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共和国的孕育与新生——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建国思路的发展轨迹回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解放战争论文,轨迹论文,中共论文,新生论文,思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87(2013)05－0083－13
任何社会的或政治的革命，无不是以国家政权的占有为目的的。为了彻底改变中华民族受压迫、受奴役的命运，创建一个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毛泽东和他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懈地奋斗了20多年。可以说，中共建党之后的所有工作和斗争，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然而，也只有在进入解放战争后，在国共两大阵营生死较量的结局基本明朗之后，这一目标的实现才真正具有了现实可能性。中共通过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阶级政策，实施正确的战争指导，建立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和凝聚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最终取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推翻了国民党集团在中国大陆的反动统治。随着敌我力量对比的转换和国内战局的推进，中共中央适时提出建立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任务，确定了新中国的国体政体等根本制度和大政方针，并对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法律程序和步骤进行了精心的筹划和准备。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这不单是法理意义上的国家政权更迭，更是区分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两个时代：既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终结，又成为走向社会主义的起点。
一、和谈中的国家映像及其幻灭
八年抗战，中华民族承受了巨大的民族牺牲。抗日战争的胜利，让中国人民看到了国内和平和国家重建的曙光。日本投降前夕，毛泽东便敏锐地指出：“从整个形势看，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1]1130在1945年8月9日的声明里，他呼吁全国人民注意制止内战危险，努力促成民主的联合政府之建立[2]。抗战结束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共并没有撇开国民党独立建国的计划，而是期望通过与国民党谈判，达成中共七大提出的“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3]1063的目标。毛泽东把这种“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联合政府称之为“独裁加若干民主”的政权形式。他形象地解释说，“蒋介石是共产党的敌人，但我们又不得不和他搭伙。”[4]16我们参加这样的政府，就是“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走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5]7。在8月23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共中央确定了与国民党谈判，迫使国民党实施一定的政治改革，建立联合政府，逐步实现政治民主化的方针。两天之后中共中央发表对时局宣言，公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且提出包括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等在内的六项要求，作为同国民党谈判条件的基础[6]247。同时，也准备在某些方面对国民党作出让步。毛泽东说：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以数量上的让步，局部的让步换取全国的合法地位。要学会合法斗争，学会利用国会讲坛，学会做城市工作[7]400。
较之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3]1056这个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这是一种不得不然的选择。毛泽东亲赴重庆主持与国民党政府的谈判。中共方面提交的两党商谈的主要问题提要共十一项，包括确定和平建国方针、承认各党各派的合法平等地位、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结束国民党的党治等，并表示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在渝期间，毛泽东广泛接触各方人士，阐述中共和平建国的主张。他同《大公报》重庆版总编辑王芸生曾有过这样的谈话。王对毛说：“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毛答：“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灶里不许我们造饭”[8]415; 33－34。“我们对国民党，只是有所批评，留有余地，并无另起炉灶之意。”[9]33－34这段话清楚地表明，当时中共所力争的是自己“造饭”的权利，而不是要抛弃国民党这个“炉灶”。对于蒋介石的和谈的真实意图，中共也有清楚的认识。“蒋表面上对毛周王招待很好，在社会上赞成政府力求团结的气象。实际上对一切问题不放松削弱以致消灭我的方针，并利用全国人民害怕与反对内战心理，利用其合法地位与美国的支持与加强他(保障美国在远东对苏联的有利地位)，使用强大压力，企图迫我就范，特别抓紧军队国家化问题。因此在谈话态度上只要求我们认识与承认他的法统及军令政令的统一，而对我方则取一概否认的态度。”[10]277“彼方方针是拖延谈判时间，积极准备内战，利用敌伪及美国帮助，控制华北、华中及东北大城要道，建都北平，强迫中共接受其反动条件，否则，以武力解决。”[11]293双方经过艰苦谈判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正如《解放日报》10月19日社论所言：“要由纸上的协定变为现实的东西，中间还横着许多严重的障碍。”[12]
为了顺应全国人民对于国内和平的强烈期盼，促成民主联合政府的尽早实现，在后来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在马歇尔参与的军事“调处”中，中共都向国民党作出过许多重大的让步，以期早日实现国内和平，促成联合政府的建立。毛泽东公开表示，如果联合政府成立，中共将“尽心尽力”和蒋介石合作，彻底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13]26。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署了《停战协定》。中共中央指示各中央局及各区党委，应遵守停战命令，停止一切进攻及破坏交通行动，不给国民党以借口[14]19。同时，必须坚守阵地，严防对方背信之突然袭击[15]22。中共中央宣传部也发出通知，提出要教育全党全军与各界人民，不要幻想蒋会真的变成民主派，不要幻想他会改变消灭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与共产党的企图[16]24。同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历时22天的政协会议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等五项协议。军事三人小组也在2月25日达成国共军队整编的整军方案。尤其是政协会议的成功召开，使得中共中央一度乐观地判断，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要求全党工作必须尽快适应这一新的形势[17]62、63。同时，中共已经准备参加中央政府的工作，确定以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刘少奇等8人为国民政府委员人选，以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分别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和部长职务，并且准备允许各党派到解放区进行社会活动，参加解放区政权[7]428。为方便尔后开展工作，中共中央机关也有南迁至淮阴的设想[9]56。
然而，对于蒋介石来说，谈判不过是用以迫使中共“放弃武装，改走合法的道路”的一种手段；他另外一手即是“放手动员作战”，用武力消灭中共力量。他自信地认为，“这两条道路，任取其一，都足以解决中共问题。”[18]156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声称：政治协商会议在本质上不是制宪会议，政治协商会议关于政府组织的协议案，在本质上不能够代表约法[19]。会议通过了旨在推翻政协决议的多项决议。1945年11月9日和11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分别召开军事会议和复员整军会议，决定了进攻解放区的计划，决定在6个月内击溃八路军和新四军主力，然后分区进行清剿，以期“根绝匪患”。完成战争部署后，蒋介石便公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毫不犹豫地向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计划用3到5个月彻底解决中共问题。随着国民党军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中国再一次陷入国共全面内战。就连负责调停国共争端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也认识到，蒋介石已经“倾向于把武力政策作为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20]223。不过，作为一个战略家，他却看到了事情向另一个方向发展的趋势。“国民政府目前所遵循的策略却是这样的：在防止共产主义的努力中，它正在创造对共产党政权有利的种种条件——例如，目前的财政、经济情况，由于军事行动的继续将变得更加严重，内战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混乱将给共产主义提供肥沃的土壤”[20]218。他的预言没用多久便得到了证实。
深谙蒋介石权谋的中共领导人知道，轻信就会吃亏，所以谈判归谈判，从未放松过对内战的警觉。重庆谈判结束后，毛泽东在评论这次谈判的意义时说：“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21]1159。”同时，他明确告诉政治局的同志：“我们的方针，既要确定同国民党谈判，同时准备蒋一定要打。蒋采取两面策略，我们就学他，也实行两手[22]760”。1946年3月中下旬以后，随着国民党破坏政协协议和停战协定的行动不断发展，中共中央改变了关于和平民主建设新阶段已经到来的估计，带领全党逐步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准备对付全面内战方面。3月14日，中共中央电示各大战略区领导人：“我们反对分裂、反对内战，但我们不怕分裂、不怕内战，我们在精神上必须有这种准备，才能使我们在一切问题上立于主动地位[23]98。”正是因为有了充分的战争准备，中共应对全面内战的爆发措置自如，进退有据。在内战最初的半年多里，中共对国民党军的作战一直是用“自卫战争”的名义①，为恢复谈判留有余地。大战到来之际，中共中央分别致电各在战略区主要负责人和南京中共代表团，估计大打半年后，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再次明确党的方针是争取长期和平，应全力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9]93、97。就是在全面内战爆发的三个月后，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蒂尔谈话中还是表示：如果蒋介石能回到依照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解决国内问题的轨道上来，“我们是仍然愿意和他共事的。”[24]1203
凭借着巨大的军事、经济优势和美国政府的支持，自以为稳操胜券的蒋介石当然不会罢手。他一面指挥军队大举进攻解放区，一面指使国民党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从而彻底关闭了和谈的大门。16日，周恩来在南京召开记者招待会，称：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坚决不承认这个“国大”[25]244。11月19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多位成员返回延安。行前，他曾致函郭沫若：“政协阵容已散，今后要看前线，少则半载，多则一年，必可分晓。”[26]356至此，中共中央判定，只有打倒蒋介石，才有真正实现国内和平的可能。毛泽东11月18日为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说：“蒋介石自走绝路，开‘国大’，打延安两着一做，他的一切欺骗全被揭破，这是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的。”这也是他第一次用“人民解放战争”的名称代替此前所用的“自卫战争”。在11月21日的会议上，中共中央作出了用战争方式彻底战胜蒋介石的决策。毛泽东指出：“现在是否要提出打倒蒋介石？我们做这个工作而不提这个口号。”[27]199他为解放战争的发展勾划了大致的蓝图：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消灭国民党军七八十个旅，使国共双方的力量达到平衡。到那时就可以打出去，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肃，然后就可以再向长江以南，大约用三到五年时间达成这一目标。我们还是应该把事情估计得严重些，我们不但要三到五年，还要准备十到十五年[28]782。战争的胜负决定于人心的向背。“打起仗来，人心如不属我，我就输了”。“现在究竟谁要打谁要和，人民已经知道了；美国政府的欺骗，人民也更清楚了。”[27]199从这时起，中共的战争目标已不再仅限于保卫解放区，而是要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全面内战进行了3个月，基于对国内战局、国统区民主运动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分析，毛泽东便预见到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29]1211还说：“我们现在的口号还不是打倒美蒋，但实际上是要打倒他们。”[30]2211947年1月1日，毛泽东在修改陆定一《对于战后国际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一文中，特意加写道：“可以预断，三年至五年后的中国与世界，其面目将比现时大不相同。全党同志与全中国人民，都应当为一个新中国与新世界而坚决奋斗。”[9]158
1947年2月底，国民党方面通知留守南京、上海、重庆三地的中共代表，限于3月5日前全部撤退，“最后地关死一切和平谈判之门”[311。3月中旬，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进攻陕甘宁解放区，中共中央主动放弃延安，胡宗南占了一座空城。蒋介石兴奋地在日记中写道：“奸党之老巢延安，固世界之所视为赤都者，而竟于其谋叛二十周年之前夕，为我胡宗南部克服，亦云幸矣！”②美国人的观察并不那么乐观，司徒雷登在写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说：“显然很久以前共产党就为这一不测事件作好了准备。他们从来没有任何保卫延安的真正打算，如果保卫延安意味着蒙受损失的话。他们更注重坚持长期发展的战略，从一切遭受敌人压力的地点撤退，把敌人引到口袋里，然后用游击战术逐步暗中破坏敌人的力量。目前政府的战线严重地发展到孤军深入、四面为敌的地区。”[32]71撤出延安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与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场作战。4月10日，毛泽东修改新华社社论时写道：“过去的二十年是中国人民伟大斗争的二十年。这个斗争快要结束了，这就是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灭亡。因为蒋介石要灭亡中国人民，因此中国人民必然团结起来灭亡蒋介石。”这是日本投降以后，第一次公开号召灭亡蒋介石反动统治[9]181。杨尚昆回忆，毛泽东在东渡黄河后曾对他说：“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六十个月，六十个月者，五年也。这六十个月又可分为两个三十个月：前三十个月是我们‘爬坡’，‘到顶’，也就是打到我们占优势；后三十个月，叫做传檄而定，那时候，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不用打仗，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33]259战争进程完全是按着毛泽东的预期发展的。
二、耐心等待时机成熟
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转入外线作战，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7月21日，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研究战略进攻的军事部署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蒋介石在政治上更加孤立，更加众叛亲离，群众更加不信任他，当然还未绝对孤立，还有一些人迷信他。这是一个过程。从过去一年的战绩看，用五年的时间解决对蒋介石斗争的计划是有可能的。他再次重申：现在不公开讲出来，还是要准备长期斗争，五年到十年甚至十五年[34]266、267。也就是在会前的十多天，国民政府国务会议通过“厉行全国总动员戡平共匪叛乱方案”，攻击中共“早已以武装叛乱集团自居，而自外于政党之林，不惜与国家民族为敌”，决定实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平共匪叛乱”[35]755。针对这一情况，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兼政委林彪致电中央，建议考虑成立中央一级的民主联合政府。也就是说，要以中共的中央政府对抗国民党的中央政府。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后于7月25日复电林彪：“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时机尚未成熟，在第二年作战再歼敌一百个旅左右，攻占中长、北宁大部，平绥、同蒲全部，并向长江流域发展，全国人民更加同情我党之时，可以考虑此问题。”[9]209毛泽东思考这一问题的着眼点，在于如何大量歼灭敌军的有生力量，而不是先成立一个形式上的中央政府。他实际上提出了成立中央政府有两个必须具备的条件：一是在大量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之后，一是全国的民心更多地倾向中共之后，这都还要时间去完成。这是中央与战略区领导人第一次就成立联合政府问题交换意见。尽管从实际操作层面暂不考虑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为动员鼓舞全国人民投入反蒋斗争，提出这一目标则是完全必要的。在10月10日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公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宣言还明确提出，要“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成立民主联合政府”[36]1237。正如周恩来所说，“一方面，我们已用事实证明给老百姓看，我们有力量打倒蒋介石；另一方面，老百姓也不要蒋介石，就连上层分子(除了少数反动集团外)、中产阶级也不想给蒋介石抬轿子了，也要推翻他了。所以这个时候提出打倒蒋介石正合时宜”[37]276。
到1947年底，国内军事和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近170万人，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完成了在中原战场的战略展开，把战争的主要战场推进到江淮河汉之间，陕北、华东、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战场收复大片失地，扩大了解放区，战争的主动权已转向中共方面。国统区的反饥饿反内战的群众运动日益高涨，民盟被国民政府宣布为非法而遭到取缔，使得中间派人士不再对国民党抱有幻想，第二条战线已经形成。毛泽东满怀信心地指出：“中国人民现在正在进行伟大的革命战争，其目的是打倒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这个战争业已取得伟大的胜利，必将继续胜利，直到打倒一切敌人，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已是燎原的时候了。”[9]252
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即十二月会议。毛泽东在分析国内形势时说：在政治方面，国民党区域人心动向变了，蒋介石被孤立起来，广大人民群众站到了我们方面。孤立蒋介石的问题，过去在长时期内没有得到解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比较孤立。进入抗战时期，蒋介石逐渐失掉人心，我们逐渐得到人心，但问题仍没有根本解决。直到抗战胜利以后这一两年来，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军事方面，蒋介石已转入防御，我们转入进攻。以前，我们把转到外线作战称为反攻，不完全妥当，以后都要叫进攻。在经济方面，蒋介石的情况到今年已经很严重了。我们现在也困难，特别是山东、陕北两处，但我们的困难可以解决。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我们搞了土地改革，而蒋介石没有搞；另外我们的主力打出去了，又减轻了解放区的负担。“二十年来没有解决的力量对比的优势问题，今天解决了。”[38]328－329、333据此，他在为会议提交的报告中作出一个极其重要的判断：中国革命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是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一个拥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国家内，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39]1244毛泽东的报告还对彻底打败蒋介石、夺取全国胜利的方针政策作了系统阐述。他重申了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将其称为“人民解放军的、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军事方面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经济方面宣布了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的三大纲领。在这个会议，又一次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议题。会议决定，组织革命的中央政府的时机目前尚未成熟，须待我军取得更大胜利，然后考虑此项问题，颁布宪法更是将来的问题[7]511。
实际上，对于宪法的研究和草拟一直在进行中。还在1947年初，周恩来就代表中央，指示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起草全国性的宪法草案，供计划召开的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之用。毛泽东为此致信新到解放区的法学家陈瑾昆说：从新的观点出发研究法律，甚为必要。新民主主义的法律，一方面，与社会主义的法律相区别，另方面，又与欧美日本一切资本主义的法律相区别，请本此旨加以研究[40]217。11月18日，毛泽东在给吴玉章和陈瑾昆的信中又强调：宪草内容宜从长斟酌，就以工农民主专政为原则，也就是《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文所阐明的原则[41]288、290。1947年4月到10月，中央法委会先后完成了两个宪草初稿③。负责宪法起草工作的王明，在十二月会议的发言中指出，起草宪法的指导思想是新民主主义，并且报告了宪法的基本框架和内容。毛泽东提出：关于宪法，近期内不会颁布，过早颁布也是不利的，但目前应该着手研究。关于组织革命的中央政府，现在暂不考虑，要等到蒋介石更困难，我们取得更大的胜利的时候，至少在平绥路打通以后再考虑这个问题[38]335－336。这样，宪法起草工作被暂时搁置④。
非常巧合的是，司徒雷登1948年3月17日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也用了“高潮”一词，却完全是另外的涵义。“政治与军事的崩溃正接近早已预料的高潮。”“人心沮丧、恐惧、疯狂地想从毁灭中拯救些什么，这些情况正加速发展，同时心理上又不知所措。”[32]173、174蒋介石也在日记中写道：“阅地图所示共匪扩张之色别，令人惊怖。”[42]3076尽管如此，国民党仍于3月29日召开“行宪国大”，选举蒋介石、李宗仁为正副总统，并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置的权力。蒋介石在会上旧调重弹，仍说要“三个月到六个月以内”消灭中共。
就在蒋介石仓促登上总统宝座的时候，毛泽东却在3月20日为中共中央写的党内通报中再次指出：本年内，我们不准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因为时机还未成熟。那么，究竟什么时候才是恰当的时机呢，毛泽东给出了更为具体和明确的回答，那就是：“在本年蒋介石的伪国大开会选举蒋介石当了总统，他的威信更加破产之后，在我们取得更大胜利，扩大更多地方，并且最好在取得一二个头等大城市之后，在东北、华北、山东、苏北、河南、湖北、安徽等区连在一片之后，便有完全的必要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其时机大约在一九四九年。”[43]1299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讲到中央政府的成立时间，可见成立中央政府的问题已在他的考虑之中。随后，中共的一个重要举措揭开了筹备建国的序幕。
为适应战争发展的需要，并为将来成立中央政府准备条件，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加强集中统一领导的措施。毛泽东强调，必须“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他说：“中国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我党已经处在夺取全国政权的直接的道路上，这一形势要求我们全党全军首先在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及策略方面，在军事上的战略及重大战役方面的完全统一，经济上及政府上在几个大的区域内的统一，然后按照革命形势的发展进一步地考虑在军队的编制和供应上，在战役行动的互相配合上，以及在经济上在政府行政上(那时须建立中央政府)作更大的统一。”[44]86－87首先是建立报告制度。1948年后，中共中央连续发出指示，要求在全党各级组织中建立严格的请示报告制度，规定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由书记负责，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报告内容包括该区军事、政治、土地改革、整党、经济、宣传和文化等各项活动的动态，活动中发生的问题和倾向，以及对于这些问题和倾向的解决方法等。这一制度的建立，对于统一党的意志和纪律，保证中央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的影响，作用不可低估。其次，作为加强政权建设的重要举措，3月20日通报提出了准备成立华北政府的方案。按照这个方案，晋察冀区、晋冀鲁豫区和山东的渤海区将统一在一个党委(华北局)、一个政府、一个军事机构的指挥之下(渤海区也许迟一点合并)，这三区包括陇海路以北、津浦路和渤海以西、同蒲路以东、平绥路以南的广大地区。5月，中共中央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成立华北中央局。8月，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召开，通过了《华北解放区施政方针》、《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大纲》、《村、县(市)人民政府组织条例》，并民主选举董必武等27人为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依照人民代表会议的原则，积极探索各级政权建设的经验，为中央政府的建立在组织上做了准备。再次，为统一解放区的财经工作。1948年7月初，在华北财经办事处基础上成立中央财政经济部，建立财政管理的规章制度，加强对财经工作的领导。12月初，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人民币以统一各解放区的货币，并作为新中国的本位币。最后，统一全军的编制体制。1948年10月和1949年1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下达指示，统一人民解放军的组织及部队番号，全军随后进行整编，对部队重新进行装备和训练，正规化建设水平有了明显提高。所有这些，都为建立统一的中央人民政府准备了必要条件。
三、五一口号与新政协的筹备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河北阜平城南庄召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纪念五一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45]146。这并非是一个单纯的宣传口号，而是筹备建国工作正式启动的标志。会前毛泽东致电刘少奇等，提出会议六项议题，其中就包括邀请港、沪、平、津等地各中间党派及民众团体的代表人物到解放区，商讨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的问题。4月27日，毛泽东致信北平市委书记刘仁，要他邀请北平民主人士张东荪、符定一、许德珩、吴晗等来解放区参加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会议。这个会议将讨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等问题。“会议的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开会地点在哈尔滨，时间在今年冬季。”[9]3045月1日，毛泽东致信在香港的李济深、沈钧儒，指出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而“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即政治协商会议。他在信中还提出了参加政协会议人员的条件，即“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46]902日，中共中央电示上海局：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的代表来解放区，商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会议拟由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同盟和中共联名发起，会议决议必须参加的每一单位自愿同意，不得强制。电报还提出了一个29人的初步邀请名单[47]197－198。7日，中共中央致电上海局和香港分局：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在目前尚是宣传和交换意见时期，尚未到正式决定和实行时期，可“用非正式交换意见的态度”，与在港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社会知名人士交换意见[48]199、308。6月13日，中央再电上海局、香港分局，要求就召开新政协的时间、地点、人员等问题征求民主党派的意见[9]315－316。充分表现了对民主党派的尊重。
中共中央的五一口号得到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自5月5日起，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同盟、民主促进会、致公党、农工民主党等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相继发表声明、宣言和通电，拥护召开新政协。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马叙伦称五一口号是“转捩时局的曙钟”。“全国一致在企望着卖国殃民的反动的独裁政权早一日消灭，新中国的人民自己的民主政权早一日成立；在企望着真正的人民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给一个鼓励和安慰的启示。现在是得到了。”[49]8、7收到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来电后，毛泽东于8月1日复电李济深等：“现在革命形势日益开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以期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制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为此目的，实有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并就召开会议的时机、地点、召集人、参加会议者的范围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正式征询他们的意见[50]144。同日，中共中央指示上海局和香港分局，将毛泽东电文即送各民主党派征询意见，并将征询推广到上海、南洋的民主人士中，欢迎他们到解放区来⑤。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中共中央上海局和香港分局、华北局精心组织和成功实施了接送民主人士前往解放区的行动。从1948年8月起，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层的代表人士从全国各地和海外陆续进入东北和华北解放区，进行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在解放战争进行两年之际，新华社的社论这样写道：所谓国民党实行宪政，还政于民和扩大政府基础这一项戏法，在过去一年已经演完，在中国革命人民的怒潮冲击之下遭到悲惨的失败。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时局的基本主张，特别是五月一日所提出的没有帝国主义走狗及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不但获得了劳动人民的热烈拥护，也获得了中间阶层的热烈拥护。“中国人民的力量已经是变得更为强大了，不独在军事上取得了极为伟大的胜利，而且在政治上有空前广大的人民群众和各民主阶层团结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的周围，人民力量的发展，及其对于反动势力的进攻，已经是不可抵御的了。”“中国人民还必须准备继续作战争的艰苦奋斗，至少还要准备拿三四年时间去作这种艰苦斗争，才能最后解放全中国，并在民主基础上统一中国。”[51]328后面一段话，是毛泽东修改社论稿时特意加写上去的。
在西柏坡的政治局九月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战略任务。他在报告中专门讲到了中央政府的问题，说：十二月会议只是想到了它，这次会议就必须作为议事日程来讨论。政协今年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要开一次会议，现在开始准备，战争第四年将要成立中央政府。毛泽东指出，未来国家政权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只有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以示和蒋介石政权不同。我们有广大的统一战线，我们政权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要打倒它们，就要打倒它们的国家，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对于未来国家的政权制度，毛泽东也明确表示，要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现在我们就用‘人民代表大会’这一名词。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我看我们可以这样决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52]135－136这是毛泽东正式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来代替原来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提法。10月10日，中共中央通报全党，准备在1949年召集中国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开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53]1347。11月，毛泽东提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团结一切革命力量，驱逐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统一的的人民共和国。”[54]1359
自1948年9月始，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主要战场上发起规模空前的秋季攻势。从1948年9月12日到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发起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歼灭国民党150余万人，国民党赖以维持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辽沈战役一结束，毛泽东便及时修正了对战争进程的估计，指出：“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55]1361而在国民党方面，则是“京沪震动，人心惶惶，阴沉气氛弥满全国。”[56]642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文告，宣称愿意和中共进行和平谈判，并提出了保存宪法、法统、军队等条件。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中指出：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57]13751月8日，南京政府外交部向美、英、法、苏四国发出照会，请求其出面调停中国内战。美国和苏联先后表示拒绝。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声明，提出与国民党进行和谈的八项条件⑥。他在党内指示中指出：我方提出之八个条件是针对蒋介石五个条件的，双方条件都是对方不能接受的，战争必须打到底[58]30; 538。在东北和华北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发表谈话，拥护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张奚若、曹靖华、费孝通等北大、清华教授也联名发表宣言表示拥护[59]15。稍早，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决议，指出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年将是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一九四九年必须召集没有反动派代表参加的以完成中国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并通过共同纲领。”[60]16、21九月会议后提出“准备”在1949年成立中央政府，此时宣布“必须”在1949年成立中央政府，用词的微妙变化表明建国步骤的加快。
与此同时，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之中。还在大批民主人士由香港到达东北解放区之前，中共中央就于1948年9月18日电示东北局，要热烈欢迎前来的民主人士。东北局主要领导要与他们正式商谈，征询他们对召开新政协会议的时间、地点、人选及议程的意见。9月20日前后，中共中央提出了拟从香港、上海、北平、天津等地邀请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名单。10月1日，毛泽东致电爱国侨领陈嘉庚，请各界侨胞就新政协召开提出意见。3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致电慰问第一批到达哈尔滨的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等，表示“一俟各方代表大体到达，弟等即当趋前候教。在目前准备期间，弟等已托东北局负责人高岗同志等与诸先生面洽一切，尚希随时指教，使会议准备工作臻于完善。”[9]350到1949年3月，共350余位香港民主人士分四批乘船北上，到达解放区。上海、北平、天津等地的数十位民主人士也分别在1948年11月底之前进入华北解放区，到达中共中央统战部所在地河北平山李家庄。为迅速商定政治协商会议的程序问题，10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包括应成立一个筹备会负责新政协的筹备和召集，以及召开新政协的时间和地点、应讨论的事项、新政协的参加单位等内容。这个草案是与已到李家庄的平、津民主人士商讨后形成的。中共中央又指示东北局和香港分局，就草案征求在哈尔滨和香港民主人士的意见，并请他们提出参加政协会议的名单。章伯钧和蔡廷锴提出，新政协即等于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可产生临时中央政府。这一重要意见为中共中央采纳，11月3日复电东北局：“依据目前形势的发展，临时中央人民政府有很大可能不需经全国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径由新政协会议产生。”并特别强调，“应多邀请一些尚能与我们合作的中间人士，甚至个别的中间偏右乃至本来与统治阶级有联系而现在可能影响他拥护联合政府的分子，以扩大统战面”[61]219。
11月25日，中共代表高岗、李富春与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就新政协达成如下协议：新政协筹备会由23个单位的代表组成；筹备会的任务为负责邀请参加新政协的各方代表人物、起草文件和召集新政协正式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由中共起草，俟筹备会开会时正式通过；筹备会会址预定为哈尔滨。关于新政协参加范围及任务，决定：一、新政协的参加范围，由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组成，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必须排除，不许参加；二、新政协举行时间在1949年，具体时间及地点由筹备会决定；三、新政协应讨论和实现的问题是共同纲领的制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建立[59]9。
四、七届二中全会建国构想的实现
由于元旦文告列出的和谈条件为中共严辞拒绝，面对内外困局，万般无奈的蒋介石“决心下野，重起炉灶”⑦。就任代总统的李宗仁1949年1月27日致电毛泽东，表示可以中共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目的却是半分天下，划江而治。2月14日，由李宗仁组织的，由颜惠庆、章士钊、江庸组成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抵达北平，邵力子以私人资格随团前来。22日，毛泽东、周恩来在西柏坡会见代表团，就国共和谈及通航、通邮等问题交换意见。双方就正式和谈达成八点秘密协定②。颜惠庆等携毛泽东给李宗仁的信返回南京后，南京政府派出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李蒸等人组成的和谈代表团(后增刘斐为代表)，于4月1日抵平。8日，毛泽东、周恩来在香山会见张治中。毛泽东同张治中谈到了战争责任问题，对张说：重庆谈判以及随之而来的政协决议、停战协定、整军方案等等，都是你亲自参与缔造的，谁撕毁这些协议，谁首先发动战争，你比别人清楚。这不是我们要提的要求问题，而是客观历史自行鉴定的问题，完全否定他们，全国人民是不会同意的[59]21－22。还说：今后，我们大家来做的，大家合作做的，当然最重要的是共同一致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开展伟大的生产建设，使国家稳定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62]97。13日晚，双方代表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议。中共方面派出的首席代表为周恩来，代表是林伯渠、叶剑英、林彪、李维汉(后又加派聂荣臻为代表)。15日，根据中共提出的方案草案，吸收国民党方面提出的修改意见，双方达成《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张治中后来说：“代表团一致的意见，认为尽管条件过高些，如果能了然于‘败战求和’、‘天下为公’的道理，不囿于一派一系的私利，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那么就只有毅然接受。”[63]843其间，周恩来几次向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报告国共和谈情况，征求对《国内和平协定》的意见。
1949年1月底，中共方面还接待了一个重要人物的秘密来访，他就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为同苏共中央和斯大林研究中国革命的问题，毛泽东曾于1947年初和1948年4月两次提出准备访问苏联，斯大林出于对战争发展和毛泽东途中安全的考虑，建议毛泽东推迟访苏，他将派一名政治局委员作为全权代表来听取毛泽东的意见。1月31日至2月7日，米高扬访问西柏坡。米高扬表示：我们是受斯大林委托，来听取中共中央及毛泽东意见的，回去向斯大林汇报。我们只是带着两个耳朵来听的，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意见[64]207。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同米高扬举行了正式会谈。毛泽东围绕夺取全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问题，系统阐述了中共的立场和看法。他着重谈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新政权的性质，简单地讲，就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它的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称人民民主专政更合适。它是由各党各派、社会知名人士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但名义上不这样叫。国家政权的领导权是掌握在中国共产党的手里，这是确定不移的。新政权建立后，中国共产党是核心，同时要不断加强和扩展统一战线。二、国家一解放，接踵而来的任务就是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战争一旦结束，我们不但要恢复生产，而且要建设崭新的、现代化的、强大的国民经济。为此，必须要有正确的政策。当前的迫切任务是解决人民的衣食住问题和安排生产建设问题。国家建设的课题对于我们来说是生疏的，但是可以学会的。苏联走过的道路可资借鉴。三、目前我们的军事力量发展得很快，青年们踊跃参军，加上大批大批地收容和改造俘虏，缴获的武器、物资也不少。解放军本身也需要逐步现代化。将来中国无需维持过于庞大的兵力，而应实行寓兵于民的方针。四、我们这个国家，它的屋内太脏了，解放后必须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有了秩序，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的真正朋友可以早点进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五、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我们提倡各民族互相团结、互相友爱、互相合作，共同建国。目前主要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同时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这两者是妨碍破坏民族团结、共同发展的祸根子。此外，毛泽东还谈到了解放战争的进程、中共党内的状况与党的独立自主方针等[65]376－383。中共领导人对米高扬来访高度重视，显然是要通过他让苏联特别是斯大林对中共的立场和主张、新中国的内外政策有清晰准确的了解，争取苏联对新中国的支持。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是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召开的，此时距党的七大召开已经过去了整整四年。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次会议的任务包括：分析目前形势和规定党的任务，通过准备提交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草案，通过组成中央政府的主要成分的草案，批准军事计划，决定经济建设方针，决定外交政策等[66]235。毛泽东的报告提出了消灭国民党残余部队、迅速夺取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的方针，要求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必须把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还阐述了新中国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政策，指出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提醒全党要警惕糖衣炮弹的攻击，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他郑重宣布：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现在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们方面。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67]1435、1437。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等也在会上作了发言。13日，毛泽东作总结讲话，强调新中国将采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即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但在内容上，与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是有区别的[68]265。他还说：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现在尚不能确定，还需要同民主人士商量，但“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69]589、836。毛泽东宣布政协开会地点改为北平，新中国亦将定都北平，是因为北平已于1949年1月下旬和平解放，重新回到人民手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对民主人士说，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解放了大半个中国，国民党反动政府就要垮台了。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不去建立新政府，在中国就会出现无政府状态。因此，抓紧夺取全国政权，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是当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70]200。2月25日，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北平市军管会、北平市人民政府、中共北平市委根据中央指示，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的欢迎大会，欢迎由东北、天津、石家庄来北平以及留在北平的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西柏坡移驻北平。此时距他们从陕北杨家沟向华北出发，正好一年零一天。行前，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退回来就失败了[64]222。
4月20日，南京政府复电，拒绝接受协定最后修正案。翌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向人民解放军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要求全军指战员“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71]1451。人民解放军分三路强渡长江，于4月23日占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国民党划江而治的企图破产。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此曾无比痛心地说：国民党“从其执政伊始就容忍了各级官员的贪婪受贿、懒散无能、搞裙带关系和派系斗争——一句话，那个被它推翻了的腐朽官僚制度的一切弊病它全都有了。抗战胜利后，为了集中军队和秘密警察的力量去摧毁共产主义，那些弊病变得更加引人注目了。政府逐渐失去了民众的支持，甚至失去了威望。当共产党的军队势如破竹地向长江挺进时，宏伟的江防计划在政治纠纷、叛逃、出卖和混乱的撤退中成了泡影。”[72]236
政协共同纲领是政协最重要的文件。还在发布五一口号倡议召开新政协时，中共就提出要制订为参加新政协的各党派、各团体所认同的纲领政策。1948年11月前，中共完成了《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两个稿本的起草。因战争正在紧张进行，两个稿本的重点在动员全国人民力量支援战争上面。随着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追击，战争即将结束，共同纲领的重点必然要转向建设方面，原来的两个稿本“已不适用”[73]9－10。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成立。周恩来担任组长的第三小组负责共同纲领的起草。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而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文章系统论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思想，阐明了新中国的性质、国内各阶级的地位和关系、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和国家的前途等问题，为起草《共同纲领》提供了理论和政策的指导。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查阅大量资料，亲自执笔写出共同纲领草案初稿。8月22日，送交毛泽东审阅。考虑到新政协与旧政协在缘起、性质和任务方面的区别，它已经具有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的性质，且作为将长期存在的、固定的统一战线组织，中共经与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协商，将新政协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因此，共同纲领也由《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改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从中共提出初稿到最后定稿，共经过七次讨论，充分吸纳各方意见。9月，毛泽东直接指导和参与了共同纲领草案的修改定稿。草案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政权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它给新中国制定了政权机构、军事制度和经济、文化教育、民族、外交政策的总原则，并且规定，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这个草案为9月17日召开的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所接受。共同纲领是全国人民意志和利益的集中体现，是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也是新中国在相当长时期内的施政准则。它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是目前时期全国人民的大宪章”[74]357。
新中国的成立，必须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建国后繁重的建设任务，也需要苏联的经验和援助。为此，中共中央于5月初决定派出刘少奇为团长的代表团秘密访苏。6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一个党内指示，指出：“不久，中国人民的中央联合政府将要组成，中国将要进入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建设时期。中国革命向来都得到苏联的援助，这种援助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中国转入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时期以后，中国人民将从各方面得到苏联更大的援助，中苏两国人民的亲密合作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⑨6月21日到8月25日，刘少奇率代表团访问苏联，此行的主要使命是：向苏共中央和斯大林介绍中国革命的情况和经验；争取苏联及国际社会对新中国政治上、经济上和道义上的支持；为毛泽东访问苏联做准备，为建国后中苏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是中共在建国前夕采取的重大外交步骤。访问期间，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苏共中央提交了书面报告。报告通报了目前中国革命的形势、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与中央政府、外交问题与中苏关系有关的问题。稍后，刘少奇又致信斯大林，就学习苏联、要求苏联援助的有关方面提出8个问题。[75]35－36刘少奇共与斯大林进行了6次会见和会谈。斯大林表示，他完全赞成中国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赞成在中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政体，赞成中共采取的外交原则。斯大林还就苏共在中国抗战结束后所提出的一些不恰当的建议表示了歉意，并说：胜利者是不能被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76]1－18。斯大林曾向刘少奇询问准备何时成立中央政府，刘说成立中央政府要在1950年1月，斯大林提出要注意防止敌人可能利用“无政府状态”进行干涉[65]419。经过商谈，苏联同意提供年利率为1％为期5年的3亿美元贷款，为新中国建设自己的海军和空军提供帮助，派遣专家帮助新中国进行经济建设和发展文化教育。这次访问对于加强中苏双方的理解与信任，对于中苏同盟关系的形成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毛泽东在开幕词中特别提到了三年前召开的旧政协。“那次会议的结果是被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破坏了，但是已在人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次会议证明：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一道，是不能解决任何有利于人民的任务的。即使勉强地做了决议也是无益的，一待时机成熟他们就要撕毁一切决议，并以残酷的战争反对人民。”“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77]342－343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10月1日，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
抗战胜利后的第四年，从旧政协到新政协，从旧的联合政府到新的联合政府，中共完成了自己的建国宏业。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轮回，而是一个质的巨变，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是四年前所有的人都未曾料到的。
收稿日期：2013－04－18
注释：
①1946年7月1日，中共中央致电各解放区：“敌反共反人民的大内战已从二十九日围攻五师开始。我即将进行自卫战争。”转引自《周恩来传(1898－1949)》，第637页。
②《蒋总统秘书》，第3071页。转引自杨树标：《蒋介石传》，团结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468页。
③两个宪法草案初稿是中共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1947年8月和10月在山西临县后甘泉村完成的，分别被称为甘泉初期宪草初稿和甘泉后期宪草初稿。
④1948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成立中央法律委员会的决定，其主要任务之一，是遵照中央指示，草拟有关全国性之法律大纲或条文。见《中央关于中央法律委员会任务与组织的决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第563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801页。电报还对香港分局7月中旬才将各民主党派5月5日通电全文报告中央提出批评。
⑥这八项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院；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89页。
⑦《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17日。转引自刘维开著《蒋中正的1949》，台北时营出版社2009年出版，第63页。
⑧协定内容是：一、谈判以中共与南京政府各派同数代表为之，地点在石家庄或北平。二、谈判方式取绝对秘密及速议速决。三、谈判以中共一月十四日声明及所提八条为基础，经成立协议立即开始执行。其中有些部分须待联合政府成立后执行之。四、谈判协议发表后，南京政府团结力量与中共共同克服可能发生之困难。五、迅速召集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六、南京政府参加新政协及参加联合政府之人民，由中共(包括民主人士)与南京政府商定之。七、南方工商业原来环境，依据中共城市政策，充分保障实施。八、有步骤地解决土地问题，一般先进行减租减息。后行分配土地。
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欢迎苏联专家问题给党的组织及经济机关中党员的通知(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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