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重估”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再中国化”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7023(2009)01-0030-07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哲学问题的历史性重构过程
2008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和改革开放30周年。建国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共认的历史成就，积累了崭新而丰富的历史经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与问题。如何认识这60年与30年的中国问题、如何反思其中的中国经验，尤其是如何进一步从这些伟大而成功的时代实践经验中上升、提炼出经典的中国理论，这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课题。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专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经验总结的一个特定领域与对象的哲学，也是一个广义的中国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发展的过程与形态的问题。我个人倾向于将其理解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的一个重构过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中国现代性的问题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双向互动重构过程及其产物，是原初差异性很大的两个问题视域的冲突对话融合的过程与结果。
从严格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从来都不是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加上中国历史与现实的“个别”事例，也不是一般规律与特殊中国国情的融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决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等于特殊化，也不是传统化或儒家化，而是民族性、时代性、实践性的高度统一。首先，这个民族性并不是某种自在既定的传统文化事实，而是传统中国现代转型期的一个历史性的过程与事实。中国化其实是中国作为集体主体的历史记忆与现实反思意识的不断自我强化过程，是中华民族作为现代性主体、作为民族国家的主体认知逻辑的形成过程。只有一个来自于西方内部对现代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深刻内在性自我批判的思想，才能成为中国既离西方又仿西方而形成民族国家自我主体意识的创造性动力资源。由此来看，中国人自觉而迅速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个来自西方内部的批判的文化形态，就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了。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同时，实际上也形成了促进了中国民族性现代性的自我转换与形成。所以要问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得说马克思主义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了中国化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何种意义上成为中国现代性的一部分。中国化并不简单的是对现成理论的实践或者运用，而是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结构的改变。“中国化”是一个历史性的动词。中国化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的过程，也是中国改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过程的产物。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能止步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成果”或停留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经验总结”这个提法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必须“再中国化”。这个“再中国化”将是中国现代哲学文化整体与世界哲学的对话与融合的关系，是中国哲学在世界中的地位而不是世界哲学在中国，是中国民族哲学传统哲学现代性转换。没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哲学”，将不是严格完整意义上的中国现代哲学，将不是被世界真正承认与理解的现代中国哲学。反之亦然，没有真正继承中国传统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将是不被世界真正承认与理解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哲学之林中的中国现代哲学立身的根本之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与核心并不仅仅是革命与现代化的成果；我们要超出革命的与现代化的视野，从更广阔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历史中来看待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问题，也就是要进一步拓展我们原有的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视野与逻辑。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国化”问题经历了多次转变。其中，最为重要的，首先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围绕中国社会性质与中国革命道路论战所形成的民族的科学的与大众的研究范式；以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以及《新民主主义论》，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为经典代表。这个理论形态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哲学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它决非仅仅是对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一次“中国化”解释或翻译，而有着富有独创的逻辑体系与内涵。但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个范式的形成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并不宽松，正值民族生死存亡与阶级斗争残酷激烈的铜驼荆棘年代，留下了众多遗憾；其中之一就是忽略了对本土的传统文化哲学的现代性构建成果，诸如新儒学等哲学成果的吸收，更遑论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成果的全面把握与真正的学术意义上的研究。第二次重大转型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哲学理论研究范式。这次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国化转型，同样是在急促并不从容、严峻而不自如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进行的。它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许多本来的真精神，但从革命化到现代化的转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是以大大地简化、甚至取消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固有的对现代社会进行批判反思的全面深刻的人文关怀精神为代价的。
通过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两次中国化历史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我们不难看出——
第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与实践智慧向来就不是用以证明“一般原理”正确的“个别事例”，而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我理解的根基与土壤。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国化主要也不是一个语言风格的民族化问题，而是中国传统哲学本体与核心价值的自我复位与重构的问题。
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不是“现成可用的”、甚至不是“现成存在的”，当然更不是“基本过时的”。中国的社会现实问题是不会直接产生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的，而哲学理论更不能用来直接理解与解决重大现实问题。中国的现代性问题需要在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的深入地历史反思与重构过程中才能得到深刻地理解。换言之，现实中的哲学问题只能在哲学自身问题的深入历史反思与重构过程中才能生成、呈现与得到合理的理解与解决。现实中的问题首先是一个哲学中的自身问题，首先需要在哲学中来理解与研究。
第三，马克思主义固然是一个理论体系，但更是一个有待于探讨的问题领域。我们的出发点不是马克思主义某种理论观点本身，而是马克思主义所致力探讨或者提出的并没有解决的现代性经典问题。换言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既不仅仅是把一般理论运用到具体实践的过程，也不仅仅是把特殊实践经验上升到一般理论的过程；它的主要任务不但是关注现实问题中的哲学，而且是反思批判哲学自身问题视野中的现实。说到底这是要重建哲学自我，重构哲学的自我问题意识。
第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作为一个哲学的自我问题的重构过程，一个对既有的经验与理论模式的突破过程，其实需要一个“再中国化”的思想创新意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再中国化”前提问题包括——
1.从突破原有经典大问题而从亚形态、次问题中生长出新的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需要的研究的问题肯定是或经常是经典论述中比较含糊的、比较抽象的、比较次要的问题，所以没有现成的原理直接可用。诸如：消费社会的称霸、知识经济的突显、网络社会的崛起、资本主义生产的空间化转向、全球资本主义文化(所谓“普世主义”)的形成、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衰微、微观政治的突现、女性政治的兴起、生态危机的普遍化与生态政治伦理的登场……它当然也无法直接提供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社会现代化与民主法制建设的方案。这些在经典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缺失的东西就需要我们从头开始加以认识。
2.要弄清经典作家是在何种方法何种意义上看待今天我们正在面临的现实问题的。我们不仅要关注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更要关注马克思所批判的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及批判本身的历史局限性。马克思根据自己的时代理解而超越资本主义那个时代的局限性，提出了相应的科学社会主义未来蓝图，但这个超越与展望，并不是一桩立竿见影、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事业，而是需要通过不断的发明、批判与反思才成为可能的漫长过程。比如，马克思所预见到的、而在今天已经基本实现的“生产自动化与智能化”现象，在他的问题视野中曾经是“超越了”资本主义物质生产过程与资本生产关系历史局限性的“未来的人类广阔自由前景”，在今天看来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高级变型与替代——即资本主义的非物质劳动剥削形式的普遍化对资本主义的物质劳动统治形式的普遍化的取代，是资本主义对人的生命力的全面控制取代了资本主义对人的生产劳动力的有限约束。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乐观地预言与追求的人类征服世界无限自由与可能的崇高美好前景的地方，我们在现实中则经常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统治的异化与危机的当代与未来(如生态能源生命危机)。
3.要研究是马克思虽天才地提出却并没有真正见证的问题，诸如：资本主义从形式到实质、从抽象到具体、从物质关系到精神文化结构统治转变的新现象。众所周知，马克思当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突出工业资本主义决定性地位，而将李嘉图从不彻底的、带着重农主义色彩的问题视野中拯救出来，而使其成为彻底的工业资本主义(劳动价值论)的社会科学家。今天的我们也要让马克思从工业社会即资本主义的形式统治、抽象统治占主导的那个时代的批判家转变成后工业时代即资本主义转变成为实质统治、具体统治、流动统治时代的社会批判家。资本主义从固定的地方性、民族性、有形性统治制度转变为流动型的、全球性、网络化的隐形统治的新现实，这是现代工具理性主义从宏观到微观、从经济政治到日常生活道德心理的统治逻辑的逐步完善与完成。在更深层、更隐藏的现代性异化统治形式中寻找未来人类更高级、更全面的自由发展的可能性，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在改造旧世界中认识新世界，这仍然是一个具有广泛感召力的真理。
二、“价值重估”：新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突破与发展
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30年的历史可大致概括为三个基本阶段与形态：(1)教材体系改革——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与实质的“正本清源”(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2)从哲学的现代化诉求到现代性的哲学透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意义与价值的重估与反思(世纪之交与新世纪之初)；(3)“价值重估”之后哲学研究问题的重构——新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制造”的出路与探索(目前的焦点，本文称之为“再中国化”问题)。
新时期3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取得的最重要成就之一乃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性与当代性意蕴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价值重估。这里所谓的“价值重估”，并非尼采意义上的“崇高价值自行贬值”的“价值虚无主义”或者“价值多元论”的同义词，而是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第六节中所说的“解构性还原”的哲学解释学方法。也就是对已经形成的“强大的”或“过于成熟与僵硬”的传统进行“必要的松动”，亦即不再把传统视为“不言而喻”地具有“正确性”的“现成存在之物”[1]，而是通过“历史性重构”，恢复与再现经典中真正的创造性精神。
新时期30年中国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进行“重估”，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不再局限于从某种既定教科书的基本观点出发，从古今中外的哲学史典籍中寻找求证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科学源泉与根据，而是在更加开阔与深刻的历史视野中彻底地反思了马克思主义赖以产生与发展的西方文化与思想土壤。学界达成的一个共识性看法与成果就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西方哲学与文化传统的关系问题有三个层次。一个是“从属”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是西方哲学与文化传统的一种继承发展的阶段与形态，与西方两千五百多年的古典哲学宗教科学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根基性联系。第二个是“并列”与“交融”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西方哲学与文化的表现，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必然是西方哲学与文化的一种形态和马克思主义中的某个基本观点或者形态的交融结果。第三个是批判与超越关系，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哲学与文化传统的深刻历史批判者颠覆者，是西方文化的“自恨”形式和内部的异体与另类，这种超越表现为一种世界历史性的实践解放运动。
新时期30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重估其实包含两个层面与过程。首先是如何实现从“革命化”向“现代化”转换，实现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现代化理论结合的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当代西方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最新成果结合的问题。换言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化建设哲学、发展哲学如何可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可能建立起一个足以驾御或消化新世纪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精髓的当代新体系新形态？这主要是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课题，现在看来它仍然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理想。其次是从现代化的诉求到现代性的反思，这是上世纪末以来的课题。这既与苏联解体及传统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失败有关，更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有关。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单一的全球性资本主义体制统治时代的命运如何？能不能与如何从革命化走向现代化？这是第一次价值重估；能不能与如何批判地反思现代性，寻求新的现代性？这是第二次价值重估。
新时期30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价值重估，最核心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彻底突破苏联化马克思主义研究模式，形成中国化的或有真正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成果与历史发展逻辑。这是一个远没有完成的重大的历史任务与时代课题。苏联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成果与影响始终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赖以形成与发展所要不断借鉴、吸收与超越的一笔丰厚而沉重的思想遗产，一个无法遗忘、回避与摆脱的理解“前见”。本文之所以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再中国化”这样一个概念，主要的意图已不再是主张进一步“去苏联化”，而是思考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曾经和现在在多大程度上是苏联化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继续，在摆脱了苏联化马克思主义之后我们的哲学研究如何能够克服“失范”的危机而坚守自己真正的学术传统，形成举世公认的独创成果？
行文至此，需要做点补充说明。本文之所以把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过程及其若干发展特点、趋势概括为“价值重估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再中国化’问题”，一则言明，“价值重估”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必要的准备工作，“价值重估”并非脱离现实脱离国情，这里并没有迷失方向或者回避现实的问题。反倒要说，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最为深刻而彻底的价值重估，我们便无法、也不可能真正面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最根本的“事情本身”。二则强调，“再中国化”这个说法旨在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需要更深层的、根本的问题视野的重构。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再中国化”的几个深层次问题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真正的思想和科学的洞见，只有通过概念所作的劳动才能获得”[2]。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再中国化”问题需要做的基本工作很多。这里，我认为有如下几个关键问题与视角值得我们的思考。
一是在“翻译的政治”视野中的“再中国化”问题。也就是在翻译的政治视野中、从语言与文化角度重新思考中国化这个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主体或者民族认同问题。这是不同的传统与文明之间的根源性差异与冲突以及必然性误读过程中所形成的问题。借用德里达与拉康的说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历史能指，它最初是一种“不可能”的“空白”与“问题”，是指向一个区别于自身的“它者”，一个“缺席的”象征。它表示对主体不具备的某种东西，即主体的他者的欲望。这不同于海德格尔式的“此之在”——在他那里，主体即使是被涂抹，也是有其可以还原的本真存在，是一种先验的所指；而拉康的“菲勒斯”则是先验的缺席的能指[3]。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再中国化”问题与其说是克服这种误读不如说深刻地重新地反思这种误读所引起的创造性内容以及所引起的新的问题。也就是突出传统间的理论性误读提供了哪些创造性贡献、引生出了什么新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再中国化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和现代文化在相互误读过程中所形成的新的问题，它并不是追问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什么”，而是马克思主义所致力探讨与解决的问题，也就是探讨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框架中所生发出来的中国现代性问题。
作为一种本来的外来文化，马克思主义被中国人了解与接受首先是两种不同文明形态之间的翻译问题。历史上的佛教从传播接受到最终中国佛教的形成，按照一般史家说法经过了格义、教门与宗门这样一些阶段[4]。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也不避免地经过了一个从最初翻译介绍到自我理解到自我形成民族形态的过程。这里所采用的“翻译的政治”一词取自于后殖民主义批判代表人物斯皮瓦克，其用意不在于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经典的西方形态向中国化过渡过程中丧失了多少原初的真精神，反倒是突出这个中国化翻译过程在多大程度上牺牲了或者反向重构了中国传统民族的哲学精神。也就是刘笑敢先生所说的“反向格义”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翻译是近代以来民族国家救亡图存的变法自强的民族主义历史叙事的一个组成部分。这里面确有西方普遍理性主义的“狡计”问题。[5]但我们同样不能步后殖民主义的后尘，过于渲染、诟病启蒙主义的西方文化帝国主义侵略的局限性。在此，我们不能同意萨义德所说的“东方是西方的一个发明，东方是无从反抗的”；并不赞成斯皮瓦克所说的“东方是与西方‘绝对差异’的、不可言说的‘他者’或者‘无声的反抗者'”；也不能苟同霍米·巴巴所言的“东方是一个白面具-黄皮肤的、似是而非的混杂身份”；或者查特杰所断言的这是西方普遍理性主义狡计所衍生出来的殖民主义意识问题、强加的问题。我们认为，现代性作为一个翻译的政治过程，是一个民族国家意识逐渐形成的民族文化的自觉认同过程。
事实上，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几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所强调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传统，绝对不是简单的苏联教科书模式的直接挪用与中国化语言翻译，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基因的认识与翻译的产物，这其中艾思奇、李达、瞿秋白既是翻译与宣传的语言大师，也是理论创新大师，其功不过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革命的民族主义叙事，也是近代进化主义的产物，更是中国传统的“与时俱进”的、变易图强的经典哲学思想的写照。
二是后帝国主义语境中的“再中国化”问题。这就是在重思与超越列宁主义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再中国化问题，即形成适合新的时代要求与全球新的经济政治形势，超越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形成新的民主政治理念与民族国家的主体意识。这是对作为国家与革命的历史主题，对于作为民族国家的现代政治性话语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政治主体的重新构成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再中国化”，并不等于“去苏俄化”，而是重新思考与解决苏联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提出而没有解决的根本问题，甚至是捍卫列宁主义中所固有而被遮蔽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精神。
我们注意到一些西方学者的如下观点：目前，在整个人类世界普遍出现政治冷淡主义的时代，也就是在一个对替代资本主义的可能性政治方案麻木不仁的时代，“重新呼唤列宁”便成为一个非常严肃而紧迫的任务了。在今天这个自由民主主义称霸的时代，盲目乐观的、陈腐的“历史终结论”远比任何一项马克思主义的最为谦虚地“改变这个世界”的方案强大有力、蛊惑人心。在此情形下，政治的唯一真理就是“回到列宁”。但为什么是“回到列宁”而不是“回到马克思”，这主要因为“回到马克思”已经变成了一种非政治的后马克思主义策略。唯有“回到列宁”才能够保持与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特征与遗产。列宁对于我们来说，并非一个空洞而怀旧的乌托邦，而是直接参与改变现实的政治实践与真理。换言之，列宁并不是一个教条主义的世纪的代言人，而是正在生成与变化过程之中名字。“回到列宁”并非是简单地重复列宁，而是重新武装列宁。这就是说我们必须重新发明一种在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条件下的革命策略，而不是回到旧的革命传统模式与怀旧心理状态之中。“回到列宁”的辩证法目标，既非是怀旧式地回到美好的旧革命年代老黄历之中，也非是机会主义式的调整旧的革命范式以适用所谓新的历史条件，而毋宁说其目标就在于在目前的条件与情势下，重复列宁主义式的在那种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语境下重新发明革命模式的那种精神，说得更确切一点就是，“重新发明列宁”就是要在历史进步主义意识形态彻底破灭的全球化、后革命语境下，重新鼓起革命的旗帜与风帆[6]。
我们想说的是，西方一些左派学者今天强调重视与发扬列宁主义的现时代价值，其动机是不容否认的，但其观点却往往是肤浅的空谈的革命口号，而远非切实可行的建设举措。因为在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重新运用列宁的资本主义批判与革命理论是需要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运动作基础的，并且只能是彻底改革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固守传统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肩负着探索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新的民主政治道路的可能性，这也是列宁主义的未竟之业。
苏俄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影响最大的问题是国家与革命这个双重主题。与苏联马克思主义相比，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化历史更长，它的国家理念中的民族特色要比历史崇高理想强得多。中国社会主义的革命要比苏联的革命历史长，国家的民族形态要比苏联的共同体的普遍主义理念强得多，但中国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的体制成熟与僵化度要比苏联低得多。这正是改革后来容易突破与成熟的一个重要原因。苏联解体之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当然不会再去研究资本主义灭亡之后的那个社会主义理想问题，而是研究社会主义如何在资本主义强势统治的全球化语境中、在资本主义不断地自我调节与完善过程中，相应地不断形成的新的民族国家政治体制与社会理想问题，要关注资本主义更为流动与隐藏的统治形式与批判的实践途径问题。
以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的自我反思、批判、重建为前提，以历史地透视批判资本主义当代发展最新的最高的形态为对象与任务，以能动把握当下的全球性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联系变动的现实为立足点，以高度关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时代的不同地方、民族-国家、阶级的交往与矛盾的政治实践为己任，构建符合新的时代要求的社会主义政治解放理想与现实制度。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思考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最深刻的最内在的矛盾与问题，在现实的挑战过程中反思与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基本的最核心最突出的问题，在超越与批判现实的资本主义最高形态的历史局限性过程中，丰富与改变社会主义和人的解放的实践制度与理想内涵。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以往的社会主义制度形式不可避免地带着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影响的局限性；而从未来的发展角度来看，社会主义所采取的暂时的局部的资本主义形式可以被理解为资本主义超越自身历史局限性向未来更高级社会主义过渡飞跃的历史性、当下性的具体表现。
三是在新传统主义挑战与启示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再中国化问题。这是在对传统文化的全面的、连续性与创造性继承意义上的再中国化问题，也就是重思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生产性基础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再中国化问题，当然要从重新理解它的最经典、最成熟的形态即毛泽东哲学思想入手，要从重新理解与完善毛泽东哲学的问题结构入手，需要从重新认识毛泽东的崇高的政治哲学理想境界开始，但更需要从开阔的历史视野理解传统中国文化与革命化和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不能笼统地讲“通三统”，也不能把传统看成现代对立面僵死物。传统不是书本上的、博物馆意义上“现成存在”，而是在历史与现实最深处不断呈现而又常被遮蔽的“当下的存在”。
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中最有生命力的东西是什么？中国有没有像西方一样的存在论、形而上学、认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同点是什么，是所谓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传统，还是体用不二的实践智慧？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最后一章结束语中说过，中国传统哲学的精髓是一种人生的反思哲学，一种精神境界哲学，中国与世界未来的哲学应该是一种“和平共处”的哲学[7]。这些说法都是值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入思考与回答的问题。而美国学者田辰山在《中国辩证法：从周易到马克思主义》一书中则认为，在传统中国的思维路径与作为西方政治流派之一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存在着一种共生的界面，中国版本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正是从这一与其具有关联的交互界面中汲取思想营养。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传统不是对立的，而是延续的，是现代历史性的与日俱进。中国马克思主义是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和术语装备的、在现代获得延续的中国哲学传统，特别在历史与政治思想的意义上，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哲学在现代历史过程中实现的一种结合。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共生点就是发展变易即“变通”的观点，沉淀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中的是一种从《周易》就开始出现的根深蒂固的“事件的本体论”，一种体用不二的“实践本体论”。“辩证唯物主义在中国的经历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传统的延续，它克服了伴随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困境”。[8]我们不妨借用伽达默尔的话来说，作为一种历史科学与解释学，马克思主义的再中国化将在“作为过去存在的东西、现在存在的东西和明天会存在的东西的连续中介中发挥作用”[9]。在新传统主义意义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将会是在通过调整各种文明冲突基础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历史科学与解释学，将是更加能动地应对世界变化的“事的哲学”、“过程哲学”，而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本体论哲学，将是超越与战胜各种各样物化统治的心灵哲学。
在中国历史上，把外来文化中国化、本土化、民间化，做得最为成功的是佛教。而把外来文化与本土传统文化融合起来，形成最为成熟的严格的哲学信仰体系的，当然是宋明理学。它们在历史上的空前成功与巨大而深远的社会影响，无疑可以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长期繁荣发展提供宝贵的借鉴。在古代，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成熟和最高形态的宋明理学，它通过理性地消化、吸纳与间接引导民间广泛信仰的佛教大众文化，用“援佛入儒”的综合创新的方案，曾经解决与稳定了中国文化认同危机进而促成了一次次政治权威危机之后的王朝政治重建。由此来看，在今天，只有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形态加以融会贯通的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化的中国哲学，才能够从容应对当代大众文化兴起、神性式微、信仰多元化、工具理性主义喧嚣尘上的现代性浪潮冲击，冷静思考当代中国文化认同问题以及现代生活的终极归宿或信仰危机的问题。它不再可能提供唯一的规范性的价值理想说教，却能够给予清醒的历史的理性的参考与建议。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再中国化就是要以学术文化积累的方式为当代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提供绵延不断的活水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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