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构建的若干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若干问题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构建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具有强实践功能的中国经济学。其研究范围要拓宽，要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服务、要进行制度分析、研究经济体制结构的优化、经济运行机制和生产组织形式等，从而推进社会制度创新和组织完善。而构建和形成中国经济学，除了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用好科学抽象法以外，还必须引入和正确地使用数量分析法。
关键词：中国经济学 条件和内涵 致用功能 研究范围 研究方法
刘诗白：西南财经大学名誉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家》主编。（成都，610074）
要不要建立中国经济学，怎样建立中国经济学，学术界存在不同看法。本文拟就这一问题略抒己见。
一、中国经济学产生的条件和内涵
1.中国改革、开放新时代的需要
经济理论总是在一定条件下，适应时代的需要而形成。18世纪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英国古典经济学。此后的200多年，适应欧美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经济学也不断发展变化，递次出现了众多的流派。这一长期流行和发展演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理论，我们通称为西方经济学。
19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和西欧工人运动产生了马克思的经济学，恩格斯称之为“科学的，独立的，德国经济学”[①]，它在本世纪表现为列宁、斯大林的政治经济学以及其它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流派。
中国共产党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40年代毛泽东在延安就倡导实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50年代中叶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也提倡从本国国情出发，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准备薄弱，具有自身特色的，开创性的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探索未获成功，致使中国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仍然摆不脱苏式计划体制的模式，在经济理论上则仍然师承和束缚于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中国真正的独立的经济学研究肇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在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把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作为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走上了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道路。中国不再师承东方，因为中国面对如此众多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新问题，是根本不可能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求得解答的。中国也不照搬西方，因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着眼于解决把市场体制与社会主义制度有机结合，这是西方经济学很少涉及和不可能加以阐明的新课题。因此，改革开放要求人们必须解放思想，立足实际，针对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创造性的思维，得出新答案，形成新原理。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又呼唤经济理论的创新。中国经济学的产生，正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
2.中国经济学的内涵
中国经济学，其核心和主干是理论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因为政治经济学旨在揭示社会经济活动的本质联系，是分析和揭示社会多样经济活动，多层次经济关系的理论基础。因而，建立中国经济学，首先要着眼于政治经济学的革新，谋求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审视和科学阐述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写出更好更适用的政治经济学专著。80年代以来，我国新编出了一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但是情况远远不能令人满意。就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来说，多数教材存在的缺陷是：
（1）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浮光掠影式的描述，大多象是政策的浅释。面对向社会主义制度转换的规律，对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特征，如所有制性质和实现形式、收入分配性质和机制，市场体制的基本框架及其运行机制等，尚未能在科学抽象的高度上予以阐明。
（2）体制转轨的进程及其规律的分析和阐述更是薄弱环节。如对体制转轨进程的启动点，中心环节（不同阶段又有变化），重点突破与全面推进的方式，难点如何攻克、阻力如何克服；宏观环境（如通胀）、自然环境（如农业歉收）、国际环境变动下改革如何相适应；改革中渐进与激进的关系，改革力度的加强与适时调节等等问题，人们还来不及进行总结和从理论上加以阐明。主体理论内容的缺乏和薄弱，成为当前新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胎记”。
（3）现实的经济体制在进行根本性的转变，因此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逻辑起点、基本线索、理论结构和体系，理所当然应该有重大调整和重构。这是新教材编写应予解决的，但实际上确又是十分困难的问题。
经济学基础理论及其教材建设大大滞后于改革开放的进程，这就要求人们大力进行经济基本理论的研究，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理论的研究，这一研究将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主要内容。
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1）它把市场机制引进于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之中，谋求市场机制与公有制的有机结合；（2）它引入和利用多种收入机制，谋求使有差别的收入和共同富裕相统一；（3）它引入和利用多种所有制，谋求所有制多元化和公有制为主体相统一。上述这些问题，以往的经济学（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未曾涉及的，更谈不上加以解决。上述问题似乎都是包含着难以调合的矛盾，站在传统理论的基点上，似乎是难以求解的哥德巴赫命题。改革的新实践需要人们重新研究和进行马克思主义创新。抱住陈旧的观念不放，是不可能阐释改革及其带来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的。另一方面，它需要人们重新研究，批判地汲取和发展市场经济理论：要懂得市场经济微观主体的性质、活动动机、组织结构、运行机制；懂得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起作用的全套体制和机制；懂得由“看不见的手”进行引导的宏观调控机制。特别是要研究上述结构、机制在公有制制度框架内所发生的新变化和具有的新特点。显然，这不仅仅需要汲取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积极要素，而且要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上，改造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从而形成崭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中国体制改革的设计师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关键时期，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以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为目标等一整套的路线和方针，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指明了航向。他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冷静地总结了国际和国内的经验，基于中国新时期的新情况和新实践，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以及在中国如何实行改革开放和加快发展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新原理和新命题，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其理论体系的特色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特别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求实、创新精神。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拥有极其丰富的思想内涵，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发展，也是当前进一步研讨、发展和形成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中国经济学的构建和形成，其性质已经不只是一般的理论联系实际，“拿马克思经济学之弓，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之的”，而是要大力进行理论创新；不仅仅要发展马克思经济学，而且要研究、借鉴和发展西方市场理论，以丰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我们应该从中国改革的伟大历史转变出发，从经济学大发展的高度出发，来认识中国经济学的内涵，以及它的现实任务和理论使命。
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学是社会主义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这一伟大历史性的制度创新的产物。正在形成中的中国经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和小平同志的理论为指导，以中国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为泉源，科学地反映和深入揭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批判地汲取西方经济学的积极要素和继承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学优秀遗产，这样具有中国的理论特色、风格与气派的新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发展。
二、中国经济学要“学以致用”
经济科学是对社会生产和各种经济活动的内在联系的理论阐明，它通过一系列经济学范畴，对支配人类经济活动的多种多样的规律（基本规律和非基本规律）和规律体系予以科学分析和理论阐明。具体地说，它把某一经济活动与现象归结为：这是什么？为什么这样？从而把十分复杂的社会经济活动，归结为简要的要素：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并揭示要素的内在结构和各个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使表现得杂乱无章的经济生活呈现出逻辑的联系性和有序性。可见，经济学首先是一门理论经济学，它对社会物质生产和多样经济活动予以理论的说明。
科学不只是要说明世界，而且要指导人们去改变、发展和完善世界。对于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来讲，它的指导实践，服务于社会经济生活的“致用功能”更是十分明显的。经济Economy一词，在希腊语中就是指对家庭收入的管理。亚里斯多德就强调使用价值财富的获取，即致富，并将这种活动的研究称为“家计”或经济。“政治经济学”在西欧，从中世纪到19世纪，一直被视为是“使国家致富”的研究。20世纪3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有调控的市场经济”，当代西方经济学更是强化了它的应用的功能。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是公开宣称：它要服务于无产阶级批判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目标，从而更加强调它的致用功能。尽管不是所有的经济学都强调重视致用，西方经济学发展中曾经不断有脱离实际，甚至钻牛角尖的倾向。当代世界各国的实践表明，经济生活矛盾越多，越是需要有经济理论的指导作用。这一严峻的现实，使多数经济学家在经济学的致用性上大体有了共识。可以说，当今世界人们对经济学进行社会评价的标准，越发偏重它的指导社会改造、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实践效果。因此，经济学不仅要深刻全面地说明某一经济现象，（1）它是什么？（2）为什么这样？而且还应说明：（3）人们应该进一步怎么作？如果理论脱离实际，片面追求形式的“完美性”，逻辑推导即使有如数学一样的精确性，“体系的全面而系统”，“博大而精深”，却不能说明经济生活中的重大现实问题，这种缺乏实践功能的理论无疑也是十分苍白的。
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更是需要构建一门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具有强实践功能的经济学。需要从理论上说明并解决好：什么是市场经济？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怎样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传统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政策更多地“出自上边”，经济学家难以发挥决策咨询与参与功能，因而经济学主要是对现行政策的理论说明。在市场体制的新模式下，需要充分发挥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经济学家以各种形式，参与政府决策和企业经营决策，并通过实践的总结，形成新结论和新原理，不断推动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倡导学以致用和务实，不只是出于现实的功利的考虑，而且是为了使理论紧密结合实际，在新的实践中受检验，获得创新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热心和投身于对社会经济广阔领域内各种各样的新矛盾、新问题的研究，不仅阐明是什么，为什么，而且指出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学风和致用的务实精神，在中国经济学界已经有了鲜明的表现，这是一种十分可喜的现象。发扬“学以致用”的务实精神，更加自觉地使经济学研究聚焦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实际问题，是进一步发展经济理论的需要，也应该是中国经济学的重要特征。
三、拓宽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经济学以经济领域为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要研究生产，包括生产的目的、内在要素、社会条件，即生产一般；以及特定条件下生产要素的性质、特定活动动机、具体的组织、运行方式和社会制度条件。由于政治经济学的致用性质，在近代资本主义产生以来的不同的历史时期，适应不同的阶级、阶层、集团的现实利益，政治经济学在研究对象和范围、理论的侧重点和研究方法上，呈现出许多差别，表现为多种流派。
重农主义、重商主义侧重于国民经济的某些方面的分析，还未形成十分系统和完整的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全方位的研究的是亚当·斯密，他开创了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环节来进行“国民经济”的研究，并将政策也纳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19世纪的奥地利主观效用学派将研究集中于人类主观心理决定的社会需求这一狭小领域。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市场经济的运行。30年代凯恩斯经济学产生后，政治经济学引入了宏观经济运行和政府的调控行为作为其研究侧重点。当代资本主义面对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调节收入分配关系，完善微观组织及行为，优化自然经济环境和加强资源利用等等一系列新问题，使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围进一步拓宽。但是对基本“制度”——资本主义所有制——研究的薄弱，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鲜明特征。马克思经济学全面分析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它的所有制结构，微观组织的特征，宏观经济运行的条件。但马克思经济学却是以生产关系，即“制度分析”为重点，着眼于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形成、发展和为更高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生产关系替代的规律。列宁进一步发展了对生产关系的研究，并且明确地把政治经济学定义为研究生产的社会制度。这种把研究对象定位于生产关系，其时代背境是本世纪初叶以来资本主义矛盾空前激化的的世界经济与政治形势，它适应于当时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需要。“二战”以来，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流行的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其蓝本是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以及前苏联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种传统理论把研究对象限制在生产关系范围内，排斥对生产力和经济运行的研究。在这种思路下，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五大经济规律的抽象阐述，着眼于论述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的优越性，远离了经济运行的现实问题和矛盾，实际上把研究对象锁定于生产关系这一十分狭窄领域，使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内容十分空洞，越来越不反映，更不解决实际问题。这样的经济学研究，既不能得到他人和社会的重视，又使研究者沮丧，从而经济学的日益衰谢是不可避免的。
1.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服务——中国经济学的重要现实使命[②]
1978年以来进行的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历史性大变化，也带来了经济理论繁荣和兴旺的新局面。社会主义旨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实现社会共同富裕。为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服务，理所当然成为中国经济学的重大现实使命。经济学要有所作为，争取大有作为，首先要弄清经济学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实践功能。建国以来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功能模糊不清，把生产关系作为唯一研究对象的传统观念，长期束缚了经济理论研究者的视野，极大限制了经济学的致用于经济建设的功能的发挥。改革开放后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使政治经济学的现实功能得到了明确：为经济建设服务，为解放生产力服务。这是经济学的主要功能，也是经济学这一门学科的特点和优势。中国经济学的重要任务，就是要从理论上阐明社会主义中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规律。实践功能的明确，对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既使政治经济学研究获得了新的视野，也大大拓宽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2.生产关系的完善——中国经济学的重要研究课题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不断完善是发展生产力的根本前提。如何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完善，是一篇需要精心做好的大文章，它要求抓好所有制结构、企业、财产结构和收入分配方式、政府宏观调控方式等等方面的改革。为此，人们必须勇于实践，大胆探索，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又要使改革体现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这样的史无前例的改革，显然面临着许多难点，也使改革面对着许多风险，需要人们始终保持头脑清醒；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并且正确引导和解决好改革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新问题，以实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完善，从而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根本经济条件。可见，改革的性质决定了中国经济学要深入研究改革中的深层次的生产关系问题，特别是占有和分配问题。因而，制度分析——指基本制度即生产关系的分析——仍然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而那种把新时期中国理论经济学归结为就事论事，只是分析具体进程、运行机制，弄清参数的变化，而不需要再进行质的分析和制度完善的研究的看法是不可取的。至于那种反对政治经济学要进行制度——生产关系——分析的主张更是错误的。
3.经济体制结构的优化——中国经济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在实现了生产关系由私有制到公有制变革的社会主义国家，体制的完善，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决定意义。体制完善，则主体行为合理，经济活动的组织高效，运行顺畅，增长快，经济充满活力。体制不适合，则主体行为失序，经济活动效率差，运行就不畅，增长就缓慢，经济就萎靡不振。
社会主义国家在很长时期内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这与初生期社会主义所处的环境有关，也与经济理论特别是对体制和经济运行的理论的模糊不清有关。具体地说，与把市场体制和市场运行机制——由“看不见的手”调节的机制当成是资本主义固有特征的错误理论有关。
中国正在进行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为目标的模式转换和机制转换，为此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要形成完整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要建立高效的宏观调控体系，还要建立各种各样的中介组织与自律组织，同时还需要改革科技、文化、教育体制，还需要建全法制和发扬政治民主。可见，这是一场全面而深刻的制度创新。它不是要照搬西方模式，而是要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汲取西方市场经济实践的积极成果，使市场体制适应公有制和我国具体国情和特点，既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活力，又实行有效的宏观调控，保证经济运行有序，这是一项全新的探索。
实现由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转轨，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如何使市场机制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这一全新课题涉及到，（1）如何改革和重组国有制经济，寻找和形成公有制的新实现形式，使它充分适应于市场机制的作用；（2）如何在多种所有制、经营形式发展中，保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3）如何形成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在实行全面市场化，放开价格，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同时，加强和完善政府的宏观调控，做到在增强经济活力同时保持价格和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4）如何形成社会主义收入体制，在允许收入差距拉大中，防止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为较好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构架，进行深入的理论剖析，揭明社会主义国家市场体制的共性与特性，用它来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构建。例如，企业改革中，坚持企业的独立化，法人化，产权多元化和市场流动化，形成真正的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又如保证企业的公有制主体地位，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坚持分配的社会公正，坚持收入的调节和差别的合理化；等等。总之，要使中国新经济体制既体现“市场经济的一般”，又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特殊”和具有中国的“具体形式和特色”。这样的体制完善和体制创新，需要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发展和形成科学的体制改革和创新理论。这一任务，天然地应由政治经济学来承担。可见，把研究聚焦于体制改革，从理论上全面、系统的阐明社会主义体制改革就成为中国经济学的特色和优势，这一中国经济学独特优势的研究领域的理论成果将成为对世界经济学的重要贡献。
4.经济运行机制的研究——中国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经济运行指的是经济活动流，是持续不断的经济活动，如持续不断的生产、购买和销售、消费、投资、股市交易、储蓄和银行信贷、财政支出、以及经济增长、价格波动、就业变动、人口增殖等等。
进行动态的研究，分析经济运行，有利于进一步揭示经济的发展趋势和本质特征，因而政治经济学理所当然要对经济运行进行研究。
经济运行可以按经济活动的性质进行分别的研究，如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等运行状况；可以按微观的、中观的、宏观的角度进行研究，如一个企业、一个城市、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的状况；也可以按各种不同主体的角度进行研究，如个人消费行为、企业经营行为、政府的调控行为，等等。
经济运行的状况、特点，取决于多种要素：所有制、经济体制、经济各个有关的要素、政策环境、外部的自然环境等。一般地说，经济体制对主体行为和经济运行状况有着直接的影响，个人的、企业的、政府的行为，无不直接地决定于体制的性质与结构。但是具体的经济运行是相关的多因素的产物。简单的经济运行，如市场经济中的个人消费需求，取决于价格、个人收入和个人主观的消费偏好。而复杂的经济运行，如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则决定于企业投资、居民消费、储备和银行信贷、市场融资、农产品供给、人口增长、体制变迁等等一系列的要素。总之，具体的经济运行是在经济的各个环节、要素、层面以及非经济的相关要素——包括科技、文化、环境等作用下形成的，要确定经济运行的性质，揭示其特征，人们就应着力于找出其相关要素，并确定其决定要素。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具有自发性，经济运行具有不确定性（uncertainty），特别是为了实行有效的宏观调控，人们需要对各种经济运行状况和发展态势进行研究。实现经济运行的稳定性是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重大要求，因此更加需要对宏观、中观、微观经济的多种运行规律进行理论的阐明，这是中国经济学必须承担起一项任务。对经济运行的研究，要求人们把经济生活中各种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环节、层面、要素纳入研究领域，从更广更全面的联系上——它是21世纪高度现代化和社会化经济固有的特征——来观察、研究和揭示经济规律，这既是政治经济学的“广义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中国经济学研究具有的开放性和与国际接轨的表现。
5.生产组织形式——中国经济学的另一个研究课题
生产组织形式是在一定的生产力条件下，为实现符合目的的生产而实行的一定的生产要素的组织形式，也就是马克思经济学中使用的“劳动方式”范畴。劳动方式是以劳动手段为基础的一定的生产方法和劳动组织，作为生产要素的组织形式，它属于生产力的范畴。
劳动方式是社会经济组织的基础和社会生产关系的物质载体。人们要深刻把握生产关系的性质和特征，必须从它所依附和植根的劳动方式的剖析着手。例如，以榨取地租为内容的封建生产关系，是以使用手工工具的农民家庭生产或农奴劳动协作为物质载体；以榨取剩余价值为内容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以机器大生产和工厂制度为其物质载体。政治经济学对经济体制和生产关系的理论分析，都离不开对生产组织形式，即劳动方式的研究和分析。在《资本论》等著作中，人们可以看见，马克思对人类历史上的劳动方式——原始畜牧、原始农业、家长制家庭生产、个体家庭生产、协作劳动、有分工的协作劳动、家庭手工业、机器大生产等所作的十分深刻的考察。
服务于组织好社会主义经济，实现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中国经济学，除了分析发展生产力的制度条件、体制前提、运行机制外，还应阐明直接决定生产经济效果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
中国经济学不应该只是抽象地论述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现代化大工业生产，而是要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阐述使用先进技术的现代化生产，使用一般技术和使用落后技术的中、小生产的并存；以及资本、技术密集型生产和劳动密集型生产的并存；要深入研究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技术水平和效率不一的多样生产组织和劳动方式存在的合理界限；特别是要基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增长方式转换这一历史趋势，深入阐明中国生产组织发展变化的规律。基于中国拥有12亿人口这一现实，要深入研究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大生产和中小生产的合理结构，技术、资金密集型生产和劳动密集型生产的合理结构，达到有效地利用劳动资源，实现最大社会效益。基于中国农村的具体条件和家庭生产保持的长期性，要深入阐明农业领域的家庭生产、合作生产、实行专业化分工协作的合作生产（农业产业化）的逐步递进的发展趋势和道路，探索并阐明中国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规律。
上述对生产组织和劳动方式的研究和阐明，不只是着眼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换，而且借助于生产力决定劳动方式，劳动方式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可以更清楚地阐明多种所有制以及多种经营方式发展的必然性及其合理界限，从而有助于人们揭示实现体制根本性转换的规律。可见，深入研究实现要素有效组合的生产组织形式或劳动方式，揭示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是中国经济学的不可缺少的内容。
综上所述，旨在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服务的中国经济学，要全面研究生产力发展的条件：即制度、体制、运行机制、生产组织，并促使人们自觉地致力于上述条件的创造，推进制度创新和组织完善，从而实现生产力的解放。为此，中国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广阔性质是必然的和必要的，同时，拓宽研究范围，也将成为中国经济学获得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契机。
四、改进经济学研究方法
科学的理论必须要有科学的方法。建立中国经济学，就方法论来说，涉及许多问题。这里，只谈以下几个问题：
1.坚持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
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方法，建立和形成中国经济学，同样要坚持这一方法论。中国经济学的重要内容，是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特别是所有制和分配关系的特点，要阐明既反对全盘私有化和收入上的两极分化，又不搞“一大二公”的“纯社会主义”和吃“大锅饭”的穷社会主义。中国经济学还要阐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关系及其相互促进的规律，进一步指明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经济学的制度分析，同样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有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
体制结构和经济运行的分析，是中国经济学的十分重要的内容，如象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结构，特别是微观主体的性质和行为特征，价格变动机制下宏观经济的运行状态和经济周期等等，都是经济研究的重大课题。对体制、主体行为、经济运行的研究，既涉及定性的制度分析，更多是涉及各种相关经济要素的相互作用的分析，这就需要从事物的相互联系性、对立的统一、量变到质变、形式与内容、现象与本质、一般与特殊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剖析。可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对于中国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是不可缺少和至关重要的。
2.用好科学抽象方法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理论经济学，它依靠一系列经济学的范畴、原理、规律体系来反映经济活动、关系变动的客观规律。上述经济学的范畴、原理和规律的揭示，不是借助于科学实验，而是要通过人类的思维活动，这就是从现实的具体出发，进行理论的抽象，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提炼出经济学的一般范畴，如商品、货币、市场、资本等，然后由反映事物一般规定的抽象范畴，上升到具体，从而在本质上把握住有血有肉的现实。
科学抽象法是进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制度分析的需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求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因而，政治经济学不仅需要研究有关经济活动的具体组织形式的问题，以及大量多种多样的经济运行问题、生产力的组织问题，而且要通过上述经济活动的具体组织，深入到经济关系的里层，揭示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发展变化的状况和性质（主要是占有和分配的状况和性质），不使用科学抽象，不接触深层的制度，只是借助实践材料的验证，就事论事，这种方法是与经济科学不相容的。
正确而合理的使用科学的抽象法，不是要在研究市场机制下产生的新的经济组织形式、财产权结构、收入分配方式，以及经营管理方式时，先行定性和简单地使用“姓社”、“姓资”两分法，并按这种“性质划线”来加以舍取。而是要基于对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的科学估量和按照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现实的需要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有效地加以利用，合理地予以调节引导和促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逐步完善。认为经济学不需要进行制度分析，以及任何放弃科学抽象研究方法的主张，都是不正确的。
3.引入和正确地使用数量分析
对经济现象活动的分析，不仅要着眼于定性，而且也要着眼于定量。中国经济学不可以满足于帽子大，内容空的“理论阐述”，而是要用务实的态度，以实证的资料为基础，去阐明经济活动和关系的演变，从而使人们对经济发展的趋势、规律有更加具体的认识。特别是中国经济学要进行经济运行的研究，这种运行研究首先要将对某一经济活动、现象，通过定性的理论分析，抽出制约这一事物和各种因素，即经济参数，然后在研究实证资料的基础上，采用各种定量的数学方法和工具，设计出由各种经济参数组成的方程式，由此简洁而清晰地甚至以可解系数的精确的数学语言，来揭示经济运行的规律。
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的缺陷，在于不重视和不提倡定量的分析，缺乏量和度的概念，未能把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这种方法导致经济工作中无视现实经济关系的差别性的“一刀切”。这种研究方法已经很难用来说明改革开放后中国生产关系的现实。例如，不分析各类出资人——国家、集体、职工、私有主、外资——股权的比例及其演变的趋势，人们就很难给股份制企业予以定性。特别是这种研究方法不能适应于市场条件下经济运行的研究，例如它不能形成以统计资料为基础的有关市场价格变动→企业行为变动的经验性的论断，后者是企业经营决策和政府的宏观调控的重要依据。
中国经济学中对数量分析方法的使用，其前提是：一，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论为前提，二，坚持科学抽象法对经济事物进行定性的理论分析。因而，它要根据其具体研究的对象和课题，恰当地做到把理论分析和数量分析相结合。某些具体问题，如货币流通量与价格变动，居民收入增长与购买力，等等，要建立计量的分析工具和大量使用数量分析。但是以当代十分复杂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现象的分析和规律的揭示，数量分析法不是唯一的，更不可能是基本的方法。
发源于30年代，在战后西方经济学中十分流行的数量分析方法，对经济学的发展是具有积极的意义的。经济计量学借助于数量分析，开展对需求、生产、成本、供给、分配等等函数的研究，特别是制订了各种宏观经济模型，这对于预测市场经济下的价格波动、主体经济行为的变化和国民经济总体的运行，具有实用价值。可以说，数量分析方法强化了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致用性质，它为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和主体进行经济活动提供了一种认识工具。但是也应该看到，西方经济学中使用数量分析方法中的片面性和严重的局面性。这就是：（1）把趋势的规律当作是有精确数量的精密的自然规律。一些数量经济学家费尽心机，搜罗各种有关经济参数，设计出一系列数学公式来论证某种市场过程、现象、并为形成这一市场现象的条件求解。例如，一些计量经济学家用上百个联立方程式来论证形成一般均衡的条件，德布雷Debren更是力图用拓朴学来对这种一般均衡的条件求出唯一解。这种用数量分析求解来阐述价值规律，实际上是把受到十分复杂的因素制约的处在不断变动中的“趋势”的规律，等同于自然物质的规律。对本来没有确切数字解的经济过程求解和进行复杂的数学逻辑推演，可以说是一种数学游戏，并没有任何现实意义。（2）西方经济学家大多有良好的数学功底，熟悉统计学方法。他们的长处在于能够用数学工具来揭示经济运行的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阐述经济活动具体进程的规律，但是多数学者拙于“制度”——深层制度即所有制结构——分析，而是多半停留在市场经济运行的表层研究，不能或者甚至是有意回避市场经济深层结构的分析。缺乏定性分析的定量研究法，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全面地、科学地阐明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办的问题。而用这种数量研究来代替或是取消定性的理论分析的流行趋势，表明了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西方经济学的历史局限性。当前一些年轻同志在学习研究西方经济学和试图进行对经济活动和进程的数量分析时，切不可陷入数学崇拜的误区。人们可以看见，一些能超越传统，拥有创新思维能力的西方经济学家，都试图接触资本主义深层关系，而对数量分析不予重视。[③]
可见，我们只能有取舍地吸取西方经济学中数量分析方法的积极成果，而不能全面照搬，更不能用数学计量来取代理论分析。那种关于只有复杂的数学模式的设计和精确数学分析的方法，才意味着经济学的“与国际接轨”并将它视为是中国经济学发展方向的主张，笔者是不敢苟同的。
注释：
①恩格斯曾这样指出：“当德国的资产阶级、学究和官僚把英法经济学的初步原理当做不可侵犯的教条拼命死记，力求多少有些了解的时候，德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出现了。它的全部理论内容是从研究政治经济学产生的，它一出现，科学的，独立的，德国的经济学也就产生的。这种德国的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2集，第116页。
②传统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主体理论是有关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规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按劳分配规律等的阐述。
③不说西方激进经济学家，就是加尔布雷斯、科斯等，都不看重数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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