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哈尔套“社会主义大集”始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辽宁论文,始末论文,哈尔论文,大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赶集，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农民的商品交换形式。为了获得农具或其他生活必需品，或者为了弄俩日常零花钱，农民把自己生产的农副产品在固定的日子拿到集市上出售或交换，就是赶集。赶集虽说是小买小卖，但却是符合客观规律的一种经济行为，对于促进商品流通和市场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有着重要意义。然而在极“左”思潮统治的年代，发展市场经济是大逆不道的。于是“文化大革命”末期在纯洁社会主义名义下，为了铲除“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北方小镇哈尔套因赶集赶出了一场闻名全国的所谓“社会主义大集”。
军事化的大集
在那个年代，辽宁因其特殊的历史条件，很善于出典型、出经验。哈尔套镇位于辽宁省阜新市彰武县西北，处于农牧区交接地。这里的汉、满、蒙等民族很早就形成了赶集的习惯，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里的小集市依然十分活跃。1974年12月，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毛远新根据“指示”精神，十分准确地找到了具体贯彻落实的“切入点”，在民间商品经济很发达的哈尔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运动，首创“社会主义大集”。1974年12月初关于“理论问题”指示发表不久，毛远新就酝酿要搞出一个典型，他选中了哈尔套公社。毛远新一到哈尔套，就把县和公社的干部统统大批一顿，勒令县乡两级干部深刻反省，开展大批判，限期展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离开哈尔套返回省委之前，毛远新把自己的具体想法交代给了带队在哈尔套蹲点的省水力局张局长。12月28日张局长发现哈尔套公社柳树大队有一位社员把自己种的黄烟交售给了供销社，于是突发妙想，强令柳树大队在30日这天（哈尔套传统赶集日），组织社员向供销社交售黄烟。这天柳树大队被迫出动300余人，敲锣打鼓，排着队去哈尔套供销社交售黄烟，这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大集”的第一次预演。1975年1月1日元旦毛远新准备二到哈尔套“视察”。12月31日下午，张局长提出“为了让首长过一个有意义的元旦，大家要赶赶集。”元旦上午8点，哈尔套公社五个大队的干部和农民赶了集，这是“社会主义大集”的第二次预演。
1月2日在毛远新的策划下，张局长召开公社干部和工作队员大会，正式提出“5日全公社要赶大集”，具体要求如下：“人要多，东西要多；党员要带头，群众不空手；干部包队，队长到炕头（挨家做动员工作）”。毛远新4日又给哈尔套公社下令：出动100辆大车去县里拉化肥、种子和排灌设备，每辆大车上要坐一个小学生，每个学生手中要举一个标语字，以显示“工支农”的盛况。行动必须军事化：“大车不许少一辆，化肥不许少一两，种子不许少一斤，时间不许晚一分！”4日晚上公社党委向张局长汇报落实情况，说个别大队牲畜有病大车出不齐时，张局长用拳头擂着桌子大怒：“哪个大队牲口有病，就让大队书记驾辕，把化肥给我拉回来！”随后张局长又领着公社党委干部连夜反复演习赶集方案：宜传车开路，公社党委书记那顺扛着猪肉半子走在赶集队伍前头，那顺老伴儿领着戴红花、背行李（响应毛泽东“理论问题”指示精神，“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放弃县医院的工作回家务农）的女儿跟在那顺的后面；再后面是公社党委书记二人抬一口猪，如此这般。整个队伍从哪里进街，走的快慢，标语写什么、贴在哪儿，均由张局长亲定。毛远新又发出通知，要求全省省、市、县三级干部5日都到哈尔套公社，召开“社会主义大集”现场会，“哈尔套社会主义大集”由此得名。
1月5日上午，哈尔套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歌声嘹亮，“战”舞翩翩，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大集”正式拉开了帷幕。此后辽宁各地纷纷开始了赶“社会主义大集”运动。
2月5日第四次“哈尔套社会主义大集”因农民已经没有东西可卖，只能从县里拉回一些产品装点集市，而把赶大集的主要内容确定为“学理论”、“批孔孟”、“批小生产”。
“开刀”的学问
“哈尔套社会主义大集”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开刀”，这也符合当年“政治挂帅”的精神。“开刀”是这么一回事。1974年夏天哈尔套公社党委书记那顺走后门把女儿安排在县医院工作。毛远新第一次到哈尔套“视察”发现了这件事，那顺可就倒了霉了。12月2日毛远新刚一到哈尔套气儿就不顺，“这是什么瘪地方？怎么连个人伢儿都看不到？就几头小毛驴儿在啃草皮子，坟丘于站岗。”“看不出一点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资本主义相当多！”“那顺这样的人还能当党委书记？！”
毛远新当时是辽宁的太上皇，市县两级领导闻言哪敢怠慢，于是对那顺的批判开始了。1月1日毛远新要到哈尔套公社过一个革命化的新年，发现对那顺的批判不够火候，于是便亲自组织对那顺的围攻。在大批判“集群重炮”轰击之下，那顺被批得晕头转向。此刻毛远新见时机已到，便以另一副面孔出现了：“你不要认识不到问题的政治高度。某某是省里的领导，孩子走后门当兵，他就把孩子从部队领回来了。你应该好好向他学习呀！”一番循循善诱、“语重心长”的话，使那顺茅塞顿开，接下来那顺就在为女儿安排工作等问题上给自己“开”了五“刀”（路线分析，剖析思想，让肮脏的资产阶级思想见光，自我批判）。3日，那顺继续“开刀”演习。当晚和4日一整天，张局长等帮助那顺加强“开刀”效果。4日晚上张局长又详细为那顺量身定制了“赶集”和“开刀”的方案，包括那顺扛着猪肉怎么走，喊什么口号，退赔请客（为女儿安排工作）的钱放在哪个衣兜儿，老伴儿领着女儿怎么走，喊什么口号，等等。
1月5日在第一次“社会主义大集”上那顺给自己“开”了“八刀”。“社会主义大集”和“开刀”两条经验开始响彻辽宁传遍全国。毛远新创造了许多有关“开刀”的经典语言，得到了极“左”“革命家”的赞许：“老干部不开刀就要变走资派”，“开刀不开刀就是革命不革命”，“开刀见血不见血就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
在赶集和开刀运动中，根据辽宁省委后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反映：“仅在哈尔套所在的彰武县17个单位中，就揪斗走资派42人，还以各种粗暴方式对基层干部进行身体伤害，四堡子一个公社受毒打的干部群众就达454人，其中致残的30余人，死亡4人。”彰武县某个系统18天内就揪出9个走资派，全国供销总社基层司副司长傅乐廷在哈尔套公社对当地工作提出了不同意见，即遭到辽宁省有关部门和当地县、公社干部群众的多次围攻，他们给傅乐廷定了四条罪名：一否定哈尔套经验，反对社会主义大集，反对新生事物；二篡改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反对改造小生产；三制造谣言，攻击中央领导；四干扰“批邓”大方向。围攻持续两天，直到辽宁省委曾绍山书记出面，傅乐廷才得以脱身。
政治任务“胜利”完成
“文化大革命”末期有一部新闻纪录片叫《莺歌燕舞》，是反映“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新生事物”的，其中第二集重点反映“哈尔套社会主义大集”的经验。1976年4月17日，哈尔套第十次“社会主义大集”在摄影机前正式开始。这一天，哈尔套公社出动了全部劳动力，组成了浩浩荡荡的赶集大军，那场面真是壮观！秧歌队、宣传车开路，后面是长长的、齐整的、威风凛凛的赶集队伍。集市上物资丰富，购销两旺，政治大批判红红火火。农民组成方队把猪肉、鸡蛋、黄烟、席子等农副产品交到供销社收购点，然后又从供销社买回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等日用品。
然而真实情况如何呢？原来农民手中的黄烟是从供销社借的，猪肉、鸡蛋是大队凑的，这些农副产品农民拿着交到供销社前门，又从后门拿出来，交给其他农民绕一圈再到供销社前门交售，如此循环往复，直到大集赶完。蔡家生产队一农民养的一只鸡被卖了三次；农民挎着向供销社交售的鸡蛋，看上去是满满的一篮子，其实只有表面一层是鸡蛋，下面全是谷草，就这样还得被反复使用！农民平时根本看不到的商品如自行车等，表面上是从供销社买到了自己手中，其实买回来后转过街角还得集中交回，供销社在街角背人处设置回收点。如此这般，新闻纪录片拍完了，政治任务“胜利”完成了。
1976年5月9日，毛远新亲自布置、姚文元亲手修改的《社会主义大集好》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哈尔套公社党委对农村集市进行了调查研究，弄清了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与集市贸易的联系”后，决定发起“社会主义大集”，哈尔套大集“是在两条道路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为堵住小生产通向资本主义的渠道，有效地限制农村商品交换领域中的资产阶级法权，逐步铲除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提供了新鲜经验”。从此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开展了学习“哈尔套经验”活动，21个省赶了类似的“社会主义大集”。
事实上这样的大集之所以出现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为了纯洁的社会主义，为了“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必须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集“限制小生产（商品经济）”的经济功能与“开刀（路线分析，打击走资振）”的政治功能于一身的“哈尔套大集”正是那个悲剧时代社会主义实践的缩影。也就是说在我们没有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年代，“哈尔套社会主义大集”模式的出现就成为了一种必然。然而赶大集不仅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导致商品经济的“绝种”，还造成了更大的浪费，直接破坏了生产力。每次赶集前都必须用大量时间开会动员，排方队，练节目，即使是农忙季节农民也不得不停下手中的生产去为大集做准备，一次大集赶完又该为下一次大集做准备工作了。每次赶集公社和县里都要支付一笔很大的开支，而收上来的农副产品却因市场流通不畅导致积压，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冬天鸡蛋冻裂了，土豆冻得跟石头一样，根本就无法食用；夏天鸡蛋放臭了，生猪圈死了，蔬菜成车成车烂掉。2月5日一次大集哈尔套公社因无产品可卖，只得从县里调来一万六千公斤白菜，结果全部冻坏；8月5日一次大集因天热生猪中暑一上午就死掉43头。辽宁阜新地区因赶大集耕费劳动日90万个，直接耗用资金130万元（按当时物价计算），其他间接损失无法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