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整合模式及其影响探析*
章征科
摘 要： 传统中国历史演进过程经常发生治乱循环，但其社会结构却长期保持不变，王朝政治也相沿数千年，究其原因在于中国历代王朝形成了独特的社会整合模式。它是由家天下行为的主客体结构、综合性的统治思想结构、君权至上的复合权威结构、围绕中央地方关系形成的大一统社会空间结构以及由制度体系—文化符号体系—政策体系结合而成的治理体系结构组成。这一独特的社会整合模式对中国王朝政治的长期延续、多民族国家的长期统一以及中华文明的长期繁荣起到稳定器和润滑剂的作用。但这一社会整合模式也存在皇权承继的不稳定性、运行的随意性、制度或政策长期运行导致的合理性缺失、权威道德维系的约束力不足等内在的局限性。
关键词： 超稳结构；社会整合模式；王朝政治
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学者们进行了不同的分析。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熟人社会，形成了以礼治为核心的“差序格局”。金观涛在《兴盛与危机》一书中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由封建政治、经济与文化结构形成的“超稳定系统”，但无组织力量的存在会影响结构的适应性。还有学者指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种“蜂窝型结构”，“在农耕时代，中国社会像一个硕大无比的蜂巢，由无数个蜂室组成”［1］。中国传统社会几千年来社会结构变化都很小，总体上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一体化形成宗法社会结构。产生这一状况的原因在于中国历代王朝时期形成了别具特色的社会整合模式。尽管中国历代王朝的历史进程经常发生一治一乱的循环，但中国传统社会整合模式在不同的王朝还是能比较完整地保存着，从而对中国王朝政治的长期延续、多民族国家的长期统一以及中华文明的长期繁荣起到稳定器和润滑剂的作用。
一、中国王朝社会整合模式的结构
中国历代王朝在历史演进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社会整合模式，它围绕解决王朝政治中王权（皇权）长期延续的问题展开，形成了内容丰富的复合结构。
Raven和李笑都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辆小黄车日均单（一日平均收入）是2.5元左右，这意味着每天每辆车的成本控制在3元以内，才有不亏损的可能。但实际成本非常高，即使除去车辆成本，实际的运维成本也远高于这个数字。运维成本主要是四个部分，即仓储、物流、投放、修理，以北京为例，北京大概有150万辆单车，每天仅投放调度（如调往地铁站）的支出就近200万元。
（一）从行为主体来说，形成君—官—士绅—民的家天下主客体结构
最高统治者先秦时期是王，秦汉以后是皇帝，也称天子，具有绝对权威，即“礼乐征伐自天子出”［2］198，“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3］175。官员是辅助王或皇帝处理国家各项事务的人，有中央官员和地方官员之分；士绅往往是地方家族中最有影响者，并有一定的身份，如退休的官员或有一定的功名；这里的民并非仅指普通的平民百姓，而更重要的是指参与基层社会组织的成员和从事乡里教化的人，即通常所说的乡贤，如里正、团正、塾师等。
君主处在天下之中心地位，是万民的主导。荀子说：“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摠（总）也，民之父母也。无君子则天地不理，礼义无统；上无君师，下无父子，夫是之谓至乱。”［4］80君主也是统一臣民思想意志的权威，即墨子所说“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率其国之万民以尚同乎天子”［5］41。通过儒家所强调的“正名”构成社会等级秩序和责任关系，君主视臣民如子民，臣民视君主如慈父，由此确立君臣民之间庇护与依附的关系，进而形成《礼记·礼运篇》所说的“以中国为一人”的主客体结构，实现天下的长治久安，“天子出令于天下，诸侯受令于天子，大夫受令于君，子受令于父母，下听其上，弟听其兄，此至顺矣”［6］187。
社会整合需要有思想支撑，传统中国社会整合的主要思想资源有以下几种。
（二）从治国观念来说，形成身体政治论、家国一体论、礼义教化论、恩威相济论的统治思想结构
传统中国是家天下，治国如治家，家齐国治天下平。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7］150这一表述清楚地概括了传统中国政治结构的“家国同构”特色。在这个结构中，处于社会基层的士绅作用显著，费孝通、张仲礼的研究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有研究者还通过对清代乡村塾师的教化实践的研究，强调清代的乡村塾师教化实践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化民成俗的作用，对基层社会稳定有深远的影响［8］。这样传统社会就形成“缙绅信官，民信缙绅，如此则上下通而政令可行矣”的政治一体化结构［9］44。
夫权则是体现男性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主导作用与支配性地位，体现了家长制的权威，对君权、族权起固化作用。
君权与族权结合主要通过宗法血缘关系来体现。这一过程中通过祭祀先祖以继承祖先的权威，通过孝亲巩固现实形象。“血缘上称‘宗’，地缘上称‘君’，一身二任，既是族长又是君主，恰好体现了族权与政权的合一”［18］。通过尊祖孝亲强化家族凝聚力，张载在《西铭》中说：“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通过将血缘关系放大，《论语》说“泛爱众而亲仁”，“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2］4-5。在实际政治生活中，部分王朝有举孝廉方正的选拔机制，以及尊老的政策举措。如汉代，文帝曾下诏：“有司请令县道，年八十已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赐帛人二匹，絮三斤。赐物及当禀鬻米者，长吏阅视，丞若尉致。不满九十，啬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称者督之。刑者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14］100此举主要是通过孝亲尊老的示范作用沟通皇权与族权的联系。
北运河流域是北京市地跨区县最多、下垫面类型最多样、环境问题最复杂的大流域。已取得成功实践的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理念、经验、做法和模式从山区走向平原，从郊区走向城市，逐步推广应用到了大流域生态治理。本研究从北运河流域实际特点出发，基于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理念与方法，总结出了4类13项技术，形成适用于不同类型区的小流域治理技术体系。该体系中一部分技术遵循了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21项措施的做法，另一部分则是针对城市和平原区域的特殊情况提出的新经验，是对原21项措施的有效补充。
礼义教化论，自周代就非常注重的统治方式。是指通过统治者的道德示范和规范来引导民众服从社会秩序。孔子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者，敬而已矣！”［12］61《左传》云：“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13］43荀子认为“礼义教化，是齐之也”。杨倞注解说：“服其心，是齐壹人之术也。”他强调：“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摠（总）也。”但：“故赏庆、刑罚、势诈之为道者，佣徒鬻卖之道也，不足以合大众，美国家，故古之人羞而不道也。故厚德音之先之，明礼义以道之，致忠信以爱之，尚贤能以次之，爵服庆赏以申之，时其事、轻其任以调齐之、长养之，如保赤子。政令以定，风俗以一。”［4］147，152-153，155还说：“以善治者待之以礼，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4］73贾谊说：“礼云者，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人主之所积，在其取舍。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14］1965
2、耕地监测。监测结果表明，2012年库区耕地1251037.52亩，2017年1240650.22亩，五年间耕地面积减少10387.30亩。库区新增耕地主要是由于土地整治开发将部分林地、园地、草地等地类改造成耕地类型，库区耕地面积减少的主要因素是建设占用和水库淹没。
恩威相济论，是传统中国的治国方略。在治国实践中，统治者在强调天命道义的基础上同时采用高压和怀柔手段控制民众。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法家都主张统治民众可以用恩威并济的手段，只不过各有所侧重而已。儒家注重德治，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10法家强调严刑峻法，并注重因时而变。商鞅说：“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15］7韩非认为：“治民无常，唯治为法。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事宜则有功。”［16］679老子提出的“无为而治论”、墨子提出的“兼爱非攻论”也体现出统治术中“恩”的一面。
前二论是治国的基础理论，后二论是治国方略。由此通过道理、情理、德法关系的调整，构建起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内在秩序。
（三）从权威形态运行来说，形成神权—君权—族权—夫权的复合权威结构
中国历代王朝利用天人合一神圣论和通过神灵崇拜、祖先崇拜来强化现世统治者的权威。君权与神权合一主要体现为天人合一，统治者强调自己承继天命，把自己打造成上天的使者，天命的代言人，是奉天承运来统治国家和人民。朱熹认为在生民之中，“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11］2。张载在《西铭》中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17］82天人合一又以“道”来贯穿，确定现实统治的永恒性，“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14］2190。由此，神灵崇拜祖先崇拜形成的宗教及仪式也成为维护君权至上的重要资源。
家国一体论，强调皇帝是大家长，国是家的放大，家是缩小的国，通过家国一体，形成民众对皇帝权威的高度认同。并通过仁爱伦理观念构建人与人关系，“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11］6。亦即《礼记·礼运篇》所说的“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实现“以天下为一家”的政治格局。
身体政治论，将君臣民视为一个人的整体，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民为手足躯体鼻息，通过将君臣民关系拟人化，将政治力量形成一个共同体。东汉荀悦说：“天下国家一体也。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民为手足。”［10］4君主具有主导性，“君之在国都也，若心之在身体也”［6］198。
随着现代物质文化的发展,以及消费、价值观念的普及,患者在入院诊疗的过程中,对临床护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且随着我国老年人口的逐年攀升,糖尿病患者入院就诊人数在逐年增加,糖尿病患者临床治疗重“三分治,七分养”,因此糖尿病患者临床护理至关重要[1,2]。本次实验对我科2016年1月至2016年12月收治的88例糖尿病分别给予常规临床护理以及人性化护理,通过比较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观察探究个性化护理在糖尿病患者临床治疗效果中的重要价值。
这一权力体系在实践中体现为家长制的一尊地位。《礼记·丧服四制》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也。”黑格尔指出中国“基于家长制的原则，臣民都被当作未成年的孩子”，“一切要由上至下来领导和监督”［19］124。马克思在对中、印等东方国家的分析中指出了小农经济、家长制、宗法制与东方专制主义的关系：“正如皇帝通常被尊为全中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官吏也都被认为对他们各自的管区维持着这种父权关系”，“这一家长制权威”，是“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的精神联系”［20］691。
朝鲜诗人更加深入的接受是对黄庭坚诗风的领悟和学习。“尽管在宋代苏轼的诗歌成就或许超过黄庭坚，但黄庭坚可以说更典型地体现了宋诗的特色(不管是优点还是缺点)”[14](P1)。因此自当世始，就成为众多诗人学习的模范，如刘克庄认为黄庭坚“为本朝诗家宗祖”。朝鲜批评家也总结说：“文章所尚随时不同，古今诗人推李杜为首……自欧、苏、梅、黄一出，尽变其体。然学黄者尤多，江西宗派是已。”[10](8册《东人诗话》，P204-205)可见，山谷诗歌是适合并值得学习的。
（四）从区域空间治理来说，形成都（京畿）—郡（省、封国）—县—乡里的大一统社会空间结构
《诗经·小雅·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任何一个统治者也不可能单凭个人智慧和能力统治天下，每个最高统治者都需要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先秦主要是通过都鄙制、分封制形成中央与地方关系，秦汉后主要是通过郡县制（秦汉）、道州县制（隋唐）、行省制（元代创建，明清沿用）来确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同时强化思想的引领作用，以统一民众思想，以法制统一规范民众行为。秦代强调“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3］161。汉代同样关注大一统，“《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14］2648。董仲舒还特别强调思想一统，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14］2194这样国家就实现了政治上的集权，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上的整齐划一。马克思在分析亚洲宗法社会状况时认为：“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信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20］765但这种状态十分有利于王朝统治。
教养方式体现家庭中父母的文化水平、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家庭的教养方式有：父母对孩子过度保护，使孩子丧失基本的判断力和自理能力；父母对孩子过分干涉，使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没有自由；孩子出现错误，父母对孩子过分地辱骂、体罚、羞辱，使孩子产生恐惧心理和怨恨心理，缺乏安全感；父母拒绝孩子学习生活中的正常要求，使孩子的学习生活没有保障；父母适度地宽容，有耐心，有底线，有规则，这是家庭教养方式中较好的方式。在咨询笔者的案例中，一名抑郁学生有自杀意向，人际关系差，通过咨询治疗，有所缓解，笔者与其家长沟通，希望家长配合，但是家长表示孩子人际关系差不要紧。
中国传统社会整合模式以皇权政治为主导，以神权、族权、夫权为辅助，并通过符号体系、制度体系、政策体系维护的家天下结构，这一模式既反映了人类社会的一般过程，又反映了中国独特的历史进程。从一般性来说，一方面反映了城乡分离政治主导社会生活的进程。“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随着城市的出现，必然要求有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等，一句话，必然要有公共的政治机构，从而也就必然要有一般政治”［20］104。另一方面反映了农业社会行政权力主导有其必然性。因为“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20］678。从独特性来说，反映了战争与兼并对中国历史的深远影响，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主导因素之一就是战争，国家统一和王朝更替主要是通过战争完成的，王权或皇权在实际生活中至高无上，所受制约相对较小，能择道（选择治国之思想资源）、代法（以言代法、圣谕圣旨甚至比法更有影响力）、选官（根据自己意志与统治需要选拔职官）、驭学（通过教育体系控制读书人），这一模式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五）从统治实践过程体系来说，创建了制度体系—文化符号体系—政策体系有机结合的治理体系结构
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但又处在不断的分化之中，因此如何整合，是任何寻求社会稳定和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传统社会的统治者通过构建复杂的整合体系来寻求国家的长治久安。制度体系有皇帝制度、政府行政制度、官员选拔制度、军事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乡里和保甲制度等。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土地制度及赋役制度是联系国家与民众的经济纽带，乡里和保甲制度是国家构建的与一般民众发生联系的政治纽带，教育制度是联系国家与民众的思想文化纽带，这些制度反映王朝统治者的直接意志。
文化符号体系，如称谓、服饰、用具等主要反映个人、群体、阶层的身份角色和社会地位。君主的称谓、服饰、用具具有独特性、排他性、象征性，如皇帝用宫殿群、龙的形象，用黄色来体现自己的特殊地位，是皇权统治的神秘性的表征。天谴与祥瑞符号、祭祀与忠孝文化符号等在统治过程中也有特殊作用。《中庸》指出：“至诚之道，可以前知（预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23］705孙宝瑄指出：“《说文》示字，言天垂象风吉凶。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故遇祸福祯祥等字，皆从示，谓皆为社所示人。”［24］441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作为文化习俗将天道、君权与人道统一于一般民众的生活之中，使民众通过权威崇拜在其社会化进程形成对现成社会规范的遵守。
在这一权力系统中，组成基本政权结构的县级官员与社会权力的士绅乡贤是地方稳定与否的基础。吴晗、费孝通《皇权与绅权》一书、邱捷《知县与地方士绅的合作与冲突》一文对社会运行机制进行了研究。一般说来，士绅阶层是社会权力的掌控者，或直接参与里甲、书院、公局等组织，或对这些组织施加直接的影响力，这些组织形成基层社会的运行网络，对民众起着支配性作用，县级行政权力须通过这个网络才能实现对县境的有效控制。
政策体系主要体现为围绕制度实践的一些做法。如外交政策、户口政策、土地政策、税收政策、赈灾政策、教育政策、文化政策等。政策是统治者行使权力的表现。政策的合理性有效性是社会整合的重要条件。
二、中国传统社会整合模式的影响及其局限
所以金观涛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通过大一统官僚机构达到每一个县，乡绅自治作为中介，最后由基层宗法家族达到每个家庭，最终实现了农业社会的整合。由于官僚机构、士绅、家族三种组织层次均认同儒家意识形态，儒家意识形态构成三者间的内在联系纽带，传统社会形成“宗法一体化结构”。其他研究者也得出相似的结论：“乡村精英作为中介的重要性在于，他们既是社会主流价值理念（进而成为国家的价值理念）的感知者和认同者，也是乡村共同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他们体现了国家和乡村社会的相对分离，更体现了国家与乡村社会的某种合一。”［21］265这种合一主要是通过家族制度实现的，它将皇权政治治理与乡绅社会治理结合起来，使中国历代王朝统治有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也使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变得牢固并能长期延续，“东汉以下两千年，大家族是社会国家的基础，是社会的一个牢固的安定势力。不只五胡之乱不能把它打破；此后经过无数的大小变乱，社会仍不瓦解，就是因为这个家族制度”［22］。
（一）积累了丰富的治国安民的经验
传统社会整合模式在强调皇权至上的同时重礼义教化和法律规范。《礼记》云：“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意即治国安民，第一要务就是推行道德教化。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管子强调：“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其基础在于使民富足，即“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还要顺民心，即“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6］9，11。可见，社会整合中教化和安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法律规范也不可或缺，管仲说：“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6］234-235韩非认为：“法者，编著之于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16］525其后商鞅相秦，又改法为律，目的是“范天下之不一而归于一”。这样就实现了统治者的政治权威与道德权威、法治权威的统一。中国传统社会进程中还十分注重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为现实政治服务。唐太宗“三鉴”说是为明证。历朝编撰历史的目的也在于此。同时，历代王朝也注重利益导向和利益调节。在实际的统治实践中，大凡一朝开国之初，比较重视民生，轻徭薄赋，积极的还抵制豪强，实行土地重新分配。这既是统治者对儒家“重民”思想的肯定，也是对法家思想的继承。这样，历代王朝国家将道统、政统、法统、学统统一于政治生活中，使传统政治权威建立在以重民文化与利益合理调节的基础上而具有道义的合法性，从而保证王朝政治的长期延续。
（二）对多民族国家的长期统一影响深远
这一模式将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有机统一起来，有很强的包容作用。中国境内民族众多，如何将其统一于王朝政治之下，统治者除了运用战争征服的手段进行控制外，还采取了政治文化外交的手段，实现万邦来朝，天下和谐。政治上体现为分封制、郡县制、特别行政区，构建起复杂的科层制组织，并对少数民族实行“因俗而治”，清时实行改土归流，强调中央政权对少数民族区域的行政控制；同时修筑道路，沟通水系，统一度量衡，推动文化传播，统一思想，还通过土地制度、财税政策“编户齐民”将全国联系起来。这样就形成了由世俗皇权主导的，通过行政体系、交通体系、土地制度、宗法伦理为主体并结合其他思想资源等要素构建起来的统一的礼治社会，最后形成四权结合（神权、政权、绅权、夫权）上下尊卑等级关系和四民结构相协调的中心边缘相维护的政治—社会秩序。同时在长期的民族冲突与融合过程中，促使这一模式形成很强的内在凝聚力，从而巩固大一统的王朝国家。
排除标准：（1）合并耳部其他可能影响疗效评估疾病的患儿；（2）术后6个月内无法配合随访的患儿；（3）合并感染性疾病的患儿；（4）处于手术恢复期，合并严重外伤的患儿；（5）凝血功能异常，免疫功能异常的患儿；（6）肝、肾、心、肺功能严重不全的患儿。
（三）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比较松弛，使社会具有一定的自我修复能力
传统中国被称为“乡土社会”，维持其运行的就是通过礼俗的力量发挥作用而形成的“礼治秩序”，不过分依靠“横暴权力”。而且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总体上各区域相对封闭，皇权扩张一般只能到县级行政，即所谓“天高皇帝远”。因而基层社会多依赖血缘与地缘相结合，利用基层社会组织和宗族教化的方式进行社会控制，“乡土社会里的权力结构，虽则名义上可以说是‘专制’‘独裁’，但是除了自己不想持续的末代皇帝之外，在人民实际生活上看，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25］368。另外，中央与地方在传统社会实际上存在一定的权威分离现象，也使地方权威在地方治理上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由于互联网以及各种电子移动设备具有较高的便捷性，学生对互联网以及电子移动设备会产生依赖性，甚至部分学生出现成瘾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人际交往既是人们生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对于人类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也有着积极作用。但当前，部分高校学生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到网络虚拟世界，导致日常交流量大幅度降低，甚至部分学生将虚拟互联网当作高校生活的主要内容，出现了与现实生活相脱离的情况。当代电子设备的处理能力、计算能力不断加强，这些智能化的程序、设备在为学生的学习提供帮助的同时，也弱化了大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以及辨别是非的能力，不利于大学生的成长成才。
（四）促进了中华文化多样化的存在和中华民族的认同
传统中国，虽然强调思想统一，但由于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因为不同的朝代，或者是同一朝代不同阶段上的主流思想有差别，且很多朝代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和亲”“因俗而治”的政策，在礼（理）治过程中不同的等级也会形成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国文化不仅贵“和”，如中国古代思想家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26］515，而且中国文化也有求同存异的特性，这样使各民族、各地区在长期的文化互动、交流中形成同质化和一体化现象，文化之间有冲突有融合与发展，并通过语言文字的统一逐步整合成一个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模式。文化多样化反过来又促进中华民族认同。这也是中华文明没有像其他古文明出现中断的原因所在。
当然，中国传统社会整合模式也有其明显的脆弱性。一是皇权承继的不稳定性，运行的随意性，有其无法克服的内在痼疾。二是制度或政策的合理性问题。制度或政策随着时间流逝其合理性就不断减少。三是权威道德维系本身的约束力有效性问题。道德约束是一种软约束，统治者往往会因争权夺利将道德抛于九霄云外，这样道德的示范效用就失去了。四是思想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封闭保守性。五是历代王朝时代不同力量对皇权的挑战始终存在，一方面是天命无常观的长期影响，另一方面是权力集团、利益集团的存在。此外，社会发展与社会整合程度不足也有其负面的危害。中国历代王朝是农业社会，加上民族因素、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实际在地方形成“山高皇帝远”的状况，某种程度上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说的是“在缺少政治共同体的社会里，人们对原生的社会、经济组织——家庭、宗族、部落、村寨、宗教、社会阶级——的忠诚与对在更大范围内存在的政治制度所具有的公共权威的忠诚是两回事，前者与后者竞争，并且常胜过后者”［27］28-29。在这种社会里，无论领袖和个人，还是团体都热衷追求物质目标而置更广泛的公益于不顾。这是中国传统社会为何经常性形成割据势力和周期性动荡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程度有限，全国性共同市场并未形成，也会制约传统社会整合模式的效用。这种脆弱使传统中国社会整合模式在近代内外因素变化下走向瓦解。
余 论
中国传统社会的整合模式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进行了整合，形成了家国一体化的结构，成为历朝历代治国安民之基，体现了传统王朝的政治智慧，反映了中国古代治国安邦的系统思维。这一模式尽管有比较明显的局限性，但它对中国传统社会的长期稳定、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中华文明的延续起了积极作用。这一模式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一是在超大型国家，以集权政治主导的整合模式是必要的，具有历史必然性。二是在超大型国家，整合模式必须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三是在超大型国家，整合模式要具有自己的特色，能针对性地解决社会稳定和发展问题，有效防止离心因素的产生和滋长。四是社会整合模式应注意价值引领和实际可操作，因为作为治国安民之策，必须解决民心归属和民意适应，使其有效性能在实践中体现出来。当然，中国传统社会整合模式形成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历代王朝的社会结构也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所以在中国历代王朝虽存在发展的不平衡状况，但还是能比较完整地传承着。但随着中国近代社会空间交往的变化，新的社会主体因素的兴起，以及域外文明的冲击，传统中国社会整合模式失去了昔日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其整合功能在晚清“大变局”的背景逐渐丧失，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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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ntegration Model of Chinese Traditional Society and Its Influences
Zhang Zhengke
Abstract: In the course of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raditional China，the chaos control cycles had often taken place，but its social structure had remained unchanged for a long time，and dynasty politics had lasted for thousands of years.The reason for this was that traditional dynasty China had formed the unique social integration model.It consisted of the subject structure of the family-world，the compound authoritative structure of the monarchy supremacy，the comprehensive ideological structure of governance thought，the unified social space structure formed around the central-local relationship，and the governance system composed of the institutional system-cultural symbol system-policy system.This unique mode of social integration served as a stabilizer and lubricant for the long-term continu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dynasty politics，the long-term unification of multi-ethnic countries and the long-term persisten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However，there were inherent limitations in this social integration model，such as the instability of imperial succession，the randomness of operation，the lack of rationality caused by the long-term operation of institutions or policies，and the lack of binding force in maintaining authority and morality.
Key words: ultra-stable structure；social integration model；dynasty politics
中图分类号： D6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669（2019）02-0043-07
收稿日期： 2018-10-1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社会整合与新型民族国家构建研究”（16BDJ04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章征科，男，历史学博士，安徽师范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安徽芜湖 241002），主要从事中共党史、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研究。
［责任编辑/云 扬］
标签：超稳结构论文; 社会整合模式论文; 王朝政治论文; 安徽师范大学政治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