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元[1]2002年在《所有权安排与国有企业经济绩效》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新制度经济学、现代企业理论为研究的理论基础，通过构建一个企业所有权安排的基本框架，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产权结构安排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
刘素[2]2010年在《基于多元化战略的中国系族集团对成员上市公司治理研究》文中提出20世纪80年代以后,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亚洲国家出现了大量高度多元化的企业集团。由于制度背景以及企业多元化动因等方面的差异,西方的多元化理论难以完全解释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多元化企业集团盛行的原因。我们不禁思考：中国转轨经济的特殊制度背景是如何影响和推动中国企业的多元化经营?西方的多元化理论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中国企业的多元化实践?探讨中国企业多元化问题无疑是对现有研究的有力补充。近年来,随着中国控制权市场和企业并购重组活动的快速发展,一批系族企业借此机会迅速成长起来。但是在外部监管弱化和企业内部治理缺乏制衡的现实情况下,很多系族集团屡屡出现违背商业诚信的行为,这对上市公司的正常经营造成严重影响,其给资本市场造成的巨大破坏力日益引起学者和各方的关注。因此,对中国系族集团多元化战略和治理问题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论文主要研究内容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的研究为系族集团、系族集团多元化战略、集团对成员公司的治理安排、成员公司的多元化战略以及其他公司治理机制界定基本的研究范畴。在分析集团多元化战略、集团对成员公司的治理安排、成员公司的多元化战略的其他公司治理机制的基础上,重点研究系族集团多元化战略、集团对成员公司的治理安排以及系族集团多元化战略如何影响成员公司的绩效。第二部分主要对相关重要理论文献加以回顾和评析。在介绍与评述不同分析视角的多元化研究基础上,对公司治理和多元化、多元化和公司治理之间匹配关系的研究成果进行评价,并提出本文主要的研究方向。第叁部分主要探讨中国企业多元化的演变历程和发展现状,结合理论分析中国制度背景下企业多元化的独特诱因,提出系族集团多元化与一般企业多元化的差异,进而引出公司治理对系族集团多元化的重要意义,并针对本研究的核心研究对象—中国系族集团的不同形成路径和当前公司治理特征进行对比分析。第四部分首先在前文的研究基础上,结合相关理论进行理论分析,构建出本文的理论模型,然后从集团多元化战略与集团对成员公司的治理安排特征、集团对成员公司的治理安排如何影响成员公司的绩效、集团多元化战略如何影响成员公司绩效以及其他治理机制对集团多元化战略和绩效的影响四个方面提出研究假设。第五部分主要基于集团对成员公司的股权结构、董事会和经理层的治理安排和控制方式等视角,对集团治理与集团多元化战略的关系以及集团治理对成员公司绩效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并对研究结果进行分析和讨论。第六部分主要从集团多元化的扩张模式、集团的资源分配、其他外部治理机制等视角将集团多元化战略对成员公司绩效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和分析。第七部分给出公司治理如何优化集团多元化战略的研究结论和启示,并指明本文的研究不足和未来的研究方向。本论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第一,将研究对象聚焦于中国转轨时期形成的时代产物—中国系族集团,其独特的形成路径使它们比一般企业的多元化战略和公司治理问题更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本文深入挖掘系族集团多元化区别于一般企业多元化的特征以及不同系族集团公司治理的局限性。研究结果对现有公司治理和多元化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第二,提出系族集团战略依赖性命题,即根据系族成员公司多元化战略的不同,构建与之匹配的治理结构。本研究有利地支持和解释了这个命题,实证检验结果也为不同多元化战略如何构建一套与之匹配的公司治理机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第叁,本文将集团多元化战略、集团对成员公司的治理安排与成员公司的绩效紧密联系到一起,进而使对系族成员上市公司多元化战略的分析更为科学,也为系族成员上市公司优化公司治理和保证多元化的科学决策与成功实施提供了新的思路。
韩晓洁[3]2017年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及其绩效研究》文中认为201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叁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2014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进国企民企的进一步融合,激发经济活力。2015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报告》再次指出“有序实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鼓励和规范投资项目引入非国有资本参股”,将混合所有制的发展作为新常态下继续国企改革,促进经济繁荣的重要手段。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的产生和发展有其历史渐进性,从改革开放前我国计划经济指令下单一的公有制结构,逐渐过渡到了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新一轮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我国国有企业经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给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新的动力。本文在归纳总结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和政策研究进展之后,分析了我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现状,包括历史变迁及其效率状态,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当前进一步深化混改所面临的深层次问题,通过借鉴国外经验,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参考了西方相关经济理论,针对本文分析出的问题,有针对性的提出了若干建议。具体的:第一章“绪论”,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对本文的研究路径做了框架性介绍,列明文章章节结构及基本内容安排,同时说明了本文的研究重点和不足之处。第二章“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研究进展与评论”。将国内外理论界对于混合所有制企业发展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分类整理,包括理论研究、实践研究和绩效研究叁部分文献综述。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框架研究作了梳理,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研究发展进行了归纳。在实证部分的研究综述中,对国内和国外学者对不同变量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归纳。第叁章,“我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现状”。对我国建国后混合所有制改革做了回顾,就我国国有企业现状进行了规范性分析,肯定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取得重要进展,同时也明确国有企业绩效仍有大幅提升空间。本章采用实证研究的方式,从不同角度对国有企业及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绩效进行了分析。首先,使用万得数据库(WIND)2004-2013年10年间剔除ST公司外所有上市公司数据,基于固定效应模型,对国有控股企业和非国有控股企业绩效做了分析。然后,本文聚焦商业银行业。使用万得数据库(WIND)2005-2015年11年间23家上市混合所有制商业银行数据,基于随机前沿方法,对混合所有制商业银行绩效做了分析。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基于,就我国国有企业现状做出准确的描述,为进一步发现混合所有制改革待解决的问题提供实证支持。第四章“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面临的问题分析”。基于上文对于我国国有企业现状的分析,本章就我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做了归纳,主要包括政府干预下的产权问题突出,代理成本高昂;国有企业形成行业垄断,产权交易市场不成熟;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流于形式,公司治理乏力;政策解读观点不一,法律保障仍未健全。第五章“国外混合所有制改革经验、效果与借鉴”。针对我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面临的诸多问题,通过与其他国家混合所有制改革进行比较研究,寻求对我国有借鉴意义的经验。从我国现存问题出发,有针对性选择了英国、美国、日本、新加坡、波兰等五国进行比较研究,主要从英国的分阶段推行、美国的分行业推行、日本完善市场交易平台和监督机制、波兰通过“国有投资基金”解决政府所有权代理、新加坡法律保障完善政策稳定等角度寻求对我国的借鉴。经过比较研究,就我国本轮推行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政策中的创新点进行解读,强调本轮混改的核心和重点。第六章“指导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分析”。解决我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面临的问题,需要从理论上进行分析,本章分别从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不动摇、制度变迁理论、产权理论、委托-代理理论、股权结构理论等五个方向,对指导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体系进行梳理,并对各理论对于我国不同时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起过的指导作用进行阐述。第七章“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政策建议”。基于上文的分析,就本轮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本文给出四个方向的政策建议,分别是厘清改革方向和目标,调整企业股权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供切实保障制度。
齐艺莹[4]2005年在《国有资本效率论》文中研究指明国有资本是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但是由于认识上的原因,长期以来很少有人系统研究过国有资本的效率问题。笔者认为,国有资本效率是影响我国整体经济实力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我国加入WTO 后,要提高我国国有企业的竞争力,首先必须提高国有资本的运行效率。为此,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运用大量统计数据和计量分析方法,对我国国有资本的宏观效率及微观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认为,国有资本效率主要取决于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虽然经过多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实践,但是目前我国国有资本运行效率无论是在宏观层面,还是在微观领域,都不尽理想。笔者从不同方面对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的低效率状况及原因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国有企业承担了多重非利润目标以及政企不分是当前制约其发展进而制约国有资本效率提高的关键因素。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大政企分离的力度,构建国有资本多元化经营的新模式,并提出对国有资本进行“分级所有,分级管理”、重新定位国资委职能、建立“国家统筹”社会保障筹资模式等观点。
季晓南[5]2009年在《产权结构、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文中提出企业作为盈利性的经济组织,绩效高低是判断其经营状况和经营成果的重要标志。近几十年来,围绕着如何提高国有企业绩效的问题,理论界分别从产权结构、公司治理等方面展开了大量的研究,产权制度和公司治理对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逐步成为普遍共识。但单纯分析产权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或公司治理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都不足以全面揭示问题的核心。本论文认为,产权结构对治理结构、经营激励、并购重组、监督约束等治理机制具有直接影响,而这些治理机制对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行为具有直接影响,进而影响到企业的绩效,因而,产权结构成为影响企业绩效的基础性、根本性因素;企业的决策是否正确,执行是否有力,主要取决于公司治理是否有效,激励约束机制、经理人市场、控制权转移、市场竞争等企业内部和外部机制主要也是通过公司治理影响企业经营管理者的行为,进而影响企业的绩效,因而,公司治理成为影响企业绩效的直接的、决定性因素;企业绩效与产权结构、公司治理构成了复合函数。本论文的创新点主要是首先对现行理论分析产权结构、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的局限和不足作了比较系统的剖析;其次对不同公司治理模式的形成条件、优点缺点、优化机制进行了比较;再次在充分肯定股份制对大型企业进行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同时,提出要区分好的股份制与坏的股份制;四是对国有企业整体上市的内涵、意义、作用进行了系统论述,明确提出整体上市是国有大型企业主要的资本组织形式,推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应将整体上市作为路径选择;最后对国务院国资委开展的以外部董事为主的董事会与引入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董事会进行了比较,分析了两类董事会有效性差异背后的制度和机制的不同,为优化和完善公司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切入点。
李中建[6]2005年在《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问题研究》文中提出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从人力资本理论的角度研究如何优化企业内的资源配置以提高企业绩效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在企业的人力资本中,经营者又是团队生产的关键性成员。经营者从事经营管理的积极性,直接关系到国有企业下一步态势。本论文研究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问题,以求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奉献个人绵薄之力。 本文将国有企业分为两类:一类是未经改制的国有独资公司,一类是经改制而国有股处于绝对或相对控股地位公司制企业。经营者指国有企业中的最高决策者,即企业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激励则主要指正激励,而非广义的包括约束在内的激励。 本论文着重分析了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的特殊性与内在困难。与一般的上市公司不同,从激励决策的主体来看,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主要是由上级主管部门来实施的,激励决策主体的动力不足、责任感不强问题较为普遍:从激励对象来看,国有企业经营者一直是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的,把这些经营者直接作为激励对象,其资格会受到人们的质疑:从经营业绩评价标准来看,由于国有企业承担的任务和基础有较大的差别,这使得对经营者的业绩评价标非常困难;另外,国有企业的经营者激励所面临着较为特殊的人际环境。这些因素都使得建立科学的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机制面临着许多内在的困难。 在经营者激励的决策主体上,本论文分析了现有的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决策主体在构成、责任感和知识能力上的一些不足,提出了一个优化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决策主体的框架。本论文认为应把经营者放在现实的社会网络中加以考察,在经营者激励的人际环境上,对不同经营者之间、国有企业经营者与内部管理层、国有企业经营者与职工之间报酬差异进行了实证的分析,分析了这些差异所可能引发的效应,并提出了若干优化经营者激励人际环境的思路。 在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激励手段上,指出了有四种可用的激励性手段,分别是经济激励、声誉激励、控制权激励和行政升迁激励,分析了每一种激励手段的优点和局限,认为对国有企业经营者应以前叁种激励机制为主,并对优化这叁种激励手段提出了一些可行性的建议,认为应从一般意义上取消对国有企业经营者的
李丽[7]2004年在《文化资本与企业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今时代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是“以人为中心”的人性化的经济，建立“以人为本”的文化管理是调动企业中最宝贵资源——人的积极性、创造性的关键。从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当代全球秩序的文化特征日益显着，经济和文化的整合而形成的经济文化力已成为一种十分重要的经济资源。我国已经加入WTO，企业发展面临的挑战，不仅仅限于纯经济方面，更深层次的来自于伦理文化领域。因此，通过文化的力量推动企业组织的长期发展，是企业文化建设的新课题，对于加入WTO后我国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研究以跨学科的视野考察了文化资本对企业发展的作用过程与机理。论文提出和界定了文化资本的范畴，认为企业制度文化、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企业中的人际信任和企业生态伦理是影响企业发展的深层次因素和核心要素；论文主要吸收和运用了经济增长学说中的文化因素影响论、管理学中的企业文化理论、社会文化学中的人际信任理论和环境经济学中的生态伦理论、制度经济学中的非正式制度理论等的最新研究成果，提出文化资本作为一种非经济因素，也可以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并直接推动着企业的持续发展。 论文论述了企业制度文化对企业发展的作用机理。中国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要造就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企业，必须与传统的自然经济、计划观念彻底决裂，必须对建立在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基础上的传统文化理念进行坚决地改造，培育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的公司制度文化。 论文分析了企业家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对于推动企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是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属于高层次的企业文化范畴，是影响企业经济效益最重要的非经济因素。企业家精神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被激发出来，其中制度安排是最重要的原因。 论文阐释了人际信任对于企业发展的推动作用。良好的人际关系和高度的信任感是稀缺的经济资源，对企业的经营能力和经济效益有直接的提升作用，影响着企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突破华人企业发展规模偏小的关键是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解决华人社会人际信任的资源不足和结构失效的问题。 论文剖析了企业生态伦理作用于企业发展的经济机制。企业生态伦理从文化的角度来思考环境问题，它以价值理念的形式来影响企业发展。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战略思想，将指导企业把发展的持续性同资源的合理利用结合起来。观念的转变作为一种精神因素，为企业发展注入崭新活力和巨大的推动力。 论文通过分析中国海尔集团的发展的案例，对本文主要观点进行了检验。海尔集团是既创造了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又以企业文化进行成功运营的典范。对海尔文化进行深入地研究，对同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其他企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文的主要结论是:中国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配置和利用文化资本存在着一些问题，应重点从制度安排和创新方面，建立文化资本利用和培育机制，以高效率地配置企业文化资本，为企业发展提供充足的动力。
李艳[8]2013年在《适应性调整：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中国体制转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新制度主义为分析视角从产权制度、政府行为、意识形态叁个方面研究中国体制转型中的适应性调整问题。从总体而言,中国的体制转型是一场大规模的制度变迁,涉及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由于中国体制转型的复杂性,使得转型中出现许多新制度主义理论所不能涵盖的特征,本文称其为“相机抉择性”特征,具体表现为：制度变迁主体角色适时转换；“诱致性”与“强制性”相伴而生的制度变迁方式；制度变迁路径的过渡性与适应性；意识形态的适应性调整。影响体制转型的主要因素除了行为主体的利益目标外,还包括宪法秩序、意识形态、中央放权改革、市场化进程等不断变化的制度环境以及利益集团与权力分配等因素。在中国体制转型中,产权制度、政府行为与意识形态随制度环境的变化而进行适应性调整并呈现出规律性特点,这些构成了中国体制转型的总体画卷。其中,产权制度是重中之重。依据新制度主义的经济绩效观评价中国产权制度改革既不符合制度绩效的一般标准,也不符合中国的特殊国情。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形式绩效与实质绩效、静态绩效与动态绩效相结合的多维绩效观取代原有的仅包含经济绩效标准的单一绩效观,并以此来评价中国体制转型中的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绩效。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指出,从形式绩效的动态角度而言,体制转型中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产权制度调整均具有一定的“适应性效率”,即其各阶段的产权制度具有相对效率与动态适应性特点。但是从形式绩效的静态角度而言,还存在产权制度与外部竞争机制、内部治理结构的非耦合,以及制度供求不协调,相关制度安排配套改革不到位等问题。同时,在实质绩效方面,国有企业自改革以来其经济绩效显着,而公平绩效却存在很大不足。关于政府行为变迁,本文认为无论是中央政府行为还是地方政府行为的演化均是在自身趋利动机下根据制度环境所进行的适应性调整,只不过对二者形成约束的目标函数和面临的制度环境不完全相同。中央政府针对环境变化而进行的适应性调整主要体现在其放权行为(包括行政性放权、经济性放权、财政分权、政治放权)中。中央政府的放权行为与我国各个阶段的经济制度相适应,其放权进程主要受制于当时的宏观经济制度框架与官方意识形态。总体而言,中央政府的放权行为呈现出中央政府主导下市场导向性特征,通过中央政府对改革的主导性和对市场化的适应,使得中国形成了一种政治上相对集中与经济上相对自主的独特的政治经济结构。本文从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中政府演化规律推导出地方政府行为调整的一般性轨迹,即地方政府行为经历从“直接介入”到“间接推动”再到“外围提供服务”叁个阶段的转变。“直接介入”阶段的政府行为特点主要表现为直接介入、大包大揽和很强的资源动员、支配能力,政府行为影响企业经济活动的全过程,并主导企业的经济行为。“间接推动”阶段的政府行为特点与“直接接入”阶段大包大揽的政府有很大不同,政府由于客观制度环境而“被动”地从“主导者”转向“推动者”。政府充当“企业经纪人”角色,即政府通过各种方式主动将企业推向市场,政府从对企业的具体经济管理角色中退出。“外围提供服务”阶段的政府,由于政府与企业间关系由政府经济人、企业经纪人转为政府与企业间的互助或互惠关系,这时的政府不再对企业直接管理和经营,而是致力于营造本地区更好的市场环境、加强对企业的宏观指导。地方政府行为特点的演化是地方政府根据制度环境所进行的适应性调整的结果,影响地方政府行为调整的环境因素主要包括市场化进程、宏观制度环境与微观制度环境、政策环境、意识形态约束等。中央政府行为与地方政府行为调整的效应具有双重性,既推动又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从而形成了“政府行为悖论”,这是一种不完全等同于“诺斯悖论”的“制度性悖论”,即体制转型中的政府行为悖论更主要源于政府行为背后的制度因素,主要源于意识形态以及相关制度没有及时针对变化的经济基础及制度环境进行适应性调整。制度与行为均离不开观念的引导,在体制转型中对产权制度与政府行为构成最大约束条件的则是官方意识形态,产权制度与政府行为的调整必然伴随着官方意识形态的调整。在中国体制转型过程中,官方意识形态其实已是正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在国家政策文件以及宪法与相关法律体系中,对个体和团体的行为选择和国家制度变迁具有刚性约束作用,因此常被作为制度环境的重要构成部分。在意识形态因素中对当前中国体制转型影响最大的是：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所有制性质以及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分配领域的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等的认识。中国体制转型中意识形态的调整呈现出官方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并行、意识形态与其他制度安排及制度环境的双向适应性、稳定性与灵活性相统一、渗透着实践理性的实用主义等特征。同时,体制转型中意识形态的影响效应呈从中心到边际递减趋势。并且,地方政府不同的意识形态偏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本地区经济发展路径和经济模式,如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形成很大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的意识形态差异。在肯定意识形态与观念调整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其滞后性的一面,如导致对国有企业改革中的认知时滞、发明时滞与启动时滞；无法解释产权制度变迁与分配制度变迁中的现实问题；也没有针对市场经济建立起对寻利行为合理规约的意识形态,以至于无法发挥其淡化机会主义行为的功能。还体现为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念与市场经济不协调,等等。中国体制转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主要源于产权制度、政府行为与意识形态上的适应性调整。但是,我们也要应充分认识到,在这叁大领域的调整中还存在很多问题,有些问题甚至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改革的绩效与进程。适应性调整的未来趋向首先要解决这些问题。在企业产权制度上,就是要通过一系列相关配套制度的改革,在深化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基础上,继续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并健全外部竞争机制；合理确定国有企业的社会目标与市场目标；健全与完善其他相关政治、经济与法律制度的配套改革：在政府行为上,就是要通过相关制度的完善与健全来正确处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之间的关系；通过转变政府行为理念、构建公共财政体制并改革政府绩效评估标准来促使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立；通过完善地方政府权力制衡机制来约束地方政府行为悖论；在意识形态与观念上,就是要一方面根据主导性与包容性并存；继承性与创新性兼顾；适应性与灵活性；有效性与实用性等原则继续发展与完善主流意识形态,另一方面还需要着力于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文化基础和价值观念体系,以更好地指导与规范人们的市场行为。总之,中国的体制转型向纵深处发展必须重点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深入进行相关配套制度的改革,最主要的是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配套改革；另一个是继续推进意识形态与观念的适时调整,使之既能很好地对转型成果作出合理说明,又能成为体制继续进行适应性调整的指南。
傅绍文[9]2004年在《公司治理中的剩余控制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企业剩余控制权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旨在从理论上探寻公司治理结构的原则与发展方向,并利用中国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安排实践和各国治理模式中剩余控制权安排的比较对相应理论命题进行验证。为此本文分成叁部分共七章,前两部分侧重于理论分析,首先明确界定剩余控制权的内涵与外延,然后从不同时期企业剩余控制权安排契约的演进和人力资本所有权的特征两个角度证明剩余控制权分享制的最优性;第叁部分基于以上的理论分析,利用中国企业的数据与案例和各国治理模式的发展趋势进行实证验证。全文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部分包括第一、二两章,提出论文研究的主要问题。第一章从研究背景、理论与现实意义的角度论述了剩余控制权安排在公司治理中的重要性;第二章在以往文献相关观点的基础上,将剩余控制权与资产所有权、特定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等叁个关系非常紧密的概念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和分析,较为明确地界定了剩余控制权的外延和内涵,并且提出剩余控制权安排的总原则。 第二部分包括第叁章和第四章,从理论上归纳并验证了企业剩余控制权安排按照从独享到分享的方式演进的相关命题。第叁章考察了不同时期企业剩余控制权安排契约的演进过程,归纳出剩余控制权安排的一般原则。随着不同时期企业制度的演进,企业剩余控制权安排契约的变迁大致可以分为叁个阶段。我们可以发现,企业剩余控制权安排呈现出从独享模式向分享模式发展的趋势。同时,遵循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相对称的总原则,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分布具有从集中对称发展到分散对称的趋势。 第四章研究了人力资本的专用性与部分不可分离性对最优剩余控制权安排的影响。论文结合人力资本所有权的部分不可分离性,从激励事前的专用性投资出发,建立了比较静态模型,分析剩余控制权的分配会如何影响交易方的激励,从而影响企业的效率及价值。当投资具有专用性以及合约不完全时,交易者容易套牢对方,从而导致专用性投资的不足。自我实施的合约和纵向一体化都无法解决由人力资本所导致的套牢。第四章经过模型推导证明了以下命题:人力资本所有者和企业之间的交易实际上是双方让渡各自的某些产权而进行的博弈过程。由于人力资本所有权的部分不可分离性以及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实行剩余控制权分享的联合所有权是最优的企业所有权契约。
潘清[10]2010年在《中国国有企业控制权的权能配置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现有关于制度赖以存在的微观机制的研究中,企业控制权配置研究尚未引起学人的高度关注。本文首先沿着“技术”与“制度”这两根脉络,分别就企业性质、企业的一般模型和企业规模的动态调整及其边界的确定进行解析,认为企业是一个“技术”与“制度”的框架,具有“物质”与“社会”两重性；企业规模的动态调整及其边界的确定,是由企业之间的效率差异和资产互补性状况所决定的。国有企业具有一般企业的基本属性,在给定技术条件下,企业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制度安排。其次,本文在归纳现有企业控制权的各种学术观点的基础上,对现实中的企业控制权的多层次与结构化现象进行了剖析,认为企业控制权实际是为了满足控制、治理和经营管理企业的需要,对企业可支配资源和财产做出相应决策的权利。围绕这一研究主题,笔者认为不仅要从企业控制权的权利来源多样性、权利配置可分割性及权利状态依存性等方面进行分析,更要从权利功能与作用的视角对企业控制权展开探究。作为权利配置的核心,企业控制权权能在本研究中被视为基本分析单元,并通过构建企业控制权的叁级权能结构,以实现与经典的公司治理理论在企业控制权配置研究上的对接。继之,本研究把企业控制权配置解说成企业控制权的权能配置,并对此概念展开了联系实际的分析。基于该解说,笔者根据权利来源、行权逻辑、权利分工、权利界区的划分及行权集中性的特征,将企业控制权视为叁级权能结构的框架,在联系公司治理的内在逻辑的基础上,对控制权权能的有效分配与组合,及彼此关联、相互制衡的层级结构体系进行理论考察；在对企业控制权权能配置状态及其模式进行度量和表征的同时,应用企业生命周期与成长理论,基于企业成长的一般路径,对企业控制权权能配置的内在机理展开了分析。本文把“生产技术”与“市场条件”看成企业控制权权能配置的两个外生变量,将“股权结构”和“经营管理人力资本”看作控制权权能配置的两个内生变量。在给定“生产技术”与“市场条件”的前提下,分别就企业控制权权能配置取决于“股权结构”与“经营管理人力资本”,以及企业控制权权能配置模式由内外部机制和初始配置与动态调整相结合的复杂情形做出论证,并把该论证作为研究中国国有企业控制权权能配置的理论基础和分析依据。本文从外部市场环境、委托代理结构和企业目标效用与行为的视角,对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的差异进行分析,对国有企业控制权权能配置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描述与评价；并针对经济转型与“后赶超战略”双重约束背景下的准公共产品、自然垄断、高新技术和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控制权权能配置进行研究,认为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控制权的权能配置应该遵循不同的路径,其分析结论如下：1、准公共产品部门国有企业的国有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正相关,因该类企业很难同时兼顾公益性与赢利性目标,因此,首先应从技术或产品供应主体对公益性与可竞争赢利性作出严格区分,再针对不同类型国有企业控制权权能进行最优的配置。2、自然垄断行业国有企业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显着正相关,其他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也呈正相关关系；在其他股东构成中,法人股与机构股均与企业绩效显着正相关,自然人股与企业绩效负相关；而在高管形成机制方面,市场配置优于行政配置方式,“两职分离”将给企业绩效带来积极的正面效应。3、在高新技术产业的国有企业中,人力资本具有内生性特征,高管持股作为一种有效的激励手段,其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显着正相关,但这种相关性关系在自然垄断行业国有企业中却不成立,这说明人力资本产权主体地位的实现是与产业特征相关联的。4、在竞争性行业,国有企业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负相关,其他股东的持股比例则与企业绩效正相关。据此,我们认为上述诸种相关性关系是研究国有企业控制权权能配置的分析基点。在实证研究方面,本文结合国有经济布局与结构调整战略取向,根据产业的生产技术与市场条件的基本特征,对应上市公司的行业分类,在国有企业总样本组的基础上,将国有企业划分为自然垄断、高新技术与竞争性行业叁个细分样本组,通过构建线性多元回归模型,采用最小二乘法,分别对上述样本组进行检验和考察。研究结果表明,经验分析对上述相关性关系的检验具有一定的置信度,根据这一分析结果,我们针对国有企业控制权权能配置模式的改进与优化展开了进一步的研究,并在政策建议、对策和措施方面,走向有实证研究支撑的规范性分析。
参考文献：
[1]. 所有权安排与国有企业经济绩效[D]. 谢元. 昆明理工大学. 2002
[2]. 基于多元化战略的中国系族集团对成员上市公司治理研究[D]. 刘素. 南开大学. 2010
[3].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及其绩效研究[D]. 韩晓洁. 深圳大学. 2017
[4]. 国有资本效率论[D]. 齐艺莹. 吉林大学. 2005
[5]. 产权结构、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D]. 季晓南. 北京交通大学. 2009
[6]. 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问题研究[D]. 李中建. 武汉大学. 2005
[7]. 文化资本与企业发展研究[D]. 李丽. 华中农业大学. 2004
[8]. 适应性调整：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中国体制转型研究[D]. 李艳. 南开大学. 2013
[9]. 公司治理中的剩余控制权研究[D]. 傅绍文. 浙江大学. 2004
[10]. 中国国有企业控制权的权能配置研究[D]. 潘清. 浙江工商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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