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国”与“救人”——辛亥革命时期与新文化运动时期改造国民性思想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化运动论文,辛亥革命论文,时期论文,国民性论文,救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7.9;K258;B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03)04-0136-09
改造国民性思想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重要内容之一。它萌生于19世纪末，辛亥革命时期有相当发展，改良派、革命派都对之进行探讨和宣传鼓吹，社会影响不可低估。到新文化运动时期（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至五四运动爆发），这一思想更成为时代的主题。辛亥革命时期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两者之间有怎样的内在联系与重要区别呢？学术界对此尚无系统研究。本文拟对此进行探讨，以为引玉之砖。
一、“救国”与“救人”
救亡与启蒙是中国近代史上两大主题，辛亥革命时期和新文化运动两个时期的思想家们都予以积极关注，他们都有救亡的愿望，同时也都提出了启蒙的要求。但是他们改造国民性思想的侧重点却有所不同，简单来说，前一时期立足于救亡而倡导启蒙，后一时期则立足于启蒙而兼顾救亡。
1895年春，严复首先提出，国民性是决定社会进化程度的基础。他指出，中国欲图振兴，重在治本，本治则标立。所谓本就是民智、民力、民德，三者皆备，才能实现政治变革解除民族危机。他把国民素质提到“本”的高度。[1](P48-52)辛亥革命时期更多的人将视角转向国民自身。梁启超著《新民说》，系统地提出改造国民性思想，成为这一时期改造国民性思想的代表。他认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2](P1)戊戌变法失败就是“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2](P2)他说，一国政治与国民素质一般来说是吻合的，“以若是之民，得若是之政府官吏，行若是之政”，[2](P2)“故民智、民力、民德不进者，虽有英仁之君相，行一时之善政，移时而扫地以尽矣”。[3](P9)立宪政体是其当时追求的目标，然“立宪政体，必民智既开，而后能行之”。[4](P5)同时，“今日欲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莫由”。[2](P5)所以，从内治与外交上看，“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2](P2)如果说梁启超是以“新民”为抵抗列强侵略和实现宪政改革服务，那么邹容、章太炎等革命派则是从革命排满的角度呼吁改造国民的。他们认为，正是满清的专制统治造成我同胞“无主性”、“无国性”、“无种性”、“无独立之性”，所以，“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革命以开民智、新民德”，革命以复国民“天赋之权利”。[5](P651-673)
梁启超等是思想家，但更是政治家，他们密切关注着现实政治形势的变化。面对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他们认为，“挽浩劫而拯生灵”的关键是变革政体，而变革政体的启动点则是改造国民性。可以说，他们倡导改造国民性直接目标是为改革打基础，达自强之目的。在国家、民族与个人的关系上，他们把国家、社会放在了第一位。章太炎和梁启超的政治取向虽不同，但将民国性改造服务于政治变革，谋求国家独立则是一致。
与此不同，新文化运动时期改造国民性思想是陈独秀、胡适等人总结整个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经验教训的结果，在国家、民族与个人的关系上，他们一反传统把个人利益放在了第一位。陈独秀说：“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名与个人主义相冲突，实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本因也”。[6](P166)胡适提倡的“健全的个人主义”，则是挪威戏剧家易卜生主张“真益纯粹的为我主义”的翻版。易卜生说：“须使各人自己充分发展；——这是人类功业顶高的一层；这是我们大家都应该做的事”。[7](P466)易卜生又说，当全世界如同海上沉船时，“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7](P465)把个人的发展安危放在首位，是易卜生主义的要点。胡适极其很热心地把易卜生主义推荐给国人，其价值取向不言而喻。周作人说，“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站得人的位置。耶稣说，‘爱邻如己’。如不先知自爱，怎能‘如己’的爱别人呢？至于无我的爱，纯粹的利他，我以为是不可能的。人为了所爱的人，或所信的主义，能够有献身的行为。若是割肉饲鹰，投身给虎吃，那是超人间的道德，不是人所能为的了。”[8](P42)他很明确地把爱自己放在首位。鲁迅在他的文章中说得更为明确：“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是国粹”。[9](P306)
概括言之，陈独秀等以个人为本位，把现代的人的发展和人的要求放在首位。陈独秀倡导“人权”，胡适强调“救出自己”，鲁迅呼吁“救救孩子”，周作人宣传“人的文学”。他们都是以高度的理性把握着思想启蒙这一重心，从创刊《新青年》到“一战”结束的3年零2个月中，陈独秀很少直接抨击中国现实政治，而人权自由、个性解放、妇女的解放等则是其宣传鼓吹的中心主题。
梁启超在《新民说》“绪论”中有一生动的比喻：“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涸，而身犹能存者，则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故欲其身之长生久视，则摄生之术不可不明。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2](P1)可见，在梁启超那里，正是从救亡这个时代主题中派生出改造国民性这一历史副题。而陈、胡等人则将救亡与启蒙视为一体，认为启蒙更是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此根本问题倘无彻底的觉悟，急谋改革，则其他政治问题，必至求远纷扰，国亡种灭而后已！”[6](P384)因此，从一开始，他们就把启蒙作为自己的主要使命，认定只有国民的彻底觉悟，才会有国家的“根本之救亡”，社会这个“大我”的不朽。他们以一种更厚实的历史感和文化感发展了此前的改造国民性思想，将改造国民性进行民众的思想启蒙提到了新的高度。
二、造就现代国民与造就现代人
两个时期的思想家的改造国民性的具体内容也有很大的不同：同是以西方近代国民形象为标准来塑造本国国民，前一时期注重培养“国民意识”，即现代国民的素质。必须指出梁启超等使用“国民”这一概念时，是把“国”与“民”紧联系在一起的。后一时期注重培养个人本位意识，即现代人的素质；这里自然有着各自取法对象是处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同时期的人民特点之差异，更展现了二者立脚点的不同以及后者对前者历史的深化与超越。
“国民”最早是由梁启超明确其概念的：“国民者，以国为民之公产公物也……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守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谓而亡，是之为国民”。[10](P56)后又提出：“有国家思想者，能自布政治者，谓之国民”。[2](P16)梁启超从国家、民族角度定义国民，呼吁变奴隶为国民，正体现了辛亥时期“救亡”的主题与资产阶级各派思想家的“救国”的追求。他们的“新民之道”也就是突出如何去培养人们的“国民意识”，以达“救亡”之目的。
塑造新型国民，首先要“新民德”。梁启超说，“吾辈生于此群，生于此群之今日，宜纵观宇内之大势，静察吾族之所宜，而发明一种新道德，以求所以固吾群善吾群进吾群之道”。[2](P15)新道德的核心是公德。“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2](P15)他说，“道德之本体一而已，但其发表于外，则公私之名立焉。人人独善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无私德则不能立，合无量数卑污虚伪残忍愚懦之人，无以为国也；无公德则不能团，虽有无量数束身自好、廉谨良愿之人，仍无以为国也”。然而，“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但“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试观《论语》《孟子》诸书，其中所教“私德者十九，而公德不及一焉”。[2](P12)他认为，利己是人的本性，但个人利益是与群体利益紧密联系的，个人不能脱离群体而存在，因此人们应当“为公”、“利他”，提倡“合群”、“利群”、“爱群”之德。公德是国家和社会的凝聚力，是“诸国之原”。[2](P15)具有良好的公德乃是“新民”的主要标志，以公德为核心的新道德的建立，有助于人们正确处理好群己、公私、人我关系，有益于挽救中国危亡之大业。
促成社会公德的普遍养成，必须打破数千年的家族观念，建设“国家思想”。“国家思想者何？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2](P16)梁启超认为中国人无国家思想。“其下焉者，惟一身一家之荣瘁是问，其上焉者，则高谈哲理以乖实用也。其不肖者且以他族为虎，而自为其伥。其贤者亦仅以尧跖为主，而自为其狗也”。[2](P18)其原因就在于“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他积极呼吁培养国民的民族主义和国家思想。
培养国民的公德意识与国家思想又与培养其自由、权利、平等等政治观念与政治能力以及进取昌险尚武等精神是相联系的。梁启超说，“自由者，精神界之生命也”，“今日欲救精神界之中国，舍自由美德外，其道莫由”。[4](P45-46)梁启超把自由分为团体自由和个体自由二种。他认为团体自由高于个体自由，团体自由是获取个人自由的前提和手段。[2](P44-45)对于权利，梁启超说，人类“以保生命保权利两相倚”；[2](P31)“权利思想之丰富，权利感情之敏锐即英人立国之原也。”[2](P33)他批评中国人无权利思想。“吾中国先哲之教，曰宽柔以教，曰犯而不校，曰以德报怨，以直抱怨”，以致于以“百忍成金”、“唾面白干”为佳话，“以受人鱼肉为天经地义”，“权利二字之识想断绝于吾人脑质中者固已久矣”。[2](P35-36)然而，他又明确地将权利当成一种个人对于社会的责任来看待。“权利思想者，非徒我对于我应尽之义务而已，实亦一私人对于一公群应尽之义务也”。[2](P36)权利与义务是统一的，但个人的权利是服务于对团体的义务的。由此，他强调国权。他说，“国民者一私人之所结集也，国权者，一私人之权利所团成也”，民强则国强，民弱则国弱，“民有权者谓之有权国”，[2](P39)所以“欲使吾国之国权与他国之国权平等，必先使吾国中人人固有之权皆平等，必先使吾国民在我国所享之权利与他国民在彼国所享之权利相平等”。[2](P40)对于独立自尊，梁启超说，独立自尊是“不倚赖他力，而常昂然独往独来于世界者也”。“吾中国所以不成独立之国者，以国民缺乏独立之德而已”。[4](P43-44)所以，要提倡独立自尊，以排除千年的奴性，抗拒外来侵略，使中国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他认为中国的专制政体、家庭制度、生计问题以及丧乱频繁等造成中国人政治能力低，“能力与思想不相应为中国前途最可忧危之事”，“今日谈救国者宜莫如养成国民能力之为急矣”。[2](P156)他强调国民政治能力的培养，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培养国民的自治能力。他认为中国之弱，就在于不能自治，“己之不能治，则必有他人焉起而代治”，而“真能治者，他人欲干涉焉而不可得”。[2](P51)他主张要有“一身之自治”，也要有“一群之自治”。“国有宪法，国民之自治也，州郡乡邻有议会，地方之自治也。凡善良之政体，未有不从自治来也”。[2](P53)
简单来说，梁启超突出强调从道德与政治观念及政治能力两方面来培养国民。他提倡的道德主要是爱国心和社会责任心；政治观念主要是近代资产阶级政治思想；政治能力主要是指具有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和维护国家主权的能力。强国、救国是他不变的出发点，也是辛亥时期思想家的共同的出发点。
马克思说过，封建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人”。[11](P411)因此，要从封建制度下解放出来，就应从人这个本体出发，强调人自身的价值。严复、梁启超等人已论及人的解放与自由等问题，但他们所更重视的是国家的兴亡，他们所讲的国民素质主要是要求国民应具有近代国家思想和民族意识，国民无条件地为中华民族生存发展而努力。“新民”只是一种手段，国民素质的提高要服务和服从于政治变革的主题。
新文化运动开宗明义，以“科学与人权”相号召，突出强调培养国民之个人本位主义意识，培养现代人的素质。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认为，西方文明的先进、优越源于科学与人权，这也正是现代文明的两大基本要素。“科学”是一种知识，具有经济的效应，更是一种理性的态度与精神，是普遍适用的思想方法。尊重“人权”，体现了人类自身发展的基本要求，是现代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基本原则。人权问题不仅关乎政治，更关乎人格和价值，其主旨就是人的解放与自立自主的自由人格的确立。“科学与人权”是陈、胡等人孜孜以求的实现中国现代化和臻于富强的两大基本价值目标。同时，这也成就了他们改造国民性的基本思想内容：培养国民科学的常识、思考方法和信仰，形成个人主义为中心的价值观、独立自主的人格和积极的人生态度。其核心是培养国民的独立、自由、平等的个人本位主义意识。
他们寄希望于青年身上，呼吁造就20世纪的新青年。陈独秀说，“青年之于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6](P129)他理想中的青年应当具备：“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人格，“进步的而非保守的”思想，“进取的而非退隐的”精神状态，“世界的而非锁国的”眼光和知识结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务实精神以及对“科学”“人权”的信仰与追求。李大钊则以更高昂的激情赞美青年与青春。他说，“青年者，国家之魂”；[12](P182)“青年之文明，奋斗之文明也，与境遇奋斗，与时代奋斗，与经验奋斗”；[12](P179)“青年之自觉，一在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勿令僵尸枯骨束缚现在活泼泼地之我，进而纵现在青年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一在脱绝浮世虚伪之机械生活，以特立独行之我，立于行健不息之大机轴。”[12](P204-205)他们突出强调培养国民的独立个性与人格。胡适指出：“欧洲有了18、19世纪的个人主义，造出了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的独立特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13](P456)鲁迅说，“盖惟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人各有己，不随风波，而中国亦以立”。[14](P24-25)因此，他们为中国社会开出的药方是实行健全的个人主义，造成一种自由独立的人格，把自己铸造成器，若此，才能从根本上改造社会。胡适说，社会的改良，首在发展人的个性，这是“救人”也是“救社会”的工作。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多救出一个人便多备下“一个再造新社会的分子”。[7](P465)
他们健全的个人主义包含两方面内容：个人自身的充分发展与个人对社会责任的体现。陈独秀说，“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6](P186)胡适说：“发展个人的个性，需要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7](P466)个人的价值与责任相连，一方面充分发展自己以更好的实现自己的价值，另一方面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充分发展自己以贡献社会，这是个人与社会的辩证统一。但封建专制社会扼杀了个人的自由自主之人格与个性，所以首要的还在于个人自身的解放和发展，“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7](P465)“不以自身为本位，则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消灭无存”。[6](P131)“社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就如同酒里少了酒曲，面包里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脑筋：那种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7](P467)只有“先救出自己”，才有益社会。胡适认为，这才是一种“真益纯粹的为我主义”，“其实是最有价值的利人主义”。[7](P465)因此，他借易卜生之口，“要社会极力容忍，极力鼓励斯铎曼医生一流的人物；要想社会上生出无数永不知足、永不满意、敢说老实话攻击社会腐败情形的‘国民公敌’；要想社会上有许多人都能像斯铎曼医生那样宣言道：‘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个最孤立的人’！”[7](P467)斯铎曼是易卜生创造的一个敢于坚持真理、不怕孤立、敢说真话的人。以个人为本位、尊重个体价值是他们塑造现代人的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新文化运动最高的价值追求。
从辛亥时期的“救国”要求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救人”渴望，从为国家、民族培养现代国民，到在文化心态与伦理精神上培养现代人，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对辛亥时期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最大超越。
三、中西调和与全盘西化：范式的绝大差异
“救国”与“救人”的不同，体现了价值取向的不同，这是时代的选择，也是中国人在中西化交流中对文化的选择。两个时期的思想家们改造国民性思想的不同也体现于他们采用的思想资料实即范式有绝大不同。
梁启超强调中西结合以塑造现代国民。他说：“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有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2](P5)即造就新民要借鉴西方近代思想以培养我国民本身所不具备的但又必需的新观念新道德，也要发扬本身所固有的优秀道德品格。他说，“所谓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格，以求伍于他人，亦非如墨守故纸者流，谓仅抱此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遂足以立于大地上也”。[2](P7)他强调调和，“善调和者，斯为伟大国民”。[2](P7)他认为“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曰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我同胞能数千年立国于亚洲大陆，必其所具特质，有宏大高尚完美，厘然异于群族者。吾人所当保存之而勿失坠也”。[2](P6)同时，“今日欲强吾国不可不博考各国民族所以自立之道，汇择其长者而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但是，他又指出“吾固知言德育者终不可不求泰西新道德以补助。虽然俟诸国民教育大兴之后，而断非一朝一夕所能获。而在今日青黄不接之顷，……无所挟持以为过渡……则今日所恃以维持吾社会于一线者何在乎？亦曰：吾祖宗遗传固有之旧道德而已”。在道德方面，他更推重传统道德。因此，他反对“一切破坏”之论，尤其反对摧弃旧道德。[2](P132)在他看来，中国国民社会责任感薄弱、政治观念与政治能力的缺乏，“病源之源”主要在于封建专制制度。如果说，他对封建伦理也有某些批判那也是隐于对封建制度的批判之后的。在他所塑造的现代国民素质中，对个人私利服从群体公利等儒家传统伦理价值观的强调，正体现了他的“新民”仍囿于传统结构内部调整的特点。这里有避免盲目西化之考虑，但也可窥见其未脱“中体西用”之窠臼。而他及同时代的思想家们如严复、章太炎等后期向传统文化的回归，更说明了他们对传统道德文化的固守。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思想家们强烈批判孔教及儒家传统，强调“西化”以塑造出理想的现代人。他们运用中西比较的方法，揭示中西民族心态与文明之差异，从更高层次上批判国民劣根性之源，并在比较与批判中揭示“新民之道”。
陈独秀等认为中西文化是对立的，他们注意寻找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别。陈独秀说：中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在于：西洋民族以“战争”、“个人”、“法治”、“感情”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家庭”、“实利”、“虚文”为本位。[6](P165-169)李大钊指出东西文明的根本差异在于“主静”与“主动”；东洋文明之短至少有八端：“厌世的人生观”，“惰性太重”，“不尊重个性”，“阶级的精神”，“对于妇女之轻侮”，“同情心缺乏”，“神权之偏重”，“专制主义之盛行”。[12](P560)胡适认为，东西方文化的一个根本不同点是“一边是自暴自弃的不思不虑，一边是继续不断的追求真理”，东洋文明最大特点就是“知足”，“自安于简陋的生活……，自安于愚昧……自安于不识不知……只求乐天安命不想改革，只图安分守己，不想革命，只做顺民”。[15](P10)他们通过比较反省本民族弱点，指出：“一国之民，精神上，物质上，如此退化如此堕落，即人不我伐，亦有何颜面，有何权利生存于世界”？[6](P207)“中国文明之疾病，已达炎热最高之度，中国民族之运命，已臻奄奄垂死之期，此实无庸讳言”[12](P562)“又愚又懒的民族”，“不能征服物质便完全被压在物质环境之下，成了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的民族”[13](P459)
结论是西方近代文明是进步的文明应当师法，而中国近世文明是落后的、退步的应予以鞭挞，两种文明尖锐对立，不可混淆。陈独秀说，“近世文明东西洋绝别为二。代表东洋文明者，曰印度，曰中国。此二种文明虽不无相异之点，而大体相同，其质量举未能脱古代文明之窠臼，名为‘近世’，其实犹古之遗也。可称曰‘近世文明’者，乃欧罗巴人之所独有，即西洋文明也；亦谓之欧罗巴文明”。[6](P136)在肯定西方近代文明的基础上，陈独秀等以全面彻底的进化论与人权说为依据对造成民族弱点的中国传统文化展开猛烈的批判。他们指出孔子是“历代专制之护符”，孔子之道与民主政治与现代生活势不两立。陈独秀说，孔教，“过去之化石”[6](P224)“孔子生长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时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礼教，即生活状态，封建时代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生活状态也；所主张之政治，封建时代之政治也”。[6](P235)“现代生活以经济为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为经济学生产之大则，其影响遂及于伦理学。故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互相证明，其说遂至不可摇动，而社会风纪，物质文明，因此大进”。[6](P232)而以孔教为核心的封建道德、伦理纲常与家族制度其罪恶就在于殄灭个性、培养奴性，同“自立自由”、“独立平等”的人格根本对立，同“今之社会国家”根本不能相适应；以此为本的封建社会“恶果”有四：“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窒碍个人意志之自由”，“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戕贼个人之生产力”。[6](P167)胡适猛烈抨击封建专制压制个性发展，认为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残个人的个性”。[7](P465)李大钊说：“看那两千多年来支配中国人精神的孔门伦理，所谓纲常，所谓礼教，所谓道德，所谓礼义，那一样不是牺牲被统治者的个性以事统治者……，尊奉封建伦理首先不是使人完成他的个性乃是使人牺牲他的个性”。[16](P178)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更把延续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斥为“吃人”的历史，所谓的“仁义道德”，实际上沾满了人民的鲜血。他们激烈地批判孔教，反对仁政、反对旧式家庭制度，批判孔子学说及儒家经典。陈独秀指出，孔老之说，“尚谦让以弱民性”[6](P162)“儒者作伪干禄为吾华民德堕落之源[6](P275)“全部十三经，不容于民主国家者盖十之九九”。[6](P320)胡适更直接地说到，“因为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还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7](P584)
陈、胡等人对中西文化的比较以及对中国封建礼教与传统伦理道德的批判比严、梁等人来得更直接、激烈与深刻。他们不仅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更反对与封建专制相适应的封建文化。他们的超越与贡献不仅在于将中西文明的整体比较作为批判的切入点，更在于他们抓住了西方近世文明的精髓，抓住了个人主义这一东西文明之最大异点，展开对摧残人性的中国封建文化的批判，并以此为参照系，从人的觉醒、人格的独立角度，反思传统文化的弊端，在批判中呼吁人的解放和自由，进行着现代的“人”的塑造与新的思想文化建设。他们找到了塑造现代人而非现代国民的生长点：“欲转善因，是在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6](P167)他们明确提出“孔教必当废弃”，[6](P279)否定儒家传统，强调以欧化为目标，确立独立、自由、平等的新型人生价值观。陈独秀说，中西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6](P175)“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6](P281)孔教之伦理学说与现代思想及生活，“绝无牵就调和之余地”；[6](P309)“西洋种种的文明制度，都非中国所及”，必须“取法西洋”；[6](P323)在教育上，办“真正的近代西洋教育”，[6](P323)在文学上，学习西方，倡导自然主义的“人的文学”。他们要把思想启蒙落到实处。
四、原因探析
辛亥革命时期与新文化运动时期改造国民性思想立脚点不同，范式不同，其根本原因是社会历史环境差异所赋予的任务不同。
从所处的时代来看，甲午战败，戊戌变法失败，义和团抗击侵略的破产，八国联军的大肆侵华以及列强掀起的瓜分殖民地狂潮等等无一不向人们揭示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一个民族危机严重的时代，是救亡的时代。而新文化运动时期，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无暇顾及对中国的控制和掠夺，辛亥革命实现了政体变革，民主共和政体建立，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都有发展，这是个相对宽松、自由的时代。
从当时的社会热点来看，辛亥时期的社会热点是所谓“国体”、“政体”的问题。《辛丑条约》的签订，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廷成为“洋人的朝廷”，成为人们谴责的对象。救亡的迫切性使得人们都把目光集中到是否以及如何变革清廷的统治的问题上。而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救亡问题、民族独立问题，相对而言不那么突出；国家已是共和国，但复古思潮泛滥和帝制仍有很大市场，表明国民素质与共和政体的不协调以及由此造成的种种社会的思想的矛盾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从所面对的问题来看，辛亥时期各政治派别为实现各自的政体改革目标，而展开激烈沦战，从理论上为自己寻找依据。面对革命派宣传革命排满、建立民主共和政体以及守旧派极力维护清朝封建统治，作为改良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积极宣传改造国民性，强调提高国民素质，尤其是政治能力来为实行立宪政体服务。而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陈、胡等人所面对的是思想文化上的复古派，以及仍然有着封建的帝制的思想的大多数国民。对他们而言，对人们进行思想文化上的启蒙，从根本上铲除落后的思想根源更为迫切。
从国民性改造的鼓吹者来看，梁启超同章太炎、邹容等在辛亥革命时期，政治色彩很浓，他们积极地融入了改良与革命的政治变革的潮流之中，对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宣传始终只是服务于他们的政治目标的。而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李大钊等人当时多为大学教授，他们是以文人学者的身份探讨国民性改造问题，探讨思想启蒙之道。自《新青年》创刊伊始，他们即约定“批评时政，非其旨也”，“二十年不谈政治”，而且在实践中，他们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因此，相对于政治家谈国民性改造，文人学者谈国民性改造的思想的深刻性与重视文化的倾向性也突显出来。
历史的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历史的行进又无时无刻不体现着自身的延续性、发展性。这延续性与发展性又无一不反映在时代代言人身上。
新文化运动时期陈、胡等人的改造国民性思想是对辛亥时期严、梁等人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胡适说：“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尤其是“《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领略到新民的意义主要是改造中国的民族，要把这若大的病夫民族改造成一个新鲜活泼的民族”。[17](P55)陈独秀这一时期的著作中也随处可见梁启超思想的踪迹。
前者揭开序幕并启发了后者，后者则实现了对前者的超越。辛亥时期改造国民性思想有其深刻之处，但总体上仍处于个别、零散的状态；宣传“新民”思想的主要阵地也只是占了偏居横滨的《新民丛报》之一隅。《新民丛报》其时以宣传改良主义的政治改革为主要内容。它必然招致是各路政敌的禁止与围攻，其改造国民性思想最终淹没于政治斗争的喧嚣，而不能成为时代的主流。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在一个相对自由宽松的社会气氛中，以对如何从“根本上救亡”问题的更深切的把握，自觉地抓住启蒙的主题，在对国民性更深刻、系统的检讨的同时形成了以北京大学和《新青年》为中心阵营的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他们本着“不谈政治”的精神，高举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旗帜，向青年灌输现代资产阶级理念，以培养具有现代文化和现代意识的新青年，并最终使中国进入现代，其影响远胜前一时期。孙中山说：“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惟其原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远者，可无疑也”。由此，他深受启发表示要重视思想宣传。他说：“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18](P429)
收稿日期：2003-04-25
标签：梁启超论文; 新文化运动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国民论文; 胡适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现代文明论文; 陈独秀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民族独立论文; 独立人格论文; 道德批判论文; 人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