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的引进、研究及其对现代中国经济理论发展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其对论文,西方经济学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重点项目《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部分。该项目由胡寄窗教授、谈敏教授主持，已于1996年6月完成。
一、西方经济学引进、研究综述
（一）西方经济学引进的历史概况
西方经济理论在我国的引进和传播比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引进传播要早。19世纪80年代，中国的一批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就开始传播一些西方经济知识。此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孙中山等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者又较为系统地翻译、介绍、研究、阐述了西方古典经济思想及近代经济思想。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西方经济理论在我国的引入和传播虽然时间较长，但从总体上看这方面的学术研究水平不高，甚至还没有做到将西方经济学说完整、系统地翻译介绍进来。据胡寄窗教授的考证，当时一些到国外研习经济学的留学生，大多不愿以基本原理作为专业方向，而多选择应用经济学科。这样，就使得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引入和研究受到影响，更罕见在理论上有创见的研究成果。[1]
建国以后一直到70年代末，西方经济理论的引入和研究是十分有限的。据统计，从1949年到1979年，从西方国家翻译的经济学论著一共只有68部，其中英、美两国占52部。在这些翻译的论著中，古典经济学的原著占有很大比重。因为从李嘉图以后的西方经济学曾被马克思斥之为是“庸俗”的，所以翻译引进的自然不会多。这一状况对于中国学者较为系统地掌握西方古典经济学理论是有好处的，但却影响了对西方经济学整体发展状态的了解和对大量新知识、新理论的学习和研究。胡寄窗教授在其《一八七○年以来的西方经济学说》（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的序言中指出：建国30余年来基于种种原因，我们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解，除马克思分析过的古典经济学和早期庸俗经济学尚能基本掌握外，对19世纪末期以来大量涌现的新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几乎全无所知，即使有少数涉及它们的著作问世，大都语焉不详并持全盘否定态度。这一评论基本上说明了70年代末以前我国关于西方经济理论引入和研究的总体状况。
1979年以后，西方经济学的引入、传播、研究、应用进入了一个大发展的阶段。为了大规模地介绍和研究西方经济学，1979年开始筹备成立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并出版了一批普及性读物和教程。建国以后专事西方经济学和经济学说史教学研究的学者并不多，但进入80年代这方面的教学和研究人员的数量急剧增加，而且学习这一学科的人也越来越多。尤其是80年代末，一批赴国外留学并取得学位的学者陆续回国。他们不仅受到系统的西方经济学训练，而且还了解和掌握了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前沿状态，因而推动了我国西方经济学的传播和研究向更大规模和更高层次层开。
对于西方经济理论的态度和评价，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建国以后一直至70年代末，我国学术界对西方经济理论基本上是持批判态度，评价基本是否定的。80年代初，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从全盘否定转变为批判、借鉴、利用。在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二次全国年会上，学会理事长陈岱孙教授指出，当代西方经济学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这些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我们的社会经济制度根本不同，从而，现代西方经济学作为一个体系，不能成为我们国民经济发展的指导理论，但不等于西方经济学没有值得我们参考、借鉴、利用的地方。在若干主要方面，现代西方经济学对于促进我们经济建设现代化是有用的。这一评价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赞同，在当时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从80年代中叶起，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同时由于西方文化的日渐传播，有一部分中青年学者对西方经济学持基本接受的态度。他们认为基于马克思主义原理上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过于抽象和空泛，不能解释现实经济，无力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现象。而西方经济学的实证分析及概念范畴至少可以解释现实经济，并能说明人们经济行为的动机和目标。西方经济学对研究对象和前提条件有严密的定义和规范，而且在逻辑上建立了完整的理论框架。随着中国经济商品化、市场化的深化，西方经济学的适用性也就越来越大。这些学者的观点一度很有市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的宏观经济决策。
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同样是一些中青年学者，其中有一些还是从国外留学归来的，他们对全盘接受西方经济学的观点提出异议。他们基于对西方经济学的更全面、更准确的学习和研究，指出西方经济学本身有很多缺陷，甚至一些最基本的假设条件也有不合理性。由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前提有很大的局限性，将其整个理论框架用于分析中国经济就会出现很多谬误，产生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所以他们致力于从前提条件、分析方法、理论框架上对西方经济学进行“改造”和创新，使其理论更具有张力，能够解释中国经济。
在对西方经济学的态度上，至今仍有部分学者认为西方经学对于中国经济而言，除了那些描述经济现象的资料和计量方法外，其他内容基本无用。但学术界大多数人认为西方经济学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是可以起到借鉴和利用作用的。经济学作为研究人类社会经济现象和人们经济行为的科学，本身具有一般规定性，它的一些基本原理和方法并不因为国家的差别而有什么不同。因为资源稀缺及其有效配置是任何社会都要遇到的问题；实现经济福利的最大化也是任何社会的目的。在使稀缺资源最优配置的目的和手段上，不同国家、不同社会之间是有相同之处的。在中国的历史上，长期存在着过分强调经济学的特定阶级属性的倾向，而忽视了经济学的一般性。其实，在社会科学中，经济学的一般性是很明显的。所以，国际间的交流将有利于使经济学成为一门更少社会制度壁垒、更多通用语言的社会科学。从我国的发展趋势看，只要市场化改革不发生逆转，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必然会融入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两者一起构成新的理论框架，形成新的主流经济学。
（二）西方经济学引进、研究的阶段特征
在整个80年代上半期，西方经济学的引进和研究主要是以古典和新古典经济理论为主，其中最多的是对后凯恩斯主流学派一些重要著作的介绍和研究。如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逊的《经济学》是当代后凯恩斯主流学派的代表作，在我国广为流行，大多数大专院校将其作为经济学专业的指定参考书。其他如美国加德纳·阿克利的《宏观经济学》、美国托马斯.F.德尔别尔格和邓肯.M.麦克多葛尔合著的《宏观经济学》、英国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英国布赖恩·摩根的《货币学派与凯恩斯学派》、美国劳伦斯·克莱因的《凯恩斯革命》、英国约翰·希克斯的《凯恩斯经济学的危机》、英国琼·罗宾逊的《现代经济学导论》、英国J·哈维的《现代经济学》等，都是后凯恩斯主流学派的主要著作。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学家对西方经济理论的研究，也较多地集中在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对于凯恩斯经济学，我国经济学界情有独钟，这似乎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当我国的经济改革逐步展开、逐渐深入，新经济因素的成长与旧的体制发生了强烈的碰撞，导致宏观经济混乱，而旧的计划调控体制已基本失效之时，以凯恩斯理论为核心的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填补了我国理论上的空缺，为我国的经济学家观察、分析非计划调控下的国民经济运行提供了理论工具。第二，在80年代，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府部门，都对加速经济增长、赶上世界发展步伐有一种迫切的心态。而凯恩斯理论中刺激有效需求不足以使国民收入增长的模型以及投资乘数等分析工具又在某种意义上迎合了这种心态。第三，凯恩斯经济学是对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传统的一次革命，认为单靠市场力量不能导致宏观总量平衡，主张政府应干预经济。这一政策主张在中国这种特殊的经济环境中是很容易被接受的。由于这三方面的原因，以凯恩斯理论为核心的西方经济学在我国适逢其时，对它的引入、研究和运用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学发展的重要内容。
在这一时期，其他一些非主流理论如货币学派、供应学派的著作也有翻译进来，对它们也展开研究。但这些学派作为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的“复兴”，其理论和政策主张对于当时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改革目标的中国是不甚适宜的。同时不少学者还认为这些学派的理论较贫乏，政策较单一，根本无力取代凯恩斯学派。当然也有人认为这些理论弥补了凯恩斯理论的不足，有可能纳入西方主流经济学。
在80年代下半期，西方经济学的引入和研究转变为以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为主，同时对经济管理、企业管理理论的介绍和研究亦成为一个重点。在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方面，这一时期翻译出版的论著有美国多马的《经济增长理论》，美国库兹涅茨的《现代经济增长》，美国罗斯托的《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美国索洛的《经济增长理论：一种解说》，美国哈罗德的《动态经济学》，美国马尔科姆·吉利斯等人的《发展经济学》，美国金德尔伯格等人的《发展经济学》，美国钱纳里等人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以及美国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等。国内学者关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研究也较大规模展开。
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在我国的流行，是有其方法论上的原因的。从经济发展的特点看，新古典经济学或凯恩斯经济学的理论核心是市场－价格机制的运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商品经济不发达、市场体系不发育、价格机制不健全，因而这一理论的许多概念和范畴并不适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把经济变动看作是边际的、增量的调节，而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是大规模的经济变化和结构的改进。凯恩斯经济学从发达国家的条件出发，把经济周期的原因归结为有效需求不足和储蓄过多。而发展中国家贫困和失业的重要原因则是储蓄不足、资本短缺、供给不足。因此，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以其更适合发展中国家经济现状的理论特点，以及在分析方法上极强的实证性和比较分析的特点，而对我国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产生了较广泛的影响。另外，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基本上是由政府启动的，加之经济的市场化、社会化程度低、现代性因素积累缓慢，所以要使经济高速增长，实现工业化，要经历一个国家干预强化阶段。这一政策主张也是符合我国的经济现状的。
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方经济学引入和研究的特征又发生了变化，表现为以介绍和研究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经济学理论为重点。科斯、德姆塞茨、阿尔钦、诺思、戴维斯、布坎南、威廉姆森、奈特、张五常、库特等经济学家的著作大量翻译到中国。可以说，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经济学界掀起了一股“产权热”，新制度经济学或产权经济学的思路和方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产权经济学的制度分析之所以会在我国经济学界引起极大反响，并受到较大的重视，从方法论角度看是有其特定原因的。西方古典及新古典经济学一般将经济增长看作是资本投入及技术进步的函数。在这类模型中，产权制度、经济制度被视为是一种既定因素或外生变量。产权经济学认为，制度的创新对经济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现代社会依靠产权机制或产权制度，能够提供某种有效的激励或减少浪费的约束，使稀缺资源得到最优配置。产权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而不是技术变迁）是收入增长的更本质的源泉，并将制度变迁作为一种内生变量引入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这种理论对于中国经济理论具有相当启迪意义。从我国的情况看，由于经济历史演进的跳跃式发展以及经济体制的历史性错位，我国经济发展的制度条件与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与市场经济制度及企业制度的发育和成熟是一个同生同长的自然历史过程，生产力发展与制度的变革基本上是互相适应、循序渐进的，没有发生过大的跨越和大的错位。而我国历史上从未形成过统一的、完善的市场体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产权制度、企业制度，加之长期推行行政性的计划经济体制，所以经济发展受着严重的制度障碍。在这种背景下，我国的经济发展进程就不仅表现为总量增长和结构转换，同时还要表现为制度的变革和创新。而且相对于边际的、增量的调节，改善制度供给条件对经济发展更具重要意义。这是我国、也是其他一些后发工业化国家经济成长的显著特点。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一场历史性的制度变革和创新，其实质在于变革不适宜或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和行为方式，推进社会经济的进步和现代化。正是由于我国的经济成长和制度变革的特性与产权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和分析方法相契合，所以产权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才在我国大为流行，并有方兴未艾之势。
产权经济学以交易成本为基本分析工具，对传统的微观经济学进行修正和补充，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又一次“革命”。产权经济学在西方国家也是从20世纪20、30年代兴起，60、70年代才渐趋成熟，属于经济学前沿学科。我国经济学界对这一理论的研究和运用，不仅在理论和分析方法上具有创新意义，而且也缩短了我国经济学研究与世界经济学发展的距离，表明我国在西方经济学的引入、研究、运用方面基本上已与世界经济学的发展接轨。
二、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中国经济理论的影响
（一）实证分析方法的影响
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社会主义经济学是偏向于规范分析，而西方经济学则是偏向于实证分析的。分析方法的不同，经济学也分为规范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
所谓规范经济学是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基础，提出某些标准作为分析问题的尺度，树立经济理论的前提，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依据，并研究如何才能符合这些标准。它具有两个特点：第一，不考虑经济体系实际如何运行，而关心应该如何运行，即回答“应该是什么”的问题；第二，研究的内容没有客观性，所得出的结论无法通过经验检验。所谓实证经济学则企图超脱或排斥一切价值判断，只考虑建立经济变量之间关系的规律，并在这些规律作用之下，分析和预测人们经济行为的效果。实证经济学也有两个特点：第一，它只表述和分析现存的情况，而不建议如何改变现实，即主要回答“是什么”的问题；第二，它所研究的内容具有客观性，它的结论是否正确可以通过经验事实来进行检验。在分析方法上，两者的区别在于：规范经济学主要是定性分析，强调逻辑推理；实证经济学主要是定量分析，对统计数据进行处理，对假说进行证实和证伪。
实证分析构成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也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方法。西方经济学认为，要使经济学能成为真正的科学，就必须抛开价值判断问题，使经济实证化。当然，西方古典经济学也有规范分析的传统，而且某些学科就是规范经济学。但西方经济学的主体是实证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的实证分析方法对我国的经济学工作者，尤其是对中青年学者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他们认为，经济学作为一种实证科学，在它的分析过程中，假定各人不同的偏好是事先给定的。也就是说，经济学家对所分析对象有什么样的价值偏好和道德标准是不感兴趣的，他们只是在给定的价值标准条件下研究人们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从此意义上说，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具有“道德中性”的特征。
对上述观点，经济学界也有不同意见。有学者认为，经济学家谈不谈道德，归根到底要看经济学要不要探讨经济行为的道德标准，要不要探讨经济活动与经济制度之利弊得失的价值尺度。西方制度主义学派就非常强调精神因素和道德价值在经济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主张经济学应探讨经济行为的伦理价值和道德规范。中国目前是一种从非商品社会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必然动荡，对此经济学家是大有可为的。
我认为，中国经济理论有着深厚的规范分析的传统（其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不是绝对的规范分析，马克思对分工、生产、交换、市场、利润、利息等范畴的考察和分析是相当实证的），致使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无法解释现实经济，在许多问题的讨论上永远不会有一个相对一致的结论。所以，在经济学研究中引入实证方法不仅是一个重要的方法问题，还决定了经济学的社会价值的大小问题。当然，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摈弃规范分析。即使西方经济学，也不是绝对的实证化，随着福利经济学融入微观经济学以及制度分析的重新崛起，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在西方经济学中有了一个融合的趋势。但在规范分析积习很深的我国，强调一个实证分析是十分必要的。实证方法的形成有一定的过程，即使是那些主张实证化的经济学者，写出的文章仍是规范色彩极浓。所以中国经济理论要真正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结构分析方法的影响
80年代下半期，中国经济理论界围绕着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和战略选择，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这一时期是中国宏观经济理论的一个大发展时期，各种讨论不仅局限于对经济现象的分析和判断，而且深入到经济分析方法和理论上的差异。由于产业结构是一个重要的宏观经济问题，因此，随着对产业结构理论认识的发展，经济学界在对宏观经济的分析方法上发表了不同的意见，概而观之，一派主张总量分析，一派主张结构分析。
结构分析在方法论上的意义在于从“经济整体”的角度考察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以经济过程内部结构变化作为划分经济发展阶段的标准，即认为经济发展过程的质的变化是通过结构转换而实现的。主张结构分析的学者认为，虽然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矛盾直接地表现为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然而抑制总需求的宏观控制政策并未从根本上解决供求总量矛盾和结构矛盾。显然，我国宏观经济的突出矛盾单纯用总量概念难以说明，生产结构和需求结构不相适应才是我国宏观经济的主要矛盾。因此，理论上加强结构分析，实践上有针对性地进行结构调整，才能解决我国宏观经济中的主要矛盾。有观点认为，总量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结构状态，长期的总量增长依赖于产业结构的转换；总量增长到一定程度就必然引致结构的循序变动和转换，如果结构不能顺利转换，总量增长必然受阻。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总量与结构矛盾又表现为总量增长与结构超稳态的矛盾，其根源在于经济运行中缺乏产业结构的自组织功能和自调节机制，同时在理论和实践上还存在着来源于传统体制和传统发展战略的重总量增长、轻结构转换的倾向。
结构主义是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所采用的分析方法，也是现代经济学中一种具有很大影响的理论思路。这一方法或思路的特征是从经济整体性及结构分解的角度分析经济的发展。他们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缺乏弹性，价格的相对变动对资源重新配置的推动作用很少，供给与需求向均衡点的运动不能自动进行，从而市场不能结清，缺口无法填平。因此，发展中国家经济中普遍存在的不是自我均衡的体系，而是持续的不均衡状态。这种不均衡状态的主要根源是部门间的结构上的差异。因此，必须把经济分解成几个构成部分，从结构联系的角度去分析经济发展的进程。
80年代中叶以后，我国在经济结构调整的思想上和宏观经济分析方法上都发生了向结构主义理论思路的转变，许多经济学者都接受了这样一个道理，即决定经济成长阶段性特征的乃是产业结构的不同发展高度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结构效益。结构主义的思路还影响到了政府的宏观决策，在中共十三大制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及“七五”计划所提出的产业政策中，既注重产业结构的量的均衡，又注重产业结构转换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体现出结构主义的理论色彩。应该说，这一转变是符合世界经济理论发展趋势的，也是基本适应我国的经济成长阶段特性的。从我国的经济发展现状看，在工业化过程中，改革单纯以总产值增长速度作为战略目标的发展模式，而采用以总量增长和结构转换相联系的理论思路及发展模式，是我国经济成长的客观要求，也说明了我国宏观经济理论分析方法上的一大发展。
（三）制度分析方法的影响
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及制度分析方法从80年代末开始对我国经济学界产生广泛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90年代。在80年代末的宏观经济理论和方法的讨论中，经济学界就有观点认为经济分析必须以一种既定的经济制度作为前提。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分析都是以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作为前提的。但在我国，经济学分析所面临的是一个在历史上存在时间尚短、还不成熟、具有过渡性质的经济制度。因此在运用研究一个比较成熟、比较稳定的经济制度的方法去研究一个还不成熟、还不够稳定的经济制度时必须注意到这样几个问题：第一，现存的经济制度并不是完善的经济制度；第二，现存的经济构造是一种不断演变过程中的经济构造；第三，现存的经济运行机制不少方面仅仅具有暂时的意义。也有学者进一步提出，总量关系的确定性只有在组织制度同质和稳定的条件下才能成立，而我国目前在计划经济系统和市场经济系统并存的情况下，总量关系的形成受到异质组织结构的不同运行机制和组织行为方式的影响。在同质组织结构条件下建立起来的总量因果关系的理论，对此便失去了解释和预测的能力。因此，在我国宏观经济分析中不应简单地因袭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而应从经济现实的特殊性出发，进行组织结构分析，才能正确地找出新的因果关系。
本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经过艰苦的研究工作，已经给出了一个用于分析制度的理论框架。通过将制度纳入新古典模型的约束框架，建立起制度制约与个人选择的联系，从而实现了制度方法与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整合。美国经济学家诺斯从制度变迁的角度重新考察了欧洲经济史，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而有效的组织的产生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产权以便对人的经济活动造成一种激励效应，根据对交易费用的大小的比较使私人收益接近社会收益，使社会福利趋于极大。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实现经济增长，那就是因为这个社会没有为经济方面的创新活动提供激励，也就是说，没有从制度方面去保证创新活动的行为主体应该得到的报酬或收益。
美国经济学家亨利·勒帕日分析道，经济学中的“产权运动”有四大支柱，即交易费用概念、产权经济学、比较经济组织研究和制度分析[2]。其实，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在理论根据上，这“四大支柱”是互相交叉、难以区分的。例如，运用交易费用的概念和产权理论，可以有效地解释历史上各种经济组织形式交替（如企业替代市场）；而经济组织形式的变革则会引起经济学意义上的制度(Institution)即规则程序和道德伦理的行为规范的变迁（如公司制所引起的产权结构和管理制度的变化）。根据这一逻辑，既定的制度也可以影响甚至决定交易费用的大小。正如诺思本人所说的：制度理论集中考察的是制度在决定交易费用中的作用。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作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3]。
制度分析及新制度经济学比之新古典经济学对中国的经济现实更具有特殊意义。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中国经济可以产生许多“悖论”，这是因为中国经济难以满足新古典经济学所据以展开分析的制度条件。而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为分析单元，以交易费用为主要分析工具，以产权界定为资源配置的核心，以经济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并且将交易费用的大小与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相联系，这些都对中国经济理论以及中国的经济发展有更大的启迪意义。
三、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理论发展的影响
（一）关于经济学的学科定位
根据我国的传统理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社会经济关系和生产关系的社会科学。而西方经济学则多将经济学看作是一门象自然科学一样精密的“科学”，西方经济学家运用“边际分析”等工具，试图使每一个经济范畴都可以作定量分析。当然，西方经济学在对经济学的定位上也是有分歧的，有不少人主张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但是，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框架上力求精密的特点深刻地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学界，一些中青年经济学者甚至提出中国根本没有经济学，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这种观点当然有欠偏颇。但许多学者都同意中国的经济理论研究缺乏建立在现代经济学的语言、方法和规范基础上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和逻辑体系。在80年代下半期，上海三联书店开始推出“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包括当代经济学文库、当代经济学译库、当代经济学新知文丛、当代经济学教学参考书系列等四个系列。这套系列丛书的出版前言说：本丛书致力于推动国内经济学的现代化和国际标准化，力图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从研究范围、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分析技术等方面逐步完成中国经济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轨。以上所谓的“现代经济学”就是西方经济学，因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方，所以从现状比较看，它们是“现代”的。大约从80年代中叶开始，中国一些主要经济理论刊物上的不少学术论文在研究方法、理论范式上就模仿西方经济学家的方法，以几个基本范畴建立起理论框架，运用一些实证的分析工具，包括数学公式进行推导，以使逻辑体系和讨论“精密化”。虽然一直到80年代末叶，这类论文的数量在全部经济学研究论著中所占的比例仍然很小，但它们确实使人有清新之感。而且很有生命力，发展势头强盛。
我认为，经济学终究是一门社会科学，它不能象自然科学那样能用“科学方法”（有控制的实验）来检验其理论。因为经济学研究的是人们的行为，每个人的偏好及行为不可能象试管中的化学元素一样永远是一样的；效用也不可能绝对地用数学方法计量和比较。我们可以通过统计的或其他的方式检验某种商品的市场价格降低后对它的需求会增长，但不能绝对地测定需求量必然增长几个百分点。所以，西方经济学大师马歇尔认为，经济学中所阐述的“规律”只能是一种“趋势”，反映经济活动的大致变化方向，而不能说百分之百就是这样。数学应用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数学不断要求有更弱的假设、更强的论证、更广泛的适用性。在这种要求下，经济学也就要追求更强的普遍性、准确性和简洁性。但数学毕竟不能代替经济学，数学原理也不能普遍适用于人们的经济行为。经济学永远需要一些最基本的假定，虽然这些假定应当可以被经验和逻辑所证实或证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就一直批评数学在经济学中广泛运用的状况，认为数学固然使经济学变得精密而优美，但同时也使经济学成为一种看不懂的和无法使用的理论，使经济分析变成了一种游戏。
以上评论的是在经济学学科定位上的一些极端化倾向。然而对于中国的经济理论研究而言，似乎更应强调分析方法和理论范式的变革。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不同的一个最大特点就在于它的很强的实验性，它不同于哲学，可以完全凭逻辑推理“创造”因果联系，从概念到概念推导出结论。经济学直接产生于现实经济生活，并且要能够经受现实经济生活的检验。但中国经济理论的最大缺陷就在于不能解释经济生活。一方面，理论不能从本质上说明现实经济关系；另一方面，现实经济生活在很多地方与理论的阐述不尽相符。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的经济理论在很多情况下不是以现实经济生活而是以一些空泛的概念为分析起点，所以一些问题讨论至今尚无定论，所以会产生一个个理论与实践的“悖论”。要改变这种状况，倒是需要在经济学的学科定位、理论范式和分析方法上借鉴西方经济学，并进行大的变革。
(2)关于经济学的学科范畴
我国经济学界对经济学学科范畴的认识已不再局限于传统政治经济学所规定的对生产关系的研究，而是有了很大的扩展。学术界一般认为，经济学可以分为三个组成部分：经济理论研究、经济政策研究和经济应用研究。这三个部分的特点和功能是不同的。但也有内在的联系。
经济理论研究包括纯理论研究和现实经济研究。前者是对经济理论体系的修正、改进和完善，对原有的经济名题或定理进行深入的研究，使得根据这一命题或定理建立起来的经济理论体系更为系统和完善。后者是对经济实际运行中出现的新问题的理论研究，对有关经济现象作出理论层次上的解释，并发展出一种新的理论。经济理论研究的主要功能是对各种经济现象作出具有普遍规律性的解释，并进行经济理论的创新和经济分析方法的创新。
经济政策研究主要是指对社会经济的公共政策研究。其特点是利用已有的经济理论和分析工具来制定出政策方案。其主要功能是针对社会经济活动中出现的各种实际问题，提出各种解决问题的政策方案，并通过方案的实施来改善社会经济的运行。
经济应用研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应用经济学，包括财政、金融、贸易、工业、农业、证券、投资、管理、信息、会计、统计等社会经济部门或经济学分支学科的专门研究。其特点是在基本经济理论的基础上研究某一经济学分支学科的专门运作规律和专业理论。其功能是提供操作性的策划和基本数据资料。
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经济学研究的这三大板块已基本形成，经济学者也基本上确定了自己的位置（当然在定位上有交叉、有变化）。这种经济学研究的分类和分工与世界发展趋势是相符合的，也是我国经济学向现代化发展的一个表现。
(3)西方经济学与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融合趋势
整个8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一直有各自的发展过程和发展线索，分界是清晰的。而从80年代末开始，这两大学科体系出现了互相融合的趋势。这种融合既表现在一些从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者猎涉西方经济学，一些从事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也感兴趣于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建设；还表现在西方经济学的概念、范畴和方法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找到了立身之地，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也被用于审视、评析西方经济理论。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个理论体系。两者的基本范畴是商品、价值、资本、剩余价值；后者的基本范畴是需求、供给、效用、利润。两大体系的基本前提、基本方法和基本内容都有很大的差异，要融合为一体是不可能的。现在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资本主义部分”中加进了均衡价格、成本收益、垄断竞争等范畴；在“社会主义部分”中加进了消费函数、乘数原理、市场均衡等范畴。但它只要是以社会生产关系的演变为基点，而不是以现实的社会经济运行为起点，那么这一理论体系就不可能与西方经济学流于一体。所以，我所谓的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融合，是指两大体系在若干范畴、概念、方法上的交叉和吸纳，而不是完全溶为一体。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关于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上一直存在着一种偏向，不少学者在理论研究中将西方经济学的原理死搬硬套，认为非此便不足以与国际接轨，不足以使中国经济理论现代化。西方经济学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基础上产生发展的经济理论体系，其中的许多前提、假设、原理、约束条件于中国是不适用的。如果不顾中国国情直接照搬，很难产生科学的结论。比如80年代中叶就有将凯恩斯为资本主义经济萧条、就业不足所开的“药方”——刺激有效需求的政策主张照搬到中国，结果引起了宏观经济失衡和严重的通货膨胀。又如，有学者受到西方发展经济学“大推进”理论的影响，主张高积累、高增长。殊不知中国人均资源占有率极其低下，资源短缺制约严重，靠大量投入来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不仅无法持久，而且所带来的经济增长也只能是粗放型的、低效益的。另外，在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经济学的研究和应用中，更是存在着忽视既定制度条件的缺陷。凡此种种都存在照搬硬套之嫌，于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是不利的。
注释：
[1]参阅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416-422页。
[2]参阅（美）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9-15页。
[3]（美）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译本序，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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