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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江泽民总书记多次指出，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时机已经成熟；加快开发西部地区要有新思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指出，要调整地区经济结构，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必须不失时机地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西部大开发直接关系到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关系到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边防巩固，关系到东西部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一项面向21世纪的大战略、大政策，一定要贯彻好、实施好。
一、西部大开发是面向21世纪的一项大战略、大政策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西部发展，逐步缩小各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最终达到各地区经济普遍繁荣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要求，亦是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内在需要。
西部大开发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按照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两个大局”的思想，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重要战略部署。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7－278页）对于什么时候、在什么基础上把支持与促进西部地区发展， 实施西部大开发提到日程上，邓小平同志也做了深入的思考，要求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并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同上，第373、374页）。现在到了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我国东部地区经过20年的高速发展，经济发展水平大大提高，实力大大增强，同时东西部经济发展上的差距依然存在，并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所以，目前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不仅有了条件，而且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党中央和国务院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审时度势，把加快西部地区的发展作为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对国家经济布局指向和区域经济政策作出调整，是非常及时和正确的，既具有现实意义，又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西部大开发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正确分析当前形势，总揽全局，作出的面向21世纪的重大决策。1.适应形势变化适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是我们这两年来取得的一条极为宝贵的经验，西部大开发是党中央在对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进行科学分析与判断的基础上，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所作出的适时调整与部署。在市场供求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要保证下个世纪的长远发展，必须实行以扩大内需为主的发展方针。全国人口中近1／4居住在西部地区，只有加快西部的发展，提高西部民众的收入水平，使庞大的潜在需求变成现实的市场需求，才能为经济增长开拓出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2.西部大开发是实现国家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强有力的保证。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全国各地区的共同发展。只有东部地区的发展，而西部地区长期处于相对落后的境况，将影响全国经济的发展，拖整个经济发展的后腿。3.西部大开发是我国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我国东、中、西部地区资源分布与要素秉赋各异，相互间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北煤南运、西油南输、西电东送、西棉东调、南菜北运……，表明区际经济之间存在很高的关联度，加快西部地区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才能保证国民经济整体发展对基础原材料和动力的需要，使整个经济继续保持较高的发展速度。4.西部大开发是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西部地区居长江、黄河、珠江等大江的上游，是国家生态屏障之所在。只有加快西部发展，使居于高山深谷者尽快从“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怪圈中走出，大江大河及其中、下游地区的安全，全国生态环境的改善才有保证。5.西部大开发是实现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边防巩固的重要保证。我国55个少数民族，大部分聚居于西部和陆地边境地区，加快西部经济发展，使愈来愈多的民族聚居地区和边境地区走上繁荣之路，是巩固、加强民族大团结，增强民族凝聚力，保持边境安宁与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基础。
二、西部大开发要依靠两个手段、三股合力
两个手段是指市场机制和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尤其是区域政策。
要素价格的变化和地区要素价格差异，是推动产业空间结构转换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20年来，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沿海大城市的土地、环保、劳动力等要素成本攀升，不少传统产业、产品的优势正在或已经丧失，西部地区应该利用要素价格相对低廉的有利条件，在这些产业和产品上形成优势，赢得市场，站稳脚跟。传统理论在讲到产业空间转移时，往往解释为发达地区及大城市的工厂和设备向欠发达地区搬迁。实际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多的是通过优胜劣汰，一地区某产业逐渐失去优势和衰落，而在另一地区发展起来，形成优势。因此，西部地区不能坐等“转移”，而应打主动仗。方式不同，中西部的付出与收益都大相径庭。
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推进西部发展的积极效应，但单靠市场机制还解决不了东西发展的差距问题。这是因为西部地区的自然条件、区位（处于国内运输网的末梢、国内大市场的边缘等）、历史基础和历史包袱（如“三线”建设时，工厂靠山进沟，社会负担沉重）等因素，使西部的市场主体和东部并非处于同等的起跑线。实践表明，区域发展差异完全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在一定时期内不仅不会缩小，反而会扩大。具体表现为两方面：一是人才、资金、能源、原材料的流出造成欠发达地区缺少人力、物力、财力而降低发展速度的“极化效应”；二是因发达地区经济实力增强导致资金、技术、设备向外扩散而促进欠发达地区发展的“扩散效应”。在经济起飞时，强大的“极化效应”和弱小的“扩散效应”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如果单凭市场力量的作用而不进行政府干预，结果势必造成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通过中央政府的政策投入和资金投入，使西部市场主体处于与东部大体相同的起跑线，非常重要。具体说主要在以下几方面：一是中央财政支持加快西部各项基础设施的建设，这是揭开西部大开发序幕的前提；二是支持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保护与改善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是为了实现本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亦是为了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中游地区的安宁。在上游地区为改善生态环境实行退耕还林（草）的过程中，国家和中下游地区应通过以粮代赈等方式予以补偿；三是保证西部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在义务教育、初级卫生保健等社会公共产品的享用上与东部地区大体持平；四是为某些国有企业还清历史旧账。60年代从备战出发在西部山沟里建了一些军工厂，现在产品要军转民，有的工厂要出沟进城，这几笔“旧账”让企业靠加强经营管理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消化不了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中有关“改善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结构和减轻企业社会负担”所提的各项政策，有必要更多地向西部倾斜。
加快西部地区发展目标的实现，还有赖于三股合力的共同作用。一是进一步调整、完善区域政策，加大中央政府对西部地区政策与资金投入的力度。二是广泛推进东部和西部之间多层次、多形式的经济技术协作，加大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帮扶力度；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优化的资源配置的作用，推动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和跨区域的资产重组。三是加快西部改革开放的步伐，进一步探寻适应国内外大市场新态势、适合西部区情的发展战略与对策。前两者是加快西部地区发展的启动与推动力，后者则是关键与根本。只有通过后者，来自外部的种种支援和帮扶，才能转化为自身的“造血”功能，形成自组织、自发展的机制，成为推动西部发展永不衰竭的内在动力。
加快西部改革开放步伐包括加快西部多种所有制市场主体的形成与壮大；加快西部国有经济布局与结构的调整，使国有资本集中布局于优势产业，实行有进有退，以退求进；加快西部商品与要素市场体系的发育、市场规则的完善和市场秩序的建立；加快西部各级地方政府的职能转换，由过去按行业隶属原则管理所属企业，转向按属地原则，面向多种所有制、多种经济成分的所有市场主体，履行社会经济管理职能，通过制度安排与政策诱导，构建良好的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活环境，使来自各个国家、国内各地区、各种所有制的投资者，在西部投资能取得合理回报，真正做到政府搭台，市场主体唱戏。
三、探索西部大开发的新思路
西部地区开发蓝图的勾勒、开发模式的选择，要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充分考虑国内市场供求态势的新变化与未来趋势，充分考虑经济全球化和新的对外开放环境，充分考虑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
必须认识到，西部大开发面临的条件与过去不同了。首先，在新的体制背景下，西部大开发所需资金的获得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一五”和“三线建设”时期，西部曾安排过许多建设项目。在当时的经济体制下，采取中央投资，项目嵌入的方式。现在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行西部大开发，尽管中央财政会加大投入，但更主要的是依靠社会投资，包括区外、国外的投资，这些投资是按市场经济原则流动和配置的，目的是追求较高的投资回报。其次，国内市场和市场竞争态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化，不少传统产业、传统产品出现了供大于求和生产能力过剩。第三，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我国对外开放进一步向纵深推进。在全新的对外开放环境下，西部区域市场不仅将融入国内统一大市场，还将逐渐融入国际大市场。这种情况既给西部地区提供了新的机遇，也使西部地区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
新的体制背景、市场态势和新的对外开放环境都要求西部开发要有新思路。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经济发展具有传统体制所不具备的几点新内涵：其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绩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区经济的竞争力和通过竞争在统一大市场中占取的份额；其二，市场竞争的胜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创新，包括技术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等，而上述诸多创新的前提是制度创新，先导是观念更新。
（一）树立新的发展观
在短缺经济下，习惯把发展等同于增长，片面追求经济总量及其扩张速度；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则更强调地区经济的竞争力和对市场份额的占有预期。买方市场下谈发展，关键有二：一是通过多种途径提高产品的竞争力，提高自身产品在既有市场的占有份额；二是针对潜在需求开发新产品，创造开拓新市场。
（二）树立新的资源观
土地、能源、矿产等自然资源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但要看到在现代经济特别是知识经济已现端倪的时代，自然资源和一般劳动力资源的作用相对下降，而品牌、商标、专利、市场网络、信息、创新环境等后天获得性资源与创新人才的作用与日俱增，后者对前者有点石成金之效。海尔、小天鹅等优强企业，在中西部兼并了一些企业，有的并未注入多少资金，而只是带来了品牌，带来了新的管理模式，输入了新的经营理念，就使一些趴窝多年的企业起死回生，颇发人深省。资金短缺确是制约西部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和资金短缺相比，西部地区软资源和企业家资源的短缺更显突出。西部大开发在推进物质资源开发的同时，要把人力资源开发与软资源的培育，摆在更重要的位置。
（三）树立新的发展模式
一般可把地区经济发展概括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模式。五六十年代嵌入式的发展，是自上向下的；8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权限扩大，“书记抓项目、县长跑贷款”，这仍然是自上而下的发展。真正的市场经济是各类市场主体唱主角，自下而上的发展。这样无论处于经济高涨期，还是市场低迷期，总有一批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充当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角色。地区经济的活力、应变力、自我发展能力正根植于这种优胜劣汰、兴衰更替之中。
要尽快形成众多市场主体，首先是在实现富民兴区的过程中，坚持富民为先、富民为本，不仅要使居民有生活资料，亦有生财之本。这样才能加速千万个市场主体的形成。其次，真正“四自”（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是市场交易的结果。譬如拥有技术特别是专利技术的工程技术专家可以其“知本”，与拥有土地、厂房、资金的持有者通过交易，形成市场主体。如果大批市场主体形成，许多看似棘手的问题，都会较易解决。譬如职工下岗问题，一个市场主体提供20个就业岗位，一万个市场主体就可以解决20万人的再就业问题。
（四）树立新的优势观
除了要发挥传统优势（绝对优势、相对优势、要素秉赋优势），还必须树立新的竞争优势意识。众所周知，新疆盛产棉花，石油蕴藏也较丰富，有一“白”一“黑”优势资源之说。但目前众多纺织企业陷入困境，而几个生产经营非常红火的企业——新疆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新疆轮胎厂等与“一白一黑”并无紧密关联，靠的是竞争优势的建立。这一事实，对今后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与选择应该有所启迪。五六十年代根据“全国一盘棋”的方针对西部工业布局的安排，八九十年代在发挥资源优势战略指导下的发展，使采掘工业、原材料工业在西部工业结构中占很大的份额，这些工业的发展，对推进西部地区工业化、对支援全国经济建设都曾作出过历史性的贡献。问题是这样的结构特征今后是否还要保持下去？这是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在研究这个问题时，要考虑以下因素：第一，采掘工业有个越采越深、成本递增以至资源枯竭的问题；其次，我国相当一部分矿藏的赋存条件复杂、有效含量不高或选冶难度大，在对外开放的新环境下，极易受到国际市场的冲击；再者，上游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和收益，亦远低于下游产业。因此，如果保持既有结构格局，最好的结局只能是保持和发达地区等距离的差距。根据以上分析，在西部地区结构调整与选择上，应该是“异中求同、同中寻异”。“异中求同”是指西部不能拘泥于主要搞上游产业，与发达地区同样要走产业升级之路，要发展下游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同中寻异”是指在实施产业升级的过程中，西部要从竞争力相对较弱的现实出发，在策略上尽可能采取“差别化战略”、“错位经营”、“分层竞争战略”等，围绕核心竞争力的发掘与培植，构建有竞争优势的地区特色经济，以减少风险，提高成功率。
（五）树立新的规划观
西部大开发，是一个既宏大又复杂的系统工程，亟需统一规划，分步骤、有重点地推进。体制背景的变化，要求发展规划在内容、目标、依据和编制方式方法上都有相应的转变。
第一，过去制定发展目标主要是以GDP 等价值指标和主要工农业产品的实物指标为主。目前实行西部大开发，要体现以人为本，都应把增加就业岗位、降低失业率、加快农业劳动力转移，以及其他反映人力资本开发的指标、生态环境的指标，作为重要的发展目标。其次，过去的规划在产业的发展上很具体，一直延伸到具体项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这些具体项目的决策和规划，应该由市场主体自主决策，地方政府应着力于对地区经济发展进行前瞻性的政策指导与引导，指明重点鼓励、支持发展的产业，并为这些产业的发展进行制度安排（如建立创立风险基金、中小企业担保基金等）、组织构建（如建立民办科技企业孵化器等）和制定竞争规则。市场经济体制下发展规划必须坚持市场导向，以市场调研预测作为规划制定的出发点，以产品能否在市场上实现作为检验规划是否符合实际的依据。比如，目前为了扭转许多大中城市严重的大气污染，今后能源消费结构预计会发生重大变化，西部地区能源生产结构如何与之相适应，值得认真研究。
（原载《求是》2000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