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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074(2004)03-0055-05
雅各布森(R.Jakobson)说过:“文学科学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即那个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1](P104)网络文学要不要文学性,有不有文学性,有怎样的文学性,事关这种文学的资质确证和价值立场。相对于传统的书写印刷文学,栖居网络的文学方式消解了真实与虚拟、话语能指与言语所指的两级分立,抹平了艺术的技术性与技术的艺术化的审美边界,更换了人们对文本诗性的认知与体验范式,用电子数码的“祛魅”方式褪去文学的原有韵味,重铸人与虚拟世界间的审美关系,用符号仿真的图文语像刷新这个时代对文学经典性的命意;同时,数字化媒介的技术叙事在对传统文学性解构中又在不断拓进网络文学性的“返魅”路径,借助虚拟真实的艺术张力设定自己的文学性向度,以科学与诗的统一重铸新的审美境界,书写赛博空间的行为诗学,并最终以遮蔽传统又敞亮新生的超越性,打造着互联网艺术灵境中的数字化诗性。因而,电子诗意的文学性生成便成为一个解构与建构相统一的辩证过程。
这一切领悟与命名的特殊背景在于:今天的网络文学面临的是一个“读图时代”的文化转型和文字创生性式微的文学落潮期。在这样的背景下,跻身于网络的文学如何以图文语像表达电子诗性,关系到“机械复制时代”的文学能否以自己的审美特性抵达文学意义的价值彼岸,重铸网络文学的文学性。
一、电子文本的祛魅方式
“祛魅”(Disenchantment)一词源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世界的祛魅”(the 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汉语也可译作“解咒”,指认知方式对于主体性、经验和感觉的否定,以及对科学知识的神秘性、神圣感、魅惑力的消解。在后现代主义者眼中,“祛魅”是一种世界观,指主体在文化态度上对于崇高、典范、儒雅、宏大叙事、元话语的能指疑虑和表征确认。大卫·格里芬曾把“现代性的祛魅的世界观当作科学的必然条件”,他认为:“这种祛魅的世界观既是现代科学的依据,又是现代科学产生的先决条件,并几乎被一致认为是科学本身的结果和前提。‘现代’哲学、神学和艺术之所以与众不同,在于它们把现代性的祛魅的世界观当作了科学的必然条件。”[2]
这种“祛魅”的认知模式在电子网络传播时代得到了强化和最生动的体现。电子信息传播使用的是以“比特”为“信息DNA”的软载体语言,网络的自由与开放性、实时互动等特征,几乎拆除了所有的信息壁垒,以“无中心”和“不确定”方式破除权威话语,剥开了经典、高贵、宏伟、神圣等弥漫于人们精神世界的神秘面纱,电脑的“无所不能”和网络的“无远弗届”,正在把最大众化的“祛魅”工具交到普通民众手中;电子邮件的方便快捷,用鼠标消除了昔日“望尽天际盼鱼雁,一朝终至喜欲狂”的期待与狂喜;网络屏幕的“咫尺天涯”和“瞬间永恒”使我们消解关山迢远,实现“不出门而知天下事”的千古梦想,却又熄灭了心中那盏诗意幻象的油灯……人类曾认为获得“所有时代所有地方的所有信息”是“不可能的理想”,“但电脑与现有通讯线路的联姻将使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这个目标。”(3)(P71)
从技术祛魅走向艺术祛魅带来了文学性的式微与置换。网络媒介的比特叙事所创造的是图文语像汇流的电子文本,纸与笔让位于光与电,网页顶替书页,“看”代替了“读”,文学由间接形象的“语像”(language iconography)转化为直观的“图像”(structured image),昔日的“语言艺术”变成了图文兼容的电子文本——不仅网络超媒体作品在文字之外添加了视频(图片、图像、摄影、动画等)和音频(音乐、音响、伴唱、画外音等)效果,即使是文字书写,也在线性表达中增设了图文直观的视觉性,如网页上排列的菜单、指令,各类链接和选择的标记,期待点击的变色字符,以及随处飘动的页面广告等等。网络的超文本已经使文学进入到“所见即所得”的“语像时代”(an age of iconography),那种“通过书页文字解读和经验还原以获得丰富想象的间接语言形象”式的欣赏,已经让位于图文并显、音画两全、声情并茂、界面旋转的快速浏览与信息填鸭,文字的诗性,修辞的审美,句式的巧置,蕴藉的意境,一道被图文直观的强大信息流所淹没,语言艺术的魅力被技术“祛魅”或“解魅”了。这时候,昔日“纸面”凝聚的文学性被“界面”的感觉撒播所碾碎,文学表达对技术机器的依赖分割了原有的美与审美。“要想获得广泛的感召力,因特网必须做到不仅有效、有用、有娱乐性,它还必须以一种令人乐于接受的方式展示自己。界面设计的巨大问题在于:……人类要与机器分享空间并且要与机器相互依赖。”[4](P39)于是,“因特网不仅是‘技术性的’,而且还是准技术性的:构筑人类与机器之间的边界,让技术更加吸引人类,把技术转化成‘剩余的设备’而把人转化为半机械人(cyborg),转化为与机器唇齿相依的人。”[5]
台湾诗人苏绍连在他和李顺兴创办的“美丽新文字”(Brave New Word)网站上发布的Flash作品,由飘动的文字与动画兼容而成。据作者介绍,《风雨夜行》描写了已故外公出现的梦境。画面中少许的文字撒播在空中,若隐若现,飘忽不定,与空旷夜幕下移动的黑白影像相互映衬,构成神秘而凄美的整体意象。读者可拖动鼠标操作以变换场景,让画面及其文字不断组构新的画面。不同的画面与文字配有不同的背景音乐,网民与作品一道“风雨夜行”,犹如在欣赏一段以诗文字为主角的短片PTV(Poetry TV)。
图文并陈的超媒体网络作品《风雨夜行》具有虚拟性、互动性、多媒体和超文本性,是真正意义上的因特网电子文本。它不仅从外在形态上与传统文学大相径庭,而且也是对传统文学性的技术解魅和意义祛魅。这主要表现为:图文并陈、语像兼容的文本以图像制衡了文字的韵味。作品的“界面”流动感淹没了“纸面”沉淀的文学性,强化了人对机器、艺术对技术的依赖,使得千百年来文字书写、纸介印刷、线性阅读的文学活动,变成了机器操作、比特叙事、图文匹配的观赏性浏览和趣味性选择,用多媒“立体叙事”方式全方位刺激人的感官,冲淡了文字风格韵味的深层体验。读图快感兼容文字韵味是其长,视觉直观消解文字魅力成其短。那种源于文字蕴藉性的细嚼慢咽、心灵内省和思想反刍,本是文学审美的高峰体验,欣赏者对文字表征的间接形象思而得之、感而悟之、品而味之,但在网络文学中,图像与文字之间彼此兼容而又相互制衡的双向逆反、相反相成,却不断解构文字品味时的“澄怀味象”(宗炳),“余味曲包,深文隐蔚”(刘勰)和“境生于象外”(刘禹锡)的想象性审美体验,消解文学审美韵味的主体沉浸感和艺术意象的丰富想象性。文学的诗性特质被电子“仿像”(Simmulacrum)的视觉冲击所挤压,文字的隽永美感让位于图文观赏的快感,艺术欣赏变成了感官满足和视像消费,文学应有的文学性就这样给“电子幽灵”吞噬了。
二、赛博空间的审美关系
电子图文语像对文学性的祛魅调整了人对现实的审美聚焦,变换了人与世界之间原有的艺术审美关系,用日常生活叙事抹去了生活艺术化的诗意情怀,又以游戏心态实施艺术生活化的“零度写作”。在传统的理论语境中,文学需要体现人与世界之间的艺术关系,即语言审美关系,此时主客之间的界限是清晰有效并蕴含审美制衡的。但网络写作中,一方面是主体性的丧失,如鲍德里亚所说,现代人生活在生产过剩、日常消费丰盛的“白色社会”中,一个没有感情介入,没有形而上冲动,没有眩晕的神往,更没有历史深度的社舍,身体的满足成为灵魂逃亡的最新形式。只有个体没有主体的活动使个体神经处于高度敏感和麻木无感的两极之间,很难对真正的精神价值做出切实的文化判断。人们在灵肉濒临崩溃、矛盾焦虑的同时,不断在现实的压力之下寻求身份和欲望的妥协。“这样的杂然共在把本己的此在完全消解在‘他人的’存在方式中,而各具差别和突出之处的他人则又更其消失不见了。”[6](P156)另一方面是虚拟世界中主客体界限的混淆。网络作品所描写的是网络化了的生活世界,甚至是独立于现实又迥异于现实的虚拟真实世界,艺术与生活的关系衍生为写作与超现实的虚拟关系,不仅艺术与现实间的“真实”关联失去本体的可体认性,主体与现实之间的审美关联也被赛博空间所隔断。于是,人与现实之间的审美关系就变成了人与网络世界之间的互动关系,创作成了一种“临界书写”,作品显露的是一种客观本体论与价值本体论双重悬置的“镜映效果”(mirror effect),荧光屏—客体与书写者—主体合而为一,成为对整体性的一种令人不安的模拟。马克·波斯特分析说:
在使用者经验的现象学层面上,电脑书写类似于一种“临界事件”(borderline event),其界限的两边都失去了它们的完整性和稳定性。电脑写作处在主体性与客体性划分的临界点上,给笛卡尔二元论所代表的澄明而确定的世界带来一些含混。人类面对机器,其关系就像照镜子一样让人产生焦虑感:电脑作为机器以它的非物质性模仿着人类。[4](P112-113)
波斯特提出,与传统写作的笔、打字机或印刷机相比,电脑书写失去其物质性,当键盘将内容输入电脑时,靠磷光像素将一个个字母显示在荧光屏上,而这些字母只不过代表着内存中的美国信息交换标准代码系统中的代码。写作者与词语之间的相遇方式是短暂的、变形的、非物质的,写作免去了从思想到字形的转化过程,这会搅乱人的主体性的感觉,出现文本的“非个人化”(depersonalizes)和“去个人性”(de-individualizes),“它颠覆了笛卡尔式主体对世界的期待,即世界由广延物体组成,它们是与精神完全不同的存在。”[4](P112)类似的观点在马克·柯里(Mark Currie)、米切尔·海姆(Michael Heim)等人的相关著作中也能见到,不过它揭示的只是人与书写工具之间的关系及其由之带来的主体性的变化。其实电脑写作、网络传播的最大改变是人与艺术对象世界之间的聚焦置换——电子文本所要表现的要么是仿真的符码世界,或曰“虚拟真实”(virmal reality)世界,要么表现未经审美过滤与价值赋型的个人心灵世界,它们不再倚重人与现实之间的审美关系预设,不再给文学表达的话语能指与言语所指之间添加文学性的意义装备,不再在碎片化的日常生活叙事中增设“宏大叙事”的先验母题,不再在传统的主客两极分立的世界中寻求永恒给定的审美关联,而是用非本质主义的世俗性和意义不确定性的平面游戏来消解乌托邦式的价值构建,将图文语像引向文学性审美原点的精神化解。如杰姆逊(F.Jameson)分析后现代主义文化逻辑时所说的:“具体化渗透到符号自身并把能指与所指分开,指称过程和所指对象一起消失,甚至意义——所指——也变得成了问题,我们所剩的就是能指所起的纯粹而随意的作用。”[7](P96)
三、艺术经典性的消解
网络文学的话语平权机制抹去了人们对于文学神圣性和敬畏感的向往,语像合流的即兴表达与即时欣赏,将昔日作为历史记忆或生命寓言的文以载道、以文明志的文学伟业,变成了一种飞驰而来又瞬间消逝的时尚身份认同与消费文化想象。本来,经典是由特定文学理念的逻各斯文化命意而高标独持的价值规范,网络文学却以委地如泥的“渎圣化”思维将崇高的文化命意改造成为“自娱以娱人”的快乐游戏;经典是由时间历史累计而成的认同标准,用德里达的话来说它总是以“缺席的在场”方式被历时性地延迟出场,而网络写作和阅读只在当下的虚拟空间共享交互的过程。当网络越来越以自己的祛魅方式揭去文学经典的神圣性面纱,抛弃经典的认同范式,回避经典那隽永的韵味,挤兑经典的生存空间时,文学还有能力用“经典”来为人类圈起一个精神的家园吗?所以有评论者说:“经典逐渐枯竭的力量无法抗拒平民化网络写作的诱惑力。经典要么撕破自己清高的经典面孔,跳入网络化的民间写作空间中去,要么在网络的时代隐遁索居,束阁庋藏,沉没不语。”[8]
网络对艺术经典性的价值游离大抵源于这样几个原因:
首先,网络的技术复制与拼贴造成艺术原创韵味的消解。经典是一种审美发现,一种艺术原创和个性独创,而网络写作重发表不重发现、重表达不重原创,它用机械复制与技术拼贴消弭了原创与仿拟之间的界限,如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所指出的,“光韵艺术”向机械复制艺术的替变,“技术复制能把原作的摹本带到原作本身无法达到的境界”[9](P9),使艺术的经典性遭遇技术的解构。本雅明认为,机械复制必将造成艺术“光韵(aura,亦译作韵味)的消失”。光韵艺术泛指传统艺术,是指“在一定距离之外但感觉上如此贴近之物的独一无二的显现”[9](P13),而机械复制艺术的出现,使一直占主导地位的与之对立的有光韵的艺术崩溃了。本雅明说:
艺术品的机械复制时代凋谢的东西就是艺术品的光韵,复制技术把所复制的东西从传统领域中解脱了出来。由于它制作了许许多多的复制品,因而,它就用众多复制品取代了独一无二的存在;由于它使复制品能为接受者在其自身的环境中去加以欣赏,因而它就赋予了所复制的对象以现实的活力。这两方面的进程导致了传统的大动荡。[9](P10)
本雅明认为,导致复制替代原创的根源在于,现代人“通过占有一个对象的酷似物、摹本或占有它的复制品来占有该对象的愿望与日俱增。”[9](P14)他所指的主要是摄影、电影艺术。对于网络化电子艺术来说,不仅复制的手段更为便捷,拼贴的方式更为多样,而且复制与拼贴已经成为电子文本的一种生成方式。在计算机创作中,经典的摄影、绘画、音乐、影视作品的复制“酷似原作”自不待言,文字文本的写作也以观念的复制(仿真)、语段的复制(拼贴)、意义的复制(戏仿)和话语的复制(挪用网语)为创作常态。它带来的结果有二:一方面用图文语像的无穷复制动摇了艺术经典的恒亘沉积性,转移了对经典的审美聚焦,如德尔图良(Tertullian)在《论偶像崇拜》(De Idololatria)一书中说:“当魔鬼把制作雕像、图像和各种其他类似事物的匠人引进世界时,对虚假之神和魔鬼的崇拜就立刻紧紧地迷惑住了世人的视线。”[10](P111)另一方面,艺术复制用技术干预造成了对自然存在的中断和文本诗性的语境错位。复制就是本源,拼贴即是生成,文本生产成了“文化工业”,符号仿真成为文本诗意天然合理性的依据,真正的文学性和文学的经典性倒成了一个被遗忘的隐喻。米歇尔(W.J.T.Mitchell)对此有一段经典表述:“图像是一种伪称不是符号的符号,从而假装成(或对相信它的人来说,事实上能取得)天然的直接性和存在性。词语则是图像的‘另类’,是人为的,是人类按照自己的意愿武断地生产的,这种生产通过把非自然的元素引进世界——如时间、意识、历史,并通过利用符号居中的疏远性干涉——而中断了自然的存在性。”[11](P43)其次,电子文本的展示价值替代膜拜价值导致经典距离感的丧失。本雅明说过,艺术史通常表现艺术作品本身的两极运动:“这两极就是艺术品的膜拜价值(Kultuert)和展示价值(Ausstellungswert)。”[9](P19)前者把艺术视为神性般的存在,人们从中得到的是一种高贵的殊荣,后者认为艺术是人的创造物,是被审视的对象,是仅供观赏和娱乐的人的副产品。前者是凝神专注式崇拜,后者则是消遣性接受。他认为,现代复制艺术使艺术品的展示价值取代了膜拜价值,随着广告、摄影、影视、流行音乐、畅销书等成为现代社会主导的艺术消费品,源于宗教故事、英雄史诗、传奇、宫廷艺术和典雅式贵族创作的艺术膜拜传统,已被现代文化工业的大规模机械复制艺术所替代,艺术品的展示价值和欲望消费互为因果,使艺术以“类像”取代个人独创,以展示替代艺术魅力,以不断移易的类像世界冲淡艺术品的现实感和历史感,人们普遍感受到的是一种没有根基的平面感和浅表感。这种状况在网络写作中突出表现为距离感的丧失——不仅艺术与生活失去距离,在场的作品与对经典的评判标准也失去距离(如痞子蔡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就被视为网络小说的经典)。网络写手在自由的空间里逍遥恣肆,以短平快的文字游弋于虚拟的快乐世界,不追求经典性与精致性,他们要做的只是如何更充分地展示自己和被他人欣赏,他所诉求的是自况而非自律,他追求的是“当下”和直观,而不是经典的深度与意义。
再者,网络文本的“易碎性”也使得经典性写作与评判失去存在空间。互联网是一种没有边界的流动性空间,一个变动不居的公共“电子牧场”(electric pastureland),这里的所有信息都不断更新、转瞬即逝。由于信息量大、流转速度快,网络文学作品会因为“信息过载”(information overload)而良莠难辨。不仅大量的“伪文学”、“准文学”乃至“非文学”的东西造成“信息烟尘”污染网络空间,即使是点击率高、列入TOP排行榜的优秀之作也会被裹挟进信息海洋的漩涡而难以辨识,得不到静观和细细品味。网络文本这种转瞬即逝的非物质性存留方式造成了文本的“易碎性”,使经典写作和评判都失去时间(纵向)绵延和空间(横向)认同的时空条件。一个网络文本可能是多人联手创作的(如接龙小说),这使得创作主体是间性的;一篇网络作品的生成可能是复制和拼贴的,这使它丧失原创性的价值建构;作品存在方式可能是超文本和多媒体的,并且是未完成的,这使它的文本是不确定的、多维选择的;电子文本的媒介是非物质性的比特符码,这使它与触觉分离而淡化物性,失去原子式广延性载体认知的条件;而网络文本的传播路径是穿梭在蛛网覆盖、触点延伸的赛博空间,这使它变动不居而易逝易碎——这一切都决定了电子文本只追求当下的“在场”和眼前的“读屏”,追求“见性成悟,直指本心”和“言语道断,心行灭处”,如德里达所宣称的:“从寻求文本中形而上的固定意义转而探求文本中差异的矛盾游戏”[4](P103),难以筑就经典写作的文学理念,也难以形成富含意义世界的文学经典。网络写作的目的仅仅在于:在一个公共的开放平台上完成写作行为,多人共时性地设定文本走向,并且在相互被虚构的命运中,体会那种狂欢式的文本愉悦。而文学欣赏也只是“消费那一刹那”、“到哪儿去都成”。恰如评论者所言:“经典写作那种可供反复阅读、欣赏的情况在网络写作中将不复存在。一千个哈姆雷特中的九百九十九个已经死去了,只剩下一个还在此时此地嬉皮笑脸,做抓耳挠腮的快乐状。……经典文学写作的黄昏已经来到。”[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