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比较中探索古代世界史结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史论文,古代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比较研究在史学中是一种有效的研究方法。不过我对它并未从理论上做过深入或浅入的探讨和自觉应用，只是偶尔直觉地使用过。主要是因为在学校中教世界史，涉及许多的国家、民族，在讨论这些国家、民族的制度的时候，自然而然地要对它们进行比较。例如我参加过世界古代史的编写，当时讨论最多的是奴隶制的两个阶段论和两种类型说，即古代东方的奴隶制和古典的奴隶制的差异，究竟是属于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呢？还是两种彼此不相同的类型？这就要对两方面的奴隶制进行比较。后来一直教世界中古史，也编写过世界中古史的教材，碰到的问题往往是西欧的封建制度在世界史上有没有典型意义呢？为什么我国的封建制度那么长，而西欧的那么短呢？这也就要拿它和其他各国的封建制度进行比较。时间一长，没比较出什么答案，倒比较出许多问题，写此短文，以就教于方家。
世界史为什么是世界史，这可以有很多回答。以前我们的看法是世界各国的历史大致上都是按五种生产方式发展的，有统一的发展规律，这种统一性使世界的历史成为世界史。现在我们比较流行的看法是世界的历史成为世界史有一过程，起初各国的历史彼此孤立发展，还不成其为世界史，自哥伦布航行后，世界逐渐连成一片，这才成为世界史，所以强调1500年这一转折的重要性（也有强调是工业革命才开始了世界史的）。当然还可以有另外一种看法，世界上各国的历史本来就是客观存在的，表述这一客观存在的世界历史就是世界史，而并不要自1500年起才成为世界史。各国历史发展的彼此联系、彼此影响是一直就有的，不过有强弱、大小之分而已。文明的孤立、闭塞只有相对性，而文明的相互影响、传播则是更重要的。
这几种看法可以说都有道理。但我认为强调哥伦布航海之对世界历史的重大意义，强调它成为世界历史分期的重大标志这样一种看法，隐含着世界历史的东西方之分这样一个老问题在内。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的史学界，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延续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东西方文化论争问题，冲击回应模式问题，都和它有关系。东西方问题当然也是一个比较研究的问题，没有东方也就无所谓西方。不过世界历史上的东西方问题却有它的特殊性。按照萨义德的说法，东方主义是西方人制造出来的，体现了西方的文化霸权，而这一东方主义也一直在控制着人们的头脑（注：萨义德：《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年版。他的这本后现代著作对我这个头脑也许还未现代化的人来说实在晦涩难明，不过他的上述意见我以为甚有启发性。）。我们虽然是东方人，但是我们的大量的社会科学、史学的理论、概念、规律、方法，都是来自西方的，在我们接受其具有普遍性真理的过程中，无疑也接受了它的文化霸权的话语，因此我们对世界历史的看法，我们的世界史体系，带有很大的片面性；也因此我们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即致力于批判西欧中心论，不过我看收效甚微，我们编写的许多世界史著作、教科书，连欧洲人都以为它还是以西欧为中心的。
西方人的东方主义主要建立于18世纪之末，它的内容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西方是先进、科学、民主，而东方是停滞、迷信、专制，因此受制于欧洲人就是亚洲人的历史命运。不过应该说西方人的东方主义当时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伊斯兰教国家（包括当时的印度），对中国的了解并不够（萨义德的东方学也大多谈的是伊斯兰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远东也就被东方化了（注：参看施治生、郭方：《“东方专制主义”概念的历史考察》，《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3期。 ）。逐渐演化为欧美是西方（不过俄国等东欧国家往往被称为半亚洲式的，不大能跻身于欧洲），而广大的亚、非、拉美地区的国家、民族是东方。世界历史的发展在东西方表现为不同的规律，不同的道路，我们的世界史体系就是按照这一思路建立起来的。
在上古史中，往往称四大文明古国，不能否认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这些具有悠久历史的灿烂文明。可是也往往把上古史划分为古代东方和古典世界，其实这和当时人的看法大不相同。上古时代，在亚欧大陆的西部，主要是地中海文明区，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都属于这一范围。希腊、罗马人所说的亚洲，指的是地中海东岸（注：参看廖学盛：《魏特夫的臆断和古代希腊历史》，李祖德等编《评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而古典文明和埃及、巴比伦文明之间的传承关系，已经被一再证明（注：参看 M. Bernal,Black Athena,Rutgers Univ,Press,1991,Introduction）。 林志纯先生把上古时期的文明划分为西方（包括现在的南亚、中亚、西亚、欧洲等地）和中国两大系统，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注：日知：《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6～17页。）。 后来的罗马帝国统一地中海，地中海成为罗马帝国的内湖，埃及是罗马的粮仓，正是这一大文明区的具体表现。在亚欧大陆的东端，是中华文明区，这一文明也不限于我们一般所说的华夏文明，而和现在的中亚、东北亚、东南亚、环太平洋地区的文化有着紧密联系（注：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70～176页。）。
中古世界的历史怎么样？这时也没有东西方的分野。如麦克尼尔认为，500～1500年甚至直到1700年，亚欧大陆上是四大文明区：中东、 爱琴～意大利、印度、中国（注：W.H.McNeil,The Rise of the West,Chicago,1964,p249.）。肖尼则以为，在地理大发现以前，地球上有几个世界，包括地中海、中国、美洲、非洲和阿拉伯等 （注： P.Channu, European Expansion in later Middle Ages, Amsterdam,1979,p215.）。可是我们的世界史著作中，却把十字军战争看作是东西方之间的战争，是西方人的侵略，预示了西方人后来扩张的胜利。其实十字军战争是一场地中海文明的地区性掠夺战争，远没有我们赋予它的那些意义。不然为什么十字军会去攻打同是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堡呢？后来，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出于反对宗教迷信，西方人视中世纪为自己历史上的断裂时代，是黑暗时代，而以文艺复兴为新时代的开始，强调它的划时代意义。这就是西方以15世纪为中世纪之结束和近代开始之由来。18世纪的吉本写《罗马帝国衰亡史》，止于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是强调罗马帝国传统的灭亡的。而19世纪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不但歌颂文艺复兴对人的发现，也歌颂对世界的发现，把哥伦布的航海也作为这种文化的特征写下来。但他是强调意大利人在这方面优于其他欧洲人，并没有赋予它以现在的世界史上的意义（注：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80～283页。）。由此可见，1500这个年代，如果说有什么意义的话，也完全是从西欧史而言的。如果从世界史来看，我很怀疑它具有那么大的意义。
把1500年应用于世界史，以此作为世界近代历史的开端，正是把世界历史划分为东西方，从西方人的眼中看世界的结果。不过现在不再强调文艺复兴了，而强调的是远洋航行和资本主义萌芽，因此有必要就这两个问题申述一下。
1492年哥伦布的航行，我看还不足以标志新时代的开始。哥伦布的航行是西欧人向外扩张的一个重要步骤，可是从世界历史来看，古代无论那个国家、民族，随着内外条件的变化，都会进行扩张。由于力量对比的不同，不是被人家扩张过来，就是自己扩张出去。十五六世纪并不只是西欧人一家在扩张。俄罗斯人正在逐渐东进，越乌拉尔山而侵吞西伯利亚，西向波罗的海寻找出海口。土耳其人由安那托利亚向欧洲扩张过去，占领了东南欧，向西欧挺进，多少威逼维也纳，成为西欧国家的大患。莫卧儿人则南下席卷印度。伊斯兰教形成了囊括南亚、中亚、西亚、北非、东南欧、中欧的巨大政治实体，所以16世纪也被认为是伊斯兰教大扩张的年代。15世纪的郑和航海，是中国的海外扩张，而郑和航海的终止则往往被认为是中国从海上的退却。这是只从王朝的角度看问题。其实16世纪中国向海外发展的势头是十分巨大的，福建、广东等地的商人，到现在的朝鲜、日本、菲律宾、印尼、东南亚各国，进行着广泛的贸易活动，有的长期居留，形成了华人的自治社区。由于国家禁止海外贸易，于是他们发展成为武装走私集团，一方面和政府抗争，一方面控制着西太平洋的海上贸易。所以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明朝禁海与开海之争一直不断，到隆庆元年（1567年）终于开禁，准许进行正常的海外贸易。说什么中国的文明是黄色文明，中国人历史上只向西北发展而不向东南发展，不会向海上发展，我想正是不自觉地反映出了受文化霸权控制的结果。
西欧人向海外殖民活动的效果，我认为主要是从美洲、非洲直接掠夺财富，但这也是逐渐发展起来的。至于贸易所得，则相当长的时期恐怕很难说有什么成绩。首先从人数方面看，西欧15世纪远洋航行的人数，大约1～2万人；到1600年，大约有30～40万人（注：P.Channu,.op.cit.p278.）。16世纪，从霍尔木兹到澳门和长崎，葡萄牙人最多不超过1万人，1770年前后，马德拉斯有114名英国文职人员，孟买有 700～800人，加尔各答有12 000名。直到1805年左右， 全印度的英国人也不过31 000人（注：以上数字转引自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563页。）。 而西欧的全部人口，大约在1500年是5 680万，在1600年是7 120万，到1700年则为7 500万人（注：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二卷， 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9页（只取西欧部分）。）。这么一点人出海远航，在当时的西欧，不可能形成所谓的举国若狂、举世若狂，到处寻求黄金的浪潮。以这么一点人，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到亚、非、拉美各地，无论是为了贸易还是占领殖民地，都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他们肆虐的地方主要是当时很不发达的美、非边缘地带，到了亚洲则没有什么成就。教科书上所写的什么地理发现、远洋航行、海道大通，都是以西方人的眼光，而且是19世纪的西方人的眼光观察的结果，而不是世界历史的眼光。
从西欧本身来看，它们当时也并不能主要依靠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等开辟的航线发财致富，因为技术落后，航程遥远，风涛险恶，不能保证可靠的收入。它们依靠的还是地中海、北海等传统地区的贸易。据统计，1660年至1688年，英国商船总吨位由15～20万吨增加到34万吨，其中60%用于欧洲海域，35%用于大西洋贸易，用于东方贸易的只占总吨位的5%。1636年的荷兰，总数2 050只的商船中，从事波罗的海及法国沿海贸易的船只为1 050只，往来于英吉利海峡及北海一带的为450只，前往地中海和阿尔罕格尔的占250只， 如此活动于欧洲海域的总共有1 750只，占总数的85%以上，而到东方贸易的船只总共只有300只（注：转引自陈勇：《海道大通与世界交往》，黄邦和等主编：《通向现代世界的500年》，1994年版第，162页；还可以参看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4页。）。
更为重要的是，所谓1500年为标志的西方向世界其他地区的扩张，他们遇到的既不是政治权力真空，也不是经济权力真空。可以说，直到工业革命之前，他们并没有多少的优势。从海上的力量来看，当时印度洋早已是印度人和阿拉伯人的控制区，而西太平洋则是中国人的控制区。西欧人出海向大西洋扩张，一开始还可说没遇到太大阻力，再往前发展情况可就不同了。有人指出，直到18世纪之前，印度洋上的贸易还是由本土的网络组成，葡萄牙人，以及后来的英国人、法国人等等，都是依靠原来商人的贸易网络，与之合作，才能进行商业活动。甚至直到19、20世纪，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以其工业资本的优势大举进军时，当地原来的商业资本的活动也并未停止，甚至还有所发展（注： K.McPherson.The Indian Ocean—A history of People and the Sea.Oxford Univ.Press,1993.）。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并不能停止当地经济的自主发展。可见用冲击回应模式来观察、解释第三世界的历史发展是不正确的。
至于说到资本主义萌芽，则我国的研究已进行得十分深入，虽然其中受到教条主义的影响，有时难免和西欧的情况生硬比附，但我以为它成绩巨大，充分肯定了中国经济的自主发展，对西方的人口模式、冲击回应模式、施坚雅模式、俄国的恰亚诺夫模式等等，都既采取其合理的成分，又从中国本身的历史实际出发而摈弃其不正确的东西，走向建立自己的理论、模式的道路（注：这方面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请注意吴承明、李伯重等先生的著作。）。我在这个问题上曾写过一篇小文（注：《资本主义起源理论问题的检讨》，《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许多看法不一定正确， 但我想要强调的是西欧资本主义的兴起并非一帆风顺，其间经过许多萌芽、发展、曲折、夭折、中断、反复，所谓14、15世纪出现了萌芽（是不是萌芽我看还可以讨论）的意大利的资本主义到16世纪就夭折了，有希望发展的西班牙、葡萄牙的资本主义也中途衰落，后来的英国、荷兰的资本主义才慢慢发展起来。奇怪的是我们有一些人的逻辑。即中国的资本主义很久没有发展起来，所以说它的萌芽太为勉强，还不如不说为妙。可是西方像意大利的萌芽后来是彻底夭折了，可是说它萌芽反倒没有问题，其理由好像就是因为意大利也算是西方的国家。我认为这就是西方人的东方主义对我们的影响了。近人王国斌的研究指出，无论是中国和欧洲（西欧），在18世纪之前，农业和农村工业的发展，都大致相似，也都有着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所分析的发展周期，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19世纪西欧之所以能产生突破，主要是殖民地掠夺和技术的进步（注：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上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这也很可以为我们的资本主义萌芽无望论者参考。
为了破除西方人的东方主义对我们的控制，我曾经提出西欧的封建社会比我们认为的要长一些，大约要到18世纪才终止（注：老友庞卓恒对我的观点作出了回应（当然是不同意的回应）.对此十分感谢.因为有回应总比无人理睬要好。参看庞卓恒：《唯物史观与历史科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91页。 实际上这绝不是我的什么新观点，例如就在庞所主编兼总审校的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二卷序言中，就介绍了不少主张1750年才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成立的观点；而布瑞德更认为现在大多数学者主张1750年是欧洲旧秩序和新秩序的分界线。参看T.A.Brady et al.Edited.）。这只是引述许多西方学者近来的看法，他们大都能承认近代早期和中世纪并无本质不同。我还从社会经济、政治方面，指出工业革命前的西欧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社会（注：马克垚主编：《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9页。）。 现在还可以补充上布罗代尔所引用的贝洛什计算出来的18世纪世界各国人均国民收入的数字（单位都是1960年的美元），英国（1700年）为150到190；美洲英国殖民地，即未来的美国（1710年）为250到290；法国（1781～1790年）为170到200；印度（1800 年）为140到200；日本（1750年）为160；而中国（1800年）达到228， 令人吃惊（注：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617～618页。）。同处布罗代尔还说，如以1800年的欧洲和非欧洲国家人均国民收入统计来看，则欧洲为213， 而非欧洲为200，并不落后多少。而当时的第三世界所以高， 是因为中国的高水平把它提上去了。我没有仔细考察过这些数字的可靠性，但它作为一种参考我想还是满有力的。
以上所述，只可以说是一些“大胆的假设”，需要许多“小心的求证”。我认为，经过艰苦的努力，我们一定能够建立一个真正世界意义上的世界史体系，而其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首先破除西方人的东方主义对我们的束缚（世界史体系更重要的是对19、20世纪的世界史的看法，本人不敢造次发表意见）。在已经到来的21世纪，如果能给它的出现带来新的一缕曙光，则幸甚焉。
标签：世界历史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