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区再临考验
陆婷
五年一度的欧洲议会选举即将在2019年5月23日拉开帷幕，届时欧盟28个成员国的选民将投票选出751名议员，组成新一届欧洲议会。虽然与由各成员国政府首脑组成的欧洲理事会相比，欧洲议会的职能较为有限，但它在立法和对欧盟所有机构进行民主监督方面的话语权仍然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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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在接下来的欧盟高层人事变更中，欧洲议会对绝大部分关键职位如欧委会主席、欧洲理事会主席等的任命都有否决权。这意味着，此次欧洲议会选举将成为欧洲未来政治格局的风向标，进而左右欧洲在经济、贸易、一体化等多方面的发展前景。
目前一些人最担心的，是疑欧情绪与民粹主义会主导这次欧洲议会选举。一旦右翼势力和疑欧党团在欧洲议会中夺得更多话语权，欧洲经济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势必有所增加，而作为一体化理念实践的欧元区，更将被置于风口浪尖，在经济增长上经历考验。
再临考验
事实上，自2018年下半年起，欧元区受全球贸易局势恶化与英国“脱欧”不确定性的影响，经济增长就已几近停滞。经济总量在欧元区19国中排名第三的意大利，甚至一度出现连续两个季度经济负增长的情况，成为2013年以来欧盟第一个进入衰退的经济体。欧元区经济引擎德国的表现也十分堪忧，2018年全年GDP增速仅有1.5%，为5年来最低，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更在今年1—4月连续4个月低于荣枯线，产能彻底陷入萎缩。
库尔德人分布在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伊朗、亚美尼亚等国交界处，人口总数约3000万。“库尔德斯坦”位于地缘板块的中心，又是中东地区海拔最高的山地高原，在区位和地势上形成对上述地区的地缘压制，可以封锁俄罗斯经高加索进入中东的战略通道。如果“库尔德斯坦”独立，被大国势力控制，将对周边各国尤其是土耳其构成致命威胁。近百年来，库尔德人一直极力追求民族独立，但遭到土耳其、伊拉克和伊朗等国的强力打压，尤其是伊拉克萨达姆政府更甚。
一方面，走高的不确定性将再度打压刚刚随着“脱欧”延期而有所回升的投资者信心，使得区内固定资产投资继续低迷，削弱企业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另一方面，长期以来支持欧洲一体化的议会将更加分散化，一些加深一体化融合程度的改革措施，如欧元区预算治理的推行难度将进一步增加，从而阻碍欧元区结构性改革步伐，拖累欧元区经济的长期增长前景。
可以说，德法两国皆处于自顾不暇的境地，而这种自顾不暇，又使得两国对欧元区改革问题上的利益让渡不免锱铢必较，进而引起分歧的扩大。欧洲人民党成员、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克兰普-卡伦鲍尔近期就曾公开发表文章，对马克龙提出的增设欧盟委员会职能机构、推动欧盟财经政策一体化等改革建议一一予以驳回，其背后或多或少有着不愿为改革埋单的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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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欧元区的核心德国和法国各自均面临着国内经济、政治问题的多重考验，难以发挥其稳定器作用。
困境重重
尽管市场普遍预期疑欧势力在这次欧洲议会选举后所占席位会有所上升，但根据欧盟民意调查结果来看，中间偏右的政治势力仍将是议会主流。同时，由于各国右翼党派尽管在反对欧盟、阻止外来移民问题上立场相似，但在经济、外交等领域的政策却大相径庭，尚未建成完全的统一战线，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主流政党依旧能够在疑欧力量上升的情况下联合掌控欧盟大权。
一直以来，德国和法国都是欧元区增长和发展的引擎，也是欧洲一体化进程坚定不移的支持者，对维持欧元区稳定、增强区内凝聚力可谓功不可没。然而，美欧贸易争端、欧盟严苛的排放标准等沉重打击了德国经济；法国总统马克龙上台后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不仅激化国内矛盾，引发了大规模抗议运动，更导致政府财政失衡进一步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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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此次欧元区经济动能再度减弱之际，欧央行选择的刺激措施仍旧是开启新一轮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这从侧面反映出欧央行操作工具匮乏的窘境，也让人们对欧央行通过货币政策提高经济增速的能力产生怀疑：欧元区经济若陷入衰退，恐难以在短期内靠刺激措施走出泥潭。
首先，在经历过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两次洗礼之后，欧央行手中可用来提振经济、应对危机的工具已然不多了。过去4年时间里，欧央行投入高达2.6万亿欧元实施资产购买计划以及长期保持的零利率政策，均未能显著提升欧元区的通胀水平，使其达到2%的目标。这表明欧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在持续了那么长时间之后，对欧元区实体经济的影响已如强弩之末，效果十分有限。
倘若此时欧洲议会再上演一幕“向右转”，让主张“把权力交还给欧盟成员国”的疑欧势力进一步接近舞台中央，对疲弱的欧元区经济来说不啻雪上加霜。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欧元区可以高枕无忧。目前区内解体风险有所缓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欧元区近几年就业市场的改善，一旦经济增长持续失速，失业率大幅上升，甚至爆发危机，那么被掩盖的裂痕就将再度浮出水面，并较过往更为棘手。
不过，考虑到右翼政党更多地关注于欧洲内部问题，在国际问题上发声较弱且缺乏统一的政策方针，对自由贸易的影响程度应该不会太高。
这表明，即便欧洲议会这次“换血”后疑欧色彩加重，欧洲一体化的航向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不太可能出现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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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右翼力量在欧洲议会的扩张，还可能会导致欧盟和欧元区在贸易方面采取更为保守的态度和政策，加剧逆全球化对国际经济的负面影响。欧元区与中国等国家在双边贸易等领域的合作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干扰和牵制，既不利于欧元区自身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也不利于全球经济的复苏和稳定。
出路何在
可以看出，疑欧力量增长、货币政策空间不足、缺乏有力稳定器的欧元区是没有足够实力应对另一场经济危机的。因此，它必须未雨绸缪，在增强自身经济弹性的同时，积极寻求新的增长点。
有分析认为，欧元区可考虑从两方面入手，一是推进银行体系改革，二是加强与亚洲的经贸合作。
长期以来欧元区的银行体系都饱受利润低下、坏账风险高的诟病，这一方面是欧央行低利率政策与区内经济增长低迷使然，另一方面也是欧元区银行体系联通性较差，无法真正实现风险分担和资源优化配置所造成的。
因此欧元区有必要加速银行业联盟建设，完成银行业联盟中的重要一环——欧洲存款保险计划，为存款机制设立公共金融安全网，促进区内成员国风险共担。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强化整个银行体系抵御风险能力，并使之更好地服务实体企业，助力欧元区经济增长。
除此之外，与亚洲尤其是中国更加紧密的经贸合作，也将为欧元区经济的企稳复苏增添动力。在反全球化的逆风下，中国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积极推动新一轮对外开放的行动，显示出乐于拥抱双向贸易和投资的开放态度。欧元区可借此机会，通过加强与中国市场对接和产业合作，迸发新的经济活力。
同时，欧元区成员国还可以通过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机遇，助推欧元区摆脱经济困境。
Kano 2008: Kanu Kazuo (加納和雄), Two Short Glosses on Yogācāra Texts by Vairocanarakita: Viśikāikāvivti and *Dharmadharmatāvibhāgavivti, Sanskrit Texts from Giuseppe Tucci’s Collection Part I, ed. Francesco Sferra, Roma:Instituto Italiano Per L’Africa E L’Oriente, 343-380.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编辑 / 穆宁 rmzkm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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