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恩格斯的报刊业经营管理思想——纪念恩格斯逝世10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报刊论文,管理思想论文,周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95年恩格斯逝世的时候，列宁曾引用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的诗句表达他对这位伟人的敬仰：“一盏多么明亮的智慧之灯熄灭了，一颗多么伟大的心停止跳动了！”整整一个世纪过去了，各种新的理论层出不穷，当我们回首恩格斯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时，仍然感受到他思想的辉煌。在这里，我只谈谈以往人们不大注意的恩格斯报刊思想的一个方面——他的报刊业经营管理思想。
最早指出党的报刊必须走企业化道路
19世纪40年代以前的各种工人报刊或社会主义派别的报刊，其经营方式还处于原始阶段。出版报刊主要依靠信徒们或同情者的捐款，报刊免费散发，不是商品；或者，由党的章程规定其成员必须订阅，以解决出版费用问题。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这样的报刊越来越难以维持，往往昙花一现。
恩格斯有过几十年从商的经验，是最早清醒地意识到工人报刊必须按市场规律经营的人之一。他多次讽刺过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企图不依靠资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670页，以下引书同）出版报刊的窘况。1846年，正义者同盟成员克利盖跑到美国去宣传他的“爱”的共产主义，办了一家《人民论坛报》，仅一年时间就倒闭了。恩格斯颇有些同情地谈到这位昔日的朋友：“他以无比宽广的胸怀经营了财务。《论坛报》是赠送的，不是出售的，收入是靠自愿的捐款，一句话，他们是想重演使徒行传三至六章，同时也遇到了不少亚拿尼亚和撒非喇，结果弄得满身是债。”（27卷73页）看看《新约》就知道，使徒彼得在耶路撒冷传道，奇迹般地免费医治好了许多病人。于是人们纷纷将自己的全部财产献给主，“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但有一个叫亚拿尼亚的人和他的妻子撒非喇，在献出自己的财产时私下留了一些。彼得早有洞察，当他们否认这一事实时，先后在彼得脚下扑倒断气。恩格斯讲到这个典故，是要说明：在那种虔诚的氛围中尚不能保证人们都出以公心，还出了亚拿尼亚和撒非喇这样的人，那么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企图仅仅依靠人们的道德自觉经营报刊，这种理想化的做法是注定要失败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办自己的报刊时，在经营方面不同于他们以前的和同时代的其他工人报刊或社会主义派别的报刊。他们明确提出：“我们应当努力来办一个有收入的文字事业。”（27卷159页）他们创办报刊一向有两个目的，首先要取得政治上的成功，第二要有经济上的收入。对第二点，他们同样很重视。他们共同参与起草的《新莱茵报评论召股启事》这样写道：“只有编辑部能够以后一期跟着一期间隔时间更短地出版，这个企业才会完全达到自己的目的——经常而深刻地影响舆论，而在经济方面也才会有很大的希望。”（7卷600页）恩格斯逝世前夕，当他得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报》在这两方面都取得成功时，兴奋地写道：“关于报纸的情况使我们很高兴。政治上的成功是主要的，财政上的收获会随之而来，而且容易得多、迅速得多，只要前者有保证的话。”（39卷415页）
事实上，使工人报刊走上企业化经营的道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恩格斯在几十年指导工人报刊的工作中，不断地批评过种种忽视报刊经营的表现。1871年，住在德国小城市克里米乔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李卜克内西，张口要恩格斯在伦敦为他们办一家报纸。对这种幼稚的想法，恩格斯告诫说：“你要求我们在这里创办报纸的那种命令口气，很使我们感到可笑。……伦敦比克里米乔大多少倍，在这里创办报纸就要困难多少倍，为此需要的经费就要多少倍。如果你能提供约1万英镑给我们使用，我们就能为你效劳。”（33卷247页）法国工人党也经历过这样的认识过程。1881年，该党的领导人盖得和拉法格弄到了5000法郎，他们头脑发热，马上就创办了一家大型报纸，很快又垮了台。恩格斯指出：“我事先就同他们讲过，他们的5000法郎（如果有那么多的话）只够出32号。如果盖得和拉法格硬要在巴黎得到个报纸的葬送者的名声，我们也没法阻止他们，……但绝对必要的是让这些先生们最后学会好好使用自己的经费。”（35卷219-220页）为了使党的报刊学会经营，恩格斯有时亲自出面指导或组织。1852年，原共产主义同盟成员魏德迈在美国创办《革命》杂志，没有经营经验，恩格斯对马克思说：“魏德迈在生意经方面，似乎还有些‘嫩’，在这方面我将给他一些必要的指点。”（27卷414页）1894年，74岁高龄的恩格斯在伦敦组织了一个党外人士的银团，贷款5000佛罗伦给奥地利党的《工人报》。他亲自起草了《创办〈工人报〉日报的借款条件》，交代如何使用这笔款项经营报纸。
马克思逝世后，在恩格斯的指导下，欧洲的几个较大的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都形成了相当庞大的企业化的党的报刊体系。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在恩格斯逝世那年就给党提供了5万马克的利润。后来发展到每年提供几十万马克，成为该党的重要财源之一。
最早论证精神劳动应列入生产费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报刊是一种包含精神劳动的商品。恩格斯1843年在他的第一篇经济学论文《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读到该文是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动因之一）中，就提出了精神劳动应当获得报偿的问题。他写道：“合理制度下，精神要素当然就会列入生产要素中，并且会在政治经济学的生产费用项目中找到自己的地位。”（1卷607页）基于这种认识，恩格斯在报刊和出版工作中，总是理直气壮地为自己争取应有的报酬。他和马克思写的新闻通讯和著作，都是有政治倾向的，但作为精神劳动的产品，他很注意将它们变成交换价值。在谈到他和马克思的手稿时，恩格斯说：“这些手稿放在那里不动，每个月每印张都要损失5—10法郎的交换价值。”（27卷91页）谈到出版不久的《资本论》第1卷时，恩格斯提醒马克思注意：“现在正是该书刊登广告的最好时机，……这样，交换价值就会源源而来。”（32卷140页）
恩格斯的话也是促使马克思成为《纽约每日论坛报》通讯员的主要因素。当时马克思想写一部评蒲鲁东的书，而恩格斯告诉他：“这桩可以稳拿到钱的美国生意比蒲鲁东的书更紧迫些”。（27卷358页）在为报刊撰稿时，要求支付文章的“生产费用”是恩格斯提出的条件之一。在他自荐为英国《每日新闻》撰写军事通讯时，他对该报编辑这样说：“我则将为我的劳动和开支保证有一个公正的报酬。您自然很了解，要撰写军事活动的文章，必须拥有许多昂贵的地图和书籍，这都应该计算在内，因为这些都包括在生产费用里面。”（23卷609-610页）在这个领域，与物质产品的交换是一样的，他要求等价交换。他有一句很俏皮的话：“只要能够换来成色足的加利福尼亚的黄金，我们提供‘成色足’的知识。”（29卷124页）
也许是出于对资本主义的仇恨，在当时工人政党的报刊工作中，要求正当的报酬有一种“不道德”的嫌疑。1890年，恩格斯得知法国工人党的领导准备同意办一家不给工作人员报酬的报纸。恩格斯生气地写道：“办一份编辑不领报酬、记者不领报酬、任何事情都不给报酬的日报，这是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如果你为你的工作索取报酬，马上就会被由你办的报纸踢出去！……说真的，如果我们的朋友单凭幻想和痴想办事，谁也不能使他们免于失败。”（37卷331-332页）有一次，马克思的女儿劳拉校订了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法译文，却在清样上删去了自己的署名，也没有主动要报酬。恩格斯为此感到遗憾，他对她说：“你没有必要为自己出色的工作感到不好意思，……这样的工作应该使你得到酬金……我不懂你为什么播了种子而不应该收获。”（39卷150页）恩格斯为党的报刊撰写的文章，其稿酬大都交给了德国或奥地利的党，但他坚持要自己的“名义”，要求党的会计处记在自己交党费的名下。
基于报刊工作规范或惯例的管理思想
报刊业的企业化，同时意味着遵循一系列公认的行业工作规范或惯例（现在这些规范或惯例大部分变成了成文的职业要求或自律，甚至成为法律条文）。恩格斯是工人运动中最早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人之一。遵循这些规范或惯例，常常被人认为是小问题。其实，正是在这些职业工作的规范上，体现出恩格斯的现代管理意识。
任何报刊工作都应有明确的责任和权利意识。恩格斯19岁时就谈到过这个问题。1845年他作为一家刊物的创办人归纳了这样三点：“我们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为作者保守秘密，我们只要求我们的撰稿人对他们所报道的事实的准确性负责。至于发表的责任由编辑部承担。”这里涉及编辑部的隐匿权、作者的责任和编者的责任。
作品在报刊上发表，除了消息以外，一般都存在一个版权问题。恩格斯的版权意识是很强烈的。党内一些同志往往只考虑宣传需要，很少想到是否侵犯版权，而恩格斯对此一向非常认真。有一次，俄国社会主义者克里切夫斯基擅自翻译出版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著作，恩格斯得知后抗议道：“那些文章，根据伯尔尼协定，版权都归我所有。……即使涉及不属于伯尔尼协定规定的作品的翻译，也要征得作者的许可，借以维护对作者的尊重。”（39卷237页）
隐私权在当时的报刊工作中已经得到公认。恩格斯多次谈到如何行使这种权利。1883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菲勒克未经同意，就在他的报纸的“信箱”栏发表并歪曲了党内同志、化学家肖莱马请他转交给一位工程师的信。恩格斯对此气愤地说：“这种完全是私人的通信怎么到了报纸上而不是投进真正的信箱呢？菲勒克又怎敢在自己的报纸上公开刊登私人信件呢？”尽管他们政治上是同志，但恩格斯在他不承认错误的情况下，决定“同这类猪猡断绝任何关系”（35卷440页），并把情况通报给党的领导人。当然，隐私权的问题较为复杂，例如社会活动家的隐私权就小得多。恩格斯就此专门论证过，政治家的私事如果涉及公共利益，那么报刊就有义务进行报道。他以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和他的两个宠姬的关系、西班牙女王伊萨伯拉和她的情夫的关系为例，写道：谁要写那段历史而“有意不向自己的读者提供这段情节，他就是伪造历史。”（18卷591页）
报刊工作中遇到最多的问题是如何行使更正和答辩权，这往往反映出一家报刊的现代意识和文明水平。恩格斯无论在私人事务上还是在政治观点方面，都是坚持在完全对等的基础上行使更正和答辩权。他与杜林的论战很著名，而他在《反杜林论》序言里的一段话可能被人们忽视了，他说：“我的良心也不允许我作任何修改。本书是部论战性的著作，我觉得，既然对方不能修改什么，那我这方面理应不作任何修改。我只能要求有反驳杜林先生答词的权利。”（20卷11页）恩格斯这样作并不是道德上的宽容，而是严格履行论战中双方的义务，给对方，也给自己以权利。1891年，一个叫吉勒斯的人在私人生活方面诽谤英国工人运动领导人艾威林。后者为维护他的名誉，在恩格斯的秘书路易莎作证下打了吉勒斯两拳，吉勒斯理屈而没有回手。但在德国党的中央机关报上，他却为了面子而声明他也打了艾威林。艾威林和路易莎的反驳声明报纸没有发表。恩格斯为此批评报纸说：“我，作为一个编辑，可以不赞成他们的作法，但却必须承认他们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维护自身的利益，而你们那里恰恰相反，编辑部承担起书报检查官的职责，自认为永远是最内行的裁判者，并禁止他们诉讼。……如果艾威林和路易莎以他们自己的名义采取行动，编辑部就无权……剥夺自己朋友讲话的机会。”（38卷161页）在这里，我们又一次领会到了伏尔泰的那句名言“我反对你所说的，但我将誓死捍卫你说出它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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