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国初期的腐败频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频度论文,腐败论文,建国初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5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26[2002]04-0064-04
“三反”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场彪炳史册的反腐败运动。毛泽东之所以发动这场运动，主要在于他意识到当时中国的腐败频度已经相当高了。本文考察的是这一时期腐败的高频势态及其发生的原因。
腐败的高频状态
如何克服执政状态下的腐败现象，对于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新的考验。有些民主人士担心中国共产党跳不出“政权兴亡周期率”。毛泽东、刘少奇清醒地意料到执政后将要生成的腐败高频势态。果然，中国共产党进城刚两年，就出现了“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注：《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90页。）1951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华北局负责人薄一波、刘澜涛向中央报告了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的查处情况，引起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第二天，毛泽东批转了这个报告，指出：“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1951年12月“4日晨”，中共北京市委向毛泽东和党中央报告了北京市工作人员中的贪污现象。毛泽东当天“二十时”审阅了该报告并批转至县团级。毛泽东和党中央如此重视该报告，是因为该报告显示出的腐败频度已相当高了。
中央机关的情况如何呢？1952年1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简称中节委）主任薄一波代表中节委在中央华北局机关以及北京、天津两市干部大会上所作的《为了深入地普遍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而斗争》的报告中指出：“从一个月来所发现的材料看，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现象不是个别的。”（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23页。）贪污、浪费现象的普遍存在，是和各单位领导的官僚主义分不开的，有些领导同志沾染了官僚主义作风，整天高高在上。10天后，即1月19日，根据中央各机关不完全统计，已发现有贪污行为者1万人左右，其中贪污在1亿元（注：这里的“亿”是旧币，1955年3月1日后，使用新版人民币，旧币1万元折合新币1元，下同。）到10亿元的有18人，1千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130人，1百万元左右的占80.5%。因贪污浪费等原因被撤职的50人，被逮捕的8人（注：孙慧荣：《打虎的特殊战斗》，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63页。）。又过10天，到1月29日，从中央各机关抓获大贪污犯161人，有了明确对象的还有202人，再加上一些可能的线索，总计至少有400到450人。即使不将中小贪污统计在内，单单中央机关大贪污分子贪污的款项，至少要达到1千亿元左右。1千亿元有多大价值呢？薄一波在1952年2月1日的北京公审大贪污犯大会上算了一笔帐，也就是按照目前国际流行的平价购买力方法计算了当时的腐败频度。他说，1千亿元“可以买一亿斤粮食，可以买八百万元白洋，可以买十万两黄金，可以供给二十八万人吃一年，可以买三万纱锭的全部设备，可以买六十六架战斗机，可以买十万担棉花，可以买三十四万五千疋细布。这绝不是一个小的数字。如果把全国贪污分子所贪污的数字，都加起来，应当不是几千亿元，而是几万亿元。”（注：薄一波：《在北京公审大贪污犯大会上的讲话》（1952年2月1日），《新华月报》，1952年2月号，第4页。）
各地方的贪贿势头同样令人吃惊。刘澜涛在华化区节约检查委员会上的报告中说：华北区于1952年2月1-10日处于“三反”运动的第一战役阶段，到12月5日，短短几天里，“察哈尔省南专区一级查获大贪污犯七十个，阳原一县即查获二十八个（内有贪污一亿元以上的六个）。平原省武涉县查获二十七个。”（注：刘澜涛：《在在华北区节约检查委员会上的报告（摘要）》，（新华社北京1952年2月7日讯），1952年2月号，第16页。）1952年1月12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怎样在财政系统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指出：“两年来西南财政系统中已发现的贪污人员数达四千八百一十六人，贪污现款三百二十三亿元，粮食四千万斤。”饶漱石在1951年12月17日华东一级机关干部大会上的“三反”动员报告中说：“到1月23日，华东一级机关已坦白有贪污行为的人数在一千万元以上的有一百一十三人。我们可以看到：贪污腐化、铺张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恶劣作风在猛烈地侵蚀着革命队伍，并且在许多地方已侵入到人民政府机关和企业机关里面，甚至在个别地方侵入了战斗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里面来”。他还讲到，据不完全统计，到1951年1月11日为止，华东一级司法监察机关所直接处理的贪污案件中，即达179件，贪污总数达人民币288亿元。又据华东人民监察委员会1950年6月至1951年11月处理贪污案件的统计，因个人贪污而造成国家财产的损失，多达人民币1242亿元。1951年12月22日，罗瑞卿在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党员干部大会上所作的《在公安系统内部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中说：从许多地方的材料来看，贪污腐化、浪费和官僚主义的现象确实是十分严重的，“以至于必须发动一场同镇压反革命一样的大斗争，必须发动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群众运动，才能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才能彻底扫除过去的反动统治者的残余。”（注：罗瑞卿：《在公安系统内部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1951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
其他中央局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西北局于1951年12月11日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党内享乐腐化思想确实增长起来，贪污蜕化已成为主要危险”；1951年12月13日西南局给中央的报告中也认为，干部腐化贪污的现象极为严重。1951年8月31日，高岗在东北一级党员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说：“这些贪污分子中，严重者已深堕泥坑，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品质而蜕化为偷窃国家和人民财产的盗贼了。”“这些问题严重不严重呢？毫无疑问是很严重的。”（注：高岗：《反对贪污蜕化，反对官僚主义——八月三十一日在东北一级党员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东北日报》，1951年12月1日。）
以上材料是“三反”运动动员阶段的成果。1952年1月19日后，“三反”运动进入集中力量“打虎”（注：“虎”特指贪污犯，贪污额1000-5000万元的为“小虎”，5000-1亿元的为“中虎”，1亿元以上的为“大老虎”。）阶段。从“打虎”的战果来看，这一时期的腐败处于高频状态中。1952年1月30日，中央财经委副主任李富春在中央财经委党组汇报会上做了“打虎”总结报告，报告中提出了“大老虎”的标准（注：李富春的报告提出“大老虎”的标准是，（一）个人贪污一亿元以上；（二）贪污不满一亿元，但对国家经济损失很大者；（三）不满一亿元以上的集体贪污案的组织者、主谋者；（四）贪污在五千万元以上，但性质严重，如克扣经济款，侵吞抗美援朝捐款者；（五）全国解放时隐瞒吞没国家财产或官僚资本未报，价值在一亿元以上者。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134-136页。），2月2日，毛泽东同意并批转了这个报告。根据“打虎”要求，全国进行了“大老虎”的搜寻工作。到2月5日，浙江省捕获48只。到3月11日，东北全区捉到4122只。到3月15日，西南全区地方系统捉到“大老虎”5457只；到3月份，中南全区捉到“大老虎”5000只；到4月1日，华北全区捉到“大老虎”5600只，仅此四大区捉到“大老虎”超过20000只（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北京，中共中央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145页。）。
最能说明此时腐败频度的是“三反”运动的总结报告。1952年6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朱德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作的《关于全党纪律检查工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在“三反”期间，据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华东五个中央局的汇报，上述五大局参加“三反”运动的国家工作人员共3122437人，其中查出有贪污行为者1226984人，占参加运动总数的39%强。截止到1952年6月初，已确定将要受行政处分者2.3万多人，占贪污者总数的18%强，受到各种不同刑事处分者59182人（缺东北），占贪污人数2%强。在贪污分子总数中，有党员202683人，占总数的16.5%，其中有6万左右的党员要受到党纪和政纪处分，2万左右受到开除党籍处分。4029人被逮捕，其中有省级或相当于省级的干部25人，占被逮捕的0.62%；地委或相当于地委一级的干部576人，占14.3%；县委或相当于县委一级的干部3428人，占85%（注：参见王关兴陈挥：《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3月版，第186-187页。）。
1952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在《关于结束“三反”运动和处理遗留问题的报告》中，对“三反”成果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军队除外）参加‘三反’运动总人数三百八十三万六千多人，共查出贪污分子和犯贪污错误的一百二十万三千多人，占参加“三反”运动总人数百分之三十一点四；其中共产党员十九万六千多人，占贪污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六点三。贪污一千万元以上的十万五千九百一十六人，占贪污总人数百分之八点八。贪污分子和犯贪污错误的人中，已做处理的一百零七万八千多人，占总人数百分之八十九点五。在尚未处理的部分中，一部分案件涉及政治问题，应转公安部门处理。……上述各项数字的时间较早，目前估计已基本上处理完毕，未处理的仅是少数（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385页。）。
腐败处于高频状态的原因
建国初期，正值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经济成分复杂，国营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私人经济、小生产并存。非公经济与公有制经济之间发生激烈的矛盾。代表国营经济的人民政权对私人资本主义采取允许合法发展，限制自由泛滥、惟利是图的政策。资本家是资本的化身，有些资本家本性难改，往往采用请客送礼、行贿、美人计等方式，向人民政权进攻，对国家工作人员拉拢腐蚀，采取“拉过去，派进来”的手法，寻找代理人。实际上，这一时期的腐败与反腐败斗争是新民主主义国家与私人资本主义之间的限制与反限制斗争的一个表现。
“五反”运动是与“三反”运动配套开展的。为什么开展“五反”运动？这是因为“三反”运动过程中，贪污行为，“尤其是大规模的贪污盗窃行为，大多数是由资产阶级派进来或拉过去的内奸分子和外界的不法商人、资本家勾结起来，共同进行的。这一事实表明：大量的贪污盗窃现象的发生，决不仅只是贪污盗窃者个人的品质问题，而主要地是资产阶级向革命阵营猖狂进攻和严重侵蚀的结果。这种进攻和侵蚀，已经使许多革命干部完全变质，蜕化到与国民党官僚机构很少区别。”（注：《人民日报》社论：《克服左倾思想，夺取反贪污斗争的彻底胜利》，《人民日报》，1952年2月16日。）1951年11月1日，东北局在写给中共中央的《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中说：“从两个月来所揭发的许多贪污材料中还可以看出：一切重大贪污案件的共同特点是私商和蜕化分子相勾结共同盗窃国家财产。”报告特别举例了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医政处长李廷琳勾结私商光明药行经理丛志丰共同作弊，总计使国家损失人民币约61.3亿余元。“这充分说明，资产阶级私商对我们个别的引诱、侵袭几乎无孔不入，而我们的各种制度还很不严密。”（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北京，中共中央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162页。）上海的大康药房经理王康年在药房里设了专门拉拢腐蚀干部的“外勤部”，1951年记录在册的“交谊费”是一亿九千多万元，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贿赂干部的。据他自己交代，曾经向52个机关里的65个干部行过贿。时任重庆市人民政府市长的曹狄秋在《重庆资产阶级是如何有组织地向工人阶级、向共产党、向国家机关进攻的？》一文中提出：资产阶级已到了猖狂的地步，私营钢铁业的资本家组成了向国家经济事业大举进攻的指挥机构：星四聚餐会。以它为中心，又设立了“星五聚餐会”、“星六聚餐会”、“造船小组”、“十一厂联络处”和“会计师座谈会”等，企图垄断市场，垄断加工定货。星四聚餐会采取“派进来”特别是“拉过去”的办法，在国家机关里布置了大量的“坐探网”。钢铁业的“造船小组”，收买国营工厂的外包工程师、监督加工定货业务的工商局负责人等，有计划地、统一地抬高工价和材料费，偷工减料，拖延交货日期，甚至要国家把“拟定中的造船计划”向他们填表报告，“否则各会员厂拒绝修造（注：林里：《从“星四聚餐会”的罪恶活动来看资产阶级对国家机关有组织有计划的进攻》，《新华月报》，1952年3月号，第21页。）。从中可以看出，资产阶级的进攻已到了如何疯狂的地步，他们要把国家机关变成他们谋取暴利的工具。
资本家在“三反”运动中暴露出的问题，引起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警惕。毛泽东在谈到开展“五反”（注：“五反”是指党领导的为配合“三反”，在1952年向不法资产阶级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和反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的动因时说：“在这一年多时间内，大家对资产阶级不够警惕。资产阶级过去虽已挨过一板子，但并不痛，在调整工商业中又嚣张起来了。特别是在抗美援朝加工定货中赚了一大笔钱，政治上也有了一定地位，因而盛气凌人，向我们猖狂进攻起来。现在已到时候了，要抓住资产阶级的‘小辫子’，把它的气焰整下去。如果不把它整得灰溜溜、臭烘烘，社会上的人都要向资产阶级方面去。”（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北京，中共中央出版社，1991年版，第165-166页。）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改良主义的通知的决定》中认为，反动统治阶级的残余作风和资产阶级的腐化影响“猛烈地侵蚀我们，以致我们的许多工作干部发生了贪污、盗窃和浪费国家财产的严重现象”。毛泽东添加了这样一段话：“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535页。）。
旧中国乃至几千年封建社会的腐败风气对于建国之初的腐败高频度发作也起了一定作用。国民党统治区的腐败文化集中国历史上腐败风气之大成。新中国成立时，管理干部奇缺，留用了一批旧机关里的工作人员，还招收了一批旧工作人员参加新中国工作。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将过去的贪污恶习带到新政权里来。1951年12月4日，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并华北局报告说：在已发现的650名贪污分子中，留用干部和新干部（新干部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新招收的旧人员）514名（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497、149-150页。）。1952年8月13日政务院第148次政务会议批准的司法部部长史良所作的《关于彻底改造和整顿各级人民法院的报告》中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干部共约28000人，其中有旧司法人员约6000人，约占总人数的22%。特别是不少大中城市及省以上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中，旧司法人员更占多数。上海市人民法院104名审判员中有旧司法人员80名，天津人民法院120名审判员中有旧司法人员97名，沈阳市8个区人民法院共26个审判员中有旧审判人员23名。至于有些解放较晚的地区，人民法院则基本上仍是旧的。据武汉、广州、广东、江西法院及广西全省各级人民法院的统计，旧司法人员中的反动党、团、特务分子共占旧司法人员64%。而太原的这一比例则是83%，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贪赃枉法分子。据上海、南京、杭州三城市法院和苏南全区统计，在法院系统的贪污分子中有59.52%是旧司法人员，而在全体旧司法人员中有50.09%有贪污行为。国民党法院贪赃枉法的恶劣作风被这些人带进人民法院来了。旧司法人员中很多存在着严重的旧法思想和旧司法作风，在处理案件中，没有革命立场和群众观点，敌我不分，按旧法判案，推拖作风，因而办案中不断给人民群众造成重大损失。人民法院中有些老干部在思想上被旧司法人员、旧法观念所俘虏与侵蚀，甚至堕落蜕化（注：史良：《关于彻底改造和整顿各级人民法院的报告》（1952年8月13日政务院第148次政务会议批准），《新华日报》，1952年9月号，第33页。）。
这一时期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存在着较严重的问题。1951年3月28日，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会议上的报告中说：“党员最近两年内增加了二百七十多万人，最近五年内增加了四百七十多万人”，在这种情况下，投机分子、破坏分子也在想方设法钻入我们的队伍来，他们为什么能够得逞？“由于我们党的高级领导机关在过去对于接受党员的工作没有实行严格的控制与检查”，“许多党的下级组织任意地降低了接受党员的条件，对被接受者的历史和政治面貌没有事先的严格审查，也没有对他们认真地实行过关于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教育，没有在接受党员的工作上实行严格的计划与报告请示制度。”（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535页。）朱德在1950年5月6日的中央直属系统党、政、军、群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联度会议上的讲话中，分析党员干部违反纪律的行为在执政后所以特别严重的主客观原因，是“我们党内的教育、党内的生活、党内的制度，特别是党内纪律的执行等方面，都还存在着许多严重的缺点。”“党内的制度有些组织和系统执行得不够严格，如请示报告制度就不按时认真执行，有个别的系统到现在还存在着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严重现象”（注：《朱德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287页。）。
思想松懈，对取得执政地位后可能发生的腐败丧失警惕，是一些党员干部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击中的思想原因。由于革命胜利，容易使一些党员干部政治麻痹，思想松懈，骄傲自大，看到大城市里花花绿绿的世界，便眼花缭乱起来，在衣食住行方面样样比阔绰。陈云在1954年2月10日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说：“大家是为革命而来的，还是为做官来的呢？回答这个问题也容易。起初是干革命来的，以后是革命加做官，既革命，又做官。后来官越做越大，味道也越来越大，有些人就只想做官，不想革命了，把革命忘光了。在胜利了的国家里，有电影，有照片，开会时热烈鼓掌，阅兵时可威风啦。火车站欢迎的时候，送鲜花，夹道欢呼。物质享受是很具备的，很可以腐化。以前在瑞金、延安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注：《陈云文选》(1949-1956)，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0页。）
有必要指出，在研究这一时期的腐败频度时，必须用辨证的观点。1952年1月9日，薄一波在北京天津两市干部大会上讲到：“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不是比国民党统治时期扩大，也不是和那时一样，而是缩小得多，只是比革命胜利以前的解放区却是发展了。”（注：《薄一波文选》（1937-1992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171页。）从这一段话可以看出，衡量建国初期的腐败频度存在着两个参考系：一是与国民党时期相比，比较的结果是我们建国初期的腐败频度处于低频状态；二是与我们的解放区相比，建国初期的腐败频度处于高频状态。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了艰苦奋斗、勤劳为民、立党为公的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毛泽东说过：“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风；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发国难财的。”（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7页。）这种作风已在共产党中形成一种文化，以至于共产党几乎成了廉正公明的象征。有不少民主人士在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解放区后，被勤劳质朴、民主安定、廉洁奉公、政治清明的新气象所感染。可以说，由于用革命根据地、解放区作为对照物，凸现出建国初期腐败的高频状态。毛泽东绝不容忍腐败寄生于共和国肌体上，果断发动了“三反”与“五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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