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过程中西部贫困地区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对云南几个少数民族村寨的调查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少数民族论文,几个论文,村寨论文,贫困地区论文,云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0681(2004)02-0102-07
广义而言的生活方式指的是在一定社会客观条件的制约下,社会中的个人、群体或全体成员为一定价值观念所指导的、满足自身生存发展需要的全部生活活动的稳定形式和行为特征。从狭义上理解,可以解释为人们消费物质产品和利用闲暇时间的方式,通俗地说就是人们“衣、食、住、行”或“吃、喝、玩、乐”的方式。我们这次调查所定义的生活方式是指人们获得与消费生活资料(劳务)、支配自由时间及日常生活活动的固定形式与典型特征的总和。生活方式作为一种人们现实的生存方式,它受人们所生存的客观条件的影响相当大。它一般从生活水平、生活质量和生活风格特点等方面得到表现。生活水平是生活资料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要的实际程度与规模。生活质量是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要的实际内容及其等级序列,涉及到人们的生活状况主要是生存、享受还是发展。生活风格是人们为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发生的活动的特点,是人们在生活方面与其他人区别之处,体现着人们的个性特点或群体人的特点,同时也与人们的生活意愿有关。
2000年1月和7月,我们分别对云南省的四个地区中的四个少数民族村寨作了关于少数民族生活方式的入户访问调查。为了使这次调查的结论能进行比较分析,主要采用具有结构化特点的问卷方法,同时在调查中也注意应用观察和访问的方法收集相应的资料(注:这次调查采取判断基础上的方便抽样方法共回收有效问卷192份,样本对象中性别分布为:男性70%,女性30%;年龄分布为:〈20岁4.8%,21-35岁43.9%,36-50岁37.0%,〉50岁14.8%;受教育程度分布为:不识字39.2%,初识字21.1%,小学31.0%,初中6.4%,高中2.3%。)。由于少数民族地区调查存在着多方面的特殊性,诸如语言转换,语义理解等等,为避免出现较大的困难、理解的歧义,问卷设计得较为简单,对很多关于生活方式的问题采取了简化的测量方式;同时调查经费的拮据,这次调查样本量不够大,抽样采取判断基础上的方便抽样方法等等,使样本的代表性明显不足。由此我们的结论不能说能够较全面地反映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方式特点,调查结果也不能够作推断,本次调查的价值在于其探索性,可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也可为对这方面进行研究的研究者提供参考。以下为我们这次调查的一些基本结论。
一、贫困地区少数民族生活方式现状
(一)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层次依旧较低,且缺乏尽快提高的现实条件
我们调查所到的四个村寨分别位于云南省省会城昆明的西山区(滇中地区)、勐腊县和澜沧县(滇西南地区)以及永胜县(滇西北地区),且分别属于哈尼族、苗族、白族、拉族和彝族,四个村寨(以下用其行政区划所属称名)的基本情况是,西山村寨,位于距西山区政府所在地约20千米的山区,人均耕地面积约0.3亩,以种植粮食和蔬菜为主,但种植的收入一年仅仅不够糊口;勐腊村寨,距勐腊县城约50千米地的边境口岸旁的山区,人均耕地面积约0.8亩、橡胶林约16亩,以种植粮食和经济作物为主,由于靠近口岸,一些脑筋好的人做一些小生意得以致富;澜沧村寨,距县政府所在地约70千米的深山中,人均耕地面积约6亩,以种植甘蔗和粮食为主,由于耕作技术落后,生产投入低,两种作物的产量都不高,且生态破坏严重,山上的植被早已由于过度开垦变得荒芜,有的地方甚至只有裸露的土壤在烈日下曝晒;永胜村寨,位于距县城约60公里的冷凉山区,属于长江中上游天然保护林区,人均耕地面积6亩多,以种植粮食和养殖为主业,由于长期乱砍滥伐,满目开垦耕地,森林遭到严重破坏,成为泥石流灾害顾发地区。
令我们感到意外的是,在我们的数据资料分析中发现,虽然这些民族居住于不同的地理空间,各有自己的民族特点,但在诸多方面的现代化指标比较分析中却没有发现多少具有显著差异性的统计值,也就是说,我们所调查的民族之间具有较强的同质性。虽然我们调查样本的代表性可以推敲,是否可以说民族发展的差异其实是地区的差异还需进一步考察,但这极高的同质性仍能表明民族与地区间的一致性程度非常高。为此,作为资料分析的结论也作为简化分析的前提,凡是皆以地区进行分析。
生活水平的测量,一般是以人平均收入作为标准的。从调查的样本数据中可以看出,目前贫困地区少数民族的人均收入无论从总体状况来看,还是从各地区的状况而言都不太好。按云南省最新的规定的标准,农村人均收入达到700元人民币就算摆脱贫困。虽然就平均值来说,四个村寨的总和状况的平均值仅为1030元,即便是最为贫困的澜沧村寨的少数民族也已经摆脱了贫困;但从分布上看,约有1/3的人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澜沧村寨更是超过了2/3的比例。我们调查所到的勐腊村寨,是四个地区人均收入最高的村寨,在这几我们看到的基本情况是,偶有人家确实是有钱的,我们曾经调查到一户人均收入上万元的运输户家庭,家中各种家用电器一应俱全,而且就在这一家中,我们还看到了太阳能的洗裕设施;大多数人虽然居住的是瓦房,但面积都不太大,家里基本上没有什么高档电器用品;更有的人家是居住在四壁空空的木板房中。澜沧村寨,大量的人居住在木板墙的草屋里,屋里空空如也,破木板搭成的床上及简单被褥,几件衣服挂在一根绳子上,一个墙角放着一个三角吊锅,这几乎就是他们一家人的全部家当。在西山村寨,一些已经分家了的人家几代人拥挤在祖辈人居住了上百年的老屋子中找不到发展生产、改进生活的路子。表1是我们以上描述的数据说明。同时从表2关于日常生活费用花费的方面中可以看出,他们收入的绝大部分,只能用来维持自己的基本生存。
表1 人均收入状况 n=190
人均收入分布%人均收入
地区
<700
700-2000 >2000
平均值 标准差
勐腊 36.0
48.0
16.01358
1447
西山 50.0
30.8
19.2934
742
永胜 22.7
63.6
13.61342
1120
澜沧 67.5
22.5
10.0715
771
总和 31.6
35.6
32.81030
1049
表2 日常生活费用分配 % n=190
生活费用支出内容
%
吃饭 45.8
看病 21.6
穿衣 18.4
其它 14.2
生活水平的低下必然带来生活质量的低下。生活质量作为一个把握人们生活状况丰富性和舒适性的指标,常常从人们的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丰富性入手考察,从我们调查所及四个村寨的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质量来看,可以说也是很不足的。在生活质量的调查方面,我们设计了最具代表性的一些生活用品作为调查的可比性项目。对于贫困地区的人们生活质量而言,由于基本生活都难以保证,无法用都市人的指标去衡量,因而重要的是基本的卫生习惯和整洁的基本要求的保证。面部清洁用品的使用应该是最为基本的事,针对此,我们设计了是否使用洗脸毛巾的指标。在此基础上,设计了“牙刷”作为代表性物品,力图通过使用与不使用牙刷这一物品考察人们的基本卫生要求和习惯。进一步而言,牙刷的使用应该配合上牙膏的使用,才能真正达到它的清洁目的和效果;因而在此基础上设计了牙膏的使用问题。这是一个与钱的花费有关,也与认识有关的问题。设计了“衣柜”作为相对于前面的问题更高的指标,目的是考察人们是否有足够多的衣服被褥,同时也可以由此看人们对归整物品,寻求整齐舒适的要求。在此基础上,以是否有“除了孩子读书用的课本外的书”来了解人们的精神生活状况。调查资料显示,即使这些在城里人看似平常的东西,对于贫困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来说也不是每一户人家都能用上。见表2洗脸毛巾只有90的人使用。牙刷和牙膏,平均就只有2/3的人使用了;澜沧村寨则将近2/3的人家中不使用牙膏和牙刷。在使用衣柜方面,家中使用衣柜的人不到2/5,尤为突出的是澜沧村寨和永胜村寨的人们与其它两个村寨拉开了距离,家中有衣柜的仅仅为20强一点。超过3/4的人们从来不读书不看报,也就是说,他们没法从书本中获得精神享受和各种可能的与生活和生产相关的信息知识,只能生活于他们自己每天的日常经验之中。因而难于找到改进自己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的新方式与方法。
表3 使用生活用品的情况 % n=190
使用生活用品 地区
总和
勐腊
西山
永胜
澜沧
毛巾 100.0 97.0
87.0 80.5
90.3
牙刷 100.0 97.0
39.1 34.1
66.1
牙膏 100.0 97.0
34.8 34.1
65.3
衣柜 48.1
63.6
21.7 22.0
38.4
书报 37.0
27.3
13.0 19.5
24.2
概括起来说,生活水平和生活层次依然较低,并且缺乏尽快提高的现实条件,目前贫困地区少数民族生活方式的基本情况。
(二)外部世界的影响已从生活风格的方方面面体现出来
生活风格作为人们为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发生的活动的特点,与人们的生活价值观、生活态度等主观因素有密切的联系,是人们在生活方面与其他人区别之处,体现着人们的个性特点或群体人的特点。通过对贫困地区少数民族人们对待传统事物和现代事物的态度和选择取向,我们发现,贫困地区少数民族的人们在生活风格方面仍然具有明显的传统性特点,但外部世界的影响已从方方面面体现出来。我们的分析仅从几个最能体现少数民族传统性特点的方面展开:
1、传统性意识困地域表现出差异,表层的生活已具有普遍化的趋势
一般而言,一个民族的特点,首先表现于其自然种族属性和深层的心理之中,在此基础上又通过各种外在化的东西体现出来。在我们所调查的这些民族群众中,民族的传统性意识已经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呈现出多样性基础上的淡化特点,而且许多表层的东西已经具有了普遍化的趋势。
一个民族要保持自己民族的延续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传统特点,最为重要的应该是维持其种族的纯洁性,而这最为关键的是婚姻的本民族化。在我们的问题为“对家人(兄弟姐妹,子女)的婚姻,您有什么考虑和安排”的题项中,虽然在是否以本民族人为通婚对象的问题上只以本民族作为通婚对象的人仅占不到25%的比例,但不同民族之间存在着显著性差异,从表4中可以看出,永胜村寨中超过一半的村民把本民族作为唯一通婚对象;而西山村寨的在这个问题上有91%的人持无所谓态度,而且没有一个人选择把本民族作为通婚对象。其他两个村寨则介于二者之间。在另一个问题中,我们请村民们回答一个同样是了解民族传统性倾向的问题,要求他们回答平时实际怎样衣着和理想上觉得应该怎样衣着的问题(回答见表5)。在选择项中分别设了民族服装、便装和西装,以此分别代表传统服装向现代服装的过渡。由于便服在目前的服装中属于价格最低的衣服,如果仅仅从理性角度看,人们以其为主要衣着的原因主要应该是经济原因,在这个问题上较有意义的其实是传统服装和西装的不同选择。调查中发现,不同民族在实际上和理想上对传统还是现代服装的选择上具有显著性的差异,在选择现代服装式样上较为典型的是,在实际生活中,西山村寨的村民已经完全不穿它们自己的民族服装了,他们中也没有人穿西装;但就理想而言,他们中有近54%的人把西装作为自己的理想服装选择,选择民族服装作为理想服装的人仅为7.7%,而澜沧村民和勐腊村民在这个问题上则显出了较为一致的倾向性特点,虽然在实际生活中主要以便装作为日常生活的衣服,但理想上大量的人并不认同便装,他们中都有60%或将近60%的人愿意回归到自己的民族服装,同时在实际生活中穿便装的人又有一部分把西装选择为理想服装。四个村寨的人们的上述选择倾向性,应该说与他们居住地的民族居住特点和开放性程度有关,西山村寨距省会城仅20余千米的距离,大半的人多次到过省会城,人人会说汉话,常常听收音机和看电视机,比起其他几个村寨的民族要见多识广,由此也就使得他们整体上的民族传统性意识渐渐淡化。勐腊村民和澜沧村民的“两极化”特点,则更重要的是由于其开放性特点的不同而致的,喜欢穿西装的人大多是自己曾到过县城以外的省城或其他省外城市,或是家中有人在外地工作,要就是自己从事的已不是纯粹的农业生产劳动,而是相对于农业而言较为现代的各种非农产业工作。因而可以说,少数民族的开放化程度与其现代化意识的增强是有关系的。
表4 通婚圈意愿比较 % n=190
民族内外 县域内外
本族 外族
无所谓
本县
县外
无所谓
勐腊
23.7 6.5
69.936.6
6.5
57.0
澜沧
29.3 4.9
65.851.2
2.4
46.3
西山 9.1
90.99.1
3.0
87.8
永胜
56.5 8.7
34.817.4
8.7
73.9
总和
24.7 6.8
68.5 8.3
62.2
·sig=0.001
·sig=0.007
表5 衣服式样的选择比较 % n=190
实际选择 理想选择
地区 传统
便服
西装
传统
便服
西装
服装
服装
勐腊 11.1
74.4
14.4
60.0
10.8
29.2
澜沧 15.0
80.0
5.0
58.8
29.4
11.8
西山 100.0
7.7
38.5
53.8
永胜 39.1
43.5
17.4
12.5
75.0
12.5
总和 13.7
76.0
10.4
46.8
26.1
27.0
·sig=0.000
·sig=0.000
同时,在少数民族中,传统信仰仍在支配着部分人的生活,但科学理性精神己产生显著影响。少数民族群众生活风格的传统性特点之所以能得以维持,其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有着一种传统的宗教信仰及其制度的支撑。随着共和国建立后长期的无神论宣传教育和亲身的实际体验,许多少数民族群众对宗教中宣扬的有神论观点不再盲目地相信。在实际生活中,虽然一些人对是否有神持怀疑的态度,但首先还是宁愿将自己的生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信仰是多种多样的,有的信奉佛教、有的信奉基督教、有的相信鬼神一类的原始宗教,但是有59%的村民不相信任何宗教。当然,在我们的调查中也发现,有的宗教信徒对宗教的信仰是非常虔诚的。在澜沧村寨的一个自然小村,全村人都信奉基督教,村中有教堂,每逢礼拜日村民们都要到教堂听大摩巴(牧师)布道。在不信基督教的拉人中,酒是生活中的重要伴侣。我们在其他地方看到的拉人确实喜欢喝酒,就像许多城里人喜欢喝可乐一样。圣经规定基督教徒不能喝酒,由于信奉基督,这些村民们也都戒了酒。该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他们对宗教的虔诚态度。在是否信仰宗教的基础上,我们以“当您生病时,您首先会怎么做?”的问题询问村民,在表6中可以看出,无论是信教的还是不信教的村民,他们绝大部分都把自己的身体健康问题交给医生或是自己买药解决,而不是交由所信奉的宗教神灵。唯一例外的是信教的澜沧村民中的28.6%的人,这部分人信奉的是原始宗教的鬼,在生病之后,他们都要到野地里喊魂。虽然在这个问题中只是有部分村民持这样的观点,但这说明了目前部分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在信仰上仍具有的传统性特点。
表6 不同地区宗教信仰情况与生病时首先的做法比较 % n=190
生病时首先的做法
地区 信教情况
找医生
求神
自买药
其他
不信教
100.00
信教 100.00
不信教
88.5 11.5
信教 66.7 33.3
不信教
72.7 27.3
信教 41.7
50.0
8.3
不信教
100.0
信教 62.928.6 5.72.9
2、交往范围相对狭窄,自主意识明显不足
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人们之间的交往。通常情况下,一种文化越是发达,它与外部文化的交往会越多;反之,一种文化越是与外部文化有较多的交往,它的发展程度会越加得到增强。我们调查的四个村寨的村民,经常出外的人很少,有的人从来就没有到过县城以外的地方,有的人甚至连县城都没有去过,平时的交往活动基本上就局限于自己的日常生活范围。通过向村民们了解他们在日常交往中的主要交往对象情况,我们发现,他们的交往范围其实非常狭窄,大多数人家除了亲戚还是亲戚,而且这些亲戚还只是住在同一个村寨中的亲戚。问他们为什么只是和亲戚往来,回答是:亲戚不会骗自己,亲戚肯帮忙,所以经常往来的人就是亲戚,无论是与对需要别人帮忙的事,还是遇到高兴或是又什么事需要找人说,唯一的对象就是亲戚;而且它们也坚信只有亲戚才会在自己遇到困难时最能帮助自己。在日常交往的对象这一实际活动中,不论是那个地区的村民都显出了较高的一致性,只和自己的亲戚往来。如果说,这个问题和他们的生活环境狭窄有着直接的关系,是狭窄的生活环境使他们无法和其它人进行交往;那么在表7中这一仅考察交往意愿情况的问题中可以看出,他们中有的人其实并不愿意和其他人进行交往。在勐腊村寨和拉祜村寨,许多人向我们谈到了外边的人会欺骗他们,这个问题在表7中得到了非常明显的说明。就整体而言,有一半以上的人对不认识的人绝对不信任;突出的是,无论是勐腊村寨还是拉村寨的村民们在初次遇到一个人时都有2/3的人持绝对不信人的态度:即便是西山村寨的村民,虽然居住地离省城较近,但他们中也有将近一半的人不敢随便对人信任。应该说,在实际生活中,无论是对人轻易相信还是轻易怀疑,都是一种不理智的表现,因此在这个问题中比较有价值的是“谨慎为之”地对人信任。在这一选项中的总和是32.2%,按选择“谨慎为之”接触陌生人的比例从大到小排序,永胜村民有65.2%,西山村民有43.8%,勐腊村民为18.5%,澜沧村民是12.8%。永胜村民理性选择的比例最高,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从我们直接考察的情况看,应该是与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在那里开展的农村发展工作有关。这个组织已综合发展的理念做农村发展工作,不仅仅做扶贫减灾的经济发展工作,也做人的意识和观念转变的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村民的意识;另外,村里一些人也曾经去过攀枝花钢铁公司做过临时工或轮换工,有一些与外界交往的经验。相比之下,西山村民虽然生活在都市附近,但他们只是在外部受到影响,而没有在自己的精神深处受到影响,因此,对外部世界的理性反映程度就没有永胜村民高。
其实,我们所调查的四个村寨中的村民,对自己目前的处境并不满意,都认为自己的生活太艰苦,但自己也没有办法改变。这四个村寨中,都有一些人或是外出当兵或是外出打工,对于这些外出的人,村民们大多充满了羡慕的同时也对他们中的部分人另有看法(见表8)。他们认为出去的人能改变自己的生活条件,不再在家乡受苦,一般也不会再回到家乡了;但是,许多到外边去的人都变坏了,不再帮助家里的人。在我们调查的一户人家,一位澜沧村寨老人谈到他邻居的女儿出外打工后没有再回来过,按他的观点,外出的人出外的目的应该是为家里解决困难而不是为自己寻求幸福,所以凡是出去后不再回去看望自己的父母或是不给家中寄钱的人都不是好人。尽管许多村民都觉得自己的村寨生活艰苦,但是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愿意离开自己目前生活的村寨。我们以问题“如果有机会离开这里到外地去打工,做生意,当兵,上学等等,您想去吗”了解村民们离开农村的意愿。我们发现在这个问题上不同的地区的村民之间有显著的差异性。在这个问题中,西山村民和澜沧村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离开农村意愿最强的村民是西山村民,其55.2%比例大大高于所有调查对象的平均值,只有20%的人不太愿意或是完全不愿意离开自己目前生活的农村生活;反之,澜沧村民则有55%的人根本不愿意到外地去生活。其他的村寨中,勐腊村民有将近50%的人是不愿意到外地生活的。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其实还是与他们对外部世界的陌生感和恐惧感的强弱有较为直接的关系。西山村民虽然对陌生人还是有着较强的戒备心理,但持理性的“谨慎为之”方式的人却超过了总和将近12个百分点;由于离市区较近,他们对都市生活的了解要比其他地区的村民更直接、更全面,他们在心中所形成的对自己的生活和都市生活的心理反差要强烈的多。而励腊村民和澜沧村民却与西山村民在地理为之上具有巨大的差异,特别是澜沧村民,深居高山峡谷之中,所属县还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他们的居住地里县城有近100千米,很少有人到过县城,平日里所见的人都是他们自己的亲戚和乡亲。因此,他们对自己能否离开乡村,城里的生活自己能否“过得惯”完全不得而知。而院里都市的永胜村民对外出的人的评价接近与西山村民,应该说与他们前述的经验具有一致性。外部世界的苦与乐,以基民族传统的生活观、价值观等方面的影响,使他们尽管对外出打工的人评价较高,但是自己外出的动机却并不是太强烈。
表7 对人信任情况比较 % n=190
对人信任
地区
首先信任
谨慎为之
绝不信任
其他
勐腊
14.8 18.566.7
西山
6.3 43.846.9
3.1
永胜 65.234.8
澜沧
20.5 12.866.7
总和
11.6 32.255.4
0.8
·sig=0.001
表8 对离开农村的人的评价 % n=190
对离开农村的人的评价
地区好不好
说不清
勐腊68.4
26.35.3
西山93.9
3.0 3.0
永胜87.0
4.3 8.7
澜沧60.0
12.028.0
79.0
10.011.0
·sig=0.004
表9 离开农村意愿 % n=190
离开农村意愿
非常
有点
不太
根本
说不清
愿意
愿意
愿意
不愿意
勐腊
25.9
18.5
22.2
33.3
西山
55.2
10.3
10.3
10.3
13.8
永胜
39.1
21.7
13.0
26.1
澜沧
17.5
12.5
12.5
55.0
2.5
总和
32.8
15.1
14.3
33.6
4.2
分析上述情况,我们发现,当今贫困地区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与其传统相比,虽然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但在适应现代化社会发展的方面已经或正在发生某些方面的变化。由于这种变化主要是外力作用的结果,因而缺乏变化的内在动机。这使得他们的生活观念及对生活目标的追求都缺乏明确的考虑,存在着对外部援助不同程度的依赖性,而自立意识仍然不足的困惑。
按照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发展多样性的观点,一个民族的发展,唯有走“内源发展”的道路才能使自己得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所谓内源发展,是指“由人自己并为自己来完成的发展过程。”它意味着“发展各国的民族文化,从而保持本民族的特性,保证其发展的真实性。”(注:阿卜杜勒·马利克等《发展的新战略》,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年,前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提出来的一个重要概念和发展模式,区别于以前的“西方”发展模式,强调一个社会的发展应该是一个社会自己调动起内部的各种要素,使它们成为发展的动力,这样才能在发展的过程中,积极接受到那些有益的文化因素,促进自己的发展。用这种观点看待改革开放前中央和各级政府对于中国的贫困地区少数民族群众的所采取的“扶贫”帮助,其实是“一种“外源发展”的方式。这种方式没有真正地唤起他们内在的发展意识,反之还从某种意义上削弱了他们的自主意识。在勐腊村寨的调查中,当地地方政府的人给我们讲了一个特有典型意义的事例。政府的对口扶贫工作组干部帮助贫困村寨的少数民族群众种下了经济林木,已经声明产权是少数民族群众自己的,要他们认真照料,收成就是他们自己的了。由于他们没有认真照料,过了一段时间后树快死了,他们不是想办法救活那些树木,而是跑几十千米去告诉已离开村寨的技贫工作组干部:“您们的树要死了,快去看看吧!”。这种把外部的帮助看成是别人的事的情况,说明目前中央和各级政府在对贫困地区少数民族的帮助中所采的“改输血机制为造血机制”的努力,收效实际上并不显著。虽然在我们的调查中,大多数少数民族群众都持“没有人会帮助我们啦”的说法,因此要想过上好日子只有靠自己(见表10)和好得政策,然而,仍有一部分人还是在期盼着政府能给予直接的帮助。在此基础上,我们以假设的方式“如果政府给予帮助,他们更愿意在那方面得到帮助”了解他们更深层的愿望。通过对资料中的受教育程度、年龄、地区等项目与这个与人们的自主自立性有关的问题作相关分析,受教育程度与年龄方面皆不存在相关关系,仅仅在地区(或民族)上存在着相关关系。表11表明,在希望获得的帮助内容方面,不同地区的村民对“给我予鱼与给我以网”的关系有不同的认识,相互之间有显著的差异性。在我们的调查中,分别以种子、技术、贷款、工具和救助款作为人们希望获得帮助的项目内容,其中,救助款最为直接地与改善当下人们的生活有关,它测量的是调查对象生活的自立主动性;种子也是一种较为直接地与人们近期的生活改善有关的东西,因为它首先可以用来进行直接的生产,获得粮食收成或其他经济作物。工具也与生产活动较为直接,可直接用于生产活动。技术则相对要远点,需要在掌握的基础上才能用于生产。贷款比起上述各种东西则要求更为高,不仅需要对贷款目的要求有明确的认识,而且还得在确定的时间内偿还,需要有较为强的独立性和生产经营意识。因此,最能体现强烈的自主性和依赖性的是“要贷款”和“要救助款”。在表11中可以看出,西山村民中有将近20%的人希望政府能给予贷款帮助,自立意识最强,表现出对待生活的资助一式和寻求发展的主动性。澜沧村民因为有从非政府机构碍到小额贷款和生产技术辅导的经验,所以对着两项帮助也表现出较高的需求水平。另外,澜沧村民对工具也表现出特别的兴趣,这与另外三个村寨无一人需要工具形成鲜明对照。如果把希望帮助的物象内容统合起来,结合实地考察情况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澜沧村民在生活动机和发展需求等生活风格领域内的矛盾心理,他们既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贫穷命运,又缺乏致胜的信心和能力,仍然希望得到外界的帮助(包括救助在内)。但从所我们所调查对象的样本总体说,敢自主创业的人并不太多,首先希望获得贷款的人仅仅为13.8%;而在访谈中,大量的村民也反映出没有能力经营、不知道是否能偿还贷款等种种害怕承担风险的担心。在需要贷款的动机方面,西山村民主要是想利用靠近都市的优势搞运输河做买卖,尽快致富;而澜沧村民泽主要是希望得到小额贷款从事养殖以增加收入。至于选择其他帮助项目的人,则主要是看中它们的风险小,不仅比较容易得到,且一般不需要偿还。因此,从他们的选择中我们可以看出,能力不足和依赖性强仍然是影响这些贫困地区人们的心理和行为的主要因素。
表10 过好日子的办法 n=190
过好日子
地区[个案数(排序)]
总和
的办法勐腊
西山
永胜
澜沧
自己努力
23(1)
31(1)
21(1)
33(1) 108(1)
政府帮助
6(3)
8(3)
13(2)
16(3) 43(3)
好政策15(2)
22(2)
8(3)
25(2) 70(2)
求神祭鬼
3(4)
3(4)
表11 不同地区希望帮助内容 % n=190
希望帮助内容
地区
4种子
2技术
1贷款
3工具
5救助款
勐腊
35.7
35.7
7.121.4
西山
25.9
48.1
18.5
7.4
永胜
78.3
13.0
8.7
澜沧
26.7
30.0
16.7
13.3
13.3
总和
40.4
31.9
13.8
4.3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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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贫困地区少数民族生活方式变迁与少数民族的现代化
在一个社会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由于生活方式是多层次的复合体,既有处于社会生活的表层的因素,也有深层次的因素,因而最容易受到外部影响的冲击,也最难以被外部影响改变。正由于此,要了解一个社会的复杂性、了解一个社会的发展进程和预见它的未来状况往往可以从生活方式的种种表现中得到答案。我们这次调查之所以选择现代化过程中的贫困地区少数民族生活方式变迁作为调查内容的目的正在于此。
(一)少数民族生活方式与人格特征的文化分析
从我们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我国贫困地区的少数民族在他们的现代化进程中已经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外部世界的冲击,他们的生活方式已经明显的发生了与他们原有的模式不同的变化,但从根本上说,在深层次上,在人格特征上却仍然如旧。究其原因,这种新与旧的严重断裂,根源于我国主体民族的现代化进程是外发的,而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中央政府始终是以一种“先进文化”对“落后文化”提供帮助的方式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这种方式对于少数民族地区来说,一样是一种外发式的发展,而且这种外发式的发展较之于中国的主钵民族的发展更是具有强制性特点:主体民族的发展是不得不这样,而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则是必须要这样。因为从社会发展形态来说,我国的许多少数民族,特别是一些贫困地区的少数民族直到上个世纪中期与主体民族的发展相互之间存在着几个形态的差距。这种社会发展形态上的差距,在共和国建立后被人为地缩短了。其有好的一面,这就是使得许多少数民族从此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但同时却忽视了任何民族的发展都有自己的文化延续性的问题。从民族文化的角度来说,文化是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连续发展的轨迹,虽然在它的发展中会时时有各种别的文化和它发生冲撞,但它的主流是不会变的,只会在冲撞的过程中吸取有助于自己发展的异文化成分,促进自己的发展。因此就本质来说,文化的发展是内源的。所谓的现代,只是与传统相比的东西,是自己的今天和昨天相比,现在和过去相比。在极短的时间中使得一个社会发生飞跃式发展,自然会出现许多文化上的问题。而文化上的东西就最能从生活方式上反映出来。许多少数民族群众在生活中存在着种种具有矛盾的行为表现,这在我们的调查中得到了证实。
我们关于调查数据资料的分析表明,贫困地区的少数民族在生活方式上不论族别如何,在诸多方面皆具有较强的同质性,因此民族间的差异性很小,同时他们在受教育程度、年龄等方面都完全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人们之间基本上没有什么明显的分化。可以说这种状况的存在其实是地区的整体性问题。就整体而言,今天许多贫困地区的少数民族在发展的进程中,存在的问题仍然是客观生存环境恶劣,缺少启动经济迅速发展的资金和技术条件;同时在主体心理上具有安于现状和对仰慕的“美好生活”无望、无奈的人格特点。应该说,许多少数民族的生活强调生活的过程,如果强调过程就可以不需要的过多地去强调目的,或过多地强调意义。特有的文化传统使他们体会到生命的自在和生活的乐趣,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的终极目标不就是这样吗?但是,他们的过程生活是一种低水平上的过程感受,实际上他们自己也不愿意,只是处于一种无奈之中而已。因此,这就有必要检点是什么原因所致和探索应该怎样努力改变这种现状的问题。基于此,我们的观点是:贫困地区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现状之如此,其实是“贫困文化”(注:贫困文化的概念最早由美国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的《五个家庭:关于贫困文化的墨西哥人实例研究》一书中提出和进行研究。具体内容参见李强主编《中国扶贫之路》,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P12-15。)的问题,而且这种贫困文化的形成并不仅仅是他们的过错,当前我们应该做的是怎样改变这种已形成的贫困文化状况。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但同时,人又是在一定的文化系统中从事社会活动的文化承载者。他通过一套文化制度或文化象征体系从事各种社会的和文化的创造活动,同时又作为这种制度的产物,受它的制约。因而,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最核心的问题,是人的现代化。在贫困文化中,人受制于他的价值观、生活态度与技能(能力)、生活方式和各种外在的社会文化环境因素,无法在变化的现实世界中作出积极的适应,经济上和文化上陷入无力自助的贫困中。从贫困文化的直接表现和发生作用的实际承担者来看,最终都是通过人的行为得到贯彻。所以,贫困文化最终是关于贫困的人的问题。消除贫困文化的影响,推动民族贫困地区的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归结到人身上,就是人的现代化。
(二)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因文化问题
按刘易斯的理解,贫困文化是一种宏观社会中的亚文化,是一种由于与主流社会文化的不相容而处于边缘状态的特有文化,因为主流社会的不接纳,其始终居于一种边缘、无法进入主流的生存状态,而此也就在比较中处于“贫困”了。
就贫困地区少数民族的人的现代化问题而言,我们必须注意到,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云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人们已经受到了现代化的不同程度冲击和熏陶。比如在民族地区推行国民教育,推广农业技术,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通讯和交通运输,发展商品经济等等。尤其是商品经济发展中各种商业文化和现代消费娱乐文化的入侵,大众传媒的影响,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破坏和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是及其深远的。由于少数民族群众缺乏理解掌握这些现代文化的系统背景知识和把握其价值理性,无法将这些新的文化与自己的传统文化相整合,或者完全放弃旧传统转向新的文化,在文化理解和认同上发生困难。这种转型期的文化混乱造成了他们的贫困文化。而且,事实上,“在居民中流传的一种社会心理气氛,这表现为对所有属于当地文化或是它产生的一切抱有强烈的蔑视和否定态度”(注:阿卜桂勒·马利克等《发展的新战略》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0年,P134。)。其实,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理解应着眼于;文化无高低之分,但有性质的差异,就其发展而言,关键是在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的适应性与否社会主流文化基本进程的适应并与主流文化形成良性的互动,适应者能获得更快、更好的发展,不适应者的发展将受到阻碍甚至滞后,最终为历史发展所淘汰。内源发展的思路,对于消除文化上的被剥夺感和贫困文化的影响,无疑有着积极的作用。
(三)二元教育结构时贫困文化中生活的人的现代化的影响
我们调查所及的少数民族群众,虽然平均受教育程度仅为3.44年,但其中有初中毕业生,也有高中毕业生。然而,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与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提高以及观念意识变化却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这一方面说明,即便是受过较高程度教育的人,由于总体受教育程度的低下,回到他们的原居住地后,他们所受的现代化教育没有互动的基础,于是只有重新被原有的文化同化。他们所受的现代化教育回归到了0。另一方面说明,我们国家在相当一段时期中的教育始终强调的是“现代化分数”的教育,对现代化与发展传统的关系没有明确的理解和把握。这就使得那些受到过现代化教育的人回到原居住地后知识没有了用处。也就是说,人们受到的现代化教育与自己的本民族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因此,目前在发展教育中应注意区分两种“转变”的思路:一种是将人的现代化看作是与传统的“决裂”,主张现代化就是放弃传统;另一种是从传统中发展出现代化,也就是根据传统的特点,社会文化的状况,“发展适宜于少数民族文化与社会特点的现代性因素,促进人的现代化。前者是激进的,武断的;后者是缓和的,自助式的。人的现代化不应成为单面化的和非民族化的,而应体现民族性和文化多样性。正如黄高智指出的:“发展的成功尤其意味着通过适应现代化要求的培训来提高人的素质。……教育不应该只是传播和重复知识的图解,更不应只是单纯或简单地模仿外来的模式与技术,而是应该促进群体及其成员的创造力。”(注:阿卜桂勒·马利克等《发展的新战略》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0年,P5。)因此,我们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应该深深地反思并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才是。
发展事业少数民族文化与生活实践需要的教育思路,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教育仅仅是知识传播的工具,还是帮助人们摆脱贫困及其他奴役人的力量?“倘若人们不提出教育与文化的本质问题,而只是谈教育与文化设施的布局,那是不够的;因为教育既可以使人获得解放,也可以使人被奴役;而文化如果只是简单地从外国引进,最终将时一个国家的人们失去根基合真实性”(注:阿卜桂勒·马利克等《发展的新战略》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0年,P23。)同样地,在我国民族贫困地区发展教育事业,如果不考虑教育的本质和目的性的问题,不把教育当作把人从自然的奴役和贫困文化的困惑中解放出来的武器,那么,在贫困地区中推行现代化教育,就会陷入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困境:教育没有使人民获得解放,反而成为“现代文化”奴役“不发达”民族的工具。因此,从贫困地区少数民族生活方式的变迁中所遇到的贫困文化困扰来看,只有使教育成为贴近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实践,成为他们所思、所想和所行的要求,而不是追逐学历和文凭,追逐“文化货币”(注:参见安德鲁·韦伯斯特:《发展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年,P79-87。)的手段,知识的传播才能成为人们获得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教育才能成为启发人们的动机,变革生活方式合引导社会发展的力量。
总之,消除贫困文化影响,促进人的现代化是一项系统的社会文化工程。单向度地所谓发展教育,或者科技扶贫、给政策等等,同以经济增长为指导的发展观一样,都是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的片面理解。不可能从根源上消除贫困文化。唯有从“内源发展”出发,才能从根本上找到促进民族贫困地区的人们由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的策略与方法,才能最终促使贫困地区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走向他们自己的现代化。
收稿日期:2003-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