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占对中国古代战争的影响——以北魏后秦之柴壁战役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秦论文,北魏论文,为例论文,中国古代论文,战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法分类号 P1—092
早期研究中国天文史的学者，多从现代天文学的观点切入，关心的焦点往往在历法推步、天象记录、以及观测技术等问题上；对于非理性的星占，虽然它是古代天文家最主要的职掌之一，却多因“不科学”而不予重视。然而，星占既能在中国社会流传数千年，实有其特殊的历史意义。事实上，纵使我们能重建过去的天文理论和技术，仍将不足以窥视中国传统天文的全貌。本文因此从“社会天文学史”的角度出发，尝试探讨星占与军事之间的互动，一则希望能为军事史的研究开展先前极遭忽略的面向，另外，也希望能将科学史研究的关怀，带入传统史学的领域。
中国星占学的特色在于以战争胜负、水旱灾害、君臣安危等国家大事为主要预卜内容，其中又以军事占辞所占比重最大。以历史上较早且较完整的星占著作《史记·天官书》而言，在309则的占辞中， 涉及军事者有124则，几乎占全部的40%[1]。举凡攸关出兵时机、战事吉凶之测算、甚至战争行动之方向，多可在其中找到参考。
此外，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一批与天文气象占验相关的帛书，其占文亦充满“客胜”、“主败”、“兵兴”、“军疲”、“城拔”、“邦亡”等星占术的内容[2]。据研究， 此墓墓主生前为军事将领，而这些陪葬物正可说明星占术在汉初的兴盛，且应已被时人运用于战场上。
星占与军事既早已存在密切关系，则星占对军事的影响，实有详加探讨的必要。由于这方面的史料相当零散且残缺，故我们只得透过少数个案研究进行切入，本文即以北魏道武帝天兴五年（公元402年）， 与后秦在柴壁（在今山西侯马市北约30公里处）发生的战争为析究的主体。当北魏在柴壁初获大胜时，朝臣进言应乘胜发军蒲阪（位于黄河东岸，与柴壁的直线距离约150公里）， 但太史令晁崇却上奏出现“月晕左角”的天象（角宿左星旁发生月晕），并占曰：“角虫将死”，意指带角的动物将暴死，不利于进军。稍后，竟如晁崇所料，发生大疫，官车所驾的数百头牛只，同日皆死于路旁。根据晁崇上奏的日期（十月十三日）推算，月亮当时的实际位置在昴宿，距离角宿相当遥远（相隔约140 度）（注：现在的天文学家对天体的运行，已能够非常精确地掌握，本计算是依据 P. Bretagnon & J.L.Simon,Planetary Programs and Tables from—4000to+2800（Richmond:Willmann-Bell，1986），并在Macintosh个人电脑上进行的，此书的计算与较精确的DE 102 模式（需使用大电脑操作）所得的结果十分相近，所计算座标的不准度与过去的观测记录相较均不超过0.01度。），绝无发生月晕左角的可能，然牛只竟大疫，着实不可思议。其中极可能存有人为的因素，甚至令人怀疑是饲料或饮水遭人下毒所致。
针对此一个案，本文拟先解释月晕左角的星占意义，以探讨古代星占家对此天象的看法，并检示牛疫与月晕左角的关系；其次，将依序叙述并推测此事件之经过；接着从天文知识的流传，以了解天文官与星占术之间的关系；最后则从其它个案着手，以期能对本文主题“星占对战争的影响”，进行较全面的探讨。
1 月晕左角的星占意义
月晕是地球大气上层的结冰晶体折射月光所产生的现象，但古人却认为月晕是因“月旁有气”[3]而由月亮直接产生的异象。 由于月晕并不常见，故衍生出不少涉及风、雨、农、兵的占候内容，且其占辞往往与月晕所现星宿的星占意义有关。
角宿只有左、右两星，左角属室女座ζ星、右角为α星。《史记·天官书》称：“左角理，右角将”，“理”就是法理，象征天下的法律与刑狱；“将”就是将领，象征作战主将的命运，引申为战事之顺利与否。因此，在占书中可发现诸如“月晕右角，大将军有病”、“月晕左右角，大赦”等类之占辞[3]。又由于角宿属东方苍龙七宿之一， 象征苍龙之龙角，遂引申成与带角动物相关，如牛、鹿之类。晁崇奏言角虫将死的角字，就是此意。
根据唐代所编纂的大型星占百科全书《开元占经》中所载，月晕左角的占辞除“角虫将死”外，尚有“晕左角，左将军有殃”、“晕左角，大臣谋”、“月晕左角，有军，军道不通”等语[3]。 占辞既然如此之多，晁崇因何独钟角虫将死之说？
在探讨此问题前，可先参较史上另一次月晕左角的天象，该事件发生于晋成帝咸和（公元326～334年）年间，据《晋书·艺术传》载：
“咸和初，月晕左角，有赤白珥。（祖）约问（戴）洋，洋曰：‘角为天门，开布阳道，官门当有大战。’俄而，苏峻遣使招约俱反，洋谓约曰：‘苏峻必败，然其初起，兵锋不可当，可外和内严，以待其变。’约不从，遂与峻反。”由于左右二角星之间为太阳运行必经之路，故戴洋称此二星为天门。又因太阳象征君王，月亮代表大臣，故术家认为发生在人君行经之路的月晕，有以下犯上之象。按《开元占经》之说，月有赤珥或白珥，皆代表将出现兵丧事，期30或60日就会有兵起[3]。戴洋或是采用“晕左角， 大臣谋”的占辞，并配合月晕天门、月有赤白珥之象，而推论官门将有大战。再则苏峻作乱之心，应早已为时人所疑，如中书令庾亮即尝曰：“峻狼子野心，终必为乱”（《晋书·卞壶传》）。戴洋乃当时知名的星占家，与政要又互有往来，故应也侦悉苏峻的企图，遂借天象言之。
同样地，晁崇是否因知悉牛将大疫，而在诸多占辞中选择了“角虫将死”，颇值得深究。次节将爬梳本个案之前后经过，以厘清事情的原委。
2 晁崇之降魏与思叛
晁崇乃辽东襄平人氏（注：本节所述多依据《魏书》所载，如有引用其他史料，或这些史料彼此冲突，将另行注明。），其先祖世代史官，颇得家学，并以天文术数知名于时。 东晋孝武帝太元八年（公元383年），前秦符坚大败于淝水后，北方部族趁机纷起独立，如拓跋珪之北魏、姚苌之后秦。慕容垂则据河北、山东、辽东等地建立后燕，是中原地区最大的势力，晁崇因精于观天占星之术而被派任为后燕的太史郎。
北魏原本称藩于后燕，道武帝登国九年（公元394年）， 当做为此二国缓冲的西燕为慕容垂讨平后，魏、燕之间的冲突日益扩大，慕容垂遂遣兵伐之，晁崇亦随军出战。登国十年（公元395 年）的参合陂一役，后燕大败，数万军士遭坑杀，辎重、器甲损失无数，国力大伤，晁崇亦在俘虏之列。
道武帝拓跋珪因初拓中原，颇留意人才，只要学有专精，莫不叙用，遂拔擢晁崇参与谋议，并接掌太史令。道武帝皇始元年（公元396年），拓跋珪亲领大军征讨后燕，晁崇亦随行。 后燕虽顽强抵抗，但由于参合陂一役的损失过大而渐趋败势，各地守将纷纷降魏，后燕终于被迫退守辽东。稍后，拓跋珪诏晁崇造浑仪，考天象，并迁中书侍郎（从三品官），仍兼任太史令。由此可知，拓跋珪对晁崇的专才甚为重用（注：据《隋书·天文志》记载：晁崇于天兴元年所制作的浑仪，竟沿用至唐朝：“史臣于观台访浑仪，见元魏太史令晁崇所造者，……周武帝平齐所得，隋开皇三年，新都初成，以置诸观台之上。大唐因而用焉。”可见晁崇确有真才实用。）。
北魏虽将后燕势力逼出中原，但另一劲敌后秦一直在西方虎视眈眈，特别是当姚兴即位后，为开拓疆土而四处征战，更构成严重威胁。所以，从皇始二年平定中原后，魏、秦的关系日趋紧张，拓跋珪为提防后秦进犯，乃诏并州诸兵积粮于乾壁（柴壁之北约20公里处）。就在双方对峙期间，后燕降将王次多忽又叛魏投秦，且暗地仍与晁崇和其弟晁懿往来，因此，崇之家奴密告拓跋珪，谓晁崇兄弟与王次多潜通，有叛魏之心。晁崇未能完全忠于新主的原因，应与拓跋珪凶残的性情攸关（注：拓跋珪征战四方，屡有屠城之事发生，如五原、三城、参合陂皆有其杀戮之痕迹，详见《魏书·太祖纪》。）。拓跋珪先前喜服寒食散（注：苏轼言寒食散之服用始于晋人何晏，可以“济其欲”，胡三省言寒食散可使性情躁扰，忿怒无常，详见《资治通鉴》卷115。《魏书·释老志》：“天兴中， ……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煮炼百药。”煮炼百药的目的不外乎求长生与强身，而寒食散既为流传已久之药方，且能“济其欲”，拓跋珪在天兴年即可能已服用此物。），行为因此偶有失控，甚至尝妄杀崔逞、李栗等朝臣（注：《魏书·太祖纪》：“（天赐六年，公元 409年）帝不豫。初，帝服寒食散，自太医令阴羌死后，药数动发，至此逾甚。……归咎群下，喜怒乖常，……朝臣至前，追其旧恶皆见杀害，……于是朝野人情各怀危惧。”这段史料虽在柴壁战役之后，但从第一句的“初”字可知拓跋珪早已服用寒食散；而从“自此逾甚”句，亦可知其病情先前已发作，且屡有击杀臣僚之事。崔逞在天兴初年，因修外交书信未按拓跋珪之意贬称东晋国主，而被处死，拓跋珪后来深为此事而悔之。李栗则在天兴三年因“积其宿过”而被处死。详见《魏书·崔逞传》、《魏书·李栗传》。），晁崇因而心生危惧。其次，当时汉人眼见华北政权的不时交替，对新成立的北魏仍感不安（注：如李密曾问其父李先曰：“子孙永为魏臣，将复事他主也？”见《魏书·李先传》。），安身立命的抉择是他们首要重视的问题。所以在晁崇降魏前后，至少另有15位燕臣亦改事拓跋氏（注：这15人是贾彝、张骧、徐超、闵亮、崔逞、孙沂、孟辅、李沈、张超、贾归、慕容文、王次多、董谧、崔玄伯、李先。），然其中 7人却又叛魏离去（注：这 7人是贾彝、张骧、徐超、李沈、张超、慕容文、王次多。），无形中对晁崇的心理有所影响。
天兴五年（公元402年）五月，姚兴遣其弟姚平伐魏， 攻陷乾壁，拓跋珪乃亲领大军西讨，姚平惧，退守柴壁。晁氏兄弟当时亦在参战之列，可见虽有家奴之密告，然拓拔珪仅存疑在心（史曰：“太祖衔之”），仍相当倚重晁崇的专业。十月，北魏在柴壁大破后秦，并俘其众3万余人，王次多亦在其中，旋被处死。 若王次多在死前供出与晁崇往来密谋之事，则拓跋珪理应随即惩治晁崇之罪，然实际上并非如此，可见有关晁氏叛魏之事，应仍只存疑而尚查无实据。）
柴壁战后，群臣力劝续平蒲阪，由于蒲阪若为北魏所陷，则渡黄河即可威胁后秦京师长安，这是极欲投奔后秦的晁崇所不愿见的。他于是谎奏“月晕左角，角虫将死”，欲利用拓跋珪迷信天文灾异的心理（注：《魏书·太祖纪》载天兴三年：“时太史屡奏天文错乱，帝亲览占经，多云改王易政，故数革官号，一欲防塞凶狡，二欲消灾应变。”又载天赐六年：“天文多变，占者云：当有逆臣，伏尸流血。太祖恶之，颇杀公卿，欲以厌当天灾。”可见拓跋珪的迷信心理。），阻止他继续进军。即使拓跋珪接受群臣劝进，则事先奏明角虫将死，正可将“牛疫”发生的原因归诸于天，此正是天文官利用星占术遂其私图的主要手法。由此可以理解，为何晁崇不选用其他如破军杀将之类的占辞。
尽管《魏书》记载拓跋珪就此撤兵，但《太祖本纪》载：“戊申，班师”与《天象志》载：“十月戊申，月晕左角，……丙戌，车驾北引”，二者记述内容颇异。按戊申为十月十三日，丙戌为十一月二十一日，两者相差38天之久，透露出事实似乎并非如此。《晋书·姚兴载记》另有完全不同的记述：“魏军乘胜进攻蒲阪（重点号为笔者所加，下同），姚续固守不战，魏乃引还。”即北魏确曾进军蒲阪（注：若欲了解交战二国的实际战争过程，参考与之无涉的第三国资料，其可信度应远高于交战之国。作者在此理念下判定《晋书》之记载可信，且《资治通鉴》亦采《晋书》之说：“乘胜进攻蒲阪，秦晋公续固守不战。”据《北齐书·魏收传》中所记，《魏书》所援引的资料几乎全是魏人著作，故拓跋珪征蒲阪无功一事，魏人很可能会因其有损君威而刻意略去不载。又《魏书·邓渊传》：“太祖诏渊撰国记，渊造十余卷，唯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体例。”邓渊所作即起居注之类的史书，所以《魏书》中没有征蒲阪之事，很可能是邓渊根本未记载，或是拓跋珪下令不许记载，因史称邓渊“谨于朝事，未尝忤旨”。）。
拓跋珪原本极度迷信灾异，但仍决定进军蒲阪，其原因可作如下分析：第一，角虫将死并非大凶之兆，且角虫何时将死犹是未知。第二，拓跋珪在6年前征战中原时， 曾在战场上遇到严重的“人、马、牛疫”，在兵力损失逾五成的情况下，仍坚持作战而获得胜利（注：皇始二年八月，拓跋珪亲征后燕之慕容贺麟于中山，史曰：“时大疫，人马牛多死……在者才十四五。”详见《魏书·太祖本纪》。）。相较之下，角虫将死仅是预言，纵使发生亦不见得比上次严重。于是，拓跋珪接受群臣续平蒲阪的建议。
然于进军途中，竟然真的发生牛疫，“舆驾所乘巨犗数百头亦同日毙于路侧”（注：史料记载这段话的时间是在柴壁战后的班师路上，但前文推断魏军乘胜进军蒲阪，并未立即回朝，且晁崇又有意利用“牛疫”阻止魏军前进蒲阪，故牛疫发生的时间应该是在进军蒲阪的路上。又《魏书·天象志》载：“是岁，天下之牛死者十七八，麋鹿亦多死。”这段史料的真实性是值得商榷的。《魏书》不载进军蒲阪事，而以“上虑牛疫”作为拓跋珪班师的理由，然由于此牛疫是晁崇等人的杰作，所以若不夸大此次的疫情以让后人深信当时确有牛疫的发生，岂不显露拓跋珪受晁崇之欺的无能。换言之，若仅写着“舆驾所乘巨犗数百头亦同日毙于路侧”是不足的，于是又加上“天下之牛死者十七八”、“麋鹿亦多死”。又，《晋书》连后秦发生地震都具载之，若此时天下牛果死十之七八，此等大事，《晋书》何以略而不载？）。因牛疫乃不可预知之事，晁崇却能预知，则他必是发生“牛疫”的关键人物。北魏虽并未因牛疫而停止部队的前进，但辎重粮草的补给必然出现相当程度的困难，所以，当与后秦在蒲阪短暂对峙之后（注：史料并未载魏军发兵蒲阪的确切日期，据《魏书·天象志》，若以十月十三日晁崇上奏月晕左角作为进军蒲阪的日期，十一月二十一日“车驾北引”是退兵的日子，中间相隔38天，扣除柴壁到蒲阪所需之时间，魏军至多在蒲阪停留约一个月。），又因北方的柔然蠢蠢欲动，迫使拓跋珪决定撤军。还次晋阳后，拓跋珪或想起晁崇家奴之言，以及牛只同日死于路侧的异象，于是派人详加调查，结果认定晁氏兄弟确有谋叛之实，遂赐他俩兄弟自杀。
3 天文官与星占术的关系
晁崇应得知“制造”牛疫的阴谋，甚至参预其事，此乃相当严重的叛国行为，若为帝查悉，必然遭致身亡。王次多之死既未揭发其叛魏之心，晁崇何以甘冒性命之忧，伪造天象以阻止魏军进军蒲阪？本节将试从天文官与星占术间的关系加以剖析。
由于历代皇家皆视天文学与皇族命运有密切关系，自然不愿太多人识得此术，以免挟天自重，蛊惑世人，成为社会与政治动乱之源，故历代多有禁习天文之律，甚至不惜以死刑作为威胁的手段。如晋武帝泰始三年（公元267年）即颁下“禁星气谶纬之学”之令（《晋书·武帝纪》），后赵石虎建武二年（公元336年），下令“郡国不得私学星谶， 敢有犯者诛”，[4]北魏孝明帝熙平二年（公元517年），重申天文之禁，犯者以大辟论（《魏书·肃宗纪》），隋唐以下对天文的禁制亦未曾稍歇（注：有关天文禁令的研究可参考：郑寿彭.北宋禁止传习天文等事之研究——宋代开封府之一“个案”研究.中华文化复兴月刊，1977.10(6):47～57；朱锐.星占、谶纬、天文与禁令.自然辩证法通讯，1989，11(1):62～64。）。
天文术数既为官方所垄断，且关系最密切的天子多不谙此技，再加上浓厚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故天文官藉机玩弄术数的空间甚大。此一有利环境，致使晁崇认为谎奏天象被揭穿的可能性甚低，值得行险以救蒲阪。
晁崇伪造天象之举并非史上首见，如“荧惑守心”（火星留守在心宿，心宿即天蝎座α、σ、τ星）此一被视为对君王大凶的天象，历代文献共计有23次的记录，其中竟有17次不曾发生[5]。这17 次无中生有的记录，其出现的原因当然不能均归咎于观测失误，绝大部分应是蓄意伪造！（注：天文官除伪造天象外，有时亦会蓄意隐略天象不奏，如西汉以来即有32次的荧惑守心未见记载。又如“五星连珠”，其星占意义是天下有明主出现。汉朝吕后与唐朝韦后时皆会出现此天象，且是过去数千年来最壮观的两次，但却不见记载，见[6]。 ）更有以伪天象打击政敌者，如汉成帝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 宰相翟方进为了“荧惑守心”而被迫自杀，依据推算，此一天象乃是伪造，有可能出自其政敌的阴谋，由于皇帝极信星占，翟氏迫于现实，不得不自杀以“塞灾异”[7]。
再者，隋炀帝大业（公元605～618年）初年，军国多务，太史令袁充“候帝意欲有所为，便奏称天文现象，须有改作，以是取媚于上”；此后，炀帝每欲征讨，袁充皆“假托星象，奖成帝意”。袁充伪造天象的次数似乎颇为可观，而伪造之迹亦颇明显，无怪乎后世史家评曰：“变动星占，谬增晷影；厚诬天道，乱常侮众。”（注：见《隋书·袁充传》：大业六年，天下盗贼四起，袁充为媚上而奏七则天象， 其中有4则为流星，一则为云气，此皆属事后无法查证之象，且其中“七月内，荧惑守羽林，九月七日，已退舍”的记载，亦与实际天象不合，由此可见其用心。）
再者，后赵石虎为防止天文官员玩弄天文星占，乃在后宫另置女太史，教宫人仰观星象灾祥，以考外太史之虚实[4]。 宋朝亦有类似之措施，另置天文院，与司天监相互考校天象。天文院须在皇城未开之前将当夜的观象结果送抵禁中，待司天监之报告送达后，由有司进行比对。[8]
由上观之，历史上玩弄天文术数者并不罕见，故其中当另有不少影响军事的个案值得加以探讨。此外，若天文官据实上奏，而君王将领亦对星占抱持信任的态度，则对军事行动亦可能产生不小的影响。下文将就这两方面作进一步的论述。
4 术数家在战时的角色
《淮南子·兵略训》云：“上将之用兵也，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古人心中之良将，除须熟稔人谋战阵、山川险易外，亦须知天；此天不仅是大气变化的自然天，亦是灾异屡降的神格天。然古今将者智愚不同，并非皆有太公、孙武之才，诸葛、李靖之能，是故古人认为战场上需有术数家以掌天时、知天意。
术数家何时始涉军事，史料难考，唯《周礼·春官》说大史在出师时：“抱天时，与大师同车。”郑玄注曰：“大出师，则大史主抱式，以知天时处吉凶。”由于东周时，史、巫的职务难分，同是掌理天人之间的各种事务[9]，此得以参与战争， 《韩非子·说林篇》即记有楚国左史倚相参与讨伐陈国之事。
又如《左传·鲁僖公五年》记曰：
“八月甲午，晋侯围上阳，问于卜偃曰：‘吾其济乎？’对曰：‘克之’。公曰：‘何时？’对曰：‘童谣云：丙之晨，龙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旗。鹑之贲贲，天策焞CA64）），火中成军，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鹑火中，必是时也。’”晋献公问何时可攻陷虢国，卜偃依据童谣及当时的星象，推测应在丙子日。据颜师古之注，卜偃是“晋大夫主卜者”（《汉书·五行志》），可见当时若非派遣史官参战，则或另遣术数家担任幕僚。《天官书》有云：“兵革递起，城邑数屠，因以饥馑疾疫愁苦，臣主共忧患，其察
祥、候星气尤急。”亦深刻描述出术家在当时战事中所扮演的角色。
西汉对外战事颇多，天人感应的气氛也最浓厚，特别是武帝不断南征北讨，星占尤其盛极一时，《史记·龟策传》形容此时：“数年之间，太卜大集。会上欲击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预见表象，先图其利。及猛将推锋执节，获胜于彼，而蓍龟时日，亦有力于此。”汉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老将赵充国奉命征讨西羌，在金城与之相持甚久。宣帝以天象利于出兵为由，下诏促战，诏曰：“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战者吉，弗敢战者凶。将军急装，因天时，诛不义，万下必全，勿复有疑。”但赵充国并不因此躁进出战，反而上书谢罪，拒绝宣帝以天象干预，坚持依照既定计划。而后，大破西羌（《汉书·赵充国传》）。在此个案中，天文星占虽未对战争造成影响，但从宣帝的诏书亦知星占之术应颇流行。
东汉董卓之乱时，献帝被迫西迁长安。其后，董卓为吕布所杀，长安陷入群雄混战的局面。兴平二年（公元195年）， 献帝欲趁乱逃回洛阳，行至曹阳为李傕等追及，遂展开战争。王师先胜后衰，大败之余，献帝欲浮河东下而逃，太史令王立进言曰：“自去春太白犯镇星于牛、斗，过天津；荧惑又逆行守北河，不可犯也。”（《三国志》卷1 注引张璠《汉纪》）太白犯镇星是“内兵”之兆（《史记·天官书》），太白、镇星犯牛、斗二宿，为“破军杀将”之征象[3]， 荧惑逆行守北河，乃指往北渡河不利。王立或认为“内兵”、“破军杀将”等占辞既皆已应验，若再拂逆天象而北渡黄河，恐将难逃凶祸。献帝接纳其意见，遂改由轵关东出。根据推算，“去春太白犯镇星于牛斗”是真实的天象，但太白并未过天津，且荧惑亦未逆行守北河。然献帝无法判断所奏天象之真伪，反而据以决定逃亡路线，可见星占思想确实深植人心（注：经笔者初步研究，因为黄河在附近有险滩数十，渡河的风险极高，与其如此，不如行陆路东逃。虽有李傕等追兵，然欲迎天子的曹操，其势力范围亦在附近。根据《三国志》的记载，王立曾言汉将灭亡，晋魏当兴，后又在献帝面前，要求将国政委事曹氏。由此观之，王立早有叛刘投曹之心，故谎奏天象以使王师东行。）。
南北朝因动乱频仍，故屡见太史令参与战事定策之例，如前赵刘曜光初二年（公元319年）伐黄石之役（《晋书·刘曜载记》）、 后赵石虎建武四年（公元338年）伐慕容皝之役[4]、后凉吕光天安二年（公元387年）伐乞伏乾归之役（《晋书·艺术传》）。 北魏除晁崇外，另有太史令王亮于明元帝泰常七年（公元422 年）参与伐晋之战（《魏书·公孙表传》）。西魏关西大都督宇文泰每有征讨，太史令庾季才恒预侍从（《隋书·艺术传》）。可见胡人入侵中原以后，北方仍相当盛行军事星占， 不因外族的统治而有所不同。 若从刘曜（公元318～328年）、石虎（公元335～349年）、吕光（公元386～399年）、北魏道武帝（公元386～407年）、明元帝（公元408～423年）、宇文泰（公元534～556年）（注：宇文泰虽未即帝位，然掌废立之事，实与皇帝无异。）等人的在位时间可发现，太史令参战一事极具绵延性，似已成为定例。
除太史令外，另有不少其他身份的术数家亦经常影响军事决策，北魏崔浩可算其中佼佼者（注：《魏书·崔浩传》曰：“浩综核天人之际，举其纲纪，诸所处决，多有应验，恒与军国大谋，甚为宠密。”）。太武帝始光四年（公元427年）议讨夏主赫连昌，群臣皆以为难， 唯浩曰：“往年以来，荧惑再守羽林，皆成钩己，其占秦亡（夏之领土在陕西境内，依分野说属秦地）。又今年五星并出东方，利以西伐。”太武帝从浩之议，并领浩前去作战。后又议讨柔然，群臣均反对，唯浩赞成，太武帝迟疑不决，乃召浩与太史令张渊辩论。双方经过对天象一番争驳之后，张渊无言以对，太武帝因而说：“吾意决矣。”此四字正说明星占对军事决策之影响力。
又如《北齐书》记载：王春“少好易占，明风角……高祖起于信都，引为馆客……其后每从征讨，其言多中。”另外，明易善筮，兼晓天文、风角之术的许遵，亦被东魏权臣高欢引为馆客。东魏孝静帝元象元年（公元538年），高欢在河阴遭遇西魏权臣宇文泰之部队， 许遵即在随行之列（《北齐书·方伎传》）。
五代动荡之际，亦可在战场上发现术数家的踪迹，如后唐符存审部队中有通于望气之术者（《新五代史·符存审传》）；后晋石敬瑭未称帝前，部队中有善筮者马重绩（注：马重绩后来任职司天监。）（《新五代史·马重绩传》）；后晋李守贞部队中，以精于天文推步之赵修己（注：赵修己位至翰林天文。）为司户参军，守贞每出征，修己必从，军中占候多中（《宋史·赵修己传》）。
元成宗尚未即位之前，靳德进常（注：靳德进官至昭文馆大学士，知太史院，领司天台事。）随之辅军北边，凡占预攻战取胜之日，无不验者（《元史·靳德进传》）。明太祖、成祖屡因天文之变，诏边严加戒备，以防外患（注：可参阅《太祖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据北京图书馆所藏之红格本《明实录》所校印之刊本）卷99、卷106、卷115、卷125；《太宗实录》卷19、卷51、卷58。）。明英宗土木堡事变中，王师未至大同，却已乏粮，诸臣请班师，王振不许，钦天监正彭德清遂以天象示警（《明史·曹鼐传》）。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年），抚宁侯朱永上奏，占候天文生朱广、杨昭，因于延绥之战有功，俱宜量升听用（《宪宗实录》）。乃至康熙皇帝北征，仍有善于风角之刘禄随行（《清史稿·艺术传》）。
除上举诸例外，我们另可透过3本代表不同时代的著名兵书， 作为术数深入军事之证明，如先秦之《尉缭子》云：“今世将，考孤虚、占城池（咸池）、合龟兆、视吉凶、观星辰风云之变。”唐朝之《唐李问对》云：“后世庸将，泥于术数，是以多败。”明朝之《草芦经略》云：“今日军中，动辄艳慕太乙、六壬、奇门遁甲、六丁六甲神将。”是故，长久以来，术数与军事间早有极为密切之关系，在此一强烈的传统下，扮演重要咨询角色的术数家，对军事的确造成相当程度之影响，此当是探讨军事史者所应加以留意的。再者，星占得否影响军事决策或军事行动，原仅与君王或将领采信与否有关，但由于部分术数家伪造天象，或如晁崇利用星占以遂私图，致使星占对战争的影响更加多元。
5 结论
唐太宗曾问开唐名将李靖曰：“阴阳术数，废之可乎？”李靖答道：“不可。兵者，诡道也，托之以阴阳术数，则使贪、使愚，不可废也。……盖存其机于未萌也，即其成功在人事而已。”[10]李靖认为阴阳术数不可废，因为兵士的迷信心理是可加以利用的，此即如《淮南子·泛论训》所言：“乃借鬼神之威，以声其教。”明确指出术数运用之妙，实存乎一心。
李靖所指的术数，包括各种推算占卜吉凶之方法，按《通典·兵部》：“夫戎事，有国之大者，自昔智能之士，皆立言作训。其胜也，或验之风鸟、七曜，或参以阴阳、日辰。”由于战争乃攸关无数生灵及王朝兴衰之大事，故智能之士或占验风鸟、七曜、或观察阴阳、日辰，此即所谓兵家阴阳学。亦即除星占外，选择、风角、太乙、奇门、六壬、杂占等术亦经常用于战场[11]，种类之多，实不胜枚举，这当是军事史的重要一环。
柴壁之战中，“月晕左角，角虫将死”的预言，意指军事行动将遭逢辎重补给的困难。太史令晁崇提出预警，理应有功，然却落得叛国罪而被处死，颇令人费解。其次，以现代的认知而言，晁崇何能预知牛疫之发生，这是极其不可思议的。这两个疑点，在证实晁崇伪造天象后，随即豁然开朗。晁崇或其党羽所“制造”之牛疫虽影响北魏对蒲阪的作战能力，但终不免为拓跋珪识破而招致杀厄，故其计划是失败的。然而这个例子在说明天文官的确有可能利用星占术影响军事行动，后秦国祚续延十余年的关键，或许即在此些微处，唯此已不易言之。
晁崇之所以胆敢谎奏天象，实由于历朝对天文术数的严格管制，知者甚少，以及天人感应思想的弥漫，使其得以上下其手。晁崇并非史上唯一玩弄术数者，其他朝代亦有类似之个案，且术数家参与战争已形成一种惯例，故星占术对战争确有其影响力。
拙文的首要目的，在于证明星占预言之“实现”，实多由于人为的介入。面对类似的记载，应先判断该天象可否回推，若回推证明天象为真，则预言可能是碰巧猜对（注：《史记·日者列传》：“孝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娶妇乎？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辰家曰大凶，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辩讼不决……”针对某一天象，各家自有其说法，碰巧猜对的可能性很高，可能因为史家只记下猜对的预言，遂造成一种某人预言神准的假象。）；若为假，则所谓的预言应验必属作伪或附会。对于不可回推的天象，如星占事应过于巧合，则或应抱持怀疑的态度。此一研究亦证明星占始终与中国古代军事行动紧密结合，两者既共存数千年，则星占术对军事之影响，亦应是史家所须留意的。因此，当吾人在分析战争胜负之时，除须考虑兵力多寡、地理优劣、将领才具、战争物资、战略运用等因素外，对心理层面深具影响的星占，亦应列为析探重点之一。
收到来稿日期：1999—04—01；收到修改稿日期：1999—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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