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变革和研究范围的拓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前后，经济学领域中出现了一股分析方法和研究范围的变革潮流，其主要方向：一是拓展现有的狭窄的研究领域，向相邻学科“出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一是立足于现有领域中的疑难问题，从相邻学科中“进口”分析方法。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加里·贝克尔以理性选择为基础的“经济学帝国主义”；以威廉姆森交易成本分析方法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以乔治·阿克洛夫为代表的PSA分析方法和以丹尼尔·卡纳弗为代表的心理经济学方法。现在这些分析方法已经得到世界的公认，具体表现为这些成果大多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垂青：1991年的加里·贝克尔，2000年的阿玛蒂亚·森，2001年的乔治·阿克洛夫和2002年的丹尼尔·卡纳弗和弗农·史密斯均因为他们的创新研究获得了诺奖。
本文拟对这次变革做一个分析和回顾，目的在于强调分析方法的学习，而不是单纯的照搬理论和简单引用。一门科学的关键之处不是它的研究对象，而是它的分析方法。掌握了正确的分析方法，才能开启研究的思路，拓展研究的范围。因此，对于一个有心要在经济学领域作出成就的人来说，分析方法的掌握应该比对该领域的理论成果的掌握更为重要。否则，引述别人的理论来解释自己的问题，永远只能跟在别人的后头，永远只能等着别人创建了理论来为我们解释现实问题，永远没有我们自己的理论学派。
一
80年代的变革最具代表性的应该是加里·贝克尔和乔治·阿克洛夫。这两位一个代表着“出口”方，即运用经济学分析工具，涉足经济学领域之外的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为经济学拓展了疆域；一个代表着“进口”方，即运用社会的、心理的、经济的各门学科的分析工具来分析经济领域中的问题，找到经济难题的新解法。
贝克尔使用的经济分析方法实际上就是主流经济学常用的理性选择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假定经济生活中的个人是在市场均衡和偏好稳定的基础上，追求自己设想出的效用最大化，并尽力设法预期自己行动的不确定后果从而加以避免。贝克尔所使用的最大化行为、市场均衡和偏好稳定的综合假定实际上是新古典学派经济分析的核心。这种假定的依据是，人类的欲望是无限的，但用来满足欲望的资源是有限的，因此人类必须在选择中生活。由于要选择，所以人们必须认识到选择了A就意味着放弃了B。贝克尔的成功之处在于，他将这种选择从经济行为推演到了非经济行为。其中的关键是他对边际成本的把握。在贝克尔看来，不论是市场的货币价格，还是非市场领域的投入要素的影子价格，价格衡量的都是使用稀缺资源的机会成本（贝克尔·1976）。因此，不管是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采取什么行为，他首先面临的是要在成本和利益之间进行衡量和选择。这就是解释全部人类行为的基础。
贝克尔用这种根据成本－利益为衡量标准的理性选择分析方法，对歧视、犯罪、人力资本和家庭等传统经济学范围之外的领域进行了分析，比如说犯罪问题就是贝克尔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成本－利益衡量而提出来的。按贝克尔自己的说法，他是在去参加一名学生的面试途中想到这个问题的，当时他马上要迟到了，但交通太堵，走不快。这样他面临的选择是：将车子停进一个停车场，交了费用，但迟到；将车子非法停在街上，免掉了停车费用，而且不迟到，但可能得到一张罚单。贝克尔计算了得到一纸罚单的可能性、罚款的数额和把车子放进停车场的一切费用后，“理性”的决定冒险将车子停在街上更为合算。这样，他提出了第一个问题：潜在的犯罪人和警察两方面的最优化行为。根据理性选择分析方法，当某人从事违法行为的预期效用超过了将时间和另外的资源用于从事其他活动所带来的效用时，此人便会从事违法活动。因此得出的结论是，一些人成为罪犯不在于他们的基本动机与别人有什么不同，而在于他们的利益与成本间存在的差异。所以，犯罪行为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在人力资本问题上运用理性选择分析方法实际上是对古典劳动理论的一种完善。贝克尔根据成本－利益分析认为，人们是在衡量了效益和费用之后，才决定他们是否要进行教育训练和医疗保健的。其中，效益包括文化和其他非货币收益以及收入和职业的改善。费用则决定于化费在这些投资上的时间的价值和被放弃的其他价值。同样的方法也被贝克尔运用到了家庭问题上。贝克尔认为，家庭行为也是一种最大化行为，其基础就是理性的选择。根据他衡量理性行为的成本－利益标准，他假设家庭问题研究的出发点是，男人和女人决定结婚与否、婚后决定要孩子与否或是离婚与否，都是比较利益和成本的结果。他们选择的是效用最大化，所以，他们只有在预期结婚比单身生活好时才结婚，预期离婚会增加他们的福利时就离婚。而要不要孩子则纯粹是一种长期投资考虑，其中最关键的是涉及到父母对储蓄报酬率和对孩子的“投资”报酬率的衡量。如果投资在孩子的生养和教育上的“投资率”高于为养老而储蓄的报酬率，父母才会决定要孩子。
贝克尔将理性选择分析方法运用到了极致，他的研究成果不过是这种研究方法的逻辑延伸而已。他不仅用此方法对经济学传统范围内的问题如劳动力进行了分析，而且将此分析方法拓展到了传统上由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处理的许多问题，形成了一股“经济学帝国主义”潮流。
贝克尔的分析方法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很多非议，其中最主要的看法是，如果避开了理性的制度和文化形成的一面，理性选择就是一个很成问题的概念。比如在有严格宗教规范和正统观念的穆斯林社会，对理性就有不同于别的文化的标准。打个比方，如果修建一条公路，公路线是直的，但在线路上有一片墓地的话，该怎么办呢？在传统的中国社会，这条公路就必须绕道而行，因为你必须尊重先人。从中国的传统标准，这种选择就是理性选择。换一个例子，人的犯罪到底是成本－利益衡量的结果，还是有一些心理或生理因素？以飞蛾为例，现在人们都已经知道，飞蛾绕着灯火转圈的原因是灯光刺激了飞蛾向着灯火那面的翅膀肌肉中的被抑制了的某种物质。这与人相同，右胳膊强于左胳膊的人在划船时，就总会打圈圈。因此，飞蛾不是有意识地绕着灯火转，它是不由自主地这样做。但无论如何，贝克尔运用理性分析方法解释了人类行为的许多方面，解释了现实世界中的很多社会现象。最重要的是，他开启了我们运用经济分析方法的思想革命。
二
进口方阿克洛夫所主张的分析方法称为PSA分析方法(Psycho-Socio-Anthropo-Economics)。这种方法在他的论文集《一名经济学家的故事》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其中最有名的一篇文章就是《柠檬市场》。在这篇文章中，阿克洛夫在经济行为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上，直接将PSA分析法引进了传统的新古典模型。这种分析方法的关键是将社会学的或心理学的或人类学的观点引入了经济学。以失业问题为例，在传统的经济学模型中，所有的行为人如消费者和厂商以及工人等，都在努力争取个人利益最大化。因此，一旦市场上存在大量的失业人员，厂商就有可能以低于市场价格的工资来雇佣工人。但事实上，尽管有大量失业工人的存在，工资就是不会下降。对于这一点，标准的经济学理论难以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阿克洛夫(1986)则在经济学模型中引入了社会学模型中的含义，即失业的发展是由于群体行为的结果。他为此建立了一个“赠品交换”模型，在此模型中，他指出失业的发展是因为工人们关心他们的同事。这一点限制了厂商强行签订能够导致市场出清的有效合约的能力。阿克洛夫的这种分析方法引起了80年代关于失业问题的讨论，使经济学对失业问题的分析有了更多的社会学基础。
阿克洛夫分析方法的形成首先基于他对经济学中行为最大化的看法。他认为，从心理学上讲，有的人可能做事很有目的性，行为是最大化的，有些人可能并不会对事情作出机械反应，尤其在进入某种特定环境后，有时候就会以不是行为最大化的方式行为。他们很可能愿意最大化自己的行为，但因为他们并不机械刻板行事，所以他们可能不会这样做。因此，他认为最好的分析方法首先是利用经济学理论。因为经济学理论毕竟给出了一个分析问题的框架，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框架，很多问题恐怕不知道该如何着手分析。但经济学分析框架并没有指南性质的规则，所以，人们必须对事情要有一些常识性了解。这种常识性了解必须引入别的学科的看法和观点。这样，你对这个世界才有一个概念。这一概念不仅综合了经济学家的观点，还综合了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的看法。如果对世界的概念没有包括这些学科的观点在内，只是用最大化来进行解释，就会对世界产生误会。
阿克洛夫的PSA分析方法很难重复。因为根据阿克洛夫本人的看法(1988)，要用这种方法分析问题，一般来讲，首先应该了解一下问题的背景，即一种人们据之以特定方式行为的背景，然后再将这种背景加入经济学理论。事实上，就是在原有的经济学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再加入人们以一定行为方式行为的事实。这一点不仅难以模仿和重复，还很难具体掌握。因为阿克洛夫自己也认为运用这种分析方法比表面上看到的更为困难，而且将经济学和社会学放在一起并不必然获得有意思的成果。很多人在阿克洛夫成功后都在模仿这种分析方法，但实际上所做的都是把A和B加起来，然后就实实在在得到了A+B。按阿克洛夫的看法，这根本不是PSA分析方法，这只是简单的叠加而已。
阿克洛夫的分析方法对宏观经济学的影响很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失业的有效工资模型；一是金融市场。因为从宏观来说，对经济个体的行为作了分析，并不等于对整个个体的集合行为作了分析。这就像物理学中的分数量子霍尔效应一样，单个电子的规律和集合电子的规律及特性都有极大的不同。所以，整体不能等同于个体的简单加总。即使每个个体都极力使自身效用最大化了，也并不能表示或暗示N个个体组成的经济体，其行为就正好显示出N种经济力量。N个个体组成的经济体不仅具有N种经济力量，其间还有2N种相互关系（奥林·戈莱比，1996）。
三
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上一个百年里有两次戏剧性的变革。第一次始于50年代，盛于70年代，其特征是分析方法上的飞速数学化和模型化过程，以及研究范围的日益狭窄；第二次始于80年代，其特征是在分析方法上向其他社会科学“出口”和“进口”，在研究范围上不断向其他社会科学拓展领域。
分析方法的模型化和研究范围的狭窄化可以追溯到J·S·穆勒那里。1836年，穆勒在《论政治经济学定义》一文中开门见山地提出了西尼尔所说的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与方策之间的区别。然后，他按照西尼尔的方法，将经济学说成是基本上论述经济生活中人类动机和行为方式的“心理科学”。接下来，他就提出了“经济人”的概念（穆勒，1836）。正是这个“经济人”概念，成了马歇尔及其以后所有现代经济学家采纳的观点，也成了以后研究范围日益缩小的起点。虽然穆勒也提到了经济学家应当既要考虑某些经济动机，即迫于谋生的压力和渴求闲暇而尽量增加财富的动机，也要考虑到即使属于经济学普通范围内的那些生活领域里都存在的非经济动机如风俗习惯等。但他在此对人的行为进行了分类，一类是由金钱收入实际激发的行为；一类是包含“不同种类冲动”的行为。他的这种区分，使经济学从此以后与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有了区别。因为在斯密看来，人们肯定是按照各自认为符合私利的标准采取行动的，但斯密这里所指的私利绝不是纯粹指向金钱目的，它还包括有荣誉、抱负和社会尊敬等念头。
随后的帕累托对经济学进一步迈向狭窄的研究范围起了关键的作用。按帕累托的基本设想，经济学是研究理性行为的，也就是他习惯使用的逻辑行为。其他的一切理性行为以外的行为，是其他社会科学的内容。循此，萨缪尔森在《经济分析基础》一书中说：许多经济学家愿意按照理性行为和非理性行为的基础，将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区别开来。至此，经济人和理性行为被描绘成了一个公理，一个先验的真理，一个不言自明的命题，一种有用的虚构，一个理想的类型，一种自发的构想，一项不容质疑的经验事实，以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的一种典型的行为模式（马克卢普，1978）。
经济学研究范围的狭窄和分析方法的数学化最终形成于50年代。也就是从这时开始，经济学家分析经济问题的时候，总是试图将经济问题从社会力量中抽象出来，总是愿意将人类设计为按照机械刻板方式行为的人。具体地说，经济学只分析经济领域中理性人的理性行为。
然而，在经济学的古典时代，在古典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和约翰·穆勒那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都没有这么狭窄和单一。所以古典经济学家一般都能就经济问题和社会制度进行研究，而且能得出深刻的见解。实际上，将斯密、马克思和穆勒与许多后来的经济学家区别开来的，是他们以一种宽容和包容的方式定义经济学的胸襟以及对其他社会科学的洞见的浓厚兴趣（斯威德伯格，1990）。按照穆勒的说法，这其实只是一个普通的常识，即“一个对其他事物一窃不通的人，多半不是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各种社会现象都在彼此交互作用着，如孤立起来，则不能加以正确的理解。”（马歇尔引自穆勒，1891）。
四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理论本身都是一种分析方法的逻辑延伸和具体化，分析方法得当与否是理论能否成功或进步的唯一标准。不管是科学还是艺术，它们的共同之处是存在于创造性过程中的方法。莫扎特如何创作音乐？莎士比亚如何创作戏剧？弗洛斯特如何创作短诗？弥尔顿如何创作史诗？托尔斯泰如何创作小说？所有这些问题，对于一个希望在某一领域中作出成就的人来说，应该比该领域内的既往成果更为重要，尤其是在科学领域。
萨缪尔森之前，也就是经济学分析方法还混同在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分析方法中的阶段，经济理论对变量或参数的考察虽然与社会因素相关联，但这种分析方法也限制了对经济关系的考察。因为，假定经济理论涉及的是变量间假设的关系以及从逻辑上推演出这样一些关系的涵义，那么，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理论常用的图解法虽然可以使我们直观地了解所观察体系的特征，尤其是均衡的概念。但它受二维空间的限制，至多只能考察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因此，这种方法的局限性不仅在于考察不清楚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而且还限制了经济学理论的传播。所以萨缪尔森才会认为在30年代以前，经济学已明显地显示出衰退的征兆（萨缪尔森，1983）。
萨缪尔森对古典经济学分析方法进行重新阐述和改进的方式，成为支配了以后几十年经济学诉诸数学和推理进行分析的方式。据萨缪尔森自己说(1948)，他是在阅读生产经济学、消费者行为、国际贸易、财政、商业循环和收入分析各类古典经济学论文时，直觉地察觉到了一个统一处理经济问题的一般方法——均衡分析法。据此，他总揽各类经济问题，明确提出了一个由参数和变量构成的联立方程组表示的一般化的均衡体系。他用参数表示外在的经济环境，用变量表示经济体系所决定的内在因数，用方程表示均衡条件。然后根据经济问题寻求均衡条件，从中求出均衡解。
萨缪尔森的这种改进，使数学工具得以在经济学中一显身手。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发表后，从50年代开始，数理分析方式飞速发展起来。尤其是50年代兴起的新古典经济学，引进了数学的集合论与拓扑学方法，出现了以阿罗－德布鲁模型为代表的公理化体系。这种形式化的结果，使微观经济学十分漂亮和精致，并使经济学理论得以在以后几十年蓬勃发展而成为一门显学。按照施蒂格勒的说法(1949)，倘若没有数学，对于像尤拉定理、斯拉兹基方程式、一般均衡理论以及博弈论的某些定理这类复杂的关系就只能提供直觉的证明。
然而，一种将抽象和逻辑推理用到了极致的分析方法也有自己的不足。因为，不管你采用的数理经济分析方法如何复杂，充其量也只能反映理论和假设的逻辑结构及其相互关系，单凭数学分析并不能产生理论观点和假设。如果在采用数学分析之前，并没有对所研究的问题做质的研究，对有关假设做质的分析，那么依靠数学得出的结果，只能是一种超越现实的虚构，一种维象和推理的学问，一种和实际观察缺乏联系的学问，还没有成为依据观察和试验的科学。
在这种情况下，才有了我们在前面提到的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变革。有意思的是，这种变革首先是由心理学家挑起的。心理学家根据自己的实验，发现人的决策能力是十分有限的，因此“完全理性”只不过是对人的行为的理想描述，这和人的实际行为相差很大。进一步的心理学实验发现，人们对事物的判断更多地是基于直觉而非最大化。一般是先有了一个参照目标后，再逐步进行调整。所以人们处理信息的能力十分有限。这种实验结果与经济学家“完全理性”和“理性预期”的信念完全冲突。这也是成就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分析方法的起始。
严格地说，我们中国的经济学者应该能在这种分析方法的变革中赶上世界的脚步。因为，仔细分析这次分析方法的变革的潮流可以发现，这次分析方法的变革可以认为是对古典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回归，当然这不是单纯的模仿古典的分析方法，而是更高层次上的一种回归。因为，这种回归是在有了数理分析方法后的回归。数理分析方法虽然有上面所说的不足，但却是一种提纯问题的工具，在对问题做了种种提纯并规范之后，数理分析可以对现实问题进行理性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我们才可以针对问题运用社会的、心理的、人类的各种方法来进行解释。我们中国的经济学者因为历史的原因，在西方经济学分析方法数理化过程中落了后，但我们却在保留马克思经济学的同时保留了古典的与社会、政治相关联的分析方法。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引进现代经济学数理分析方法20年之后，我们完全有能力很快地融入现代经济学的这一股潮流之中。前提是，我们必须对他们的分析方法进行分析研究，而不是一味引述他们的理论成果。我们不能学亚历山大，我们首先要对马其顿建立起控制权，然后再扬帆波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