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匈奴粮食生产及其与中原的经济关系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原论文,匈奴论文,汉代论文,粮食生产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S-09；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5)02-0052-13 秦汉时期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时期，也是中国疆域奠定过程中最重要的时期之一，如何加强对新开拓地区即边疆地区的有效管理成为统治者首务。从经济角度而言，边疆可以理解成相对落后于中原地区、开发较晚或开发程度较差的地区。中原统合边疆地区的过程，也是汉族与边疆少数民族进行广泛而不断深入的交流与融合过程，也是汉文化与民族文化交锋、冲突、统一的过程。若要边疆乐于中原王朝的统和，认同、接受汉文化，对边疆开发就成为必要，因为追求更加美好生活的本能是驱动人类大多数活动的本源，因此改善边疆地区的经济生活状况成为中原王朝安边的重要选择。也就是通过输出中原王朝先进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实现改变边疆的落后状况目的，从而使边疆地区认同、认可并乐于接受中原的统合。换言之，中原输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活方式给边疆，边疆进行选择、调适并接纳、吸收。这种交流与融合不仅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也不断给边疆地区注入新的生产力，推动边疆经济与内地的融合与发展，有利于王朝统合的深入，因此是一种双向共同参与实施的双边活动。 但由于自然环境、人文条件、社会生活、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因素，使得边疆地区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类型等方面往往与内地有着较大的差别，那么推动边疆地区开发的原动力是什么？我们认为边疆地区经济开发大多依赖外来因素的刺激，并称之为“腹边互动”，①腹边互动是推动边疆地区经济开发主要动力来源，也就是中原的输出促使边疆的吸收，但是这种推动又不是单向的，也不是强制给予的，因为单向性或强制性都体现不了接收主体的主动性。腹边互动是双向的，是中原输出先进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技术，边疆在中原先进文化的感召下，主动学习、认同、接纳、吸收的过程，因此中原的输出与边疆的输入是辩证统一的。 腹边互动的形式有政治统合、民间交流和人口流动等。但是无论是夷夏之防还是以华变夷的思想体系中，政府层面的统和和民间的交流，应该是最重要的途径。马大正先生指出政府主导的经济开发和私人为主的民间交往在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② 这种政治统和和民间交流首先引起了边疆的结构变化，结构包含经济结构、生产结构、产品结构和消费结构等。腹地农耕文化的传入使边疆原有的如经济结构和生产结构发生变化，在原有的采集狩猎经济和游牧经济之外出现农耕、纺织等新的生产部门，并由此对边疆经济、社会、文化等产生深刻而长远的影响。 其次，腹边互动引发了边疆生产的技术突破。技术突破是指生产过程中关键技术获得突破性变革与创新，并由此引发传统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产生重大进步。在我国边疆开发历史进程中，技术突破大多发生在腹边互动过程中，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和新品种的引进而实现的。这种技术突破表现在生产、加工、储存等方式的改变、提高。 具体到秦汉时期的匈奴粮食而言，主要表现为随着汉匈交流的深入，出于对汉人文化的认同和弥补自身游牧经济的不足，匈奴对农耕产品的需求度不断增加，并大量生产代表农耕文明的粮食，使得农耕在游牧经济中占据一席，成为其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粮食生产能力不仅表现在生产上，也表现在加工方面，随着粮食生产和汉人的流入，匈奴出现了自己酿造的粮食酒，并对匈奴社会产生影响。 一、匈奴粮食生产的发展 关于匈奴的经济生活状况，史料上多记载为“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常居耕田之业”；③文帝时期随嫁匈奴的中行说也曾言：“匈奴之俗，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饮水，随时转移”；④《淮南子·原道训》说：“雁门之北，狄不谷食”；⑤《盐铁论·备胡》说：“匈奴……内无室宇之守，外无田畴之积，随美草甘水而驱牧”；⑥基于史书的传统观点认为匈奴是游牧民族，也就意味着匈奴原本没有或极少农耕农业。但是，从目前考古资料和历史事实来看，这种观点有待商榷。 匈奴是否存在农业？目前这一问题随着考古的深入，我们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志军等曾通过浮选方法，在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现距今8000-7500年的粟粒，基于此发现，他提出“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的源地有可能在北方文化区，”⑦虽然这一说法尚存在不能解释的地方，但是从目前考古的成果分析，暂也不能推翻这一理论。韩茂莉也认为：“从传播距离和传播时间进行分析，兴隆沟所在的北方文化区不大可能是中原文化区的传播源”。⑧ 从距今约4200-3500年的内蒙古伊金霍洛旗朱开沟文化第五阶段遗址来看，⑨出土有农业生产工具和陶器，发现有固定的居住遗迹，定居的存在说明了当时至少存在农牧并存的经济类型。夏家店文化时期(下层约为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500年，上层约为公元前1000年-公元前300年)，在遗址中还发现房址和窖穴，窖穴内还发现盛装炭化谷物的陶鬲，表明农耕生产的存在，陶器是农耕收获物的加工提供了必要工具。约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齐家文化的居民经营农业，种植粟等作物，使用骨铲、穿孔石刀和石镰等生产工具。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汉匈交流的日益加剧，匈奴对农耕的物品依赖程度逐步加重。蒙古人民共和国考古学者策·道尔吉苏荣在《北匈奴的坟墓》一文中指出：在属于公元前三世纪以前的匈奴方形古墓中发现了与农业有关的石臼。也就是说，在战国时代，生活在漠北的匈奴人中，已经从事农业生产与加工。又在属于公元前二至一世纪的诺颜山第十二号、第二十五号、第二十三号匈奴墓出土文物中的大型陶器里，发现有不少盛有谷物和农作物的种子。说明西汉时期匈奴人很看重谷物，甚至把粮食作为陪葬品与死者一起埋入坟墓。以谷物陪葬一般只有在农业生产较为普遍的情况下才能出现。在其他地区也出土了属于公元前一世纪匈奴人使用的铁镰、铁烨等农业生产工具。⑩这种情况应该与汉人的大量流入有关，随着汉人流入，匈奴的农业逐步发展起来，其地位越来越重要，诺颜山墓葬“发现有谷物、农具以及与农业有关的大型陶器，这说明农业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11) 考古资料证明了匈奴中粮食生产的客观存在。在先秦史料中有关匈奴粮食的记载，客观佐证了匈奴存在粮食生产的信息： 材料1.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卫青出击匈奴，“至窴颜山(约在蒙古国杭爱山西南)赵信城，得匈奴积粟食军。军留一日而还，悉烧其城余粟以归。”(12) 材料2.降将李广利被杀时，漠北“会连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谷稼不孰。”(13) 材料3.昭帝时，“匈奴复使四千骑田车师”。宣帝即位，“遣五将将兵击匈奴，车师田者惊去。”(14) 材料4.汉宣帝地节四年(前66年)，“匈奴怨诸国共击车师，遣左右大将各万余骑屯田右地，欲以侵迫乌孙西域。”(15) 如果说考古中关于匈奴粮食具有偶然性，并不足以证明匈奴对农业的依赖。但是，从先秦的资料记载中，可以看见匈奴对农耕民族农产品的依赖度不断增强。让我们对以上几册史料作一些必要分析。 记载中，我们可以看见匈奴对农耕民族农产品的依赖度不断增强。让我们对以上几册史料作一些必要分析。 首先分析一下匈奴粮食的种类，材料2中所言“谷稼不熟”，“谷，续也，百谷之总名”，应该是泛指庄稼不熟。那么材料1中明确指出匈奴所生产的粮食是粟。 粟，战国秦汉常作专用名，专指谷子的籽实，但有时也泛指谷类籽实。《周礼·仓人职》：“掌粟入之藏，辨九谷之物，以待邦用。若谷不足，则止馀法用。有馀则藏之，以待凶而颁之。”郑玄注曰：“九谷尽藏焉，以粟为主。”《吕氏春秋·本味》：“饭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阳山之穄，南海之秬。”《氾胜之书·收种》：“欲知岁所宜，以布囊盛粟等诸物种，平量之，埋阴地。……虫食桃者粟贵。” 训诂学家将粟释为谷子的籽实。《尔雅·释草》：“众，秫。”郭璞注曰：“谓黏粟也。”《说文》：“粟，嘉谷实也。”又：“米，粟实也。”宋代《广韵》亦曰：“粟，禾子也。” 与粟相近的作物还有“粱”，《史记索隐》引三仓云：“粱，好粟。”(16)《氾胜之书》也有“粱是秫粟”的说明。《说文解字》认为“秫，稷之黏者也”。《广志》同样说明：“秫，黏粟。”这样看来普通粟与粱的区别在于黏与不黏，即同属于粟类作物，粟为不黏的作物，粱为黏粟。关于黏粟的部分功能将在下文中提及。 由于“粟”在当时粮食中占据首要地位，故常常和“菽”、“稻”等搭配，组成“菽粟”、“稻粟”、“稌粟”等词，以代指粮食，如《墨子·尚贤中》：“耕种树艺，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食足。”由于“粟”是首要粮食作物，又泛指谷类作物的籽实，《说文》释“舂”为“捣粟也”。正如罗愿《尔雅翼》所云：“古不以粟为谷子名，但米之有稃壳者皆称粟。”不过罗愿所言并不准确，粟本为谷子籽实之专名，后来米之有稃壳者亦可称粟。 所以匈奴所生产的粮食应该是指植物之籽实统称。因为这个原因，颜师古对这段话注：“北方早寒，虽不宜禾稷，匈奴中亦种黍穄。”(17)可见粟非单一所特指的粮食，是某类或所有粮食总称。 其次据资料1推测赵信城中粮食的储备量，材料1中“得匈奴积粟食军”，这里的“军”应该是军马之省称。因为卫青亲率“精兵走之”，所以辎重等后勤部队没有随队而来，再者是骑兵即使带有干粮“糒”，但肯定数量有限。在有外来粮食供给情况下，肯定将干粮留存，以备日后之需。也就是卫青至赵信城的军队是用匈奴积存的粮食供给战士和战马。 首先是人的食用量。陈直先生根据出土的居延汉简研究得出“汉代戍卒日约食6升粮”的结论，(18)《册府元龟·备御》记载王莽欲出30万众伐匈奴，严尤谏止的内容也反映出军士日食6升，“计一人三百日食，用粮十八斛(石)，非牛力不能胜，牛又当日赍食，加二十斛，重矣”。估计6升应该是士卒的定量，这也可以从当时的边疆的简牍中得到证明，应该是定论。 其次是马的食用量。卫青大军至赵信城时，因战事紧急，几万马匹不可能散放于野，如何饲养马匹？答案是拿谷物喂马，秦汉时期这是常事。景帝后元二年(前142年)春，“以岁不登，禁内郡食马粟，没入之。师古曰：食读曰飤。没入者，没入其马。”(19)飤同饲，即用粟喂养马。为何“没入其马”，笔者认为之所以如此，反映当时用粟饲马的现象之普遍，以致景帝虽不得不用诏书形式来加以禁止，但是估计是效果不甚明显，因此才用惩罚的罚没方式确保执行力，以保障人的粮食供给优先地位。此次战前，汉军也曾“乃粟马，发十万骑”。(20) 至于秦汉时马的食量，据森鹿三的研究，“大体是每天大约是一石二斗”谷物，(21)所以赵充国才有“军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岁”之语。(22) 至此，我们可以估算卫青所攻下的赵信城中大致的粮食储量。根据《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此次卫青与霍去病出兵各带50000骑，考虑辎重等后勤部队机动性不如骑兵，“青捕虏知单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23)。 在到达赵信城之前，经历一场恶战，“杀伤大当……颇捕斩首虏万馀级”(24)；再假设前将军李广、右将军赵食其各带走5000骑(25)，那么大军到达赵信城时估计有30000骑。因此，人的一天消耗是30000*6=180000升，合计1800石；马的一天消耗是30000*1.2=36000石，再加上烧掉的，估计至少4万石多(26)。根据汉代粟一般亩产3石的情况(27)，相当于约1.5万亩田的产量。 那么赵信城如此多的粮食是怎么来的？我们认为，是匈奴自己生产的。首先，根据赵信城在鄂尔浑河南岸的地理位置，为农耕生产提供了所需的水源(28)。其次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使得匈奴不可能靠秋猎等掠夺手段来囤积粮食，分析如下： 元朔六年(前123)春二月，卫青将十余万骑出定襄，斩首三千余级；夏四月，卫青复将兵直至沙漠，大克获。赵信投降。 元狩元年(前122年)五月，匈奴入上谷，杀数百人。 元狩二年(前121年)，春，匈奴入雁门，杀略数百人；春三月，骠骑将军霍去病出陇西，至皋兰，斩首八千余级；夏，去病、公孙敖出北地，过居延，斩首虏三万余级；张骞、李广出右北平，杀三千余人。 元狩三年(前120年)秋，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杀略千余人。 元狩四年(前119)，夏，卫青出定襄，去病出代，各将五万骑，步兵及辎重十万人，青斩首万九千级，至窴颜山，烧匈奴余粟而回；去病斩获首虏七万余级，封狼居胥山。 可见，自元朔六年赵信投降，到元狩四年卫青至窴颜山“得匈奴积粟食军，悉烧余粟而回”，前后四年间汉匈之间发生大小6次战争。如果说赵信在投降后就开始建议匈奴屯粮漠北，那么在战争纷繁的四年间，匈奴也无法从汉朝抢掠如此多的粮食。根据王子今先生的考证，秦汉时期运输车辆更为通行的装载方式是散装(29)。也就是说在短时间内也不可能从西域或别地运输如此多的粮食至赵信城。合理的解释只能是本地生产的。 如果说考古中所见匈奴农业是游牧经济的附庸，那么赵信城动辄几万石的粮食生产则表明农业已经在匈奴经济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之所以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一是基于匈奴自身经济的脆弱性的考虑。众所周知，匈奴主要经济形态是游牧经济。关于游牧经济的脆弱性和自身的缺陷，有学者认为：“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经济脆弱性是由其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其孱弱的经济贮存功能及养育功能这三个因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30) 至于当时的匈奴，主要的威胁可能还是“白灾”和“黑灾”，史书的记载也证实了这一点： 元封六年(前105年)“其冬，大雨雪，畜多饥寒死。”(31) 本始二年(前72年)“其冬，单于自将万骑击乌孙，颇得老弱，欲还。会天大雨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什一。”(32) 而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的灾害，直接导致了匈奴的分裂。“(匈奴)连年旱蝗，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大半”。后两年(公元48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匈奴。可以说，作为“逐水草迁徙”而居的游牧经济，对气候有着极大的依赖度，无论是“白灾”(雪灾)，还是“黑灾”(旱灾)，都会产生致命的打击，因为无论是牲畜所依赖的牧草，还是牲畜本身，都无法抵御自然所引起的灾害。正是这种经济的脆弱性和不足，致使匈奴需要依赖于有稳定供给的农耕产品作为重要补充。王子今先生指出，匈奴对汉王朝的进攻多选择秋冬之际，(33)这是因为，游牧民族地处寒冷的北方，冬春之时不仅容易受到风雪灾害，而且物资短缺，需要提前进行储备。特别是在遇到严重自然灾害时，迫切需要得到农耕社会的物资，甚至不惜加以掠夺。 如果说弥补游牧经济的不足是匈奴粮食生产的动力之一，更重要的原因是在与汉朝的不断交往中，匈奴已经认同农耕产品并产生依赖。文帝时期，中行说意识到匈奴对汉人物品的需求，所以他建议单于抛弃汉人的物品。但是民族间的交流与互动不是一时的禁止就能够，赵信城的出现就表明定居已经在匈奴中出现。 所以当匈奴在处理对汉战争的颓势时，匈奴单于接受了汉朝降将赵信与卫律的建议，“信教单于迁北绝漠。以诱疲汉兵，乘弊而击之，无近塞”；“卫律为单于谋，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守之。汉兵至，无奈我何。即穿井数百，伐材数千。”无论是居“寒苦无水草之地”的漠北，还是筑城开始城居，都将改变了匈奴原先“逐水草迁徙”生活形态，需要稳定的物资供给，无形之中加重了对农耕产品的依赖度。相信匈奴上下也是能够认识到这一后果。 应该说赵信、卫律的初衷是一致的，即增加匈奴在与汉朝对抗中的实力，但是客观上却起到了用汉人的农耕生活方式来分解匈奴的游牧方式，是以华变夷思想的体现。简言之就是在增添匈奴对农耕产品的依赖度，使得粮食生产成为匈奴的必需产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赵信城中有如许多的粮食也就不足为怪了。 关于卫律的记载，能够佐证赵信城的筑城囤粮的定居实质。卫律曾经劝说壶衍鞮单于效法汉朝建设城池囤积粮食，有人对此进行劝止，“或曰胡人不能守城，是遗汉粮也”，(34)估计就是因为吸取了赵信城的前车之鉴，并且这种劝谏效果明显，“卫律于是止”。我们应该重视匈奴筑城屯粮的定居意图。 匈奴的粮食不仅来源于其本地生产，同时也来源于外地尤其是在西域的屯田生产。“事实上，新疆沃洲对于匈奴，几乎已是他们最主要的物资综合补给站……构成匈奴经济面不可缺的一环节。”(35) 材料3正是对这一观点的佐证。下面对材料3做下必要的解读。何为“复”？“复”在古汉语中释为“再”“又”，(36)言下之意就是先前匈奴曾在车师军屯。合理的解释是，武帝虽于征和四年(前89年)占领车师，但在汉朝征服车师之前，匈奴已经控制车师，并在此屯田。由于武帝是战时需要才占领车师，因此并没有派兵驻扎，汉军撤退后，匈奴又重新恢复对车师的控制，并派兵“田车师”，这也就是昭帝时“匈奴复使四千骑田车师”的解释。 据此可以推知车师对匈奴的重要地位。这也可以从以下事例中得到佐证，宣帝地节二年(前66年)，汉朝征服车师后，匈奴内部曾是否夺回车师展开讨论：“单于大臣皆曰：‘车师地肥美，近匈奴，使汉得之，多田积谷，必害人国，不可不争也。’果遣骑来击田者”。(37)宣帝地节四年(前68年)，“匈奴怨诸国共击匈奴，遣左右大将各万余骑屯田右地，欲以侵迫乌孙西域”。(38) 至此，让我们来看看车师的情况，从中推知匈奴粮食的外部来源情况，车师乃活动于今鄯善——吐鲁番绿洲的西域古族，谓之临泽之国，这是学术界公认。 车师前国，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绕城下，故号交河。去长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户七百，口六千五十，胜兵千八百六十五人。(39) 车师后国，[王]治务涂谷，去长安八千九百五十里。户五百九十五，口四千七百七十四，胜兵千八百九十人。(40) 车师前王居交河城。河水分流绕城，故号交河。去长史所居柳中八十里，东去洛阳九千一百二十里。领户千五百余，口四千余，胜兵二千余人。(41) 后王居务涂谷，去长史所居五百里，去洛阳九千六百二十里。领户四千余，口万五千余，胜兵三千余。(42) 从以上史料中，我们可以得出一是车师所居之地有水，这是粮食生产的基本保证，反映匈奴粮食生产能力的另一个例证是匈奴出现了占人口比例很大“胜兵”。关于胜兵，目前学术界比较认可是林幹先生的观点。他在《匈奴通史》中认为：“是时南部连年克敌获俘，收纳降附，部众最盛，领户三万四千，口二十三万七千三百，胜兵五万一百七十。所谓‘胜兵’，就是脱离生产、只担任作战的常备兵。这时南匈奴在二十余万人口中，已分化出五万多常备兵，平均约五人中有一名常备兵。……胜兵出现的原因约有三点：一是社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二是农业开始在社会经济中占有较大的比重；三是受汉朝兵制的影响。”(43)从林先生的观点中，尤其是胜兵出现的第二点原因中，我们可以推出车师国内的粮食生产能力。假设国内粮食生产能力不足以供给如此多的战斗专职人员食用，肯定也就不会拥有如此大比例的胜兵了。觊觎车师的粮食生产能力，并形成一种依赖，这也正是为何匈奴派兵屯田车师的根本原因。 关于匈奴从事农业生产的总人数规模，囿于史料，无从得知。但是无论是材料3还是材料4，都可以看出匈奴军事屯田的规模甚为可观，赵充国屯田河湟时，总人数也就是“合凡万二百八十一人”。(44)因此屯田车师的“四千骑”，屯田规模可观；至于“屯田右地”的两万骑，更可谓规模浩大。 可以说，在汉匈交流之下，匈奴增加了对汉农耕产品的依赖，导致了匈奴经济结构的变化，匈奴的农业从游牧经济的附庸转变为重要组成部分，不但改变着匈奴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对匈奴的经济成分产生重大影响。 二、匈奴粮食加工的发展 所谓的粮食加工，并不是简单对粮食的初步再加工，而是指以粮食为原料所生产的衍生品，在古代社会主要指酒、醋等。 其实匈奴自己所产的酒，称之为挏马酒。《史记》中记载陆贾与其子约定：“过汝，汝给吾人马酒食，极欲，十日而更”。(45)《礼乐志》丞相孔光奏省乐官七十二人，给大官挏马酒。今梁州亦名马酪为马酒。(46)又《汉书》卷二二《礼乐志》：“师学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人给大官挏马酒。”注引李奇曰：“以马乳为酒，撞挏乃成也。”师古曰：“挏，音动。马酪味如酒，而饮之亦可醉，故呼马酒也。其七十人可罢。”(47)由此可知挏马酒又称之为马酒，其主要成分是马的乳汁。 柴萼在他的笔记小说《梵天庐丛录》中描述了其对马酒成因的科学猜想：“盖上古之人，造兽皮为容器，盛兽乳于其中，荷于山羊、驴、马之肩，以游牧逐水草栖息。忽焉而兽皮器内酵母自然落下，逞其繁殖，又得日光之热，遂蒸勃而发酵，天然生甘冽之味，成酒分。试尝其味，则甘香适口，遂相率饮之，此有酒之始也。”(48)挏马酒由马奶等乳汁自然发酵而成，可见其制作应该没有较高的技术含量。直到元朝时，才学会对马酒的蒸酿技术，据《蒙古酒考》记载，马奶酒多一次蒸酿，酒力则增强一次，但是即便是经历六次蒸酿，其酒度数一般也不超过30%voL，由此可推知，挏马酒的度数应该很低。 由于挏马酒的度数不高，再加上匈奴所处地区寒冬较长，饮食中又以肉食为主，因此缘起于两点需要，寻求一种新的酒来替代。首先是粮食酒的实际功效，粮食酒不但能御寒，也能消食，由于酒的主要成分是水和酒精，酒精可以在体内被极快吸收，从而氧化放热，促进血液流动加速，所以饮酒能起到御寒的效果。另外酒精进入血液之后，其浓度大大超过生理酒精浓度时，即刺激心跳加快，血管扩张，所以有活血、增加吸氧量、促进新陈代谢的功能，因此饮酒可以驱寒、祛湿、消炎、化郁。据现代医学研究，酒精本身还具有麻醉和杀菌的作用，所以对失眠、慢性消化道疾病有一定的治疗作用。也就是说，比挏马酒度数高的粮食酒，不但能满足匈奴民族御寒需求，而且还能起到帮助消化的作用，改善因饮食习惯所引起的肠道问题。 其次是粮食酒所代表的文化象征。更为重要的是，粮食酒还被汉廷作为一种优势文化得以展现给四方来宾。据《汉书》卷九六《西域传》记载，武帝对远道而来的各边疆商人，除以角抵戏招待外，还在宫中“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49)“于是大觳抵，出奇戏诸怪物，令外国客遍观名仓库府藏之积，令外国客遍观名仓库府藏之积，见汉之广大，倾骇之”。(50)可以说无论是实际功效还是文化企羡，都为粮食酒取代挏马酒提供了合理之处。 但是这种取代必须先以文化的认同为基础。关于胡人，在秦汉时是北方民族的统称。辛延年《习林郎》诗中就描写了一位不卑不亢、洁身自好的酒肆经营者“胡姬”： 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褥。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两鬟何窈窕，一世良所无。一鬟五百万，两鬟千万余。不意金吾子，娉婷过我庐。银鞍何煜烯，翠盖空踟蹰。就我求清酒，丝绳提玉壶；就我求珍肴，金盘脍鲤鱼。(51) 胡人当垆沽酒，表明胡人对汉家酒的认同，也可是说是对汉家文化的认同与接收。 文化的认同与慕羡为汉家酒在匈奴的使用扫清了障碍。那么民间的贸易交流自然成为必须。估计是因为匈奴对汉人酒的大量需求，汉人的粮食酒甚至被作为经济战的筹码。贾谊就曾计划利用匈奴对汉人酒的需求，试图通过贸易形式，以达到臣服匈奴的目的： 夫关市者，固匈奴所犯滑而深求也，愿上遣使厚与之和，以不得已，许之大市。使者反，因於要险之所，多为凿开，众而延之，关吏卒使足以自守。大每一关，屠沽者、卖饭食者、羹臛炙膹者，每物各一二百人，则胡人著於长城下矣。是王将彊北之，必攻其王矣。以匈奴之饥，饭羹啗膹炙，喗滪多饭酒，此则亡竭可立待也。赐大而愈饥，财尽而愈困，汉者所希心而慕也。则匈奴贵人，以其千人至者，显其二三；以其万人至者，显其十馀人。夫显荣者，招民之机也，故远期五岁，近期三年之内，匈奴亡矣。此谓德胜。(52) 贾谊设计的通过“关市”以先进的农耕经济物质文明征服匈奴人心的策略，因为使用非战争的手段，所以说“此谓德胜”。陶鸿庆的《渡诸子札记》则认为这是一种经济战或者商业战、贸易战。他对“赐大而愈饥，多财而愈困”的理解是：“言汉许匈奴大市，阴以汉物耗匈奴之财”；有人则对“赐大而愈饥，多财而愈困，汉者所希心而慕也”作了这样的解说：“给的赏赐愈多，他们愈加感到饥饿，给的钱财愈多，他们愈加感到穷困，汉朝便成了他们倾心向往的地方了。”(53)因为当匈奴适应于汉家文化后，自然就认可汉家，也就心往之并形成一种向心力。 即便是战争频仍的汉武帝时代，北边“关市”在新的条件下也得到了新的发展。《史记·匈奴列传》写道：“今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汉书·匈奴传(上)》的记载是：“武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54)“厚遇关市”在《史记》中记载为“厚遇，通关市”。 即使在马邑之谋后，汉匈关市亦不绝。“自是之后，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然匈奴贪，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尚关市不绝以中之。”(55)所谓“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似乎可以说明贾谊“则胡人著于长城下矣”的预言确实实现了。表明匈奴对汉家物品的依赖度。 此为民间层面的贸易交流，而政府层面的和亲也推动了汉匈交流的深入，尤其是和亲之时匈奴的对汉家财物的诉求，更体现出汉匈之间的互动。 1.高祖七年(前200年)：是时匈奴以汉将众往降，故冒顿常往来侵盗代地。于是汉患之，高帝乃使刘敬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冒顿乃少止。(56) 2.汉文帝时中行说对汉使颐指气使：“汉使无多言，顾汉所输匈奴缯絮米糵，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己矣，何以为言乎？且所给备善则已；不备，苦恶，则候秋孰，以骑驰蹂而稼穑耳。” 3.汉与匈奴邻国之敌，匈奴处北地，寒，杀气早降，故诏吏遗单于秫糵金帛丝絮佗物岁有数。(57) 4.景帝时，“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单于，遣翁主如故约”。(58) 5.武帝征和四年(前84年)狐鹿姑单于上书汉朝：“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不为小礼以自烦。今欲与汉闿(开)大关，取汉女为妻，岁给遗我糵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它如故约，则边不相盗矣。”(59) 这是汉匈之间交流时匈奴的诉求，反映了匈奴对汉人物品的需求。可以看出从高祖时期到武帝时期的和亲，“故约，汉常遣翁主，给缯絮食物有品”，匈奴所需物品中除了缯絮等，材料1中直言“酒米”，而材料2中“米糵”、材料3中是“秫糵”、材料5中是“糵酒”，都含有“糵”。 那么“糵”到底是什么？糵与麴是酿酒的酒母。《尚书·说命》记载“若作酒醴，尔惟麴糵”，(60)也就是说要酿造酒醴，就必须使用麴糵，也就是酒曲。到西汉时，用麴糵酿造酒醴的方法仍然都用。《说文》释“糵”为“牙米”，释“米，粟实也，象禾实之形，凡米之属皆从米”，那么糵从米，所以糵就是发芽的粟，即粟牙。《释名·释饮食》曰：“糵，缺也，渍麦覆之，使生牙开缺也。”所谓“麴”就是发霉长毛的谷物。《释名·释饮食》曰：“麴，朽也。郁之使生衣朽败也。” 那么为何同一物名，为何会被释成不同？考查《说文》与《释名》成书时间相当，作者所处地缘相近，应该不会有如此的差异。对于这种矛盾，是否可以认为至汉代时，麴、糵虽然具体所指实物已经分化，但是在称呼上或者语言习惯上应该还是保持着上古的称呼，并没有细分，将酒曲统称为麴糵。直至北魏时，贾思勰《齐民要术》“造神曲并洒第六十四篇”中说，用河东神曲酿酒时要分几次把米饭投入发酵瓮中，而每次投入量“皆须候麴糵强弱增减耳”，贾思勰时期，麴与糵已经完全分离，所指物质已经完全不同，但是他仍然将“麴糵”连用，难道说在酿酒时既用“麴”又用“糵”？这应该不可能的，所以这里的“麴糵”统指的就是酒曲。所以笔者赞同方心芳先生的观点，“麴糵是一种，指的是发霉及发芽的谷粒”，“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麴糵实际上是酒曲的同义词”。(61)即便在今天南方方言中，也仍然将做米酒的酒糵称之为酒麴。 至此，可以看出无论是匈奴所需的“酒米”、“米糵”、“秫糵”、“糵酒”，除了高祖时期直接要酒和米外，从景帝后就开始要糵了，也就意味着匈奴需要酿酒的酒曲，之所以如此，在汉匈贸易过程中，酒糵的自身价值当然是引诱匈奴的原因之一，这可以从出土的汉简中管窥： 官言贳□卖枲一斤直三百五十又麴四斗直卅八惊虏隧长李故所206·3(甲1131)(62) □杜狂受钱六百 出钱百一十五糴麴五斗斗廿三214·4(乙155版)(63) 从简文中可以推出，在边境居延地区，麴的价格约是1-2钱每升，当时边郡的酒大概是1钱左右每升，据居延汉简载，至王莽地皇三年：“劳边使者过界中费……酒二石，直二百八十。”据此计算，一石140钱，一斗14钱，一升1.4钱。又如居延汉简E.P.T.51：223所载“酒一斗值10钱”。(64)限于史料，我们无法知道每次和亲时，汉朝到底送给匈奴多少糵酒，但仅就材料5中的糵酒万石，就是一笔不菲的价值。 但是笔者认为更深层次的可能原因是因为气候、技术等因素，匈奴尚不能生产酒曲。这一点可以从下列史料得到佐证： 乌丸者，东胡也。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余类保乌丸山，因以为号焉。俗善骑射，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宅，皆东向。日弋猎禽兽，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时以四节，耕种常用布谷鸣为候。地宜青穄、东墙，东墙似蓬草，实如葵子，至十月熟。能作白酒，而不知作麴糵，米常仰中国。(65) 从这段史料中，东胡之一的乌丸早在冒顿(前234年-前174)时就被匈奴所灭并控制，可见匈奴的经济实力比乌丸肯定强，同时两民族之间的交流肯定很普遍，但是直至三国时乌丸仍不能自作麴糵，所以西汉初期的匈奴没有掌握生产麴糵的技术也在合理之中。 至此，我们需厘清，匈奴为何会向汉朝需求大量的用于酿酒的“糵”，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两点：一是上文所述的匈奴粮食的生产能力增强；二是匈奴已经掌握酿酒技术。由于国内有大量粮食积余和对粮食酒的需求，又因为液体酒的运输不便，自己又不会生产酿酒专用麴糵，就必然向汉家索取，所以才需求大量的糵，运回后自行生产。 从前文中我们已经推知匈奴生产了数量巨大的粟，那么这正好成为生产酒的原料。《说文解字》释“酒”条中有“杜康作秫酒”，《世本》亦有同样的说法，可见秫米酿酒的历史非常久远。又《礼记·月令》有仲冬作酒的记载：“乃名大酋，秫稻必齐，麴糵必时，湛饎必洁，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兼用六物，酒官兼之，无有差贷。”其中除了要及时作好麴糵外，还要配备秫、稻等原材料。 秫是什么？《说文·禾部》云：“秫，稷之黏者。从禾、术，象形。术，秫或省禾。”《尔雅》名“众”，与粢并列，孙炎注谓秫“为黏粟”。可见秫是粟的一个品种，称之黏粟。另外，从《氾胜之书》到《植物名实图考》，也都肯定秫就是黏粟，正如《本草纲目·谷部》所记载“秫”：“秫字篆文，象其禾体柔弱之形，俗呼糯粟是矣。” 前文所言匈奴所生产的粮食中统称为粟，关于用粟作为酿酒原材料，严格来说就是粟、梁、秫作为酿酒原料，这在后来的《齐民要术》中可以得到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