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都市小说的流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二十世纪论文,都市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临近2000年，都市文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都市小说以其独特的风景与农村题材小说形成了“一个二元并存的基本文学格局”，这是现代都市文明与都市发展的必然结果。其实，以都市生活为题材的文学历史源远而流长，20世纪它在现代都市文明背景下更是波峰起伏，断续发展。本文将对中国20世纪都市小说的流变轨迹、题材衍变作一简要描述。
一
20世纪中国都市小说受中国都市现代化进程的制约，受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影响，同时也为作家的都市意识所左右，其发展脉络既有高潮，也有沉寂甚至中断。大体说来，30至40年代中期是都市小说的第一个高潮期，40年代中期以后至新时期以前则是它的弱化和中断期，80年代后逐渐掀起新的高潮。
20世纪初，吴趼人、周瘦鹃、恽铁樵等就写作了表现近代都市现实生活的小说，拉开了都市文学的序幕。至“五四”时期，经过文学革命炼冶、培育的许多作家，从国外或中国的四野挤进了都市的亭子间或小杂院，使都市小说显露头角。茅盾就认为鲁迅的《幸福的家庭》和《伤逝》是“弹奏着‘五四’的基调的都市青年知识分子生活的描写”，“表现了‘五四’时代生活的一角”（注：茅盾：《读〈倪焕之〉》。）。郁达夫的《沉沦》等作品也以其极具个性的纤敏感觉表现了自我的都市心绪。不过“五四”时期的作家，尽管感染了城市的兴奋，但城市在其作品中大多是一种模糊的背景或布景，仅仅被当作一种空间范围，而很少有人乐于感受现代工业文明的“速度”与“力”那样一种美，因此总体上看，“五四”时期没有真正的都会诗人。鲁迅所说的“我们有馆阁诗人，山林诗人，花月诗人，……没有都会诗人”（注：鲁迅：《集外集拾遗·〈十二个〉后论》。），杜衡所说的“我们是有都市而无都市的文学”（注：杜衡：《关于穆时英的创作》。）大抵不错。
从20年代末开始，一大批现代作家相继以现代都市人的身份传诉他们的都市情绪，表现他们感觉到的都市悸动，具有现代意义的都市文学才真正兴盛起来。30至40年代中期是我国文学在价值取向和审美取向上的一个多元化追求时期，尽管革命文学空前高涨，但都市小说也形成了一个高潮，出现了都市小说流派。
这一时期都市小说的整体格局以北京、上海为两大中心呈板块分布，一北一南，相互映衬，王城旧都的流风余韵与十里洋场的喧嚣浮华孪生并存。北京的作家有老舍、沈从文、萧乾、凌叔华、林徽因、张恨水等，其作品有《离婚》、《骆驼祥子》、《八骏图》、《篱下》、《花之寺》、《文珍》等。这些长短篇小说着力再现了以旧北平为中心的北方城市市民社会的生活，深蕴着皇城帝都的人文景观和世态情画，几乎成了北京市民王国的百科全书。上海作家流派众多，主要活跃着左翼作家、新感觉派和后期现代派三大都市小说作家群。左翼作家有茅盾、丁玲、王西彦、蒋牧良、魏金枝等；新感觉派有穆时英、施蛰存、刘纳鸥、叶灵凤、徐霞村、黑婴等；后期现代派有张爱玲、徐讦、无名氏等。其主要作品有《子夜》及小说集《公墓》，《白金的女体塑像》、《梅雨之夕》、《善女人行品》、《都市风景线》、《传奇》等。这些都市小说敏感地捕捉都市社会的急骤变异和转化，表现大都会的律动、快速节奏、透视个体的生存境遇，描写都市人的瞬时感觉以及种种复杂甚至变态的心理，探索都市人命运的根由，从而组构出一个五光十色的洋场世界。此外，还有许多作家如巴金（《家》和“爱情三部曲”）、钱钟书（《围城》）、黄谷柳（《虾球传》）等描写的都市生活也极具个性，其文化形态、心理世界，虽然有普泛化、无定指的空间特色，然创作意识无疑是属于现代都市的，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了这一时期的都市小说创作。
4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和全国解放的临近，都市小说的创作由高潮进入了调整期。建国以后，文学观念和文学队伍的构成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尤其是五十年代的对“新红学派”的批判、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以及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使文学创作日益政治化。对西方文明的拒斥，非无即资的创作模式，使得十七年文学中的都市小说显露出独特的形态和文化背景。不论是写知识分子，还是表现社会主义新人；不论是写工业新貌，还是针砭时弊，这一时期的都市小说都鲜明地体现了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时代精神。萧也牧、周而复、邓友梅、王蒙、周立波、艾芜、草明、胡万春、唐克新、费礼文等作家都曾涉足都市题材创作；写出了《我们夫妇之间》、《上海的早晨》、《在悬崖上》、《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铁水奔流》、《百炼成钢》、《原动力》、《家庭问题》、《车间里的春天》等一批在当时有一定影响的作品。不过，这一时期的都市小说多半是以革命化、政治化的视角，或者是以乡村文化狭隘的政治偏见，来观照城市表现城市的，因此，其“城市意识”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存有很大的距离。当然，这是由特定时代所造成和决定的。到文革期间，文学政治化的倾向发展到了极致，农村意识不仅成为社会价值的源泉和评判坐标，也是衡量文学的尺度。所谓“市民口味”、“市民气息”都是很受轻视乃至蔑视的。在这种环境下，都市小说的创作遂告中断。
新时期开始后，中国在对外开放的同时自身也发生着深刻的变革。都市逐渐成为经济中枢，成为新价值新观念的发散地，都市文明也逐渐成为主导。人们的信仰、观念、情感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这种时代大潮中，小说家们的都市意识得到了强化，其心态自觉或不自觉地要与大都市的律动吻合起来。都市题材再度成为小说表现的热点。正是具有了现代都市意识，作家们才把目光紧紧盯在当代都市的现实生活上，使作品处处洋溢着“现时”感，透出“力”的冲击波。80年代末，文学进入了一个更为开放的多元共生的时代，在中西两种文化不断地相互碰撞、相互渗透乃至相互融合后，都市小说家们必然要从西方后现代主义那里获取灵感。于是，文学的崇高、神圣和审美特征统统受到怀疑甚至抛弃。至90年代都市小说开始被世俗所包裹，个人精神被纠缠于现实琐碎之中，大众文化的世俗倾向溢出作品之表。这与当今中国处在巨大反差和错位的都市文明情境似乎十分贴切。
这一时期创作都市小说的作家人数空前，作品所指涉的都市时空也突破了现代的京、海格局而呈现多元化。我们稍微开列一个名单就可以发现王蒙、刘心武、邓友梅、陈建功、张浩、蒋子龙、张辛欣、刘索拉、徐星、刘西鸿、程乃珊、王安忆、陈村、方方、池莉、刘震云、王朔、刘毅然、俞天白、张欣、钱石昌、欧伟雄、邱华栋、何顿、王晓玉、何继青、缪永、王小妮、陈染、海男等名字，都是当代文坛的弄潮儿。《无主题变奏》、《你别无选择》、《你不可改变我》、《钟鼓楼》、《风景》、《烦恼人生》、《商界》、《摇滚青年》、《大上海沉没》、《过把瘾就死》、《岁月无敌》、《驶出欲望街》、《与往事干杯》、《生活无罪》等都市小说都曾风行一时，总之，无论是都市的动荡不安，还是轻松低回的节拍；无论是生存环境下生命的张扬，还是生命紧张之后的失意倦怠；无论是旋转的现代化城市景观，还是俗常人生的琐细平凡；无论是对利益原则的趋同，还是追逐流行文化；无论是都市文明的狂潮涌动，还是都市中的乡土情感……，当代都市小说所把捉的一切的一切，都已显示出都市的魅力：充满速度、节奏和喧嚣，勃动激情、力量和骚动。它的确象一幅摇动的风景，时常给人以新奇。
20世纪的都市小说发展是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现代都市小说即使是在最强盛时期，也不过是整个文坛的一个小分支，而新时期以来的当代都市小说却可以与农村题材小说相提并论。这是了不起的进步。爬梳了流变轨迹后，下面我们将对地域文化、城乡冲突与新旧冲突、市俗生存等几种主要题材形式的衍变进行简述，以便于对都市小说作更深入的了解。
二
都市的地域文化，不仅表现为自然地理所显示出的地域特色方面，如自然地形、生态等方面的特点，更表现在人文地域方面，如政治、经济、人口、社会和文化等方面。在都市小说中地域文化往往具象化为特定的都市人、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不同的都市有不同的特色。因此，作家荟萃于特定的都市，受都市的历史传统和时行风气的浸染，相互间声气相通，志趣相同，往往表现出相同的艺术取向和审美趣味，其都市小说也因此烙上了地域文化特征。
建国前中国的城市类型主要有两种：北京和上海，两地的都市小说也代表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北京有过作为皇城的辉煌，但进入二十世纪后它与沿海日益现代化的大都市相比，似乎仍处在传统与现代的转型线上，其工商业远远落后于南方城市，尤其落后于上海。不过消费特征倒是依然被保持着，而且北平人仍持有一种优越的文化感和独特的时空观。因此，在人文地域的表现上，北京都市小说多在市井生活上做文章，大量地显现融合了地域风情的世俗风味和平民化习俗，诸如北平人的崇官与重礼、悠闲与找乐、封闭的居住空间和狭窄的生存范围等最普遍最平凡的生活事件。雍容大雅的风范和世俗日常的品味和谐地统一在一起。与北京相比，上海的地理位置襟江带海，这使它得天独厚地成为中国的“钥匙”、“门户”。由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周围华界构成的市区，体现出一种多元化的文化格局。30年代更是上海的黄金期，经济的勃兴不仅使它成为全国经济中心，而且还取代北京成为政治文化中心，荟萃了来自全国的知识精英。因此，上海地域文化以其融汇兼容的性质而表现出强烈的现代特征和开放姿态。上海都市小说也以翻新出异，兼收并采，随机应变而独具风格。无论左翼还是新感觉派、后期现代派的作品，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了洋场上海的畸形繁荣，显现出紧张、速度和威力的现代风貌，弥漫着时代的气息。
新时期都市小说在地域分布上突破了现代的双峰雄峙格局，其地域文化风采各异，多姿多态。北京都市小说在保有传统的基础上，改变了原先题材单一、封闭、现代气息少的缺撼，多层面多角度地凸现了首都以及北京人的当代风采。刘心武、陈建功等发扬光大了老舍开辟的京味源流，王朔等以别具一格的方式写作了“新京味”，而邱华栋、陈染等则切进了“后现代”。与现代都市小说热烈的开放性和洋场气息不同，当代上海都市小说如王安忆的《流逝》，程乃珊的《女儿经》、肖马的《晚宴》、王晓玉的《阿花》等作品则将笔触伸向了弄堂文化景观，作家们关注的重点已发生了转移，即从“客厅文化”和“酒吧文化”转向了“弄堂文化”，虽然这使上海都市小说显得有点“小家子气”，但却体现了作家们试图摆脱无根状态，寻找上海地域文化深厚基础的努力，它是地域空间上的一种拓展。80年代后,广东的崛起，使中国的都市化进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珠江三角洲聚集着广州、香港、澳门以及新兴的深圳、珠海、东莞、中山等明星城市，成为当代中国工商业文化和市民文化最富活力的生长基地。广东都市小说也以反映当代都市宏伟的经济生活，状写商战的烟云，展示都市跳动的脉搏，表现积极进取的都市意识而体现了鲜明的当代品格，使人进入了一个滚动着澎湃的活力与惊人的创造力的世界。此外，“汉味小说”、“津味小说”、“苏味小说”……也都以各各不同的地域文化特征极大地丰厚了这一题材形式。这一突破和发展，说明都市小说有着无穷的生机与表现空间，昭示着更为广阔的未来。
三
在都市化过程中城乡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它实际上是现代工业文明与传统农业文化的冲突，动态的开放的城市文化与静态的保守的乡土文化的冲突。尽管都市文化代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但它在文学中却不比乡村可爱。在中国文学中，城市形象往往显得陌生、肤浅和芜杂，而乡土则寄寓着各种各样的意象，能使作家展开对哲学、历史乃至民族之魂的沉思和掘寻。因此都市与乡村的对峙与相衔，成了文学说不尽的话题。都市小说家为了在多重文化冲突中表明自己的文化选择，往往表现出不同的城乡文化。
一是以乡村心态观照都市人生，以“乡下人”的眼光和道德标准去看待都市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变动。在京派作家的都市小说中，城市与乡村是一组具象化的文化符号，往往演变成“文明”与“生命”的对抗。都市是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生命力消亡，而乡村则是美丽、纯净、和谐、充满活力。他们突出强调未经现代城市文化“污染”过的状态是如何美，而尽情铺展现代都市文明是如何使人性扭曲，价值失落。在沈从文的《绅士的太太》、《八骏图》等作品中，不仅都市上层颟顸骄狂，就是下层的抹布阶级也欺诈、淫乱，生活在腐烂状态中。于是他们只有向乡村寻找精神认同。萧乾的《道谤》，林徽因的《钟缘》，沈从文的《如蕤》等小说都把乡村生活与乡民精神视为自我的引导与拯救力量，怀着否定都市生活、都市人生的目的来写都市，体现了京派作家文化重造的伦理趋向，但这种执着的批判城市文化的姿态也使他们与真正的现代都市意识失之交臂，因而写出的都市形象失之苍白灰色。
一是以现代都市意识去返照乡村，以客观而冷静的目光注视都市的美丑善恶，表现乡村在都市文明影响下的某种变迁。都市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与周边农村的城乡区别日渐拉大，并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具有现代文明特质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现代都市文明势必以强劲的渗透对乡土文化进行侵蚀、改造。《子夜》就敏锐地捕捉了这一变化。茅盾处理那些不见容于现代都市的乡镇来人用的是一种揶揄的口吻，在否定与厌僧当中不难看出作者的现代都市观念和文化心态。施蛰存在《雾》和《春阳》中，动情地表现了都市意识对乡村的开启，描述了那些处于都市文化边缘的女性，在这种开启下所萌生的与传统人生价值冲突的新的自我意识和婚姻观念。在这些作品中，乡村传统常常成为扭曲人性的锁链，而都市观念却能给人性带来自由与幸福。由此看来，在城乡文明的冲突变异中，对都市采取拥合认同的态度，能使作家把捉都市文化的新质，感应现代都市文明的神经，从而与都市脉搏共振。
新时期以后的“改革小说”、“打工文学”中有很大一部分也是着眼于城乡冲突的。不过这时的城市文明已成为一种诱惑，一种目标，吸引着大批的乡村追求者，走进都市的大门。城乡的文化转型也是乡村向城市趋归。因此表现在都市小说中的城乡冲突除了沿续上述两种情况外，更多的是隐性的冲突，并不以激烈的形式外现出来。所谓都市里的“怀乡”情结，多半只是作家的一种纯精神向度的活动。《闯荡都市》、《热的时候》、《特区不浪漫》等作品都在更高的层次上展开了城乡冲突，以一种新的眼光传达出新的都市气息。
新旧冲突是城乡冲突的一种变异。指的是中与西、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新感觉派是十足的现代派，但其作品由于洋场色彩太浓，嫁接痕迹太重，反而未能表现出深度的新旧文化矛盾。倒是张爱玲颇具现代意识，能够用“现代”的感悟去破译古典的传奇，用古典的故事表现关于现代人的主题，表现生命的扭曲变形，表现都市人在中西文化夹缝中的精神状态。如《心经》、《红玫瑰与白玫瑰》、《金锁记》等，毫不避讳揭露古老腐朽文化对人性的削蚀，也敏于捕捉现代文明给人心蒙上的尘埃。从而揭示了新与旧、现代与传统既同一又对立的文化内涵。到80年代，现代文明的发展使许多先前可以称为“现代”的信仰、价值标准受到了怀疑和嘲弄而成为“传统”，新的文化不断地反叛已有的知识、道德、社会时尚、历史……等一切人文精神与心理。都市小说对个性张扬和观念更新的表现便格外注重。《无主题变奏》、《你别无选择》、《你不可改变我》、《摇滚青年》等作品摆脱了城乡文化的冲突模式，塑造的当代人在新旧文化冲突中脱颖而出，以叛逆的姿态表现出义无反顾的不被社会“同化”的气概。其现代感来自于所表现的生活、人性、心理，来自于对存在、价值、文化的评价与选择，来自于更新的现代意识。这些小说，对个性和自我的急切认同，充满了躁动和任性，但却洋溢着青春的诗情和快乐，朝气蓬勃。这是真正以现代都市文明为依托的关于现代人的都市主题。
在都市小说中，“城乡冲突”与“新旧冲突”还会不断衍变下去，它将是作家们挖掘不尽的题材。
四
市俗生存似乎历来为都市小说所关注。比如“食”，不仅成为老舍笔下的人生，而且扩张为全部流逝的时间，填塞着北平人的生存时空。在现代上海都市小说中，所谓“客厅文化”和“酒吧文化”也都浸透着上海人的世态、衣食住行、人际关系等十分生活化的世俗情味。不过将它发展为一种世俗化的追求则是80年代末以来所谓“后新时期”的事。转型期的社会变革，带来了商品经济和金钱主义的浪潮，道德和价值观迅速解体重构，物欲膨胀，社会心理失衡，生存变得无序和迷茫，因而对形而下的生存状况和物质利益的关注，成为都市人的普遍心理趋向。民众仿佛沉缅于日常生活的快乐之中，崇尚世俗，不求超越。这种倾向实际上是由关注社会集体而转向看重个人自身生存处境的一种变化，它似乎已切近后现代性的“都市意识”。都市小说对市俗生存的表现主要有下面几种方式。
平民式。就是以绝对认同的方式再现、复制庸常的现实人生，甚至首肯、鼓噪那些为实利而东奔西走的都市平民的价值形态。通过对都市人的当下境遇、个体生存的物质幸福进行关怀而回到平民生存的现实需求层面。方方、池莉、刘震云等的作品都充分张扬了生存之累的主调。《烦恼人生》、《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一地鸡毛》等都表现出彻底的世俗精神。没有超越的神性追求，只热衷于日常生存的残酷或诗意。在不知不觉中对崇高、英雄和理想进行解构。
“痞子”式。就是以“玩”和“游戏”作为生存态度和生存方式通过不动声色的“调侃”和“戏谑”将旧有的价值体系拆卸得支离破碎，个人利益变成行为轴心，利已主义成为最高原则。王朔的小说毫不掩饰地表明自我失落之后个人的世俗化欲望，并以“痞子”式的挑战态度表白对食色玩乐消费文化的认同，将游戏人生作为自我的生存方式，而拒绝政治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刘恒以《黑的雪》，刘毅然以《摇滚青年》、《流浪爵士鼓》也加入了表现都市浪子的队伍。
白领式。就是视都市生存为竞争，既充满拼搏的欲望和激情，也抵御诱惑，刻意诗情的守望。这类作品以都市白领一族为描摹对象，揭示商业社会人际生存关系的奥妙，把捉他们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落差中的悬浮状态和心灵困惑。张欣的《岁月无敌》、《掘金时代》、《爱又如何》等作品都是表现当今都市白领丽人为欲望和生存所纠缠矛盾的生活状态。钟道新的《指令非法》，康洪伟的《怀念一个人》也展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商业竞争场面。这类作品表明，如何正视欲望、实现欲望或宽容欲望，把欲望看成是一种创造力，是当代都市人寻求生存动力的关键。
此外，一批更年轻的都市小说家所创作的“新市民”、“新状态”、“新都市”小说，也对转型期都市人在生存方式与精神状态上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进行了透视和聚焦，一切都以最充分地呈现当下的生存状态为旨归。陈染的《与往事干杯》、《无处告别》等书写的是一种私性的个人体验、生存之痛，而邱华栋、何顿等作家对都市人多变浮动的生存描绘，对都市人的欲望与焦虑的展示与嘲弄，则表现出“后现代”性的生存体验。
都市小说表现市俗生存所形成的潮流吻合了转型期都市大众文化的升温情景，的确，消费意识对社会的渗透已经无处不在，后现代文化已不可避免地渗入中国文化之中。都市小说中所出现的无中心、不确定、自相矛盾、无序性等特征，既是都市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农业走向工商、从传统伦理走向现代科技过程中价值体系、观念行为、生存方式不断解构与更新的真实状态的反应，也体现了都市小说家在“失范”的社会环境中茫然困惑和找不到意义的无所适从。随着都市文化和都市意识的积淀不断深厚，都市小说必将走出“俗”区而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
20世纪都市小说的流变，记载了中国几代人从乡村向城市进军的历史足印，从传统到现代，从乡村化到都市化，从西化到中国化，几多坎坷几多曲折，悲壮而顽强。虽然都市小说在目前仍处在发展探索阶段，要走向成熟与辉煌仍需时日，但从90年代的趋势看，它正在成为一支不可置换的充满生机的文坛生力军。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都市小说步入新的21世纪后将获得更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