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际贸易体制中发达国家主导权的深层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导权论文,发达国家论文,体制论文,当代论文,国际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917(2002)01-0037-04
现行的国际贸易体制，主要是由发达国家之间相互讨价还价之后确定的。多边贸易体制建立最初的20年，美国占据主导地位，英国虽然在美国建立战后世界秩序中帮了一些忙，但早已无力掌舵。60年代末以后，欧洲、日本经济得到了复兴和发展，在诸多贸易领域对美国形成挑战，迫使美国不得不在美、欧、日三边国家间进行协调，多边贸易体制遂从战后初期基本上由美国一家独霸转变成70年代以后美国主导下的三边协调。关贸总协定历次谈判议题的确定、谈判的结果，主要反映了美国的意愿，在较小程度上反映了美、欧、日三边协调。如1986年发动的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是里根政府早在80年代初应美国跨国公司的要求而积极推动的。谈判的议题与美国商务代表于1982年1月在瑞士达沃斯发表的演说中所列出的谈判议题清单基本一致。三边协调的局面中，主导重心偏向美国，现有的贸易体制更多反映美国的意愿，欧、日发达国家也从三边协调中捞取实惠。目前的世界贸易组织的非正式会议大多数国家均不能参与，正式会议中，一些小国也不能参加谈判。在与发展中国家的交往中，发达国家执行的是利己主义政策，利用发展中国家希望得到经济援助、贷款、投资、技术以及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愿望，提高要价。在许多情况下，一些弱小的发展中国家难以抵制这类要求。本文拟就发达国家控制国际贸易主导权的主要方式作一探讨。
一、对发展中国家传统贸易领域加强限制
不管是由美国单独主导还是由美、日、欧三方协调支配，世界贸易体制的规则主要是根据发达国家的利益要求制定的，难以真正体现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农产品贸易这一对多数发展中国家影响重大的议题就长期被排除在国际贸易谈判之外。乌拉圭回合谈判中，虽然将此纳入了谈判议程，但在关税减让和非关税壁垒的取消上，并没有实际的重大进展，所取得的最大成果只是为农产品今后的贸易自由化提供了谈判的框架。美、欧在农产品补贴问题上的争执几乎使谈判功亏一篑。最后的妥协，使他们可以执行“绿箱”政策，以支持农业研究、疾病控制、基础设施建设、粮食安全为名义继续进行补贴，并且，只要补贴量低于生产产值的5%或10%，还可对为鼓励农业和农村发展，减少产量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直接补贴，即所谓的“蓝箱”政策。发达国家农业人口比例少，经济发展水平高，有能力对农业进行补贴，如美国农业人口占其就业总人口的2%，农业生产占GDP的1.6%。发展中国家农业人口多，生产力落后，农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其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61%，农业生产占GDP的14%，最不发达国家这个数字分别为85%和36%，对农业的补贴因会拖累其它方面的建设而变得不现实。日本1996年给予每个农场主平均补贴30,000美元，美国则一直以27,000美元的水平补贴给农民，并且这还只是欧盟的一半。因此，当美国农民出口的大豆由于受到政府每吨193美元的补贴而能以155美元一吨的价格在市场上出售时，印度的豆农自然因政府支付不起相应的补贴而不敌竞争对手。
纺织品和服装也是贸易限制最多的一个领域之一。多种纤维协定将定期取消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个好消息。一方面是因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对纺织品、服装贸易的依赖较大，同时，这也是它们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中国纺织品劳动力成本为0.62美元／小时，服装业为0.43元／小时；印度服装业为0.39美元／小时；与此相对，美国分别为12.97美元／小时和10.12美元／小时；意大利为15.81美元／小时和13.6美元／小时[1]。因此，单从成本优势来讲，美国、印度等的纺织品、服装出口是极具竞争力的。对南亚一些国家的研究显示，纺织品、服装贸易实行自由化后，孟加拉对美出口将增加12.9%，对欧盟增加9.8%；印度对美出口增加2.6%，对欧盟增加4.3%；斯里兰卡对美增加9%，对欧盟增加3.8%。但如同农产品一样，纺织品、服装贸易一直受到多种限制，即使多种纤维协定被取消，美国等仍然可以“市场扰乱”[2]和进口激增损害国内同行业生产的名义限制进口或实施制裁。如欧盟对棉坯布实行了反倾销措施，美国频繁使用过渡期保护措施等，使纺织品、服装贸易的自由贸易成为难以到手的实惠。
二、削减多边贸易体制带给发展中国家的实惠
1955年以后，关贸总协定开始提出一些指导性原则，允许发展中国家为发展特定行业可以免予承担关税减让的义务，采取一些特殊措施。如为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可以实行进口限制，对制成品出口实施更灵活的关税保护和补贴，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增加财政收入。随后的历次关税减让谈判中，均适当照顾了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如1964年肯尼迪回合，关贸总协定中加进了第四部分：贸易和发展。要求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实行非互惠的优惠关税政策，减少对本国市场的保护，改善对发展中国家利益重大的商品的市场进入条件。1968年，在联合国贸发会议上，第一次引入了普惠制的概念，所有发展中国家均可使用普惠制。
对于这些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发达国家不惜采取种种手段加以限制，以降低已经接予权利的有效性。美国是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授予普惠制的发达国家中最后一个颁布普惠制法律的，它是《1974年贸易法》的一部分，要求总统在5年内对普惠制计划运行的状况作全面和完整的报告，并规定普惠制在10年后到期。这无疑增加了美国对普惠制计划的控制。1984年的《普惠制延期法》中，增加了毕业条款[3]。这样，普惠制的运用由于它将对发展中国家利益比较重要的一些产品，如纺织品被排除在外而效用大大降低，又因实行毕业条款而变得不稳定。发达国家除了对本国农产品生产进行补贴外，甚至还将一些农产品的基础关税大幅度提高，使达成的关税减让起不到任何作用。如美国将基期平均只有3%的牛肉进口关税提高到31%，欧盟将原来为153%的大米关税增至361%。
三、对原有国际贸易规则功能的扭曲
当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的参与到多边贸易中去时，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感到，这个起草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关贸总协定的规则过于倾向了其他的缔约方。从此，它们开始寻求关贸总协定之外的特殊贸易关系安排。如美国倡导的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的东扩、与南非、南方共同市场的联系，日本与东盟的联系等。这反映了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唯本国利益是重，当关贸总协定的规则成为对它们的限制时，就会寻求超出关贸总协定之外的游戏方式。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承认，美国贸易协定计划从来就不是一个多边协定计划，甚至不是一个以多边协定为主的计划[4]。在实践上，美国国会只承认那些更好地为美国经济利益服务的国际协定。当双边形式的特殊贸易关系能更有效地促进美国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时，总统有权可以在关贸总协定之外达成双边协定。这样，发达国家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资本、技术、商品生产优势，为自己寻求创造利润的场所。另一方面，在当前经济的发展被置于决定一国地位和发展后劲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时，还隐含着美、日、欧三方相互竞争，争夺地盘的味道。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出于对赢得外来投资和更多贸易市场的考虑，尽管对方对市场开放的要价高，也会基于对前景的预期而接受条件。
建立自由贸易区本身已经是在关贸总协定谈判下的妥协，发达国家对一些贸易规则的运用更是有违关贸总协定的初衷。以原产地规则的运用为例，关贸总协定要求各国能以一种公正、透明和无歧视的方式制定原产地规则，这项规则必须是可预知的、明确的，以便利国际间货物流通，它本身不应对贸易造成不必要的障碍，不能抵消或削弱各缔约方关贸总协定下所享有的权益。而北美自由贸易区和联盟关于原产地规则的运用，实际上也成为一种对付区外贸易竞争，为区内各成员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制造贸易机会的壁垒。
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的原产地规则均以达到一定的区内生产成分作为享受免税或优惠关税的条件。区外经济体若要得到该优惠条件进入该自由贸易区市场，必须使用相应的当地成分。如在洛美协定下，洛美成员国免税进入欧盟市场的最重要的条件是要符合原产地规则。为满足这一条件，这些国家的产品必须使用完全在欧盟或它们之间取得的原料进行加工生产。欧盟授予优惠关税的条件是进口产品至少有60%的成分是来自欧盟或欧洲自由贸易区的。在欧盟东扩谈判中，将接受这一条件作为加入欧盟的前提。
运用原产地规则也使美国加大了纺织品、服装和汽车的市场份额。1996年1月，美国修改后的原产地规则生效，它重新修改了纺织品、服装的原产地标准，将原来的产品基本性质在某一国发生实质性改变的要求改为面料原产地一律为织造地，不再考虑后整理的发生地。北美自由贸易区纺织品原产地规则规定，纺织品、服装用纱必须在区内制造。对符合规定的纺织品、服装取消了进口配额限制。这种安排实质上替代了多种纤维安排，使全球的纺织品、服装贸易因此而被重新调整，保护了美国的纺织、服装业的就业岗位。1997年，美国从墨西哥进口的纺织品、服装的2/3均含有美国的生产成分，美国对墨西哥纺织品、服装的进出口均有较大增长，而对亚洲有所下降。如1993年，美国纺织品的14.5%出口至亚洲，13.4%至墨西哥，1999年时，出口至亚洲的下降为10.3%，而至墨西哥的增至31%；同期美国对墨西哥的服装出口从17.5%增至31.6%。从亚洲进口的服装从70.7%下降为55.4%，从墨西哥进口的则从4%上升为13.5%。
同样，在汽车行业，北美自由贸易区也采用了原产地标准，即区外产品必须有62.5%的成分为区内制造方可享受免税准入的待遇。汽车生产历来是美国非常重要的产业，美国每7个就业者中就有一名在汽车业。在新经济中，汽车行业又有了新的发展：生产技术的提高缩短了生产周期，电子商务的应用降低了交易成本，新兴市场的潜在需求前景诱人。据估计，未来汽车行业70%的净增长将来自北美、西欧、日本之外，即东欧、南美、亚洲其它地区会成为未来25～30年的投资热土。因此，美国汽车制造业三巨头和跨国配件生产商急切希望扩大在全球的生产、销售。一方面，他们在全球投资设厂，另一方面，组建地区贸易集团，执行歧视政策，排斥区外竞争。原产地规则在北美自由贸易区实行后，美国汽车业就业水平总体上从1994～1996增加了14.1%，机动车业增加了10.6%，汽车配件业增加了16.1%，汽车业工人小时工资1993～1996年增加了5.6%。美国最大三家汽车制造公司1993～1996对美国新工厂和设备的投资为391亿美元，而在墨西哥的同期投资为30亿美元。
四、运用科技优势建立技术贸易壁垒
发达国家充分运用其科技优势，建立起形形色色的技术贸易壁垒，限制发展中国家产品的进口。实际上，对贸易壁垒的削减导致了发达国家以更严的技术标准限制发展中国家的进口，保护本国生产。
以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缔结的动植物检疫措施协定为例，在一定程度上，它已成为越来越常用的技术贸易壁垒。该协定签订的本意旨在保护人类的生命健康和安全，它的实施要具有科学的根据，并要求各国不得滥用来阻碍国际贸易而导致经济上的浪费。但据研究认为，动植物检疫措施协定已成为阻碍农产品、食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主要因素，其中，欧洲的影响最大，继之为澳大利亚、美国。
动植物检疫措施协定对贸易的影响表现在几个方面：1、通过禁止生产或大幅增加生产、营销费用而达到禁止进口的目的。据统计，发达国家为满足欧盟的技术要求和办理通关手续所花费用相当于所装运货物价值的2%，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个费用将翻几倍。2、通过实行歧视性措施而将贸易从一国转到另一国。3、通过提高潜在供货商的成本或增加贸易壁垒，从总体上减少进口。发展中国家过去三年中由于不能满足动植物检疫措施协定要求而遭欧盟拒绝进口的产品的百分比为：鱼类及其制品61%，肉类及其制品52%，蔬菜、水果及其制品47%，奶制品较低，为3%左右。为达到欧、美的进口标准，一些发展中国家投入大笔资金，用于改造相应设施。孟加拉冷冻虾出口工业1997～1998年花了1,760万美元在改造工厂设施上，每个工厂平均花费239,630美元；为使阿根廷出口的肉类、水果和蔬菜无病、无寄生虫，该国1991～1996年花费了8,270万美元；同样，匈牙利为改善屠宰场的条件要花4,120万美元。在欧盟将原来的边境检验改为由出口国能胜任的权威机构在生产基地进行检验后，这种工作就变得更复杂、繁重了。
为达到发达国家进口标准而进行生产本身就是一项非常艰巨的技术和耗费财力的工作，更别说实际生产。美国食品医药管理局对产品营养标注的规定使得许多食品要列出主要14种营养成分。由于许多低收入国家既无资金又无技术手段，即使在出口前进行了产品检验，仍难以达到发达国家的要求。动植物检疫措施协定要求各国在标准上进行协调，实行“对等原则”，“透明原则”由于设置技术标准的多数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很少设置，且这些标准均按发达国家本国生产结构来制定，与发展中国家现行的生产、营销方式经常发生冲突，因此就谈不上“对等”，结构调整的成本自然也就落到了发展中国家头上。即使发展中国家有自己的标准，发达国家也往往以其标准太低而拒绝认可。一些发展中国家为满足发达国家标准进行巨额投入后，造成了对后者该类市场的依赖。
五、运用科技优势建立和巩固在新兴贸易领域的领先地位
在对发展中国家横加限制的同时，发达国家还利用科学研究的结果为自己的政策辩护或抢先制定有利于己的规则。生物技术产品贸易就是其中的一例。美国是生物技术产品出口大国，涉及农业、食品、化学、医药行业，发展势头非常迅猛。1996年，转基因作物如大豆、玉米、棉花的种植面积为170万公顷，1999年，发展到3990万公顷，其中的40%是在1998～1999年完成的；其销售额1995～1999年间相应增长了30倍。生物基因产品的市场需求到2005年估计将达到180亿美元，到2010年时，则能达250亿美元。面对如此汹汹之势，有关生物基因产品和技术的应用可能产生的影响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技术手段来判定基因产品对环境的影响和对人体是否有危害，也没有公共的制度保障体系来管理这类产品的进口。美国反对欧盟对转基因产品排放采取预防性措施，指责它违背了世贸组织关于建立在科学基础上进行风险评估的精神，是置政治于科学考虑之上，人为地制造过于复杂的并且不可预知的批准程序，强调世贸组织关于动植物检疫措施的协定是要求设置贸易障碍的国家来承担技术举证责任的。2001年1月蒙特利尔会议上，美国成功地将生物制药排除在议定书的约束范围之外，并将受约束项目的有关贸易争端纳入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中。预先通知条款规定生物技术产品在第一次有意识地进入别国时，应预先通知进口国。进口国按人类健康及生物多样性的风险评估机制确定是否拒绝受约束商品的跨国境移动。为增强发展中国家科技手段和制度管理的能力，发达国家承诺提供援助，但却没有具体的约束机制。缺乏科技手段实际上成为发展中国家发言权的限制，而发达国家却将科技优势成为操控于手中的双刃剑，既限制发展中国家产品的进口，又可以以没有科学依据而反对发展中国家对其产品减少或禁止进口。
另一个例子是电子商务的征税问题。1996年，发达国家占全球互联网用户的92.1%，为1.2亿户。2000年时，全球3亿用户中，美国占1.4亿。1998年，网上购买汽车只占汽车总销售的1%，2000年，上升到2%，2010年，将达30%，几乎占汽车总销售的1/3。1999年，企业之间网上交易为1090亿美元，到2003年，将达17000亿美元。电子商务目前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则为1/3。1998年5月日内瓦会议上决定的对电子商务不征税显然是发达国家的又一次劫贫济富。
归根到底，发达国家的贸易政策是利己主义政策，他们利用自身的政治、经济优势迫使别国开放市场，将实行经济自由化与民主挂钩，谁反对就指责谁为自由的敌人，甚至进行贸易制裁，目的就是要最终建立自己的霸权地位。而且，随着发达国家人口步入老龄化阶段，从发展中国攫取尽可能多的利益以支持国内的发展显得更为迫切。尽管美国一直吵吵嚷嚷，指责别国对美贸易享有过分顺差，但是，研究表明，如果没有廉价商品和服务的进口，美国的通胀率将会比现在高1%，利率则将高2%。正是由于这种进口，使得美国可以获得低通胀率、低利率、廉价消费品和高的生活水准，和4.1%的低失业率。而大量高附加值产品出口，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的进口，使发达国家资源利用实现了优化配置。相对其它国家而言，美国对贸易的依赖程度是最低的，贸易占美国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到10%，而与贸易相关的失业人群占总失业人群的比例也不到10%，这意味着美国有更多的资源来发展经济。美国的国际货币地位使它不必担心“不出口便死亡”的结局，但是，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发达国家从来都不愿公开承认，而是不断地向发展中国家施加各种压力，以达到最大利益。一方面限制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一方面又为自己应对国际社会承担的责任如全球气候变化与能源消耗的关系问题百般开脱。
据关贸总协定秘书处估计，乌拉圭回合后，各国从贸易自由化中能得到的好处是：美国1220亿美元，欧盟1640亿美元，日本270亿美元，所有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在内获得1160亿美元。虽然人们对乌拉圭回合后发展中国家贸易量的增长前景比较乐观，认为未来50%的增长将来自发展中国家，但是，这种预期常常因发达国家设置新的限制额减少其至化为乌有。因此，如果发达国家不改变利己主义政策，而是不断寻求新的诸如环境、食品卫生、安全方面的藉口来进一步限制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同时将发展中国家作为转嫁国内过剩产品的市场，发展中国家不仅在贸易方面难以实现与发达国家同等的自由，而且，贸易体制所带来的实惠将被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所垄断。
有鉴于富国越富、穷国越穷、资源分配极不平衡、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将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的现状，即使是中国这样的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发展中国家对自身的处境也应有清醒的认识。除了一直在进行的呼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改善外部环境的努力外，广大发展中国家应更多的从自身现有的条件出发，积极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开展国家间多种形式的合作，以争取更好的参与方式和利益。对现有的世贸组织，发展中国家应从人才的培养着手，一方面是为了充分利用有利的游戏规则，另一方面，揭露发达国家操纵多边贸易体制，阻止世贸组织进一步沦落为发达国家手中滥用的工具和新的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贸易规则等的出现。
［收稿日期］2001-0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