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摆的叙事学：人物还是语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言论文,人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今天，“文学是人学”这个耳熟能详的古老命题仿佛开始褪色。追根溯源，这个命题据说来自苏联作家高尔基——1928年，高尔基在一次地方志会议上提到，他所从事的工作并非地方志，而是“人学”①。20世纪50年代，这个命题一度广泛地吸引了中国批评家，富有深意的阐释和激烈辩论构成了令人瞩目的理论漩涡，某些批评家从中引申人道主义的企图遭受到猛烈的政治弹压。 这个命题赢得的多向解释之中，一种观念逐渐成为普遍的舆论：文学的特殊使命即是人物性格的塑造。哪一个来自文学的人物性格隆重镌刻于文学史画廊，作家必将赢得至高的荣誉。这些人物性格往往被称之为“典型”，他们身上积聚了一大批相关人物的影子。对于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说来，“典型”通常是现实主义文学的范畴之一。相当多的批评家将现实主义叙述为文学的成熟，成功的人物性格犹如皇冠上的明珠。因此，作家塑造人物性格的各种轶事得到了广泛的流传：屠格涅夫勤勉地为小说之中的人物撰写日记，福楼拜因为包法利夫人之死而恸哭不已，普希金的塔姬雅娜和托尔斯泰的安娜无不违反了作家的预设结局，自作主张地嫁人或者赴死……总之，这些人物性格很快拥有了独立的生命，走出纸面来到了读者之间，仿佛打算长期地生活下去。作家只能被动地尾随这些人物，任凭他们自动完成种种后续的叙事。 然而，19世纪末期开始，现代主义对于现实主义发起了多方面的挑战，包括人物性格的观念。意识流仅仅注视紊乱的内心无意识，新小说派无动于衷地描述冷漠的表象，另一些批评家激进地宣称“人物已死”。这一切迫使人们重新考虑：人物性格真的那么重要吗?这时，R.韦勒克的一个发现耐人寻味：“与其他国家相比，俄国批评家更集中注意主人公问题，包括消极和积极的主人公。”②这种表述或许表明，更多的西方批评家对于人物性格的分析兴趣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没有多少批评家如同作家一般如痴如醉，抛开文本从而进入某种历史背景扩展式地纵深解读这些人物性格。拉曼·塞尔登编选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是一个现成的佐证。这本著作于20世纪80年代末刊行。异于通常按照年代辑录学术观点的编排方式，塞尔登概括了西方文学批评史的若干主题，进而选编柏拉图至今诸多批评家如何论述这些主题。塞尔登的概括之中，西方文学批评史具有五个重大主题，即“再现”，“主体性”，“形式、体系与结构”，“历史与社会”，“道德、阶级与性别”，每一主题之下又包含若干科目，例如“再现”的旗下拥有“想象性再现”、“模仿与现实主义”、“自然与真理”、“语言与再现”，“主体性”的旗下拥有“巧智、判断力、幻想与想象”、“天才：自然/艺术”、“情感论”、“主体批评与读者反应批评”、“无意识过程”，等等。有趣的是，不论是五个重大主题还是数十个科目，人物性格的历史分析未能赢得一席之地。许多科目分别涉及情感、无意识、道德、阶级以及性别，但是，它们的阐述对象仅仅是通常意义的文学或者作家，存活于小说或者戏剧之中的人物性格并未在批评家的视野之中持续发育，直至成为一个奔跑于生活前沿的弄潮儿。批评家的心目中，人物性格仅仅是文本内部的成分之一，文本结构决定这个成分的活跃范围。结构主义叙事学兴盛之前，这种观念已经是一个强大的传统。 西方文学批评史上，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物性格的阐述肯定是最有影响的观念之一。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曾经列举了悲剧的六个成分：情节，性格，言词，思想，形象与歌曲。在他心目中，情节的重要性首屈一指，人物性格次之；人物性格是情节图式内部的一个成分，犹如一部机器内部的运转齿轮：“因为悲剧所摹仿的不是人，而是人的行动、生活、幸福；悲剧的目的不在于摹仿人的品质，而在于摹仿某个行动；剧中人物的品质是由他们的‘性格’决定的，而他们的幸福与不幸，则取决于他们的行动。他们不是为了表现‘性格’而行动，而是在行动的时候附带表现‘性格’。”③ 20世纪20年代，英国集中出现了若干小说研究著作，例如珀西·卢伯克的《小说技巧》，爱·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爱·缪尔的《小说结构》。这些著作遥相呼应，同时就某些观点展开争议，人物性格以及故事均是注视的焦点。爱·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对亚里士多德《诗学》的人物观念表示了温和的异议。在他看来，显现于行动的不过是人物的公开生活，一个人幸福与否更多存在于内心的隐秘生活。如果说，亚里士多德熟悉的悲剧只能在舞台上表现人物的行动，那么，小说的擅长无疑是叩问人物的内心。小说是一个没有秘密的世界，必要的时候，作家可以将隐藏于人物内心的无意识晾晒在阳光之下。福斯特对于闯入小说的众多人物做出一个著名的分类：扁形人物与浑圆人物。前者的性格一句话即可概括，后者的性格多维而且善变——浑圆人物显然拥有丰富的内心。《小说面面观》并没有贸然地褒贬浑圆人物与扁平人物。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不同类型的人物分别承担情节赋予的特殊使命，胜任即是肯定。尽管福斯特注视内心生活的兴趣远远超过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行动”，但是，他所谈到的人物性格始终寄居于小说之中。这些人物如何生存于文本之外——例如，这些人物的躯体内部有没有必要的腺体，如何消化食物，一生是否耗费三分之一的时间睡眠——没有必要进入视野④。 小说视角的问题上，福斯特与珀西·卢伯克的《小说技巧》存在分歧。不过他们的基本前提不谋而合。卢伯克曾经分析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福楼拜、亨利·詹姆斯等小说的技巧形式。谈及众多小说文本内部来来往往的人物性格，卢伯克考虑的多是他们的出场以及言行举止如何与小说结构的诸多因素协调一致。爱·缪尔的《小说结构》对于小说做出了重要的划分：情节小说，人物小说，戏剧性小说。在他看来，一种小说以情节为中心，人物性格仅仅是情节的依附；另一种小说以人物性格为中心，情节散漫并且不存在某种必然的目的：“正如情节小说中，人物是用以适应情节；人物小说中，情节即兴创作是用以表白人物。”二者的高度平衡即是缪尔所说的戏剧性小说：“在戏剧性小说中，人物与情节之间的脱节消失了。人物不是构成情节的一个部分；情节也不仅是围绕着人物的一种大致的构思。相反，二者不可分地糅合在一起。”“一切就是人物，同时一切也就是情节。”谈论以人物为中心的小说时，缪尔已经意识到，这些小说的人物常常穿过众多的社会意象显示某种固定不变的性格⑤。尽管如此，缪尔并未将这些“社会意象”移出文本的边框，进而想象这些人物性格如何千丝万缕地织入广阔历史背景。 W.C.布斯的《小说修辞学》于20世纪60年代问世。这本著作出自学院教授之手，引经据典与理论辨析一应俱全。《小说修辞学》不仅继承了小说研究的学术兴趣，并且远为广泛地涉及小说修辞的诸多问题，例如讲述与显示、现实主义、客观、叙述类型、作者的声音、非人格化叙述等等。但是，布斯仍然没有考虑逾越修辞学范畴，转向人物性格的历史分析。 对于文学提供的人物性格，里蒙-凯南的《叙事虚构作品》概括了两种存在模式：人类学的存在，或者语言学的构造。一种模式认为，文学提供的人物性格犹如我们的朋友或者邻居。离开了小说的上下文，这些独立的人物性格仍然活跃在读者的记忆之中。另一种模式认为，这些人物性格只能存活于小说文本内部。超出这个范畴，他们并不存在。将他们视为真实的人物品头论足，这种感情用事毋宁说误解了文学的性质。“在模仿理论(即在某种意义上把文学看作现实之模仿的理论)中作品人物是和一般人等同的，而在符号学理论中人物却消失在文本性之中。”⑥里蒙-凯南显然相信，第一种模式目前处于劣势。 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的时候，里蒙-凯南的论断或许遇到了例外。20世纪之初，中国文学史放大了韦勒克发现的事实——俄国文学对于人物性格的异常关注。 传统的“中国叙事学”并未将人物性格视为叙事的轴心。不论古代的历史著作、文言小说还是明清之后的白话小说，许多人物栩栩如生，家喻户晓；但是，古代批评家没有对人物性格的塑造显出足够的关注。他们的叙事学遗产多半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哲学与“草蛇灰线”、“背面铺粉”、“横云断山”、“伏脉千里”乃至“无巧不成书”等谋篇布局。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的小说、戏曲评点涉及人物性格，然而，他们的赞叹仅此而已——这些人物的刻画性情各异，声口毕肖。对于一个以诗文为文学正宗的国度，叙事学的幼稚似乎情有可原。 文学史通常认为，梁启超的摇旗呐喊对于重估中国小说的价值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一批论文力图论证，“小说”远非无聊的街谈巷议，小说可以进入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扮演动员大众的特殊角色。这个意义上，小说的声望必将超过诗文。尽管如此，晚清盛行的政治小说或者侦探小说并未对人物性格的塑造带来可观的贡献。“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成就之一是现代小说的诞生，鲁迅的《狂人日记》如同第一支破空而至的利箭。虽然鲁迅的许多后继小说成熟而冷峻，阿Q为首的一批人物性格令人难忘，但是，“五四”时期大量小说的特殊倾向是打开隐秘的内心。个性的解放敞开了知识分子内在的精神领地，频繁的独白造就了“五四”时期小说的抒情风格——这与现实主义文学坚实密集的描述笔触存在明显的距离。 人物性格的塑造成为20世纪中国作家的文学纲领，这种观念转换至少与20世纪上半叶的两个文学史事件密切相关：一是苏俄文学的集中介绍；二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翻译。 1915年《新青年》创刊不久，陈独秀发表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曾经隆重介绍托尔斯泰；1909年，鲁迅与周作人出版《域外小说集》积极关注“弱小民族”和俄国文学；20世纪20年代，一批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兼作家——例如瞿秋白、蒋光慈、郑振铎——完整地考察了苏俄文学史。十月革命无疑是他们倾心于俄国的首要原因，他们力图从俄国文化、俄国文学乃至俄国国民性之中重现革命的地火如何潜在地运行，从而为身边这个黑暗的国度提供突围的参考路线。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湼夫、高尔基、肖洛霍夫等大批作家无一不是塑造人物性格的圣手，别林斯基、杜波罗留波夫等批评家曾经纵论各种人物性格对于俄罗斯历史的意义。因此，从政治、审美到一个个浮雕般的人物形象，俄国文学在众多中国作家那里遗留下不可磨灭的烙印。 大约相近的时期，瞿秋白、鲁迅、胡风、周扬等开始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现实主义、人物塑造、典型性格、阶级、历史潮流等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阐述开始在他们的论文集中出现。虽然马克思的《致斐迪南·拉萨尔(1859年4月19日)》、恩格斯的《致斐迪南·拉萨尔(1859年5月18日)》、恩格斯的《致敏·考茨基(1885年11月26日)》和恩格斯的《致玛·哈克奈斯》仅仅是私人信件而不是鸿篇巨制，但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重重叠叠的后续阐发无一不是从这些信件提出的观点开始。迄今为止，这些阐发既包含苏联批评家以及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反复论辩，也包含大半个世纪中国批评家的接受、提炼、修正和激烈的争论。在我看来，汗牛充栋的文献之中，围绕这几个问题的若干基本观点尤为重要。 首先，批评家启用一系列哲学范畴形容典型性格的内涵，例如个性显现共性，现象显现本质，等等。尽管如此，现实主义文学对于一把水壶的个性如何隐喻共性或者一张桌子的现象与本质没有多大的兴趣。典型性格的提出企图阐释，一个生动的人物形象如何有机地衔接庞大的历史远景。这时，个别的人物性格大步跨出了文本从而卷入围绕文本的历史潮流。历史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阐释的最终指向。 其次，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批判费尔巴哈的时候，马克思提出了一个深刻的论断：“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⑦如同社会关系之网的网结，每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关系对于个人的塑造无不积累为他们的不同性格；与此同时，这些性格又分别按照各自的角色从事多种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这种图景相当大程度地构思了典型性格如何代表历史内容的内在机制。 第三，正如卢卡契所言，典型之为典型“乃是它身上一切人和社会所不可缺少的决定因素都是在它们最高的发展水平上，在它们潜在的可能性彻底的暴露中，在它们那些使人和时代的顶峰和界限具体化的极端的全面表现中呈现出来”⑧。许多批评家的想象之中，只有“阶级”才能负担这种涵义。一个社会成员的“最高的发展水平”不就是显现为历史的阶级结构吗?于是，《哈姆雷特》之中的哈姆雷特代表王室贵族阶级，《高老头》之中的拉斯蒂涅代表资产阶级野心家，《红楼梦》之中的贾政代表封建官僚，《子夜》之中的吴荪甫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红旗谱》之中的朱老忠代表反抗的农民阶级……类似分析公式的四处推广表明，“阶级”成为描述与衡量人物与历史关系的首要范畴。 作为社会成员的诸多身份之一，“阶级”的脱颖而出是历史演变的产物。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对立始终存在，但是，他们曾经以各种社会身份进入历史舞台，例如，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如此等等。什么时候开始，阶级关系开始成为首要甚至唯一的社会关系?显然，《共产党宣言》出示的一个论断业已成为举足轻重的前提：“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的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⑨换一句话说，这个历史阶段压迫与反抗的故事已经交给阶级书写。阶级作为轴心带动民族、国家、社会、个人等一系列范畴运转。对于每一个人说来，阶级演变为参与历史的最重要身份。 第四，当历史故事的主角由阶级扮演的时候，文学叙事提供的个人形象必须是阶级的化身。这是无产阶级文学的职责，弗·詹姆逊称之为“第三世界文学”。当然，这种叙事必须具有强大的“历史感”，个人的命运乃至琐碎的日常言行必须寓言式地暗示历史的运行轨迹。否则，所谓的现实主义文学只能遗留一堆破碎的表象——这是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分道扬镳之处。 第五，“典型终于使文学的各种具体景象幸运在地历史结构之中落脚，所有的表演都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中得到诠释。当然，文学人物与历史结合成为表意单元需要一个条件：清晰的总体历史蓝图。否则，我们无法知道文学人物镶嵌在历史的哪一个部位产生作用”⑩。所有的历史围绕某种不可抗拒的蓝图运转不息，这种设想又一次让人想到了黑格尔。然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已经为无产阶级的阶级使命所替代。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作为终极的解放者，无产阶级的全部斗争规定了所有历史人物的未来命运。 如果说俄国文学对于人物性格的关注是一种独特的文学趣味，那么在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那里，人物性格、典型性格、阶级、历史潮流之间的递进关系构成一个现实主义叙事学。 叙事的历史十分古老，叙事学的历史相当短暂。“叙事学”这个称谓到20世纪60年代才正式出现，这个术语是茨维坦·托多洛夫《〈十日谈〉语法》的创造物。多数人认为，叙事学是结构主义的附属品。与现实主义叙事学的历史指向不同，结构主义叙事学的源头是语言学。结构主义的雄心曾经是，将传统的诗学改造为精确的科学。如此宏大的规划之中，叙事话语是一片可供精耕细作的沃土。播撒“结构”的理论种子，扩展索绪尔式的语言学构思，这一片沃土可能收获什么?这多半是结构主义叙事学的最初期待。 与现实主义相反，结构主义工程的独特方案是抽干叙事话语的历史水分，挖掘隐藏于深层的不变骨架，提炼所谓的“叙事语法”。这个意义上，弗·雅·普罗普是当之无愧的结构主义先驱。他的著作《故事形态学》考察了一批“民间故事”，普罗普总结出三十一种角色功能，例如主人公遭受追捕，主人公获得宝物，敌人受到惩罚，主人公成婚并且加冕为王，如此等等。主人公是一个王子、一个农夫还是一个猎人，历史如何赋予各种不同的身份和性格并非普罗普兴趣的问题。《故事形态学》留给叙事学的重大启迪是，叙事话语的运作毋宁说来自种种角色功能的驱动，角色功能的设置如同一个先在的结构图式，至于具体的时间、地点、文化氛围以及面貌各异的人物形象无非是种种依附性表象。 普罗普开始的故事由一批正统的结构主义者续写，例如托多罗夫，热奈特，还有罗兰·巴特。“叙事学”仿佛正式奠基。叙事学抛出的一系列坚硬术语明显地承袭了结构主义的科学风格，诸如叙述者、视点、内聚焦、外聚焦、叙事时间、功能层、行为层、叙述层、符号方阵，如此等等。这预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开端。个人的思辨或者万千感慨仅仅是多余的枝蔓，现在是正规的科学隆重介入的时刻。将人物想象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实体，惊叹他们的曲折命运，对于他们的悲欢离合再三唏嘘或者笑逐颜开，这些愚蠢的阅读反应已经过时。太阳底下无新事，纸面上的所有故事无非是“叙事语法”制造的杰作。鲁迅曾经不无调侃地说，煤油大王不知道拾煤渣老太婆的辛酸，《红楼梦》里的焦大也不会如同宝玉那样爱上林妹妹(11)；可是，投入结构主义叙事学的阵营，每一个位置上的角色无不执行相同的功能。煤油大王与拾煤渣老太婆的差异仅仅是叙事分配的不同角色；当焦大被安放在大观园的时候，他或许不得不爱上弱不禁风的林妹妹。总之，身份、记忆、文化、性格、历史经验无不成为单薄的标签，真正决定每一个人物言行的是语法位置。 始料不及的是，这个非同寻常开端很快就停顿不前。结构主义叙事学的理论想象很难赢得常识的信任。庞大而沉重的历史能够安然无恙地行驶于“叙事语法”的单薄轨道之上吗?历史始终是结构主义面对的难题。即使在叙事学内部，彻底拒绝历史的种种解释很快就会窒息，譬如叙事的动力。任何一个作家都能意识到，“一个人从二十层楼坠下”、“一个人坐到了椅子上”与“一片树叶从树枝上飘下”绝非等值的叙事。尽管三者的叙事结构相仿，可是，三者的叙事动力迥异。三者制造的悬念持续递减。叙事学的行动素无法解释，为什么第一句话为后续的叙事贮存了远为充分的能量。如果人们承认，主语和动词的具体内容——人物或者植物，“坠下”、“坐”、“飘”——很大程度地决定了叙事能量的指数，那么，叙事学已经游离“叙事语法”的轨道而返回历史范畴。 热衷于严谨的描述而回避意识形态分歧，这是“科学”的普遍姿态。可是，正如戴卫·赫尔曼所言，这些森严的术语仅仅提供了某些分类方案而不是主张什么或者反对什么。因此，当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和意识形态批判蜂拥而至的时候，这些分类方案无法有机地衔接或者融入。戴卫·赫尔曼以不无挖苦的口吻总结了叙事学的“危机”：“当初以叙事的科学自命的叙事学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就落得一个‘陈旧过时’的评语。”(12) 尽管如此，这种状况仅仅证明结构主义的式微而不是叙事学的衰亡。按照戴卫·赫尔曼的说法，叙事学正在出现一个惊人的“复兴”。这是叙事学摆脱结构主义枷锁而赢回的空间。作为这种复兴的标志“，叙事”一词得到了广泛的运用——甚至过于广泛。“叙事”不仅指谓小说、新闻或者历史著作，而且进入社会学、心理学、医学和法学，当然还有那个著名的“宏大叙事”。换一句话说，许多知识形态内部隐藏了“叙事”的踪迹，叙事的功能与受众的语境及其阐释策略密不可分；叙事形式始终是“语境中的形式”(13)。如何概括这些动向?戴卫·赫尔曼信心十足地命名为“新叙事学”。在他看来，“新叙事学”摆脱结构主义的根本转换是“从文本中心模式或形式模式移到形式与功能并重的模式，即既重视故事的文本，也重视故事的语境”—— 叙事理论家们的重点越来越集中在这一点上，即：故事之所以是故事，并不单由其形式决定，而是由叙事形式与叙事阐释语境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因此，核心问题是故事的策划方式及其所引导的故事处理策略之间的相互作用。(14) 无论“新叙事学”何种程度地卷入性别、种族以及各种主义的意识形态话题，“语境”一词的反复出现表明，叙事与历史之间的联系开始恢复。如果说，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基本假设是，“人们能够把形形色色的艺术品当作故事来阐释，是因为隐隐约约有一个共同的叙事模式”(15)，那么，这种叙事模式现在必须交还历史，根据不同的时间与空间给予改造和重组。所以，这时的叙事学不是单纯地描述某种话语装置结构，话语装置内部的各种构成因素必须接受历史内容的填充；某些时候，这些构成因素的排列必须由历史重新设定。 语言与历史的对垒已经结束。至少在目前，历史的名誉迅速恢复，言必称语言的结构主义多半被视为一种保守僵硬的姿态。抚今追昔，许多人开始重新向现实主义叙事学表示敬意。然而，历史的通道还在那里吗?典型性格、阶级还能顺利地将文学植入历史深部吗? 现今的文学批评至少显示，现实主义叙事学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失灵。人物性格与历史之间逐渐改变了昔日的联系方式。具体而言，典型性格的内在机制——性格、阶级、历史之间阶梯式的递进——开始瓦解，“阶级”无法持续充当社会关系的凝聚轴心，这个概念勾画的历史图景愈来愈模糊。这种状况证明，理论又到了重新校正的时刻。 我曾经多次地表示，社会科学的分析单位是民族、国家与社会；相对地说，文学的分析单位是个人，是每一个具体的人生。因此，当社会科学的统计将无数的个人处理为某种社会共同体平均值的时候，文学仍然津津有味地描述个人的悲欢离合，甚至具体地描述一条皱纹、几句对话或者一阵秘密的思念。除了现场气氛的逼真再现，个人形象又有什么意义——某种社会共同体的性质可以完全覆盖个人形象的意义吗?在我看来，社会关系之网的多向性质决定了个人的多重身份。一个人可能同时是一个丈夫、一个公司的管理人员、一个足球爱好者、一个坚决反对种族歧视的民主人士、一个高血压患者，因此，他不可能仅仅是某种共同体的纯粹化身。相反，由于多重身份的存在，个人与共同体之间存在或明或暗的博弈。表明二者关系的时候，我试图借助一个比拟给予阐述：“一种观点把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比喻为一块块砖头与一堵墙壁的关系，镶嵌在墙壁之中的砖头面目一致，性质相仿；我倾向的比喻是一个个词与一篇文章，文章的整体结构控制了每一个词的活动范围，尽管如此，每一个词仍然拥有独立的意义，并且或多或少地影响文章的整体。”(16) 对于现实主义叙事学说来，“阶级”的阐释效能正在逐渐衰减。许多时候，个人的言行举止不再利用“阶级”的集聚抵达历史前沿。作为一种社会分层，“阶级”显然是一种历史文化构造物。阶级意识是众多阶级成员彼此认同、引为同类的文化认识。当社会经济被视为政治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的构成基础时，生产资料的占有及其财富分配成为阶级划分的标志。生产资料的占有程度决定了社会成员之间缔结的关系，阶级首先是利益群体。迄今为止，生产资料的占有及其财富分配仍然是通常的社会分层标识，但是，这种划分不再是唯一的衡量。另一些因素或强或弱地介入，制造各种异于阶级意识的认同方式。当民族主义声势浩大的时候，阶级意识多半会遭受短暂的屏蔽。马克思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但是，跨民族的无产阶级联合时常落空。亚洲工人生产的产品因为廉价而导致欧洲工人的失业，后者并不会因为无产阶级的利益维护而停止向政府提出抗议。女权主义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之后，性别因素很可能卷入阶级意识，制造种种意外的难题。遭受男权中心主义压迫的女性能否冲出阶级的藩篱形成另一个性别利益联合体——或者，能否冲出性别的藩篱形成另一个阶级利益联合体?性别与阶级之间的平衡起伏不定。 性格、阶级、历史——当性格的相当一部分能量不再来自阶级营垒的时候，“典型性格”的内在机制开始受阻。必须承认，精神分析学对于个人内心图景的描述带来了巨大的震撼。无意识的存在及其形成原因不啻打开了另一个空间。目前为止，精神分析学赢得的评价毁誉参半。尽管无法借助实验室器材观测无意识的构造，但是，多数人相信意识的水面之下隐藏了一个无意识的冰山。精神分析学遭受非议的观点首先是，无意识的形成的确来自——如同弗洛伊德所形容的那样——被压抑的性欲吗?当俄狄浦斯情结阐释为代代相传的心理图式之后，历史消失了。固定不变的俄狄浦斯情结业已近似生理机能。脱离历史的精神构造或许是精神分析学遭受质疑的另一点。 无论是弗洛伊德“梦的解释”还是他提出的文学研究模式，精神分析学显然拥有一套深层的叙事学构思。可以想象，精神分析叙事学与现实主义叙事学之间存在种种交汇、冲突、磨合和补充。尽管如此，我并未企图卷入精神分析学的各种争辩——我想提出的毋宁是社会学的故事：个人的活跃多大程度地来自历史提供的机遇? 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共产党宣言》诞生的前后，阶级对抗进入白热化状态。资本主义的残酷压榨致使中产阶级纷纷破产，无产者队伍日益壮大。阶级决战的时刻即将来临。然而，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资本主义的一系列制度设计有效地缓解了阶级对抗制造的压力。这不仅解除了大规模革命的可能，而且，市场召唤出的活力开始以一种相对合理的方式创造财富。这种演变甚至使社会主义接受了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的一个前提即是，个人的市场贡献率与个人收益息息相关。这时，个人愈来愈明显地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单元。当然，个人仍然从属于某一个阶级；可是，许多人如何改变命运、如何摆脱所属的阶级恰恰这个历史阶段令人惊奇的特殊故事。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各个社会阶层相对稳定；除了人为的政治整肃——除了强行驱入“阶级敌人”阵营，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或者平均主义式的财富分配不可能动摇个人的阶级地位。从户籍、粮票、微薄的经济收入到社会成员之间无所不在的相互监督，个人的活动半径相当有限。阶级图谱的大规模改写出现在90年代之后，市场经济以惊人的速度打开了意识形态的枷锁，个人的财富追求很快合法化。不少黯淡无光的性格突然炽烈地燃烧起来，财富的得失造就的巨大跌宕勾画出个人命运的种种前所未有的起伏。另一方面，这也是阶级意识急剧衰退的时期。60年代至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以失败告终，高度紧张的阶级斗争绷断了弦，“阶级”成为一个声名狼藉的概念。不论是追逐财富、名声、职务还是充当社会的批判者，几乎没有人继续理直气壮地扮演阶级的代表。我曾经形容过这种历史状况： 如果说各种传统的阶级描述并未过时，那么，各个阶级赢得的评价以及种种阶级关系的考察正在出现许多新型的论断。其次，个体活动空间的急速扩大制造出各种机会，许多人物跃出了自己曾经从属的社会共同体而改头换面，获得另一种身份。如果说，文学周边的社会历史正在发生剧烈的震荡，那么，理论图谱的失效和许多人物的身份变换均是剧烈震荡的表征。显然，人们可以从这些表征背后发现巨大的社会活力。个人的勤劳与否突然与利益的获取产生了密切的联系，个体逐渐从沉睡之中苏醒，纷纷进入跃跃欲试的状态。如此之多的特殊人物打破了平均数提供的规定形象。历史深部的冲动呼啸而出，各种僵硬的陈旧规定再也无法延续下去了。(17) 当然，经济环境的巨变终将诉诸文化。现今的文化气氛正在为个人的活跃提供前所未有的空间——我指的是大众传媒制造的空间。尽管“沉默的大多数”依然徘徊在大众传媒的门外，但是，报纸的扩版、电视频道的增加，尤其是互联网的开放为个人观点的表述造就了许多机会。不论存在何种不满和抱怨，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相对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保守、僵硬、专制，如今的大众传媒是在一个迥异的文化气氛之中运作。这时，个人的声音时常迫不及待地寻求表述的通道，这些声音没有必要汇聚为阶级的意志，然后运用标准的理论语言给予转述。技术拓展了巨大的传媒空间，多元的风格拥有了远为充分的表演舞台，某些新颖、陌生乃至怪异的表述方式可以轻易地获得形式的支持，形形色色的个人开始直接出面。这个意义上，诉求的多元和即时性进一步瓦解了阶级意识的整体性。或许，这可以形容为阶级意识的“后现代状况”? 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受挫主要原因是，试图把人类的历史安置于语言结构之上。语言是一个规范、严谨、稳定的符号体系，历史纷杂、喧闹、泥沙俱下同时又一往无前。语言可能吞噬历史吗?这似乎是理性主义者的幻想。历史内部各种活力的爆发以及扩散的方式远远脱离了语言结构的严密秩序。至少我更倾向于认为，语言是历史之一部分而不是相反。的确，语言是构建主体的基础，但是，没有理由低估主体改造、瓦解、摧毁、重铸语言的能力。机会合适的时候，个人迅速成为历史构造内部最为活跃的区域——这个区域的裂变后果超出许多人的意料。现实主义叙事学是不是对于这一点同样估计不足?当年，阶级曾经被视为最为坚固的社会阵营；如今，政治的锁扣已经打开，阶级的边框遭到了多重压力的冲击。许多个人行动脱离了常规指定的线路，他们的阶级身份由于急剧的震荡而开始破裂。迹象表明，各种新型的历史可能正在酝酿。对于文学说来，如果“现实主义”一词仍然保存了注视历史的传统涵义，那么，叙事学的修正和重新谋划或迟或早总要发生。 注释： ①参见高尔基《论技艺》，《论文学》(续集)，冰夷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85页。 ②R.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丁泓、余徵译，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34页。 ③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1页。 ④爱·福斯特：《〈小说面面观〉之中的“人物”与“情节”章节》，方土人译，卢伯克等《小说美学经典三种》，方土人、罗婉华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⑤爱·缪尔：《小说结构》，罗婉华译，《小说美学经典三种》，第355、362、363、373页。 ⑥里蒙-凯南：《叙事虚构作品》，姚锦清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59页。 ⑦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1页。 ⑧卢卡契：《〈欧洲现实主义研究〉英文版序》，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第二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8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第32页。 ⑩(16)南帆：《经验、理论谱系与新型的可能》，载《文艺争鸣》2011年第7期。 (11)参见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8页。 (12)(13)(14)戴卫·赫尔曼主编《新叙事学》，马海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第13页，第8页。 (15)詹姆斯·费伦、彼得·J.拉比诺维茨主编《当代叙事学理论指南》，申丹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 (17)南帆：《虚构的特权》，载《文艺报》2014年4月14日。标签：叙事学论文; 结构主义论文; 小说面面观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人物性格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读书论文; 小说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