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模块化的研究背景、基准与前景--基于国外文献的分析_模块化论文

服务模块化研究脉络、基准与展望——基于国外文献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脉络论文,基准论文,文献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服务模块化是企业运用模块化思想与方法，架构服务产品与服务流程系统，提高服务质量与服务效率，向顾客提供服务价值选择权的创新活动。早期学者提出的服务组合(service bundling)、服务大规模定制等思想，可谓服务模块化研究的先声。近年来，制造业模块化研究的广泛开展，也为服务模块化研究提供了思路借鉴，学术界开始讨论模块化理论能否扩展到服务业(Bask等，2010)，诸如“服务包”、“服务组合”、“服务大规模定制”等词汇也成为学术与产业界通用语言(Baldwin和Clark，1997)，学者们以金融、IT、医疗、旅游等服务业为对象，对服务模块化问题进行了探索。

       笔者以服务模块化(service modularization)为主关键词对EBSCO、SDOS、Wiley InterScience等数据库以及ISI检索平台1990～2014年的文献进行了检索，主要的25篇文献，部分来自于AMJ(Jacobides，2005)、SMJ(Safizadeh等，2008)等综合类期刊，部分来自Research Policy(Tether等，2001；Miozzo和Grimshaw，2005)、Technovation(Jiao等，2003)等创新管理类期刊，还有一些来自于与服务科学与工程(Services Science，Management and Engineering，SSME)领域(Tuunanen等，2012；Rajahonka等，2013)的期刊，还有部分来自于Decision Sciences(Voss和Hsuan，2009)、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Ellram等，2008)等运作管理领域期刊。这些研究从创新战略、产业网络、服务外包、服务运营等视角研究了服务模块化问题。

       服务模块化是一个新兴议题，这方面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严格的理论界定、可靠的研究框架都还比较缺乏，并且现有研究成果较为分散，使得研究之间的对话较为匮乏。本文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首先梳理出现有文献中关于服务模块化的六条研究脉络，然后对服务模块化的研究基准进行讨论，着重分析服务模块化的操作对象、理论空间和实现方法问题，最后进行总结并提出若干有待探索的研究方向。

       二、服务模块化的研究脉络

       从现有文献看，与“服务模块化”这一议题相关的研究中，存在着六条相对清晰的路径。这六条路径又分属于服务开发学派(service development school)和服务创新学派(service innovation school)的研究领域。前者侧重从服务运营和传递层面出发，关注服务质量和效率等问题，后者侧重从经济学和商业战略层面出发，关注创新和商业模式等问题(Menor等，2002)，这两个学派的研究都对服务模块化研究的展开作出了贡献，并逐渐生成了服务模块化的研究脉络。

       (一)服务开发学派的服务模块化研究

       服务开发学派的服务模块化研究包括图1中的第1-3条路径。第1条路径是以Peters和Saidin(2000)的研究为代表的大规模定制研究路径。Pine(1993)率先提出了有形的产品和无形的服务都能够实现大规模定制的判断。McLaughlin(1996)以美国医疗卫生业为行业背景，提出服务业产品开发的“终极目标”是大规模定制。Bitran和Pedrosa(1998)分析了制造业产品与服务产品的相似特征，指出服务业可以参照制造业产品开发的“架构—模块”创新方法来实现大规模定制。但上述三个研究还主要停留在理论构想阶段，而Peters和Saidin(2000)则依据IBM马来西亚服务部门的实践，分析了服务的结构，关键性地提出了服务的“原子”、“分子”和“元素”等成分概念，增进了产学两界对服务模块化与大规模定制的具体化认知。Jiao等(2003)则提出服务大规模定制的关键就是服务流程系统的模块化，这使得企业在推进服务模块化时有了更为明确的切入点。而Cliquet和Streed(2007)则通过对法国连锁餐馆与麦当劳的比较研究，探讨了本地化战略对定制策略的影响，并特别指出现有的服务模块化活动主要是从服务生产和传递的角度来考虑的，实践中还非常欠缺对客户价值需求的考虑和重视，这对Jiao等(2003)的观点也进行了间接回应和补充。

      

       资料来源：本文作者整理绘制。

       图1 服务模块化的研究脉络

       第2条路径是以Meyer和DeTore(2001)的研究为代表的平台方法研究路径。路径1的大规模定制，在服务业中怎样得到落实？现有研究自然地借鉴了制造业模块化中已经比较成熟的平台设计方法。Meyer和DeTore(2001)以服务产品与制造业产品的共通性为基础，将制造业产品平台设计原则直接应用于新服务产品开发，结合一家国际性再保险公司的案例，阐释了再保险服务产品平台的建立方法。Pekkarinen和Ulkuniemi(2008)提出模块化的服务平台由四个维度组成：服务概念、流程、组织和顾客界面，他们认为制造企业重视平台设计中的模块集成，服务企业则更多思考服务产品与流程模块之间的联结问题。Meyer等(2007)认为现有的医疗服务系统仍具有医疗质量、病人满意度的提升空间，而平台方法正是实现上述提升的关键方法，他们据此设计了住院病人与门诊病人的模块化的护理服务平台方案。然而，需要注意到的是，与制造业不同的是，服务平台更多需要直面和应对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而制造平台多面向细分市场中的相对固定的多种需求，例如大众汽车的模块化平台面向相对固定的多个市场细分)，因此平台需要从企业内部延伸到顾客接触界面(interface)，前后台(front-back office)的方法也就应运而生。

       第3条路径是Menor等(2002)为代表的前后台方法研究路径。他们在关于服务新产品开发的研究综述中前瞻性地指出，利用模块化理论进行服务产品开发将是未来非常重要的研究热点，而前后台方法是实现服务模块化的有效方法。Metters和Vargas(2000)在对金融服务流程设计研究基础上提出，服务流程根据是否为顾客所可见，分为前台(互动部分)和后台(支持部分)。前台负责与顾客进行接触并提供服务，后台则开展高效率的无顾客干扰的支持性工作(Safizadeh等，2003)。Blok等(2010)也通过案例研究方法分析了医疗保健行业的服务流程的前后台分离和模块化的问题。

       (二)服务创新学派的服务模块化研究

       服务创新学派的服务模块化研究包括图1中的第4-6条路径。第4条路径是Sundbo(1994，2002)为代表的服务标准化研究路径。Sundbo(1994)通过对丹麦服务企业的案例研究，分析了服务模块化趋势产生的原因，并与制造业生产流程的模块化现象进行了比较。在他看来，服务模块化就是将服务产品进行标准化，并由顾客加以组合的过程。Sundbo(2002)更明确地指出大型服务企业会愈加模块化，以期同时获得标准化所带来的生产率优势和定制化所带来的客户满意优势。Tether等(2001)的关于服务标准化(standardization)和个性化(particularization)的重要研究侧面佐证了Sundbo的观点，他们基于德国服务业的实证研究表明，市场因素和技术因素对服务企业的创新模式具有显著的影响，银行和保险这类具有较大市场规模的企业，往往在技术手段的辅助之下，首先进行流程和产品的标准化，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模块组合，以满足客户的定制化需求。

       第5条路径是从Baldwin和Clark(1997)研究演化出的创新策略与模块外包研究路径。Baldwin和Clark(1997)指出由于金融工程技术高度发达，金融服务能够比较容易地被界定、分解和组合，他们通过富达基金案例说明服务模块化为外包打下了基础。Baldwin和Clark(1997)的研究引发了后续诸多研究的深入讨论。Miozzo和Grimshaw(2005)以IT服务业为例，分析了知识型服务业的创新与外包问题，他认为适度的模块外包对服务企业的创新绩效存在提升作用。Ellram等(2008)研究了金融、软件等专业服务的外包问题，指出外包提供了降低成本和增加柔性的可能性，使企业可以把固定成本转化为可变费用，并且增加企业的范围经济性。服务企业需要在建立离岸外包关系的固定成本和日常交易的可变成本之间进行权衡，当不可控风险较高时，组织往往拒绝将服务模块进行离岸外包。Safizadeh等(2008)以金融服务活动作为研究对象，从交易成本的视角对金融内外包决策机制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定制化程度和需求量是服务企业进行内外包决策的关键因素。Carlborg和Kindstr

m(2014)的研究还是以流程作为切入点，但是模块化创新战略、商业模式等问题也已经纳入重点讨论范围。

       第6条路径是从Baldwin和Clark(1997)观点演化出的产业结构和价值网络研究路径。产业结构和价值网络的研究是目前模块化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这方面的研究过去主要以制造业为研究对象(Assche，2008)，随着服务模块化的理论研究基础的巩固与实践案例的涌现，新近研究开始关注到服务产业结构和价值网络问题。Jacobides(2005)以抵押贷款银行为例，指出金融产业结构正朝向模块化方向演化，原本由抵押贷款银行内部实现的服务产品和流程，逐渐外包给专业的金融服务提供商。Candi和Saemundsson(2008)以IT服务业为研究对象，发现服务企业的模块化创新行为，在一些交易费用比较低的地方创造了一些新的交叉边界。这些服务模块之间的边界为产业网络中的竞争者与合作者提供了进入点和突破点。Voss和Hsuan(2009)分析了邮轮旅行服务行业，认为模块化的服务架构(service architecture)包含四个层次：产业、企业、服务集合和服务模块层次，随着模块化的服务产业结构和价值网络的形成，以往困扰服务生产和定制的难题：服务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生产与消费的同步性(simultaneity)也得到了良好解决。不仅如此，服务与制造在产业结构与价值网络上也形成了更多的接口，服务制造化、产品服务系统等方面的研究与实践都能够得到推进。

       总之，服务开发学派和服务创新学派都发现了服务模块化的趋势及其重要性。服务开发学派侧重于运用模块化方法提升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该学派的研究较为丰富和成熟，并设计了流程再造、平台方法、前后台方法等富有实效的管理工具。而服务创新学派的研究着眼点在于用模块化思想构建新的服务战略和商业模式，该学派的现有研究对于服务外包和服务企业的模块化网络构建等问题着墨较多。上述两个层面六条脉络上的文献，为服务模块化研究的深入展开奠定了初步的研究基础。但这一基础还显得较为薄弱，甚至还有一些研究直接套用制造业模块化理论。对于服务模块化的基本概念、研究基准等基本问题尚缺乏清晰界定；对于服务业能否运用模块化理论进行服务创新、模块化对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是什么等问题也缺乏明确回答。这给未来的理论研究留下了探索和补充的空间。

       三、服务模块化的研究基准

       服务模块化还是一个形成中的构念(Tuunanen等，2012)，还缺乏较为明确的研究基准来将其加以界定，而最先应当界定的研究基准包括服务模块化的操作对象、理论空间和实现方法。

       (一)服务模块化的操作对象

       服务模块化是一个动作过程，其操作对象字面上看是“服务”，但解释仅仅到此是不够的，因为服务本身较之于制造业的有形产品更为复杂。现有文章中，也确实存在服务模块化的操作对象界定不清、维度混乱和概念杂糅的问题(Bask等，2010)，诸如服务组合、价值模块、功能模块、服务系统、架构创新、服务平台名词时常出现在同一篇文章的行文分析过程中，造成语义的混乱和理解的困难，因此对服务模块化的操作对象加以讨论就非常有必要。

       关键在于对“服务”二字的理解。来自运作管理领域的服务模块化研究，倾向于将服务模块化理解为服务流程的模块化。如Metters和Vargas(2000)认为服务模块化就是将前台与后台流程划分为相对独立运作的模块，Patrícioet等(2008)则借助于服务蓝图方法，指出将具体服务流程进行归并、标准化进而形成流程模块就是服务模块化。Tuunanen和Cassab(2011)专门提出服务流程模块化的概念，并分析其对新服务开发和客户需求适配的影响。

       服务创新学派多将服务分解为产品(product)和流程(process)两个具体操作对象(Barras，1986)，这一认识拓展了服务模块化的操作对象范围。无形的服务产品(service product)，或者说服务概念(service concept)(Goldstein，2002)能够被视作模块化的操作对象吗？就目前的理论与技术来看，答案是未必的，有三个条件需要考虑：第一，不少服务存在“生产与消费同步性”(simultaneity)特征，产品与流程难以分离。第二，那些受到人员等异质性(heterogeneity)因素高度影响的服务，标准化的服务产品(服务概念)也是难以提供的。第三，服务产品内部是否能够存在清晰的界面，从而能将无形的服务产品模块耦合起来(Voss等，2009)。

       金融服务在较大程度上满足上述条件。金融产品是由一系列权利和义务界定形成。以存款产品为例，无论是活期存款还是定期存款，每一种存款产品都主要由七种产品要素全部或者部分的组合构成，任何一个或者几个要素的增减和取值的变化都将创造出“新”的存款产品(张桥云和陈跃军，2009)。若将存款产品视为组件，那么借由金融工程技术，清晰化的界面机制也能够将存款产品与其他金融服务组件相连接，例如2014年年初推出的“中银基金活期宝”便是将活期存款产品与货币基金结合，这在金融业中已经比较常见。

       组织是否是服务模块化的操作对象？这当中颇有争议。现有研究认为，组织模块化包括内部和外部两个方向：内部组织模块化是指在一定组织架构规则下，将组织系统分解为既能够有效地协同工作，又能够进行持续变革与解决问题的多个组织功能单元的过程(Sanchez和Mahoney，1996；Karim，2006)。外部组织模块化是指一体化企业的垂直分解(vertical disintegration)，并在企业间产生网状组织形式的过程(Schilling和Steensma，2001)。目前外部组织模块化的范围正在全球范围内持续扩展，促进着产业转移和离岸外包等商业活动的兴起(Assche，2008)，模块化组织网络的治理机制、组织学习问题和价值链构建问题也成为研究新热点。

       Fredriksson(2006)提出了企业模块化系统中，产品、流程和组织三维架构的雏形，Pekkarinen和Ulkuniemi(2008)也针对服务业提出了服务模块化的三维架构。依据创新管理“双核心理论”①(Daft，1978；Zhou等，2006)，企业模块化系统的三个维度可以划分为两个方面，产品模块化和流程模块化主要属于技术型创新(technological innovation)，而组织模块化则属于管理型创新(administrative innovation)范畴(见图2)。从构念形成的角度看，我们并不主张将组织看作是服务模块化的狭义操作对象。服务产品和流程模块化乃是服务组织模块化的基础，三者之间并非并列关系，例如Baldwin和Clark(1997)指出证券组合管理、资产选择、证券交易、交易情况记录、所有权转让、担保服务等金融服务流程模块，由不同的服务商提供后，才推动了金融产业结构朝模块化方向演化。

      

       资料来源：在Pekkarinen和Ulkuniemi(2008)文献基础上修改绘制。

       图2 技术与管理维度的服务模块化

       但我们可以将组织看作是服务模块化的广义操作对象，组织模块化很可能是产品与流程模块化所导致，并且对后者有重要的反馈作用，例如Tiwana(2008)基于软件服务业研究，从组织学习角度，指出组织模块化更有利于产品模块化，这是因为组织模块拥有更多的自治权利，其开发式学习过程能够得到持续深化，进而提升产品创新绩效。随着“镜面假设”的进一步提出，技术维度模块化与组织模块化趋于“相符合”(correspondence)(MacCormack等，2012)，还是存在模糊的背离关系(Furlan等，2014)，也值得在服务业情境中加以探讨。

       (二)服务模块化的理论空间

       对服务模块化问题的专门研究，不少来自于服务运作管理领域(Tuunanen等，2012；Rajahonka等，2013)。这些学者的研究为服务模块化的界定、测量以及实现打下了基础，典型如Voss和Hsuan(2009)利用耦合程度、可替换程度等四个参数，构建了服务模块化程度测量方程。

       随后，创新管理领域的服务模块化研究也开始兴起。发表于Research Policy(Tether等，2001；Miozzo等，2005)、Technovation(Jiao等，2003)等创新管理类期刊上的文章，将服务模块化引入上述领域。以往针对明确的主流市场区隔的旧创新模式，已经很难套用到潜在市场上(Govindarajan和Kopalle等，2011)。用户创新、C2B这样的新创新需求，促使企业通过以易操作、更便宜的服务组合，重构顾客价值主张，使“非消费者”更方便地拥有并使用这些服务。Pekkarinen和Ulkuniemi(2008)指出，服务模块化使得客户能够适度地参与到服务定制的过程中来，客户作为重要的创新源，也有利于服务模块的改进和更优质服务包的开发。在这一研究空间中，多数研究是基于理论演绎或是案例研究方法，相关的实证研究也还比较缺乏。

       后续发表于AMJ(Jacobides，2005)、SMJ(Safizadeh等，2008)的文章，将服务模块化推进到战略与商业模式领域。这其中，服务模块外包策略和全球产业网络构建的讨论尤为热烈。例如，Safizadeh等(2008)以资产管理和信托服务为例提出，服务模块化后，倘若展开服务模块外包，那么模块供应商将有机会切入金融企业的价值网络并在其中扩大位置，出现机会主义行为，这些问题需要金融企业对整合与外包策略加以权衡。Ellram等(2008)运用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方法，构建了专业服务业(professional setvice)的离岸服务外包成本与风险的权衡分析框架。当可控风险较低的时候，服务企业才会更倾向于将服务模块外包出去，并专注于核心模块的开发，从而提升服务创新能力。Jacobides(2005)对抵押贷款银行服务业进行案例研究后发现，为了实现专业化以及从公司间交易中获取利润，抵押贷款银行对抵押贷款等服务进行了互动规则的简捷化和信息的标准化，以降低企业间的交易成本，进而使垂直分解的产业链上的金融企业在更加专业化的过程中，持续获得创新收益。

       在知识管理领域，Meyer和DeTore(2001)从知识资源的视角做了进一步分析，他们对林肯再保险公司的案例研究表明，将保险方面的经验知识加以编码，有利于形成模块化的知识资产，这些知识资产能够持续地给企业带来绩效上的提升。Youngdahl和Ramaswamy(2008)认为，运用模块化方法进行服务创新，有利于企业间服务协作规则的制定和经验知识的传递，减少服务创新过程的风险与不确定性。但值得企业特别注意的是，服务模块化要求将服务企业产品、流程和组织当中的知识、经验、惯例等有效地显性化，这种显性化极易造成企业知识资产的保护困难和流失加剧(Hipp，2007)。这就有可能使得企业原本所拥有的“有价值、稀缺的、难以模仿和不可替代的异质性资源”的价值(Barney，1991)逐步耗散，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企业竞争优势的塑造。也就是说，服务的模块化是一柄双刃剑，既可能有利于企业对内外部资源的获取和利用，也可能造成既有资源优势的流失。加上服务模块化可能带来的服务外包行为(Ellram等，2008)，使得新进入者有机会沿着价值链逆流而上，从而侵蚀在位企业的市场地位。

       从聚焦行业上看，现有研究多选择金融和IT服务业作为研究对象，医疗、旅游等服务业也占据一定部分。金融服务业和IT服务业是具有高规模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行业，面向大范围的市场和定制化的顾客需求(Hipp和Grupp，2005)，这与制造业模块化问题研究所选取的行业存在较多的类似特征。旅游与教育服务也体现出较多的服务模块化特点，例如国内携程、途牛等企业皆各自构筑了服务平台模块管理体系，建立旅游服务模块并组合打包，形成定制化的最终服务。Coursera、MOOC等教育服务的出现，也表明教育也正经历模块化的过程，“即插即用”式的教学方式也正改变着传统教育产业结构。从研究方法上看，服务模块化相关研究主要运用了两种方法：第一种是案例研究方法，这是目前关于该问题的主流研究方法；第二种是理论定性研究方法。这两种方法都取得了重要的结论，但是如果能够有基于一手或二手数据的实证研究，将能更高地提升相关研究的外部效度，使得管理理论有更大的适用性。

       (三)服务模块化的实现方法

       服务模块化是怎样展开的，这是过程机理所需要回答的问题，但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缺乏。相比于成熟和有形的制造产品来说，一般服务的无形性(intangibility)、生产与消费的同步性(simultaneity)、异质性(heterogeneity)等特征，使得服务模块化的实现过程更为复杂。另外，由于相比于制造业，服务业的知识产权与商业机密的保护更加严格，也为服务模块化实现过程的案例研究制造了障碍(Miozzo，2005)，例如金融和IT服务业是服务模块化现象最为明显的两个行业，但两个行业的服务架构设计和服务模块构建的方法却非常难以获取。

       笼统看来，架构与模块的设计，是模块化过程的基本步骤(Henderson和Clark，1990；Schilling，2000)，但这远远不够。从理论假说到工程实现，学者们也展开富有价值的工作，例如提出服务模块化的平台方法(Meyer等，2001；Meyer等，2007)、前后台方法(Menor等，2002)、质量功能展开方法(Geum等，2012)、ISMOST方法(B

hmann，2012)，这些方法都为服务模块化的实现过程提供了参考。就目前研究看，我们还不能说服务模块化有非常固定的实现过程，但是以下几个观点值得研究者们注意：

       首先，服务蓝图不是服务模块化。服务蓝图是服务开发的重要设计方法，并能够帮助我们梳理、理解现有服务产品、流程与组织关系，对服务模块化的实现有帮助。例如Geum等(2012)就在服务蓝图绘制基础上，以餐馆服务为例，利用质量功能展开方法进行了服务模块化的过程研究。但服务模块并不是画张蓝图就能形成，这需要很多的约束条件。第一，系统模块化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是个最起码的条件(Schilling，2000)。第二，服务模块、服务架构的界定标准需要大体遵从模块的通用性、松散耦合、重用、替换等特征(Tuunanen等，2012)，防止出现生造大量新名词的“泛模块化”的研究。

       其次，模块与架构顺序并非固定。先架构还是先模块？来自制造业的模块化研究，多数主张先执行架构这种“顶层设计”，然后再实施模块开发。例如Henderson和Clark(1990)提出模块化的步骤一，确定清晰的结构关系和界面设计规则，即架构创新；步骤二，降低模块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即模块创新。这是制造业模块化的基本思路，但对于服务业来说，可能未必如此。由于服务产品的虚拟特征、服务流程的柔性特征的存在，完全有可能是先模块后架构的过程。例如Meyer和DeTore(2001)案例提出，再保险公司将特殊的顾客需求加以明确界定，并将相应再保险服务解决方案中的保险知识和精算技巧进行明确编码，借助相关ICT技术，形成服务模块，以便以后制定新服务方案时运用。

       第三，产品与流程模块化的匹配。相对于服务产品而言，服务流程更为清晰，服务流程模块化是不少研究的落脚点(Jiao等，2003)。未来研究中可能需要更多关注服务产品模块化，并且讨论产品与流程模块化之间的联结关系。Sanchez(1999)认为，两者关系是通过产品与流程背后的知识架构而联系在一起的，知识决定了功能是怎样被分配到产品和流程模块上的，并且决定了产品架构与流程架构之间的互动关系。Fixson(2005)认为产品架构的设计决定了流程架构的设计。但是部分学者认为服务产品与流程难以区分并相互纠缠。在他们看来，由于服务产品概念存在着虚拟性特征，企业对产品本身的模块化设计和对生产流程的模块化设计难以分别独立进行，因此应用于制造业的产品系统与流程系统的关系不能直接套用到服务业中。

       四、结语与未来研究展望

       服务模块化作为一个新兴问题，研究至今，在运营和战略层面已经出现六条相对明显的脉络。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产业实践中正在广泛出现的服务模块化现象，为服务大规模定制、用户创新、体验营销、服务组织网络生成等问题提供了解决思路，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已有的研究基础，未来服务模块化研究存在一些比较有价值的研究问题。

       首先，应对服务模块化现象进行科学的构念开发。尽管六条路径上的研究对服务模块化的概念内涵进行了讨论，还有学者以演绎法构建了测量模型(Voss等，2009)，但是确切地讲，服务模块化本身还没有成为一个高度精确、适合于研究者之间交流的管理构念。有学者建议，较为深入的案例研究、焦点小组讨论等方法值得在构念开发过程中引入(Tuunanen等，2012)，并且针对服务产品的虚拟特征，基于信息技术的内容分析方法也值得使用。未来研究需要解释服务模块化到底“是什么”，将具体现象进行抽象化，形成科学的内涵界定，并找到合适的测量指标，从而对服务模块化构念所代表的现象进行描述、区分、解释乃至预测。

       其次，服务模块化的可能性与必要性问题需要分析。按Schmenner(1986)的分类，存在服务工厂、服务商店、大量服务和专业服务等业态。这些服务业态各具明显特征，其模块化的可能性、必要性、实现路径都具有一定差别，不能简单认为“一模就灵”。一些研究已经注意到这些差异，并进行了讨论。未来研究中可以考虑在Schilling(2000)分析模型基础上，除了从多样化投入、多样化需求、协同特征等方面对服务模块化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进行分析，还可以结合资源观、交易成本理论(Baldwin，2008)对此问题进行讨论。

       第三，需要探明服务模块化过程机理和实现方法。创新过程的研究，对管理实践而言具有重要价值。服务模块化的过程机理，同制造业模块化有何区别和联系，与一般的服务创新过程相比有何优劣，日前研究还鲜有涉及。这一问题的研究并不容易。一方面需要研究者能够敏锐地发现好的样本案例；另一方面，需要研究拥有良好的分析思路。根据国际学者的研究经验看，金融服务业和IT服务业是两个服务模块化比较领先的行业，物流、医疗和旅行服务中的服务模块化实践也值得关注。而在过程机理的具体问题上，可以重点对服务模块化的触发动力、使能动力、实现步骤和过程影响因素等问题进行讨论，以期形成富有实践价值的一般过程模型。

       第四，需要讨论服务模块化对创新绩效影响机制。相比于传统的零散化或者集成化的服务开发模式，服务模块化不啻为一种创新模式上的重要变革。但是这种变革会给企业的创新绩效和竞争优势带来怎样的影响，现有研究的解释仍然是笼统含糊，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一些重要问题值得讨论。例如服务模块化对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有何影响？对破坏性创新和维持性创新有何影响？未来研究有必要开拓新视角，运用新方法，对服务模块化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影响作用机制进行清晰地解释，从而为服务企业创新行为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最后，服务模块化对组织变革和价值网络的影响。在企业层面上看，产品、流程与组织在服务模块化的三维框架中联系非常紧密，服务模块化的两个狭义操作维度，即产品模块化和流程模块化对于组织变革存在明显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方向还存在争议。制造业模块化中的“产品设计组织”、“流程设计组织”(Sinha和Van de Ven，2005)的原理还有效吗？在服务模块化之后，组织是应当随之一体整合还是模块分解(Furlan等，2014)？从产业和全球价值网络层面上看，服务模块、服务集、企业和产业四个层面的服务系统架构关系当如何链接(Voss等，2009)？模块化与外包的动态边界如何衡量？企业如何寻找服务模块之间边界，以便在全球价值网络中找到切入点和突破点(Candi和Saemundsson，2008)？这些也是值得中国服务业研究的问题。

       注释：

       ①Daft(1978)的创新“双核心理论”认为，企业里的创新主要分为技术型创新和管理型创新两大类，技术创新包括产品和流程创新，主要涉及企业中产品、服务和工艺流程技术以及如何把原材料转化为商品等技术的方面；而管理创新包括组织结构、文化、管理制度、控制系统以及协同机制等社会的、非技术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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