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的关系_国际政治论文

论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的关系_国际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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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全球化已成为国内外政界、经济界、学术界所十分关心的问题,以致在全球的各种报刊杂志上时有该名词出现。然而,对全球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对全球化给当今的国家以什么样的影响,全球化将怎样塑造世界的未来形像等一系列问题,则更是众说纷云,莫衷一是。本文拟对全球化以及全球化对国家的作用与影响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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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于地球上的居民在即将进入21世纪的时刻对全球化有着越来越深的感受。尽管生活于不同地方,处于不同地位的人会对全球化有不同的感受,但在下述的几个方面人们的感受则似乎是共同的。

首先,苏联的解体与美国的相对衰落结束了全球的两极格局。而两极体制,在战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一直左右着国际政治,经济乃至文化。随着自70年代起美国的相对地衰落,以及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完全改变,世界的两极格局一去不复返,全球的政治、经济表现出某种整合趋势。

第二,全世界的文化、知识、新闻以及生活方式的传播越来越具全球性。今天,高科技的迅速发展,计算机互联网络迅速传播,使得整个地球明显地变成一个“村落”。人们的文化生活也日益趋同:MTV, 卡拉OK、时装模特的方式均具国际的统一性。

第三,生产和服务不论在形式还是在内容上都呈明显的国际化。跨国公司的国际化生产和服务在全球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和各国政府推行减规政策的推动下,正日新月异地向全世界各个角落扩展。直接投资、兼并与收购急剧增长以至在80和90年代国际投资的增长超过了国际贸易的增长。

第四,发展迅速的世界金融市场已成为一种超国界的经济力量。自70年代末以来,由于电脑的广泛应用,使金融信息能在世界各地同步传递,加之各国政府对金融市场管制的减少,国际金融业务飞速增长。至80年代末,全球每天的外汇交易额已超过6000亿美元,而在90年代中期则发展到每天平均10000亿美元。〔1〕国际金融业如此迅速的发展使得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对货币价值的控制能力越来越小。同时,国际金融市场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各国政府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自主权。国际金融市场的扩张还大大地促进了生产和服务的国际化,因为跨国公司能在世界金融市场上方便地融资和转移资金而不受各国政府的控制。

最后,环境问题已成为一个引起广泛注意的全球性难题。全球性工业化和世界市场的难以控制使得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然而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任何一个国家,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都无法单独解决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因为天空和海洋是没有边界的,而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必须采取超国界的行动。

上述种种全球化的的现象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人们对未来世界的发展趋势把握不淮,也即世界的未来在人们的眼里越来越具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譬如,两极体系后的世界格局将是一种什么样的体系,是一极、多极、还是无极?世界性的文化与生活方式的趋同会给民族文化的生存及发展以什么样的影响?全球化的生产和服务,国际金融市场的飞速发展将会给今后世界经济的市场竞争和国家调控带来什么样的“新规则”?全球环境的恶化将在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后才会使全球居民真正跨国界地携手拯救这颗星球?凡此种种,归根结底需要我们通过对全球化的深入研究和准确认识来寻找出答案。那么全球化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我们应对今日世界的全球化下什么样的定义呢?

国内外学术界对全球化的本质及定义有各不相同的见解。有的学者着重从政治学的角度认识全球化,视全球化为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和西方价值观一统世界的过程,其最强的理由即为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和西方民主制在那里的大行其道。但是,这种观点无法解释早在苏联解体之前全球化就已是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一个主要现象。更重要的是,单从政治体制着手无法说明全球化的最基本性质——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而经济的一体化恰恰是超越各国的政治体制乃至思想意识形态的。另一些经济学学者则着重从世界贸易的多边化着手来认识全球化,认为全球化的本质在于国际贸易体系的自由化。于是乎讨论的重点便落到了各国政府对商品、服务等跨国界、跨地区流通的各项政策以及关贸总协定的谈判上。固然,国际贸易的多边化、国际贸易额的高速增长以及关贸总协定的多边谈判和各国政府的相关政策,乃至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和运作均为全球化的反映,但是却不是今日全球化的全部内容,也不是当前全球化的本质之所在。

应当承认,以贸易自由化、多边化为主体的全球化并非始于今日,也不是20世纪70~80年代才出现的新事物,而是自资本来到世间后便开始产生的一种力量。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2〕但是, 早期自由资本主义向全世界扩张的时期正是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国际体系形成定型时期。“那时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政府,统一法律,统一的民族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国家了。”〔3〕那时期, 全球化的特征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殖民化向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输出工业产品,同时用武力攫取那里的原料。虽然正是在那时,整个世界被自愿或不自愿地纳入了资本主义体系,但是,民族国家在当时的世界体系中扮演着唯一行为者的角色。即使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发展至垄断资本主义时,民族国家(主要是帝国主义民族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职能仍有增无减。二次大战后,在关贸总协定的保护、促进之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税大幅度下降,国际贸易、资本输出在50、60年代更大范围地在全球扩展,跨国公司的经营也开始伸展至世界各地。该时期虽然已出现与目前相似的全球化趋势,但就本质而言,当时的全球化与从70年代开始出现的全球化是有很大差别的。其中最为重要的差别就在于民族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总之,仅从世界贸易的自由化和多边化来认识今日世界的全球化是很不全面的,并且无法抓住自70年代以来全球化发展的本质。

事实上,当前世界全球化的本质既不能从纯粹的政治学理论角度也不能从单纯的经济学理论的角度来认识,而是必须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高度来加以把握。总之,全球化的实质在于全球的经济行为对世界政治体系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而后者又反过来对前者发生巨大作用。目前的全球化,就本质而言,就是全球经济行为的增长已跨越了政治上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家和地区的边界。这也就是以全球性的生产和国际化的金融市场为核心的世界经济的发展,已超越了自资本来到世间后所形成的民族国家政治体制的控制。全球的产品、服务和资本通过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化生产高速度大容量地跨国界流动,各种资源的利用也因此而大大地越出民族国家的疆界。在相当程度上,人口或劳务也通过移民不断地在全球范围内跨国流动。然而,所有的这些生产要素的全球性流动都不是在民族国家这一国际关系中传统的行为者的控制下产生的,而是由世界经济中的各行为者——公司、银行乃至个人的以经济利益为转移的经济行为所造成的。由此可见,今日的全球化是以世界经济发展为动力的经济全球化,而经济的全球化又对世界政治体系和国际关系甚至全球的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

2

促进经济全球化的内在动力主要为全球生产体系的发展和世界金融市场的扩张两个方面。全球生产体系产生于本世纪上半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迅速发展,至70年代末期进入高潮并逐渐地排挤和取代各国的生产结构。全球生产体系的发生、发展在相当程度上由美国推动。首先,在20世纪上半叶,经济领导权从欧洲转入美国手中;其次,美国政府对待企业,特别是对待大公司采取宽容的态度。这些大公司是最早以真正跨国公司的面目出现的,它们为世界市场设计商品,同时在八个国家生产,并把它们的金融和销售战略瞄准世界经济。现在欧洲,日本,南朝鲜,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与国家都效法总部设在美国的跨国公司。结果到1985年,国际性生产即跨国公司在母国以外进行的生产超过了世界贸易量。〔4〕目前,世界上最大的350 家跨国公司在国外拥有25000家以上的子公司或分公司,工业国家全部劳动力的1/4在跨国公司里工作。全球生产体系不仅实行产品制造的国际化,而且大大促进服务的国际化。据统计,自80年代始,服务业的国际化比任何部门都进行得快。另外,除了大公司的经营具有全球性外,从70年代开始许多小公司也在悄悄地扩展自己的国际性业务。

生产、服务的高速国际化一方面正在排挤各民族国家固有的生产结构,另一方面也促使从事国际化生产和服务的跨国公司对母国政府的“忠诚”不再是后者可以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了。为提高经济效益,所有的大公司都分散权力,让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子公司享有更多的对当地条件和当地压力作出对策的自由,而这些对策则往往与大公司本部所在的母国政府的利益向左。但是这并不意昧跨国公司会反过来受东道国的控制并对之献“忠心”。生产全球化的现实是各大跨国公司是以世界市场为导向组织生产和提供服务的,因此,东道国对之的影响只有在有利于世界市场运作的大前提下才起作用,反之,任何东道国都无法控制跨国公司进行全球化生产的行为。

经济全球化的另一主要内在动力是世界金融市场的扩张。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结束之后,全球主要的资本市场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们在许多方面的作用仿佛它们同属一个体系一样。银行家和证券交易家常常组成辛迪加,相互支持,相互利用又相互竞争。大金融企业在所有世界主要的金融中心都设有分行或办事处,世界金融市场完全成为全球性的市场。虽然迄今为止各国的货币发行权仍然控制在各国的政府手中,在各国的疆界内,各国政府在政治上对本国货币的坚挺或疲软负责,并尽力管理以本国货币票面为单位的货币价值,但是,随着世界金融市场不断地扩张,国际金融业务迅速增长,所有国内金融和货币系统已越来越容易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和压力。世界金融市场在浮动汇率机制的推动下几乎完全从各发达国家政府手中夺去了对汇率的决定权。与此同时,国际大银行也几乎控制了第三世界国家赤字的资金融通业务。〔5〕

全球生产体系的发展,世界金融市场的扩张推动了经济全球化,而经济的全球化则对国际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国际经济对国际政治影响的最突出表现就在于全球化对国家这一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者的作用。

3

经济全球化对国家的影响表现在它使民族国家(其中包括多民族国家,因此以下用“国家”这一名词来表达现代民族国家政治体系中的民族国家概念)在国际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的地位、性质、作用和能力发生巨大变化。

长期以来,国家在近现代的国际政治体系中保持着主要行为者的地位,虽然自本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国际组织的大量出现,国家已不再是唯一的行为者了。作为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者,国家的一个最根本的属性就是拥有主权,即每个国家均拥有独立自主地处理对内对外事物的最高权力。正因为国家拥有主权,因此从理论上讲作为国际体系中行为者的每个国家均为独立的个体并且相互之间是平等的。在传统的民族国家国际政治体系中,国家主权的另一特性是其神圣不可侵犯性。

国际政治体系中国家主权的观念确立于1864年的“威斯特法利亚条约”,经300余年的发展,这一观念至今在理论上依然成立, 在各国的外交实践中仍然有效。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家主权的本质却在悄悄地发生变化。由于世界经济日益一体化,生产结构变成全球性而不是本国性,因此各国政府已无法将生产结构完全地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这一现实恰恰是与独立自主地处理内外事物的主权观念相违背的。国家不能对生产结构随心所欲进行控制的一个最主要的表现,就在于国家对跨国公司的失控。虽然从国际法的角度出发,跨国公司必须在东道国遵守当地的法律,服从东道国的政治权威,但是实践证明,跨国公司往往为了自己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而与东道国的政治权威发生磨擦,甚至在相当程度上用各种手段支配东道国。由于绝大多数第三世界的东道国不具备跨国公司所拥有的开发世界市场的力量,也没有足够的维持企业竞争能力的技术,因此,尽管从法理上讲,如果跨国公司海外企业的行为有损于东道国的主权,东道国政府有权把这些公司收归国有,但是作为行使国家主权的这一招往往收效甚微,以至不得不常常最终放弃之。其实甚至象加拿大这样的发达国家,曾在本世纪70年代建立过象外国投资审核署这样的监督机构,以保护其不受外国(即美国)公司的支配,但是到了80年代,它们发现不可能制订出关于哪一家美国公司可在加拿大经营,哪一家美国公司不准来经营的明确、统一的规定。〔6 〕跨国公司的全球性经济行为不仅削弱了东道国的主权,而且对公司本部所在的母国的主权也有极大的影响。跨国公司是在世界范围内生产产品与提供服务的,因此公司的巨额利润主要在母国本土之外获得,于是对之征税的权力往往由此被成功地摆脱。不仅如此,跨国公司出于全球化生产的需要在转移资金、输出技术、提供就业机会等方面常常不服从母国的权威,使母国的主权旁落。上述种种现象清楚地说明,在全球生产结构取代各国生产结构的发展变化中,国家主权遭到侵蚀,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性质开始改变,即国家已不再是拥有绝对主权的行为者。同时,国家的能力、作用及其责任也随之改变。

国家的能力、作用的改变,主要反映在各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对世界经济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对本国经济运作的影响日趋减小。这最为明显地表现在各国的财政、金融、 货币政策对世界金融市场的无奈。 自70年代末以来,世界金融市场在不断扩张的同时一直为不稳定和剧烈的变化所困扰,汇率、利率、通货膨胀率变化无常,不可琢磨。虽然世界各国尤其是各大经济强国竭尽全力试图稳定世界金融市场,但收效甚微,甚至几乎等于零。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无法超越国际政治的疆界。迄今为止,各主要经济大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基本建立在两大对立的经济理论之上:其一为凯恩斯的用政府的财政政策来调节对任何过剩生产能力的需求以刺激经济繁荣的理论;而另一则为弗里德曼的严格控制通货膨胀的货币主义理论。不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货币主义理论以及建立在它们基础之上的宏观经济政策,均只能运用于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对全球性的经济特别是世界性的金融市场不能起调节作用。甚至在纯粹的国内水平上,凯恩斯主义政策对开放性的世界市场经济中的全球通货紧缩无能为力,货币主义政策则对萧条没有办法。由此可见,全球经济一体化致使国家单独解决经济问题的能力大大下降。全球化的世界经济需要某种超国界的、在传统的宏观经济学之上的超宏观经济理论及政策来调控。这必然要根本性地改变国家本身的地位和作用,或至少需要国家间经济政策的密切协调和配合。但可惜的是,传统的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国际政治体制不欢迎这种适合于全球化市场经济的超宏观经济理论及政策,尽管不论政治家还是理论家都已深切地感受到仅差强人意地适合于国内经济运作的诸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对世界经济、世界市场的无可奈何。

经济全球化不但导致国家主权的实际削弱及国家的地位和能力不可逆转地下降,而且致使国家必须改变在国际事务中追求国家利益的方式和方法。众所周知,每个独立国家外交的首要目标是追求本国的国家利益。总体而言,国家利益的两个最基本方面就是安全和发展。自近代以来,在民族国家国际体系中各国传统的追求国家利益的方法是以排他和唯我为前提的。由于每个国家在民族国家体系中都是独立的个体,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完整性,都有自己的主权,所以拥有主权的个体对别的拥有主权的个体必定具有排他性或否定性,而对自己则唯我独尊。由此以拥有绝对主权国家所构成的国际体系是一种人们称之为“狗吃狗”的体系,即各国均以牺牲他国为代价来赢得本国利益的体系(这也是现实主义均势理论的基础)。于是乎,传统的国家利益即本国的安全与发展往往是以别国的不安全和落后为前提,因为在传统的国际政治体系中所遵守的游戏规则为非输即赢的游戏规则。然而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出现,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中的这种赢输游戏规则开始过时。首先,由于经济的一体化使各个国家的利益相互联系,安全问题成为一个不能单以国家个体为主体的全球性问题,也即安全已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不可分割的问题。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李维诺夫外交人民委员在国联大会上到处呼吁“安全是不可分割的”还仅仅为当时苏联的某种外交策略的话,那么今天,90年代的全球安全确确实实是不可分割了。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形势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全球经济的不可分割。如今任何国家在追求本国安全时必须考虑别国的安全与世界的安全。不久前联合国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讨论通过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证明。

其次,在发展问题上,经济的全球化导致产生双赢或双输的游戏规则,即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发展不再以与之交往的他国或其他地区的损失或落后为前提,而是以双方的共同发展为基础。这样的游戏规则要求各国在追求本国经济利益的同时必须注意他国的利益,必须学会妥协,必须为了双方的更大利益而放弃一些自我利益。如果不这样的话,那么不仅达不到实现本国利益的目的,而且还会使双方都损失利益(双输)。不仅如此,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由于整个世界经济日趋形成一个整体,各国在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的发展目标时,必须注意世界经济的发展,必须遵守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一系列惯例、规则。在相当程度上这需要每个国家主动放弃一些本国利益乃至某种主权。譬如,在引进外资推动本国经济发展时,就必须允许资本输出国或国际组织甚至输出资本的跨国公司在相当程度上监督所输出的资本的运用以及相关的一系列经济运作过程。从传统意义上的主权角度看,本国的经济如何运作是一国的内部事务,不能受其他任何势力的监督和控制,但是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对这种传统的主权观发出了强有力的挑战,而客观的现实是国家的这部分主权在全球经济发展的大潮中逐渐地丧失。

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性质等的改变,还表现在各国的国内和国际事务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两者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以至难以明确地划分。经济的全球化使每个国家的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紧密相连,由于世界市场对本国市场和经济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在进行国内经济决策时必须考虑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反之,针对国内市场的经济决策往往又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世界市场,于是各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常常表现为国内经济政策的延续。不仅在经济问题上,国内和国际、对内和对外政策相互关联,相互作用,而且在环保、社会乃至政治问题上内政和外交也已密不可分。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环保问题。由于大气层、海洋,甚至某些河流不能由政治上的国界来分割,因此任何一国的国内的环境问题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带有国际性的问题。生产的国际化使全球的环境问题再也不能简单地由各个国家分别予以处理,而必须进行国际协调与合作。

虽然经济全球化已导致国家的地位、性质、作用和能力诸方面的变化,但是,国家并没有因此而迅速退出国际政治舞台,反之,国家作为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主要行为者仍然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中唱着主角。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论国家主权的性质及内涵实际上已有多大程度的改变,在形式上它却继续保持着固有的地位,即独立自主不可侵犯。国家的这种主角角色和独立特性与一体化的全球市场构成了目前国际关系中的一对主要矛盾。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这对矛盾决定着国际体系国际格局的变化和发展。总之,在本质上已被全球化改变,而在形式上仍维持着独立主权的国家与具有整合世界力量的全球市场之间的关系,则决定着当前国际关系的性质与未来国际关系的发展。这也就是说,全球化不仅对国家的地位、性质等发生影响,而且对国际关系也产生强烈的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似可就全球化与国家的关系作出下列的粗浅结论:(1)全球化的实质是经济的全球化, 其推动力主要在于全球化生产体系的发展和国际金融市场的扩张。正是经济的全球化促使全世界的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并使之亦具全球化倾向。(2 )全球化对国际政治的最直接影响就是改变了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性质和能力。国家的地位、性质和能力改变的最主要表现为:国家主权的削弱,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作用的降低;国家追求国家利益的方式和方法的改变,以及国家的国内和国际事务的合流。正因为如此,国际关系研究者们在对冷战后国际格局的考察和分析时必须注意全球化及其对国家的作用与影响,否则将无法正确把握后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新走向,甚至还会继续用冷战思维看世界,以至得出错误的结论。

注释:

〔1〕Charles Oman Globalisation and Regionalisation:The Challenge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OECD,1994)P.12.

〔2〕〔3〕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27页,第28页。

〔4〕〔5〕斯特兰奇,《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中译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83页,126页。

〔6〕斯特兰奇,《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 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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