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文化自信与新时期我国人文社科国际化发展的若干思考
张玉卓
（上海理工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上海 200093）
【摘 要】 当今我国的社会科学发展正处于关键的“瓶颈期”，如何使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走向自主创新的国际化道路，成为新时期中国学术发展的重要课题。本文通过对近代以来我国对西方社会科学盲目“引进”的危害进行反思，分析了西方社会科学的非普适性和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现状，强调要通过坚定文化自信使中国的人文社科研究能依据中国、走向世界，走出自主发展的文化强国之路。
【关键词】 文化自信；人文社科；国际化；民族性
1929年，冯友兰在《清华周刊》上发表了题为《一件清华当作的事情》的文章，其中写道：“在德国学术刚发达的时候，有一个人说，要想叫德国学术发达，非叫学术说德国话不可。我们想要现代学术在中国发达，也非叫现代学术说中国话不可。[1]”90年后的今天，笔者不禁赞叹当年冯老“叫现代学术说中国话”这一说法的预见性，这就是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西方的理论著作、学术思想、概念范畴、研究方法被大量介绍到开放的中国，那么，研究如何从对西方的“引进”转向中国的自主发展并走向国际化，是我国社科领域文化自信确立的当务之急。
由回波信号和多相位分段调制干扰信号的幅相特性曲线可知，干扰信号与回波信号的幅频特性在全频带内均为一常数，二者成倍数关系，干扰信号的相频特性和y轴的交点与调制相位值的大小有关，曲线斜率与分路的时间点有关。由k=1时的干扰信号幅相特性推广至k取任意值，可以看出，多相位分段调制干扰信号在单个信号分路上的相频特性依然是线性连续的，然而多个分路间的相频特性不再具有回波信号相频特性所固有的线性相位特性。
一、西方社会科学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产物
西方的社会科学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并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而发展的学术范式和知识体系，与近现代的西方社会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即由客观的社会存在所决定，并反映着客观存在的发展与变化。也就是说，西方社会科学产生后，并不天然具有不受任何地缘、民族、人种等认知限制的价值普适性或功能普适性的特点，而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产物。
（一）西方社会科学非普适性科学。沃勒斯坦著名的世界体系理论认为，“19世纪社会科学学科的分类观念和实践有着深厚的意识形态根源，因为意识形态远不只是一般的世界观，它是由人们带着明确的政治目标而有意识地和集体地加以型构和阐释的一种特殊的世界观念，是人们在建构现实世界的过程中所始终依赖的在历史中生产的一种‘共同的眼镜’，而正是这种‘共同的眼镜’决定了人们如何认识和解释他们的世界。[2]”作为构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占支配地位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其本身尚不足以应对或支配所有具体性社会实践，它还需要那些能够反映客观实际的法规和政策加以配合，而这种法规和政策的制定又需要关于客观物质世界和现实人类社会的具体知识作为支撑，于是便产生了适应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是其发展的基础，是源于西方社会并为其资本主义发展服务的科学，并非全人类与全世界都必须要遵循的“普世价值”。
（二）对西方社会科学进行盲目“引进”的危害。虽然我们已经明确指出了西方社会科学不具有“普世价值”，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文化选择过程中，我国人文社科工作者学习借鉴西方优秀文化成果对我国学科构建与学术研究确实起到了推动作用。然而如果一味只参照西方学术范式构建我国自己的学科体系，则会造成严重的盲目“引进”危害。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6]”面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科学泛“西化”和其制度化困境，我们要时刻把握“中国的社会科学本质是源于中国社会经验，并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所服务”这一核心理念，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开创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新天地。
另一方面，会造成中国人文社科领域研究的严重“不接地气”，不是植根于中国大地和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文社科成长发展所真正需要的土壤和养料，而是对西方社会科学进行简单“移植”，扼杀了中国社会科学建构自身自主性的可能。正如学者邓正来所说“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法学，以对法学中四种不同冲突理论模式的深入探究得出结论，认为以这些理论模式为代表的中国法学之所以无力引领中国法制的发展，实是因为它们都受到一种‘现代化范式’的支配，而这种‘范式’不仅间接地为中国法律发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图景’，而且还致使中国法学论者意识不到它们所提供的并不是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3]”
二、文化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内核
在实验二中，树干在未锯之前，同化物从源运动到树的基部，要经过A段到B段再到树干的基部，这种情况下的A段、B段都是库，当树被锯之后，就A段来说，A段作为库的“身份”没有变，D的横截面是库端；就B段来说D的横截面不是库端，C线的横截面是库端。当树干A段被锯开后，A段作为库的“身份”没有变，所以同化物便向A段供应，使之能正常生长；B段在被锯开后，原来同化物从源移动到B段的路线被割断了，B段失去了“库的身份”，所以同化物没有供应给B段，导致B段死亡。
“盖举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4]”冯友兰先生传递的是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和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豪感。华夏文明纵观上下五千年，是每个中华儿女内心无法磨灭的文化印记，最能激发起牢固且持久的民族和国家认同。无论是唐诗宋词等古代文学展现的文字魅力，筷子毛笔等古代事物展现的器物魅力，还是让华人华侨瞬间泪满襟的乡音故曲展现的艺术魅力，每个华夏儿女都被祖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养分所滋养，受其福泽，难以割舍，更不可剥离。
DES都是通过氢键受体和氢键供体通过氢键连接成的混合盐溶液。最常用的氢键受体是季铵盐类的氯化胆碱，氯化胆碱价格低廉、可生物溶解、安全无毒，可以从生物质能源或者化石能源中提取。氯化胆碱可以与尿素、丙三醇、多元醇等安全廉价的氢键供体结合形成DES(见图5)。
当然，通过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也反映出了我们在教学中的一些薄弱环节。如教学投入不足，教学实习和实训设备不够完善，选手不能适应竞赛中采用的现代企业新设备、新技术、新流程，或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不了比赛任务；基础理论课教学与专业技能训练没有有机结合。应大力推行教学做一体化模式，使车间与教室合二为一，理论与实践有机融合，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技能型专业人才和实践应用型能工巧匠。
三、坚定文化自信，实现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化发展
一方面，如果对西方社会科学毫无批判地接受，就会使西方对中国的人文社科领域注入某种具有“强制同化”色彩的范式，久而久之，这种从西方引进理论将会被视为合理甚至是正当的。并且，这种错误、盲目的范式还会迫使我国人文社科学者在有关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都必须经过西方知识框架的过滤，即对中国的实地研究进行所谓的“科学化”和“规范化”处理，最终使我国的人文社科研究带上西方知识示范的烙印。
（一）文化自信是民族自信的源头。唯有中国人把“国”叫作“家”，“家是一个国，国是千万家”，国与家不可分离，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无论是洋务派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维新派的“百日维新”，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两次“大革命”均以失败告终。只有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继承了顽强斗争的民族精神，并根据中国实际将其结合的中国共产党，才带领和团结全国各民族人民挽救国家于水火，实现了民族的独立。中国共产党人在史无前例的伟大斗争和伟大实践中，与时俱进、吐故纳新，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深入，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文化的选择。
（二）文化自信是历史和现实的必然。任何国家的制度设计都必须源于本国历史和社会现实，否则就会被人民抛弃。“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帜。[5]”中国的历史实践和社会现实决定了我们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绝不是西方的道路，这不是发展阶段的差异，而是根本的文化基因差异所决定的必然选择。历史和现实不断告诉我们，有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有源远流长的文化血脉，现在的中国拥有强大的文化自信，用“中国经验”和“中国价值”影响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中华文明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光彩，让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上自信前行。
（一）立足本民族，推动对中国社会科学问题研究的本土化、时代化。曹锦清教授认为，中国人研究中国，要“以中国为方法，以中国为立场”。他强调，“判断中国应该如何，要以中国是如何判断为基础，要尊重中国自身的经验和历史；要返回国情、返回历史、返回实证；要从内向外看，由下往上看。[7]”过去，由于贫穷落后和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差异等因素，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长期受不到国际的重视，缺乏国际地位与影响力。过去四十多年，在改革开放的指导和引领下，我国的综合国力有了大幅提升，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根本上的改善，创造了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壮丽变革图景，这些巨大变化使得世界高度关注中国。同时，在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和多边主义成为主流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崛起深刻影响了全人类的发展进程，“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对世界其他民族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这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国际化发展提供了自主条件。
鲁迅先生曾在《且介亭杂文集》中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如果社会科学的研究脱离了国家和民族所处的时代土壤，就不会生根发芽，更不会影响世界地茁壮成长。因此，我们要站在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立场和生动形象的日常生活视角，使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更能反映时代特征、呼吁时代问题、满足人民群众的时代要求，从而避免出现说“过时的中国话”和“听不懂的中国话”。
（二）立足全人类，推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对世界的学术贡献、协同创新。近代以来，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引进”呈现出工具主义的特征，缺乏理性思考与特殊性分析，缺少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因而也就无法对世界范畴的社会科学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难以在国际上获得学术话语权。当下，我们要结合“一带一路”的伟大战略为中国社会科学国际化发展服务。也许我们会问：走向世界的目标何在？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是为了争取话语权、扩大国际影响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但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更多是为了贡献“中国智慧”，为了使我们共同的人类精神家园更加丰富多彩。
文化自信还要特别强调对青年人，尤其是对青年大学生的培养。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青年人死气沉沉，文化自信就是纸上谈兵；青年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文化自信就可以“朝气蓬勃，好像八九点钟的太阳”，远可传承五千年来的优秀传统文化，近可播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种子”，担当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任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参考文献：
[1]巴文泽.冯友兰学术独立思想新探[J].学理论，2012.
[2]赵睿夫.论马克思主义空间思想的三条线索[J].理论界，2019.
[3]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构建“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第二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4]梁贞，.坚定文化自信 建设文化强国[J].世纪桥，2017(10).
[5]张国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优势的三大支点[J].红旗文稿，2017(20).
[6]邓宏烈.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应然性、规范性和超越性之价值属性论析[J].思想战线，2019(5).
[7]曹锦清.如何研究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中图分类号： G12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0125(2019)32-0208-02
作者简介： 张玉卓，女，上海理工大学，法学硕士，专职辅导员，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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