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报酬递增的第二种机制：为什么重复建设与规模效率的提高可以并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规模论文,第二种论文,报酬论文,重复建设论文,效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11)02-0068-11
规模报酬递增一直以来都是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问题，也是衡量一个国家企业或行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近年来，随着各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掀起的一轮又一轮的重复建设热潮，行业规模效率也成为国内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已有的实证研究(秦海，1996；曹建海，1999；吕政等，2000；魏后凯，2001；罗云辉，2004；黄健柏等，2006；江飞涛等，2007)利用产能利用率、行业集中度、最小规模经济和行业利润率等指标揭示了改革开放之后这些重复建设行业的规模效率确实有所改善①，而已有的理论研究则偏重于解释重复建设为什么会产生(沈立人，戴元晨，1990；张维迎，1998；银温泉，才婉茹，2001；周黎安，2004；陆铭等，2004；张晔，刘志彪，2005；江飞涛，曹建海，2009)，但却没有进一步揭示重复建设与规模效率提高并存这一现象背后的经济学逻辑。本文尝试从政府竞争的角度回答这一问题。
一、理论分析：规模报酬递增的第二种机制
规模报酬递增是现代经济的重要特征，没有规模报酬递增，就不会有经济的持续增长，因此，规模报酬递增一直以来都是国外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在规模报酬递增形成机制这一问题上，国外学者认为规模报酬递增主要源于外部性，而外部性又可分为技术外部性和货币外部性。技术外部性主要包括知识的外部性(Easterly，2001)、研究与开发的外部性(Mansfield,Rapoport and Romeo,1977; Knutson and Tweeten,1979; Bernstein and Nadiri,1991)、干中学的外部性(Lucas，1993)，以及学校教育的外部性(Foster and Rosenzweig,1996)。Nelson and Pack(1999)指出，发展中国家在吸引国外的先进技术时，干中学对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产生了重要的积极作用，Lucas(1993)指出，通过“干中学”而积累起来的人力资本是规模报酬递增的主要源泉，所以，我们认为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干中学的外部性对于规模报酬递增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Murphy、Shleifer and Vishny(1989)在他们的模型中分析了货币外部性，其指出一旦企业的利润不能完全反映其所创造的社会净收益，那么就会出现货币外部性。此时，对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投资并改善各投入要素间的协调问题，或者进行“大推进”式改革，都能获得规模报酬递增。所以，我们认为在中国这样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均不完善的转型国家中，货币外部性对于规模报酬递增的形成也将发挥重要作用。
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地方政府在竞争的过程中，手中掌握着大量的生产性资源的定价权(李军杰，2005)，可以通过这种定价权来不断降低本地区企业的生产成本(主要是固定成本)，进而达到与其他地区企业进行竞争从而获取更多利益的目的。同时，地方政府还可以通过市场分割策略来提高外地企业的成本从而维护本地区的既得利益。下面，我们就结合Krugman(2000)的垄断竞争模型来说明在这种特殊的政府竞争格局下，要素价格扭曲和市场分割对于规模效率变动的影响，并提出本文的主要命题。
根据Krugman(2000)所描述的方法，我们用F表示固定成本，Q表示厂商所面对的市场需求，n为该行业内的厂商数目，S为整个行业所面对的市场需求，而c为厂商生产的边际成本。那么，在均衡情况下，厂商的平均成本AC=F/Q+c=nF/S+c，而厂商的价格P=c+1/nS，那么，均衡情况下厂商的数目将取决于该垄断竞争行业的厂商的平均成本CC线与价格PP线的交点E(见图1)。
1.经典的规模报酬递增过程
根据西方学者的研究，外部性所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主要作用于产品生产的边际成本c，比如，通过干中学可以使工人具备更高的效率，从而在单位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也就是使生产单位产品的边际成本降低了。下面我们根据图1简单描述了这一过程，所谓规模报酬递增，表现为行业内厂商平均成本A C的一个不断降低的过程，而这种降低源于外部性所引起的边际成本c的下降。c的下降一方面使CC线向右下方移动至CC'，另一方面则使PP线向原点的方向移动至
。则由其交点所决定的均衡位置E*处的平均成本显然要低于原来均衡位置E处的平均成本，随着c的不断降低，新的均衡位置处的平均成本还将不断降低。但是这一过程还要受规模不断扩大带来的管理上的难度增加而引起的X—非效率的制约，当由外部性引起的规模报酬递增带来的边际成本下降等于由规模扩大引起的X—非效率加剧带来的边际成本上升时，厂商的规模便达到最佳位置，平均成本AC降低到长期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即达到最佳的规模经济状态，此时，规模效率②为1。可见，传统的规模报酬递增过程是指在技术不变的前提下，由于外部性的作用，特别是“干中学”的影响，使得增加相同投入获得的产出增加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E*处的均衡厂商数目减少了，即传统的规模报酬递增过程不会带来重复建设，从而不能解释重复建设与规模效率提高并存这一特殊的中国现象。
图1 垄断竞争市场的均衡
2.政府竞争格局下的规模报酬递增过程
(1)要素价格降低、重复建设与规模报酬递增的第二种机制。这里，我们依然假设不存在技术进步，同时也不存在外部性所带来的边际成本c的降低，这就排除了出现传统的规模报酬递增的可能性。但是，我们假设地方政府能够人为地改变厂商固定成本组成部分即资本、土地、资源等生产要素的价格，从而就降低了作为固定成本的F的价值。
在这里，要素价格降低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是与经典规模报酬递增过程相同的是，厂商的平均成本不断降低，但这种成本的降低不是由于外部性造成的，而是由于地方政府在竞争过程中对要素价格的扭曲造成的，这就是我们发现的地方政府竞争格局下规模报酬递增的第二种机制；二是与经典的规模报酬递增过程不同的是，要素价格降低会造成均衡条件下厂商的数目多于最优的厂商数目，即出现重复建设，而经典的规模报酬递增过程则会造成厂商均衡数目的减少。由于我国在规模效率提高的过程中伴随的是非常严重的重复建设，这就说明经典的规模报酬递增机制在中国并不适用，同时也说明，要素价格扭曲是持续性重复建设出现的必要条件⑤。
(2)市场分割与“规模不经济”的低效率均衡。在经典的规模报酬递增过程中，市场竞争的压力会促使厂商不断提高规模效率直至长期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此时规模效率为1)，在此过程中，那些不能有效提高规模效率的企业就会被淘汰，造成厂商均衡数目不断减少。但在政府竞争的框架下，随着地方政府降低要素价格的成本以递增的速率增加⑥，当这种扭曲达到1-β的最高限度时，地方政府就不能再通过降低要素价格的方式帮助本地企业进行竞争了，这时，为了维护地方政府的既得利益，其就会实行市场分割的策略。在市场分割的情形下，由于企业缺乏竞争的压力，经典的规模报酬递增过程便失去了动力，第二种规模报酬递增过程也因为无法进一步扭曲要素价格而发挥作用，此时，无论是PP线还是CC线都无法再进一步移动，厂商生产的平均成本被牢牢地锁定在由已经达到最大扭曲程度的
和PP所决定的均衡点
上。只要市场分割不减轻(即该企业对于地方政府的价值大于其对地方政府造成的负担)，该规模不经济状态就会一直持续下去，甚至会由于缺乏竞争造成的X—非效率而导致规模效率的进一步恶化，从而最终使该行业陷入“规模不经济”的低效率均衡。至此，我们可以提出本文的核心命题：
命题一：在政府竞争的格局下，如果某一具有规模经济特性的行业对地方政府具有重要价值，那么：①要素价格降低会导致该行业内厂商数目多于均衡条件下的厂商数目，形成重复建设⑦；②地方政府降低要素价格的竞争会使该行业进入规模报酬递增的过程，这与经典的由外部性引起的规模报酬递增过程不同，属于政府竞争格局下规模报酬递增的第二种机制；③市场分割会导致规模报酬递增过程的中止，并使该行业陷入“规模不经济”的低效率均衡。
二、机制分析：理论成立的必要条件
在上文中，我们证明了要素价格扭曲会导致重复建设和规模报酬递增，市场分割会导致“规模不经济”的低效率均衡，下文中，我们将通过建立一个两地区—两产品的简单模型来进一步分析该命题背后的作用机制，并分析该命题成立的条件。
这显然是地方政府A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所以，地方政府无论如何也不会坐以待毙，其必定会利用手中的行政区权力歪曲这种最优配置，于是，制度扭曲(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地区行政垄断)产生了。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地方政府直接投资于这些产业，造成了改革开放初期的重复建设和过度投资，这就是现有理论所分析的重复建设产生的原因(11)，但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化的深入，地方政府越来越不能是市场投资的主体了，而只能通过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来引导市场投资，从而实现自己的目标，这其中最重要的形式就是要素价格扭曲。地方政府通过扭曲(降低)其所偏好的产业(在本节就是指规模报酬递增的产品Y)的要素价格，从而提高了市场主体的预期收益，进而吸引其投资于这一产业，最终造成了规模报酬递增行业的重复建设，这就是要素价格降低导致重复建设的内在机制。
2.降低要素价格的竞争与第二种机制的规模报酬递增
在上文中，我们指出区域A的地方政府通过扭曲要素价格以达到吸引市场主体将资本投入其所偏好的Y产业，那么这种扭曲的程度有多大呢？我们知道，对于地方政府A来讲，其获得的收益比B高得越多，其被晋升的可能性越大，即地方政府A的目标函数为：
但由于地方政府A有激励先行动，其要取得Y产品全部产量Q，必须使得其平均成本降低到区域B的平均成本以下，但由于平均成本受销售量的制约，在运输成本为零的假设下，要想获得销售量，首先得保证其Y产品的平均成本与B区域Y产品的平均成本相等，而在平均成本相等的条件下，根据前文的假设，两区域都将自动获得Q/2的销售量，所以，对于地方政府A来讲，其扭曲要素价格的最低限度1-
须满足：
地方政府A继续扭曲要素价格，进而地方政府B再扭曲价格，如此往复循环，形成了区域A与区域B之间的降低要素价格的竞争，但正如上文提到的，这种要素价格的降低是有限度的，我们假设地方政府对于要素价格的扭曲的最高限度为1-β，当两地方政府都竞争到这一限度时，显然，地方政府B再次由于其比较优势而占据上峰，可以获得整个市场Q。
在这种政府竞争的作用下，无论是区域A内Y行业的平均成本A[，CA]，还是区域B内Y行业的平均成本A[，CB]都呈现下降的趋势，这就是地方政府竞争格局下第二种规模报酬递增过程的内在机制(13)。
3.市场分割与“规模不经济”的低效率均衡
当两区域的地方政府对于要素价格的扭曲都已达到最高限度1-β时，两区域地方政府的相对格局又回到最初没有要素价格扭曲时的情形，区域B的地方政府由于其比较优势享有全部的Y产品的产量，并获得较高的收益从而在政治晋升博弈中占据上风，对于地方政府A来讲，其先前投资积累下来的Y行业的产品因为不具有比较优势而面临滞销的危险，在不能通过扭曲要素价格降低自身成本的情形下，制度扭曲(地区行政垄断)发展到其更高的形式(14)
虽然我们可以通过上述模型了解“重复建设”、“第二种机制的规模报酬递增”和“规模不经济”低效率均衡形成的内在机制，但这当中仍然存在着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问题：为什么地方政府不直接进行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反而要先扭曲要素价格呢？这是因为：①只有先扭曲要素价格才能建立一个能够生存下去的厂商(16)；②扭曲要素价格成本要低于市场分割的成本；③也是更重要的，通过要素价格扭曲地方政府和厂商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这源于要素价格扭曲的非同时性和非对称性的动态特征，所谓非同时性是指地方政府对于要素价格的扭曲不是同时进行的，必然有先有后，并且，要素价格扭曲的程度也是不对称的，这样，那些较早开始、而且扭曲程度较高的地方政府和厂商就能获得较多的利益，所以，理性的地方政府会首先通过扭曲要素价格来获得尽可能多的利益，直至其最高限度，即扭曲要素价格的边际成本等于实施市场分割的边际成本，才会转而实行市场分割。由此，我们得到本文的第二个命题：
命题二：在政府竞争的格局下，如果某一具有规模经济特性的行业对地方政府具有重要价值，那么地方政府必然会通过降低要素价格的方式参与竞争，该竞争具有非同时性和非对称性的特征。
三、经验分析：基于钢铁工业省际规模效率的动态变动
20世纪90年代我国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重复建设高潮，这次高潮以省为单位，并且主要分布在规模报酬比较显著的钢铁、汽车等行业，所以，这些行业就成为检验本文所提出命题的天然实验场，鉴于数据结构、可得性和行业生产特性(17),我们选择了1990-2000年28个省(区市)钢铁工业的省际面板数据，首先，在每一年截面数据的基础上，我们使用DEA—VRS模型来检验要素价格扭曲的动态变化是否具有命题二提出的非同时性和非对称性的特征；然后，我们在这11年的省(区市)际面板数据的基础上，使用DEA—Malmquist指数法来观察规模效率变动是否符合命题一提出的先呈现“递增”后出现“不经济”的态势。
钢铁工业1990-2000年分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可以从《中国钢铁工业五十年数字汇编》获得，为了使用DEA模型，首先需要确定投入和产出，考虑到上文的理论分析，本文采用了电力消耗、职工人数和固定资产投资净值余额这三项作为投入指标，根据相关文献，地方政府在发展钢铁工业的过程中普遍存在着降低钢铁生产企业电价、资本借贷利率和生产资本品价格的现象，同时，对厂商需承担的职工福利也普遍存在“豁免”优惠，而地方政府不仅关心钢铁企业的产值，还关心钢铁企业的销售情况，所以，本文采用了钢铁工业总产值和产品销售收入作为产出指标(18)。
1.截面数据的证明：要素价格降低的非同时性和非对称性特征
根据DEA模型的特点，在我们所选定的决策单元中，必然有一个或者几个效率最高的点构成生产前沿面，然后，再根据其余决策单元距离该生产前沿面的距离来计算其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其中，在VRS模型中，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在正常的市场竞争的情况下，各省之间的竞争力不会在短期内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各省规模效率在每一年中的变化不应该太大，那么，其动态变动趋势就应该是一条比较平缓的直线，但如果要素价格降低的竞争具有非同时性和非对称性，那么，必然有一些省份的规模效率处于上升之中，并且由于要素价格的扭曲具有一个限度，一旦达到这个限度后，市场分割又会令该省的规模效率进入一个锁定期甚至下降期，而这又必然反映在全国平均的规模效率变化上，也就是说，如果要素价格降低的竞争存在，并且这种竞争具有非同时性和非对称性，那么，不仅某些个别省的规模效率的变动趋势会呈现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而且，由于这些个别省的作用，全国规模效率的平均水平也必然呈现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以1990年为基期，对各相关指标进行平减处理之后，笔者采用了DEAP2.1这一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主要是采用了DEA中的VRS模型来得出钢铁工业各年各省的规模效率、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为了反映出规模效率的动态变动趋势，笔者又采用了一次指数平滑法对分省的和全国的平均规模效率以及全国的平均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进行了处理，并使用Stata10.0和Excel根据这些平滑数据值作出了分省的规模效率动态变动趋势图(本文省略)，以及全国的平均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变动趋势及对比(见图2)。下面进行具体分析。
图2 三种效率的全国平均值变动趋势及对比
从分省的规模效率动态变动趋势可以看出，28个省(区市)的规模效率大部分均呈现出先升后降的趋势，这在图2中全国平均的规模效率变动趋势中尤其明显，规模效率从1990-1996年持续上升，但到1997、1998年左右则开始下降。与现实相结合，我们认为出现下降的原因是随着中国由卖方经济转为买方经济，再加上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使各省的钢铁产品出现了滞销，所以，各省开始实行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致使规模效率开始下降。而天津始终处于最优的规模效率，这与其重工业的发展定位是吻合的，说明重工业的确是天津的比较优势，这些变动趋势与理论预期是一致的，从而证明了我国转轨过程中不仅存在要素价格扭曲，而且这种扭曲还具有非同时性和非对称性。
我们可以预期，由于成本的人为降低必定会促使企业盲目的扩大投资规模，从而使其仅仅注重规模的扩大，而忽视了效率的提高，从而造成了纯技术效率持续下降，这可以用来解释图2中纯技术效率的变动特点，而技术效率是由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共同决定的，但从图2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技术效率的变动趋势与规模效率大体一致，而与纯技术效率差别较大，这进一步说明了政府在钢铁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主导作用。
从图2的实际值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钢铁工业的规模效率最高的时候还不到0.85，而技术效率都远远低于0.7，这说明我国钢铁工业存在严重的规模不经济和X—非效率，这也从侧面揭示出了我国目前产业发展存在的“重数量，轻质量”的不良倾向，而这种不良倾向不是因为我国不存在优秀的企业家，而是因为不存在一个可以让优秀的企业家真正发挥作用的制度环境，所以，我们的改革尤其是制度改革还任重而道远。
2.面板数据的证明：“规模报酬递增”与“规模不经济锁定”的动态变动特征
通过截面数据和DEA—VRS模型，我们虽然能够了解每一年规模效率的具体数值，也能从一个侧面了解规模效率的动态变动特征，但却不能确切知道每一年的规模效率到底变动多少，但是借助面板数据和DEA—Malmquist指数法，我们可以将钢铁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分解为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的变动、纯技术效率的变动、规模效率的变动，从而能够直接从规模效率的变动中确切知道其动态特征，进而验证本文所提出的政府竞争格局下规模效率的变动假说。如果确实存在要素价格扭曲下的“规模报酬递增”和市场分割下的“规模不经济锁定”，那么，平均的规模效率变动必然呈现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笔者仍采用DEAP2.1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为了反映出规模效率的动态变动趋势，笔者采用一次指数平滑法对全国的平均规模效率变动进行处理，并使用Excel根据这些平滑值作出了规模效率动态变动趋势图(图3)(19)。从图3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从1990-1996年，钢铁工业的规模效率每年都在增加，但1997年之后，规模效率开始下降，结合上一节中所给出的理由，我们可以将这种下降归结为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而前一阶段的上升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方政府所进行的降低要素价格的竞争。这样，通过DEA—Malmquist指数法，我们就进一步证明了本文所提出的主要命题。
图3 1990-2000年全国钢铁工业规模效率平均变动趋势
四、实证检验：地区行政垄断指数与规模效率变动的倒U形关系
虽然上一节证明了钢铁工业规模效率的动态变动与本文所提出的命题是一致的，但是我们并不能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特别是我们在第一节中提出的“外部性”的影响，结合中国的国情，我们主要控制“干中学”和“货币外部性”这两个变量，在此基础上，考察制度扭曲(地区行政垄断)与规模效率变动之间的关系，可以预期，如果本文的命题成立，那么，钢铁工业的规模效率必然随着地区行政垄断程度的加深呈现倒U形的变动趋势，所以，我们将在模型中引入地区行政垄断指数的平方项来考察这种非线性关系。下面介绍各指标的测度。
(1)地区行政垄断程度的测度。虽然我们无法直接测算地区行政垄断的程度，但是对地区行政垄断的行使主体——地方政府的描述则为我们考察地区行政垄断提供了一条间接途径。在这一指标体系中，我们既要包括能直接反映地方政府行使地区行政垄断能力的正指标，又要包括能够反映市场化的水平但作为衡量地区行政垄断程度的负指标(20)，更精确地说，通过反映市场化程度正指标数值的倒数来反映非市场化程度，也就间接反映了地区行政垄断的程度，并最终使用正指标与负指标的倒数的算术平均值来表示地区行政垄断的程度。其中，正指标包括：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国有经济从业人数占全部从业人数的比重”的平均值来表示；“政府行使地区行政垄断的能力”用“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来表示；“政府干预市场的能力”用“政府消费占全部最终消费的比重”来表示。负指标包括：“所有制结构的市场化”用“工业总产值中非国有经济的比重”和“非国有经济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重”的平均值表示；“国内生产总值与政府消费之比”来衡量政府的市场化；“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非国有经济的比重”表示投资的市场化。正如上文中指出的，为了检验规模效率与地区行政垄断程度的非线性关系，我们引入地区行政垄断的二次项，并预期如果本文的命题正确的话，地区行政垄断的一次项系数为负，二次项的系数为正。
(2)其他控制变量及其测度。一是货币外部性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基础设施建设和制度建设也越完善，规模效率也越高，所以，我们使用经济发展水平即各省的人均GDP作为货币外部性的衡量指标，可以预期，其系数估计值符号为正。二是干中学与行业的投资规模密切相关，一般来讲，一个企业的投资规模越大，其通过干中学积累起来的人力资本也越多，规模效率也越高，所以，我们采用行业规模水平即固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作为干中学的衡量指标，可以预期，其系数估计值也为正。
然后，我们使用Stata10.0进行数据处理，经过F检验和Hausman检验，我们最终决定采用个体随机效应对模型进行估计，其结果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在加入地区行政垄断程度及其平方项之后，拟合优度有所增加(22)，并且一次项系数符号为负，二次项系数符号为正，与预期是一致的，而且在5％和1％的水平上显著，同时，货币外部性也与预期的一样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但行业规模水平系数为负，且不显著，这可能与地方政府的扭曲行为导致了企业缺乏竞争的激励，使干中学的外部性无法有效发挥所致。总之，通过引入控制变量的实证检验，我们进一步验证了本文所提出的地方政府竞争格局下规模报酬递增的第二种机制，即地方政府降低要素价格的竞争将会引起“规模报酬递增”，而市场分割又导致了“规模不经济”的低效率均衡。
五、小结
地方政府通过降低要素价格的竞争而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的确可以带来经济的迅速增长，但是，与经典的规模报酬递增机制不同的是，政府竞争格局下的规模报酬递增是不可持续的。如果我们不对这两种规模报酬递增机制进行区分，而仅仅沉醉于短期的经济增长就会贻误改革的时机，损害发展的大局。
更重要的，一国竞争力的大小不仅仅在于其经济增长的速度，更在于其特定企业和行业的国际竞争力，而规模效率则是衡量这种竞争力的重要标准。但是，在现行的政府竞争格局下，我国的行业和企业却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规模报酬递增，也难以达到真正的规模经济状态，其国际竞争力也自然无法得到真正提高。要改变这种局面，提高我国行业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就必须对现行的政府竞争模式和地方政府治理结构进行科学重构。结合本文的结论，我们认为在科学重构的过程中，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是必须予以认真考虑和谨慎处理的：第一，如何处理好改革与增长之间的矛盾。现行的政府竞争模式和地方政府治理结构在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增长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如果要对其进行改革，必须寻找到新的同样有效的增长机制。否则的话，很容易造成经济的急剧衰退，最终导致改革受挫甚至失败。第二，如何处理各区域之间的矛盾。只要各区域之间仍然存在竞争关系，则任何改革措施都会带来利益的重新分配，如何处理好各区域之间的矛盾，如何在新的政府竞争格局中对各区域进行合理定位，也是改革过程中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
注释：
①但这种改善并未达到规模最优的状态，典型的如汽车、钢铁等行业。
②这里，我们可以将规模效率定义为厂商处于最佳规模经济状态下的平均成本与厂商实际平均成本的比值，而这与线性规划中数据包络分析即DEA模型求取规模效率的思想是一致的。
③这种假设只是为了方便，实际上，只要在每一期存在折旧和新的投资，那么我们的结论就不会改变。
④考虑到生产要素所有者自身的生存需要，地方政府对于要素价格的扭曲不会无限持续下去，而会有一个最高的界限，这个界限就是要素所有者的生存需要，否则的话就会威胁到地方政府自身的合法性。
⑤在未扭曲要素价格情形下建立起来的企业若是在竞争中获得了优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企业本来就具备生产这种产品比较优势，那么这种情况下的重复建设恰恰是检验比较优势的试金石，所以，我们不需要对这种形式的重复建设担忧。但是，若是该企业是在扭曲要素价格的情形下建立起来的，必然是因为该企业对地方政府具有重要价值(因为扭曲要素价格是需要付出成本的)，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维护这种价值，必然会直接参与到企业之间的竞争中来，于是，地区行政垄断便产生了。至于地方政府会选择何种形式的地区行政垄断则要取决于这种产品的性质，若是重要投入品的话，地方政府会先选择提高其价格，等到提高价格的成本等于实施市场分割的成本时，地方政府便会选择市场分割(典型的比如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原材料大战)；若是制成品的话，地方政府会先选择降低包含在制成品当中的生产要素的价格，直到其成本等于实施市场分割的成本，地方政府则会选择市场分割(典型的如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市场分割)。另外，这里的持续型重复建设是指能够生存下去的重复建设。
⑥成本之所以会以递增的方式增加，是因为随着要素价格扭曲的越来越严重，其所遭遇的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反对也会越来越激烈。
⑦一个更强的推论是：要素价格扭曲是出现持续性重复建设的必要条件。
⑧这一假设保证了每一行政其内都有Q/2的产品需求量。
⑨这种假设表明在数量相同的条件下，地方政府从规模报酬不变的产品中所获得的收益要小于其从规模报酬递增行业中所获得的收益，从现实来看，这种假设基本是与现实相符的。另外，对a、b的最大取值我们并无限制，因为地方政府从这些行业中所获得的收益很可能远远超过企业自身的直接价值，比如就业、财税、产业带动等，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两者之间一定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11)这里，只要将政治晋升激励换成其他激励，就可以得到其他的理论观点。但是，现有的理论并没有注意到在政府直接投资建立企业的过程中，要素价格扭曲也是广泛存在的(“父爱主义”的预算软约束是其主要表现形式)，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本文的观点也可用于解释由政府直接投资而引起的重复建设。
(12)这里采用了平均成本的形式。
(13)这里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我们完全可以用其他的目标来代替政治晋升目标，但其基本机制都是相同的。
(14)我们采用成本的高与低来判断制度扭曲(地区行政垄断)程度，在上文中，我们提到当地方政府扭曲要素价格的成本等于市场分割的成本时，地方政府才会进行市场分割，所以，市场分割的成本要大于降低要素价格的成本，这种高成本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执行成本(行政边界是无形的，地方政府必须投入巨大成本来建立起一道有形的障碍)，二是惩罚成本(中央政府禁止地方政府实行市场分割行为)，所以，我们说市场分割对(市场)制度的扭曲程度要高于要素价格扭曲。
(15)在要素价格不能被扭曲，比较优势不能被改变的情形下，影响Y行业平均成本的只有市场容量这一变量，但在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作用下，市场容量也被限制了，所以，平均成本处于被锁定的状态。
(16)这可以理解为我们上文所说的持续型重复建设。
(17)钢铁工业需要使用较多的电力，而电价的扭曲成为20世纪90年代钢铁工业重复建设的重要特征，所以，使用钢铁工业的数据更能反映要素价格扭曲对于规模效率的影响。
(18)这也是本文选择DEA模型的原因所在，因为其他模型如SFA只能考虑单一产出的效率测算，而对于多产出的效率测算，DEA模型更具优势。
(19)此处的趋势图是依据面板数据得出的规模效率变动的变动趋势图，而图2中的趋势是依据截面数据得出的规模效率的变动趋势，所以，图3中的年份指的是本年度与上一年度的变动空间，比如1991年指的是1990-1991年，故图3没有1990这一年。
(20)这里，市场化水平主要起了制约地区行政垄断的作用。
(21)体现在模型中的固定效应中。
(22)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拟合优度并不代表模型拟合的好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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