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的经济密度研究框架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研究论文,中国论文,密度论文,框架论文,区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3969/i.issn.1007-5097.2013.09.014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097(2013)09-0064-07
自世界银行[1]提出区域经济发展中的“3D”规律(即人口向经济密度(Density)较高的地方移动，全球一体化带来的时间距离(Distance)减少，国与国之间的分割(Division)持续存在)以来，对全球经济格局的“3D”探讨逐渐引起了学术界对于一国经济密度分布及在区域经济发展中重要作用的广泛关注。所谓的经济密度，即单位面积土地上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集中程度，反映了经济活动中集聚效应与规模经济的重要性，已成为协调区域发展和制定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2]。
目前，经济密度已成为区域经济研究的新视角。首先，经济密度是经济发展和经济研究的重要测度指标：在传统的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对区域经济总量、结构、效益及其变化的宏观层面研究比较多，能较好地揭示区域经济大格局的变化，却忽略了区域内经济的非均质性，尤其是微观层面的经济地域特征，因此作为精细空间分析手段，用经济密度进行区域差异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其次，经济密度能够揭示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经济密度可反映区域空间结构，不同梯度地域的经济密度因产业性质差异而存在从核心到外围的梯度递减规律，可揭示不同区域的经济特性；经济密度可衡量经济活动的集聚程度，经济密度越高，集聚效应越强，生产率越高：经济密度可作为评价土地利用集约度的指标，通过研究经济密度的时空变异规律，能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最后，经济密度可作为宏观调控和科学发展决策的杠杆，如可为国家主体功能区区划的编制和实施提供依据，为国土空间的优化提供参考，为城市规划和城市化土地的集约利用提供借鉴，等等。
然而，经济密度作为区域经济研究的新视角，尚缺乏一个系统性研究框架，本文将在回顾国内外与经济密度相关的研究文献基础上，梳理整个经济密度研究的发展脉络，分别从理论角度和实证角度构建经济密度研究框架，从而为中国未来经济密度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指明方向。
二、经济密度理论研究框架建构
经济密度的理论研究框架按“自身——原因——结果”的事物分析顺序依次开展，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部分：密度模型——刻画经济密度分布规律，动力机制——揭示经济密度演化原因，影响效应——反映经济密度产生作用。
(一)密度模型
区域空间结构分析是区域规划的重要内容，也是区域经济研究的重要课题。对区域空间结构的分析可以从多个方面入手，经济密度分布特征往往是分析区域经济结构的研究起点。其中建立和校准经济密度模型是整个经济密度研究的理论基础。目前经济密度研究并没有现成的理论模型，主要借鉴的是城市与区域人口密度函数方面的研究成果(图1)。自从Clark(1951)[3]开创性地提出城市人口密度方程以来，人口密度函数就被广泛应用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研究；Parr(1985)[4]开始将人口密度函数的应用由城市内部推广至城市区域。目前受限于人口和经济数据的可得性，关于我国城市与区域人口密度、经济密度的拟合研究才刚刚开始，代表性的主要有王法辉等(2004)[5]、孙铁山等(2009)[6]的研究，王玮(2009)[7]则将Clark负指数模型拓展到了北京市就业空间结构的研究中，用于模拟就业人口密度函数。
图1 主要区域密度函数演变历程
城市和区域的密度模型既能抽象刻画经济的静态分布，也可通过密度方程的动态演化为揭示经济空间结构的变迁提供重要启示。在城市方面，可以考察城市的极化或郊区化趋势；在区域方面，可以分析人口或经济的向心集聚和离心分散过程[2]。在总结国内外相关文献基础上，本文提出中国经济密度模型研究方法参考体系(表1)。
(二)动力机制
研究表明，人口规模，经济活动的规模、水平与结构，交通区位和科技进步，生产要素投入，市场环境等因素对经济密度分布都具有显著影响[1]。对于影响经济密度分布的根本因素，可归结于由新经济地理学中所提出的外生自然资源禀赋(First Nature)和内生“集聚经济”条件(Second Nature)共同作用而出现的经济增长区域差异[2]。在整理了相关文献后，我们总结出中国经济密度演化动力机制(图2)。首先，经济密度演化的宏观动力、中观动力、微观动力分别是经济增长、产业结构演变和生产要素流动。其次，宏观政策和投资是经济密度演化的协调动力，城市化是经济密度演化的内生动力，而从乡村到城市的人口城市化过程主要受到城市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完善等比较优势的吸引。此外，城市的经济活动强度也与城市的人口规模密切相关，人口规模大的地方劳动力数量也多，容易形成产业的集聚。因此，我们将基础设施因素和人口规模因素也作为经济密度演化的影响因素，列出如下的六要素架构。
图2 经济密度演化动力机制
(1)经济增长因素和科技因素。随经济持续增长，经济总量与效益不断增加，区域经济密度也相应提高。同时，科技进步可以加速经济增长，推动产业集聚和产业结构演变，进一步影响经济密度格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沿海地区通过开辟经济特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积极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在此基础上不断地推进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不但促进了经济发展，而且大大提升了区域的经济密度。这些事实都表明经济增长因素和科技因素是推动我国经济密度演化的重要动力。
(2)产业结构。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经济发展将使得劳动力不断从比较优势较差的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最终向发达地区的高端第三产业(现代服务业)转移。城市二、三产业发展带来的集聚经济效益所产生的巨大引力，与农村基础设施缺乏、收入水平低下所形成的巨大推力共同作用，将导致大量的生产要素向城市集中，城市经济密度得到提升，所以产业结构转变同样是经济密度演化的基本动力之一。
(3)人口规模。人口规模作为反映一地区经济活动的频繁程度和市场规模大小的重要指标，其规模大小决定了劳动力数量及市场潜力的大小，是影响经济密度的重要因素之一。
(4)基础设施因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反映一个城市满足经济发展需求的能力，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可吸引更多的劳动力、资金、技术、信息等各种生产要素。同时，城市基础设施环境的改善，可推进招商引资工作的开展，有利于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在这些因素影响下城市的经济密度将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5)投资因素。资本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其投入规模将直接影响到经济增长和产业集聚，通过投资所形成的生产能力的提高、相关产品数量与质量的改变，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一地经济增长速度和水平，并进一步影响到经济密度的演化。
(6)政策因素。中国的现实条件决定了中国的区域发展与政府政策主导方向密切相关，比如东部沿海地区各种经济特区建设政策直接促进了相关城市经济聚集，吸引大量企业和人才的集聚，促进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使得享受政策优惠和政策倾斜的城市迅速发展，极大地提高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密度。
(三)影响效应
不同的经济密度分布格局将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因而分析一定的经济密度分布所产生的具体影响效应，可为政府制定相关经济发展决策，发现最优经济密度，明晰经济密度分布与变化规律等提供科学依据。
国内外学者均认为，经济密度对生产率存在重要影响。表2初步列出了当前学者关于经济密度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效应所做的计量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密度作为集聚效应的衡量值，对生产率具有正向推进作用。从理论上来看，作为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集聚程度的重要指标，经济密度分布应该不仅对生产率产生影响，而且对区域经济差异、经济增长率、城市群空间结构、土地利用集约化程度等区域经济发展因素也有影响，当然，这仍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来进行验证。
三、经济密度实证研究框架建构
开展经济密度的实证研究，应在全面梳理经济密度研究发展脉络的基础上，有效集成区域经济研究的四个主要方面——维度、尺度、时间和方法，从而系统刻画中国经济密度分布格局及演化规律。本部分实证研究所用数据均为全国第一次(2004年)和第二次(2008年)经济普查数据。
(一)研究维度
维度指的是刻画经济密度的变量和指标。经济密度主要包括了人口经济密度和土地经济密度，如表3所示，其中比较常用的是土地经济密度。总的来说，经济密度主要是指单位面积土地上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集中程度。
综合国内外经济密度的研究，本文提出了中国经济密度的指标体系与计算框架(表4)，从面积范围上，包括行政面积和建成区面积两种，其中行政面积是国外比较常用的计算范围，而用建成区反映的经济密度则较为精确。从经济指标上，常用的计算指标包括GDP、就业人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所得的对应经济密度即为产出密度、就业密度、投资密度、消费密度。
本文所有实证研究举例均以就业人口密度作为测度中国经济密度分布格局的指标，采用区域经济中的要素组成，提炼中国经济密度空间结构基本特征，具体包括：
(1)多中心特征。采用等值线经验分析方法，将2008年全国就业密度最高的各就业中心提取出来(图3)：其中珠三角地区以等值线中心值4000人/平方千米(深圳4087人/平方千米)位列第一级就业中心：构成第二级中心的是长三角地区和闽三角地区，等值线中心值分别为1200人/平方千米(上海1247人/平方千米)和1250人/平方千米(厦门1324人/平方千米)；构成第三级中心的是京津冀、武汉和成都经济圈，其等值线中心值分别为450人/平方千米(北京457人/平方千米)、400人/平方千米(武汉430人/平方千米)和300人/平方千米(成都307人/平方千米)。总的来说，三大经济圈中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处于全国经济发展的领军地位，闽三角发展也异军突起，京津冀和武汉、成都经济圈稍次之。
(2)沿海化特征。我国距海岸线200公里范围内的滨海地带(图4)，以占全国9.98%的国土面积集中了全国55%的就业人数，第一、二次全国经济普查间新增就业人口的60%集中在该地区。根据对全国第二次经济普查数据的分析可看出，我国的就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带。就业密度按与海岸线距离的远近分级，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级别：第一级别为距海岸线200千米内的地区，就业最密集，平均就业密度为152人/平方千米，是第二级别就业密度的5倍；第二级别为距海岸线200～700千米内的地区，就业密度较高且分配较均匀，平均就业密度为33人/平方千米；第三级别为距海岸线700～1300千米内的地区，就业密度较低且随着到海岸线距离的增加呈递减趋势，平均就业密度为17人/平方千米；第四级别为距海岸线1300千米以外的所有地区，地广人稀，就业密度最低、
(3)轴线化特征。将全国铁路交通线图与2008年中国区县级经济密度分布图进行叠加(图5)，可明显看出交通节点处的区县单元经济密度均处较高水平，其余多数高密度单元沿铁路线分布，点轴发展特征明显，其中京广、京沪等主要铁路沿线高值集聚特征最为显著。东、中部的部分区县以及西部广大地区没有铁路经过，经济密度是属于最低等级的。铁路分布越密集的区域，其经济密度越高，如华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可见经济密度的分布受到铁路交通线的影响很大。
图5 2008年中国区县级就业密度与铁路线分布关系
(二)研究尺度
尺度指的是经济密度研究的空间尺度，目前主要有区域、城市和社区这三个空间尺度。国外多从州级[14，16]、郡县级[12，21-23]及微观地理单元(Wards)[32]等层面研究经济密度。国内则从省级[24-25，28]、市级[11，30，33]、区县级[29，31]等层面来研究经济密度。其中，微观空间层面的经济密度研究相对缺乏[34]。以上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经济密度格局的不同空间尺度效应，为后续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借鉴。
大量的研究表明，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带区域差异显著[35-37]。本文从省级、市级和区县级空间尺度分别对2008年中国经济密度格局进行刻画(图6)，从中可看出中国经济发展整体上仍呈现显著的梯度分布特征，反映在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四大地带的经济发展差异依然明显，按经济密度从高到低可以将其分为三个梯度：东部，中部和辽宁，西部及东北大部。经济密度较高的是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这三大都市连绵区，武汉城市圈和成渝城市圈次之。综上所述，中国经济密度具有明显的梯度分级：珠三角地区为第一级，核心地带就业密度达到4000人/平方千米；第二级包括长三角地区和海西地区，核心地带就业密度约为1000人/平方千米，一、二级之间的差距达到4倍之多；第三级包括京津冀、武汉和成都经济圈，核心地带就业密度约为400人/平方千米；第四级是东部其他地区；第五级为全国其他地区。
(三)研究时段
当前，有关经济密度的时间维度变化分析尚存在不足，只有少部分研究在探讨经济密度分布规律时较为简化地给出若干分析，如冯科等[28]分析了1998-2005年间中国省级土地经济密度变化率，此外还有贝涵璐等[30]分析了1995年到2007年间长三角地区土地经济密度相对发展率。还有学者根据经济密度分布数据的特点，采取“地学信息图谱”方法[38]，绘制出不同地区、时间、指标的经济密度分布曲线，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密度分布图谱，初步呈现了经济密度分布变化的时空规律，这不失为简化经济密度研究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
2008年中国省级就业密度分布图
2008年中国市级就业密度分布图
2008年不同空间尺度的中国就业密度分布情况
图6 2008年不同空间尺度的中国就业密度分布情况
由于全国经济普查的数据只有2004年和2008两个年份的，为将研究问题简化，本文采用ArcGIS空间统计工具计算中国2004年和2008年的就业重心(对就业分布集中趋势的度量方法)和标准离差椭圆(对就业分布离散趋势的度量方法)，来分析经济密度的迁移程度与离散趋势，从图7可看出两次经济普查间就业重心的迁移轨迹和标准离差椭圆的变化。
图7 第一、二次全国经济普查之间中国就业重心与标准离差椭圆对比
首先，中国的就业重心大致位于河南省东南侧临近安徽省的地方，并且就业重心是往东南方向移动的，反映了中国近来的经济发展日益向东南沿海一带偏移的趋势。
其次，观察中国2004年和2008年的就业标准离差椭圆，发现它们的覆盖面积(整个东部及中西部的部分地区，为中国经济发展的较核心区域)有所缩小，椭圆的长轴和短轴都稍微呈现出变短趋势。说明中国的就业分布在空间上有向内收缩的趋势，换句话说，即核心地区的范围不断缩小，呈现出一定的极化效应。此外，2004年和2008年就业标准离差椭圆的旋转角几乎相同，与正东方向大约成40度角左右，说明中国的就业分布呈“东北—西南”分布模式，代表了中国就业分布的主要方向。
从经济密度的迁移程度和离散趋势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沿海经济重心正逐渐往南迁移，即长三角经济中心地位不变，京津冀经济中心重要地位有所降低，珠三角经济中心的辐射影响程度正在逐渐加强；中国就业空间分布的核心区域是不断收缩的，呈现出极化效应。
(四)研究方法
目前经济密度研究多采用的是计量经济方法，而其他一些较适合的研究方法——地理信息系统方法[39]、空间统计与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40]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ESDA)[41]，在分析经济密度分布与演化规律时则很少被用到，这是经济密度研究方法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拓展方向。
本文以ESDA中的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该方法提供对全局和局部空间自相关的测度)为例，计算2004年和2008年中国省级、地市级和区县级尺度上的总行业、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全局Moran's I指数，来分析区域总体的经济空间关联和空间差异程度。结果显示：空间研究尺度越小，Moran's I指数的值越大(尤其是服务业)，表明空间单元越精细时，经济集聚的特征愈加明显，集聚程度越高；不同的空间尺度上，两次普查间的经济集聚演化情况也不同，例如省级尺度的总Moran's I指数在两次普查间是增加的，而区县尺度的总Moran's I指数则在两次普查间出现降低(表5)。
此外，使用ArcGIS中的Getis-Ord's G(局部G统计量)空间分析模块对中国经济密度进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度量每个区县与周边地区之间的局部经济空间关联和空间差异程度，得到的分析结果如图8所示。
图8 2008年中国区县级经济密度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
从图8可以看出，中国的区县级经济密度分布呈现出明显的极化效应，经济密度的高高集聚区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主要集中在三大经济圈和海西地区，这些地区的县域之间存在着正的空间集聚效应，使得县域与周边地区之间呈现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发展趋势；高值与中值或者中值与中值相邻的区域集中分布在高高相邻区的外围区域，受高高集聚区的辐射影响，经济在发展，但经济空间差异较大；广大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主要表现出经济中值与低值相邻、低值与低值相邻的空间特征，经济发展较落后且经济空间差异较小，形成了经济低值区的集聚。对三大经济圈进行比较得出，京津冀地区和长三角地区的高值集聚区较大，经济辐射效应明显；而珠三角地区集聚经济的拉动效应不明显，该地区的区域协调发展有待进一步的整合提高。
(五)小结
在构建经济密度实证研究框架的过程中，本文采用第一次和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对中国经济密度的分布与演化规律进行了包括不同维度、尺度、时间、方法在内的多角度系统性研究，丰富和完善了中国区域经济研究的测度指标。初步研究表明，梯度格局、沿海导向、轴向分布和多中心特征是中国经济密度增长的重要特征，极化与扩散效应是塑造中国经济密度格局的典型过程，由经济密度反映的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已初具形态。
四、总结与展望
本文通过对经济密度研究相关文献的全景回顾，由内而外(从刻画经济密度内在特征的模型到与其他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从因至果(从动力机制到影响效应)构建了经济密度的理论研究框架，并在理论研究框架的基础上提出全面系统的经济密度实证研究框架，从不同分析视角(多维度、多尺度、多时段、多方法)为研究经济密度分布与演化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案例借鉴，为探索中国经济集聚与增长现状，发现我国经济时空分布规律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同时也为提升中国综合经济密度、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奠定研究基础。
通过构建中国经济密度的研究框架，我们希望更多学者能加入到中国经济密度研究的行列中来，对以下问题开展深入研究：在密度模型方面，采取多种模型类型和分析方法来反复多次拟合中国经济密度分布，从而慎重选取出最适合中国的密度模型；在动力机制方面，在本文提出的六要素架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经济密度影响因素的研究；在影响效应方面，根据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拓宽经济密度影响效应的研究范围，而不仅仅局限于对生产率的影响；在实证研究维度方面，采用多种数据源，不断丰富和完善经济密度研究的指标体系；在实证研究尺度方面，将经济密度研究从省级、市级、区县级进一步扩展到邮政编码分区级和千米格网级，使研究尺度趋向于微观精细化；在实证研究时段和研究方法方面，将研究方法从传统的基尼系数、区位熵等测度方法扩展到密度分布函数(密度场)方法、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方法、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空间探索性分析方法和图谱分析方法，以弥补中国经济密度数据在时间序列上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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