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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5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1)06-0013-09
一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所以要发动新三反运动，主要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在先此的“三反”运动中，反贪污、反浪费所收成效较为明显，独反官僚主义成效未克见著，以致此问题未得满意之解决；二是虽经“三反”运动冲击，现行党政基层组织则仍存在着较严重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现象。
在1951年11月发起的“三反”运动之初，中共中央还比较注意反对官僚主义问题（注：1952年5月30日《人民日报》第1版曾专门发表社论《必须肃清官僚主义》。）。但运动开始后，人们主要关注于揭发和惩治严重的贪污问题，对各级党政机关，尤其是基层组织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并未特别注意。结果，虽然“三反”运动在整治贪污浪费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但在克服官僚主义作风方面却收效甚微。既然原定的“三反”目标并未全部实现，继续进行反对官僚主义则势在必行。对此，毛泽东有着清醒的认识，他直言批评说，我们只是解决了一部分官僚主义的问题，“对于不了解人民群众的痛苦，不了解离开自己工作机关稍为远一点的下情，不了解县区乡三级干部中存在着许多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坏人坏事……这样一方面的官僚主义，则在许多地区，许多方面和许多部门，还是基本上没有解决。”[1]
经过“三反”运动之后，中共中央乃开始觉察到，县级以下基层组织所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严重的官僚主义，而不是贪污浪费问题，因此必须用新的办法来解决。对此，一直负责“三反”运动和农村整党工作的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认为，区级机关的特点是分散、人少、领导弱，以区为单位开展“三反”运动是不适当的；一部分区级机关也曾进行过“三反”运动，结果发生了很大偏差，影响了农村的生产；某些乡村曾经自发地开展了“三反”运动，曾经引起农村很大的混乱，几乎使正常工作陷于停顿状态。所以，“农村中最严重的问题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现象。因此中共中央决定在整党的过程中着重解决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问题，同时也附带解决贪污浪费的问题。”[2]这是中共中央发起新三反运动的主要动机。
在中共中央看来，基层组织中的命令主义是非常严重的。它主要表现在：基层组织几乎把每件工作都当成任务来摊派，用各式各样的粗暴办法去强迫完成。不仅在征收公粮、动员民工等项工作中采用强迫命令办法，而且在农业生产、爱国卫生运动等直接给群众利益的工作中也采用这种错误办法。例如山东，在打井抗旱运动中，泰安、胶州、文登等地区，有的区、乡干部到群众地中任意划圈，强迫群众照圈打井；有的指派民兵站岗，将全村居民集中强迫打井，甚至有的突然封锁集镇，扣留赶集群众打井。如此恶劣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行为，严重影响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必须加以惩治。可见，新三反运动，是“三反”运动中反官僚主义的继续，是针对基层组织中严重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行为而发起的。
毛泽东及中共中央下决心发起新三反运动的直接导因，则是1952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第二书记向明给中央的一份报告。该报告详细列举了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的许多严重表现，并向中央提出建议：一、应结合当前的中心任务和整党工作，对它们坚决地开展斗争；二、对于犯有错误的干部采取思想教育与纪律惩戒相结合的方针进行处理，对于混进我各种组织的坏分子及完全蜕化变质、不可救药的分子，则应坚决地清洗出去。[3]
翌年1月5日，毛泽东对向明的报告作了批示，并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要求各地从1953年起，仿照山东的办法，结合整党建党及其他工作，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1](P,10)该指示传达后，各地陆续展开新三反运动。1953年2月7日上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提出了1953年的三件重要任务：加强抗美援朝斗争、学习苏联和开展新三反运动。他指出：“现在在不少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中存在着很严重的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发生和滋长，是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分不开的……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国家建设，就必须克服官僚主义，密切联系人民群众。”[4]新三反运动直接将矛头对准党政机关的官僚主义。当天下午，安子文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作了报告，确定新三反运动的重点不仅仅是县级以下基层组织，而且是中央国家部委及各省市机关。他再次强调：“根据上述的事实，我们认为完全有必要把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继续坚持下去，并把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与反对强迫命令、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结合起来。”[2]随后，《人民日报》发表了《贯彻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的社论。由此，全国性的新三反运动在各地迅速开展。
二
新三反运动具体步骤和实际措施，大致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检查处理人民来信，揭露压制群众批评现象
新三反运动是从检查处理人民来信问题入手的。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看来，人民来信批评党政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与偏向，是人民高度政治责任心及对党和政府信任的表示，是克服和揭发官僚主义的有效办法。但在“三反”运动之后，许多党政部门对这一工作抱消极被动态度，导致人民来信减少。实际上，这是党群关系出现问题的一种危险的信号。同时，毛泽东认为，要解决严重的官僚主义问题，必须采取自上而下的检查工作与自下而上的群众批评和揭发相结合的方法，尤其是要坚决走群众路线，真正开展自下而上的揭露和批评。而要真正做到自下而上的群众揭发，就必须大胆鼓励群众起来揭发和批评；而要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必须重视人民来信，打击压制群众揭发和批评的倾向。为此，《人民日报》1953年1月19日发表社论，对目前各机关存在的忽视人民来信问题进行批评和揭露。指出，“我们希望全体人民群众充分地运用这种最方便、最自由、最经济而又最直接的写信方式，大胆地及时地揭发各地官僚主义的现象。”[5]这篇社论，表达了中共中央解决官僚主义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思路：以人民来信这种最方便、最自由、最经济而直接的方式，发动群众揭发、批评和监督党和政府中的官僚主义。
当时，中共中央特别注意报纸在开展自下而上的揭露官僚主义的作用，并且强调：“自下而上的群众性的批评是反对官僚主义的重要关键，报纸就是打开这一关键的钥匙。在报纸上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现象展开公开的批评，是动员全体人员参加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有效办法。”[6]此后，《人民日报》及《解放日报》等各地党报发挥了异常突出的作用。
1953年1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定县地委前任副书记范文兴揭发地委书记王振海违法乱纪行为的文章及评论。编者对河北省委采取的错误态度进行了大胆抨击：“河北省委这种对干部偏听偏信、缺乏检查、是非不分的官僚主义作风是严重的。”[7]号召共产党员学习范文兴坚持原则的斗争精神，把党内一切压制民主、压制批评和违法乱纪等错误事实，予以无情的揭发和批判。1月22日，《人民日报》又新辟《读者来信专页》，发表了张怀道和张冠五揭露山东平阴县张尔朱等干部打骂关押批评者的两封来信，及《制裁打击批评的坏分子》的简评，指出纠正和肃清这种反人民的官僚主义作风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发动群众大量揭发和检举，开展自下而上的群众性的批评。”[8]
《人民日报》和各地党报对压制批评和各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及违法乱纪现象的揭露和批评，对发动群众参加反官僚主义运动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对各地党政机关重视处理人民来信、处理压制群众批评问题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从1月下旬开始，华北，华东等大区陆续开始从检查处理人民来信入手，纠正对待处理人民来信中的官僚主义问题。
（二）严肃处理典型事件，教育一般干部
新三反运动从检查处理人民来信入手，在听取群众揭发和批评过程中，检查各机关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再抓住典型事件的处理，将运动开展起来。从中央机关到各地党政机关，基本上是按照这种思路展开的。这样的思路，被河北省委书记林铁明确概括为：“典型处理，教育一般”[9]。
走在新三反运动前面的是河北和山东两省。1953年1月20日，河北省委召开了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反违法乱纪典型案件处理大会，严肃地处理了易县台底村支部副书记违法乱纪的案件和石家庄市植物油总厂因领导干部官僚主义导致发生失火事故的案件。之后，省委、省政府和一些地、市委连续处理了一批严重违法乱纪的典型案件，惩办了一些欺压人民的坏分子。这些典型案件的处理，都通过《河北日报》公开发表，对干部和群众起了很大的宣传教育作用。
河北的经验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3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转发关于开展新三反斗争经验的批语》中指出：“希望各省市委仿照河北省委的榜样，在一九五三年内结合各项工作，有领导地开展新三反斗争，并请在春季三个月内选择几个典型案件，由省委书记亲手主持，开展斗争，在报上揭露，以为全省倡导。”[3](P,92)
山东省的新三反运动，也是从处理典型案件打开突破口的。新三反运动开始后，《大众日报》连续揭发强迫群众拔棉的“张作臣事件”和严重欺压群众的“赵王堂村事件”、“柏春溪事件”及“病员张克敬生蛆致死事件”等典型，以推动这一运动。[10]1953年3月，胶州地委处理了“苑芳义事件”。山东分局认为这是教育全省领导干部、推动新三反运动的典型事件，立即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各县都应当选择出工作人员中好坏两种典型。要先抓住比较突出的典型的坏人坏事加以处理，以打击邪气，伸张正义，振奋人心，为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及违法乱纪斗争开辟道路。而后要选择比较典型的好人好事加以表扬，以发扬正气，树立榜样。”[11]山东分局的这个指示，成为山东各地推行新三反运动的指导性文件。
与各地开展新三反运动相似，中央机关的新三反运动，也主要是从抓典型事件入手寻求推进运动的突破口的。中央商业部和邮电部在这方面的工作比较有代表性[12]。
（三）结合中心任务，改进领导方法
如果说“三反”运动是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政治性、群众性运动的话，那么新三反运动虽然也是全国性群众性运动，但并没有采取专门性的单纯运动方式，而是与中心工作结合的运动，是围绕中心工作并在检查和落实中心工作的过程中进行的。毛泽东一再强调，不要孤立地进行新三反。1953年3月14日，他在给华东局、上海市委的指示中强调：“望你们按此方针进行部署，并注意和各项具体工作相结合，不要孤立地进行新三反。”[3](P,113)
对此，《人民日报》在1953年3月13日的社论中解释说：“因为官僚主义现象是表现在各项具体工作上的，离开了对各项工作的具体检查，就无从发现和纠正官僚主义；如果离开了当前的重要工作，放松了当前的重要工作，去孤立地进行什么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不只是发现不了因而也打击不到官僚主义的要害，而且还会因为放弃了或放松了当前的重大工作，给国家人民带来更多的损失。”“我们必须紧密地结合当前的各项工作来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现象，而决不应该把它作为一个什么单独的运动，不应该也不可能把这一斗争作为短时期内压倒一切的突击任务，更不能用去年‘三反’的方法来开展这个斗争。”[6]此外，中共中央所以采取这样的方式，还有这样的考虑：1953年是国家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第一年，各种工作任务非常紧急而繁重，决不容许各地和各级党政机关放下或放松这些任务去单独进行反官僚主义斗争。
全国各地及各机关在开展新三反运动中，基本上是按照中央规定的这种方式进行的。1953年3月，华北区在总结新三反运动的经验时说：“反官僚主义斗争的特点是：自上而下采用了从检查处理人民来信入手的方法，并结合各个时期、各部门的中心工作进行。”[3]山东省莱阳专区认为：“必须与中心工作相结合，并且推动中心工作。”[14]抓住阻碍生产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及时发现，及时处理。这既满足了群众要求，又密切了和群众的联系，还直接推动了生产。诸城等五县在实际工作中，则创造了由县委召集县、区、乡三级干部开会，正确地解决了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问题的方法。《人民日报》对这种结合具体工作进行新三反运动的方式进行了肯定和推广。[15]工业部门亦然。如重工业部陆续派遣大批干部，检查所属企业单位的基本建设情况和生产情况，揭发了工作中的缺点，分析了产生错误的原因，找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人民日报》专门发表社论给予肯定：“重工业部的经验告诉我们，犹疑不决，不敢或不愿开展反官僚主义斗争，或者是脱离当前基本建设和生产工作，孤立地去开展反官僚主义斗争，都是错误的。”[16]中央重工业部采取的方法，为工业部门的新三反运动作出了表率。实践证明，凡是将反对官僚主义与当前具体工作和中心任务结合得比较好的部门和机关，都是新三反运动取得较明显成绩的地区和部门。
（四）进行自上而下的检查，解决农村“五多”问题
按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思路，新三反运动的开展，一方面是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另一方面则是从检查具体工作入手，通过自上而下的检查、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发现和处理党政机关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问题。
从1953年3月开始，最高人民法院、政法委员会、轻工部、重工业部、商业部、邮电部、地质部、水利部和高等教育部等中央机关，共组织100多个检查组，有部长、副部长和司（局）、处级干部1000多人参加。这些检查，主要是结合本单位的中心工作进行。“中央机关这次检查工作，是克服官僚主义领导方法的良好开端。许多部门已将检查所得材料，认真研究，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设法改进领导机关的作风。”[17]同时，华北、西北及华东地区的许多省市领导也组织检查组，对下级机关进行工作检查。在这方面，河北省委的检查比较突出：“自三月以来，省级各部门负责同志，先后率领干部下乡检查反官僚主义斗争和春耕播种工作。总计省级各部门下乡、下厂检查和帮助工作的干部达二千零九十五人（其中包括部长、厅长等负责干部四十八人）。这种有计划的检查工作，使领导机关在了解下情、了解干部、了解群众的要求，改进领导方法收到很大效果。”[18]
派检查组深入基层，是克服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方法。《人民日报》曾发表社论，对检查组的方式进行肯定。[19]正是在检查基层工作过程中，西北局检查组最先发现了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比较严重，并向中央作了报告。1953年3月19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作了《中央关于解决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指示》，分析了“五多”问题越来越严重的原因，要求各地必须在新三反运动中，着重克服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毛泽东要求：第一，今后各级机关在规定任务、召集会议和调人集训、发出公文表册、规定区乡组织形式等问题上，都要按照实际可行的情况，加以适当的规定，坚决废止随便召集下级人员开会、训练、滥发公文表册现象。第二，责成中央组织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及其所属财经、文教、政法三个委员会的主管同志负责，对于过去引起“五多”问题的各事项迅速清理。第三，各大区和省市，由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及各该级行政机关主管同志负责，对于“五多”问题加以清理，规定自己的解决办法，并报告中央。第四，专区级和县级的“五多”问题，由省委负责解决。[1](P,105-107)
由此，从3月底开始，各地陆续将解决“五多”问题作为反官僚主义的重要内容来抓。王从吾率领华北局大批干部，深入农村了解具体情况，检查工作。5月初，华北局连续召开了五次扩大会议，分析农村工作中的“五多”现象及其来源，规定了若干改进党对农村工作领导的基本方法，提出了解决“五多”问题的四项办法：一是审查并重新安排农村任务，改变当前任务过多及要求过急的现象；二是清理种类繁多的组织形式和会议、训练等；三是重新核定农业生产的指标，修正过高过大的增产指标；四是实现党的统一领导，克服官僚主义，反对分散主义。[20]中共河北省委也根据政简民勤的精神，大力反对分散主义，解决领导机关各自为政、令出多门的现象。[21]
从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到重点解决“五多”问题，新三反运动的重心正在发生着较大的变化。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严重的“五多”现象，主要是因为政出多门、分散主义所致。因此，从1953年夏季以后，新三反运动又从解决“五多”问题，转而重点反对分散主义。这样，反对官僚主义运动与反对分散主义结合，持续了半年多的新三反运动基本上告一段落。
三
历时半年之久的新三反运动，在全国各地和各部门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目的。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现象得到了解决，是新三反运动取得的较明显成绩。山东、河北、热河、上海、江苏等地取得的成功经验，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山东诸城县委曾总结说：“目前，干部作风已有显著的转变，强迫命令的行为亦大大减少，打人的现象已经绝迹，农村中的民主风气大大增强，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大为提高，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冬季的各项工作。”[22]同时，经过新三反运动，各地都比较重视处理人民来信工作，建立了较完备的制度，摸索出了处理人民来信的办法和行之有效的经验。一些地区还重视接见人民群众的来访，出现县长定期接见群众等等受到群众热烈欢迎的办法。迪化、旅大等城市还建立了接待日制度，由市长、副市长定期接待来访群众，现场听取和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人民日报》曾肯定地指出：“目前大部分县以上的领导机关配备了专职干部，建立了处理制度，不少领导干部亲自批阅较重大的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来访。”[23]经过认真处理人民来信，一方面加强了干部的群众观念；另一方面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与监督干部、参与管理国家大事的责任感，有效地推动了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开展。
值得肯定的是，经过新三反运动，党政各级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得到了遏制和部分纠正，机关干部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发生了较大变化，基本上达到了运动之初所规定的阶段性目标。这可以从山东、河北、热河等地关于新三反运动的总结报告中略见一斑。山东分局在总结中指出：“在春季生产的各项工作中，比较普遍地克服了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与命令主义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在若干地区逐渐占了主导地位，已使春季生产工作和与生产密切结合进行的其他工作得到较大的成绩。”[24]
当然，新三反运动中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和偏向，这主要表现为各地开展得很不平衡。从全国范围看，华北、华东、东北等地开展得比较深入，而西南、中南、西北则比较差些；从地区上看，华北局以河北省较为典型、深入，而山西、内蒙、绥远则相对差些；华东局以上海、山东、江苏开展得较典型，而安徽、浙江、福建等省较差；东北局则以热河、辽宁开展得较好，西北局则以陕西开展得较好。就一省而言，运动也是不平衡的。山东以胶东地区的即墨、莱阳等地开展得较典型，河北则以定州等地比较典型。即使是同一地区，各部门开展得情况也不平衡。例如，山东莱阳地区虽然总体上开展得较好，但“各单位发展不平衡，还有的单位作得不好”[14]。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与领导者是否真正进行自上而下的批评和自上而下的检查工作有关。
新三反运动所暴露出的另一问题，就是它主要偏重于从思想作风上解决官僚主义，没有着重从体制上解决官僚主义问题，在对官僚主义来源的认识和判断上存在一定的偏差。
究竟应该如何解决官僚主义问题？毛泽东主张走群众路线，用群众的揭发、批评和监督的自下而上的方式解决。毛泽东的这种观点，是新三反运动的指导性的原则，也成为此后中共反官僚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方法。应该承认，从检查处理人民来信入手的群众路线的方式，是反官僚主义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在这种自下而上的批评中，报纸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打开关键的钥匙。但这样的方法实施的前提是：人民有揭发的勇气，政府有接受并保护的勇气。新三反运动发展的不平衡，已经证明：凡是群众路线发挥好的，人民来信处理好的，自下而上的批评多的，官僚主义解决的就比较好，作风改变就比较明显；反之，则官僚主义难以触动。运动之初官僚主义横行与压制批评有关。压制批评的情况改善了，则人民才能运用人民来信这种方式揭发和监督官僚主义；但领导干部如果压制群众批评或对来信熟视无睹，则官僚主义作风就不能改善。因此，关键的问题还在领导者方面。新三反运动中，建立了人民来信制度，领导重视处理人民来信；而运动之后，人民来信、群众批评的道路还会畅通吗？这确实有点运动一过，一切如故的情形。
官僚主义的来源，是剥削阶级和国民党作风的残余，还是执政党由于制度不完善而自身出现的？具体到后者，仅仅是领导者的作风问题，还是领导机关的臃肿、制度的弊端？安子文认为：“官僚主义在今天的中国有它的长久的历史传统和广泛的经济基础，决不是在任何一次打击之下就会消灭的。”[2]这个观点是正确的，随后的实践证明，从思想上、作风上反对官僚主义是必需的，通过自上而下的检查和自下而上的批评方式揭露和监督官僚主义也是正确的，但仅有这些还是不够的。官僚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党和国家政治体制方面存在着一些缺陷和弊端，随着中国共产党执政历史的不断延伸，这个根源逐渐成为产生官僚主义的最主要原因。如果产生官僚主义的体制不改革，机构重叠、臃肿的问题不解决，单纯从作风上是无法真正克服官僚主义的。当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虽然认识到了这一点，但遗憾的是仍然借助群众运动的方式，而从制度化的角度解决问题不够有力。因此，新三反运动之后，一度受到遏制的官僚主义再次日趋严重，新三反的成果未能巩固下来。
关于这一点，从当时报纸上揭露出来的事例可见一斑。据《人民日报》透露：福州市郑依妹生毒瘤，1952年4月间写信要求政府免费医疗。这封信经中国人民救济总署福州市分会、市民政局和卫生局等单位多次周转，经过16人，费了28道手续，拖延了31天，当批准介绍郑入院治疗时，郑已死19天。[25]这样严重的官僚主义，显然是由于机构重叠、责任不清等体制问题引起的。新三反运动没有从这方面入手解决，为官僚主义的滋生留下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在新三反运动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便意识到了没有从制度上解决官僚主义问题的严重性。1954年2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有些机关办事拖沓、马虎、文牍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作风，在‘三反’运动和反官僚主义斗争中曾有克服，但由于不少机关存在着机构不合理、制度不健全和人力浪费的现象，使工作效率不能迅速提高，拖拖沓沓、文牍主义、官僚主义又有滋长。”这既是对新三反运动中一定程度上克服官僚主义作风的肯定，又是对新三反运动中没有从制度上解决官僚主义的含蓄批评。该社论还指出：“很多机关在机构编制上和工作制度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机构臃肿、层次重叠、分工不清、人浮于事等不合理现象。这样就扩大了行政开支，增加了国家负担，积压了干部，浪费了人材，并助长了官僚主义。”[26]已经认识到了制度上的弊端是导致官僚主义恶性发展的重要原因。
客观地说，中共中央也并非没有认识到官僚主义是由于体制上的弊端引起的。在新三反运动中，中央及时地号召解决农村中的“五多”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只是由于中共的工作重心在经济建设上，反对官僚主义、改善领导作风只是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提供政治思想上的保证，所以，还没有时间和精力认真地解决体制上的弊端问题。
尽管存在着这样的偏向，新三反运动在中共廉政建设史上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这场运动，是建国以来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反官僚主义的运动，旗帜鲜明地将反对官僚主义作为首要任务，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群众揭发和批评各地各级机关的官僚主义现象，使各级党政机关充分意识到官僚主义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揭开了中共中央大规模批判和解决官僚主义的序幕。
在新三反运动中，中共中央形成了一些关于官僚主义的认识，如官僚主义在中国存在的社会和思想基础；官僚主义存在的长期性及反官僚主义的长期性；官僚主义危害的严重性和持久性及反官僚主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官僚主义主要来自上级机关等。这些认识，对此后指导中共中央反对官僚主义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新三反运动中形成的一些解决官僚主义的方法，如发动群众利用人民来信的方式进行自下而上的揭露、批评和监督；发动领导干部利用会议和检查的方式进行自上而下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从抓典型案件获取经验打开运动突破口；反官僚主义作风一定要与改进与提高干部的领导作风和领导水平相结合；反官僚主义与具体工作、中心任务相结合；召开基层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议揭发、检讨和纠正官僚主义作风等，为此后中共大规模反官僚主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收稿日期］2001-0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