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金石录后序》释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石论文,李清照论文,录后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以下简称《后序》)的真实性，向无疑问。盖此序一见于洪迈《容斋随笔》，一见于宋无名氏《瑞桂堂暇录》，宋人赵师厚于龙舒郡斋刻《金石录》，“惜夫易安之跋不附焉，因刻以殿之”①，宋代著名藏书家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金石录》三十卷，称“东武赵明诚德甫撰……其妻易安居士李氏为作《后序》，颇可观”②。此皆宋人所见，以宋证宋，《后序》为李清照所作，当不容置疑。近阅陈伟文先生《李清照〈金石录后序〉质疑》(《文学遗产》2014年第6期，以下简称《质疑》)一文，提出“《后序》并非出自李清照之手，而是后人的伪托之作。李清照并未写过《后序》，洪迈《容斋四笔》首先伪称获见李清照《后序》手稿，并杜撰了《后序》的撮述。后来《瑞桂堂暇录》作者又据洪迈的撮述伪撰《后序》的全文。直至明代中期以后，《后序》全文才被抄入《金石录》中并广泛流传于世”。其主要理由有： 一、“《后序》作为《金石录》之序，按照常理本应附在《金石录》中流传。但《金石录》最早的刻本淳熙间龙舒刊本中却并未载《后序》。最早提及《后序》的是洪迈《容斋四笔》。”“如果李清照真写过《后序》，那为何淳熙刊本《金石录》未收录？”“南宋时李清照文集具在，何以在洪迈之前或和洪迈同时的文人学者从未提及《后序》？” 二、“在明末以前，绝大多数学者所知的其实仅限于《容斋四笔》中的撮述，并未见过《后序》全文。”“可见其时所见《金石录》皆未载录《后序》全文。”“因此，是否真的存在所谓载录《后序》全文的开禧刊本《金石录》，就不能不说是一个疑问了。” 三、“《后序》作为《金石录》之序，并非如我们以往所认为的附载《金石录》而流传于世。……《后序》全文首见于《瑞桂堂暇录》，直到明代弘治年间被朱大韶抄录于宋残本《金石录》中，才附载《金石录》而流传。” 四、《后序》叙事与史实有出入，尤其是关于赵氏夫妇收藏品的散佚过程，赵、李两人所述，相互矛盾。“这不能不说是难以解释的重大疑点”。 大胆假设，尚需小心求证。《质疑》提出的《金石录后序》“很可能出于后人伪托”，是一个带有颠覆性的假设。其学术勇气固然可嘉，但支撑这一观点的主要理由能否成立，尚待求证。 一 洪迈撮述本《金石录后序》是伪作吗？ 李清照《金石录后序》，首见于洪迈《容斋四笔》(以下简称《四笔》)。而《四笔》之著书体例，一是“裒所忆而书之”③；一是抄撮成篇。其所引之文，短则全录，长则节略，并注明出处或抄撮原因。如《四笔》卷一节引毕仲游二书，注明“予修《国史》时，因得其集，读二书，思欲为之表见，故官虽不显，亦为之立传云”(《容斋随笔》，第637页)；卷二录《张天觉小简》，注云“此帖藏致平家，其曾孙简刻诸石，予今年亦七十四岁，侄孙偲于长兴得墨本以相示，聊记之云”(《容斋随笔》，第647页)；卷五节略吴孝宗《余干县学记》，注云：“录其语以寄一叹。”(《容斋随笔》，第683页)卷六录窦叔向诗若干首，注曰：“予尝得故吴良嗣家所抄唐诗，仅有叔向六篇，皆奇作。念其不传于世，今悉录之。”(《容斋随笔》，第695页)同卷引李复二疏奏，注云：“比得上饶所刊《潏水集》，正复所为文，得此两奏，叹其能以区区外官而排斥上相之客如此，恨史传为不详尽，乃录于此。”(《容斋随笔》，第699页)如是条目甚多。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亦循此例而录之。《四笔》卷五“赵德甫《金石录》”条载： 东武赵明诚德甫，清宪丞相中子也。著《金石录》三十篇，上自三代，下讫五季，鼎、钟、甗、鬲、槃、匜、尊、爵之款识，丰碑、大碣，显人晦士之事迹，见于石刻者，皆是正讹谬，去取褒贬，凡为卷二千。其妻易安李居士，平生与之同志，赵没后，愍悼旧物之不存，乃作《后序》，极道遭罹变故本末。今龙舒郡库刻其书，而此序不见取。比获见元稿于王顺伯，因为撮述大概云……时绍兴四年也，易安年五十二矣。自叙如此。予读其文而悲之，为识于是书。(《容斋随笔》，第685—688页) 据洪迈自述，《金石录后序》，元稿获见于王顺伯。“读其文而悲之，为识于是书”，将元稿的出处及节略其文的原因交代得非常清楚。而《质疑》一文认为，“洪迈《容斋四笔》首先伪称获见李清照《后序》手稿，并杜撰了《后序》的撮述”。今按，以《后序》为洪迈伪托之作，有三不可解。 其一，洪迈作《容斋四笔》，在庆元三年(1197)，时年七十四。其时洪氏著述甚丰，无须托李清照之名以传其文。他虽与赵氏家族有交往，而非其族人，亦无须借《后序》以显扬其亲。然则以七十四岁之高龄，苦心杜撰《金石录后序》，动机何在？此一不可解。 其二，《容斋四笔》卷一○“钱忠懿判语”条有“王顺伯家有钱忠懿一判语”云云，以下节引判语原文。此“王顺伯”正是提供《金石录后序》元稿之人，当是洪迈之故交。清嘉庆十三年刻本《(宝庆)会稽续志》卷五载： 王厚之，字顺伯，世本临川人，左丞安礼四世孙也。祖榕，始徙居于诸暨。绍兴二十六年，厚之以越乡荐为举首，寻入太学，登乾道二年(1166)进士第，由秘书郎出为淮南转运判官，召为度支郎，两浙转运判官，知临安府，提点坑冶铸钱，提点江东刑狱，上章乞致仕，诏进直宝文阁，从所请。厚之好古博雅，富藏先代彝器及金石刻，与尤袤俱以博古知名于时。尝取古今碑刻参订而详著之，号《复斋金石录》，嘉泰四年卒，年七十四。 王厚之，王安石族人。官位通显，且以博古知名于时，富有收藏④，在当时并非无名之辈。《四笔》成于庆元三年，距其人下世之嘉泰四年(1204)，有七年之久。若洪迈伪作《金石录后序》，而又故意宣称“比获见元稿于王顺伯”，不畏物议，不怕开罪于当世闻人？作伪而如此笨伯，二不可解。 其三，据洪迈《夷坚乙志》卷九“栏街虎”条，知赵挺之有一孙名赵恬，与洪迈有交游。《夷坚支志》癸卷八“赵十七总干”条有“东武赵恬季和之子十七总干”“予与季和为朋旧，识诸子于丱角时”云云。因着这一层“朋旧”关系，《容斋随笔》《夷坚志》载赵挺之及其族人事迹颇夥⑤。若洪迈伪造李清照《后序》，而不顾赵挺之族人感受，则是一不通人情之“憨汉”，此尤不可解。 南宋说部，以《容斋随笔》为首⑥。《随笔》十六卷，初刻于婺州，淳熙间传入禁中，孝宗称其有议论。故洪迈因重编《续笔》《三笔》《四笔》《五笔》，盖志在传世。在这样一部为时人所关注而著述动机又颇为严肃的史料笔记中，不畏物议，又如此拙劣地显示“作伪”痕迹，恐非洪迈这样的史家所愿为。 洪迈虽无作伪动机，但是《金石录》最早的刻本淳熙间龙舒刊本未载《后序》，在洪迈之前或同时，似乎只有洪迈见过《后序》，“洪迈之兄洪适《隶释》收录了《金石录》部分内容以及赵明诚自序，却未收录《后序》。不仅如此，《隶释》甚至提及‘绍兴中，其妻易安居士李清照表上之’，却根本未提及李清照撰有《后序》，显然并不知道《后序》的存在。这些，都是让人生疑的”。《质疑》由此怀疑李清照是否“真写过《后序》”，似乎有一点道理。 按，南渡以后，赵、李夫妇之收藏品，一部分流入御府(缪荃孙《云自在龛随笔》卷二，《李清照资料汇编》，第152页)，一部分流入南宋功臣之家。李清照写《后序》时，近乎用实录的笔法，触及到了这一无可辩驳的事实，并流露出了深深的叹惋之情。此则有“触忌”之嫌。绍兴中，李清照向朝廷进献《金石录》，却并没有附上《后序》，看来是有自己的考虑的。洪迈之前，《金石录》虽“板行于世”，《后序》流传却不广，与李清照审慎的处事方式有关。因此，《后序》从一开始，是以“元稿”的形式在南宋少数士大夫间相传(如王厚之、洪迈间)，而不是如《质疑》所说的，“按照常理本应附在《金石录》中流传”。在洪迈作《容斋四笔》之前，士大夫若无由获睹《后序》元稿，是不可能提及《后序》的。《质疑》把“当然”看成“必然”，因此觉得洪迈之兄洪适见过《金石录》，却“显然并不知道《后序》的存在”，是“让人生疑的”。实际上，《隶释》成书于乾道二年(1166)，距洪迈作《容斋四笔》之庆元三年(1197)，近三十年。其时《金石录后序》未刊行，而清照之“元稿”或未传出，或传出而洪氏无由获睹。洪适卒于淳熙十一年(1184)，终其一生，也许未睹《后序》，乾道二年，“并不知道《后序》的存在”，岂不是情理中事？ 又，据王仲闻的考证，最早著录十二卷本《李易安集》的《郡斋读书志》，成书约在乾道七年(1171)，李清照集“是否刊于清照生前，亦难以确定，只能阙疑”⑦，十二卷本《李易安集》今已不传，《读书志》又未提及李清照《后序》，集中是否收《后序》，也只能阙疑。《质疑》云：“即使淳熙刊本《金石录》偶未收录，南宋时李清照文集具在，何以在洪迈之前或和洪迈同时的文人学者从未提及《后序》？”是以《李易安集》必收《后序》，在逻辑上并不周延。 二 明代抄本《金石录》未附《后序》吗？ 赵明诚《金石录》，在宋代至少有两个刻本⑧。一是淳熙郡库刻本，亦称龙舒郡斋本，三十卷。此本未附李清照《后序》，故洪迈于《容斋四笔》中撮述其文，以广其传。明代以来，此本一直沉晦不显。本以为天壤间不复有此物矣。不意1951年金陵甘氏津逮楼散出此书，为赵世暹先生在南京购得。今藏国家图书馆，已影印出版；一为开禧赵不谫刊本，附有李清照《后序》。雅雨堂本《金石录》后附赵不谫跋曰： 赵德甫所著《金石录》，锓版于龙舒郡斋久矣，尚多脱误。兹幸假守，获睹其所亲钞于邦人张怀祖知县，既得郡文学王君玉是正，且惜夫易安之跋不附焉，因刻以殿之。用慰德父之望，亦以遂易安之志云。开禧改元上巳日，浚仪赵不谫师厚父。 关于这个刊本，清代以来，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以江藩为代表，认为十卷不全宋刻本《金石录》(今藏上海图书馆)，就是赵不谫刊本。张元济先生初见龙舒本(即足本宋刻《金石录》)时，曾以十卷本诸人题记中所引宋本文字，取与龙舒本对勘，其间异同多有不符，以为两宋本当非同出一源。因此认为“江郑堂(即江藩)又疑为浚仪重刊本(即开禧刊本)语当可信”⑨；另一看法以翁方纲为代表，认为十卷本《金石录》潦草漫漶，应为南宋书贾所刻，并非赵不谫刊本⑩。今人比对足本、残本《金石录》后，发现行款版式全同，但十卷本跋尾一至十，题作《金石录》卷一至卷十，而足本目录为卷一至卷十，跋尾一至十，题作卷十一至卷二十。因此有学者认为，两种版本为“一版印行的不同传本”，赵不谫曾官庐州郡守，有机会整理《金石录》原版。三十年左右的时间，书版不致损毁，稍加修补即可印行。“赵不谫完全重刻的可能性不大，只不过增刻了易安《后序》，加在原书之后而已。残宋十卷本，不免有漫漶处，因出于后印之故。”(11)但是，十卷本是否即为开禧刊本，学界迄今未有定论。 然而，十卷本宋刻《金石录》是否即为开禧刊本，对于《质疑》一文，至为关键。若此本今存于世，则《后序》就不可能是后人伪托。因此，《质疑》一文反复强调，“是否真的存在载录《后序》全文的开禧刊本《金石录》，是不无可疑的”。 《质疑》否认开禧刊本的存在，是基于以下“事实”：一、“明末以前《后序》作为散文名篇被收录于众多选本与杂著中，但这些选本和杂著所收录的《后序》居然全部都是《容斋四笔》撮述本”；二、“《金石录》在明代的流传甚广……曾征引此书的明代著作更多得难以枚举。……而所收录的《后序》却为洪迈撮述本而非全文，可见其时所见《金石录》皆未载录《后序》全文。如果开禧年间赵不谫重刊《金石录》已经附载《后序》全文，那胡应麟、毛晋等皆是著名藏书家，藏书数万卷，何以皆未见开禧刊本《金石录》，甚至也未见源自开禧刊本的抄本，以致根本不知道《后序》全文的存在？”三、“《后序》作为《金石录》之序，并非如我们以往所认为的附载《金石录》而流传于世。《后序》全文首见于《瑞桂堂暇录》，直到明代弘治年间被朱大韶(1517-1577)抄录于宋残本《金石录》中，才附载《金石录》而流传。这样的流传过程，不能不说是极可疑的”(12)。 按，明末以前《后序》之流传，《质疑》未之深考。 首先，前引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语曰：“《金石录》三十卷……其妻易安居士李氏为作后序，颇可观。”(《直斋书录解题》卷八，第233页)这条材料很常见，也很重要。它说明直斋所藏《金石录》，很有可能附有李清照《后序》。这个《金石录》是不是开禧刊本，不敢断定。但至少它可以说明，陈振孙曾见过李清照《金石录后序》。惜乎《质疑》未引此条材料。又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九载赵明诚《赵氏神妙帖跋》一则，后有岳珂赞曰：“易安之鉴裁，盖与以身存亡之鼎，同此持保也。”(《李清照资料汇编》，第16页)此用《后序》引赵明诚语：“必不得已，先弃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存亡。”岳珂购得《神妙帖》，在嘉定丁亥岁(1227)，其时开禧刊本《金石录》已流传于世，不排除岳珂所见之《后序》，即附于开禧刊本者(13)。 其次，宋代《漱玉集》，有一卷本、三卷本、五卷本之别。此集流传至明初，已非完璧。毛晋所见洪武三年抄本《漱玉集》，附有《后序》。四库馆臣曾指出，此洪武抄本所附《后序》，“盖后人裒集为之，已非其旧，其《金石录后序》，与刻本所载详略迥殊，盖从《容斋随笔》中抄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词典类一，《李清照资料汇编》，第98页)。明代许多选本和杂著所收录的《后序》，多为《容斋四笔》撮述本，大约是受了这个本子的影响。但是，《质疑》由此得出“明末以前《后序》作为散文名篇被收录于众多选本和杂著中，但这些选本和杂著所收录的《后序》居然全部都是《容斋四笔》撮述本”这一结论，下语过于决绝，不太符合事实。明陈耀文《天中记》卷四一引《后序》原文曰：“王播、元载之祸，书画与胡椒无异；长舆、元凯之病，钱僻与传僻何殊。名虽不同，其惑一也。”中间小注云：“《容斋随笔》无此二句。”明曹安《谰言长语》卷下所引《后序》原文，如“萧绎江陵陷没，不惜国亡而毁裂书画；杨广江都倾灭，不悲身死而复取图书。岂人性之所嗜，生死不能忘之欤？”(《李清照资料汇编》，第31页)等等，亦洪迈《容斋四笔》撮述本所未载。曹安乃明正统(1436—1449)间人，距“明末”尚有二百年。 复次，《金石录》虽在明代有抄本传世，但其时藏书家觅得抄本《金石录》并不易。仁和朱氏刻本《金石录》附录附明代著名藏书家叶盛(1420-1474)跋曰：“《金石录》余求之三十年，不可得，壬辰冬得此善本于京师，如获宝玉……吾安得欧阳公《集古录》目，洪丞相《汉隶释》等书悉集于此，而又有闲暇工夫，稍尽心焉，亦平生之一适也。漫笔之以俟。成化九年二月朔旦，吴郡叶盛仲甫志。”(14)叶氏求之三十年而方得《金石录》，其人卒于成化十年(1474)，成化九年(1473)方得《金石录》，则是一生念兹在兹矣！ 又徐
《红雨楼题跋》卷上《金石录》条曰： 赵明诚《金石录》三十卷，世无刻本，余尝于陆俨山《别集》及胡元瑞《笔丛》中，见其引摘厥妻李易安跋语，始知明诚收藏之富，古今希觏，又遭兵乱水火之厄，为之兴叹久之，然《金石》全录竟未寓目也，亦尝搜访积书家，皆未能得。是岁，薄游秣陵，闻焦弱侯太史，向于秘府抄出全本，因托新安汪仲嘉借以抄录，披览之余，真神游上古，与词人墨客相晤对也。……万历丙午(1606)仲夏，晋安徐惟起书于秦淮客舍。(15) 万历丙午(1606)，距叶盛得京师善本《金石录》之成化九年(1473)，百有余年，其时欲得《金石录》，仍如是之难。由此可见，因世无刻本，访得抄本《金石录》并非易事，此书在明代的流传并非如《质疑》所说的“甚广”。《金石录》抄本之难得，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后序》全文在明代的流布。 最后，明抄本《金石录》今多已不传，但这些抄本是否附有《金石录后序》，仍不难考见。 一、徐
《徐氏笔精》卷七载：“李易安，赵明诚之妻也。……今各书所载《金石录序》，皆非全文。惟余家所藏旧本，序语全载……《容斋随笔》及《笔丛》(按，指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古文品外录》俱非全文。”(《李清照资料汇编》，第52页)据知，徐氏红雨楼所藏《金石录》附李清照《后序》全文，据前引徐氏题跋，知徐氏红雨楼《金石录》抄自焦竑手抄本，而焦氏本又从秘府抄出。因此，秘府本当有李清照《后序》全文。 二、叶盛《水东日记》卷二一：“李易安《武陵春》词……玩其辞意。其作于序《金石录》之后欤？抑再适张汝舟之后欤？”据知叶氏菉竹堂抄本当附《金石录后序》(16)。清何焯曾藏有两部《金石录》抄本，一为叶文庄(即叶盛)抄宋本，一为依叶文庄本传抄，何焯本人校定本。何氏《校勘记》经张元济过录，保留在《四部丛刊续编》本《金石录》后。《后序》“自王播元载之”，何校“‘播’，当作‘涯’”，徐培均氏《李清照集笺注》校勘记曰：何焯校叶盛菉竹堂钞本云：“播”，当作“涯”，即系过录《四部丛刊续编》本《金石录》之校勘成果。 三、仁和朱氏刊本《金石录》附归有光《题金石录后》曰：“余少见此书于吴纯甫家，至是始从友人周思仁借抄，复借叶文庄公家藏本校之。观李易安所称其一生辛勤之力，顷刻云散，可以为后世藏书之戒。然余生平无他好，独好书，以为适吾性焉耳，不能为后日计也。文庄公书无虑万卷，至今且百年，独无恙。翻阅之余，手迹宛然，为之敬叹。嘉靖三十六年十月既望吴郡归有光题。”(17)归有光抄本《金石录》以叶盛家藏本校之，即使其友人周思仁所藏《金石录》不附《后序》，既得叶盛本校勘，则所睹《后序》亦必为全本。 四、明钱穀(1508-1572)悬罄室藏《金石录》抄本一部，钱氏自言借文徵明次子文承休藏宋刻本抄。此本后递藏至顾之逵“小读书堆”，顾广圻(千里)用以校卢见曾雅雨堂本《金石录》，其《校勘记》张元济过录于《四部丛刊续编》本《金石录》。如，《后序》“衣练”二字，顾千里校本曰：“练，钱本已讹。”“乡里十年”，顾校本乙去“十年”二字，注云“钱本亦衍”，等等。王仲闻、徐培均校《金石录后序》，曾充分利用顾千里《校勘记》所引钱本。 五、清结一庐刊《津逮秘书》未刻本《金石录》，此本“首有刘跂序，明诚自序，后有李易安后序，开禧赵不谫跋、明叶仲盛跋、归有光跋，跳行空格，均依宋本”(缪荃孙《金石录跋》，《李清照资料汇编》，第152页)。此为毛晋汲古阁藏物。其所附李清照《后序》，王仲闻、徐培均校注《李清照集》，皆据以校勘。 以上所考，叶氏菉竹堂抄本最为早出，钱穀(文宝)本钞于何年不详，然其人生年早于朱大韶，又自称得于文承休藏宋刻本。归有光抄本嘉靖三十六年(1557)出，从友人周思仁抄得，又借叶文庄(叶盛)抄本校之。徐氏红雨楼抄本，源自秘府本。毛晋《津逮秘书》未刻本“跳行空格，均依宋本”。又有赵不谫、叶盛、归有光三跋。各本均载有李清照《后序》。《质疑》一文，于这四种明代著名的抄本附录《后序》的情况一无所考，甚至一字未提这四个《金石录》版本。而竟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后序》作为《金石录》之序，并非如我们以往所认为的附载《金石录》而流传于世。《后序》全文首见于《瑞桂堂暇录》，直到明代弘治年间被朱大韶(1517-1577)抄录于宋残本《金石录》中，才附载《金石录》而流传。”实际上，在朱大韶嘉靖三十五年购得残宋十卷前，明代最著名的三个《金石录》抄本：叶文庄本、吴文定本、钱罄室本，有两个肯定附有李清照《后序》。其余稍晚出的明抄本，如归有光抄本、徐氏红雨楼抄本、毛晋《津逮秘书》未刻本等，均有清晰的版本来源，与朱大韶毫无瓜葛。以朱大韶为李清照《后序》全文在明代流传的起点，是一个没有版本依据的错误结论。 三 “西兵之变”与李清照、赵明诚夫妇收藏品的散佚 《质疑》又曰：“《后序》叙述的核心事件就是李清照、赵明诚夫妇收藏品的聚集、散佚过程，但居然连这样的核心事件的叙述也与史实大相径庭。这又岂是版本讹误和作者误记所能解释得了的？”《质疑》所谓“史实”，特指赵明诚的《赵氏神妙帖跋》： 此帖章氏子售之京师，予以二百千得之。去年秋，西兵之变，予家所资荡无遗余，老妻独携此而逃。未几，江外之盗再掠镇江，此帖独存。信其神工妙翰，有物护持也。建炎二年三月十日。 《质疑》曰：“根据赵明诚跋的亲述，赵氏夫妇的主要收藏品是建炎元年秋天在镇江的兵乱中散佚的。但是，根据李清照的《后序》的叙述，赵氏夫妇的主要收藏品是主要散佚于建炎元年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和建炎三年十二月金人陷洪州。”也就是说，赵氏夫妇的主要收藏品，赵曰一次散佚，李曰两次散佚，“这显然是无法弥缝的矛盾”。 按，据《后序》的叙述，赵、李夫妇收藏品的散佚，一共有四次：一为“青州故第”之物，火于金人陷青州；一为“连舻渡江”之物，陷在洪州；一为寄剡之物，“后官军收叛卒去，闻尽入故李将军家”；一散在会稽，为人盗去。李清照重立赏收赎，“后二日，邻人钟复皓出十八轴求赏。故知其盗不远矣。万计求之，其余遂不可出。今知尽为吴说运使贱价得之”(《金石录后序》，《李清照集校注》，第181—182页)。《质疑》一文，将赵、李收藏品的散佚归纳成“二次”，方便论证，并无不可。但是，《质疑》旨在证明李清照的《后序》是伪作。赵、李收藏品的最后一次重要散佚，吴说跋文具在，是可以坐实的(18)。不提这一次散佚，将无法理清事实的真相。此其一。 其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七“建炎三年闰八月壬辰”条载： 和安大夫开州团练使致仕王继先尝以黄金三百两从故秘阁修撰赵明诚家市古器，兵部尚书谢克家言：“恐疏远闻之，有累盛德，欲望寝罢。”上批令三省取问继先因依。(19) 赵明诚卒于建炎三年八月，其次月，赵构医师王继先以黄金三百两恫吓清照交出所藏古器(20)。《后序》载，赵明诚由池阳赴召时，曾叮嘱李清照，“必不得已，先弃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负抱，与身俱亡”。“古器”之价值，仅次于“与身俱亡”者，此王继先必欲得之的原因。赵明诚卒时，其最重要的收藏品并未散佚。《后序》所云的赵、李夫妇收藏品的第二次散佚，是可以与史料相印证的。可见《后序》对于核心事件的叙述，是经得起检验的，并非“与史实大相径庭”。由此看来，赵跋不可尽信，而李之《后序》，则信而有征。因此，用赵跋来怀疑《后序》是伪作，方法并不可取。 其三，将赵明诚《神妙帖跋》与李清照的《后序》合起来参看，是学界通行的做法。一方面是因为，李清照从青州出发，舟行而达建康，镇江是必经之地。而赵跋有“未几，江外之盗再掠镇江”，地点相合；另一方面，赵跋所云的“予家所资，荡无遗余”，下语过于斩绝。若非指青州故第之收藏品，则与史实相去甚远。李清照《后序》云： 建炎丁未春三月，奔太夫人丧南来。既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屡减去，尚载书十五车。至东海，连舻渡淮，又渡江，至建康。青州故第，尚锁书册什物，用屋十余间，期明年春再具舟载之。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谓十余屋者，已皆为煨尽矣。(《李清照集校注》，第179页) “予家”指“青州故第”；“所资”，“用屋十余间”之“书册什物”也。具体地说，指书之大印本者，画之多幅者，古器之无款识者，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其数量之巨大与种类之丰富，足当赵跋所云“予家所资”的。其“荡无遗余”，可不惜哉！ 但是，“青州故第”收藏品之散佚，赵明诚记为建炎元年(1127)秋，李清照记为建炎元年十二月。且一曰毁于“西兵之变”，一曰毁于“金人陷青州”，表述方式也不同。赵、李两人所记不合，故有学者认为，“西兵之变”，指的是建炎元年青州郡守曾孝序为乱兵所杀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此事曰： (建炎元年十二月)壬戌，资政殿学士京东东路经略安抚使兼制置使知青州曾孝序为乱兵所杀。先是，临朐土兵赵晟聚众为乱，孝序付将官王定兵千人捕之，大衄而归。孝序令毋入城，且责以力战自赎，不则将议军法。定自知不免，乃以言撼败卒，夺门斩关而入，孝序度力不能制，因出据厅事瞋目骂贼，遂与其子宣教郎
皆遇害。(《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第195页) 黄盛璋先生认为，造成赵、李所记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赵晟起事时间较早，可能在秋季，及曾孝序之被杀，《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系在十二月，清照携蔡襄书神妙帖南逃当在此时。至金人陷青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及《宋史·高宗本纪》皆系在建炎二年正月，惟刘时举《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载‘建炎元年十二月寇陷青州’，《后序》同。青州兵变，清照因此逃出，至青州故第烧失，或在金人陷青州时。”(21) 这种解释有合理性。因为他把“青州兵变”与赵氏“青州故第”被毁分成两事。一在建炎元年秋，一在是年十二月。两存其说，较为圆融。 而《质疑》一文则认为，“‘西兵’在宋人一般语境中皆指陕西兵”。而青州兵变事件中，王定是青州将官，赵晟是临朐土兵，青州和临朐皆在东部，与“西兵”扯不上关系。因此，“青州兵变不可能称为‘西兵之变’”。“西兵之变”指的是建炎元年秋天在秀州、镇江发生的一次陕西兵叛乱事件。 按，宋金战争爆发后，青州一跃而成为最重要的军事要塞之一(《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第99页)，曾孝序被杀时，青州是京东东路最高军事机构所在地。其将官王定“所兵千人”，决非主要用于代百役的、没有战斗力之“厢兵”，带有民兵性质的、不脱离生产的乡兵和主要从当地招募、用于维持各地治安的、由低级武官所统辖的“土兵”，而是南宋初期正规军——禁军的一部分。此其一。 其二，从兵源地来看，建炎元年，北宋原有之禁军，“今所存无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第136页)，兵力至少，故李纲主张“取财于东南，募兵于西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第136页)，以西北为主要兵源地。于是“改刺西北溃散之卒，以为新军”(《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第152页)，“其募兵陕西、河北各三万人，委经制招抚司；京东、西各两万人，委本路提刑司，溃卒、厢军皆许改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第136页)。西北地区成为南宋禁军最主要的兵源地。 建炎年间重组之军队，是以“西兵”(溃散之卒、新募之兵)为主体的禁军。而青州乃“帅府”所在地，又是抗金的最重要的“要郡”之一。故曾孝序用以平定“临朐土兵”的“青州兵”，其成员大部或一部分来源“西兵”，并不奇怪。用战斗力较强的“西兵”平叛，是南宋政府最常见的军事手段之一。所谓“西兵骁勇，异于他卒”(《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第151页)。建炎初年，山东李昱，拥兵数万而不可招，犯沂州、滕县(皆属京东东路)。于是命刘光世讨之。而刘光世部，正是以“陕西兵”为重要组成部分(22)。 “青州兵变”是否就是赵明诚跋中所称“西兵之变”(23)，固然可以再讨论。但是，《质疑》认为“东部”与“西兵扯不上关系”，揆之南宋建炎年间的军事部署和士兵来源，恐非如此。实际上，“西兵”之词，还可代指“禁军”(24)。宋代兵制，有所谓“内外相制”之法。即不仅在京城部署禁军，在诸路也部署禁军。北宋禁军之两支，一为武卫，一为宣毅，长期驻营于京东东路之青州、沂州、莱州、登州等地。因此，广义的“西兵”，可以指代驻营于青州的“武卫”或“宣毅”。 建炎初年“西兵”之军事内涵，《质疑》失之详考。 四 《后序》其他叙事与史实的出入 《质疑》又云：“《后序》除了对赵氏夫妇藏品散佚过程的叙述与赵明诚所述根本矛盾之外，其叙事还有很多与史实不符之处。其中一部分，前贤早已指出，兹在前贤研究基础上详细列举论证如下。”并列了八条《后序》与其他史实矛盾处。这八条材料归纳起来涉及六个问题：一、赵挺之任吏部侍郎时间。二、建中辛巳岁，赵明诚是二十一岁，还是二十二岁？三、金人陷青州，是在建炎元年十二月，还是建炎二年正月？四、赵明诚到任知江宁府时间。五、李清照建炎间播迁路线。六、《后序》的作年。如果认真地吸收现有的李清照研究成果，可以发现，这六个问题可分以下几类： 一、《后序》可以补史实之阙。黄盛璋先生《李清照事迹考辨》以详细的资料，考证出赵挺之“权吏部侍郎”是在绍圣四年十一月至次年元符元年五月，“真除吏部侍郎”在建中靖国元年六月至十一月(《李清照事迹考辨》，《李清照集》，第171—175页)。据此，《后序》记赵挺之任吏部侍郎时间不仅不误，还可补《宋史》赵挺之本传之阙。《质疑》不引黄盛璋考证结果，恐未能称得上是“在前贤研究基础上详细列举论证”。 二、《后序》和其他材料可以并存。李清照《后序》称辛巳嫁入赵家，时赵明诚年二十。据此顺推，赵明诚宣和四年壬寅岁，年四十二。而据新发现赵明诚亲笔跋：“壬寅岁除日……时年四十有三矣”(25)。古人记人年岁，本有虚岁、实岁之分，故可两存。 三、李清照所记确有误。《后序》记赵明诚除知江宁府在建炎二年，实误。 四、后人传写《后序》而致误。李清照南渡后之播迁，今本《后序》当有错简、脱文。王仲闻《金石录后序》校勘记有曰：“‘奔太夫人丧南来’，纽抄(指明纽氏会稽世学楼抄《说郛》本《瑞桂堂暇录》)下有空格若干。按后序此处文气不接，意义不明，必有阙文。纽抄尚留空格，足资考证，最为善本。”(《李清照集校注》，第179页)“‘之剡出陆’，瑞本作‘之嵊在陆’。纽抄此句下有空格若干，盖此处亦有脱文。旧抄本殊可贵也。”(《李清照集校注》，第181页)《质疑》曰：“浦先生随意解释为《后序》的脱简、错简，却没有任何版本依据，甚至也找不到校勘学意义上的‘讹误痕迹’。”殆没有细心查阅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而做出的主观判断。 由以上分析可知，今本《后序》所记，真正误记处并不多。而且“误”与“伪”并不能等同。相反，《后序》与史实的一些出入，恰恰证明《后序》正是出自李清照之手。例如，《后序》云绍兴被盗之后，所剩只有“残零不成部帙书册三数种”，而据《宋会要辑稿》崇儒四载，李清照手中尚有《哲宗实录》一部。黄盛璋先生指出：“《哲宗实录》前录一百卷，后实录九十四卷，由蔡京领修，曾雕刻行世，近二百卷煌煌巨书，此时犹为李清照保藏，则《后序》所云绍兴被盗之后‘所剩只残零不成部帙书册’，未免言之过甚。”(黄盛璋《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年谱》，《李清照集》，第159页)据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一九载，至绍兴二十年，李清照访米友仁，为其所藏米芾帖求跋，跋文今存。由此可见，李清照在《后序》中，对收藏品的散佚，确有所隐瞒。面对军阀、盗贼，甚至是皇帝亲信的种种巧取豪夺(26)，明抢暗偷，李清照有意无意夸大收藏品的散佚，不失为一种自我保护的策略。这种微妙的心理活动，正是作伪者所难以写出的。近年来，一些学者已注意到了《后序》中的一些难言之隐，并据此发现了不少有价值的线索。例如，《宋史·高宗本纪》：“(建炎三年十一月)壬子，太后退保虔州。江西制置使王子献弃洪州走。丁巳，金人陷临江军，守臣吴将之遁。戊午，遣孙悟等充金国军前致书使。金人陷洪州，权知州事李积中以城降。抚、袁二州守臣王仲山、王仲嶷皆降。”(《宋史》卷二五，第470页)《后序》所记金人陷洪州时间为“冬十二月”，微误。而有学者却根据“抚、袁二州守臣王仲山、王仲嶷皆降”这一线索指出，建炎三年金兵来侵之前，仲嶷、仲山正在袁州、抚州任上，故赵、李在建炎三年三月即拟江西卜居，其主要动机是投奔李清照的两个舅舅。也就是王仲山、王仲嶷。“《后序》中，只字不提往投二舅父事，是因为王仲嶷、仲山二人因屈膝降金而声名狼藉，直到绍兴五年，王氏兄弟尚以‘不忠不廉’而不齿于士大夫。李清照作《金石录后序》在绍兴四年八月，在文中不愿提及欲投二舅事，是可以理解的。”(27)这样的考证，洞幽烛微，从无处看问题，从而有力地揭示出了《后序》中所隐藏的李清照内心世界。这种为“尊者讳”的笔法，恐非作伪者所能梦到！ 《金石录后序》是李清照所作，不容怀疑。《质疑》怀疑李清照《金石录后序》是后人伪作，也即先由洪迈作伪，成撮述本，后由《瑞桂堂暇录》作者作伪，成《后序》全文，直到明代中期，《后序》全文才被抄入《金石录》并广泛流传于世。这些学术“猜想”并不成立。理由是： 第一，因必证其伪，导致《质疑》一文过滤了、遮蔽了大量的有用的“反证”。例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提及《后序》、徐氏红雨楼所藏《金石录》附李清照《后序》全文，《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七所载王继先市赵明诚家古器事，等等。这些材料，对于弄清楚《后序》全文的流传，赵、李夫妇收藏品之散佚等问题，非常重要。从材料的出处来看，《李清照资料汇编》《李清照集校注》并载之，并不难觅。尽管不利于《质疑》一文之证伪，也应当拿出来辨析、考证，以期做出更准确、更客观、更有说服力的判断。 第二，因为未能很好地吸收、消化现有的学术成果，导致《质疑》一文出现了不少误判。比如，王仲闻、徐培均笺校的《李清照后序》，据以校勘的明清抄本、刻本《金石录》达八九种之多。充分利用这些《校勘记》，辅以版本学家关于《金石录》版本源流的考证，就不难弄清楚诸如是否存在开禧刊本《金石录》，明代藏书家毛晋等是否见过《后序》全文等所谓“疑点”，而不会出现朱大韶弘治年间(28)(1488-1505)购得十卷宋刻本《金石录》、“朱大韶将《后序》全文抄录于《金石录》中，很可能是《金石录》附载于《后序》全文的开端”(29)等明显误判。这些误判，直接导致了《质疑》一文证据链的断裂，从而极大地降低了证伪的可信度。 第三，《质疑》一文，用以证伪的方法不科学。欲证其伪，当立标准，当定底线。前人论定辨伪之作甚夥，如明胡应麟之《四部正讹》，清姚际恒之《古今伪书考》，梁启超之《中国历史研究法》，乃至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提出之“辨伪九条”等，皆足资借鉴。梁启超氏提出十八条古书辨伪方法，其中一些方法对于文学研究者亦不无启发。由于梁启超所定之辨伪标准，是针对严肃的经、史类书籍而发，当然不能照搬应用到文学作品辨伪工作中。但是，梁启超在著作中，反复强调“鉴别史料之误者或伪者，其最直捷之法，则为举出一极有力之反证”(30)。对于辨别《后序》是不是伪作，极有指导意义。判定《后序》是不是伪作，关键在于序文之中，是否有李清照生前绝无可能出现之人、事，也就是梁启超所说的“时代错迕则事必伪，此反证之最有力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20页)。此如老吏断狱，犀利无比。《质疑》举不出一条这样的材料，而以“误”为“伪”，支离于问题之外。把伪作简单理解为“舛误的叠加”。这是不值得效法的。一部《宋史》，其中舛误处，不可胜举，但它却绝非伪作。而《金石录后序》也绝非等同于《宋史》李清照、赵明诚本传，模糊了文学作品与历史著作的界限，也不可取。 当然，“学问之道，必有怀疑然后有新问题发生，有新问题发生然后有研究，有研究然后有发明。百学皆然”(《中国历史研究法》，第91页)。《质疑》一文提醒我们，尽管前辈学者的研究，为今人解读李清照其人其文提供了丰厚的学术积累，但也遗留了一些未能很好解决的难点、疑点。现代词学研究者，当黾勉而求之！ ①赵师厚《金石录跋》，《李清照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页。下引此书，皆为此本。 ②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33页。 ③洪迈《容斋随笔》，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629页。 ④楼钥《攻媿集》卷七六《跋黄长睿东观余论》：“(王)顺伯蓄古刻最富，论议不苟。”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⑤参见《容斋四笔》卷八“承天塔记”、卷一五“徽庙朝宰辅”及中华书局点校本《夷坚甲志》卷一九“飞天夜叉”“晦日月光”、《夷坚乙志》卷一四“赵清宪”、《夷坚支志》癸卷三“广州蛇斗”诸条。 ⑥《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八《容斋随笔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020页。 ⑦王仲闻《李清照事迹编年》，《李清照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69页。 ⑧《宋史·艺文志》著录“赵明诚《金石录》三十卷，又别本三十卷”，未知是刻本还是钞本。 ⑨张元济《宋本金石录跋》，附龙舒本《金石录》末。又见中华书局1962年版《李清照集》末附《参考资料》。 ⑩《滂喜斋藏书记》卷一《宋刻金石录》条所附翁方纲跋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5页。 (11)冀叔英《谈赵明诚〈金石录〉的版本问题》，《文物》1961年第3期。 (12)朱大韶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丙辰秋购得残宋本《金石录》，《质疑》考证有误。参见林卫东《十卷宋本〈金石录〉递藏源流辨正——兼考明代藏书家朱大韶生平》，《四川图书馆学学报》2014年第1期。 (13)用岳珂赞印证《后序》语，参见王仲闻《李清照事迹编年》，《李清照集校注》，第240页。 (14)引自黄墨谷《重辑李清照》卷八《历代评论》，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29页。按，“叶盛仲甫”，清以来藏书志如《善本书室藏书志》《爱日精庐藏书志》等，多作“叶仲盛甫”。此“叶仲盛甫”，清人多判读为“叶盛”。 (15)《红雨楼题跋》，清嘉庆三年刻本。 (16)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一四著录明叶氏抄本《金石录》三十卷，前有赵明诚自序，政和七年刘跂序，次明诚室李易安后序，次开禧改元赵不谫跋，次成化九年吴郡叶仲盛甫志，卷末有叶盛六世孙叶国华手跋。《爱日精庐藏书志》卷二○史部著录菉竹堂本《金石录》同。 (17)《李清照资料汇编》，第37—38页。按，此跋又见归有光《震川集》。 (18)宋人施宿《嘉泰会稽志》卷一六、桑世昌《兰亭考》卷三并载吴说一跋，跋文甚长。据吴跋，唐阎立本画《萧翼赚兰亭图》，此图乃江南李后主故物，后归赵明诚。“绍兴元年七月望，有携此轴货于钱塘者，郡人吴说得之”。吴说此跋，黄盛璋《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年谱》、王仲闻《李清照事迹编年》并引之，乃常见之材料。 (19)《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23页。 (20)王继先恫吓李清照，李慈铭《书陆刚甫观察〈仪顾堂题跋〉后》有详考，可参。 (21)黄盛璋《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年谱》，《李清照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4页。 (2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靖康末，卫士仅三万人，及城破，所存无几。……诸将杨惟忠、王渊、韩世忠以河北兵，刘光世以陕西兵……皆在行朝。”(第103页) (23)王仲闻先生认为，“西兵之变”之时间，若非赵明诚笔误，则当为另一次兵变，说见《李清照事迹编年》；《文学遗产》2014年第2期载马里扬《李清照南渡事迹考辨》一文，考证赵明诚跋所称之“西兵”，指靖康元年抵抗过金兵且来自西北的“胜捷军”的溃散余部。“西兵之变”发生在淄州一带。李清照南渡自淄州始，而非青州，可备一说。 (24)《宋史》卷一八七《兵志》一“禁军上”记神宗朝裁军曰：“咸平以后，承平既久，武备渐宽。仁宗之世，西兵招刺太多，将骄士惰，徒耗国用，忧世之士屡以为言，竟莫之改。神宗奋然更制，于是联比其民以为保甲，部分诸路以隶将兵，虽不能尽拯其弊，而亦足以作一时之气。时其任者，王安石也。”(《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570页)据王曾瑜先生所考，北宋庆历时，宋代军籍之总数为一百二十五万九千，而“禁军马步八十二万六千，视前所募浸多”，故王安石主政时，大力裁军，“经过撤销番号，缩编指挥和裁汰冗兵后，在宋神宗熙宁年间，禁兵数为五十六万八千六百八十八人，比宋英宗时减少近十万人”(《宋朝兵制初探》，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1页)。“西兵招刺太多”之“西兵”，显指“禁军”。 (25)吴金娣《有关赵明诚、李清照夫妇的一份珍贵资料》，《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引文据《质疑》。 (26)按，据《容斋四笔》卷一四“王居正封驳”条，绍兴五、六年间，高宗对王继先仍然宠爱有加。 (27)陶然《李清照南渡后行迹及戚友关系新探》，《文学遗产》2009年第3期。 (28)实际是嘉靖三十五年(1556)，见前注。 (29)朱大韶之前，《金石录》附《后序》的情况，见前考。 (30)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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