国际游资的公平性，应与国际金融规则结合起来，使其制度化，形成硬性的制约力量。尽管国际游资的“游戏规则”基本由发达国家制定，但是发展中国家长期的、坚决的呼吁应该引起规则制定者的注意，最终把公平准则更广泛地融入国际游资的活动规范中。把自由与公平结合起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它们参与金融全球化过程的一个福音。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应立足自身立场，对国际游资的自由性和公平性有一个正确认识。我们应该认识到，积极利用国际游资和防止国际游资带来的风险，对于国家的经济发展同等重要。我们既没必要片面夸大国际游资的风险，也没必要刻意淡化国际游资的风险。我们应该立足于自身利益，在按照国际规则给予国际游资应有的自由的同时，关注、呼吁、强调国际游资的公平性。这不仅是维护国家利益的需要，也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所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