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入新世纪的青春影像——记“青年电影作品研讨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研讨会论文,影像论文,青年论文,青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1999年，法国“新浪潮“电影运动40周年。
1959年，法国一批既搞电影评论，也拍电影的超级影迷，围绕在著名的《电影手册》周围，针对当时法国的主流“优质电影”进行了针锋相对地批判，当仁不让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并用后来被奉为经典的几部影片为他们的主张提供了注脚。在“新浪潮”精神影响下的其他国家的电影运动，大致也是寻着这样一种“法式”路线进行的。这甚至可以算是20世纪电影革新运动的一种范本。
在中国，我们是在对历史的追忆中，了解了本世纪中叶法国“新浪潮”电影大师们所创造的辉煌事实。对于大多数中国的电影创作者来说，那场名垂青史的电影革命可能更多的只是历史教科书上的枯燥字眼，以及能看到的为数有限的几部大师作品。然而20年后，“新浪潮”这一历史称谓所禀赋的革命性，在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催动下，引发了一场电影美学的革命，也造就了中国影坛“第四代”导演群落；25年后，作为这场革命的延续和发展，以张艺谋、陈凯歌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使中国电影成了世界影坛最具神话意义的文化景观；40年后，当我们纪念这一光辉的文化节日时候，“新浪潮”的精神之光是否依然跃动在更年轻一代的中国电影人的新作品中呢？在历史的经验和先辈们的辉煌面前，中国年轻一代的电影人是否创造出了又一种具有本土特色的电影创新运动的范本呢？
1999年11月27日～29日，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和北京电影制片厂联合主办，《电影艺术》编辑部承办的“青年电影作品研讨会”在北京举行。研讨会汇集了当今中国一批有才华的青年导演，他们是路学长、王小帅、阿年、管虎、王全安、霍建起、金琛、李虹、吴天戈、毛小睿、郭小橹、田曦。同时，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教授谢飞、郑洞天、韩小磊；文学系教授黄式宪、钟大丰；理论室教授倪震；表演系教授林洪桐；摄影系教授郑国恩；中国电影艺术中心研究员杨远婴、胡克、饶曙光；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副研究员贾磊磊；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戴锦华、研究助理王昶；《电影创作》主编王陶瑞；《大众电影》副主编杨国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陈晓明；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童道明；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剧本部主任张玞；上海广电局艺术处处长吕晓明；上影厂策划部马宁；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助理孙毅安、珠江电影制片公司祁海、艺玛公司艺术顾问唐斯复；新影联发行部经理高军；北京电影制片厂策划部主任赵海成、北影销售公司阎国萍；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张思涛等30多位电影界著名的导演、理论家、影视策划人、电影发行人参加了研讨。
会议由《电影艺术》主编王人殷、北京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史东明主持。
新的身份
早在90年代初，诸如王小帅、张元这样的一些名字，经常出现在国外的大小电影节上，他们的电影题材、故事异常的个人化，制作粗糙，并且大多未经过电影主管部门的审查。媒体把他们的电影称作是“地下电影”。即使是在体制内制作的一些影片，像管虎、路学长的早期作品，也都表现的是所谓“边缘人”的生活。在这些作品中或多或少都有与中国现行的电影审查制度相抵牾的内容。因此，关于身份问题，是本次研讨会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尽管会上依然有理论家，用“边缘化”的理论话语来评价他们以前的作品。但在路学长看来，他们并非要刻意表现那些不大受主流社会欢迎的人，而只是讲了一些他们熟悉的人的生活。他们本人就生活在普通大众的社会中，怎么会边缘了呢？阿年和王小帅更是强调，过去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他们的艺术个性，而失去个性对他们来讲无疑是痛苦的。阿年甚至用了“上断头台”的字眼来形容丢掉个性后的命运。而来自上海的青年导演们在个性问题上却表现出了相当的柔韧性。显然，在他们看来，在交办的任务中透出点个人风格是最理想也是最现实的选择。
事实上，研讨会之所以会在身份问题上引出青年导演的颇多感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营电影制片机构在新世纪到来前的制片策略。在研讨会的开幕式上，北京电影制片厂韩三平厂长就明确提出，用低成本制作有市场的电影将是北京电影制片厂在一段时期内的方向。而这一战略实施的主力是青年导演。他说：“……我们当年不谈经济问题，甚至没有硬指标。现在根本不行，硬指标非常严格。一部影片资金投入加税收和利息330万，发行费100万，430万是硬指标。 ……北影厂这次抖胆投了7部，情况并不很理想，影片在艺术上和未来商业上都很严峻。 但是我们跟年轻导演沟通得非常好，我们遵循了一个原则：低成本投资”。韩厂长的构想在研讨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弹。北京大学戴锦华教授甚至用了“剥削”的字眼来形容制片方的这一策略。史东明副厂长对此解释说，他不同意“剥削”的说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与其说是青年导演需要电影制厂的支持，不如说是电影制片厂更需要这批年轻人。因此，没有主观上的“剥削”企图。郑洞天、韩小磊和黄式宪教授都认为，应该根据剧本的要求来决定影片的投资，而不能认为投入少就必然有利润。北京新影联的高军也从市场的角度分析了影片投入和产出的关系，并认为一味地低成本，将损害电影市场的良性循环。从另一个方面讲，电影市场应该是多层次的，既要有《冲天飞豹》这样适应主流电影市场的作品，也应该有针对某个阶层观众的作品。王小帅以自己以往的经验认为，小成本电影只要选好影片所针对的市场，一样会有利润。
但无论采取怎样的市场应对策略，北京电影学院的倪震教授都认为，在今天中国影坛的格局中，青年导演的作品应该与以冯小刚为代表的主流商业电影和以冯小宁为代表的“主旋律”电影，共同组成新世纪中国电影的“地形图”。钟大丰教授以美国伍迪·艾伦和日本青年导演为例，说明世界各国青年导演起步阶段都是困难的，关键在于青年导演们是否能在体制内表现出自己的才华。郑洞天教授更是以师长的身份认为，尽管在人数上尚有欠缺，但从青年电影作品样式的多样性和成熟程度来讲，他们已经可以接班了。广电总局副局长赵实同志也热切地期望年轻一代在21世纪能挑起振兴中国电影的担子。
为自己“边缘人”的身份正名也好；服从主流电影的商业机制也好；或是肩负起接班人的重任，都明确地告诉我们，这批青年导演中大多数人的身份都已经从松散的个体艺术工作者，成为了国家电影工业和电影文化的正规军。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将继续沿着第四代、第五代电影创作者所经历的计划经济的制片厂制之路走下去。而本次研讨会也把一个重要问题的答案留给了新世纪：青年电影人的个人才华将如何有效地与相对旧的制片机制相融合呢？
新的作品
参加本次研讨会的青年电影作品一共有12部。它们的风格面貌各异，青年导演们在电影的不同侧重点上尽量体现出自己的追求。这其中有模仿好莱坞的商业电影《冲天飞豹》。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85级毕业生王瑞在片中用先进的电脑技术辅助完成战斗机空中表演的场面，电脑三维动画总长约15分钟，超过了《侏罗纪公园》电脑动画的长度。也有把一个最不具有新意的题材做个性化处理的作品，比如路学长的《光天化日》（讲见义勇为的故事）、李虹的《伴你高飞》（家教师生互助的故事）；也有在电影本体形态上做探索的影片，比如王全安的《月蚀》（双重视点叙事）、阿年的《呼我》（平行叙述三段故事）；还有努力探索低成本商业电影路数的片子，比如张扬的《洗澡》（融合本土景观和都市温情的文艺片）、王小帅的《梦幻田园》（在单一空间内，利用“误会法”制造喜剧化情景）、吴天戈的《女人的天空》（继承南方滑稽剧特色的都市轻喜剧）等。
与会者充分肯定了这些影片在多样化的同时，仍旧保持了青年导演们一贯的优质的视听效果。其中，路学长的《光天化日》、王全安的《月蚀》和李虹的《伴你高飞》得到了与会者的热情赞赏。郑国恩教授、林洪桐教授认为，王全安首次执导便表现出了出色的电影感，视听语言的掌握精致到位，颇有欧洲电影的味道。《光天化日》被多数与会者认为是这些作品中相对最完整的电影。它对声音的处理、运动镜头的运用，快速剪接以及对现代都市氛围的把握都流露出青年导演所独有的视听感觉。
尽管如此，与会者依然对这批年轻人的新作品提出了意见。最有代表性的是谢飞教授提出的，青年导演应该注重电影的文学价值。他在肯定了青年导演的原创性之后指出，这批青年电影作品在文学价值上并不尽如人意。在戏剧矛盾的组织，人物塑造和主题挖掘等几方面，有些作品存在明显的缺陷。与会的评论家指出， 管虎的新片《再见， 我们的1948》中，对那位漂亮的女教师的把握就很值得推敲。王小帅的《梦幻田园》在关键的叙事点上，没有讲明白。再比如阿年的《呼我》中“相声演员的故事”并未在影片的整体叙事和意义表达中显现出应有的作用。
王小帅导演在会上热切地表达了要制作优质电影的愿望；路学长导演也认为，要做一个出色的职业导演，必须学会熟练地讲述各种题材的故事。显然，青年导演们也认识到了流畅的表达对一部电影的重要性。此前曾有评论指出过，新生代作品的影像魅力远胜于讲述的魅力。从本次研讨会的十几部作品来看，老毛病确实存在。杨远婴研究员认为，年轻一代的电影创作者，从一开始便面临着意识形态和市场的双重压力。事实上，在这一有代表性的结论后面，或者说在对他们境遇的善意的同情中，我们有意无意地忽略青年导演自身职业素养的提高，对此电影评论是有责任的。
是不是身份的改变，也一起改掉了这些青年导演身上的锐气和深度。与会的许多理论评论家在比较了管虎的《头发乱了》《夜行人》（上下集电视剧），路学长的《长大成人》，王小帅的《冬春的日子》和他们的新作品后，普遍认为新作品不如老作品。管虎说他想拍自己喜欢的作品。可能这代表了大多数青年导演的真实想法。那么，在提高青年导演自身职业素质的同时，应该确立怎样一种机制在导演的擅长与市场需求之间形成某种平衡的关系呢？其实，参加本次研讨会的影片《洗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但问题是，独立制片制在现行的电影工业体制中该占怎样的位置呢？
新的批评
关于批评，虽与青年导演的创作有关系，但它更多是电影理论评论界自己该做的事。其时，一位与会代表说了一句玩笑话，电影创作者换了一代又一代，而专业电影评论者却永远是这一拨人。面对新作品、新的创作群体和新的体制，我们需要怎样的电影批评呢？40年前的“新浪潮”电影运动是从《电影手册》上的理论大战，是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激烈论辩中开始的。正是那些看似偏激、狭隘、咬文爵字的理论，为“新浪潮”那些初出茅庐的年轻导演，确立了创作的座标。20年后的1979年，“第四代”导演美学观念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那场在《电影艺术》上展开的有关“电影语言现代化”的讨论。在“第五代”刚刚崛起时，《电影艺术》召开了两次关于“第五代”导演摄影和“新电影美学”的讨论会，在理论上有效地呼应了当时的创作状况。那么，今天我们将怎样批评一部影片？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学院式的理论，在面对一部作品时所表现出的学究气已经显得过于的谨慎和晦涩了；而出谋划策式的指指点点，又多少有些事后诸葛亮的滑稽。在这里，也许我们最应该回到的是作品本身。看看作品在多大程度上震撼了我们，它又为什么会震撼我们？作品想说什么？想说的东西有意思吗？它说出来了吗？它说得好吗？它怎样说会更好呢？我们第一位面对的应该是作品本身，而不是作品之外的任何东西。拍电影的难处是永远不足与外人道的。第二位的似乎应该是规律。视听艺术的规律、观众接受的规律、市场的规律……对电影这门耗资巨大的工业化艺术来说，毫无规则地盲打误撞是最大的犯罪。在这个意义上，电影批评应该做点可以直面新作品，直面新规律的事情，否则新作品将孤掌难鸣！
其次，我们应该把个体的经验总结起来，去伪存真。研讨会上，艺玛公司的代表唐斯复以《洗澡》为例，介绍了公司从开始剧本写作到市场销售的策划经验，现在看来这些是成功的，我们是否应该把它整理一下，看看到底在多大空间和时间范围内适用？广东的祁海谈了他宣传发行国产影片的生意经，有用吗？象《兵》这样的影片怎么发？马宁作为制片厂的策划人有一系列的计划，这些主意到底有多少可行性？其它电影制片厂适用吗？等等
青年导演们愿意琢磨具体问题，他们也想听到对于艺术规律的分析。从事电影批评的影评人们，似乎不该让他们失望。
结语
在本次研讨会上，有一个词出现的频率很高，它就是“WTO”。 面对中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的现实，与会的代表把振兴民族电影的重任交到了青年导演的身上，无论“WTO ”对于我们更多的是政治上的意义，还是经济上的意义，年轻一代的电影人都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文化境遇和经济情势。但青年人毕竟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在他们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