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亚洲安全观应对恐怖主义新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恐怖主义论文,亚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应该积极倡导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这是习近平主席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阐述的亚洲安全观。目前，亚洲安全面临的一大威胁是恐怖主义。非传统的恐怖主义显现出碎片化、网络化、扁平化的特点。恐怖主义背后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恐怖主义之后还有什么？对我们的挑战到底是什么…… ——《世界知识》编者手记 亚洲安全观的新突破 亚洲：极大的差异与极高的彼此依存度 许涛：任何一次战后国际关系体系的重建，都将一些亚洲国家赋予了不同集团属性角色，大国以各种具有实际影响力的协议和条约牵制着彼此的代理人。在亚洲原有的民族与文化的多元性基础上，矛盾和冲突被放大、被突出。善良的人们希望亚洲能像欧洲一样，尽快转化战争留下的负遗产，丢掉民族和国家关系常年恶化的包袱，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轻装前进。但是，亚洲发展的历史路径却与欧洲极为不同：诸多的“热点”不仅没有被化解，有些反而达到了战后最危险的程度，甚至接近了“热战”的边缘。为了寻找摆脱这种困境的出路，一些跳出亚洲地区狭隘视角的各国政治家努力推动并实践了亚洲集体安全。但依据意识形态划界的惯性、凭借大国集团利益选边的思维，仍然左右着亚洲国家关系和安全格局的构建。如何突破困扰亚洲安全建设多年的怪圈，不仅挑战着亚洲地区整体意识的成熟，也考验着各国民族精英的政治智慧。 亚洲的特殊性还在于，地区内各民族和各国在文化传统上存在着极大差异的同时，还存在着极高的彼此依存度，正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国家的大小、贫富、强弱不同，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千差万别，安全利益和发展诉求也多种多样，但这并不妨碍亚洲各国结成利益交融、安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在5月20日～21日上海亚信峰会上宣示的亚洲安全观的核心。这一重要思路包含三层意义：一是亚洲安全的整体性要求各国的安全互为条件；二是各国不同的国家利益必须受到尊重；三是各国不同的安全利益必须受到尊重。这个基本理念从根本上区别于“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和“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绝对安全”等建立在冷战思维基础上的旧式安全观。 正是基于这一基本理念，习近平主席进一步推导出在当今亚洲建立中国倡导的亚洲安全观的积极意义和基本原则：“安全应该是普遍的”，“安全应该是平等的”，“安全应该是包容的”。而追求所谓片面的安全、绝对的安全和针对第三方的结盟安全不仅不利于维护亚洲共同安全，而且最终也会给自身带来安全威胁。“吹灭别人的灯，会烧掉自己的胡子”，损人不利己的行为在历史上发生过已经远不止一两次了。 中国倡导的亚洲安全观四要素 李伟：我们关注亚信，关注亚信最后的成果《上海宣言》。《上海宣言》在亚洲的安全观问题上是有所突破的。亚洲的安全问题、恐怖主义问题是全球最为突出的，恐怖威胁也是全球最为突出的。最为突出的表现在西亚，然后是南亚，再就是东南亚，也包括中亚的一些地方。这样的趋势和表现虽然程度不同，但这是亚洲面临的共同威胁。所以中国倡导的亚洲安全观有四个要素，这四个要素都有新意。 第一个要素是亚洲的共同安全观。亚洲不再强调单一国家自身的安全。当然，自身安全也是重要的。但是，在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共同安全是一个集合的概念，也就是说不能只寻求一个国家独自的绝对安全。这是在安全理念上的一个突破，特别是对于传统的安全理念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第二个要素是综合。综合是一个开放性的理念，所以，习主席在此次亚信峰会的讲话中阐述，综合是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相互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的各种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体现出亚洲共同面临的安全问题。亚洲的一些领海、领土争端属于传统范畴，而非传统范畴，如恐怖主义、金融、能源、资源等安全问题也都是亚洲国家共同面临的，所以综合安全是亚洲安全观中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在很多西方国家并不承认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区别，特别是在美国。我们认为，《上海宣言》对此问题是取得了共识的。 第三个要素是亚洲安全观的一个核心——合作。无论是总体安全还是综合安全，最关键的是需要合作安全。这对于亚洲形成总体安全的环境，或者说促进亚洲的安全与稳定是一条必然之路。尽管亚洲各个国家在认同上或者在理念上、在政体上，以及在面临的威胁上各自都有不同程度的区别，但是合作安全也可以说是中国倡导的亚洲安全观的核心。将来亚洲各国不能独自搞军备竞赛、寻求自身的安全，所以合作安全很重要。 第四个要素，亚洲的安全必须具有可持续性。可持续性是对安全发展的一个需求。短暂的安全是不可持续性的，因为它不具备一定的安全机制加以保障，也不能够使前三个安全要素形成共识并持续下去。 我认为，在新的时期、新的国际环境下，从这四个方面充分阐述安全问题和安全理念，不仅对亚洲而且也是对全球需要推而广之的。 新一波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威胁正在来袭 恐怖主义成为攻击政治对手甚至破坏国家稳定的工具 孙壮志：此次亚信峰会上习主席提出中国倡导的亚洲安全观，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是因为中国周边的整体安全环境比较复杂，特别是国际舆论环境不好，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被西方媒体妖魔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通过亚信会议把自己对亚洲安全、亚洲发展的基本看法传递出去。我们在提法上要非常慎重，《上海宣言》强调是“中国倡导的亚洲安全观”。 实际上，中国明确阐释新安全观已经有很多年了。最早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当时主要是针对冷战后国际秩序的变化、整个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特别是针对冷战时期强权政治和冷战思维，我们希望能有一个新的安全观念，让中国的安全环境更加稳定。其实，当时不光中国有这种想法，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有这样的呼声。中国领导人在90年代后期参加东盟地区论坛时系统阐释了对地区安全的总体看法，当时江泽民主席明确提出了新安全观。后来经过发展又被纳入上海合作组织倡导的“上海精神”，当中的八个字——“互信、互利、平等、协作”，被概括为中国的新安全观，代表了时代发展的方向及中国对国际安全形势的基本看法。 这次亚信会议提出并发展了我们的新安全观，更多的还是针对当下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亚洲国家的特点。比较而言，中国面临的安全问题、所处的周边安全环境，与其他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当然，也有很多一致的地方，比如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与总体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 从殖民主义到两次世界大战，从冷战到后冷战，亚洲一直是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一直受人左右。十八、十九世纪西方列强进入亚洲后，亚洲国家多数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失去国家主权，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完全由西方主导。当殖民主义体系瓦解之后，民族、宗教意识觉醒复兴，这对当时亚洲的发展起了正面的作用。但是在冷战期间及冷战结束以后，民族主义和宗教复兴被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而西方便以此为工具，甚至作为冷战的工具。冷战结束后，这些问题遗留下来。恐怖主义往往打着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的旗号，并以此为工具攻击政治对手甚至破坏国家稳定。 许涛：从整个亚洲地区面临的世界环境来讲，应该说新一波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威胁正在来袭。目前，面临这一问题的不仅是中国，包括我们的一些战略伙伴，如俄罗斯及中亚国家，也都面临这样的问题。从前年开始，这个问题就比较突出。比如，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这个组织有一种让人想象不到的号召力。中亚一些国家的内务部和安全部门的发言人就披露，有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及塔吉克斯坦的公民参加这个组织，发起针对叙利亚政府的反政府“圣战”。对于这些人来说，参加“圣战”是很光荣、很骄傲的事，他们还拍了视频，在网上发布传播，结果在中亚国家盛传，在我国的新疆也有这种现象。这引起了哈萨克斯坦等国家有关部门的警觉，经调查发现，有上百名哈萨克斯坦公民参加“圣战”。谁都会意识到，这对自己的国家可能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威胁。 今年，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玛纳斯机场，该国的安全部门抓住了一个从叙利亚回国招兵买马的“代表”。当然，不光是在中亚这些国家，在我们周边的几个热点地区也都有类似的情况，比如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土库曼斯坦在中亚国家中是经济状况比较好的，老百姓衣食无忧，但是仍然有上百人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参加“圣战”。 如果把这些现象和情况都联系起来，那么在我国新疆和云南昆明火车站等地发生的暴恐事件就不难理解了。 亚洲所面临的恐怖威胁来自于以宗教极端主义思想为支撑、为依托的恐怖势力网络 李伟：亚洲安全观及亚信会议都提到了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恐怖主义威胁。亚洲的安全威胁既具有多元化的特征，又具备一定共性。 多元化是指，除了以“基地”为核心及其国际恐怖势力以外，还有其他类别的恐怖威胁。尽管恐怖威胁在组织形态、攻击目标、威胁范围上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性，但是我们强调的多元化是指驱动恐怖威胁背后的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同时，多元化的恐怖威胁和恐怖势力之间之所以能够形成相互有联系的网络，背后的意识形态支撑是最核心、最关键的。从当前大多数恐怖主义的意识形态看，借助宗教极端主义思想是其中的关键。例如，“东突”势力之所以能够在境外生存发展，与其他一些国际恐怖势力具有同样的意识形态是密不可分的。 所以，现在亚洲所面临的恐怖威胁依然是来自于以宗教极端主义思想为支撑、为依托的恐怖势力网络。它的代表性组织依然是“基地”，它的分支组织包括“基地”在伊拉克的分支、在也门的分支。当然，超出亚洲范围，在非洲也有很多的分支。 “基地”除了分支以外，还有许多的同盟组织；比如在巴基斯坦的巴塔、穆罕默德军、虔诚军、羌城军。中亚有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乌伊运)、吉尔吉斯斯坦伊斯兰运动、哈里发战士等。再往北，在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有高加索伊斯兰国。再向南，有在印度尼西亚活动的伊斯兰祈祷团，在菲律宾活动的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还有阿布沙耶夫组织、新人民军等。在泰国南部，穆斯林聚集区有北大年等一系列恐怖组织。再往西亚，有也门的“基地”分支、伊拉克的“基地”分支，在伊拉克与叙利亚有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这样的组织。这是当前亚洲所面临的最主要的恐怖威胁。以前还有斯里兰卡猛虎组织，现在这个组织基本上消亡了。在整体的意识形态方面，我们国家面临的“东突”势力与以上“基地”组织及其分支机构是一样的。 这样来看，亚洲面临的恐怖威胁具有共性，所以亚洲在共同安全和反恐问题上具有共性。除了东北亚以外，亚洲其他地区所面临的恐怖威胁虽然程度不同，但都是十分严峻的，最严峻的恐怖威胁发生在西亚地区，其中叙利亚的情况虽然有所好转，但依然严峻。再严重一些的地区是在伊拉克、也门，次之是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因为阿富汗面临着美国撤军问题，而在巴基斯坦面临着政府和巴基斯坦塔利班的和谈问题。在东南亚，一些恐怖组织现在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但是我们看到，在马来西亚的沙巴州，中国公民被绑架是菲律宾的阿布沙耶夫组织所为。中亚地区的隐患也很严重，但是表现形态不如上述几个地区那么多元。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面临的恐怖威胁既有南亚、西亚、中亚这些“东突”势力与国际恐怖世界的相互联手结合的问题，也有“东突”势力境内外相互勾连的问题。还有以“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世维会)”为首的“东突”势力，它们对我国境内的恐怖活动也起着极大的蛊惑作用。 根据以上情况可以得出的结论是，防范和遏制中国面临的恐怖威胁，不仅是与亚洲国家进行合作的问题，同时也是与欧美国家合作的问题。今年5月22日乌鲁木齐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首次认定其为恐怖袭击事件。我国公安部此后也公布了恐怖分子从事恐怖活动准备的一系列证据。这个证据链被出示，说明我们在反恐问题上、在行为模式上有所变化，这也是美国联邦调查局(FBI)驻京办事处愿意为我们提供帮助的原因，说明FBI在一定程度上和美国国务院一样，承认这些行为是恐怖袭击。再下一步，一旦我们明确它与境内外“东突”势力的联系，就将对我们在国际上的反恐动作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当然，我们面临的恐怖威胁还有很强的国内因素。 孙壮志：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与俄罗斯、中亚国家有所不同，但也有相似之处，双方可以开展密切的合作。俄罗斯恐怖主义最盛行的时候是在20世纪90年代。这与冷战后俄罗斯的国际处境有关，西方想在苏联解体后继续弱化俄罗斯，在其周边制造了很多对俄罗斯起到牵制作用的矛盾和冲突，比如鼓励一些国家脱离俄罗斯的影响甚至反对俄罗斯。俄罗斯的恐怖主义泛滥，是与车臣战争联系在一起的。车臣战争之所以打得这么艰苦，与车臣紧邻的格鲁吉亚有关系，因为格鲁吉亚政府是一个亲西方的政权，所以当时很多车臣的恐怖分子往格鲁吉亚跑，并藏匿于格鲁吉亚东北部的潘吉西峡谷。后来，中亚也面临着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势力困扰的问题，与阿富汗的动荡复杂情况联系非常紧密。 还有一个因果关系，就是中亚国家刚独立的时候，塔吉克斯坦经历了多年内战。塔吉克斯坦发生内战后，俄罗斯与乌兹别克斯坦出兵干涉，大量塔吉克斯坦的极端分子，包括一些反对派，就跑到了阿富汗北部，继续从事反政府活动。他们建立了一些新的极端组织，比如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运动、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等。它们有自己的武装和训练基地，带有一些恐怖主义色彩。他们曾越过边境向中亚渗透，在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制造了很多恐怖事件。因此，20世纪90年代末中亚整体安全形势恶化，与当时塔利班向北部推进，很多在阿富汗活动的来自中亚的恐怖分子受到鼓舞和支持有关系。9·11事件后，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行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亚地区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因此不难看出，中亚地区的安全形势与外部环境的联系比较密切。 极端势力借用“圣战”概念进行思想鼓动 许涛：这样的形势说明了什么呢？这证明国际极端主义势力和恐怖主义势力在炒作一个概念——“迁徙圣战”。当年穆罕默德创建伊斯兰教的时候，他最初在麦加和麦地那受到多神教的压迫，就带着门徒们出走，经过几次著名的“圣战”，他的势力逐渐壮大，后来又回到麦地那，确立了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的统治地位。这个过程，特别是几次非常有影响的战役，被称作“圣战”，并被写进他的《圣训》里。当然，后来人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比如主张和平传播伊斯兰教的学者认为，“圣战”不仅是具体的战争，它还包括正义对邪恶、神对魔鬼及自己对心灵中恶的东西的斗争。 现在一些极端势力借用“圣战”这个概念，因为有很多要素有接近之处。中国的新疆和中亚国家都处在对恐怖势力管控很严的环境，他们没有空间，于是就去参加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圣战”组织，如叙利亚、阿富汗等。这些人被极端思想鼓动，认为参加“圣战”即便死了也能摆脱很多苦难，略过修炼的过程，直接升入天堂。这是对伊斯兰教义极端化的篡改，对各国社会秩序的破坏力和杀伤力都非常大。 当然，对这个问题，不光是中国，俄罗斯和中亚等国家也都非常重视。我看到，无论是《上海宣言》还是《中俄联合声明》，都提到加强反对“三股势力”，加强反对极端主义、反对恐怖主义等方面的合作，而且还提到了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反恐机构的作用、深化其功能，等等。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举措，对新一波地区性的极端主义浪潮是直接且非常有效的应对手段，这些做法与习近平主席在亚信峰会上提出的亚洲安全理念是非常吻合的。恐怖主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造成恐慌，从而使民众产生对社会秩序、对政府执政能力的怀疑与动摇，所以我们要展示强大的遏制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行径的决心，形成国家机器的强大打压势头，把它们的气焰压下去。 非传统恐怖主义最突出的特点是组织形态的多元化 李伟：当前，我们可以把多元化的恐怖主义形态分成两类：一类是传统的恐怖主义的表现形态；另一类是现代化的恐怖主义的表现形态。 传统的，除“基地”以外的其他一些恐怖主义组织，包括菲律宾的新人民军和库尔德工人党等，这些都是属于传统形态的。现在大家最为关注的是新形态的恐怖主义，它们到底呈现出了哪些特点？ 首先应该关注恐怖主义的新的组织形态。近些年，恐怖主义充分表现出学习型的组织形态，也就是说，它会随着周边国际环境的一系列变化而调整和改变自己。这是我们极难应对的。不难发现，新的恐怖主义形态体现出组织上的多元化，有时候它会以准军事组织的形态存在，也有可能，在有些地区会作为一个紧密的金字塔的组织形态存在。在我们国家，主要是以团伙化的组织形态存在。所以，如今的恐怖主义不拘泥于传统，且一定要有一整套的领导体制和一整套的组织形态加以支撑，并鼓动和驱使人们从事恐怖活动，因此，非传统恐怖主义最突出的特点是组织形态的多元化。 另外一点是它的存在方式。虽然有这样多的组织形态，但是我们最强调的一点就是，他们通过互联网或者其他形式，所表达的攻击目标和对象几乎是惊人的一致。也就是说，如今的恐怖主义有两个特点是很明确的，一个是反政府，一个是反西方。当然有一些个别的恐怖势力、恐怖组织有所差异，但是这种差异性并不是很明显。这类新形态的恐怖主义有共同的目标，就是建立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国家”。 从这点来讲，一些非传统的恐怖主义组织相互之间并没有隶属关系，而是呈现出碎片化、网络化、扁平化的特点，这说明它们能够适应当前的国际反恐环境。其手法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当你强调基层一线的反恐怖应急处置能力时，它们就不再搞那些耗时的恐怖袭击事件，而是直接用爆炸物来实施恐怖袭击，使得你很难应对。所以说，它们会随时根据对手的变化而加以调整，能够适应当前的社会状况，特别是靠极端思想的支撑，使国际社会的反恐行动更难有效地加以应对。 我认为，新的恐怖主义形态致使无论是美国的军事打击也好，还是反恐战争也好，抑或是各国强调的反恐措施也好，都很难对其形成一种致命性的打击。 孙壮志：我觉得恐怖主义在一个国家发展的特点之一是内外勾连，一定是借助一个特殊的环境或者外部因素的推动才能够形成气候，这是一个基本的条件。再一个，传统与非传统的安全因素相互交织，且联系密切。在俄罗斯，车臣非法武装在车臣战争中被打败，然后就搞起了恐怖活动。在中亚也是，在塔吉克斯坦内战中，反对派被打败后就搞恐怖活动。这是独联体国家出现恐怖活动的基本特点。 再到中国新疆最近发生的暴恐事件，与更大范围内的国际环境变化有关系，而且跟中国的崛起、发展，包括美国的政策调整都有关系，当然也和整个西亚北非地区的安全形势恶化有直接联系。所以，中国的恐怖主义活动开始越来越频繁，我们面临的威胁也越来越大，这意味着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复杂，面临的外部挑战因素更多，恐怖主义事件的危害也更恶劣。在俄罗斯也好，独联体国家也好，恐怖主义事件更多还是针对警察和执法人员，而我们国家发生的恐怖事件直接威胁着老百姓，所以它的性质、背景都更复杂，危害、威胁也更大。我觉得，对中国所面临的恐怖主义的特殊性、复杂性，我们要有一个比较充分的估计和认识。 新媒体是传播恐怖主义“理论”的工具 李伟：另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是，恐怖主义分子会利用各种方式、各种手法更广泛地传播他们的恐怖主义意识形态，新技术的发展为他们提供了便利。比如“基地”组织的头目本·拉登、扎瓦赫里等人的言论、视频、音频是通过什么渠道传播的呢？以前主要是靠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但是，由于国际社会向卡塔尔施加压力，所以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逐渐就不再把他们的音频、视频全文播出了，顶多就播出一两句话。而且，这些信息从他们的驻地传到卡塔尔要经过无数关口，前后至少需要半个月，更长的甚至两三个月。 恐怖分子也意识到这种传播方式十分不便，于是就采取简单的办法——通过网络传播。他们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通过互联网上传一些音频。视频，包括推特、优酷等社交网站，而且可以全文上传。同时，网上也有一些人专门盯着他们发布的视频。这些因素使得他们的视频、音频能够得以迅速传播。这种传播是他们公开的传播方式。 以前在阿富汗，训练恐怖分子有一整套的理论体系支撑，比如为什么要搞“圣战”，为什么要把“异教徒”赶出去，为什么要把西方人赶出去等。他们认为，“异教徒”对于他们的宗教是一种压制，是阿拉伯国家、穆斯林国家贫富不均的最大根源。清除“异教徒”后他们就可以在阿拉伯国家实行一些自下而上的“革命”，重新恢复伊斯兰十四、十五世纪的辉煌。这些理论，包括泛伊斯兰主义的传播，以及埃及的库特卜写的《路标》一书，都对全球的激进伊斯兰主义产生了深刻影响。 新媒体只是他们传播“理论”的工具。借助这种工具，他们有更多的方式躲避各种限制、监控，通过手机或者微信、微博等一些现代通信方式很容易把视频传播出去。所以如今，通过网络、人员、媒体等介质都可以便利地传播他们的理念和“理论”，而且传播得还更加广泛。 我们知道，在人们接受事物的过程中，往往有一个先入为主的习惯性方式。如果你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即便你是正确的，但你的思想是在他接受了极端思想之后传播给他的，他往往也不愿意做一些深入的了解和研究。 综上所述，我们说恐怖主义背后是极有政治意图的极少数人所从事的，借助恐怖或者其他工具进行的暴力活动，背后最主要的是政治目的。 恐怖主义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但是民族和宗教的矛盾冲突会助长恐怖主义的滋生蔓延。 李伟：认识恐怖主义背后的问题有两个概念我们要分清楚，一个是土壤，一个是根源。土壤和根源并不是同一类的问题。 恐怖主义无论要达到什么目的，其根源都带有政治性，政治性目的是支撑这些人进行恐怖活动的一个最主要的驱动力。 那么什么是土壤？就是在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下，恐怖主义的表现形态、发展蔓延趋势的不同。我们说贫富差距问题、腐败问题、民族和宗教矛盾并不是造成恐怖主义的本质因素，但是这些问题会成为滋生蔓延恐怖主义的土壤和条件。 这样就可以看到，恐怖主义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但是民族和宗教的矛盾冲突会助长恐怖主义的滋生蔓延，是其借助和利用的土壤。这样的土壤可以生长出恐怖主义，也可以生长其他的不安全因素。 现在支撑恐怖主义的意识形态发生了变化，原来他们要搞所谓的“维吾尔斯坦”，但现在他们是要搞宗教建国，要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的恐怖分裂活动已经不是原有意义的分裂了，而是一种新的分裂思想。我们要看到这种新变化，除了其他措施外，去极端化将是我们今后解决这些问题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将应对外部威胁转换成长期战略 对付恐怖主义要有一个全球的视角 许涛：我们对付恐怖主义除了技术上、组织上和人力上的认真应对之外，还要有一个高度，要有一个全球的视角。 关于恐怖主义，在国际政治中还有个话语权的问题。在9·11事件之前，2001年刚刚成立上海合作组织的时候，我们就提出了“三股势力”的概念，当时并不被国际社会广泛关注。9·11事件后美国人提出反对恐怖主义，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便纷纷响应。这与全球性的恐怖主义威胁和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或者说和全球化的极速发展有关系。拥有优势资源的国家或政治主体，能够操控全球化中掌握优势资源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会产生很多被边缘化的国家，像一些阿拉伯国家、个别中亚和南亚国家，甚至一些老欧洲的国家。全球化像一头无人能够驾驭的怪兽出现在世界上，造成当今世界上差异的扩大，酝酿着族群间的冲突，刺激着各种极端主义形式日益活跃。当我们对恐怖主义的认识具有了全球战略的高度，无论针对当前地区性宗教极端主义的兴起，还是构建地区安全机制的实践，都应摆脱简单而消极的应对方式，厘清源流，从而做到标本兼治。 孙壮志：我们现在能不能把应对外部的威胁转换成一个长期的战略呢？其实，利用亚信会议和“主场外交”，我们想传递的是关注亚洲安全观的理念。但是光有理念是不够的，怎样能让保障安全的具体倡议得以落实呢？现有的机制我们能不能利用好？比如，上海合作组织及其他一些国际合作都可以做得更务实一些。有的时候，经济和安全是不可分的，但如果过分迷信经济手段，忽视了安全能力的建设，只会遭受更大的损失。经济合作不能替代安全合作，良好的经济关系不能保证能够开展深度的安全合作，因此，经济与安全合作二者一定要兼顾。 另外一个问题，新疆的恐怖主义这么猖獗，我们能不能在国际舆论中占有制高点？其实我们是受害者，但好像美国一承认新疆发生的是恐怖事件，中国人就很高兴，好像标准在美国人那里，非得美国人说。我们能不能主导国际话语权？我们能不能主导一些国际合作？现在确实到了这个时候，包括规则、制度、框架安排，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想法。可以把我们面临的威胁转化成一种其他国家共同的认知，因为恐怖主义的威胁不只发生在中国，虽然我们遇到的情况更复杂，但是其他国家也都遇到了，如俄罗斯和中亚国家、西亚国家，它们至今没有摆脱恐怖威胁，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共同语言，可以采取共同的应对。 通过国际合作争取更大的空间 孙壮志：从外部来说，国际环境很重要，首先要争取一个好的国际环境。比如担任亚信会议主席国，通过这样一个平台推动多边合作，争取更多国家的支持，包括在这方面形成一些共识。我们希望搞一些具体的机制，包括司法方面怎么交流，对反恐人员怎么培训，这些方面都可以落得很实，有了共同的原则就可以开展活动。 我们内外文章都要做。从内部来说，我觉得这根弦要绷得更紧一点，采取行动的力度要更大一点。同时，如何通过国际合作为我们争取更大的空间，在切断恐怖主义外部联系方面采取一些有力的行动，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我们经常讲，要发挥联合国在维护地区安全、解决地区热点方面的领导作用，但实际上这是一厢情愿的，因为联合国的行动能力要受到大国的制约，还有复杂的授权和财政问题。我们应该主动在联合国的旗帜下寻求建立一些机制，与联合国的下属机构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 其次，现有的机制我们也没有完全利用好，包括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机构。当然这方面我们也有责任，我们在开峰会的时候进行舆论宣传，原则、理念、战略谈得比较多，但真正落到机制、措施就谈得比较少。上海合作组织签了应急措施协议，应该在此基础上把应急机制建立起来，包括联合执法、联合禁毒、边境防控、联合缉捕等，每个可能出现突发事件的领域都要有相应的机制，有备无患。上合组织框架内有安全会议秘书机制，负责协调安全政策，过去我们没有相应的机构，没有利用好这个机制，现在我们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了，应该让这个机制有工作内容。 第三，我们要学会怎样跟国际话语体系接轨。我不久前在俄罗斯参加了第三届国际安全大会。现在对俄罗斯来说，不光恐怖主义是很大的一个威胁，会上有观点认为俄罗斯面临两大威胁。一个是“颜色革命”，俄罗斯认为利用“颜色革命”推动政权更迭的威胁很大，西方搞的是针对国家制度的挑战；第二个就是阿富汗问题，俄罗斯人把2014年美国和北约撤军后的阿富汗形势估计得非常严峻。 我觉得，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应该超越他们，但俄罗斯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毕竟俄罗斯遭遇的问题更多，经验和教训很深刻，可以帮助我们看得更深、更远、更透彻一些。恐怖主义更多的还是一种工具，是一种极端的表现，而背后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恐怖主义之后还有什么？对我们的挑战到底是什么？这些问题值得深思。 现在俄罗斯看到了这一点，认为恐怖主义背后更危险、更险恶的目的，就是构成对国家现有制度和体制的挑战。也就是说，恐怖主义背后如果只是一些宗教狂热分子和极少数分裂分子，那我们可以采取坚决打击的办法，最大限度地孤立他们；但如果其背后有强大的国际势力，有一个长长的输送链条，那处理起来会非常难，我们应该针对背后的国际势力采取应对措施，想办法切断其外部的联系。 现在媒体和公众的兴奋点也值得关注和警惕。有些人特别感兴趣东海、南海问题，好像不跟日本打一仗就不行，不跟菲律宾打一仗也不行。其实，我们面临的更大的直接的安全威胁是陆上的，这种安全威胁可能对我们来说更致命。比如最近的暴恐事件和中亚的问题，再推过去是西亚北非的问题，这之间有多少关联性？我们对它的发展认识到底有多少？它最后能给我们造成的挑战、危害到底有多大？有些问题的严重性可能不是我们现在所能想象的。因此，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国际背景及各种复杂的因素搅在一起，可能比俄罗斯、比中亚国家更复杂。2014年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很可能再做一个局，因为阿富汗可以同时牵制中国、俄罗斯和伊朗这三个美国的“敌人”，美国的策略当然是把“祸水”引向中、俄，让中国因反恐、反独而顾此失彼，内外都承受更大的压力。 再有一个问题，现在我们在国际司法、执法方面的合作还很薄弱，其实应该加强。现在国际法的专家非常少，我们跟国外对接就特别需要相关人才。现在菲律宾到国际法院告我们，不是说我们不理就完事了，我们应该有自己的人才，有自己应对的办法。如果掌握了国际规则，并且有很好的人才，这方面的情况是可以得到改善的，这可能是中国现阶段特别需要做的。包括反恐，要有一种新的思维、新的方式，光靠那种传统的运动式的方法是不行的。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也可以借鉴，比如俄罗斯经历过恐怖主义泛滥的考验，而且也有丰富的应对经验，两国在这方面的合作可以更加深入。 中国反恐的特殊性 孙壮志：再说一点儿我的看法。第一，不能孤立地看待反恐或者恐怖主义。现在恐怖主义的表现形式很多，我们一讲恐怖主义，一讲反恐，直接就讲到具体的一个个事件。其实，我认为从中国面临的安全环境来看，我们面临的恐怖主义有很多种：一个是来自于个别的分裂主义分子，甚至包括一些对社会不满的极端犯罪活动；第二，有比较复杂的国际背景，受到国际恐怖组织指示、煽动的恐怖主义事件。还有反华势力的策动，甚至带有国家色彩的恐怖主义，我们要头脑清醒。所以反恐应该是更宽泛的，形成一种必要的合力，各个部门密切配合。比如，现在越南的反华、排华事件，是不是恐怖主义？在吉尔吉斯斯坦出现的暴乱，很多中国人的财物被枪，这是不是恐怖主义？ 我认为对恐怖主义要分类。如果我们搞国际合作，就要把它放在更高的或者更广的范畴里面去考虑。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承认不承认，或者说美国的态度对我们所采取的措施不应该有什么影响。 第一，我国反恐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不可能指望其他国家甚至很友好的国家，比如我们跟俄罗斯已经建立了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堪称当前最好的一对大国关系，但指望俄罗斯来帮你反恐、来帮你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恐怖主义的问题只能靠我们自己来解决，这是第一个原则。这也是西方成功的地方，比如美国在9·11事件发生后要反恐，直接就把军队派到阿富汗去了，不会说请俄罗斯、巴基斯坦或者周边的国家帮美国去打。中国必须要有这样一个观念，作为一个大国，将来可能面临这样的情况更多，出现问题首先要自己解决。 第二，中国要拿到规则的制定权，现在这方面我们比较欠缺。我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规则或者话语权在别人手里，所以我们经常要受别人的制约、看别人的脸色。现在倡导亚洲安全观是迈出的第一步，我们要拿到多边规则的制定权，将来可能还有双边规则。中国和中亚国家的关系我们研究的时间比较长，经常会讲到我们和中亚国家的政治关系很好，经济合作发展很快，但是安全合作方面我们缺乏对规则的掌控，尤其是中国在中亚投入很大、利益很多的情况下，不能不未雨绸缪。 当然，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决定我们不可能像一些国家那样，在中亚某国建立军事基地，但是，我们可以实现军事安全上的“软存在”。“软存在”的意思就是我们可以有个规则，有个依据，比如签署双边的或者多边的协议，定具体规则，给我们创造一个条件。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应该有一种机制或者办法，让中国能够把力量投送过去，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人员、投资项目，这是非常必要的。在如今的国际环境、国际背景之下，如果我们的眼睛还只盯在新疆的暴恐事件是绝对不够的，因为类似事件也可能发生在中亚，应该同时密切关注周边一系列问题、一系列挑战。 可以考虑建立中国的安保公司，维护我们自己的海外权益。西方有很多这样的公司，其实就是准军队。可以借鉴西方的做法，我们的安保公司也可以在境外注册，由自己的能源企业来雇佣人员。 虽然恐怖主义的表现都差不多——爆炸、暗杀、劫持人质，但特别要关注的是他们出于什么目的去做这些事？恐怖分子背后是什么人在支持？背后更深层的推手、目的到底是什么？这样我们对它的认识可能会更清晰。 针对中国的反恐，还是要讲特殊性，要看到整个时代的变化，就是中国在一个大的环境背景之下的处境。 第一，现在处在一个大安全时代，安全威胁更多、更广，这里面既有传统的，也有非传统的，还有来自经济层面的。现在能够威胁一个国家的手段、武器更多，甚至包括自然灾害、粮食危机、金融危机都属于安全挑战，这是需要考虑的时代背景。 第二是全球化。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非常密切，而且中国在全球化当中是相对走在前面的。这些年，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我们和全球经济的联系不断加深，外向型经济不断发展，中国的利益跨出了国门。但全球化是把双刃剑，给各国带来的风险也更多了。 第三是信息化。这也是重要的时代背景，网络和犯罪手段的智能化导致很难对恐怖主义加以及时控制。新疆出现的问题已经体现了这样的挑战，美国这方面投入很大，很多国家，包括它的盟友都感觉到网络失控已经是现实的威胁。 第四是中国处在一个转型期。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非常尖锐，特殊的社会群体，包括民族群体，有时会采取激烈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利益。应该把我们遇到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威胁放到这样的背景下思考。 这几方面的特点决定我们在应对恐怖主义的时候具有特殊性，跟其他国家的情况不是很一样，跟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亚出现的恐怖主义，跟俄罗斯以及中亚、东南亚国家在90年代面临的问题也都不一样，所以防控必须要有一些新的手段，完全靠传统的方式肯定是不行，对背景和根源要估计得很充分。同时，我们现在要学会对整个社会心理加以调试。暴恐事件不是只出现在中国，在很多国家都出现过，更何况我们目前处在这么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