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哲学命运的重大课题——《哲学与社会主义》读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课题论文,读后论文,命运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繁荣和发展，除了从哲学自身发展的逻辑中捕捉矛盾和问题外，还必须面向实际，从哲学与实际的关系中，从能够反映时代潮流、构成发展主题的重大现实问题中寻找生长点。“当前，中国的最大实际便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而只有从哲学的高度来考察这一实际，才既能有利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发展，又能繁荣哲学理论本身。”
这是《哲学与社会主义》一书（杨魁森著，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出版）开宗明义写下的一段话。可以说，该书确是以社会主义发展中的现实问题研究带动和促进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个有益的尝试，从推进社会主义问题研究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这两者的结合上，做了比较扎实的努力，取得了富有启发性的成果。
该书力求贴近现代，着意选择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的前沿性、现实性的热点问题从哲学层面上研究，较为系统地探讨了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与发展中的内在联系、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方法论、社会主义发生的历史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当代中国社会思潮和现代社会主义意识、在社会主义实践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等重要课题。通读全书，主要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其一，哲学的命运同社会主义的命运紧密相连。
该书是以当代社会主义实践这个重大课题为出发点的，因而，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同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就成为本书的一个重要论题。该书不仅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在发生学上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而且基于当代社会发展的总趋势进一步提出：“哲学要想真正概括和反映时代精神，就不能脱离它所处时代的历史潮流和时代主题。而社会主义就是当今时代最重要的历史潮流之一，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主题之一”。因此，哲学研究同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具有更广阔的时代背景”。“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脱离这个时代主题，就会失去它的生长根基与发展活力。”该书反复提示的这个道理，很值得我们哲学工作者特别注意。
本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同科学社会主义命运相关的联系，乃至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间的内在联系，是马克思主义完整体系之中的应有之义。但是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出于分工的方便，其三个组成部分的研究大体上由不同的人们来分担，加之过分拘泥学科分工的划分，缺乏充分的协作和沟通，造成了各学科研究之间的严重脱节。这样就造成了两个极端的情况。一种情况是，一些人虽然力求从哲学上“概括”社会主义实践，但由于没能确切把握二者间的内在联系，结果是把哲学术语“穿靴戴帽”、“贴标签”式地生硬地“结合”到现行具体措施和做法上去。这种浮浮躁躁的夸夸其谈，往往是掩盖了现实中的真实矛盾，淹没了那些扎扎实实的研究成果，甚而造成理论上的庸俗化。另一种情况是，一些研究者有意无意地回避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现实问题，力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搞“纯学术”的研究，结果是路子越走越窄，认为哲学原理“搞不下去了”。其实，这里面的症结并不在于哲学原理有没有“搞头”而在于研究者是否肯于和善于将当代实践中的现实问题转化为哲学研究的课题。正如该书所指出的，像80年代我国哲学研究中先后出现过的几个热点问题，如哲学与科学（新技术革命）、哲学与人（人道主义与异化）、哲学与文化（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等，实际上“都与社会实践相联系，是从一个角度、一个侧面去探讨社会主义面临的问题、矛盾和出路”。“如果不把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观点和整体观念研究清楚，其它问题的解决也就缺乏牢固的根基和衡量的标准，因此，各种专题性研究最终还是要汇总到‘哲学与社会主义’这个主题之下。”我们还可进一步地说，不站在这样的高度看问题，哲学本身发展逻辑中的那些矛盾和问题，也是很难解决的。
其二，是认识社会主义的方法论问题。
该书依据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认为劳动是打开人类历史之谜的钥匙，同样也是理解社会主义的钥匙。“社会主义社会是劳动普遍化的社会”、“是劳动者当家做主的社会”。并探讨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的基本特点（价值性、自主性、全面性）。作者的这个观点自然有其很大的合理性，容易被人们理解和接受，作为当前多种看法的一种，是可以讨论的。但我们认为更有意义的是该书提出的“认识社会主义的方法论问题”。
在这个方面，作者的一个值得重视的观点是：社会主义是极其宏大和复杂的世界历史过程。“认识社会主义，不仅要认识它自身内部的系统结构和发展机制，而且要从它同整个世界特别是同资本主义的关联中加以把握，这里面包含着许许多多的极其复杂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勿庸讳言，社会主义运动在当代遭受了严重挫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西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大肆鼓吹社会主义“失败论”；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一些人，目光局限于社会主义在某国某地的一时成败得失，动摇了社会主义信念。该书并没有回避这个尖锐的现实，而是直面这个现实，针对某些人认识上的片面性，提出了一个有重要方法论意义的问题：社会主义作为历史趋势与作为社会制度的关系。作者认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时代潮流和时代精神，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所独有的，而是反映了当今世界一种普遍的历史趋势，代表了20世纪以来人类进步的新意识和新要求。这样，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地会在世界各国（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生活中体现出来，没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地方并不意味着不存在社会主义的要求、因素和趋向。同时，历史趋势又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制度相联系。因此只有认清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基本的、不可缺少的因素，才能划清科学的和不科学的、完全的和不完全的、已经实现的和尚未实现的等等社会主义之间的界限。
作者还运用自己提出的方法具体分析了当今世界的三大热点问题（新技术革命、社会改革和全球性问题），较有说服力地论证了“社会主义是20世纪的历史潮流”这一论点。关于新技术革命潮流，作者恰当地指出国内研究的缺陷，即：从生产力和科技发展本身进行工艺性、技术性研究的较多，从新技术革命发生的社会机制和社会意义方面研究的较少；对这一革命给资本主义国家带来新的活力和繁荣论述的较多，而对它所带来的新的社会矛盾及广大群众所产生的新的社会要求研究的较少。作者强调应当像马克思和列宁那样把科技发展同时代进步和社会变革问题联系起来考察，并揭示了新技术革命从本质上说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认为“我们不能把新技术革命仅仅当作资本主义生产力仍在继续发展的验证，而应当看到它同时正是造成资本主义自我否定的力量”。关于世界性的社会改革浪潮，作者指出，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要采取某些调整和改革的措施，而另一方面又不能把这些措施贯彻到底，这种“两难”境地，恰好说明这些新措施、新因素的出现，“并不是资本主义生命力的确证，而是社会主义必然性的征兆”。至于全球性问题，作者认为“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得到根本解决，这些问题的总的发展趋势与完全解决是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总前景，和人类文明的全面进步，和共产主义的前途相一致的”。这种分析体现了作者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同时也说明：正确的哲学方法论对于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的重要性。
其三，关于当代中国思潮的时代水准和现代社会主义意识的参照系问题。
对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研究可说是该书最具特色的部分。作者认为：研究和把握社会思潮的主流、动向、趋势，是哲学家真正把握时代精神的重要途径，也是思想家提炼、概括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方面。作者倾注了大量精力来研究当代中国社会思潮及其与当代世界和中国现实社会的关系，其目的就是为了提出和阐明现代社会主义意识问题。
该书特别分析了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时代水准问题。由于中国没有充分经历资本主义和现代化的启蒙，现时社会思潮一开始所涉及的往往是文艺复兴和五四启蒙时期的老问题，有人误以为当代中国思潮只是停留在重唤启蒙精神的“补课”水平上，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和思想启蒙必须从头开始。作者指出，在历史已经充分地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条件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孤立地提出和解决自己的发展问题。即使某些落后国家在历史发展中漏掉了或未充分经历世界历史一般进程中的某些重要环节，也不可能回到原来的历史起点上重新“补课”，而只能是站在当代历史的水平上来发展完善自己。特别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更应当探求一种新的思路和合理方式来解决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所遇到的共同矛盾和难题。“这也就决定了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性质和水准——它既不是纯粹社会主义的，也不是属于资本主义的，而是一种以社会主义为主导、包容量很大、伸展性很强的思想文化范畴；它所涉及的问题，既有早期资本主义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也有现代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问题；它所包含的内容，在某种意义上说有‘补课’的内容，而在根本的方面，更有超越的内容。”有鉴于此，该书在分析某些曾在西方产生重大影响、80年代以来又在中国流行的观念、思潮时，如理性主义、科技治国、人道主义、“机会均等”等，既肯定了它们的现实性与合理性，又指明了当代发展的新要求对它们的补正和超越，体现了较强的时代感。
该书还区分了传统的社会主义和现代社会主义，主张由“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世界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趋势”、“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要求”这些相互联系的基本要素构成现代社会主义意识的参照系。这有助于避免和克服两种偏向：一是以普遍原则取代本国特色的研究；另一是以一国在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原则冒充一般原理。实践已经证明，这两种偏向都是有害的。
“哲学与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它所包涵的问题极为丰富而复杂，远不是一本专著所能容纳的；我们也不应苛求作者在一本书里全面提出和回答这些问题。然而，有了这样一部有一定份量的专著，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参照，从而将这个关系到哲学命运的重大课题进一步展开。
如前所述，该书强调在研究社会主义时，要注意到它作为历史趋势与社会制度的区别和联系。这自然要比把社会主义仅仅作为一种制度来研究要全面和深刻。而如果将这一命题进一步扩展，从哲学的高度来研究社会主义作为学说、运动和制度三者之间的关系，在广度和深度上就会得到更大的拓展。这样就一定要涉及如何从哲学上总结和概括一个半世纪以来，特别是十月革命以来社会主义实践运动的经验和教训问题。这将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提供极其丰富的素材。例如，如何认识和评价列宁十月革命前后的理论和实践，如何评价斯大林、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模式”和“东欧模式”，这些模式破产的实质是什么，是否如西方所说的是意味着“社会主义失败”，这种结局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是否有必然联系，我国改革前旧体制的弊端实质是个什么问题，构成这种弊端的主客观原因是什么，如何从哲学上总结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等等，都是在解决“哲学与社会主义”这个大题目时无法回避的。
解决这样复杂的课题，要求更深刻、更全面地理解“从哲学高度思考和研究社会主义”意味着什么。该书作者是很注意这一点的，提出了从哲学角度研究社会主义区别于其它学科研究的特点，主张从人与世界关系的角度研究社会主义，并提出了研究实践、劳动、人的发展的思路。这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但对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新课题及其同社会主义实践的关系，似乎注意得还不够。例如，在世界范围的普遍交往条件下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新特点和新形式；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各民族发展的具体道路的关系；历史过程中客观规律和人的价值选择的关系；科技进步、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本身发展的关系；唯物史观中真理观和价值观的关系等问题，都是在从哲学的层次总结一百多年来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时将直接或间接涉及的课题。而这些富有时代特色的哲学问题，脱离了人类实践特别是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流于抽象的研究和争论，也不可能得到合理的解决。这些课题的研究成果，也理应纳入该书所倡导的“真善美的哲学”的完整体系。
该书各章节的具体阐发，不乏精彩、深该的见解。但有的看法不够确切。例如，在谈到实践这个哲学上的核心概念时，作者说：哲学意义上的“实践”，是对人类实践的一般的、典型的概括，是体现了实践的“应有”本质和内容。这种实践，只有到共产主义才能达到。人类的许多实践活动，是畸形的、片面的、异化了的，表现不出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动性，等等。如果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实践更具理想形态，这是合理的。但认为共产主义实现以前的实践（包括异化的实践）不是典型意义的实践，不包含“应有”的因素，不表现人区别于动物的能动性，恐怕就值得商榷了。我们能说在资本主义时代就已开始了的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展开的实践，不是典型意义的实践吗？
顺便指出，由于本书成稿较早，对90年代以来我国改革开放的新问题尚触及不多，特别是有关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没有专门的系统研究。据悉作者正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将以新的成果来补充和完善该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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