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根溯源：对美国对华政策(1945-1950)的再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追根溯源论文,美国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开始于80年代初，成于80年代中，初版于1987年，从完成之时算起，距今已有15年。着手写此书之初，还是乘我国学术界开放的风气之先。当时利用大批最新解密的美国档案系统地探索美国对华政策的种种考虑，对我国学者来说尚属初创。同时就建交不久的中美关系中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台湾问题，追根溯源，对开启国人对美国决策的了解有重要的意义。这本书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编的《中美关系史丛书》的第一本专著。当时印数很少，出版不久，出版社就无存货，作者经常收到询问何处可以购得的来信，爱莫能助。自那时以来，我国中美关系史领域的研究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新人辈出，成果累累，本书所涉及的问题和材料也早已不新鲜，作者自己的认识也有所发展，注意力和兴趣已经旁骛，对于这本旧作不可能再作重大补充。今蒙出版社不弃，认为值得再版，经过认真考虑，确实感到经过修订重印此书对今天的读者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并非是敝帚自珍。
一
首先，本书所涉及的是一段历史，不会随时事变化而变化。把战后关键的5年作为一个整体，对其中每一个发展阶段都作了尽可能详尽的追踪分析，是本书的特点，不同于一些分专题的著述。对于一些史家有争论的问题，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结论。近年来关于冷战时期的大国关系出现了许多新解密的档案，但是这些并不能改变作者对有关的重大史实的基本阐释，因为本书的主题是美国对华政策，而新发现的材料多属于苏联方面的，影响不大。对个别有关问题有新的启发，下面将专门谈到。
第二，尽管是历史，却与现实有紧密联系，不但15年前，而且当前的中美关系中的主要问题，以及决定美国政策的诸多因素和思维模式，仍然可以追溯到那个时候。所以在这次再版时加了一个书名：《追根溯源》。虽然经过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化，美国的政策思想却有惊人的延续性。以下举几个方面作一比较：
1.自以为无所不能和要以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的强烈欲望。这是贯穿于美国外交思想始终的主线，是意识形态和战略利益的高度结合，外加强大的物质基础和对自己力量的自信，造成了美国“以天下为己任”，肆无忌惮地干涉别国内政的对外行为特点。当初卷入中国内战，今天在台湾、人权等问题上与中国的摩擦都出此根源。
2.充满悖论的政策目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中国最大的现实是国共之争有可能发展成内战。美国政策的目标是要避免中国内战，促进两党和谈，同时又要尽一切力量维持国民党的统治，而国民党的目标是武力灭共，美国正是其借助力量。美国的政策一开始就处于不可解决的悖论之中，结果在貌似公允之中一步步偏袒国民党，从避战到助战到深深陷入，不能自拔。今天，在新的形势下，国共已经易位。中美之间最棘手的问题是台湾问题，美国的政策是所谓“三根支柱”：(1)承认一个中国；(2)台湾问题由两岸中国人自己解决，美国只关心必须和平解决；(3)鼓励两岸接触谈判。与此同时，不断售台先进武器，以各种方式“关切”台湾的安全。而台湾当局则是拒绝和谈、分离和独立倾向日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政策仍是处于自相矛盾之中。而当前世界形势、中国形势以及中美关系的影响却已今非昔比，美国走钢丝的政策的危险性也与那时不可同日而语。
3.对华政策受国内政治斗争的牵制。当时，在美国政府中不乏有现实感的明智之士，基于知己知彼，亦即对中国的现实和对美国能力的限度的实际了解，主张从中国内战中脱身，但是受到国内党派斗争的影响，致使理性的选择受到牵制，造成决策总是落后于现实，而行动又落后于决策，步步陷入被动，错过时机。从尼克松访华以来，美国对华政策达成了两党一致的基础，使两国关系得以比较正常地发展。但是自1989年之后对华政策又成为党派斗争的一个题目。当初，国会攻击国务院，在野党攻击执政党，都是以援蒋反共不力为说辞，以至掀起了著名的“谁失去了中国”之争。今天，又是国会攻行政当局，在野党攻执政党，题目还是援台反华（共）不力，尽管具体问题有所不同。这种国会内外的力量牵制着理性的、现实的意见，把本来已经矛盾百出的政策推向更加偏执和危险的境地，究其根源还是同样的意识形态加狂妄自大，与半个世纪前如出一辙。甚至在策略上手法也雷同：主要是“一揽子交易”。1948年关于“援华法”是否包括军事援助，行政当局与国会亲蒋派有不同意见，于是后者就采取把他们要的法案附属于政府必欲通过的“援欧法”的策略。今天许多反华决议案也采取同样的手法，常常附加于对政府非常重要的总预算之类的法案，尽管本来是与之毫不相干的问题。
4.以争取中国人好感始，以激发中国人反美终。从美国的长远利益出发，美国对华一贯的长远目标是争取广大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精英的好感，以美国的自由民主思想影响中国的发展方向。本来，一百年来，民主的诉求是中国人民争取国家繁荣富强的题中之义，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应该不矛盾。但是美国的强加于人的做法客观上取得相反的效果。从本书的详细论述中可以看出，从1946年初马歇尔使华到1948年底美国军事顾问团撤离，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盟国所赢得的中国人民的好感，以及美国作为民主国家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吸引力，在三年中逐步丧失殆尽。在当时的条件下，美国在争夺中国民心中显然败于苏联。1949年《白皮书》发表后，进一步促使中国民主人士支持政府“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这里面固然有大势所逼的成分，但是美国对华政策正是造成这种大势的一部分。
这种情况在中美建交之后又在新的形势下出现。80年代后情况曲折复杂一些，但是还是依稀可以看到中国知识界，特别是青年一代，对美国从向往到失望到反感的轨迹。美国自以为保卫人权，推进民主自由的做法相反引发了中国至少一部分人中以反对美国霸权主义为口号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20世纪以来，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中就有这样一种怪圈：由于美国政策的影响，常使中华民族的两大根本诉求一民族独立与民主改革一不能并行发展，而往往是前者压倒后者。至少有三次突出的例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美国在山东问题上的态度，使中国原来向往美国民主、崇敬威尔逊总统的先进知识分子幻灭，转而以俄为师；本书所涉及的40年代后期又是一次，而且影响深远；从80年代到现在可以算第三次，似乎在新的形势下又在以某种方式重复这一怪圈。当然，中国人走什么道路，及其成败、教训，是中国人自己的事，外来影响也不止美国一家。这里只就本书的主题探讨美国对华政策的内在矛盾，以当前与历史作一番比较，确实耐人寻味。
二
关于这段历史的各个方面，中外著述甚丰，在事实认定上基本上大同小异，而得出的结论有所不同。今略举几点作者与当时流行的看法不同之处（现在有些看法已不新鲜，但仍有争议）：
1.美国战后对华政策与它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有关，但是其形成有多种复杂因素，不能简单概括为处心积虑要把中国变为美国的半殖民地。本书卷头引的恩格斯的合力说是贯穿全书的方法论，说明存在多种力量把美国政策拉向不同的方向，最后的结果是这些因素的合力所造成。
2.到本书初版时为止，中国大陆发表的关于美国战后对华意图的著述，率多认定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就决定助蒋打内战，马歇尔调停不过是为蒋赢得喘息时间的计谋。作者论证：美国开始出于对世界局势的估计和自身利益的考虑，的确想避免中国打内战，而且做过努力，马歇尔调停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在内战爆发初期，美国也曾想避免卷入。它的助蒋打内战是随着国际冷战和国内反共加剧逐步陷入，逐步升级的。这也是它本身政策自相矛盾的结果。
3.蒋介石对美国固然依赖很深，但是他在利用美国各种政治力量为自己的目标服务方面有相当的主动性，不能简单把蒋视为美国的附庸。他与美国利益有共同之处，也有矛盾。美国固然干涉中国内政，而蒋在利用美国的制度和内部矛盾方面也相当高明，并且得到一定的胜利，证据就是杜鲁门政府设想了许多替代他的方案，最终仍回到以他为援助对象，而为美国所看中的人结局都不妙。在台湾问题上，蒋与美国斗法的遗产是延长了台湾事实上的分离，却又维护了“一个中国”的理念和中国文化在台岛的延续。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在这点上，蒋与目前以李登辉为代表的台湾执政者是有很大区别的。
本书专有一章介绍国民党对美进行游说活动的情况。这种游说活动几十年来从未间断，而且得心应手，是台湾“外交”的一大特点。今天李登辉（以及其他政客）在处理对美关系的策略手法上同蒋介石有许多相似之处：一方面全赖美国的“双轨”政策才能维持目前局面，必须看美国脸色行事，另一方面又不断伺机突破某些美国的政策界限，而迫使美国不得不进一步偏向他。所不同者，他们的处境比蒋有利，而且这一代人都是在美国受教育，更熟谙美国政治，善于与美国人交往，在拉拢美国舆论方面比蒋更成功。
4.关于美国决策集团内部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美国学者大多强调杜鲁门、艾奇逊等人援蒋消极这一面，似乎若不是国会和援蒋游说集团的掣肘，美国政府就有可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之后承认新中国。中国方面的传统看法是美帝国主义本性难移，统治集团大同小异，基本上是一丘之貉（当然，自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简单化的说法已不占统治地位）。本书作者分析了当时影响决策的四种力量和思潮，并提出“上限”和“下限”说：艾奇逊等国务院派和国会亲蒋派有共同的政策界限，上限以美国不直接出兵与中共作战为度，下限以反共为基点。在这两条线之间，其分歧和争论在于知己和知彼两个方面，即对美国力量的限度的估计和对中国革命的形势、国共双方的认识，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对中共与苏联的关系的看法。这一争论实际上没有结果，却开启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一种独特的、不幸的模式，摇摆于意识形态和现实考虑之间，一直延续到现在。
5.关于“机会是何时失去的？”（指美国和中共避免敌对关系）这个问题，许多人认为是朝鲜战争，本书作者认为是马歇尔调停失败之时，而不是更晚。朝鲜战争加剧了关系的恶化，延迟了以后可能的和解，但不是造成敌对的根本原因。这点可能作者与中外许多学者看法都有所不同，在最后一章“结论”中有详细阐述。
三
再版对初版的修订大部分是删节。一则为了使行文更精练可读些，更主要是考虑到国人对美国的了解今非昔比，当时有必要说明的背景知识，对今天的多数读者已属多余。另外一些改动是修辞上的，着眼于进一步摆脱旧的教条的影响，使之更客观、科学和学术性。关于实质内容，除有些地方根据现在的认识在分寸上作一些小的变动外，有两处比较重要的值得在这里提出：
一是1949年6月，司徒雷登要求访北平未果一案。在本书出版后，作者又见到了当事人之一黄华所写关于此事的回忆，并有机会就一些问题当面与黄老核对材料。发现这个问题当时中方的理解与美方档案中所反映的情况有很大的出入。最主要是此议最初出自何方的问题。中方认为是美国政府，至少是国务院的试探，后来美方又翻悔了；而美方的档案显示，美国政府从无此意，是司徒先斩后奏被否决的，而司徒的报告的口气则是司徒的秘书傅泾波“随便”提到，得到中方热心响应。由于此事从中穿梭的关键人物傅泾波已经逝世，有些疑点只能保留。作者在书中作了自己的分析。这一部分情况在第七章第三节及有关的注释中有详细补充。
顺便说明，本书为司徒雷登大使专设一章，是因为这位大使确实有他独特之处。在当时与他打交道的中国方面，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把他的意见等同于美国政府的意见，这是很自然的。而事实上，司徒由于特殊的对华情结，常常自行其是，偏离美国政策。他的对中国的“爱恨情结”在美国与中国有关联的人中颇有代表性。因此这一章的意义不限于司徒一个人和他在那个特定时期的政策思想，而有更大的普遍性。
二是苏联对中国解放战争究竟持何态度。这个问题很大，不是本书探讨的主题，但因美国决策最重要的依据之一就是中共与苏联的关系，所以必须涉及，提到之处主要从美国决策的角度论述，所依据的是美国解密档案和我国报刊公开材料，还有少量台湾出版的书刊，显然在材料上是有局限性的。总的说来，作者当时的认识，比较倾向于强调毛泽东的独立性和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消极态度。近年来陆续公布的苏联档案以及尽管是有限的中共党史材料多少透露了一些与传统说法不同的证据。特别是杨奎松陆续发表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系列文章（现已集结成书出版）对这一段历史事实的披露和分析对作者很有启发。应该说，苏联从战后争夺东北问题开始，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在维持外交承诺的前提下，其战略利益与中共一致是主要方面，分歧是次要的，对中共暗中的援助远不是微不足道。苏联在公开表态上常守中立，是出于外交考虑，对这点中共当时也是谅解的。不过60年代中苏分歧公开以来，在中国占主流的宣传是苏联对中共解放全中国持保留态度，此说在美国史学界也相当流行。就以南京解放后苏联大使跟着国民党政府到广州为例，此事被经常用来说明苏联不支持中共解放全中国。有一度，苏联曾要求国共“隔江而治”之说在中国几成定论。80年代末，师哲的回忆录首先否定此说。杨奎松在书中对那个时期苏联的态度做出了有说服力的分析，大意谓：苏联到那个时候已经判定中共取得全面胜利指日可待，而且这一胜利对苏联有利，因此不可能再提出要中国革命半途而废的建议。但是苏联顾虑在这关键时候，国民党可能在美国支持下收回雅尔塔协议所承认的苏联的在华特权，所以，“莫斯科越是注意到中共有可能推翻国民党，就越是要在外交场合做出中立姿态；越是发现国民党政府要垮台，就越是要表现出同情的态度”（注：青石（即杨奎松）：《来自莫斯科的劝告》，《百年潮》1999年第11期，第38页。）这一见解比认为直到那时苏联对国民党还有幻想的说法要中肯、合理得多。
关于苏联的态度，本书在有关东北问题中笼统提到：苏联在中国的内战问题上比美国地位主动得多，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随时采取偏向任一方的行动，也的确这样做了。对苏联大使跟着撤到广州一事，书中没有做出评论，不过提到了李宗仁短暂的“代总统”期间曾要求苏联大使出面调停促进国共和谈事，由于没有关于苏联内部态度的材料，只能就事论事。如今杨奎松的著作中关于这件事的材料丰富得多，披露了斯大林曾向毛出谋划策，劝其表面接受和谈，同时提出使对方无法接受的条件以实际拒绝和谈，苏联的真实立场就明朗了。这些都对作者有所启发，也进一步证实作者一贯认为苏联的外交手腕十分老练的看法。由于本书主要不是讨论苏联政策和中苏关系，以上内容没有补充进正文中，仅在这里对读者作一交代。不过尽管这些新材料对作者的认识有新的启发，并不改变全书的结论，即：艾奇逊等人寄希望于在中苏之间打进“楔子”，甚至毛成为第二个铁托，在当时是一相情愿，实际上无此可能。这点在最后一章中已有详细论述，上述材料适足以更加强这一论点。
四
现在，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世界局势的变化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已经20年。但是令人沮丧的是，本书所写的半个世纪前的那段历史并没有成为过去，它留下的阴影始终笼罩着两国关系。当前存在的摩擦和冲突，相当大的部分仍是那个时候种下的根源，已如前述。这里再谈几点在新形势下的新因素：
1.苏联因素的消失。中美关系中的种种问题大多是“冷战”的产物。本书以相当大的篇幅论述美国总是把对华政策附属于对苏关系来考虑，而不能把中国革命作为独立的事物来对待，导致一系列的失误。后来，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推动力之一，恰恰是中苏交恶，打破了“铁板一块”之说，在战略上，中美当时都以苏联为主要威胁，互有需要。那么，如今冷战已结束，苏联已解体，苏俄因素第一次在中美关系中淡出，问题是否会少一些呢？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非但旧问题没有消失，又添了新问题，后冷战的新形势对两国关系的影响却是负面大于正面，中国有上升为美国主要对手的趋势。这是作者写此书时始料所不及的。
2.现在是历史上第一次在美国出现“中国威胁论”。不论这个命题如何虚妄，不论事实上中美国力差距有多大，至少在相当一部分美国人心目中已形成这样的观念，即使不是当前，也是作为一种远景来防范。半个世纪以前，中国分裂而贫弱，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美国既怕中国分裂造成美苏为中国而正面冲突的局面，又怕中共统一中国壮大苏联阵营，但是并不怕中国本身；中美建交之时，也不存在这个问题，那时美国乐于看到中国改革成功，并相对繁荣，一则以抗衡主要的对手苏联，二则当时中国的改革走在社会主义国家前面，美国认为是朝着与美国接近的方向前进，而当时中国经济改革刚刚起步，对美贸易是中国逆差，不足为虑。进入20世纪90年代形势大变，这是众所周知的，毋庸赘言。就美国心目中的中国而言，一方面经济快速发展举世瞩目，美国对华贸易连年赤字；一方面，在苏东剧变，被列入民主国家行列后，中国作为坚持共产党一党制的12亿人口的核大国，在国际上十分突出，在美国战略考虑中中苏易位，尽管不一定是全部。
美国外交的核心思想却基本没有变：一是超级大国心态，以世界领导自居，即我国通常称之为“霸权主义”；一是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本书对这种思想导致其深陷中国内战有详细叙述。而今天，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不但综合实力遥遥领先，而且在思想争夺战中处于胜利者的态势，特别是后一点，目前它对自己的制度和价值体系的优越性更加信心十足，认为自己主导国际规范，领导世界潮流当仁不让，比半个世纪前更加不可一世，更不能容忍“异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无论是在利害关系上还是意识形态上，都具备了被美国当作主要对手的条件。驳斥“中国威胁论”的论述很多，美国也不乏有识之士反对这种论调，此处不赘。这里是指从美国一贯的外交思想的角度出发来分析，并非是客观上理应如此。
3.台湾问题。这是美国介入中国内战遗留下来的最主要的、最棘手的也是最危险的问题。关于战后美国的种种考虑和选择方案本书第六章有详细论述。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到1982年的十年间，经过艰苦谈判好不容易先后达成三项公报，至今仍为两国正式承认的基础。但是，实质上，美国对台政策一直是脚踏两只船。前面提到美国精心措辞的对台政策“三支柱”中，半个世纪前的悖论依然存在，“台湾地位未定论”的阴影时有出没。对于中国的统一来说，现在有一些新的因素使形势比过去更为严峻：
(1)台湾当局执政者的分离倾向严重。过去美国分离台湾的种种设想受到蒋氏抵制，维持了“一个中国”的理念，现在这个理念正在受到台湾执政者和在野的分离势力联手破坏，不但从政治上，而且从文化上，特别是在文化上，危害更为深远。过去国民党到台湾后大力推广普通话，教育制度和课程内容基本上延续大陆时期的一套，并以继承中国文化传统自诩。而自李登辉执政以来，在语言、历史教学等一系列问题上采取使台湾在文化上脱离中国的措施，企图淡化年轻一代台湾人的中华民族意识，而且正在产生影响。
(2)美国舆论对政府政策的压力转而更不利于中国统一。40年代末，尽管反共高潮正在形成，美国国内仍有相当大的压力要求美国从中国内战中脱身。从尼克松访华前10年到中美建交的将近20年中，美国舆论占上风的是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自1989年以后，美国有影响的舆论日益同情台湾，甚至置疑三项公报的“一个中国”的基础。这是因为，从意识形态上，过去美国保守派支蒋较力，自由派则对蒋的专制独裁多所批评，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看好新中国。现在，台湾被认为是“多元化”的“民主”政体，在与大陆相比较中美国人本能地对台湾更有好感，台湾当局打“民意”牌，在美国无论哪一派都难以反对。
(3)美国仍然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任何有现实感的政治家和决策者从大局和实际利害出发只能如此。但由于存在上述“中国威胁论”和以中国为主要对手的预期，与50年前或20年前相比，美国更加不愿看到中国统一。
4.信息时代和全球化潮流带来新机遇。正如原版的前言中所申明的，本书的主题不是全面的中美关系，不包括中国对美政策。上述几点新因素，而且多是不利的因素，主要是从笔者对美国一贯的和当前的政策思想的认识来分析，基本上延续了传统的国际关系发展规律。但是现在我们正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流行的称谓是“信息时代”或更具体的“网络时代”，全球化（不论怎样理解）的潮流势不可挡。中美关系也将受到许多传统规律以外的变数的影响。
首先是发生冲突对双方的代价都太大，这不仅是指60年代美苏都已认识到的“核战争无赢家”，而是各国间相互依赖日深，特别是大国之间，对他国的灾难可以置身事外的余地是比较小的。
其次，中国本身的深化改革是中华民族的存亡所系，中国人民的根本要求，尽管现在步履维艰，却是势在必行。这不是为取悦于美国或任何其他外国，不过其结果有助于中国尽快汇入世界进步的潮流，在国际社会中更好地发挥应有的作用，也更加充分地享受应得的权利。接受竞争和挑战有助于健康自身的肌体，例如加入世贸组织就是这样一次机遇。这就有可能为中美关系注入新的积极因素。
第三，美国尽管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尽管强权政治在国际关系中仍是主流，但是在新的世界潮流中受到越来越大的制约。美国在20世纪实行霸权的模式显然已不同于19世纪的列强，21世纪的国家关系肯定将比20世纪更加不利于一国为所欲为。
总之，在以上这些新的条件下，中美关系有望走出历史的怪圈。当然，事在人为，在一定客观形势中，处于左右事态地位的人的抉择明智与否，是起决定性影响的。半个世纪前如此，现在和未来依然如此。